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河的两岸

——2000年4月答作家安妮宝贝

安妮宝贝：喜欢你的《一条河的两岸》，它让我度过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些寂静的文字散发出来的气息自由辽阔，充满灵性的感悟，我的心里一直留着阳光的气息。我在《榕树下》主持一档频道，你是第一个被邀请的访谈对象，先谈谈你的少年时光吧，你是怎样度过那段时光的？

宁肯：我的小学中学是在“文革”期间度过的，1967年、1977年，一点没糟蹋。我所在的小学叫北京琉璃厂小学，现在是文化街了，那时就一个荣宝斋，我上学时已改卖毛主席像了。我应该是1966年上小学，可“文革”一开始就乱套。那年没招生。这样我八岁多了才上学，说老实话还不想上呢。我成长于“文革”十年，“文革”实际与我们这些孩子没太多关系，如果说有，那就是我们大体处在一种野生状态。在破碎中疯长，毫无规矩，没大没小，与老师平起平坐，一切都在一个平面上，特“后现代”。我在《我的二十世纪》里对此有一些描述。

安妮宝贝：何时开始旅行，旅途上有什么有趣的事发生？

宁肯：我可以说从一生下来就开始旅行吗？我并非完全在另一种意义上这样讲。我五六岁之前每周都要坐火车跟着父母往来于北京与良乡之间，他们在良乡工作，我差点就生在良乡。每个周末父母带我乘火车回北京，与哥哥姐姐团聚。我从襁褓到六岁都是这样。我觉得五六岁以前的记忆跟子宫里的记忆没什么区别，一片蒙昧，混沌不清。我多少能找回的是那时的一些心情和模糊的图景，比如，早起赶火车，天不亮就走，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的街灯——那种十字街头的街灯，暗红，清冷，街心阒无人迹。我还依稀记得在火车上，过一些桥和大河，怎么看都觉得有点害怕，好像火车随时会开进河里，每次总是过了河我才觉得安全。我注视窗外，田野不必说了，我看到一些房屋、坟头、巨大的石碑。石碑给我的印象像危险的河流一样深，是抹不掉的神秘记忆之一。很久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河是永定河，那桥是卢沟桥，那碑是桥边的老王八驮石碑。小时候我曾多少次穿越卢沟桥？我都不知道。我长大以后见到卢沟桥是那样新鲜。

安妮宝贝：这种童年的记忆是很美好的，也奠定了你一生的漂泊。六岁以后呢？

宁肯：六岁以后我停止了这种跟随父母的漂泊，过上安定生活。直到十六年以后我才再次坐上火车，离开北京，开始第一次自觉的旅行。1982年，我大学三年级，与同学结伴去了济南、青岛、大连，不仅坐了火车，还坐了海船。在火车上，我记得我跟人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完全忘记小时坐火车的事了。后来我去过的地方主要是西藏，长达两年。三峡，秦岭，海南，宁肯夏，深圳，俄国的远东城市与河流以及欧洲的一些国家给我留下了不同的心情和印象。我在一些作品中已经写了一些旅途中难忘的些事，有件事还没写，我觉得在这里值得一提。

安妮宝贝：和爱情有关或是历险？旅途上总会发生一些事情。

宁肯：我前面提到的第一次旅行，在济南，去洛河镇看黄河。黄河如雷贯耳，可第一次见到黄河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眼睛，竟然是如此窄的一条河，看上去也就五六百米。我下了河，走出去很远河水才到我的膝盖，我决定渡过去。我顺流而下，过了黄河大铁桥多一半的桥孔，水很急，但一伸脚仍能够到底。我仰面漂在河上，根本不着急渡过去，捉摸着一首诗的写作，完全忘了黄河的凶险。后来我快近对岸了才越来越感到黄河的力量，流速快得像墙壁一样，眼看对岸不远了，却总也到不了。非但如此，似乎反而开始离岸越来越远，我侧头一看，远处矗立着白花花的高墙，像夏日阳光下明晃晃的露天体育场看台，而我所要抵达的对岸此刻远离了我，直线已变成弧状，我奋力游，弧度竟越来越渺茫。再看那高墙我突然明白，并暗吃一惊，原来我这是到了黄河大拐弯的地方，黄河已变得十分开阔，那高墙原是黄河转弯的大堤！我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苍茫黄水，一个人在河上，一下慌了，不知如何是好。想想开始时我还躺在黄河上写诗呢，现在突然感到直逼死亡。我顺流向大堤游，我看到黄河在转弯处形成的巨大漩流，我被裹携，别无选择，逆流向堤上冲。过了不知多久，我渐渐接近堤岸，希望已在眼前，可浊浪也越来越急，我几次手都摸到了岸又被冲走了，那种打击惊心动魄！最后我拼命抓住岸边一块石头，撑起来，扑到岸上，向上看了一眼就闭上不动了。不是因为累晕了，是我在哭泣，亲吻石头、大地。我四点多下水，现在夕阳已落下地平线，在水中我挣扎近四个多小时。我沿着生满野蒿的黄河滩走，小跑，我知道同伴们得等得我多着急，天黑下来，还有一点点亮度，我看到来寻找我的人影，你可以想象我们见面的情景。当我回忆这件事，我觉得像是又经历了一次这件事。

安妮宝贝：能看出你是一个有冒险气质的人，谈谈你对自由的理解或者还有死亡，这两个概念是否有一定联系？在你的作品里我感到一种特别的自由气息。

宁肯：我觉得自由是可以涵盖一切的概念，是生命的本质属性。我理解的自由就是让生命达到最大的熵。惯于压抑自己的人，常常是压抑别人的高手，酷爱自由的人也一定愿还别人更多自由。我不愿谈论死亡，讨厌死亡，我觉得我与死亡势不两立。

安妮宝贝：对爱情怎么理解的？你认为真的存在爱情吗？

宁肯：爱情和太多东西相关，有时又和什么都无关。就结果而言，仅从男女之间的差异，这个问题让人悲观。比如，男人倾向于简单的爱情，而女人绝对反对简单化。在短暂的爱情里，这种差异相对小一点，甚至没有，但只要时间一长这种基本矛盾就会暴露无遗，我认为永远无法得到解决，除非将来人类有一天都变成双性人。

安妮宝贝：为什么会喜欢上写作，何时开始写作？

宁肯：我已经写作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在写作，甚至当我已写出了一篇四千多字小说的时候，我仍不知道自己是在写作。1977年我上高二的时候，那时没高三，高二就到头了，下半学期重新分班，把好学生与差学生分开重组，所谓的快班慢班。我们班被拆了，我的好多哥们被分到别的班。我虽然学习差，但地位特殊，是班军体委员，纪律方面得靠我镇着，而且我谅他们也不敢分我去差班。但别人分到了差班，我觉得是一种巨大的侮辱，感到悲愤。那时我刚读完苏联一本叫《人世间》的小说，有着一种无法言状的悲愤在里面，正好语文老师作文题目下来，叫“在党的十一大召开的日子里”，我不管那套就按自己的方式写起来。大致情节是一个叫王琦的学生被分到了慢班，心里悲愤交加，回想自己被“四人帮”耽误的青春，现在正要发愤图强却被分到慢班，开始自暴自弃，与他前班主任尖锐地对立，做出一些事情，后来他留在快班的哥们找他，帮助他，最终使王奇思想转变，发愤图强，学习成绩直线上升，后来又回到快班。作文居然写四百字稿纸十二页，抄袭了《人世间》中养蜂人退休将军悲愤时的心情，诸如“出神地望着天花板”“万念俱灰”之类。作文交上去了，结果语文老师用了一节课讲我这篇作文，又拿到别的班去讲，全年级震动。一些其他班老师好奇地问我有没有“模特”，我当时听愣了，不知什么叫“模特”。我也不知道什么是虚构，完全按想象中的事写的，老师在讲我这篇作文时才给定性为小说。我的作文破天荒得了优，这以前我全都是中。从那时我爱上写作，开始补习有关小说的基本常识。不久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了，我认真看了，颇不以为然，觉得不如我写得感人。从那时到现在，应该说我写了二十多年了，中间断了五六年，搞公司去了，但始终也没忘了有朝一日重新拿起笔。

安妮宝贝：写作对你的意义？

宁肯：要说写作对我的意义，倒不如说我常常感这样的反题：我对写作的意义。这或许过于自恋，但如果没有自恋，我认为写作是不可能的。我不能设想我写的东西是差的东西，我必须感觉那是非我莫属的东西，这也是我写作的动力。

安妮宝贝：生活在城市与大自然感觉有什么不同？是否更热爱大自然？你的旅行漂泊是否是对城市的逃避？

宁肯：城市与大自然应该交替出现在人的生活里，我们在城里向往大自然，事实上我们在大自然时间长了会比向往大自然更加向往城市，是城市的出现才使自然界获得了另外的意义。城市使人的心情变得复杂，自然则使人归位，但我认为归位只能是一种体操，而不能变成一种常态，否则自然界将失去城市赋予它的意义。我因为热爱城市生活，所以才更加热爱大自然。

安妮宝贝：更喜欢自然界的什么？比如，大海、草原、山？

宁肯：山脉与河流。大海虽然辽阔、纯净，但一览无余，缺少可以把握的变化，草原也有类似性质。山脉由于视觉上遮住了你，因此更加吸引你，使你想知道山后有什么。此外山给人一种鼓舞，一种向上的信念和坚定，这是我喜欢山的原因。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水，我是说河流。我总觉得河流与男人有一种亲缘的关系，它的动感、弯曲、裸露、空灵、缥缈、可以触摸，最接近于女性的美。所谓勾魂摄魄，我认为河流与女人不相上下。而“仁山智水”，我觉得包含了女人的视角，女人最欣赏男人的是什么呢？仁者智者。

安妮宝贝：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宁肯：上帝既然创造了我，肯定有他的想法，我想印证他的想法。

安妮宝贝：谈谈你的阅读，你是怎么读书的，喜欢哪些作家？

宁肯：我的阅读杂乱无章，不成系统，不求甚解，不做笔记，记不住情节。以前是逮着什么书看什么书，现在是习惯先嗅一嗅开头、中间，是否是我喜欢的那种质地的语言、那种感觉，如果是，不管写的是什么，我会认真得像吸氧一样地读下去，我愿忘记作者、手法。绝不有意识记一些东西，而是让它深入我的骨头和血液，永远奔流在我的血管中，最终它会以什么面目出现我不清楚。我不固定喜欢哪一个作家，常常只是喜欢一个作家的一本书，甚至一篇文章。比如，我喜欢萨特，但只喜欢读他的《答加缪书》，真是棒极了，这篇文章我读了有十五年了，有一阵子天天读，大声朗诵，十几年我读了不知有多少遍。看看萨特与加缪是怎样交锋的吧，高蹈，谦逊，锋利，尊重，讥讽，智慧，直言不讳。咱们呢，就是骂，对骂，什么呀都，乌泱乌泱的。真的，你真的不敢看他们，溅你一身，或爬你一身，你糟心不糟心呀。到目前为止，我只读了萨特的《答加缪书》，《厌恶》及其他我都没读完或读进去。我是一个很苛刻的人，对任何一个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挑挑拣拣。我犯不上把握一个作家的全貌，我只丰富我自己喜欢的气质，在阅读中发扬它们，锤炼它们。

安妮宝贝：如果让你举出十本你最爱读的国外的书？

宁肯：《唐璜》《牛虻》《九三年》《城堡》《红与黑》《局外人》《喧哗与骚动》《一个女士的画像》《灰色马，灰色的骑手》《百年孤独》。

安妮宝贝：你好像经历过很多职业，这些职业对你有什么影响？你喜欢哪几种工作？

宁肯：我经历过不下五种职业，首先这五种职业综合起来对我构成影响，也符合我的性格特点，一种职业无疑是一种经历。现在下岗失业不再新鲜，但1989年还是很新鲜的，我在那一年丢了饭碗，做起了推销员。各种职业中对我最没影响的是教师职业。我大学毕业当了中学教师，但我天然不适合从事教师工作。当然事实上任何一种职业都没对我构成决定意义的影响，泥瓦匠与推销员时间都比较短暂，只是使我认识到社会不同方面，记者使我有机会到处跑，去想去的地方。但新闻这行我并不喜欢，觉得新闻写作是一种无效劳动，太易碎了，不能有自己的个性，而且虚假。我厌恶新闻工作。我还做了几年广告人，创办了广告公司，大体知道公司运作、老板是怎么一回事，对一些东西不再恐惧。综合起来说，职业的变迁给我最大的影响是使我变得豁达、大度，无论失意得意，始终没让我忘记写作，我最爱的还是写作，是写作使我无论怎么变，都万变不离其宗。

安妮宝贝：写作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宁肯：我想主要是我二十几岁在西藏的漂泊对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使我的内心变得乐观、透彻、广阔、自信。很多事情我都不由得有一种超越的品质，直接的影响体现在我的文字中。目前我写的所有作品都与西藏有关。西藏可能比我读的书对我的影响还大，没有西藏的两年，我很可能会放弃写作。1997年一次听《阿姐鼓》对我影响非常大，《阿姐鼓》给了我一种写作形式。《阿姐鼓》七首歌，我当时计划写七篇散文，就是《沉默的彼岸》初稿。写完了正好去昆明开会，就去了《大家》编辑部，见到海男，令我惊奇的是海男拿起我的稿翻了两下，离鼻子很近，好像还闻了闻，就说行了。我说你还是看看再决定，海男说不用了，有些稿子随便看几行就知道行不行。海男嫌短了点，我说，七篇还短？海男说他们准备推出一个叫做“新散文”栏目，要求作品有相当长度，每次推出一个作者，让我回去再充实。我放弃写作已经快五年了，这是我五年来第一篇作品，从此我又走上了写作之途。

安妮宝贝：你内心最大的情结是什么？

宁肯：我想写作是我内心最大的情结。我刚才说把一切都视为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幸福和生命的最高准则，但体验之后是什么？我想就是写作。写作使我人生有一条主线，将我的生活串联起来，并由此获得意义。写作使我能够做到对很多事情既入乎其中，又超脱其外，什么也不能真正将我击倒。写作使我宽以待人，因此有很多朋友，很多快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把一切都视为生命的体验，在审美面前，没有是非，没有对错，没有成败，像所有人那样去爱恨、喜怒、争抢，然后超越。我认为达到这一步，你就永远是快乐、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