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农家门槛上的沉思

这是我几部和乡村有关的长篇小说中的一部。虽说在发表和出版以后，评论界的反应不是那么热烈，但我还是喜欢它。

记得此稿刚在《十月》长篇小说专号第22期也就是最末一期告别读者号上刊出不久，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就及时在长篇小说连播节目中播出了。我不是北京人，但从电台事后转告的信息中，我知道听众的反应还是颇为热烈的，故而单行本也很快地推出了。只不过电台播出的时候，用的是《峡谷》这么一个名字。《私生子》这个书名我也不喜欢，我原先起的书名是《沉疴》，但是要发表这部作品的长篇专号的编辑和想出版这本书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都要我改名，并且不约而同地建议我用《私生子》这个书名。他们的理由也很可以理解，无非是希望我这个久居山乡的作者能考虑到书的发行。于是《私生子》这个书名就此堂而皇之地标在了作品的前面。说老实话，这次把书编进文集，不是不可以把书名改回来，但我慎重地思考以后，还是决定沿用发表和出版时的原名，这绝非出于商业上的考虑，而是我想保持前后的统一性，将来有一天，人们也许能从作家改变书名的角度，窥视到一些图书市场的变迁。

我特地说明这部作品最初刊登在告别读者的《十月》长篇小说专号上，是想如实地告诉读者，从那时候起长篇小说的不景气已经有相当的一段日子了，以至于家业不小的北京出版社的很受读者欢迎的《十月》长篇小说专号都要停刊了。

停刊时专号编辑部曾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篇类似告别读者的演讲那样的短文，其文字所包含的滋味，让人读了也是百感交集的。

看起来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波确乎是很大的。社会上充斥着KTV包房、卡拉OK舞厅、灯红酒绿的场面，荧屏上见到的尽是豪华的宾馆、红男绿女的权钱交易和大款们所谓新颖生活方式的报道。一掷千金有之，一夜暴富也有之，一桌盛宴赛过贫困地区乡民过一年更是有之，谁还有闲心去读描写偏僻乡间的农民们是在怎样过着日子的长篇小说呢！

可我却写了这么一部小说，真是太不轧苗头、不识时务了。

但是对于我来说，这又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在温饱仍没圆满解决的乡间住得太久太久了，我和那些朴实、憨厚、剽悍、巴结而又勤扒苦挣的山民们相处的时日太长太长了。和他们待在一起，说不上三句话，话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讲到粮食，讲到一年四季最要紧的事情是吃饱肚皮。若是稍稍坐的时间长一些，农民们必然会讲到发财。讲起发财的话题时，这些尽管仍旧相当贫穷的乡民们，眼睛会发光，声气会变大，那股激情总是让我的心头感到酸溜溜的。当山寨上只剩下我这么一个最后的知青时，我天天和农民们打着交道，当我后来在山头古庙改建的耕读小学里教了书，又在业余时间不分白天黑夜一心写着最初的那些作品时，我干脆在寨上农民的家里搭伙食，他们吃干，我也吃干，他们吃稀，我也吃稀，他们在冬腊月间只吃两顿我也跟着只吃两顿，不用说，他们挨饿，我也挨饿。因此，他们在心底深处想些什么，盼些什么，我是一清二楚的，他们在愁些什么，担心些什么，我也是知道的，我的思想感情在那些年里完全和山里的农民们交融在一起，有几次当农民们和下来催粮交粮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我的感情和立场完全站在了农民们一边，并且帮着他们说话。

久而久之，习惯成了自然。常常坐在农家的门槛上，坐在树荫下，面对着连绵无尽的山野和群峰，我会陷入沉思，思索着中国农民的愿望，思考着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未来，继而联想到人类生存的意义以及其他的一些题目。是啊，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啊，他们既勤劳又很可怜。他们渴望着，他们确乎也有理由比现在生活得更好一些。

这是他们生存的权利啊！

当商品经济的大潮同样越过层层叠叠的群山拍击到荒蛮闭塞的乡间时，山民们原始的渴望发财的欲望和这股浪潮迅疾地结合在一起，迸发出的是一股强烈的、骚动着的、火山爆发一般无所顾忌的力量，这股力量充满着挡不住的气势却也裹挟着山里乡民固有的自私、狭隘、莽撞和无从管束，让人不得不想到“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一句名言，让人不得不想到数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的沉疴。

也许，中国的十亿农民，正是要在这么一个过程中，挣脱自身和数千年封建社会加在他们身上的沉疴而获得新生吧！

但愿这个漫长的充满灵魂搏斗的过程能多少缩得短一些。

就是抱着这么一种愿望，我写下了《私生子》，当作品发表，当印出的书送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不知是怎么搞的，我总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一些，我心头的很多东西还是没能完全表达出来。也许有一天我终于会摆脱这种遗憾，也许这种遗憾将陪伴我的终身。不是常有人自慰说“遗憾的艺术”这句话吗？

是为后记。

1995年3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