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7—1942年，胡适作为驻美特使以及驻美大使在美国，不懈地向美国国民陈诉中国彻底抗战的决心，最后终于等来了美国参加太平洋战争。但是，在1931年9月18日由日军挑起的“柳条湖事件”的当时，胡适并没主张抗战，却主张了议和。胡适从主和转变到主战，是他对抗日战争的认识变化的核心问题。那么，为何他当初不是主张抗战而是主张议和的呢？他又是在什么时候改为主张抗战了呢？关于胡适从议和转向抗战的变化问题，已经有几个重要的先行研究了。其中余英时在《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中，指出“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余英时举了两点根据。

其一，是1935年6月27日夜，胡适写给朋友王世杰（当时的教育部长）的长信。即“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必须咬紧牙根，认定在这三年之中我们不能期望他国加入战争。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等。胡适希望王世杰将此信转告蒋介石等政府要人。

其二，是胡适1935年7月12日的日记。日记中他写道：

到苏俄大使馆，会见大使鲍格莫洛夫（Богомолов Дмитри Васильевич），同饭畅谈。他说：“我为中国人设想：如和平可得，如可得十年或二十年的喘气时间，当然应该与日本妥协。即割了平津也不妨。但和平终不可得耳。”我也承认他的话不错。

余英时根据日记上写的胡适“承认他的话不错”，指出：这就表示他已经深切认识到中日之间的“和平终不可得”。因此，余英时作出的结论是：“所以我们决不能根据后来的档，甚至胡适自己的话，断定他在抗战之前的六年中仅知有‘和’之一字，直到1937年8月以后（即‘八一三’之后）才转变到‘和比战难’的观点。至晚从1935年7月始，他已逐渐修正他的看法了。”本稿以余英时所提出的这两个证据为中心，同时通过检证胡适此则日记的前后，根据当时的时代背景，试着厘清他的主张变化过程。为了阐明这一点，所用的基本资料应该是《日记》以及《日记》中所附信件，但先行研究中，除了余英时以外，这些资料都没被引用，所以在本书中，笔者将以《胡适日记》为基础资料进行探究。

一、胡适之主和

胡适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一贯主张通过外交与日本谈判，主张和平解决两国间的悬案。希望在与日本谈判期间，中国全力致力于军事设备的近代化，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阴谋。

胡适的朋友翁文灏

但是，对于胡适的对日主和的态度，在自1951年的胡适批判运动中，在强烈批判他的亲美思想和行动的同时，也批判了他在抗日战争时，逃避与日本作战，提倡“和平论”的主张。那为什么胡适会有如此引起公愤的主张呢？此原因在于，除了他早年就受到了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外，最主要的，还是他认为当时中国军事的力量远不能与日本对抗。

余英时说：“胡适之所以有此根深蒂固的忧惧与1933年和蒋介石的一次对话有很大的关系。”1933年3月，热河省被日军占领，蒋介石去保定处理军务。胡适与翁文灏、丁文江一起去访问了蒋介石。胡适在1933年3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

五点见蒋介石，谈了两点钟。他自认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中略）我们问他能抵抗否，他说，须有三个月的预备。我又问：三个月后能打吗？他说：近代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几处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许一个生存而退却。这样子也许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们不是怕死的。其实这就是说，我们不能抵抗。

余英时认为，与蒋介石的这次会谈对胡适的影响很大。因为蒋介石是全国的军事统帅，他已经判断中国还不能和日本打“近代式的战争”，那谋国者就不能将国家的命运轻易地孤注一掷。所以这就加深了胡适避战而谋和的意识。

二、友人书信之往还

笔者通过胡适给朋友王世杰及罗隆基的信，试图探明一点，即胡适在1935年6月到7月间，他的主张是否从议和转变到了抗战？

首先，看看胡适和王世杰之间往来的信件。

胡适在1935年6月连续给王世杰寄了三封信。第一封信是在6月17日写的。因为胡适未曾复写此信，所以没有原文，但是关于这封信的内容，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给罗隆基的信中有提到。在该信中，他写道：

我共写了三函与雪艇（笔者按，即王世杰，字雪艇），第一函因为赶快车，未曾留稿。大意为“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原则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

我举一例为伪国（笔者按，指傀儡满洲国，下同）的承认：我提出的代价有三：一为热河归还，长城归我防守；二为华北停战协定完全取消；三为日本自动的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换文中种种条件，如平、津、沽、榆一带的驻兵，及铁路线上我国驻兵的限制等等。人或笑此三条件为绝不可得，我不信此说，至少这是我们应有的讨价。如中东路岂不是已在日本手中了，又何必出价收买，更何必与苏联谈判至两年之久？谈判至两年之久，即是苏联外交的大胜利了。

同人或谓伪国的承认在今日已不值钱。此亦大错。何不看看中东路的交涉？中东路的让与，与伪国的承认，其重轻相去不可以道里计。伪国之承认关系全世界五十个国家的公议，岂无出大代价的价值？日本人也许宣传他们不重视此举，此是狐狸攀不着葡萄，只好摇头说葡萄是酸的，他本来不想吃！

我的第一方案是公开的交涉，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的时间。（后略）

在这封信中，胡适对抗日战争问题主张“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提出了“原则为求的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的解决方案。可知胡适是以通过与日本进行公开交涉谈判来换取和平为第一要事。这个方策，本书按照胡适的说法，称其为“有代价的让步”策。

胡适给王世杰的第二封信的日期是6月20日。在信中他写道：

我所以有公开解决悬案之说，正虑此次敌人必有如矶谷所公然发表的“伪国承认”一类的要求，尤虑我方在枪尖下步步退让竟连这一类的要求也不明不白的让步了，而自己一无所得……我曾有长函与兄等，略述鄙见，认定此回的事全是无代价的退让，若如此下去，岂不要把察哈尔，河北，平津全然无代价的断送了？我以为，与其这样糊涂送礼，不如公开的交涉一切悬案，尚可以讨价还价，利用人之弱点，争回一点已失或将再糊涂失去的国土与权利。此时尚有可争的机会，若再待华北全去，则伪国承认的问题将不成问题，而变为华北伪国的承认问题了。（中略）

故我深思远虑，此时必须假定两个可能的局势，作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

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制裁。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势。

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大战，可以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

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我们必须先做意大利，而后做比利时。我们第一个做比利时的机会已完全过去了。此时虽欲先做比利时，势有所不能。现在敌人逼我做意大利，做三角同盟中的意大利，我们只能将计就计，努力利用这个做意大利的机会预备将来做比利时。此时若不能做意大利，则敌人必不许我做比利时。此是极重大的一个观点，千万请吾兄慎重考虑。如荷同意，或如蒙认为有一顾之价值，千万请设法使蒋先生知道此意。（后略）

适之 二十四，六，二十

从这封信的第一段可知，胡适主张“公开解决悬案”。在信的后半部，他主张说：首先我们要成为三角同盟的意大利，将来，我们要像比利时一样作抗战的准备。

对6月17日和6月20日的这两封信，王世杰作了如下的回信：

适之兄：

两次手书均诵悉。兄所示论自皆出自苦心孤诣。然杰再四思考，默审实际情势，终觉未妥。（中略）

故在今日，如以承认伪国为某种条件之交换条件，某种条件既万不可得，日本亦决不因伪国承认而中止其侵略与威胁。而在他一方面，则我国政府，一经微示伪国之意思以后，对国联，对所谓华府九国，即立刻失其立场，国内之分裂，政府之崩溃，恐亦绝难幸免。（中略）至于第二函所言当做三角同盟中之意大利一节，则兄所比拟亦颇与事实不合。日人之倡同盟协定者，其内容即与日满协定同；军事、内政将无不受其控制。（中略）我焉得有做意大利之可能，焉得有“十年喘气”的可能！（中略）

故从种种方面考虑，弟意不外两点：一则交涉应公开；一则应切切实实的准备做比利时。（后略）

弟雪六月二十八日

上述王世杰的回信，胡适附在1935年6月29日的日记中。胡适因没有收到给王世杰的前两封信的回信，所以就在1935年6月27日给王世杰寄了第三封信。此第三封信，胡适关于解决中日问题提出了另外一个方案。内容如下：

雪艇兄：

前上两函，都未蒙赐覆。今天写此函，是要从别一方面着想：——从反面设想——另画一个国策。

前函已说过，今日为国家画策，必须假定①在眼前日本的独霸东亚是无法能制裁的，②在不很远的将来也许有一个太平洋大战，我们也许可以翻身。

今画第二策，仍假定此二事。此策的主旨是如何可以促进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如何可以“促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