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伦叙事诗研究 - 一、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选题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自晚清以降，拜伦的译介和研究在中国几度掀起高潮。国内早期的拜伦诗歌研究多侧重作家、作品的主题及艺术特色等方面的研究，对文本则存在一定程度的忽视。20世纪以来，从传统文学批评到现代文学批评，发生了“语言学转向”，形式主义、新批评和结构主义在西方学界可说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中国近二三十年的拜伦研究也逐渐受到西方的影响。新的方法得以运用，如精神分析；新的领域也有涉足，如诗人的女性观、诗学观等。但对于拜伦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大家，我们的研究无论从广度和深度来说都是远远不够的。

拜伦的叙事诗在其作品中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其叙事诗以灵活的叙事视角、鲜明的互文性特征和多样化的叙事方式等特点，在西方叙事诗史乃至世界叙事诗史上拥有自己独特而崇高的地位。而国内有关拜伦叙事诗的研究只是散见于某些期刊文章、硕博论文和著作的章节中，至今尚未形成全面、系统的专题性论述。

尽管在小说的解读上，叙事学理论的运用已颇有声势。但用这一理论来阐释拜伦的叙事诗在国内非常少见，谭君强的《叙事学导论：从经典叙事学到后经典叙事学》多次以拜伦的《唐璜》（Don Juan）为例，阐释叙事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及问题。除此之外，只有零星的几篇文章略有涉及叙事学理论。

近年来，西方学者已逐渐意识到叙事学理论在诗歌研究中的优势，如布莱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提出了关于研究叙事与诗歌形式之间互动关系的构想。用叙事学理论研究拜伦诗歌，在国内“还仅仅是一个开始”，在西方也并非很充分。这与人们对诗歌特征的认识不无关系。诗歌通常显示为更为引人注目的特征，即诗意特征，而叙述特征受到的关注则在其次。此外，也涉及人们对浪漫主义诗歌的误解。一般人认为这一阶段主要关乎抒情诗的发展，但J·贾库布·匹萨（J．Jakub Pitha）却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在他看来，叙事实践是该阶段诗歌更为重要的特点。匹萨就此对拜伦等四位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展开了研究，谈到拜伦时，匹萨认为，《唐璜》中创造了一种碎片状的叙事形式，而且诗歌拥有一种只是近来才被意识到的秩序。

综上所述，国内未见有关拜伦叙事诗的系统的专题研究，而且，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拜伦的叙事诗，在国内还是刚刚开始，在西方也并不充分。因此，笔者拟对拜伦的叙事诗展开多视角的研究，以叙事学理论为主，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发掘作品本身的内在价值；同时拟借鉴文化研究、互文性等理论，以事实为准绳，条分缕析，对作者及其叙事诗作出尽可能贴切的解读，对拜伦的叙事诗作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考察。

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拜伦的叙事诗，在研究方法上，这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探索。它既可以为拜伦的叙事诗研究开辟新的天地，从而有力地推进拜伦研究走向纵深，也可以为叙事学研究提供新的题材，从而有利于拓展叙事学的理论空间和研究范围。

拜伦的叙事诗对许多名人，如普希金、尼采、巴赫金、罗伯特·舒曼等产生了实际的、深远的影响，他“对全欧洲的巨大影响是政治的与思想的，远远超越了文学的范围”。当今世界的很多热门或敏感话题在拜伦的叙事诗中都有所体现，如东方主义、伊斯兰和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同性恋现象等。拜伦的叙事诗不仅具有很高的艺术性，而且具有鲜明的前瞻性和强烈的现实意义。因此，研究拜伦的叙事诗，无论是对于宏观层面上的文学史的研究，还是对于微观层面的叙事诗的技巧以及相关的批评实践，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科学和物质日益发达的今天，许多人迷失在物欲中不能自拔，行尸走肉般在这个世界上打发日子。拜伦虽跛一足，可诗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拳击、击剑、马术、游泳等样样精通，他对生活充满热情，对自由充满热切的向往和勇敢的追求。诗人拜伦之外的这个身残志坚、富于生活情趣和自由精神的拜伦，无疑对许多体格健全但毫无追求的人敲响了警钟。拜伦是个富有人格魅力的人，其叙事诗中的许多人物，包括拜伦式英雄身上也不乏拜伦本人的痕迹。我想，这应该也是研究拜伦叙事诗的意义所在。

二、拜伦研究综述

（一）中国的拜伦研究

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拜伦这位英国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曾经炙手可热，其影响大大超过了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济慈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一直以来是我国拜伦研究的重点，也是世界拜伦研究中富于中国特色的成果。

拜伦对中国作家的影响是众多研究者，尤其是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所关注的问题。余杰的《狂飙中的拜伦之歌——以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为中心探讨清末民初文人的拜伦观》对梁启超、苏曼殊、鲁迅不同的拜伦观进行了阐述。更多的研究者就拜伦对单个作家的影响展开论述。如石在中的《论拜伦对苏曼殊的影响》，袁荻涌的《苏曼殊研究三题》。

在研究拜伦对鲁迅的影响上，高旭东颇有收获。他发表了《拜伦的〈海盗〉与鲁迅的〈孤独者〉〈铸剑〉》，《试论拜伦对鲁迅的影响》，《拜伦对鲁迅思想与创作的影响》等文章，其中“拜伦的文学理论对鲁迅没有产生任何影响，对鲁迅美学范式的建构有重大影响的，是反传统的拜伦的行动和作品”不乏作者独到的见解。

梁桂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拜伦对梁启超影响的文章，如《试论拜伦精神在梁启超诗歌中的熔铸》，《东西文化底蕴下的英雄情结——论拜伦、梁启超英雄情结之差异》等。就相同主题的探索而言，梁桂平的文章从影响研究逐步转向平行研究，从相似转向相异，并对差异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探索。

部分成果论及拜伦作品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如戴从容的《拜伦在五四时期的中国》认为，中国对拜伦的介绍是逐层深入的，拜伦精神逐步被中国读者所认识，并对中国文化的转型产生影响。

夏新宇的《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对五四时期中国新诗的影响》阐述了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影响下的中国现代诗歌在观念和形式上的演变，从而得出外国文学思潮的引进有一个民族化的过程，与民族文学传统和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结论。

倪正芳、唐湘从的《〈哀希腊〉在中国的百年接受》探讨了《哀希腊》在中国受到礼遇的原因，并指出了相关待澄清的问题以及有待拓展的空间。

除了影响研究，也有少数学者对李白和拜伦——中西方最著名的两位浪漫主义诗人展开平行研究，如葛景春的《东方诗仙与西方诗魔——李白与拜伦比较研究》，许渊冲的《李白与拜伦》，前文旨在揭示二者在品性及诗歌风格上的相似之处以及由于文化背景不同所造成的种种差异；后文则把焦点放在二者对于诗歌中相同主题或意象的不同处理上。

此外，还有一些期刊文章展示了各自独特的视角。张良村的《拜伦会成为一个反动资产者吗?》就马克思关于“拜伦如果活得再长久一些，就会成为一个反动资产者”的论断表示理解，并以拜伦后期思想创作为例，对这一论断提出了质疑。解心的《拜伦与俄狄浦斯情结》，杜学霞的《童年精神创伤对拜伦人格的影响》，彭江浩的《拜伦的女性观》，禇蓓娟、赵双华的《论拜伦对传统伦理道德的解构》，张旭春的《雪莱和拜伦的审美先锋主义思想初探》和倪正芳的《论拜伦的诗学观》，等等，这些成果从拜伦的生平、心理、女性观、诗学观和政治倾向等多个角度对拜伦展开研究，从多个侧面勾勒出“拜伦的形象”。

此外，拜伦研究综述类的文章有宁梅的《近二十年中国“拜伦研究”述评》，该文一方面肯定了我国的拜伦研究从20世纪初以来形成的喜人局面，同时指出了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我国评论界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基本上是停留在拜伦的名著上，研究面还比较窄；二、从“音韵学”“诗律学”的角度，研究拜伦诗歌对英语语言的继承和发展方面几乎无人涉足；三、用现代“文艺创作心理学”“叙事学”理论研究拜伦诗歌，还仅仅是一个开始。

杨柳、吴格非的《建国后50年拜伦研究综述》分析了自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多年来我国对拜伦的译介和研究的情况，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两个高潮。该文对这两个阶段的拜伦研究进行了综述，并对其研究目的、方法及结论的异同作出了详细的比较。

大概是资料搜集方面的困难，多数成果都是关于拜伦在中国的影响，鲜有论及拜伦研究在外国的影响。张伟的《论拜伦式的“南方叙事诗”》从“拜伦式”的“情节图式”、“拜伦式”的叛逆“英雄”、“拜伦式”的“孤傲”气质和“拜伦式”的艺术格调等角度探讨了拜伦对普希金诗歌创作的影响，该文有效地拓展了拜伦影响研究的领域。

在为数不多的有关拜伦的硕博论文中，有关拜伦在中国的接受和影响的成果占了不小的比重。方仪力的《论拜伦诗歌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张娟平的《拜伦的形象：从欧洲到中国——以1900到1917年间拜伦在中国的译介为重点来考察》对欧洲与中国“拜伦形象”的差异作了辨析。宋庆宝的《拜伦在中国——从清末民初到五四》分析了拜伦在中国的传播史和变异史，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接受状况，并考察了决定拜伦在中国传播的影响因素。

迄今为止，除了有关拜伦诗选和叙事诗的译著，国内还出版了拜伦其他作品的译著。如邱从乙、邵洵美翻译的《拜伦政治讽刺诗选》，易晓明和王昕若分别翻译的拜伦书信选以及曹元勇翻译的《曼弗雷德·该隐》。这些都为国内拜伦研究领域的拓展奠定了良好的文献基础。

此外，拜伦的传记也是译家关注的重点，如陈秋帆翻译的鹤见祐辅的《拜伦传》，裘小龙、王人力翻译的安·莫洛亚的《拜伦传》，以及周其勋翻译的叶利斯特拉托娃（A.A.Елистратова）的《拜伦》，等等。倪正芳曾撰文《拜伦的五副中国面孔——中译拜伦传记扫描》来探讨五部拜伦传记中译本各自的特色。

有关拜伦的专题编著主要有：晏小萍、谢伟民编写的《英国诗坛的两位巨人——拜伦和雪莱》，寇鹏程编写的《文学家的青少年时代·拜伦》，王捷编写的《拜伦》，杨嘉利编写的《拜伦与雪莱》，等等。这些编著的受众定位为青少年，主要介绍拜伦的生平及其代表作。这些编著为拜伦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宇钟编写的《拜伦的女性情感世界》描述了拜伦的成长历程、爱情生活及其爱情生活与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拜伦一生都生活在情感的漩涡中，他的一生与众多女性有着种种纠葛，有的是其创作灵感的来源，有的成为其抒情诗的题赠对象，有的化身为其叙事诗或诗剧中的女性形象。透过拜伦的女性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更不为人知、更感性的拜伦形象。

（二）近二十年来西方拜伦研究

拜伦是有着巨大影响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使浪漫主义的影响遍及全世界”（王佐良）。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对这位浪漫主义诗人的研究时冷时热，对他的评价也时高时低，然而，尽管经历了冷热变迁、潮涨潮落，但拜伦始终没有离开过西方学术界的视野，学者们也公认拜伦是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哪怕是在拜伦研究处于低潮时，学者们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在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不仅有从文学艺术角度切入的，还有不少著作从政治、历史、哲学、社会学，甚至音乐、精神病学、考古学等角度对拜伦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考察。总之，西方的拜伦研究不仅视角繁杂、方法多样，所采用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像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新形式主义，性别理论、怪异理论、互文性理论、心理分析等各种思潮和理论，都在这位浪漫主义大诗人的诗作中找到了用武之地。应该说，近几十年来西方的拜伦研究是比较热的，不仅相关研究机构日渐增多，而且出版了很多有影响的专著，至于发表的论文，那简直就更多至不可胜数了。纵观近二十年来西方有关拜伦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对拜伦诗歌的研究由外部的考察日趋回归文本，回归诗艺本身，对诗人的评价也日趋全面、客观和科学。在我国，由于特殊的时代、环境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拜伦这位英国浪漫主义伟大诗人曾经炙手可热，其影响大大超过了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柯勒律治、雪莱、济慈（John Keats）等其他浪漫主义诗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对拜伦这样一位影响巨大的诗人的研究是很不够的，对国外近些年来有关拜伦研究的现状甚为隔膜。有鉴于此，本节拟对近二十年来西方拜伦研究的主要成果作一个简单的回顾与综述。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拜伦一度遭到当时“浪漫主义”的有意忽视，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以编著类居多，原创性的专著较少。这些编著主要包括：历年国际拜伦研讨会所征文章编写成的论文集，例如：伍尔夫·Z·赫斯特（Wolf Z．Hirst）所编的《拜伦，圣经与宗教：第十二届国际拜伦研讨会论文集》（Byron，the Bible，and Religion：Essays from the Twelfth International Byron Seminar，1985）。选自第十届国际拜伦研讨会，由彼得·瓦萨娄（Peter Vassallo）所编的《拜伦与地中海》（Byron and the Mediterranean， 1986）以及选自第十四届国际拜伦研讨会，由M·拜伦·拉奇兹（M．Byron Raizis）所编写的《拜伦勋爵：拜伦主义、自由主义与希腊独立主义》（Lord Byron：Byronism，Liberalism，Philhellenism， 1988）。

有的编著涉及拜伦本人及其作品，如哈洛尔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编写的《乔治·戈登·拜伦勋爵》（George Gordon，Lord Byron， 1986）及《拜伦的〈唐璜〉》（Lord Byron's Don Juan， 1987）。乔安娜·理查逊（Joanna Richardson）编写了《拜伦勋爵及其同时代的人：第六代拜伦男爵乔治·戈登·拜伦（1788—1824）的一生，由拜伦本人及认识他的人所讲述》（Lord Byron and Some of his Contemporaries：The Life of George Gordon，Sixth Baron Byron，1788—1824，Told by Himself and by Some of Those Who Knew Him，1988）。

安格斯·考尔德（Angus Calder）编写的论文集《拜伦与苏格兰：激进分子还是花花公子？》（Byron and Scotland：Radical or Dandy? 1989）考察了苏格兰对拜伦作品及政治倾向的滋养作用。通过对拜伦表面激进的自由主义及其在上流社会的地位进行评价，该书得出的结论是：拜伦童年对苏格兰语言和宗教的体验确实对其后来的诗歌和政治倾向产生了影响。

弗雷德里克·嘉柏（Frederick Garber）的《自我、文本与浪漫反讽：以拜伦为例》（Self，Text，and Romantic Irony：The Example of Byron， 1988）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专著中的一部，该书以拜伦作品中的模式为例，对于自我生产与文本生产之间的关系这样的浪漫主义中心问题进行了阐述。

文森特·纽维（Vincent Newey）和伯纳德·比提（Bernard Beatty）编著的《拜伦与小说的限制》（Byron and the Limits of Fiction， 1988）试图就拜伦对小说的态度以及这一艺术形式本身内在的限制这些重要问题做出解答。该书认为，拜伦本人热情关注自然以及小说的地位，然而常常对后者的重要性产生怀疑。其次，这也是当前文学批评的主要话题，即日益关注作为完全自治之结构的小说。拜伦的诗歌可以视作对这些关注对象的描述。关于拜伦对后世小说创作的影响以及浪漫主义在小说中的表现等领域的研究，《拜伦与小说的限制》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拜伦得到了非经典领域批评家们的青睐，拜伦的价值也得到了重新评价。马修·司各特（Matthew Scott）在分析这一学术热情的复苏时，谈到了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一批人的前期努力为后人的拜伦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杰罗姆·麦甘（Jerome McGann）精确的学术版本《拜伦勋爵：诗歌作品全集》［Lord Byron：The Complete Poetical Works（1980—1993）］的诞生，它汇集了拜伦所有的诗歌作品；莱斯利·马向（Leslie Marchand）在拜伦书信和日记方面所做的工作。在麦甘等人工作的基础之上，杰罗姆·克里斯腾森（Jerome Christensen），苏珊·沃夫森（Susan Wolfson）和彼得·曼宁（Peter Manning）等人又使之增色不少。这里有必要对杰罗姆·麦甘和莱斯利·马向再花些笔墨。杰罗姆·麦甘是浪漫主义及拜伦研究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是所有的拜伦研究者都绕不开的一个人。加文·霍普斯（Gavin Hopps）将其编纂的《拜伦勋爵：诗歌作品全集》称作是“巨人的肩膀”。麦甘于1989年获美国拜伦协会颁发的杰出学者奖。而马向则是自1968年起，花了12年的时间收集整理拜伦的书信和日记，于1973至1982年间编辑出版了12卷本的《拜伦书信与日记》（Byron's Letters and Journals）。鉴于马向一生致力于拜伦研究，1982年，美国国家书评界授予他伊万·桑德罗夫奖。

司各特还提到拜伦研究三个特别令人关注的领域：女性主义、东方主义和戏剧。沃夫森和卡洛琳·富兰克林（Caroline Franklin）都写过拜伦诗歌中的妇女和性别；奈杰尔·里斯克（Nigel Leask）和弗里德里克·伽贝尔（Frederick Garber）就被忽视的《东方故事诗》（Oriental Tales）做了出色的工作；拜伦的戏剧在很大程度上也被人们遗忘了，关于《沙当纳巴勒斯》（Sardanapalus）的浪漫主义研究特辑的出版，尤其是玛里琳·巴特勒（Marilyn Butler）的一篇文章很好地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外，“拜伦也成为其曾于其中写作的文学气候重建这一新的历史兴趣的焦点，与其他经典写作形成对照，拜伦被视为时代的代表”。就这两点而言，司各特认为麦甘和克里斯腾森功不可没。浪漫主义，尤其是拜伦的学术研究从这一时期开始“显示着在社会、政治和个人语境的持续热情，多半旨在把这些与地域团体联系起来”（Matthew Scott）。司各特的这一断言确实也为此后的拜伦研究所证实。

彼得·格雷厄姆（Peter Graham）的《唐璜与摄政时期的英国》（Don Juan and Regency England， 1990）认为，拜伦反英雄诗歌的创作灵感源自威尼斯这一国际化都市，它的环境和氛围对拜伦影响很大。尽管拜伦在婚变之后就永远离开了英国，但英国社会对拜伦诗歌创作的影响却难以否认。该书考察了摄政时期英国的社会、政治和艺术气候等在拜伦诗歌中的反映。

安德鲁·卢瑟福（Andrew Rutherford）编著的《拜伦：奥古斯都与浪漫主义》（Byron：Augustan and Romantic， 1990）收录的文章关乎拜伦及其作品的影响，诗歌的欺骗性，浪漫主义女英雄以及东方的帝国。对于浪漫主义女英雄，卡罗琳·富兰克林兴趣更甚，她的《拜伦笔下的女英雄们》（Byron's Heroines，1992）探索了拜伦作品中性别政治的表现。拜伦的性别塑造是以当时的文学语境为背景的，也考虑到了更广泛的政治含义。詹妮弗·华莱士（Jennifer Wallace）认为该书“极好地拓展了日益发展的拜伦政治化的研究”，但对其试图让拜伦的女英雄与男英雄一较高低，竭力为她们正名的做法颇有微词。

传统上，批评家把雪莱和拜伦看成是不可调和的死对头，认为两人在性情和人生观上差异很大。威廉姆·D·布鲁尔（William Dean Brewer）的《雪莱与拜伦的对话》（The ShelleyByron Conversation， 1994）认为两人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的作品并非简单地展示了二者之间相互对立的理想主义和绝望的世界观，该书的特色在于超越了以往研究者们有限的视角，以一种复杂和矛盾的方式探讨了人类的处境。

安德鲁·厄尔分贝（Andrew Elfenbein）所著的《拜伦与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名人》（Byron and the Victorians， 1995）是第一部全面研究拜伦对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家影响的专著，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卡莱尔（Carlyle）、艾米丽·勃朗特（Emily Brontё）、丁尼森（Tennyson）、布尔沃·利顿（BulwerLytton）、迪斯累利（Disraeli）和王尔德（Wilde）。该书的重点体现在：一是展示文化生产机构为后来作家接近早期作家提供中介的方式；二是指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对拜伦以及英国文化中的其他名人的各种不同的反应。厄尔分贝认为，以拜伦为参照来自我定义已成为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作家生涯的一个仪式。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并非完全抵制拜伦，相反，作为成熟的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作家，他们通过有关个人发展的小说来定义自我，远离与拜伦自身相关的价值，而选择与其自身相关的价值。

菲利斯·格罗斯克斯（Phyllis Grosskurth）的《有缺陷的天使》（The Flawed Angel， 1997）于四十多年来初次采用了洛夫莱斯（Lovelace）书信集、大量个人文书的收藏，成就了拜伦这一非凡人物的画像。格罗斯克斯也借用了拜伦的书信来完善这幅画像。格罗斯克斯笔下的拜伦情绪易波动，时而狂躁、时而抑郁。孩童时期的他与母亲关系不融洽，成年后的他往往也是在一个又一个母职人物间徘徊，放浪形骸的生活也无法排遣他内心的空虚。他优柔寡断、经济上也缺乏必要的约束能力，以及最终他决定帮助希腊人争取独立的事业。自始至终，拜伦都为各种不由自主的力量控制着。然而这一系列的机能障碍并没有遮蔽拜伦，他的个性魅力依旧璀璨生辉。作者认为，正是拜伦不可思议的力量改变了19世纪欧洲文学的感受力。

罗伯特·F·格雷克那（Robert F．Gleckner）和伯纳德·G·比提（Bernard G．Beatty）合作编著的《拜伦勋爵的戏剧：评论集》（The Plays of Lord Byron：Critical Essays， 1997）把大量20世纪有关拜伦戏剧的评论收集成册，每篇文章都附有完整的参考书目。该书对拜伦作品中遭到忽视的戏剧类作品的研究具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拜伦的诗歌及其与诗人辉煌而坎坷的一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在整个20世纪始终都是争论的源头。简·斯特布勒（Jane Stabler）编著的《拜伦：朗文批判的读者》（Byron：Longman Critical Reader， 1998）汇集了主要英美学者和批评家关于拜伦研究的最新成果，它让读者了解新的文学理论如何从各个方面丰富拜伦的作品，并说明他的诗歌对浪漫主义时期历史语境和文学形式之间关系的问题给予了有益的关注。该书收录的文章就《唐璜》、《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和《曼弗雷德》（Manfred）之类经典作品提供了不同的观点和新颖的视角，对于诗人知名度稍逊的那些叙事诗、抒情诗和戏剧也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分析。该书的导论部分追踪了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拜伦批评的主要进展，从中可以看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后殖民主义、性别、女性主义和怪异理论，后结构主义、心理分析、互文性和新形式主义等各种用于分析拜伦作品的当代理论方法。尽管涉及的理论非常庞杂，威廉姆·D·布鲁尔（William D．Brewer）认为该书“并未赋予任一批评理论以特权”，而且，尽管斯特布勒给每篇文章都加了注解，其阅读的难度远非其预想读者——大学生所能接受，专业学者倒是该书更适合的读者。

参考了诗人及其圈子里未曾出版过的书信，路易斯·克朗普顿（Louis Crompton）的《拜伦和希腊之爱：19世纪英国对同性恋的恐惧》（Byron and Greek Love：Homophobia in 19thcentury England， 1998）追踪了牵涉到拜伦的许多同性恋事件。作者认为拜伦的同性恋是其第一次希腊之旅及其后来背井离乡的动机所在，也是为其严肃诗歌增色的，诗人高傲、孤僻心理的重要缘由。该书集传记与社会评论为一体，对拜伦及其所处时代，19世纪早期的英国社会文化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弗朗西斯·威尔逊（Frances Wilson）编著的《拜伦热：十九、二十世纪文化中的艺术家肖像》（Byromania：Portraits of the Artist in Nineteenthand TwentiethCentury Culture， 1999）通过分析拜伦的诗歌、其文学的商品化、其肖像画、电影、银叉小说、爱情小说、吸血鬼小说及其有感于与兰姆夫人（Lady Caroline Lamb）情事所留下的著书，探索了拜伦神话的发展。乔安妮·威尔克斯（Joanne Wilkes）的《拜伦与斯塔尔夫人：天生的对立面》（Lord Byron and Madame de Staёl：Born for Opposition， 1999）认为，拜伦与斯塔尔夫人各自的人格及其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文学参与，给在拿破仑战争挣扎下的欧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威尔克斯审视了二者的个人关系，从摄政时期的言语交锋，到二人在瑞士的友谊，以及拜伦在斯塔尔夫人去世后对她的颂扬。威尔克斯的着眼点在于二人的文学联系，涉及二人对性别的处理，他们对英雄行为可能性的把握，及其有关作家功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作者解释了性别是如何对每个作家的政治和文学生涯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威尔克斯对拜伦的政治采取了非常必要的大陆视角，有效地把斯塔尔对英国政治制度的赞美放到其最严厉的批评家的语境中。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虽未见以拜伦叙事诗为专题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但以其单个作品，尤其是《唐璜》为主题的探索时常可见。安妮·巴顿（Anne Barton）的《拜伦：唐璜》（Byron：Don Juan， 1992）在解读《唐璜》的基础上，揭示了该书内在的连贯性和艺术完整性。莫伊拉·哈兹利特（Moyra Haslett）的《拜伦的唐璜与唐璜传奇》（Byron's Don Juan and the Don Juan Legend， 1997）重新审视了《唐璜》的传奇故事，认为《唐璜》的传奇故事是理解该诗文化和性别政治的重要背景。该书对传统的神话批评提出异议，并运用后现代和女性主义理论来考察拜伦的诗和传奇本身。横田-村上隆幸（Takayuki YokotaMurakami）的《东西方的唐璜：比较文学的难题》（Don Juan East/West：On the Problematics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1998）对西方和东方（主要是日本）的唐璜进行对比，比较主义被用来重新定义日本的“浪子”，并用于验证唐璜这类人的性别意识。查尔斯·唐兰（Charles Donelan）的《拜伦〈唐璜〉中的浪漫主义与男性幻象》（Romanticism and Male Fantasy in Byron's Don Juan：A Marketable Vice， 1999）认为，《唐璜》采用传奇故事来揭示浪漫主义和19世纪大众文化背后男人的幻想。透过该书的视角，我们可以看到，欧洲最著名的文学名人是如何在《唐璜》中展示自己的阴暗面。

21世纪的拜伦批评发生了诗歌形式的转向，这里的形式被认为是对历史语境的反应并且随之而发生。简·斯特布勒、斯图亚特·柯伦（Stuart Curran）、苏珊·沃夫森等人的研究均有涉及（Sachs，2005）。这一时期，拜伦的研究者们更加注重原始资料的发掘，视角更加新颖，有的甚至堪称前卫。贝尼塔·艾斯勒（Benita Eisler）的《拜伦：激情之子，声名之制》（Byron：Child of Passion，Fool of Fame， 2000）采用了大量前所未有的材料，对拜伦的生平及其诗歌作了十分有趣的分析，考察了拜伦的成名、他生命中的女人、迫使他背井离乡的婚变及其备受赞誉的诗歌作品。

艾伦·罗伊斯（Alan Rawes）的《拜伦的诗学实验：恰尔德·哈洛尔德、故事与喜剧探索》（Byron's Poetic Experimentation：Childe Harold，the Tales，and the Quest for Comedy， 2000）考察了拜伦诗歌的演变，认为拜伦试图摆脱由悲剧习语所造成的想象力的限制，从而形成一种可以发挥作用的喜剧模式。

乔纳森·大卫·格罗斯（Jonathan David Gross）的《拜伦：自由性爱派》（Byron：The Erotic Libera， 2001）把拜伦的诗歌放在诸如斯塔尔夫人之类自由派贵族作品的语境中，探索了拜伦的性爱生活与其政治承诺的关系。

一般认为，雪莱是对拜伦作品影响最大的诗人。与这一普遍看法相左，在杰弗瑞·W·威尔（Jeffery W．Vail）的《拜伦勋爵与托马斯·摩尔之间的文学关系》（The Literary Relationship of Lord Byron and Thomas Moore， 2001）一书中，作者令人信服地说明了，较之当时其他任何作家，拜伦最亲密的朋友、传记作家托马斯·摩尔在拜伦的生活及工作中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在该书中，威尔对19世纪的原始资料做了大量的考证——包括关于两位作家的数百篇当代评论与文章，以及摩尔的五百多封未出版的书信手稿。从拜伦年轻时尝试模仿摩尔早期的色情抒情诗开始，威尔分析了摩尔抒情诗、讽刺诗和民谣对拜伦作品的影响。继而又考察了拜伦对摩尔的影响，尤其是摩尔1816年以后所写的东方及叙事诗。1824年拜伦的死讯传到英国时，摩尔就起初委托给自己的拜伦传记的命运同拜伦的朋友和亲戚们发生了冲突。尽管摩尔被迫同意毁掉传记，然而，为确立和维护其朋友的遗产，他又写了一部感情丰富的长篇传记作为补偿。威尔的这部著书增进了我们当代人对拜伦的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也使摩尔作为严肃批评研究的对象受到人们的关注。

詹姆士·索德赫姆（James Soderholm）编纂的《拜伦与浪漫主义》（Byron and Romanticism， 2002）收集了杰罗姆·麦甘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来关于浪漫主义与拜伦研究的成果。绪论部分是对麦甘的拜伦研究史的一个回顾，尤其是其学术编辑与文艺理论创新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核心部分的论文涉及拜伦，主要是其早期的抒情诗，包含拜伦与弥尔顿、华兹华斯，拜伦与历史口头诗学，拜伦诗歌的修辞，拜伦诗歌的历史、传记维度，保守浪漫主义的伪善等多个话题的探讨；此外，麦甘还在对新批评及解构主义予以批判的基础上，论证了文学文本的参照性与历史性。

简·斯特布勒的《拜伦，诗学与历史》（Byron，Poetics and History，2002）就拜伦的诗学形式与其时代的历史争辩的关系进行了第一次全面的考察。作为对浪漫主义时期出版及读者的最新研究的回应，斯特布勒认为，拜伦的诗学发展是当时的文化历史条件及其为英国阅读公众所接受的必然结果。利用这一关于拜伦的书信及阅读的最新的文献研究，斯特布勒追溯了拜伦作品中始终如一的文本间对话的复杂性。

菲奥纳·麦卡锡（Fiona MacCarthy）凭借《拜伦：人生与传奇》（Byron：Life and Legend， 2002）一书完成了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拜伦研究最重要的作品。这一“期待已久的、权威的传记”披露了许多先前学者们从未考察过的文献资料，探索了一直以来拜伦复杂的创作生活中不为人知的方面，重新评价了他的诗歌，重新阐释了他精彩的书信，重新审查了诗人同时代人留下的繁多的记录：他的朋友和家人，批评家和支持者。麦卡锡的视野全面，对于其研究对象的天赋的各个方面都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涵盖了诗人生平的整个过程，追溯了诗人的意大利、土耳其和希腊之旅，以其米索朗基城的英雄之旅而告终。拜伦36岁便英年早逝了，在他去世之后，拜伦热席卷欧洲。在此作者展示了诗人死后的声名鹊起及其在文学、建筑、绘画、音乐、行为方式、性别和精神等方面的影响。这一重要的新研究以其新颖的视角、感性的描绘，重新确立了拜伦作为欧洲艺术最前沿的超凡人物的形象，它有助于人们更充分了解拜伦的生平及其艺术。

约翰·C·福克斯（John C．Fox）的《拜伦之谜》（Byron Mystery， 2003）围绕拜伦夫人（Lady Byron）与拜伦分居之事展开讨论。该书根据原始资料以及公众的反应，彻底考察了1869—1871年的纷争。

阿比盖尔·基根（Abigail Keegan）的《拜伦的另一个自我和声音：同形异义词符号的语境化》（Byron's Othered Self and Voice：Contextualizing the Homographic Signature， 2003）考察了《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一、二章和《东方故事诗》，说明了拜伦式人物和英雄的塑造大大归功于浪漫主义时期同性恋含义的矛盾之处。

德拉蒙德·波恩（Drummond Bone）的《剑桥文学指南之拜伦》（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Byron， 2004）特邀名家撰文，从文学史、拜伦的生平及游历、出版、政治及拜伦在欧洲的接受等多个角度探讨拜伦的作品。该书将其涉及范围的广度与单个作品研究的精度恰到好处地结合了起来。

艾特拉·斯坦（Atara Stein）的《电影、小说和电视中的拜伦式英雄》（The Byronic Hero in Film，Fiction，and Television，2004）追踪了拜伦的曼弗雷德作为一个自绝于一切的英雄对其后人心目中的伟人形象的影响——包括《苍白骑士》（Pale Rider），《不可饶恕》（Unforgiven），《终结者》（The Terminator），《异形》（Aliens），《乌鸦》（The Crow），《睡魔》（Sandman），《星际旅行：下一代》（Star Trek：The Next Generation）和《天使》（Angel）等形象。在对浪漫主义英雄类型及其现代同类人的全面研究中，艾特拉·斯坦将自己在学术上的敏锐与一个虔诚的拜伦迷的洞见很好地调和起来。

自19世纪早期以来，英国、欧洲大陆、美国等世界各地的政治与社会各界，无数人士为拜伦其人、其形象所吸引。约翰·克拉比（John Clubbe）的《拜伦，萨利与画像的威力：托马斯·萨利与他笔下的拜伦》（Byron，Sully，and the Power of Portraiture：Thomas Sully and His Byron， 2005）关注的是一位重要画家所绘的唯一一幅拜伦肖像画于美国北部联邦的历史与文化意义。托马斯·萨利笔下的拜伦从1826年起直至今天一直为私人所收藏，因此从未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从1999年发现这幅画像以及两百年来这一画像起源的说法及其与其他知名的拜伦肖像画的关系入手，作者讨论了18世纪晚期到19世纪早期英美肖像画广阔背景下的研究工作。受到最多关注的是托马斯·劳伦斯和他的美国同行萨利。拜伦是作为年青的美利坚合众国的偶像来加以描述的，美国国庆50周年恰逢萨利开始绘制拜伦的肖像画。作者对这一画像进行了细致的解读，认为萨利所作的视觉阐释与其所期望表现的拜伦确实非常吻合。

卡罗琳·富兰克林的《拜伦》（Byron， 2007）对于拜伦作品的背景及诸多的解读所提供的介绍，可谓清晰易解。它把拜伦生平及作品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批评史中，对其主要批评文章及视角进行了介绍。作为“路特里奇文学指南”（Routledge Guides to Literature）丛书的一本，该书各部分互相参照，试图在文本、背景和批评间建立联系，旨在为拜伦研究的深入探索者提供一条必经之路。

谢丽尔·A·威尔逊（Cheryl A.Wilson）等人编写的《拜伦：继承与遗产》（Byron：Heritage and Legacy， 2008）收录了伯纳德·比提、彼得·柯克朗（Peter Cochran）、玛里琳·高尔（Marilyn Gaull）、查尔斯·E·罗宾逊（Charles E．Robinson），安德鲁·史多佛（Andrew Stauffer）和蒂莫西·韦布（Timothy Webb）等人的文章，涉及文本细读、比较阅读、文化分析在内的一系列学术方法。

除了上述拜伦研究的专著和编著之外，还有专门论及拜伦的期刊。此外，各种形式的基金、协会等组织也有不少。《拜伦杂志》（The Byron Journal）是拜伦协会每半年一次在利物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家国际期刊。期刊专门出版有关拜伦的作品、生平以及相关主题的学术文章。自1973年创刊以来，在全球许多国家拥有广泛的读者。除了为拜伦研究的权威以及拜伦周年纪念等重要活动和会议有关信息提供论坛外，期刊也刊发诗人主要作品的评论，该刊对于自己刊发新书书评的速度一直引以为豪。《拜伦杂志》的编辑与顾问群中有许多是拜伦研究及浪漫主义研究非常重要的学者，如伯纳德·比提、德拉蒙德·波恩、约翰·克拉比、卡罗琳·富兰克林、彼得·格雷厄姆、查尔斯·罗宾逊和简·斯特布勒等。此刊所发文章还有机会被收录于牛津大学每年出的《英语研究年度成果》（The Year's Work in English Studies），它在学界的认可程度由此可见。

“拜伦基金讲座”（Byron Foundation Lectures）于1912年由公众捐款设立，讲座的主题不限于拜伦，但必须关乎英国文学的某个方面。基金讲座在多数情况下每年举行一次。近年来，讲座关注的对象为拜伦及其同时代的人。讲座中的相当一部分作品由诺丁汉大学印刷出版。

此外，《欧洲浪漫主义评论》（European Romantic Review）、《浪漫主义》（Romanticism）、《网上浪漫主义》（Romanticism on the Net）、《英国文学研究》（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浪漫主义研究》（Studies in Romanticism）、《剑桥季刊》（The Cambridge Quarterly）、《说明与质疑》（Notes & Queries）、《德克萨斯文学与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 Language）等都刊发了大量有关拜伦研究的论文。

在这些期刊论文中，对拜伦作品的研究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主要从作品的主题、风格、创作手法、出版和传播、接受和影响等角度展开讨论。洛仁·格拉斯（Loren Glass）的文章《血缘与情感：〈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乱伦的诗学》（Blood and Affection：The Poetics of Incest in Manfred and Parisina，1995）对拜伦的诗作《曼弗雷德》和《巴里西娜》中的心理分析主题进行了探讨。

马克·菲利普森（Mark Phillipson）的文章《拜伦的故地重游》（Byron's Revisited Haunts，2000）追踪了拜伦文学作品中明显的对自我放逐的迷恋，揭示了拜伦真正流放之后其诗歌创作的进展。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在拜伦的主要作品中没有得到什么关注。艾米丽·A·伯纳德-杰克逊（Emily A．Bernhard Jackson）的文章《新时期的哈洛尔德：恰尔德·哈洛尔德第一、二章与拜伦对权威知识的抵制》（The Harold of a New Age：Childe Harold I and II and Byron's Rejection of Canonical Knowledge，2006）认为，这些被忽略了的篇章事实上对于理解拜伦的大作非常关键。它们为那些即将成为其未来作品永恒主调的东西，即知识是如何被生产的，以及知识诉求有多么值得信赖，提供了最初的例证。

彼得·W·格雷厄姆的文章《拜伦与其放逐时的乡愁》（Byron and Expatriate Nostalgia，2008）考察了拜伦诗歌中的乡愁。作者把拜伦比作史诗《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认为拜伦在流亡国外时乡愁始终都伴随着他。

相对于拜伦的叙事诗而言，其抒情诗得到学者们的关注要少得多。这与抒情诗在西方地位一直不高有很大的关系。麦甘的学术研究独辟蹊径，做过不少该方面的研究（收于《拜伦与浪漫主义》）。该书的编辑詹姆斯·索德赫姆本人也对拜伦的抒情诗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其文《拜伦的游戏抒情诗》（Byron's Ludic Lyrics，1994）分析了拜伦在浪漫主义诗歌的讨论中被排除在外的原因。拜伦的抒情诗之所以被忽略，源自拜伦的抒情诗与浪漫主义抒情诗传统模式之间的差异，而且前者不符合M.H.艾布拉姆斯（M.H.Abrams）所设定的任何一种抒情诗模式。

狄诺·费尔卢伽（Dino Felluga）的文章《“无声的思想”：拜伦与文本文化的激进主义》（“With a Most Voiceless Thought”：Byron and the Radicalism of Textual Culture，2000）探讨了拜伦的诗歌策略。费尔卢伽认为，正是拜伦在各个体系间的位置形成了他诗歌的基本策略——恋物情结的心理分析治疗，文化的文本化，地点的历史化，现在的人类学化，文化的戏剧化。通过这些策略，拜伦的作品做到了不仅仅是对一个阶级，而且是对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所有成员发表意见，这些阶级、地位各异的人出于对当时社会秩序各方面的共同对抗而联合在一起。

拜伦诗作的出版和传播也是拜伦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话题。《说明与质疑》刊发的拜伦研究类文章多与此相关。例如，彼得·科克伦（Peter Cochran）的文章《拜伦的〈审判的幻景〉各版本的传播》（The Transmission of the Texts of Byron's The Vision of Judgemen， 1994），克里斯多佛·弗莱彻（Christopher Fletcher）的《拜伦勋爵——没有记载的拜伦亲笔签名诗》（Lord Byron—Unrecorded Autograph Poems，1996），安德鲁·史多佛（Andrew M．Stauffer）的《拜伦诗歌在美国的第一次印刷》（The First Printing of a Byron Poem in America，2008）。

其中，科莱特·科林根（Colette Colligan）的文章《拜伦〈唐璜〉复制的失控：闺房、地下印刷文化与机械复制时代》（The Unruly Copies of Byron's “Don Juan”：Harems，Underground Print Culture，and the Age of Mechanical Reproduction，2005）以敏锐的视角发现了有关《唐璜》的争论与淫秽业的出现二者之间的关联，并且揭示了淫秽业是如何开始在复制媒体、大众消费和东方主义中获得意义的。科林根认为，《唐璜》是19世纪二十年代伦敦快速发展的印刷文化中相互冲突的社会群体的支点。拜伦的诗歌日益与地下激进、自由、淫秽的出版联系在一起，推动了关于通俗印刷品的大众消费和复制的争论。《唐璜》中闺房篇章的盗版逐步增强了这一争论，并最终导致关于诗歌版权的法律研究。

期刊文章不仅涉及的内容丰富多彩，它们所采用的理论也是五花八门，如对话、互文、叙事、哲学、政治、空间，等等。马克·菲利普森的文章《流亡中的转变：拜伦的〈玛泽帕〉》（Alteration in Exile：Byron's Mazeppa， 2003）又一次显示出他对流亡主题的兴趣，该文讨论了拜伦的诗歌《玛泽帕》中对流亡生活的描写，揭示了拜伦诗歌风格的转变。作者认为，正是拜伦所提出的对话体方式促成了巴赫金（Bakhtin）的对话理论。

芭芭拉·莱威霍费尔（Barbara Ravelhofer）的《拜伦〈异教徒〉中的口头诗歌与印刷出版》（Oral Poetry and the Printing Press in Byron's The Giaour， 2005）认为《异教徒》提供了不同层次的对话和交流。通过分析《异教徒》中口头诗歌手法的运用，莱威霍费尔发现，《异教徒》中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是用直接引语来表达的，而且其主要的文本本身由几个声音构成。以上对于拜伦诗歌创作风格和手法的研究对于拜伦对巴赫金的影响，尤其是其对话理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拜伦的诗歌作品广泛地吸纳了前人及外来因素的精华，此类关涉互文性的文章为数不少。伯纳德·比提的文章《伊斯兰教中的加尔文：阅读〈莱拉〉与〈异教徒〉》（Calvin in Islam：A Reading of Lara and The Giaour， 1999）讨论了拜伦的《东方故事诗》中表现出来的加尔文教派和伊斯兰教之间可能的相似性，并阐释了加尔文取自圣经叙事的内容对拜伦写作的影响。

玛丽亚·斯乔伊纳（Maria Schoina）的文章《把我们嫁接在外国的树干上：拜伦的文化适应诗学》（To Engraft Ourselves on Foreign Stocks：Byron's Poetics of Acculturation，2006）考察了浪漫派对于融入当地文化以及“入乡随俗”的期望是如何表达或表现的。作者认为，尽管拜伦对意大利地点多样化的认同是建构在想象中的，它也是植根于受时空限制的行为并且涉及社会关系的结构。此外，拜伦特殊的意大利融入由于玛丽·雪莱的理论化，被视作是第二文化习得的典范。

安德鲁·拉德（Andrew Rudd）的文章《“东方”与“东方学者”的诗歌：浪漫主义时期文学批评的争论》（“Oriental”and “Orientalist”Poetry：The Debate in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Romantic Period，2007）探讨了19世纪文学待遇以及东方神话和史诗文学的审美。作者考察了托马斯·摩尔、拜伦和罗伯特·骚塞（Robert Southey）的多部作品，描述了他们的批评接受。拉德的结论是，该时期的文学批评要求在非西方文明的外来元素和当前对那一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的接近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

大卫·黑尔·拉德克利夫（David Hill Radcliffe）的文章《拜伦与苏格兰斯宾塞的模仿者》（Byron and the Scottish Spenserians，2008）认为，拜伦模仿了苏格兰诗人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懒惰的城堡》（The Castle of Indolence）一书的作者，而汤姆森在拉德克利夫看来是斯宾塞式讽刺作品的范例。

叙事理论一般多用于小说分析，在拜伦的叙事诗上也有研究者用到相关理论。斯图亚特·弗洛恩德（Stuart Peterfreund）的《唐璜，惊人的记忆力：〈唐璜〉中费南戈的叙事力量》（Juan the Memorious：The Feinaiglian Narrative Dynamics of Don Juan， 2006）对华兹华斯和拜伦的英雄观及其实现路径进行了比较，认为尽管二人同样怀有写作伟大诗歌的抱负，华兹华斯实现这一目的的策略是追求先锋的方法，之后慢慢让位于一种英雄观——牺牲对自我的寻求，服从传统信仰和信念的约束；而拜伦则与之不同，他在《唐璜》里创造了一种喜剧英雄观——通过其叙述的不可信来实现记忆。实现记忆需要的叙事动力归因于拜伦对费南戈《记忆的新艺术》（New Art of Memory， 1812）的熟悉，《唐璜》遵循了记忆空间化的传统，而空间化势必通过不可信的小叙事来加深记忆。拜伦在塑造唐璜这一令人难忘的形象时也运用了不可信的叙事手法。

此外，有关诗人本人（或作品）与他人（或作品）关系的研究也时常可见。彼得·柯克朗的《弗朗西丝·柯恩、唐璜与卡斯提》（Francis Cohen，Don Juan，and Casti，1998）讨论了拜伦对作家、翻译家弗朗西丝·柯恩的暗讽，认为《唐璜》的风格和语调来自姜巴斯蒂塔·卡斯提（Giambattista Casti）。

肯·帕莱尔（Ken Parille）的《怒气冲天：华兹华斯对拜伦的攻击》（All the Rage：Wordsworth's Attack on Byron，2001）描述了多萝西·华兹华斯（Dorothy Wordsworth）与拜伦之间的冲突，阐释了二者在诗歌作品细节与观念上的差异。

浪漫主义关于劳作与闲暇的讨论往往只限于对来世的描述。布莱克和拜伦的诗歌中都有相关的描述，区别是，布莱克这一关于来世的版本部分源自伊曼纽尔·斯韦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而拜伦采用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伊壁鸠鲁哲学版本（Epicureanism）。布莱恩·戈德保（Brian Goldberg）的《拜伦、布莱克和天堂》（Byron，Blake，and Heaven，2002）认为，尽管二者难以协调的来源，诗人们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如果天堂就是要将我们从劳作与闲暇的差异中解脱出来，因而在克服人类活动纯粹传统的分界的同时解除亚当的诅咒，就需要消除体力和脑力劳动的界限。在二人的诗作中，拜伦和布莱克各自上演了实践智慧、不受法令和条规调控的道德判断，目的就是为了把他们的天堂理论与生活现实联系起来。

苏珊·沃夫森的《用拜伦教希曼斯》（Teaching Hemans with Byron，2006）以费利西亚·希曼斯（Felicia Hemans）的作品为出发点，讨论了浪漫主义时期拜伦对其作品的影响，作者认为，在研究希曼斯第一个出版阶段她对拜伦的响应时，拜伦式英雄主义的性别轮廓得到了希曼斯敏锐的关注，拜伦式英雄的精彩解说使之欣喜若狂，并对此给予了专业的关注，希曼斯还急切地想把这一受欢迎的类型运用到女性英雄的诗歌中。

拜伦对女性作家的态度非常矛盾，他的诗歌、书信和日记展示了诗人有关妇女的许多语言和洞察力的证据。他对玛丽亚·埃奇沃斯（Maria Edgeworth），哈里特·李（Harriet Lee），斯塔尔夫人，玛丽·雪莱，伊丽莎白·英奇巴尔德（Elizabeth Inchbald），哈娜·考利（Hannah Cowley），乔安娜·巴利（Joanna Baillie），卡罗琳·兰姆夫人，玛丽·罗宾逊（Mary Robinson）和夏洛特·戴克（Charlotte Dacre）的作品曾作出回应、借用和改编。女性作家对其生涯的影响也可以从其叙事诗和戏剧中的女性（和男性）形象的发展上看出来。保罗·道格拉斯（Paul Douglass）的《拜伦勋爵的女性主义经典：其建构之见证》（Lord Byron's Feminist Canon：Notes toward Its Construction，2006）关注的是李、英奇巴尔德、斯塔尔、戴克和兰姆对拜伦的影响；其次是拜伦对知识女性如奥克斯福德夫人（Lady Oxford），墨尔本夫人（Lady Melbourne）以及男性作家如托马斯·摩尔、雪莱和华兹华斯的作品所作出的反应，及其对拜伦性别描写的影响。

L·亚当·梅柯勒（L．Adam Mekler）的《破镜及其在拜伦与玛丽·雪莱作品中的多重反映》（Broken Mirrors and Multiplied Reflections in Lord Byron and Mary Shelley，2007）考察了玛丽·雪莱和拜伦作品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工作关系，以及破镜这一比喻在二者作品中的反映。克斯提·布莱尔（Kirstie Blair）的《〈悼念〉第十三章》与《海盗》（In Memoriam  and The Corsair， 2008）讨论了阿尔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悼念》（In Memoriam）对拜伦《海盗》的引用以及丁尼生与拜伦的职业关系。

总之，有关诗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是比较文学领域一个常见的话题，拜伦及其作品因其影响之广、影响之深而使得这一话题经久不衰。姑且不论拜伦研究在各国的进展如何，各国对于拜伦在本国的接受、对本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影响都能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西方和中国都不例外。第二章英国浪漫主义诗歌中的叙事与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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