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林语堂成长于中国通商口岸地区的中国基督教教徒的家庭。他从小受西方文化及宗教的影响，所接受的是教会学校教育。他幼年时虽在家受过部分中国传统经书的诵读启蒙，但并没有完整及有系统地接受传统中国式教育。其英文能力远胜于中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亦十分浅薄。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是家中第二代基督教长老会牧师⁽¹⁾，同时，跟当时很多中国老百姓一样，希望儿子通过读书出人头地⁽²⁾。而他的儿子都顺利地达成父亲的心愿。由此可见，林语堂早年的成长，特别是在家中受到的熏陶，多来自中国的传统乡土文化。即使后来他离家去厦门口岸的教会学校念书，又在上海入读英文最好的高等学府——圣约翰大学，但与成长于口岸城市中西化而富庶家庭的中国人在思想意识上存在较大差异。林语堂父母的经济条件不允许他们为孩子营造一个西化的环境。因此，西方文明及文化建构起林语堂的知识系统，譬如，他熟知《圣经》教义，了解西方人文思想，热爱科学；然而，中式的乡土生活奠定了他的人格基础，譬如，他求学时大部分时间住在教会学校，但从未掌握西餐礼仪；他求学时较少回乡，却对乡土的人伦常理并不陌生……由此可见，林语堂早年对中西文化均一知半解⁽³⁾，是中西文化边缘人。他曾经这样形容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了解：

我的教育只完成了一半，因关于本国和外国仍有好多东西是要苦心求学的，而样样东西都是奇妙得很。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⁴⁾

由于父亲的影响以及对继续求学的渴望，林语堂大学毕业后，放弃了可以凭借流利英文在洋行或行政机构工作的优势，只身去北京教书。这一选择表明林语堂正式走入之前并不熟悉的中国文化领域，并将在中西文化的矛盾与融合中做出选择，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方向。

林语堂在北京被中国文化深深吸引并开始加强相关修养，并对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教会学校的求学经历开阔了他的视野，同时淡化了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及精神价值的输入，减轻了中国文化本应加附在其思想上的负担。作为成长于与中国文化基本隔绝的环境中的中国知识分子，他建立起自己的信仰体系及价值观。与鲁迅、胡适等同代知识分子相比，林语堂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并不全面亦不深入。但另一方面，这也使他从西方文化的彼岸反观本土文化及文明，并提供新的批评视角。基于自身对乡土社会的认识以及西方文明的了解，他无法完全认同而是谨慎论断西方现代文明的利弊。因此，与很多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他既不全盘接受西方文明及文化，也不完全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林语堂在自传中屡次提到遗憾于教会教育造成其中国文化方面的缺失。这种情结使他在原乡文化的探索中产生原罪意识，并促使他在完善自我的过程中不断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及价值。在他看来，当时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与其称之为碰撞，不如视之为交汇。但他一时未能在中西思想交汇处为自己找到准确定位。这一状况在其精神层面造成痛苦。这痛苦主要来源于：一、他虽有强烈的身份认同感，但其西方价值观的影响，造成他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上过于主观，甚至偶有偏离。二、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无法完全认同他在深入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及尝试。国粹派认为他的思想过于新潮，对国学认识不深；激进派则认为他对现代化的态度有所保留，不够彻底。尽管林语堂曾彷徨于传统与革新、保守与激进之间，但随着对中国文化的认识逐渐深入，而西方社会对解读中国的需求愈加强烈的时候，他最终在中西文化及文明的交汇处找到“两脚踏中西文化”的评论角度。他利用双语优势向中国人介绍西方文明，向西方人阐释中国文化，在本土及西方社会建构起有关文化比较的舆论空间。除了阐释中西文化，林语堂由20世纪20年代起即针对当时中国通对中国社会及文化的误读，通过英文书写，并援引丰富的信息与例证为中国传统文化及文明进行辩解，反驳中国通的不实描述。他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吾国吾民》旨在重建毁于不负责任的“中国通”笔下的中国及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其观点言论不仅受到本土文人的关注，而且影响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与态度。

林语堂的抗争不仅表现在对国际社会评论中国事务的抗辩上，还表现在与当道的反抗上。1923年，他回国后在北京任教。因军阀政府的无能以及对人民的镇压，他曾将自己的不满诉诸笔端，甚至在街头向警察投掷石块，最后被列入政府的缉捕名单。1927年，林语堂在武汉政府供职的几个月间，一直用英文反驳外国势力对国民政府及北伐的歪曲；30年代初他为了解救政治犯参加民权保障同盟；在蒋介石政府对日军侵略采取绥靖政策并打压抗战言论时，他发表英文文章对此进行抨击，并创办闲适刊物表达消极的反抗；他的刊物引起左翼人士不满，并就此展开激烈的论战；林语堂去美前发表《中国新闻舆论史》一书猛烈抨击国民政府的审查制度；赴美后，他发文严厉谴责日本侵华行为，并批评英美列强袖手旁观；后因国共内战，他与一些左翼好友在政见上有分歧，反目成仇；他虽拥护国民党政府，但在台湾时，依然对当时蒋介石推行的政策以及当时社会的文化导向等问题有所保留，甚至表示反对……由此可见，林语堂常常游走在革命及改良、激烈与温和之间。在革命派眼中，他是摇摆的妥协者和投机家；在改良派眼中，他“总不会成熟”⁽⁵⁾。但在林语堂眼中，妥协可能是一种理性，而总不成熟的言行则是离经叛道的最好体现。郁达夫曾对林语堂的写作有较贴切的评论：消极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其实，林语堂的孤行又何止表现在写作上，他一生都在孤行中。有时候，这种孤行表现成离经叛道、特立独行；有时候则是一意孤行，任性决绝。无论行为是否正确，人们都不能否定林语堂的自觉意识。唯有还原到林语堂的时代，从现代意识这个角度去审视其书写、思想及言行才能发掘其作品的现代性及积极意义，才能认同其作品对当时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及中国人的贡献。

革命者、温和派以及像林语堂一样的知识分子都身处一个巨变的时代。他们不仅背负起救国的重担，还肩负着开启时代先河的重任。他们是幸运的，因为经历了各种思想火花的碰撞；他们也是不幸的，因战争的戕贼毁伤而搁置了一代人的梦想。时代变迁将他们永远定格为过渡人物。这一称谓虽略显无奈，但不失其深刻的思想价值及伟大的精神内涵：

有些人将以我的意见为太保守，有些人以为太偏激。世上总常有人很热心的想攀住过去，也常有人热心的想攫得他们所想象的未来。但是明智的人站在二者之间，能同情于他们，却知道我们是永远在于过渡时代。在无论何时，现在只是一个交点，为过去与未来相遇之处，我们对于二者都不能有什么争执。不能有世界而无传统，亦不能有生命而无活动。正如赫拉克莱多思在现代哲学的初期所说，我们不能在同一川流中入浴二次，虽然我们在今日所知，川流仍是不断地回流。没有一刻无新的晨光在地上，也没有一刻不见日没。最好是娴静地招呼那熹微的晨光，不必忙乱地奔向前去，也不要对于落日忘记感谢那曾为晨光之垂死的光明。⁽⁶⁾

无论批判还是赞赏，肯定还是否定，人们都应该带着更多的理解与同情去解读林语堂以及像林语堂一样处于过渡时代的人物。他们终其一生在中国的政治及舆论的漩涡里反抗、斗争及漂泊。虽然其认识有时过于主观，其看法无法摆脱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他们的批评都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及独立判断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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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贤次、吴兴文：《当代作家研究资料汇编·林语堂卷》，45页，台北，http://www.linyutang.org.tw/big5/pimage/20130818104150093.pdf。

(2) 林语堂：《八十自叙》（Lin Yutang，Memoirs of an Octogenarian，Hwa Kang Journal），载《华冈学报》，1974年9期，310页。

(3) “半半”文化状态的称谓来自《林语堂自传·三》中对自己所收教育状况的评价：“我只得有一知半解的（直译：半煮熟的）中国教育和一知半解的西洋教育。”（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三》，载《逸经》，1936年19期，25页。）

(4) 林语堂：《林语堂自传·三》，工爻译，载《逸经》，1936年19期，25页。

(5) 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139页，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04。

(6) 知堂（周作人）：《关于自己》，载《宇宙风》，1937年55期，252～2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