最初叩响文学之门的那些日子

1973年冬天，已是我插队在乡间度过的第五个冬天了。是特定的地域气候造成了气温骤降，还是心情使然，我只觉得，这一年的冬天比往年更加寒冷难熬。

不是吗，眼看着下乡第五个年头过去了，一同从上海来的知青伙伴们，有的在又穷又破的小县城里混到了一个工作，有的干脆长期住回上海家里吃“老米饭”，也有的因家境困难、因命运不济，无可奈何地走着一条条自己不情愿走的路：转点到江浙一带农村当上门女婿，参加包工队出外打小工……隔邻生产队的一个女知青，勇敢地嫁给了一位当地老乡，满以为生活会安定幸福一些，却不料婚后的日子过得比单身时更为艰难。而在我落户的砂锅寨，人去屋空、茅屋倒塌，走得只剩下了我一个，守着一间泥墙剥落、屋漏门歪的废弃的保管房，孤寂苦闷地打发着清贫乏味的日子。招工，冻结；招生，要有后门。明年会是个什么样儿，不晓得；前途呢，前些年知青们狂热地奢谈的前途，更不堪想象。

那个时候，我正处于一生中最忧郁沉重的时期。蜗居在山旮旯的村寨上，除了天天到寨外山头古庙里去教耕读小学的农村娃娃读书写字，除了劳动和一日三餐，所有的空闲时间，我都拿着笔，往上海同学给我寄来的稿纸上乱涂乱写。既然没有钱买礼品孝敬掌权的干部，既然没有背景去开后门，那么就学着写点东西吧。文学是我从小热爱的，公开对人讲是把此作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心底深处却仍渴望着将来能当一个作家。

在那种环境里，即便是有恒心学习写作，做起来也不易啊。写出的第一部稿子《春耕》，寄给上海的同学看，上海的同学觉得光是他们看看太可惜了，就将其转给了出版社。当时在出版社工作的编辑胡从经看过之后，曾给予过极大的鼓励和鞭策。稿子退给了我，仍不时来信希望我在乡间克服困难，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在崎岖小路上奋力攀登。但是，写出的第二部反映铁路工地生活的长篇，还是退给了我。第三本写知青生活的小说稿，刚刚寄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得到回音呢。按照以往两次的经验，总要耐心地等待三五个月吧。

唉，我是多么希望有人对我做些指点和帮助啊。

滴水成冰的腊月间来了。一般地来说，贵州山乡的冬天并不十分寒冷，但我插队的六等地区，是整个川黔铁路的制高点，一片屏风般的山峦高出于连绵无尽的群山之上。一到了冬天，就有股北国的寒冽景象，一坐下来就想烤火，日子显得更加难熬。

我所任教的耕读小学眼看就要放假了，山寨里的老乡在准备着过年，杀猪、宰鸡鸭、磨血豆腐。我呢，孤零零一个，不晓得怎样打发日子。放假以后，回不回上海呢？回去又能怎么样呢？看着家人、同学、朋友、邻居上班，自己还不是无所事事……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我接到了上海出版社的一封来信，信不长，字迹很工整，大意是说我寄去的长篇小说稿有修改的基础，希望我在收信后去上海一趟，商量修改出版的事宜。

我计算了一下，稿子是12月22日寄出的，上海的来信是1月9日发出的，其间还过了一个元旦，实际审稿时间只用了十来天，真快！对我来说，这机会真是太好了，小学校刚考完试，有一个半月的假期。我当即去请准了假，几天后就回到了上海。

到沪第二天，我就急匆匆地赶到出版社。笑眯眯地接待我的是位四十多岁的老编辑，微胖，他说他姓谢，叫谢泉铭，老谢。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称他老谢，一直称到现在。他呢，叫我小叶。是不是看我太瘦了，第一天他几乎没有同我谈稿子，只是问了些关于我的情况及创作的经过，然后让我回家去好好休息，过一个节，两个星期之后再去。

我心里很焦急，我只请准了一个多月假，光是休息就去了两个星期，我还有多少时间改稿呀？不过出于对出版社和编辑的敬畏，我没敢说出口。那一年，我刚二十四岁。

两个星期以后，我又到了出版社坐满了编辑的办公室里。这回是认真地对我的小说谈意见了。尽管有一些思想准备，我还是没有料到意见竟是那么多、那么细致，甚至连一些细节、一些对话的语气，也都谈到了。越谈下去，我越觉得沮丧，这么多的缺陷，我还能在短短两个星期时间里改好吗？

抄一遍都来不及啊。

老谢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安慰似地对我说：“不要怕时间不够，我们可以出版社名义，替你去函插队的公社请假。先请两个月。”

这一下我放心了，有两个半月的时间，稿子一定能改出来，改好。

事实证明我的思想准备仍然是不足的。

这一住下来，就整整地修改了两年半的时间。起先是在家里改，后来因家里干扰大，搬进了打浦桥科技出版社后院里的作者宿舍。

这是一幢“门”字形的老式楼房，在世的年头总比我们这些人的年龄还大了。宿舍供应热水，食堂就在后面花园里，很方便。

就是在这里，我和江西回来的知青小鲍一起，度过了两年难以忘怀的日子。

这正是十年动乱的最后两年，尘世间纷纷扰扰，马路上高音喇叭的喧叫和公共汽车、电车的刹车声，不时地越过高墙传进来。一无所有的我却在这里潜心阅读，修改稿子，更为重要的，是在老谢指点下，在阅读和改稿的实践中，摸索创作规律，学习着把我们感受过的生活落在稿面上，一步步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也是在这样的日子里，我和老谢之间建立起了编辑和作者之间深长的友谊，真正走上了文学之路。

记得，刚在作者宿舍住下来，老谢就替我们几个插队知青中来的作者办了一张借书卡。凭这借书卡，可以从资料室借阅当时在社会上根本不见踪影的书籍。他常对我们说，一边修改作品，一边借阅一些名著，可以从中汲取养料；我说好多书过去读过，他说今天再读，体会是不一样的。我的心里很急，心思不在读书上，急于想针对提出来的意见做全面的修改。老谢却不让我们马上动笔，他让我和一起合作的小鲍先静心坐下来，共同提出一个修改的提纲。当提纲初见眉目之后，他几乎每天下午从绍兴路的办公室步行到打浦桥来，对我们的提纲提出种种问题，从总体构思、主题、章与章之间的衔接，一直谈到每章的写法，入笔的角度，各章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收笔，乃至细节的改造和运用等等等等，迫使我们往深处去思考、去商量。那时候，我和小鲍都有些不习惯这种方式，与其说是没有耐性，不如说是实际情况逼的。记得小鲍即将分配到街道工厂去上班，而我呢，没有工资收入不说，虽然请了假，到上海改稿，但贵州农村由于粮食紧张，不在生产队劳动的人当然不可能给口粮，心里更是焦急万分的。

老谢了解到这种情况以后，一方面给我们办理误工补贴手续，一方面又把自己家里节省下来的粮票送给我。当时看过我们稿子的老编辑李济生，后来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的陈向明同志，听说了我的情况，都曾把自家省下的粮票送给我。误工补贴是依据我所在生产队的具体工值计算的，那两年我插队的那个贵州山寨，每个劳动日值是四角，一年到头算三百天，也只一百二十元钱。现在说起来，有点儿像写回忆对比文章似的了，但当初，我正是依靠这点误工补贴和出版社几位老编辑轮流凑给我的粮票，及家庭的支持，逐渐把心安下来，把全部心思用在改稿和写作上的。

由于提纲过得细，总体结构得比较合理稳固，到进入真正写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尝到了甜头。尽管每一章的定稿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有时难免返工，却没有在结构上出现过大改动。老谢呢，对我们写出的每一章稿子，都进行细致详尽的审读，要是感到不行，他就及时给我们提出来、重新写；要是觉得还可以写得更好，他就让我们在原稿上进行修改润饰；要是他觉得大致满意，便直接拿起红笔，在稿纸上具体编改起来。编改完以后，他又让我们细细看一遍。有时，我们的稿面很干净，但有时候，稿面上红杠杠、红道道纵横交错，像一张作战地图。遇到这种情况，他就让我们坐下来，具体商谈为何写得不够理想的原因，同时讲一些对话、细节、景物、段落、部署的要领。我常常对小鲍说，对我们俩来讲，在作者宿舍的两年，就是出版社和编辑老师悉心培养我们的两年；我们虽然没有进入大学，但这两年比在大学文科读书收获还要大。现在讲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几十万字的一本书，逐字逐句的编改、润饰，劳动量真是相当大的。

从听取我们的提纲开始，到小说的全部定稿，两年多的时间里，只要没有会议和社会活动，老谢天天下午都到作者宿舍来，从午后的一两点钟，一直忙碌到晚上的九十点钟回家。我的家在市中心，坐17路电车走，老谢与小鲍家住得较近，他俩就结伴步行，走四十分钟回去。相处日子久了，我们对老谢逐渐熟悉了，那时候老谢的爱人在黑龙江，他的两个女儿都在读书，他的家庭没有拖累，却也没有时间过问女儿的学习。他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培养我们这些年轻的、很不成熟的作者身上了。老谢对我们呢，也开始熟悉起来。他不但晓得我和小鲍在创作上各自的短处和长处，而且还知道小鲍和我各自不同的性格和脾气。当时黑龙江知青张抗抗也在修改她的长篇《分界线》，由老谢当责任编辑，他便经常针对我们几位知青作者各自的弱点、缺点和优势，要我们取长补短，互相学习，不仅仅是在创作上，而且包括为人处世上。他常对小鲍和我讲，学习创作，眼光要放得远一些，你们都有各自的生活积累，不要盯在眼前这一本书上，以后你们还要好好地写呢！所以现在更要将基本功练得扎实一些，基础牢固一些，力争将来写大作品。当时的社会上，流传着很多小道消息，不时发生着一些奇怪的事件，从偏远山乡回到上海的我们，和所有的插队知青一样对此牢骚满腹，也常常互相打听和传播些小道新闻。在花园里散步，在晚饭后闲聊，我们不由得会讲起这些话题，有时不免表示出对祖国命运的忧愤，怪话也不少。我们不知道老谢对这些事是啥看法，但我们绝没因为他是长者，是出版社编辑，是我们的老师而对他有所隐瞒。老谢只是听我们讲，往往不说什么话，也不明确表态。到了1976年的春天，好像是4月份，《文汇报》上发了一篇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老谢把报纸拿进我们的宿舍，指着那篇攻击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文章，手击着桌子，表示了极大的义愤。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谢和我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是相通的。

在作者宿舍里，还有不少值得一提的趣事。

其一是打乒乓球。每天午、晚饭后，我们仨总要拿着乒乓球拍，到乒乓室去打半个小时的乒乓，冬夏春秋，风雨无阻，我和小鲍的球艺都不行，最初的时候，常常以2比21、3比21，或是4比21、5比21的悬殊比分败在老谢手下。可到了定稿的那几个月里，我们不但在创作上有了长进，乒乓球水平也有了大幅度提高，几乎可以同老谢对垒，有时还能击败他了。

其二是吃点心。老谢微胖，每顿饭仅吃二两，菜肴也要得不多。到了午后三四点钟，他总要跑到街上去买些点心进来，或是小笼包子，或是锅贴，或是煎饼等。拿进来让我们分而食之。定稿阶段，老陈（陈向明同志）也经常在下午来我们的小屋，她同样时常掏钱请我们吃点心。总而言之，在那间小小的房间里，我们工作得虽然很紧张、很辛苦，但作者和编辑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和睦、融洽、亲密无间的。拿现在常讲的一句话来说，是很宽松的。

我要申明的是，由于我们的单纯和稚嫩，由于当时所处在那么一种“四人帮”禁锢文艺的形势之下，创作界本身存在的诸多禁区，我和小鲍合作的长篇小说《岩鹰》虽然出版了，却是并不成功的。但是，在那段时间里跟在老谢和出版社的其他编辑如陈向明、李济生、江曾培、范政浩及少儿社的姜英、周晓、余鹤仙、施雁冰等等老同志身旁，耳濡目染，我学习到了很多关于创作的知识，找到了适合于自己的表达方式，摆脱了我插队落户时仅凭热情盲目写作；学习到了知识分子的正直、勤奋、本分和实事求是的为人。

历史是不容割裂的，人的经历更是如此。

离开出版社的作者宿舍以后，我的作品较为顺利地一部接着一部出版了。跨进了文学之门，走上了文学之路，这是与我在那两年多时间里的学习和编辑老师的帮助分不开的。

一晃眼十年过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往事。我呢，也由一个小青年逐渐步入中年。现在，我自己也成了编辑，坐在办公室里，那些往事时常历历在目地浮现出来，激励着我在自己的编辑岗位上，学习当年这些老编辑的为人和作风，尽自己的可能对待省内外的年轻作者。

对我来说，十多年前的这些往事，是值得留恋和纪念的，也是永难忘怀的。

让我们永远尊重那些在默默无闻的编辑岗位上踏踏实实工作的同志，尤其是老同志们。

1986年10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