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西安
农民的终结？这样带着点迟疑，也更审慎。
——H·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
德仁寨
2011年7月10日，晨，阴雨。我们一行四人，从吴镇出发，目的地为西安市灞桥区。福伯家的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王家二年在那里蹬三轮车；梁家正容在那儿开店铺做小生意；韩虎子姐弟四个在那里卖菜。梁庄人来来去去，前后不下几十人在灞桥打过工。
托高速公路的福，一路顺畅，下午不到两点，我们就到了沪陕公路在西安的收费口。依据万立二哥提示的路线，下高速，走纺北路，到幸福路，沿着幸福路，就可以看到华清立交桥。他在华清立交桥下等我们。
说得非常清楚，表哥一路开车，结果却在纺北路上偏离方向，待觉得路不对，已经过了官厅立交桥。给二哥打电话汇报，他在电话里大叫，错了，错了。二哥在电话里以极高分贝讲着路，还是“幸福路”“纺织路”“华清路”，可我们就是不明白。他说不清楚，我们也搞不清楚东南西北。城市里的每一个立交桥都一模一样，即使是同一座桥，在不同的方向，也同样可能碰不到面。又折腾了一阵子，最后决定，二哥站着不动，我们这边坐上出租车去接他，让二哥在电话里给出租车师傅说路。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停到了我们的车前。二哥从车上下来，紫膛色的大脸，肚子挺得很高，腰带在肚子下面虚挂着，裤子几乎要坠下去。二哥胖多了，少说也有一百七八十斤，倒是那两颗几乎突出到嘴唇外的大门牙不那么突了。我有快二十年没有见过二哥了。他曾经是我的小学老师，梁庄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那时候，二哥还不过三十岁，是梁庄小学的教学骨干。他对学生非常严厉，说话尖刻，不管男生女生，只要犯错，一律痛骂。还记得一次上课，我和同学说小话，被他发现，“哗啦”一声，那个裹着铁皮的黑板擦直冲我飞过来，重重击中我的额角。我抬眼看他，正碰到他如牛一样的圆眼睛直直地盯着我，怒气冲天。接着，一堆唾沫夹杂着急速运转的话朝我铺天盖地而来。那时，他的两颗大门牙还触目惊心地往外突着，从那里面喷出来的唾沫比话多。
看见我们，二哥大声嚷着：“日他妈，变化太大了。前些年在这儿还拉过三轮，这几年都没来了，到哪儿都不认识了，路硬是说不清。”然后，上前一把抱住父亲，“二大
，你可来了，说多少次叫你来你不来。”看着我，咧开大嘴，也开心地笑着，“听二大说你来，我都不相信，多少年没见你了？”
父亲笑着骂道：“万立啊万立，你在西安几十年了，连路都认不得了？挣钱挣迷糊了？”
我们开着车，沿着二哥指的方向，终于走上了幸福路。远处是一个小山包，下面是很深的河，从山包到河这边，是一条极具弯度的、高且瘦的高架桥。二哥说：“九几年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这条桥。我拉着三轮车从城里往山那边送过货，得绕二十多里地，上千斤，二十块钱。就这样，还得认识人才让你拉。”
在一片欢笑声中，父亲和二哥合编了一个顺口溜：
万立西安二十年，蹬起三轮来挣钱，
大街小巷都转遍，城里马路弄不转，
人人都说我迷登，一心挣钱供学生。
从华清桥下来，转一个弯，是一段有围墙的长长的路。围墙刷的是劣质白粉，比临时工地围起来的要高一些，结实一点，但又比作为固定建筑的墙差很多，上面加着一个青瓦的顶，歪歪扭扭，围墙的高度、长度和那粗鄙厚重的形态，结合在一起，有一种很微妙的压抑感。围墙里的路说宽不宽，说窄不窄，有点像乡村的老公路，年久失修，被人遗弃。路是老的，但围墙却显然是新近加的。然后一个右拐弯，一条长长的、铁锈色的街出现在面前。街的一边是全是卖钢材的，长长的、铁锈色的钢管铺在店面里，溢到街道上。店主坐在同样呈现着铁锈色的房屋里，或倚在门口，神情冷漠地看着我们的车开过。另一边是一大片开阔的废墟地，废墟上堆着各种各样的建筑垃圾。再向左转一个弯，是一条小道，路的左边是一个个独门小院，右边是各种零散的垃圾堆。再往里走，右边出现了一堆堆巨大的垃圾，生活垃圾，也有回收的废品，废铁、废铜、玻璃瓶、废纸，各种奇形怪状的物品，随意堆放、蔓延在空地上和路上。在这一堆堆垃圾之间，有一条歪斜的小道，通向里面，几条狗在刨食，一个十几岁的小伙子正骑着三轮车出来。异味在刚下过雨的空气中凝结、发酵，非常刺鼻，一种腐烂的东西长期沤在里面变坏的味道，让人想呕吐。直行再往里面走，经过一个小铁路，空间豁然开朗，一个村庄形状的聚集区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就是德仁寨。二哥二嫂，还有其他几位乡亲现在的居住点。他们搬到这里有一年多。这几年西安城中村改造的力度越来越大，有相当一些村子完全被买断、开发，二哥们只好频繁搬移，寻找新的城中村、新的居住地。看着这个破旧的地方，突然想起进村时那围墙给我的奇怪的不舒服感，我想到了一个词：隔离墙。我们在电影上见到的二战时期犹太人的隔离墙，美国黑人白人的隔离墙，都与那道墙有相似的气质。
德仁寨是西安灞桥区的一个村庄。说拆迁已经好几年了，但总是有各种原因没有动迁。本村居民早已搬出村庄，把房子租给如二哥这样的外来打工者。二哥居住的这条街，卖菜的、小吃店、五金店、移动通讯店、手机店，所有做生意的都是外地的，就连那个稍大型的超市也是外地人开的。德仁寨，西安的老村庄，却几乎没有西安户籍的居民和原始村民。
二哥二嫂住在一栋斑驳的两层小楼里，上三下二的开间。下面一间租给了做移动通讯生意的人，另外一间房连着客厅，租给一家做夜市小吃摊的夫妇俩。我们到的时候，这夫妇俩正坐在阴暗的房间门口忙着择菜、洗菜、切菜。
二楼三间房。二哥二嫂租了左边的一个大间，月租一百五十元，中间一间租给同是吴镇的另外一对年轻夫妇，面积稍小一点，月租一百。右边是一个两间房的小套间，没有租出去。挨着二哥房间左边，是一个公用厕所。
二嫂也早早收工，正在房间门口切菜做饭。记忆中的二嫂又黑又瘦，但眉眼和脸庞很俊俏。利索、勤快、下力气，是梁庄著名的“干家子”之一。二嫂略有点发福，但回身招呼，说话倒茶，利索劲儿丝毫未减。房间约有十五平米大小，地面是灰得发黑的老水泥地。进门左首是一张下面带橱的黝黑的旧桌子，橱门已经掉了，能够看到里面的碗、筷子、炒锅、干面条、蒜头、佐料等零散东西。桌面上放着一个木头案板，案板上放着一大块红白相间的五花猪肉。
往房间里面看，对面那堵墙一溜排着纸箱子、席子、包裹、破沙发、桌子和一张大床。大床上的苇席被陈年的汗渍浸得光滑发亮，四面都有补过的痕迹，靠墙堆着几床棉被。床的另一端也放着一堆纸箱子，一层层摞着，可以看到里面的衣服和杂物。房间的各个角落都纵横着绳子，上面搭着衣服、毛巾，挂着伞、帽子、塑料袋等等。整个房间唯一有着固定家居意味的是口厚重的、上着深色朱漆的木箱子。箱子四角用带有装饰的铁皮包着，前面正中部位印着红白相间的喜鹊和牡丹，颜色有些脱落，透着年深月远的喜庆。旁边一个废弃的电脑桌上，摆着一尊财神像，前面堆着厚厚的香屑。
大家谈起梁庄，提到梁庄的很多人。万龙家女子结三次婚，又离婚了；光义老婆逼着儿子离婚，媳妇没了，生意也垮了，算是家破人亡；清明显摆，在西宁校油泵，前些日子来西安买车，非要住宾馆；韩家谁谁校油泵发大财等等。二哥、二嫂、父亲两眼放光，大家都很兴奋，呈思考状、紧张状和幸福状。梁庄才是他们精神的中心，梁庄里的人和事闪闪发光。
吃完饭，我们去找住的地方。拖着行李，往街里面走，街上的各种小摊延伸到路的中间，使得本不宽敞的路显得更加拥挤。我看到二哥楼下的邻居在街的拐角处摆出了摊儿，一个两平米左右的轮子车，上面放着各种凉菜，用塑料壳遮着。塑料壳上面挂着一个白色横幅，上面写着鲜红的几个字：“凉菜米线河南烩面。”
我们在“如意旅社”住下。“如意旅社”不如意。房间积尘满地，鞋子走过，能劈开地上的灰尘。床上可疑的物品、拉不上的窗帘不说，到卫生间，那水池里的污垢让人气馁。小心翼翼上完厕所，一拉水箱的绳子，绳子断了。转而庆幸，幸亏还有个热水器，虽然面目可疑，但总算还可以洗澡。这一天的奔波，全身早就像刷了一层厚厚的橡胶。仔细研究之后，发现该热水器是一个绳子控制出水的热水器（从没在市场上见过，估计是自制的），一拉，热水出来，再一拉，水停。流量虽小，毕竟还有。涂了一身的香皂，一拉，结果，这房间里的第二根绳子也断了。
早晨五点半，闹铃准时响起。匆忙穿上衣服，往二嫂那儿赶。刚到楼下，就听二嫂在楼上窗户边说：“不用上来了，我这就下去。”
二嫂从客厅里推出她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的确服役很久，车把、铁的车身都磨得光溜溜的，电镀完全没有了，轮子、轮条都裹着厚厚的铁锈。车座后面的架上绑着水壶，拴着塑料袋，里面装着纸、手套、帽子和其他小杂物，丝丝缕缕的，像一个小型垃圾车。
发动机的声音格外大，“突突突”，在寂静的清晨猛然响起，非常刺耳。过了那条长长的围墙路，往右转，穿过华清立交桥，过一个斜坡通道，再拐到地下通道，就到了路的另一边。过斜坡的时候，二嫂告诉我，前几天万国大哥的车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抓的。这是一个大拐角，很容易把人、车挤到死角去。三轮车夫早晨六点左右出门去拉活，抓人的交警和他们一样，也六点左右出发，专逮他们。
从德仁寨到二嫂拉活的梦幻商场，约有七八里地。紧靠商场后门的地方，排着好多辆三轮车，旁边三三两两聚集着和二嫂穿着一样夹衫的人。女人们一堆儿，有的坐在车上，大口吃着包子，有的斜倚在车把上发呆，有的吐着唾沫在数零钱；男人们一堆儿，在一块儿大声地相互说笑。其中一个瘦小的、戴高度近视镜、五十岁左右的男人特别显眼，看起来很文弱，很有落魄书生的感觉。
二嫂为我一一介绍她的伙伴们，又用手指着男人堆，说那是谁的丈夫，那是谁一家的，家在吴镇哪边。她招呼他们过来，那些男人们反而走得更远了，有使坏的把其中一个白脸年轻男人推出来，往这边女人的身上推，大家哄笑起来。拉三轮车的，多是夫妻两个一起。他们还保持着农村的习惯，在公开场合里，从不在一起站着。
不到九点钟的时候，二哥骑着三轮车过来找我们。他早晨的活已经拉完了，挣了三十多块钱。“日他妈，生意不好，淡季，没人来。”他嚷嚷着，马上加入了那一堆聊天的男人中去。
十点多的时候，人流渐渐增多，后面广场各种进货出货的人越来越多，门前停着的三轮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忙了起来。二哥说：“走，咱们到健康路去。”早已和万国大哥约好，下午一起到二哥家喝酒。他一个人在西安拉车，大嫂留在梁庄看孙儿孙女。
健康路是灞桥区著名的服装批发街，街长约有三里地。这是一条有些年头的街道。路面坑坑洼洼，路口是一个外观已经非常陈旧的商场，往里两边是两排年代久远的老楼房，颜色灰暗、样式落后，楼顶上竖着被风雨侵蚀得面目全非的各类广告牌子。它的左右不远处都是气势汹汹俯视而来的崭新的高大楼群，衬得健康路格外寒酸、狭小。
不时有三轮车“咣咣”响着飞驶过来，这些三轮车前面都绑着一个小铁棍，打在三轮车的梁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以提醒前面走的人让路。三轮车开得飞快，不时擦过行人的身边，眼看就要撞住，却“哧溜”一声滑了过去，技术高超至极。看到我在旁边照相，骑车者就配合地朝我张大嘴巴，露出笑容，车也不减速，“哗”地一下潇洒地骑了过去。欢快而流畅，非常写意。
万国大哥拉着人朝我这边骑了过来，因为速度快，他的头发被风往后吹着，衣服也鼓了起来，腰挺得笔直，保持着昔日的军人风采。看到我，他开心地笑起来，脸一下子像被揉皱了，巨大的眼袋几乎顶住了眼睛。我喊他一声，大哥，慢一下，照张相。他的腰挺得更直了，目视前方，像个统领千军万马的将军。
大哥很快回转过来，三里地，对于他们这样的熟手来说，就是十来分钟的样子。在健康路拉车的全是老乡，说话没有丝毫障碍。王二年不停地拉他的同伴过来，让我和他们聊天，“都是自己人，问啥都行”。和梦幻商场一样，他们对我的出现很好奇，不停地问这问那，而当我要给他们照相时，又哄笑着纷纷躲开。最后，大家聚拢在一起，站在三轮车的旁边，后面的人站在车上，有几个年轻一点的还摆着姿势，照了一张集体照。照片里的人个个笑容满面，意气风发。其中一个双手插进裤袋里，刚好把酱色马夹揽到后面，露出里面干净的白色T恤，他双眼含着笑意，凝视着镜头的外面，脸庞方正，轮廓清晰，儒雅而威武。
流转
下午四点钟，收工了。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和二嫂蹬着三轮车，载着我们，浩浩荡荡地回德仁寨。大哥二哥都铆足了劲儿，晚上要和父亲喝一场。万立二哥更健谈些，几杯酒下来，打开了话匣子。
1991年、1992年的时候在河北、安阳都干过，咱没技术，年龄也大，只能出苦力，挣不来啥钱。小柱（大哥二哥的小弟）、咱们韩家几个人在河北邢台铁厂那儿干活，我就去了。是翻砂，环境差哩很。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糊了一样，受罪得很。我忘了我是干一个月，还是不到，反正没拿到钱。我给小柱说，走，咱必须得走，这活干不成，到最后非死人不行。厂里坏得很，去之前还得先押两百块钱，工资也是好几个月结一次，就是防止你提前跑。最后，我和小柱走了，押那个钱也不要了。韩家几个娃儿还在那儿干一段，后来也走了。
小柱还在安阳那个啥刨光厂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音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小柱十几岁都出门，受住亏了。
1993年阴历六月，我来西安。在健康路“蹬脚”（拉人），拉货，当时是人力三轮车，六百六十块买的新车，利民牌。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替出摊的摊贩装货拉货，咱租的房子离人家出摊的地方三里地，过三府湾，到健康路二里多地，单趟六七里地。然后再回来，再出一家。一早晨帮人家出四五个摊，晚上再帮人家收摊，来来回回，百十里地，挣八九块钱。一车货都是七八百斤，千把斤。我是捡轻省的，再轻省也有三百斤。租的房子最多十个平方。咱们梁家年娃儿当时还在这儿，我们在一块儿干。住的地方脏哩很，都是收破烂的，烧那个电线乌烟瘴气的，难闻死了，见天早晨三四点钟都烧东西。
那时候我的想法是，一天挣五块钱，一个月挣二百块钱都行。干有两年，慢慢一次涨到两块、三块，后来，一天能挣一二十块钱，那时候不出税，但是，没有牌照，出来得晚了，被看见了，二话不说，罚三十块。把车子收了，在煤厂里搁着，在治安办开个票，先罚二十五元，到停车场再交五块钱。经常被罚，票刚开罢，出来又罚。都是派出所下面的合同警干的事儿。后来又出了一个事儿，三府湾村子不让俺们这些三轮车走了，但是那是必经之路，必须得从那儿过，人家要俺们办通行证，也是想要钱。有一次，我送红伟回家，刚从车站回来，三府湾村里治安办的人从厕所出来，提着裤子把我叫住了，罚我六十块，要我办证。你说，邪得很，估计他是专在厕所盯人，也不嫌臭。
从南窑地、余家寨那边拉被套到城西农村去，是九五年的事，有几十里地，上午十点钟去，下午四点钟回来，三十里，二十块，那还是认识了才让蹬。我记得可清，那是过过秤的，拉过五百斤的、六百斤的。拉回来累得很，浑身都散架了。还拉过摩托车，两个三个的都装过，千把斤，嘉陵牌的，从大雁塔出发到另外一个地方，估计得有二十里，十块钱，一个摩托车五块，这是九四年的事。这还是虎子认识经二路那边的人，才让我去拉这活。
1995年和1996年，还在铁路上干过活，南窖地我们房东的女婿做私活，俺们早晨帮人家出罢摊，回来就去铁路干活，帮人家挖地下的电缆线，晚上回来再收摊。那个人不给钱，就是剩点电缆给我们，我们拿去卖，一米都几十块钱。那时候咱三十四五岁罢，正能干，一天到晚干，也不觉得累。那年挣哩最多，往屋里捎四千二百块。那两年挣过一千多、两千多的。你二嫂说挣不来钱不让回家。
1997年开始干生产队长，孩子外婆死时我回去，一埋罢，叫我当村长。那时候一个月干队长是四十块，还是欠账。想着当个官怪厉害，多少人争还争不到，人家主动让我干，那我肯定干。当队长管交提留，交公粮。那两年，交提留可是重要得很，那时候是以队里名义借高利贷，一个队得交几千块钱，好像都上万。队里把多出的地再赁出去，再还高利贷。社员们少分那点地，起个名叫“预留地”，咱们北岗地几乎全卖完了。一年四百八十块，两年九百六十块。干了几年，2000年，才不干了，没意思。
2000年，和你二嫂去新疆摘棉花，南疆阿克苏，八九月份，去一百天，摘一斤四毛钱，手快能摘五六十斤，手慢的四五十斤。挣有一千多块钱。那儿蚊子多哩很，“南疆的蚊子，伊犁的蝇子”都是有名的。蚊子多哩很，钻过蚊帐，爬在脸上，脸都爬满了，得不停地用手拍，早晨起来，脸都扇肿了。
后来又在阿勒泰那儿，种哈密瓜，你二嫂的姐、嫂子、妹子都在那儿，打一天药，一天十几桶，下来肩都磨破了，摘，种，锄，黑瘦黑瘦，干一年下来，俺俩挣一万块钱。
第二年去克拉玛依，打井，一个月一千块。一个月后，库房里让我回来看库，觉得我人老实，倒料，装装，码码，活还不算多重。但是，井喷的时候不能睡觉，整夜对料。你二嫂在那儿挖树窝，种草，摘花。干到十月份，活干完了。
春节买票回家难死了。白天上班干活，到黑了去火车站排队，硬排半个月，最后买的还是站票。总共挣有万把块钱。发誓再也不去新疆了，受罪哩很。那两年算是把罪受完了。
小柱是2001年阴历三月十九黑晌去世，二月初五那天生病。他骑车子去上班，路上突然就昏倒了，当时去青岛医院，都想着镀金厂有影响，光亮他们在电话里还在说想到北京找咱们老乡去告状，意思是厂里的责任，看能不能赔偿一些钱。我们也打听了，咱是外地的，打官司根本都打不赢，第一经济不行，第二也没有那个人，找不到有权力的人。人家还说小柱有先天性心脏病。净放屁，活这些年也没听说他有这病。从青岛到南阳，还是梁贤生弄个车送回到咱们穰县医院。
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蜡黄，人都没劲走了，梁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当时花三万两千多块钱，姊妹们都出了钱。都是借的，那时候挣哩少，出来打工都只是顾住家。
2002年你大婶去世，是食道癌，发现时医生诊断已经是晚期了。一直吃不下去饭，到最后忽然通了，喝茶轰隆下去了，一下去马上就不行了。那是七月二十七，死时六十八岁。人好，也可怜。一辈子没管过家，都是奶奶把着钱。
2005年又去新疆种哈密瓜，说是不去了，不去不行，那时候想着梁磊（二哥的儿子）要上大学，一年要好多钱，中间这几年家里事儿多，花销大，没存住一分钱。俺们是6月1号去的，10月份回来直接到西安，那年不行，在新疆没挣来钱。磊子考上重点大学，高兴得很，就是为学费熬煎。记得那年学费是三千八百块，开学走时连学费都拿不出来。俺们都没回家，在新疆挣钱，你福伯在家到处借，娃儿是自己去上的学。2006年又去克拉玛依，去一年，在井队上仓库上发个货，你二嫂在绿化队里干，我一个月七百块。11月份又到西安了。过来就再也没走了。那年去最亏了，这边健康路生意好了。出去跑跑都不如健康路，这个钱是活钱，自由得很。到那边端人家饭，受人家管，拉三轮挣这个钱不受气。
为娃儿上学，俺们奔波的地方多得很。
这儿的生意最好是正月间到五一、六一以前，五一中间有十来天一天能挣二百多。六月到八月十五以前生意淡。每年从8月20号以后，生意好哩很，正好学生娃儿上学，买书包、笔，衣服也该换季。生意好的时候，我们俩一个月能挣七八千，邻居这家俩人年轻，出狠力，一个月有时能拉上万块钱，在这儿拉人最认熟人，来来回回，就都认准了。现在我记不住人了，原先还行。不过，现在是电动三轮，轻松哩很，车子一发动，就走了，也不出力。比种庄稼强多了。穷人也有穷人的快乐。
在梦幻大商场，俺们每年要交三千六百块的管理费，如果你没交钱，就不让你进；在健康路，一个月一百块，还得给黑钱。健康路管三轮车的队长，不交黑钱就办不来牌照，明的一年要交两千两百五十块，暗地里还要交一些，逢年过节还要去看他，烟啊酒啊一年下来也得四五百块钱。去年办牌照，我以为不要钱，就去了，人家说，“恁容易，那你不给王哥弄条烟？”日他妈，明着讹钱。还是底层，他们欺负你。他一年至少挣几十万块钱。俺们办回牌子至少得给他两百块。往上报二百把车子，实际上至少四百把车，这暗藏的二百把车的钱他和所长分了。不是我好说，日他姐，要是健康路在咱们吴镇，那钱不都挣疯了。
二哥说到“挣疯了”，大家都充满向往，连声附和，“那可是，那可是”。仿佛大哥二哥真的回到了吴镇，也做了那里瞒外骗的车队队长，真的“挣疯了”。场面很是滑稽。
晚上八点左右，二哥邻居的那对夫妻也回来了，加入了谈话。
二哥问他们今天咋样，男的说不咋样，他拉了八十几块钱，老婆拉有四五十块钱。二哥对我说，这已经不少了，这是淡季，他们俩是有眼色人，才能拉这么多。邻居夫妻看起来很年轻，一问，和我同岁，是吴镇南头一个村庄的人。他们来西安十年，两个孩子，女儿十三岁，儿子九岁，都在吴镇读书，爷奶在家看着。隔一两年，暑假期间孩子会来西安住一住。今年孩子们没来。女孩子大了，不愿意坐三轮车跟着父母到处跑，要不然，就得待在家里看一天电视，没人玩，没人管，连饭都吃不上。
没有想到，大哥比二哥还善喝。喝醉了的大哥满脸通红，一会儿低头叹气，一会儿抹着眼睛，流下了眼泪，长叫一声：“我的日子不好过啊。”二哥非常不屑：“哭啥哭，就你贱眼泪多，人家都不难，就你难。”哥俩一直是呛茬儿说话，这是兄弟间惯常的说话方式。
我1958年生，1976年元月，十八周岁，去当兵，在郑州当警卫兵，属于郑州警备区独立一团，四年兵，农村娃也没啥机会，也没钱送礼，当几年就又回来了。那时候长哩年轻，个子高，精精神神，是个“圣人蛋”，转业回家，每天早晨还跑步，从王家出去，绕着北岗地，跑十来里，坚持了两三年。为生活，啥小生意都做过，收过废品，收过塑料，卖过鞋底子、凉粉，宰过羊。一只羊赚十块八块钱都高兴得不得了。
1992年上北京，小孩他姨夫在那儿搞装修，我刚开始也是在搞建筑，帮小工，一个月我记得好像是六七十块钱。干几个月，我看这个活不行，太苦了，就想走，厂里不给我工资。老三万科当时在北京当保安，他们去了两个人，穿保安服，才把钱要过来，就这还欠一百多块钱。包工头是河北的，钱清是不想给了。
小工不干了，自己找了个厂，搞铁焊，才开始去给师傅敲敲打打，后来自己干。我自己又换了个厂，到家具公司，学气焊、电焊，自己摸索着学，咱不是笨人，很快就学成了。在那儿干了两年多，当车间主任，那时候一个月都千把块钱，最高一个月拿到一千六七。这是1992、1993年的事。这钱在当时都不得了。后来，小柱也在那个厂干，他主要是帮着搬木头原料。
你哥、小柱那回打架是为大姐夫哥打的。打姐夫哥那个人是他们一个村的，他们两家在村里就生过气，在北京那人找人把姐夫哥打一顿。咱们知道之后，当然不愿意了，小柱就喊了咱们梁庄一帮人，那回是清明，年娃儿，老二老三老四，咱们这边去八个人，去都拿个片刀，我拿个钢管，没找住那个娃儿，把他们村另外一个娃儿打一顿。
大哥讲到这里，二哥忍不住发出感叹：“那次幸亏没找到那个人，不然，非出人命不可。那时候咋啥也不怕？出去了，就像换个人。都野蛮得很，泼死哩打，好像没个啥约束。”
为啥不干了？我车间主任那个位置被老板亲戚占了，心里有点不顺，刚好又和甘肃一个人闹矛盾。老板看见小柱掂个刀在车间里晃，不让小柱干了，只叫我在那儿干。我给老板说，我兄弟是为我的事，你把我们钱一清，我们一块儿走。这是1995年的事。
回来干农活不行，关键是不挣钱。在梁庄停有半年，又去北京。小柱和老三原来一直在北京，当过保安，也到化工厂打过工。我看他那儿空气不好，才把他弄到家具厂。当时听小柱说在煤厂干活时摔过一跤，里面有个下水井，摔住腰了，好些天没起来，估计是怕有啥事，工厂就不让他干了。后来又干过刷漆，也没见过戴口罩。生病估计都与这有关。
从北京借的钱，六百块钱，直接来到西安。和我在北京挣的反差很大，但是我就满足了。没人管没人整，自由。我是1995年阴历九月份来的，就没有动。整整十六年，一直没有动。我没有投资，投资不起。那真是出住力了。二百斤的包，毛毯包，往楼上扛，一包一块钱，一口气扛了十六包，最轻一百六十斤，最重二百三十斤。那还是信任咱，才让咱扛，不是那个人还不让你扛。
现在少出力了，比原来多挣钱了。钱还是不够用，一块分十块都不够用。梁东上学，一年四千多学费，再加上吃喝，一年一万多。先上大专，又上本科，上了五年。你大嫂一年到头吃药，至少得几千块钱。家里人情世故也大，行的人情多，我是一人挣钱全家人花。
不过也有高兴事。2008年12月24日，圣诞节，梁东给我发了个信息，你看，我给念念：“圣诞将至，不知你又和佳友们到哪儿去畅游？无论你在哪里，请别忘记了我对你的深深祝福！”我回了四句：“佳节美景无心游，披星戴月健康路，挣钱为儿完学业，是为父的大任务。”
今年，梁东在郑州要结婚，买房需要四十多万，五十多平米，四十万，吃人啊，还说是在郊区。你说咋办？好不容易供出来，还得管，你说不管行吗？就他那工资，多长时间能攒几十万？我给他借了八九万块钱，还借你万科三哥三万块。儿子又给我发短信，“亲爱的老父亲！儿子让您受苦了！已经二十多岁的儿子却仍然让我那儿五十多岁的老父亲出力！受苦！心里很受伤！”我看了心里也难受啊。说实话，就咱们这个收入，供一个、两个大学生，这个家算完了。
大哥说着说着眼泪又流了出来，拿出他那个破手机给我翻看他二儿子梁东给他发的短信和他回的短信，喃喃地念着，一边摇头、诉苦、叹气，可是那语气中却带着骄傲、炫耀和软弱。三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删那三条信息，就他那个破旧手机，他得花多大功夫才能留住那三条短信啊。最后那条短信是2011年4月17日发的。儿子心疼他，这使他几乎有些受宠若惊了。
二哥一直白着眼瞪他，不时拿纸塞到大哥手里，口气很冲地说：“赶紧擦擦，流啥眼泪。”转过脸对我们嘟囔着：“大哥大嫂有些偏心，稀罕老二娃儿，想着老二在郑州过得好，将来能指望住，啥钱都贴给老二了。”
没想到大哥听见了，大声嚷着：“我偏啥心了，梁峰能顾住自己，家里房子都盖了，老二啥也没有，不指望我指望谁啊？”
将近十一点的时候，大哥醉醺醺地站起来，说得走了。他住的地方离这儿有将近十里地。二哥也没有留他住下，因为他的三轮车电瓶晚上必须充电，另外一个替换电瓶还放在家那边。说好了，明天下午再过来。二哥已经打电话给韩家虎子，韩家虎子听说我们来了，激动得很，说不做生意了，明天上午就过来。我说我们到他那边去，他一定要先过来看我们，然后，再把我们接过去。我知道，这是礼数，表示郑重。
抢劫
第二天早晨，二嫂带着我们去梦幻商场和健康路转了一圈。还刚刚和大家聊上，二哥电话来了，说大哥已经到德仁寨家门口了。二嫂笑着说：“你大哥可真难得，一般是舍不得耽误拉活的。”回到二哥家里，很自然地，我们谈起大哥前段时间三轮车被扣的事件。没想到，不是简单的被抓被罚再放人的事情，大哥组织了一场示威，很有现代英雄的意味。这与大哥喝酒就哭的软绵绵的形象颇为不符。喝了酒的大哥开始讲事情的经过，隔壁一些老乡也陆续过来二哥家聊天凑热闹。十一点多的时候，虎子和他老婆也过来了。在梁庄时的虎子是一个瘦弱内向的年轻人，现在，依然瘦削，但神情活跃，开朗异常。虎子的左小腿用几个厚厚的木板夹着，外面缠着一层层的布，走路一瘸一拐的。一个下雨天，虎子上车下菜，滑了下来，小腿骨摔断了。
我记哩可清，6月23号早晨不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就骑到了华清立交桥，那是俺们这些拉三轮的最警惕的地方。我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快六点开始走，到那个地方最多十几二十分钟。那个地方车少，又有一个大斜坡，挤你好挤，是他们作案的好地方。看见三轮车，里面装着黑狗子的大金杯车就开始往路边挤，挤成一个三角，把人车圈住，看你往哪儿跑！逮人可好逮，一般是女的抱住车哭，男的死拉住车不放，嘴里还跟他们论理。论啥理啊，明知道没指望。蹬三轮的，十个有九个都被抓住过。我一直在想，他们不穿制服，我可不可以打他一顿？他没穿制服，那可不可以把他当作鬼来抢劫我们的？
一到立交桥下，我就习惯性地心跳加速，想着加快油门，赶紧骑过这一段。可是，怕鬼鬼到。金杯车不知啥时就跟着我了，把我往里挤。要是年轻那会儿，我就非闯过去，跑了就跑了，不行轧死算了。现在老了，不敢了，一犹豫，就被挤死了。他们下来一群人，最少七个人，就一个穿警服的，其他都没穿，把我车子往那儿一拦，把我钥匙拔了，也没亮警官证。他们抬着我的车就往金杯车上扔，我肯定不放手，我想着他是抢劫的（那也是骗骗自己），我死不放。我记哩可清，金杯车车牌号最后三个数字是×××。我不放手，我说你们反天了，也没有证，凭啥抓我？他们坏得很，把我的电瓶箱打开，想把我的电瓶拿走，三轮车最值钱的就是这电瓶。幸亏我平时都锁着，他没拿走。我护着车，死死拽着，就是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放手。这是我的车。那五个人连拧胳膊带拧腿，把我胳膊都拧肿了，又死死掰我的手，硬是把我掰开了。把我用手铐铐住，扔到金杯车里。我又挣出来，拿胳膊去拦我的车，他们抱住我，其中一个人死捋我胳膊，胳膊当时就麻了。他们把我的车抬上车，门一关。又把我推出去，赶紧跳上车也跑了。我在后面追一截儿，骂了一通，也没啥用。
回来一看，妈呀，胳膊肿得像萝卜一样，铐手铐的地方皮都溜了一层。你看，这都十来天了，还肿着，上面的皮也脱着。日他妈，得用多大劲啊，是非要把我车弄走不可。
后来我就去找“托儿”，我打电话以后，他说你等着，过一会儿回来，说，老梁，你这个车不行，拿不回来，一点希望没有了。人家说了，你太犟了，还敢还手？还敢打我们？就是不给，如果不犟，三百四百，就可以拿回来。并且，人家还说了，反正没开票，就没有这个车。你说，当时他们连抓带打，把我三轮车抢了就跑了，上哪儿开票啊？他们是想把我的车昧下。连等三天，还是不给。又等到星期六，“托儿”回过来话，人家给不了。我是想着，掏点钱算了，哪怕多花俩。我准备了五百块，给我们队长老张打电话，老张问完之后，也这样说，人家坚决不给了。
我打了三次“都市快报”热线，接通了，人家也说，我给你联系记者。但是，始终没有人来。
我日他妈，我气啊，我这个车子值两千块钱，要是买个新车至少得三千多块钱。我又准备了七百块钱，去找“托儿”，给人家说，你再去说说，我多掏几个钱，把车赶紧给我，耽误一天都是一天的钱，咱耽误不起啊。平时“托儿”肯定是行的，因为我们给他的钱，他要和交警分成的。可是这次就不行了，估计是抓我的人有领导，我骂住人家了。我去停车场去看我的车，他们把电瓶箱都撬开了。看来真是想黑我的车了。我又去找“托儿”，我拿一千块钱，说都给人家，到时你的再给你，看行不行。“托儿”回来说，那不行，人家是不认这个账了，要黑你这个车了。到星期一早晨八点多钟，我还在给“托儿”商量，我舍得花钱。咱不想闹，想着还是挣钱重要。
星期一早晨九点多，我给你二哥打电话说这个事儿，我说不行了，咱们到交警队门口去，看能不能要过来。老二一听，马上联系这儿的老乡们。几个邻县的老乡都去了，我想着二十多个都中了，后来，去了五十八个人。包了三个面包车，人家人情得很，只要个油钱。我们把平时拉车的那个布衫子脱掉，都穿的平常衣服，省得人家说三轮车又在闹事。
站在交警队门口，大家都举着手，喊着“还我车子”“还我天理”。声音不大，稀稀拉拉的，但也是口号。我差点哭了，想起了我在军队里喊过的口号。最后，我对大家说：“今天这个事，我老大一人承担，天塌下来我顶着。”
刚好一辆小轿车进去，抓我车的那个人就坐在车里，他也抓过别人的车。人们都说，就是他，就是他。车上那个人吓得脸发白，说不是我，不是我。俺们在交警队门口站有两个小时，才开始没有人理俺们。到了十点多，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多，这个一句那个一句，围在门口，里面的车都没法出来。他们顶不住了，开始派人叫我们进去。他也害怕，本身他这个事是违法的。我说，俺们不进去，叫你们大队长出来说。
后来，就把俺们叫到门卫室，说商量商量。我和老二进去。说是不罚钱了，叫我补个停车费。我说，我不补，你当时抢我车时，为啥不开票？那个大队长就在门卫室的里面，就是没出来。我离门里面近，听见他们在说，“我正在接待”。可能是上面领导在问情况。他们也害怕。
最后，车停了六天，让我交六十块，罚四十，总共一百块。停车场那些人都和交警串通一气，他们为了挣这个停车费，专门找黑狗子去抓俺们。从“托儿”、队长、交警，连停车场的人都想拔俺们一根毛。这社会还有没有公道？
车算要出来了。老乡们也心情好，耽误了一上午没干活，啥话也没说。后来，咱们那儿的中间人说，请大家吃顿饭吧，才开始说每人拿一盒烟。我说行。后来在华清路吃的饭，一人一瓶啤酒，一碗拉面。大家都呼呼噜噜吃着，开心得很。连烟、油钱、饭，算下来，总共下来花了一千多块钱。吃饭时我说，今天高兴，心里舒畅，树活皮，人活脸，咱也算争口气。
前几天，就是上星期六早晨，连出了两起事。先是咱们裴营那儿的老乡红星，早上五点多的时候，车叫黑狗子抓走了。没多长时间，一个人开着大三轮机动车，拉着满车桃，没有牌，交警开着车把人带车挤到华清立交桥路边，把车挤倒了，那个人的腿也轧断了。他是长安县的人。那人桃子不要了，只喊“救命”，看的人可多了。最后还是红星开着那个三轮机动车把那人送回老家。人家感激得很，送红星很多桃子。
真是三轮车逆行了，违法了，还是干什么了，抓住你也行。你走得好好的，他都过来抓你。当时也开过会，我还问过，有事没事，俺们这蹬三轮车的算不算违法？人家说，你好好走，没人管你。但是，我就是好好走着被抓住的。
有办法了还是回家。有钱了，啥事都办完了，我就走。在家里，没人敢说这个那个。在外面挣个钱真难啊。那两年叫别人让路，敲一下车上的杠子，让人家让一下，人家开口都骂。谁都想骂你，都觉得你下等人，可以欺负你。可偏偏咱们穰县人不吃这一套。那都是打出来的，跟电影上一样，都是砖头乱飞。都是想着你是蹬三轮的，好欺负你。
“托儿”最坏，两边吃，势力大。专门替三轮车夫要车，得的钱两边分。光俺们这一片就有两个“托儿”，啥活不干，养活一家子，还买有车。
邻居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沉浸在大哥讲述的被抓的事情中，几乎是情不自禁地讲起自己的遭遇：“你是不知道啊，他们真是狠哩很。前年春天，我家孩子来这儿，才三岁，想着跟着我车走，也没事。那天还不是在华清立交桥那儿，是个中午，在另外一条路上，我忘了是啥路，没拉人，我家小孩儿坐在车里。忽然从一个大面包车上下来一群人，朝我这边过来。我赶紧躲，蹬着跑，那些黑狗子往我这边追，我就蹬啊蹬，骑得可快，结果，朝左转时，转猛了，车厢一下子斜过去，我小孩儿从车上摔下来。孩子流了一脸血，哇哇哭着。我吓蒙了，不知道孩子咋样了，抱着孩子哭。还是过路人说，别哭了，赶紧去医院看看孩子咋样。好在事情不大，眼睛划伤了，脸只是擦伤，在诊所缝了好几针。那些黑狗子早就没见了，估计是看见出事了，就跑了。吓死我了，再不敢让孩子来了。”
大哥讲的这段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黑狗子”，“托儿”，“抢劫”，这是他们三轮车夫生活的重要内容。“黑狗子”，就是不是警察、却被警察雇来行使警察职责的人，协警、城管、治安员、拆迁队员，都是类似身份和职能的人。他们的工资由所雇单位发，身份虽然暧昧，但却可以公开执法。在西安，他们被三轮车夫们称为“黑狗子”。“托儿”，就是两边吃的中介人。一头和警察联合，分工合作，你抓人罚钱，我在中间说合让人交钱；另一头又假装站在三轮车夫的立场上，因为三轮车夫只有这一条途径要回自己的车子。这样，“托儿”就成了最忙碌也最得势的人。“抢劫”，这是三轮车夫们对抓他们的警察行为的总结。他们辛苦挣钱，小心谨慎，提心吊胆，却总是被抓，被罚钱。更有甚者，他们想不给你车，就可以不给你车，你没有任何办法。
在网上看到这样一个帖子，面对城市三轮车的混乱状况，一位官员给相关部门下了命令，“每座城市有每座城市的通行标准，城市道路资源是有限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占用道路资源，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这是政府绝不允许的；同时它也影响了西安作为国际旅游目的地的城市形象。下一阶段要坚决取缔在城区各旅游景点、繁华十字、城区主干道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自行车、摩托车等。”
这位官员的话非常清晰地回答了“城市为什么禁止三轮车”这一问题，纠正了大哥们对“抢劫”一词的不合适使用。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些关键问题很让人困惑：为什么不能让三轮车、自行车占用“道路资源”，否则，就“限制了群众的交通出行”？城市属于谁？谁才有资格占用这道路资源？什么样的车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行驶、行走在这城市的大道上？这里的“群众”又是谁？显然，它不包括如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这样的三轮车夫们。
打架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钟，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不是不想去，而是无法去。那个漆黑的厕所，让人无法进去。中午时分，我出来上厕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边洗边起劲地聊天。水池是脏的白色，上面横着一个湿漉漉的黑色木板。我进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颜色暧昧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着一个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的气味。我极快地扭头往外走。水池的木板上，放着那几个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吃的菜。
我回到房间，听大家继续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开饭，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再进到厕所。掀开马桶，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冲干净的便物。实在没有勇气坐上去。出去下楼，沿街转了一圈儿，没有找到公共厕所，只好再回来，用一层层卫生纸垫着，咬着牙，半蹲着，艰难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粗粝的食物横亘在喉咙，我的眼泪被憋了出来。
讲到黑狗子抓人，又讲到打架，气氛更加热烈起来。饭后，二哥主讲，大哥、二哥、二嫂、虎子，还有隔壁的老乡（这几天他也很早收工，和我们一起聊天），另外一栋楼上的三四个老乡在一旁不时补充。
原来是市容罚款，“黑市容”也多得很，不让人车混装。有时罚货主，有时罚三轮车夫。在健康路，吸个烟罚五百，保安也参与诈骗。最后见报纸了，那也不行。商场里的小偷小摸都是保安养的。这两年要好得多。
原来“黑市容”厉害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罚一次抵住你干半个月。健康路需要三轮车，上面不取缔，但是哪年都得送礼，最低五百块钱。就这，还是抓你，用车硬挤，如果出事故了，就赶紧跑了。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僻静处，逮住其中一个人，一群老乡围上去打他们，把他们也打怕了。
那两年没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几天，再回来。跟公交车司机也打架。公交车司机牛得很，也坏得很，开腔都骂。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边挤，有时候，拉一大车货，硬生生地被挤倒，咋也扶不起来。气急了，没人的时候，就拿着砖头、铁棍去砸公交车的玻璃，砸得稀烂。逮住一个牛气的司机把他打得起不来。
现在有110，打个电话就来了。打群架按黑社会定性质定案，咱这儿的人们也不敢打了。这一来，公交车又疯了，看见骑三轮车的硬往边儿挤。有好几次都出事。出事儿跟人家也没关系，反正又没有直接证据，没人管。总的来说，你是个蹬三轮车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虎子那儿也打架。他们在菜市场卖菜，齐抓是多少钱，挑着买是多少钱，有些菜不让挑，挑之后就卖不成，那些本地人非要挑。虎子也是个别子，干脆不卖给他了，本地人开口都骂。说要叫多少多少人打虎子。虎子给我打电话，俺们开着面包车，去了三四十人。那个人早跑没影了。
二哥讲到这里，虎子老婆插话，带着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说话傲慢，西安市里人，啥也不干，摆个脸子。一般都为啥打架？安康人好说，‘你臭蹬三轮的’，‘你就个卖菜的，还怎么怎么？’咱这儿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人，农村人一叫一帮子。说明还是穷帮穷。城里老婆儿们拾烂菜的也很多。俺们那个菜市场，有个女人穿得非常光鲜，天天晚上去拾烂菜叶子。”
当年梁峰（大哥的大儿子）来蹬三轮，从健康路里面拉出来，说好是三块钱，结果只给两块钱。就为这一块钱。话说不对，那人把梁峰打哩顺嘴流血，对方仨人。咱们老乡到里面一喊，来有十好几个人。鞋、砖头、棍子乱飞，给人家打伤了，脸都肿到一块儿了。最后人家来叫治病，全是私了。老大拿着多粗的木棍子，甩开胳膊，扬起来都打，幸亏我拦住了，否则把人都打死了。那次涉及的人多，对方要让赔钱，还指认了一些人。咱就想，大家都是帮忙的，不能帮咱了还让人家赔钱，咱自己掏。那边也是河南人，鲁山的，找哩中间人，说合一下，赔了两千多。老大说，花两千多，我心里美。这是前年的事，老寨西庄。都是为一块钱。
健康路人多，骑三轮车，“咣咣”敲着杠子，让人让路，那些人开口都骂。咱都想着算了，下苦人，骂他骂，咱挣咱哩钱。大哥就是忍不下，人家一骂，他就忍不下，为这惹下多少事。成天都有人说：“快，快，你们老大又在哪儿给人家打架了，快去快去。”我一听心里就慌了。老大说话难听，容不得一点气，人家稍微傲一点，他就说：“他算他妈那个×。”我说：“人家都在那儿立着，你骂人家。”他说：“咋，我骂了，咋了，我叫你管哩。”
有一回打得最最恶哩。还是为一块钱。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和你二嫂上新疆种哈密瓜那年，刚又回西安。那两个坐车的人是咱那儿一个隔壁县的老乡拉的，讲好了，从南头拉到北口，俩人三块钱，到那儿了，不给了，只给两块。咱也不行，双方僵持一会儿。后来这个女的打电话，叫他爱人来。他爱人叫来四五个像黑社会一样的人，都是五尺多高的个子，来就说，谁？谁？恶得狠，就开始打。把两个老乡打哩头破血流。咱当时人少，吃亏了，一个老乡头都被打烂了，用衣服缠缠继续打。另外一个老乡被人家一棍子闷到头上，就睡到地上了，脸都变成黄白纸色，起不来了。那些人和那两个女的开始走了。
这时候，咱那个县的老乡来了几十号人，咱们穰县人也去了，都是互帮互助。那个女的都上到车上了，要走了，人们都说：“就是那个女的，就是那个女的。”把她拉下来，又打。把那个女的打得尿裤裆，男的打了满身是血，都是拿着棍子硬打的。打完之后，参与打架的人都躲起来了，躲两三天，再来。有的回去都认不得，打哩眼都晕了，有些都是闪电式地跑了。车都事先搁好，后来健康路派出所评理，各治各的病。
二嫂在一旁慢悠悠地插言：
打架也分前方后方，女的帮不了忙，就在后面看车子。那年也出个事，那时我和你二哥是刚去梦幻商场拉三轮。有人从商场出来问老乡，到鞋城多少钱？老乡说一人两块钱，俩人四块。那个人说俩人三块，行不行？你看，还是为一块钱。咱们这边人说不行，就一人两块。那人开始说不好听话，给你十块钱你去不去？咱这边人顶他，说，你只要给就去，一百块都敢拉。那人脸子黑着，说，谁说哩？谁说哩？手指着俺们说，愿意在这儿干不干，不愿意干说一声。他就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从商场里出来十来个人。咱们这边人都出去拉活了，梦幻商场这儿就五六个人，后面人都还没来。那些人抓住一个人就往里面去，咱们一看不行，就开始打，五六个打十来个，拿铁链子打的，打哩顺头往下流血，最后，那儿的人拿着钢板开始抡，咱们那儿涛子把钢板夺过来，把那个人的肋骨都打断了。那边的人们看打不过，都不敢上。他不知道咱这儿的人都拼命。
男的打架，女的赶紧把大家的三轮车都开到背处。打完了，该跑的跑了，连一个人都找不着，车俺们再一辆辆骑回家。那次咱们老乡中兴没跑开，他的三轮摩托上有血，他车放在背处，当时俺们女的推车时没看见。那边人报110，把车推到办公室，不给了。最后咱们这儿的人一个凑三十五十，给中兴又买个摩托车，对方在医院住着，找不到人。
二哥接过二嫂的话茬儿，接着讲起来：
那回是我主事哩。我给老乡们说，中兴也是为大家，车被收了，咱们再帮他买一辆。大家都是积极，自愿哩，最低出三十，情意重哩五十。都出了，没有不出的。只要在这儿，都出。后来听说对方有黑道保护，刚交了保护费，所以才那么横。他不知道穰县人是生红砖，不怕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不敬我，对不起，咱咽不下这口气。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有些人根本都是看不起三轮的。他认为我骂你一句你也没办法。那些和咱们打过架的知道，这帮人心齐，惹不起，都不敢惹。有些人偶尔来一下，看你是蹬三轮的，看不起你，想在你面前吃个尖。他要是知道，他肯定不惹你。说明他心里还是看不起你。
那次一个卖书包的在我面前露能，非要少给我一块钱，还骂骂咧咧，一个大男人家的。后来，就打架，那个卖书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头。把我也打了个满脸花，咱们那儿的人都上来了。结果，那个卖书包的偷偷走了，不在这儿干了，嫌丢人。
梁峰大概是2000年来的，先来蹬三轮，在这儿有个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样子随大哥，长得好，俩人还谈上了。我们都打他烂锣，说这个女子风流，他爹也是那一片儿的黑社会头子，你就是个拉三轮的，以后真结婚了，还有没有你日子过啊？梁峰也听话，后来就去到北京打工，不来西安了。我成天说，小娃儿们别来蹬三轮车，干个技术活，有个门路，这都是出死力，别人也看不起。
说起来，我可是高中毕业，正儿八经上个学，起个屁用。出门还得靠老乡，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急着讲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别着脑袋，高声嚷着：“出门，老鳖一不行。卖菜也一样，菜市场一个老乡吵架，一群人都上来了。不抱团不行。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出力人受苦。西安那些老婆儿、老头儿要管这事。经常有过路人说，这简直就是土匪。谁想当土匪啊？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罚款、收车也得有个秩序和法律吧？一个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去做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买起小轿车，没有卖菜的，拉三轮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过，有一天要是真取缔了，咱也没啥说的。”
二哥二嫂和邻居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好像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相互不要命地撕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随时可能要人命。真的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人？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既是为一块钱，又不是为一块钱。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此地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
还有另外一种话语叙事。在这一叙事里，二哥们的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种存在。有这样一则报道：
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
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们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居然遭到三轮车夫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事情已过去七八天，许多××市民仍在热议这一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在××市区，目前大约有1万辆无牌无证三轮车在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
2010年12月1日下午4时30分，××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路发现了3辆无牌无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执法过程中，协警和三轮车夫发生肢体接触，三轮车夫躺在地上耍赖，试图通过堵塞交通要挟交警还车。由于数千人围观，××路交通瘫痪了3个小时，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赶到，才恢复通畅。
××市交警支队副政委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市区共有4000多辆合法三轮车。而目前无牌无证三轮车至少在一万辆以上。×××介绍，目前，××市无牌无证三轮车已呈三大趋势：一是集团化。有的甚至凑钱成立了“基金会”，如果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二是信息化。三轮车夫基本上加入“谍报组织”，一旦有人被查扣，众多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快速聚集，前往阻挠执法。三是暴力化。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三轮车夫也仗着人多势众，漫天要价，恐吓威胁开汽车的另一方高价赔偿……
××市交警支队提供的资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无牌无证三轮车违法肇事共造成严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伤147人。××市许多网民认为，无证无牌三轮车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还成为严重危害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目前，××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市政协委员×××认为，根治之策是学习省城，不管有牌无牌，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当然，对有牌的要给予适当补偿安置。
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
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的品质。
“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同样是“肮脏的”、是“人渣”、是“光天化日下的抢劫”。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那个漆黑的厕所，把二哥们内在的伤心、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的麻木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
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
小天使
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
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
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
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至少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一个高大的土堆严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
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了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
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着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得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束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口气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声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
人家不要咱
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也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哩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不定好一点。”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
“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着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生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
“这一片儿都是这样的房子，也实惠。你要是进到正规的家属楼，你出车弄啥都不方便，你想，你拉着一车菜出出进进，别人咋看你啊。这民房干啥都行。咱干这个活也不适应住高楼。就想着在家盖个房子弄得美美哩，将来回家住。”
“看着那好小区，就没想过自己也住那儿？”
“就没想过住那些地方，我感觉，十个有九个打工的都没有想过。不是说的，我那房子在梁庄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工人看不起卖菜的，说实话，他们一个月两千块钱，我们随便五千块钱都挣来了。还不受谁管。不过闺女就不一样了。闺女对这儿有感情，人家买房要在这儿买，她同学都在这儿，从小在这儿生活，都有来往。”
“那如果城市也给你三险五金，户口啥的，你住这儿吗？”
“给医疗保险啥的？那也不在这儿，日他妈，给个啥也不在这儿。在这儿奔波这些年，也够了。你看着，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这打工还不是稳定工作。说走就走了。对西安没感情，一回去就心里美。你们梁家兴龙来看我，特意给我说，咱们兄弟将来都要落到家里。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没有三朋四友，空气也不好。它请我住这儿我也不住这儿。”
虎子以一个农民的倔强谈着西安，仿佛西安就是他的敌人，谈起来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同时，又因为它与他毫无关系，而不愿去真的生气。
“在城市买个房子干啥？那个消费咱根本养不起，暖气费、卫生费、还有放车子、上个厕所都要钱。农村人都是想着有个温饱就行。做这生意买个商品房没啥意思，连个车都没地方放。
“还有，就说我这腿，在这儿就是治不起。主要是因为这医院贵，越是大医院越是贵。稍微大一点的病都回去了。到华山医院，先是挂号，一检查，先让上四楼打石膏，让住院，照X光，让交一万块钱押金。我一听，简直是怕人，第二天就坐车回去了。在穰县一个私人医院看病，总共花了一百五十块。在家里住了二十一天，又检查了三次，说没事，养着就行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回家也没少花钱，可回家高兴，吃饭、喝酒、打牌，也花了四五千。就是多花俩心里美。”
二嫂听到这里，拍着腿笑起来，指着二哥说：“哈，可一样。你二哥六月份回去。回去之前一天小便十四五次，觉得不美气得很，干吃不上膘，怀疑是糖尿病。后来在北方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家直接叫住院，说严重。你二哥说自己带的钱少，跑回来了。我看你二哥压力可大，心里不高兴，就说，要不回家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家里人多，可以岔开一下。”
二哥神情激动，抢着二嫂的话头说：“说到回家，心里猛一热家伙。你二嫂说，不行你回家，我一听，高兴得很，说那可行。回去到穰县中医院看的，那天夜里一吃，晚上马上就好转了。开的中药，喝了九天，中西药一共花了一百八十五块，检查血糖，恢复正常了。又抓九服，一共一百七十四块钱。这是来西安吃的。咱们那儿医生说，你九服中药吃完之后，长期吃这个药就行，茯苓山药片。药费总共就花了三百五十九块。不过，回家带路费总共也花了好几千，可想着回家就是花多了也畅快。一说回去心里猛一畅快，病感觉立马就好了，感情深得很。家里人也高兴得不得了。不喝不喝，弄了一件酒，喝得一点不剩。”
二哥唾沫飞溅，颠三倒四地表达自己“回家心里清是美”，把自己的好喝酒也归结为“心里美”的表现，惹得二嫂又瞪了他好几眼。但是，谈到回家，她同样激动：“我们几个女的在一块儿说话，只说要回家，前几天都没心干活。只想着回家咋样咋样。说到回去清是心里美气。”
虎子还特意提到几年前发生在西安的一个车祸。同一车祸引起的死亡，同样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姑娘被赔偿的钱不一样，城市姑娘赔三十多万，农村姑娘只赔十几万。虎子愤愤地往地下吐口唾沫，“同命不同价。你说啥时候能一样？同样的命，硬是不一样。”
作假
梁家正容和老婆在德仁寨的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卖服装和一些针头线脑。我来西安的时候，他回梁庄。他的生意不好，铺子准备转让。我快要走的时候，正容又回来了。他比二哥稍晚一些来到西安，做了很多种生意。奇怪的是，别人做那个生意都能赚钱，他却总是赔钱。先是卖熟肉，卖有几个月，市场查得厉害，不敢做了。接着卖菜，干几年，虎子夫妻两个赚有几十万，他们夫妻却只赚几万块钱。正容老婆嫌太辛苦，就改弦更张，开个小店，不用风吹雨打。但是，开了两年多，不赔不赚，再难维持。高大的正容一脸茫然和认命，是那种死受的神情。虎子用一句话总结正容：“他就是胆子太小，啥都不敢弄，啥时也发不了财。”但是，在说到食品如何造假时，正容倒是表情活跃，说话流利通顺。
食品作假我最清楚，我做了几个月，知道一点门道。咱们有老乡做得非常大，赚脓了。啥都是假的。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买来死老母猪肉，一煮，一上色，就变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样可多了。都是工业用盐，火硝、火碱，这是发的，发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学原料是石红，做肉都兑有马尔福林（福尔马林），不容易坏啊，往外一发，肯定要坏。像肠子一类的，买来的时候是黑的，用硫酸、双氧水一泡，就变白了。你去买肠，买毛肚、海鲜，那白花花的肯定都有问题。咋可能恁白？咱在农村，又不是没见过猪肠子？可是人们喜欢那样子好看的，你真是一点门儿都没有。
家家后面都是一个大作坊，那真是脏得很。放几个大桶、高桶，一百多公斤肉，一点白面往里面一放，一两个小时后，用手一捏，就碎了，就像熟了一样。再稍微加工一下，上点色，就可以吃了。完全不用煮，熟了，可以吃了，你说，这是啥概念？
那肘子肉，把大骨头一去，打食用胶，兑点淀粉，生的时候打进去，一煮就缩到一起，看起来像是个整体。杀猪的人把坏猪肉往皮里一塞，把死猪肉兑进去。一开始，我们去老乡家玩，老乡就不让我们吃他的熟食品，专门去街上买一点新鲜肉，做着吃。我还不知道为啥？后来自己一做，妈啊，打死我也不吃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熟肉。不敢想，一想起来就恶心。
一斤肘子肉能做一斤二三两。牛肉一斤能煮一斤。都是用多大的气泵，打胶打进去的。火硝淹的，蘑芋粉全是化工品，毒性太大，咱们有老乡被抓住了，拉走那一车，值二十万。化验以后，全是毒性。这些东西，都是对准火锅店的。有一种粉，加一点，硬做出来。羊血都是做出来的，用血粉做的，吃着像棉花套子一样。咱们吴镇街上都是真的，人家是清真。那吃着是真好吃，脆脆的，滑滑的，可细致，鲜得很。记得俺们小时候一碗羊血汤是八分钱，羊血红红的，上面放几棵香菜，绿生生的，冒着热气，想起来都流口水。豆腐是葡萄糖酸钠打的，石膏打出来的斤数少。
做啥事都可不容易。卖熟肉，看着赚钱，那卫生上、防疫上，啥部门都要钱。不管你一个月做不做，你都得给人家钱。钱一给，他们就不管了，其实是拿钱买个包庇。咱为啥发不了财，咱做不了那个假，也不会像虎子一样，给人家搞关系。拿着钱也不敢送，不知道咋塞给人家。可是不作假、不送礼还真发不来财。社会走到这儿了，也没办法。主要是底下人弄坏了。经是好经，下面的人弄坏了。
越打假，人们越做。国家也没办法。都以罚款为主，越罚我越干。罚到最后，罚的人和被罚的人都成朋友了。你来罚，我给你钱，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罚了钱，就多了成本，不作假，就挣不来钱。作假也是为了生存。管事的也有问题，逮住也不说不让你做，以罚钱为主。你要是逮住让他坐监狱两天，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罚俩钱，又让他走了。出去了继续偷。
现在做的人少了。那两年做哩可多，隐蔽哩很。咱们穰县有几十家都是做这的，都发财了，管得严，也不干了。好几个老乡在老家盖两座房子，在灞桥盖两座房子。干二十多年了，钱挣够了，去卖汽车配件去了，配件也都是卖的翻新产品，也是假的。他卖真的不挣钱。必须卖假的，私人的，不正规，便宜得多。
你不知道，城里人好骗，图便宜。你说说看，羊肉卷十几块钱一斤，羊肉都二十多块钱一斤，那咋可能是真的？
其实人们都有问题，特别是城里人，也不知道咋想的。他来买肉，光买那着色好的，他认为那好。你是真的，啥也没加，着色肯定不如那些好，不加还不行。他就是不买。你说我这是真的，没加过色的，他看你那样子就像看怪物，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算了，以后也上色，看着可好看。像卖菜，也是学问大得很。藕是用柠檬酸泡的，我们都泡，前几年进了原色的都没有要，只好也泡。黄瓜打哩药之灵，直挺挺的不弯。谁不知道那直挺挺的有问题？但是，人们去挑，光挑这种，你说啥门儿？那弯曲的，长得不好的可不好卖。
咱们梁家芳娃们在嘉峪关卖轮胎，校油泵，卖的都是旧轮胎，一个净赚几百块。那校油泵是啥？只要人家车停到他门口，没有千八百块那根本走不了。一个配件五十块钱都能卖到五百块钱，能不发财？依靠这，人家买了上百万元的工程车、挖掘机，雇个司机，专当老板了。
不管卖啥都有假。修个三轮，换个带，都能换个假带。鸡蛋也作假。我都在想，费恁大的事，做一个小鸡蛋，到底能多赚多少钱？真是想不通。赚那个钱还不够费事钱。
羞耻
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脸上突然呈现的“羞耻”让我很难过。那红晕在他脸上持久地存留，仿佛一朵无法凋谢的花。他的背影也给我一个坚定的拒绝。
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场，老乡们非常惊异，又很好奇，远远地看着我。给他们照相时，“哗”地一下全跑了，那些调皮的人把自己的伙伴使劲往前推，自己则躲到后面，于是，就有那么两三个站出来，“照就照”，像赴刑场一样，大义凛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相互推让着，羞怯地，但又大胆地走到我面前，摆着各种姿势，让我照相。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车夫过来，和我聊起了政治等等问题。那个戴着眼镜的老落魄书生根本没有上过学，是先天性弱视，说话粗俗直接得可爱，来西安拉车已经二十几年。我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
在一片欢快的喧闹声中，他拉着装满货的拖轮进入了我的视线。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个人字拖。铁架子上放着六个巨大的尼龙包，他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一手抓着把手，弯着腰，胳膊上、脖颈上的青筋往外涨着，依稀看到脸上白皙的皮肤和散落其间的鼓鼓的青春痘。那双穿着人字拖的脚几乎脱出了鞋，一步步拼命吸住光滑的地面。
他突然看到我，我手中举着的相机，正在拍摄这群他也熟悉的、没心没肺的、嬉笑的三轮车夫。他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好像突然被裸露在空旷的广场之中，被置于舞台之上。几乎是一种激愤、羞耻，他迅速扭过头，速度加快，腰弯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货车缝隙里走。正在镜头前作怪大笑摆姿势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咱俩照个相。”这位中年人，非常活跃，每次拉着车过去，都会喊我：“妹子，来，给我照张相。”然后，摆出弯腰的、蹬腿的、拉纤的姿势，做着夸张的怪脸，招来一阵又一阵的笑声。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本能地略略停顿，朝他的父亲严厉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货车沉重而庞大的阴影。他的父亲一再喊他，他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看我，只是倔强地往里面走，无比坚决地避开我的镜头和我的眼睛。他不愿和我对视，那一瞥而来的眼神似乎还包含着某种敌视。
这是三轮车队伍中少见的年轻人。那位父亲，指着孩子的背影，讪笑着对我说：“不知吃啥枪药了，就不和我说话。”
二哥在旁边说：“哈，就是一个二球娃儿，别看他不说话，可不少给咱们惹事。”在那位父亲和二哥相互补充的叙述中，我大致了解了这位年轻人的经历。年轻人今年十八岁。十五岁下学，先是到新疆跟着姨夫们学校油泵，干了一年，嫌太累太寂寞，姨夫的店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就孤零零地设在路边，平时连个人影都见不到。接着到广州、东莞打工，在电子厂和服装厂里，不到一年，说啥也不干了，再加上金融危机，他在的那个厂倒闭了。今年四月份来到西安，开始拉三轮。人沉默异常。要么不说话，要么就是和坐车人或不相干的路人吵架。天黑收工后，和一帮小老乡——都是和他年龄差不多的年轻人——走在街上，腰里各揣一把锋利的小匕首，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地到处找茬打架。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对这个年轻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很想和他聊聊。可是，他根本不看我。他对他父亲在镜头面前的热情、巴结和热衷极其愤怒，总是在远处用很严厉的眼神看着他。等我想走近的时候，他就消失在货车背后，或给我一个脊梁。我和他父辈的三轮车夫们聊得越开心，混得越熟，他离我越远。那倔强的脊背向我昭示着某种排斥，甚至是某种仇恨。我看着他和人谈价格，那涨红的脸，一起一伏的呼吸，充满着愤懑，一言不合，似乎就要吵起来，拳头就要过去。实际上，他单薄瘦弱，打架未必能赢。他的父亲马上过去打圆场，最后，他才开始装货、捆车、拉车。他低着头从我前面走过，那一撮黄头发遮住了他的眼睛，他深深地低着头，不看我。
我把相机装进包里，假装和别人说话，好让他知道，我没有关注他。我没有再找他说话。
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他恨梦幻商场，恨那梦幻的又与他无关的一切。他恨我，他一瞥而来的眼神，那仇恨，那隔膜，让我意识到我们之间无比宽阔的鸿沟。
他为他的职业和劳动而羞耻。他羞耻于父辈们的自嘲与欢乐，他拒绝这样的放松、自轻自贱，因为它意味着他所坚守的某一个地方必须被摧毁，它也意味着他们的现在就必须是他的将来。他不愿意重复他们的路。“农民”“三轮车夫”这些称号对这个年轻人来说，是羞耻的标志。在城市的街道上，他们被追赶、打倒、驱逐，他愤恨他也要成为这样的形象。
羞耻是什么？它是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一种非合法性和公开的被羞辱。他们被贴上了标签。
但同时，羞耻又是他们唯一能够被公众接受和重视的一种方式，也几乎是他们唯一可以争取到权利的方式。媒体为那些矿难所选的照片，每一张都带有巨大的观赏性和符号性：呼天抢地的号啕，破旧、土气的衣服，乞怜、绝望的表情和姿态，满面的灰尘，这些图片、表情都是羞耻的标签。河南矽肺工人不得不“开胸验肺”，虽然现代医学早已能够通过化验来证明矽肺。可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投诉失败，使他明白，为了得到自己的权利，他必须选择羞耻的方式，必须如此羞辱、破坏、贬损自己的身体。否则，他得不到公正。
他们作假、偷窃、吵架，他们肮脏、贫穷、无赖，他们做最没有尊严的事情，他们愿意出卖身体，只要能得到一些钱。他们顶着这一“羞耻”的名头走出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羞耻，他们才能够存在。
直到有一天，这个年轻人，他像他的父辈一样，拼命抱着那即将被交警拖走的三轮车，不顾一切地哭、骂、哀求，或者向着围观的人群如祥林嫂般倾诉。那时，他的人生一课基本完成。他克服了他的羞耻，而成为了“羞耻”本身。他靠这“羞耻”存活。
要走的前一天晚上，我让二哥帮我请民中和他的父亲到一家小饭馆吃饭。他父亲早早就来了，端着酒杯不停地敬，不停地喝，一会儿就有些醉了。九点左右的时候，民中才到，他不是来吃饭，而是来接他父亲回去的。一看到他父亲的神情，他就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夺过父亲手里的酒杯：“走，回家，天天喝，早晚都要喝死。”二哥在一旁说：“咋，民中，架子还怪大呢，请都请不来？坐下，喝两杯。”他坐了下来，低头玩起了手机。
他始终没有正眼看我，好像我是他的创伤，好像一看我，就印证了他的某一种存在。我给他拿筷子、放碗碟，又倒了一杯啤酒，殷勤、巴结地放在他面前。他的手伸出一下，微微挡了挡，抬眼半看了我一眼，又垂下眼睛，继续翻看他的手机。大概坐有十分钟的样子，他接到一个电话，好像是他的小兄弟出了什么事，要他过去帮忙，他对电话那边说，别着急，先稳住，我马上过去。他的声音带着点霸气，冷酷、镇静，一边说着，一边随手端起啤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他站起来，说有事要走。
我也站起来，说：“民中，那就再见吧，我明年再来看你们。”像一个唠叨而又无力的人那样，我又补充了一句，“你要好好的。”
他的嘴角牵起一个诡异的微笑，说：“什么好不好的，再见我，说不定就在监狱里了。”他看我时的眼神，是另一个世界的眼神。我无法进去，也无法打破。
《华商报》的记者朋友始终没有回信，估计没有什么希望。但想着既然说了，不问也不好意思。要走的前一天傍晚，我打了一个电话。记者告诉我，他去找过他们报纸新闻部门的人，对方说这事儿太普遍了，没有报道价值，没法派人出来。但是如果亲戚老乡有重大情况，他可以以私人身份帮忙协调。我说，那没关系，那些人没有我的亲属。我的亲戚已被抓过了。
在一旁的二嫂说：“电视上都市快报都报过好多次了，该是啥样子还是啥样子，确实没用。大哥的车被抓之后，给人家打过几次电话，人家说来，一直没来。”
放下电话，我竟也有如释重负之感。真要让我带着他们一个个去找这些“肇事的”三轮车夫，去问各自的情况，恐怕还得羁留两天。我似乎已经有些不耐了，也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去应付可以想见的一系列麻烦。
早晨五点半。小雨淅沥。二哥和二嫂已经从住处走过来，穿着黑色的大胶鞋，披着雨披。他们推着三轮车，送我们走之后，还可以去拉早晨的活儿。下雨的早晨，是他们拉活儿的好时候。我和他们一起走出“如意旅馆”，沿着有些泥泞的小路往街外走，卖早点的小铺已经开门，门口两个漆黑的巨大炉子已经升起旺旺的火，锅里面的油翻滚着，老板娘的脸在这雾气中隐约闪现。雨在檐前滴答下着，滴在同样黝黑的、油腻的地面上，往堆着垃圾的街道上滚落。拐几个弯，经过二哥家，经过黑色的网罩起的街面，经过垃圾巷，走过长长的生锈的钢材街，我们和二哥、二嫂分手。二哥、二嫂跨上三轮车，他们要在华清立交桥下拐个弯，才能到另一边。在三轮车的突突声中，他们的身影有点晃动，并且模糊不清。我看着他们在拐角处消失。
我们开始了回程。上华清立交桥，走约两千米的样子，来到浐河上的一座桥。我们下了车，站在桥上，看清晨的风景。
在毫无防备的情景下，我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崭新的、洁净的、华丽的、现代的世界。桥的右边是世园会所在地，2011年5月至10月是展览期。深深浅浅、高高矮矮的园林，一个个修剪整齐的塔状树冠，以优美的弧状在广大的空间绵延。圆形的大花坛，各色的花朵，奇树，盆栽，起伏的绿色草地，它们在大地铺展开去，透着一股不容侵犯的干净、奢华和讲究。园林里面的路笔直、宽大，从远处眺望，雨中的大理石路面泛着凛然的光。世园会被看作是西安展示自己国际化和现代化，向国际接轨的重要契机。从此景看来，这一接轨应该是成功的。
脚下的浐河水水面宽阔，桥对面几座高楼竖立，威严、镇静。前面是灞桥新城，各式各样的楼群、立交桥、商场沿路拔起。宽大、洁净的马路，高档、现代的住宅，各种周到的配套设施，全新的商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衣服、珠宝。在清晨的细雨中，西安城，一个洁净、现代而又优美的城市。西安正以迅猛的发展摆脱历史带给它的落后、凝重的面貌。
就像钝器突然击中身体的某一要害，一阵疼痛，我的某一部分记忆复苏了。一股油然而生的舒适感和熟悉感袭来。此时最想做的是回到明窗净几的家中，洗一个有充足热水的澡，舒服地躺下来，放好音乐，好好休息一番。
那散发着异味的德仁寨，怪异的围墙，并不如意的“如意旅馆”，漆黑的厕所，垃圾巷，钢材街，商场背后的三轮车夫们，在瞬间，变得恍如隔世，仿佛不曾存在过。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一城市是奥斯曼式的，直线的、大道的、广场和主旋律的。它忽略了活生生的社会现状，忽略了那些随机的、还没能达到所谓“现代的”和“文明的”存在和生活。现代的城市每推进一步，那些混沌、卑微而又充满温度的生命和生活就不得不退后一步，甚至无数步。
西安德仁寨的垃圾巷
西安出租屋的一角
西安城中村的巷道里
随父母来到西安的女孩，通常在城中村的巷道里写作业
他们在西安
快乐的大叔
休息时间
工作
- 二大：“大”，叔，专指父亲的堂兄弟，有些地方也指父亲的亲兄弟。
- 圣人蛋：爱卖弄某方面的能力，不合时宜的人。
- 清是：真的是，的确是，强调之意。
- 别子：倔强的人。
- 生红砖：脾气暴烈的，打架不怕死的人。
- 贵贱：无论如何。
- 赚脓了：“脓”，形容赚得很多很多。
- 乔治-尤金·奥斯曼，著名都市规划专家，1859年获拿破仑三世委任为塞纳行政长官（相当于巴黎市长），重新规划建设巴黎。19世纪早期，巴黎城区有大量的贫民区，“从1789到1848年，‘捣乱者’每隔若干年就在那里竖起街垒路障，而狭窄的街巷使镇压者的大炮难以到达。所以，统治者对这些‘贫民窟’深感头疼。”奥斯曼上台之后，由于国王的支持，他权势巨大，开始动用国家权力强制性地成片拆迁，据说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巴黎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了新的城市形式。他推翻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十七年内，城市中百分之四十三的房屋被强制拆除，“有效地清理了贫民区”。（参考秦晖《城市化与贫民权利——近代各国都市下层社区变迁史》）
中国的城市越来越具有视觉的美感：超大广场、尖碑、花园、绿地，宽阔的、直线的道路，超豪华的商场，超奢侈的会所、洗浴中心，高度现代化的新城区、工业园、生态园，等等。即使一个中小型的县城，我们也可以看到超型大道、超型广场和各式各样的园区，标准的现代“景观”。仿佛有一只如同奥斯曼那样的巨手和直尺，在地形图上按下去，“嗤”的一声，于是，遇屋砸屋，逢桥拆桥，遇墓挖墓，即使是百年建筑，刚盖不到十年的小区或大楼，都必须清除，更不用说那些棚屋、非法居住地和“城中村”。至于那些生活在其中的居民，那些租不起更昂贵房子的“农民工”租户，他们到哪里去，则不是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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