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药堂杂文》

止庵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周作人日记云：“拟编《药堂杂文》，作目录，凡十八篇。”八月六日云：“拟编旧稿为二集，一曰‘药堂杂文’，一曰‘风雨后谈’。”一九四四年一月，《药堂杂文》由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其中《中国的思想问题》曾有油印单行本，见周氏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九日致鲍耀明信：“知要看《中国的思想问题》，已另封寄上，此系单行油印，胜利后给国民党官所看的。”除序外，《药堂杂文》共二十八篇（原书《名人书简抄存》和《名人书简抄存二》合算一篇，故作者在序中说是二十七篇），计一九四〇年十五篇，一九四二年三篇，一九四三年一至八月十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两年，周氏著文极少，只写了一些笔记。据作者说，《药堂杂文》“最初拟名‘一蒉轩笔记’”，当时还曾撰序一篇，刊于《风雨谈》一九四三年第四期，但未收入集内。

在周作人散文创作中期，大略说来，自《夜读抄》至《药味集》是一体，《书房一角》和《药堂语录》是一体，《药堂杂文》以后又是一体。一九四四年四月，作者编定《秉烛后谈》后说：“我把本书的目录覆看一遍，想起近两年内所写二十几篇的文章来，比较一下，很有感慨，觉得年纪渐大，学无进益，闲适之趣反愈减退，所可叹也。”正道着其间的显著变化；《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讲“正经文章在那时候（按指沦陷时期）是特别的多”，也是针对《药堂杂文》等而言。周氏之“闲适”原有两层意思，一是趣味，也就是某些题目，譬如吃茶喝酒等，这只是一类文章罢了；一是态度，不那么紧张，也不过分严肃。“正经文章”虽不紧张却很严肃，当然更不见闲适趣味了，乃是大讲道理，而文章到底还是随笔，与早期论文有异。这不妨叫做理性随笔，不同于《夜读抄》那类知性随笔，和《雨天的书》那类感性随笔。当然其间亦有一贯之处，即如《一蒉轩笔记序》所说：“我在《雨天的书自序》里承认自己是道德家，……《一蒉轩笔记》写得较晚，则其特色或者亦只在此，即其色调或更较浓重而已。”正是“浓重”到严肃，到直接正面地讲理。多年后说：“大多数却多是说理，因此不免于枯燥了。”（《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恐怕多少也有自我批评之意，“正经文章”的确并不以文章见长，至少和他自己同期别种作品相比是这样。作者在《夜读抄》中曾将自己的读书随笔与此外文章分为“本文”和“杂文”，到了《药堂杂文》（以及此后的《苦口甘口》），恐怕“正经文章”该算“本文”，而原来的“本文”和“杂文”都是“杂文”了罢。此期“杂文”写作不在少数，其水准亦不亚于《药味集》之前作品，譬如集中之第三分，无论忆旧、怀人，还是读书，都是过去那种气分。

周氏说：“近年写《汉文学的传统》小文数篇，多似老生常谈，而都以中国人立场说话，尚不失为平实。”（《过去的工作》）又说：“我所写的关于中国文学和思想的文章，较为重要的有这四篇。”（《知堂回想录·反动老作家一》）即本书之第一分，可以作为“正经文章”的代表。其最大特点，在于与现实的关系由间离转为切近，转为致用。因为这一态度，关注点和说法也就有些变化，如一度宣布“文学小店”关门，现在又重新谈论文学；过去以“载道”和“言志”，而现在以“诚”和“不诚”来区分文学等。作者尤其强调《中国的思想问题》“可以表示我近五六年所用心的地方”（《怠工之辩》），又说是“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立春以前后记》），与其他几篇一样，都不外乎一种现实性的人道主义考虑。文章说：“人……与生物同样的要求生存，但最初觉得单独不能达到目的，须与别个联络，互相扶助，才能好好的生存，随后又感到别人也与自己同样的有好恶，设法圆满的相处，前者是生存的方法，动物中也有能够做到的，后者乃是人所独有的生存道德，古人云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盖即此也。”周氏的人道主义亦即“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自从在《人的文学》中揭蘖以来，从未得到如此清晰透彻的表述。

此次据新民印书馆一九四五年二月再版本整理出版。原书序二页，目录四页，正文一百五十九页。目录中“名人书简抄存二”未予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