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清华的人文传统

张岂之

时　间：2010年9月16日，星期四，下午3:20~5:20

地　点：清华大学六教6C300

主持人：胡显章　教授

清华的人文传统，我想归纳为三点。清华大学百年以来不仅仅重视技术，而且重视科学。在科学中除自然科学以外，同样重视人文学术研究；重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也重视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研究。第一，清华的人文传统体现了学术思想上的会通精神。“会通”一词源出《易传·系辞上》，后来引申为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有会通才会有创新。第二，从清华人文传统中可以看出清华总是把教育与民族命运、民族复兴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第三，清华的人文传统也是西南联大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张岂之，出生于1927年11月，江苏南通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现为西北大学名誉校长、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教育部大学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顾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

自著并主编有《儒学·理学·实学·新学》、《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迁》、《中华人文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史》、《中国历史》（六卷本）、《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青鸟集》等书，并主编国内外公开发行刊物《华夏文化》。

主持人的话

大家下午好！今天是我们“清华大学新人文系列讲座”之九“大学文化与清华精神”的第一讲。大家知道，明年我们即将迎来清华大学发展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清华百年校庆。以此为契机，这个学期“清华大学新人文系列讲座”将邀请多位国内专家学者与大家一起探讨清华悠久的文化传统，重温百年清华精神。通过讲座，希望大家可以更加深刻地领悟我们清华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且在今后的学习和实践过程中自觉地继承和发扬清华的光荣传统。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张岂之先生来给大家做讲座。张岂之先生今天的讲座题目是“清华的人文传统”。下面，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张岂之先生为大家做讲座。

讲座全文

2011年，我们有两个“百年”的纪念：一个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年，这是国之大事；另一个就是清华大学百年校庆，这是学之大事。所以我们很愉快地迎接即将到来的2011年。今天我利用两个小时的时间想给老师和同学们介绍有关清华人文传统的若干事件和若干人物，与此相联系，也想谈一谈我个人对某些学术问题的看法，以便和在座的同学们一起研究。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一讲清华校训的来源。清华大学的前身是留美预备学校，创立于1911年，到明年恰好是一百年。留美预备学校的名字就叫“清华学堂”。1914年，清华学堂请来鼎鼎大名的梁启超——梁任公到清华园来讲演，讲演的地点就在今天清华学堂北面的同方部。什么叫“同方部”呢？在清朝末年，人们把外国语也看成是一种方言，所以把它的名字就叫做同方部，意思就是“翻译部”。梁启超在同方部给清华学堂的学生们做讲演。讲演的主题是，他从战国时期的一部书《易传》中抽出两句话给清华的学子们进行介绍。那《易传》是怎样一本书呢？这就需要从更早的源头讲起。在西周的时候有一部影响很大的书，叫做《周易》，也叫做《易经》。在座的同学们都知道，《周易》这本书是以八卦来象征自然现象，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变化，来取得一个占卜的结果。归根到底，这是一部占卜的书、算卦的书。有哪八卦呢？就是乾卦、坤卦、震卦、巽卦、坎卦、离卦、艮卦、兑卦，而每一卦都象征一种自然现象。八卦总计起来讲，象征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等自然现象，然后据以判断。今天我们来看《周易》，这本书既有它神秘的一面，就是占卜的一面，我们不取它，同时它也研究人类社会和自然的变化，其中有很多见解到今天也还可以用来作为参考。到了春秋末期，孔子要继承西周的文化传统，他对《周易》这本书下的功夫很大。根据《史记》记载，他老先生把《周易》这个由绳子穿起来的书简不断地翻看，绳子断了好多次——韦编三绝。他就从《周易》里边吸取关于社会和自然变化的道理。到了战国时期，有一些儒者就想对《周易》这本书做详细的注解，一个卦一个卦地进行注解，因此就产生了一部书。这部书一共有十个部分，所以分为“十翼”，“翼”就是翅膀，这本书就叫做《易传》。在古代，凡是解释儒家经典的东西就称之为“传”，发挥、删除、提出问题。包括十个部分的《易传》究竟主要是哪一个人写成的？有些历史书认为是孔子写成的。根据许多学者的研究，这个论断很难站住脚。孔夫子一个人写不了这么多东西，而且他自己也讲“述而不著”。可能是战国时期许多儒家的学者共同研究《易经》，然后完成了《易传》这本著作。当时解释《周易》的书有很多，那么这部书——十个部分的《易传》，怎么区别于其他解释《周易》的书呢？所以这十个部分的解释《周易》的著作又称为《易大传》，加了一个“大”字。同学们，你们别小看这个“大”字啊！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无论什么东西我们都喜欢用“大”字。譬如，文化上的大繁荣、大发展，那都是“大”字，自古以来的传统就是这样。梁启超在同方部给清华学堂的学子们讲，现在告诉大家《易大传》里面怎么来解释乾卦的。当时有一个要求，对每一个卦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要言不烦，不能用很多话去解释它，两三个字、三四个字，就把要义给提炼出来。那乾卦究竟讲什么呢？梁先生讲，乾卦是讲天的，乾卦就比喻天。那么高高在上的天的特点是什么？我们儒家当时聪明得很，说乾卦讲了千言万语，高高在上的苍苍茫茫的天啊，它的特点用三个字就可以表现出来。哪三个字呢？“天”、“行”、“健”。什么意思呢？天，就是自然；行，就是运行；健，不间断地运行。年年如此，月月如此，日日如此，白天完了黑夜，黑夜完了以后第二天又是白天。研究得很深，很深刻啊。乾卦的要义就是三个字：“天行健”。梁先生引了《易传》对卦象进行解释以后，就对清华学堂的学子们讲：“我希望同学们真正做到像《易传》所要求的天行健。”人怎么办呢？相应的人，用了四个字，君子以“自强不息”。以天为榜样，那就应该做到“自强不息，天行健”。所以“自强不息”这四个字啊，是从对《周易》的解释《易大传》里面产生出来的，梁先生把它送给清华的学子。后来这四个字就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一个最生动、最深刻的说明。什么是我们的中华民族啊？它的特点是什么啊？四个字，“自强不息”。一个人怎么才能成功？在人生道路上有各种挫折，那怎么克服挫折？就是这四个字，“自强不息”，很深刻，很有哲理性。

在解释坤卦时，梁先生讲，坤卦是比喻大地的。大地的特点是什么呢？包容万物。大家看，在大地上，庄稼啊、房舍啊，等，都在上面，包容万物。相应的，君子就应该做到“厚德载物”，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的能力非常深厚，深厚得就像大地包容万物一样。在最后，梁先生说今天的讲演就到此为止，给清华学堂的学子们送《易传》里面的八个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就是清华校训的来源。

校训是非常重要的，校训是一所大学的灵魂，大学的奋斗的目标。我们和西方的一些著名的大学做一下比较。鼎鼎大名的哈佛大学的校训是，让你与柏拉图为友，让你与亚里士多德为友，重要的是让你与真理为友。这是讲得不错的，但我们中国人看起来就觉得太直白了，太直截了当了，不能引人深思。我们的汉字有一个特点，一两个字就有非常深刻的意思，让你去不断思考。哈佛大学的校训，让你“与柏拉图为友”，太白话了，太直截了当了。美国耶鲁大学的校训是，真理与光明。它有个缺点，缺点在哪里？没有把教育的特色表现出来。斯坦福大学的校训是，愿学术自由之风劲吹。这也还是不错的。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训是，学术独立，培养模范国民。这些都有特色。在我们国内，兄弟高校也有自己的校训。东南大学的校训很长，对称得很好，也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特色，可是现在我背不出来了。但我认为，从中华具有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化出发，我个人也许是偏爱，如果要我投票的话，我就投清华校训这八个字，这是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上所有大学含义最深刻的校训。清华在百年的历程里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的人才，与校训的激励是分不开的。我们清华的同学们对校训的来源应该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第二个问题，“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副标题是“王国维的学术创新特色”。王国维的名字，我想在座的不管学哪个专业的同学都会有所了解。20世纪，在我们学术界有两个最重要的纪念碑，而且这两个最重要的纪念碑都和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一个纪念碑就是陈寅恪先生撰文起草的“王国维纪念碑”。在座位的同学们我想都看过了，修造于1929年，敬立在清华园里，一直到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纪念碑就是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5年以后，清华的著名教授冯友兰先生撰写碑文的“西南联大纪念碑”，一千多字。我在今天讲演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要把冯先生的这个纪念碑里面的若干段落跟同学们朗诵一遍，作为这次讲演的结束。在这里，我首先要解释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陈寅恪教授是在什么情况下写的？学术意义何在？这里我要谈一些我自己的学术观点，不见得都对，我们一起讨论。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王国维先生的情况。他的生卒年是1877年到1927年。在我们中国当代的历史上，1927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王先生是浙江海宁人，和我们胡老师的家乡温州的距离是不太远的。王国维，字静安，晚年他的号叫“观堂”，所以他著作的自选文集就叫《观堂集林》。早年留学日本，研究哲学、心理学、古文字学。后来又研究文学，著有《人间词话》。同学们都看过《人间词话》，这本著作给我们的古诗词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他还研究中国古代的戏曲，著有《宋元戏曲考》。此外，他还研究红学，写了《〈红楼梦〉评论》，给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方向开辟了一条新路。后来他又研究甲骨文、钟鼎文，在史学研究上真正成为新史学的开山者。他的著作收集在《观堂集林》里面。1984年，中华书局出有《王国维全集》，虽叫“全集”，实际上不全。首先，没有王先生的通信，信件很不全，怎么能是“全集”呢？前几年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胡适全集》，书信比较多了，原因在哪里？过去著名的学者，凡是给别人写的信，当时没有电脑，他都要让他的学生们抄一份留下来，日积月累，将来就可以放在全集里面。王先生没有这个条件，所以他给朋友写信，探讨学术问题的很多信就找不到了，很可惜。

首先我要谈到王国维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关系。清华国学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就撤销了。它存在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五年，但它的学术影响很大，主要原因是有“四大导师”，而王国维在四大导师里面排名第一。所以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声望很高。为什么1925年要办一个清华国学研究院呢？因为筹备由清华学堂过渡到清华大学，设立大学部，成立了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就叫做“筹备大学委员会”，请一些名家参加进来。当时北大的教授胡适也参与到这件工作中来，胡适建议：先成立国学研究院，然后慢慢地发展再成立其他学科的其他方面的研究院。受到了胡适的影响，学校接受了胡适的建议，在研究生教育方面，清华学校成为大学以后第一个研究生机构就叫“国学研究院”。1925年，国学研究院的主任、留美的学生——学习研究西方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的吴宓先生，是陕西晋阳人。他有一个演说，演说的题目就叫做《清华开办研究院旨趣及经过》，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51期，出版的日期是1925年9月18日。这篇文章把清华为什么要成立国学研究院论之甚详。有一段话我念一下，很有意思。吴宓先生说，“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当时的语汇里面，“全体”就是指“整体”，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吴先生就讲，“历代生活之情状，语言之变迁，风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学艺之盛衰”都要研究，这个计划很大。现在看来，同学们怎么评价？看法是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都要研究。但是刚刚成立的国学研究院靠四大导师就能研究得这么广泛、这么全面吗？不可能！因此就留下了一个大计划，但实际上步骤跟不上，因而国学研究院仅仅成立了五年，最后就停办了。不仅如此，吴先生在这次讲演里还提道，“关于自然界之变化，川河之迁徙，动植物之考订，均需进行专门分类之研究”。这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国学里包含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方方面面。计划太大，就很难一一实现。

1925年成立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导师的要求有四条，很严格，这就是清华的很好传统。第一条，国学研究院导师应通晓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当时没有整体，一个导师要把中国学术文化之整体都要了解，这个要求是很高啊。因此，后来王国维先生到昆明湖自沉，1929年梁启超先生生病过世以后，再想找导师找不到了，哪有人通晓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啊？很难啊。第二条，具有正确精密的、科学的治学方法，这也是不容易的。第三条，不是大体知道，而且外文还要好，熟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和中国文化的成就。要想熟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和中国文化之成就，西学还要好，很难。第四，热心地指导年轻的学子，强调导师与学生的个人接触，以便学生向导师全面地学习。选来选去，选出了四位导师，排名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位讲师，名叫李济，是专门研究中国考古学的。两位鼎鼎大名：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是研究语言学的，当时有一些著作。陈寅恪当时没有著作，他是研究佛经翻译问题的。而吴宓是国学研究院的主任，他不想当院长，让他处理研究院中的各种事务，使教授和学生能够专心于学问，不用院长这个名称，以免教育行政化。这条不得了啊！像中央公布的我们的《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长期计划》里，原来教育部起草小组要逐步取消大学里面的教育行政化，在党中央政治局讨论以后就把它删掉了。现在这个时候要去掉我们大学教育的行政化，难啊，要经过漫长的道路。但是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的时候预见到这点，所以吴宓不叫“院长”，就叫“主任”——我是给大家服务的、跑腿的。所以这一点从教育上来看，有前瞻性。你看，八十多年以后，我们要来解决教育行政化的问题。国学研究院规定，研究生的学习时限为一到两年，时间很短，没有学位的规定。1925—1929年，国学院总共毕业的学生有七十多人。说法不一，有的说七十二，有的说七十四。我查了材料，最后觉得七十四比较好些。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了我国人文学科研究的中坚，比如，刘盼遂先生、吴其昌先生，后来到四川大学去的徐中舒先生，后来到山东大学去的高亨先生等，都是清华国学院培养出来的高材生。1929年，国学研究院停办。1931年梅贻琦先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有某个系条件够的话就可以办研究所。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主要是导师缺人：王国维于1927年6月自沉于昆明湖，梁启超于1929年病逝。后来，补充这些导师很困难。国学院当年的地址在哪里呢？同学们可以去看，是在今天清华学堂的第二层。梁启超讲课是在清华学堂旁边的同方部。王国维住西门附近的西苑16号，陈寅恪住照澜院2号，赵元任住照澜院1号。梁启超也住在西苑，但城内有房，并不长在清华园居住。在今天来看，四大导师在清华的住处保存得并不好，非常可惜。这个问题也就不去多讲了。

其次，我想讲一讲王国维先生在学术上究竟有哪些开创之功。把他评价得这么高，原因何在？王国维指导研究生，从学科上看有儒家的经学、小学、上古史，还有中国古代文学，方面很广。在国学院，他把多年研究的经验写成讲稿，成为一本书，名字叫做《古史新证》，即把古代的历史加以新的证明。这“新证”，新的证明是什么呢？用考古学的发现去印证文献资料的记载，称之为“二重证据法”，两者都必须有的。所以，王先生虽然不是考古学家，但是对于20年代中国考古学所取得的成果，他非常注意、非常关心，在研究实践中，他把地下的材料和文献资料作对比，提出了许多新的看法。这几十年，我们的历史学界之所以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主要是沿着王国维先生所指出的二重证据法去进行研究。所以郭沫若先生就讲，新史学真正的开山祖就是王静安先生。这一点也不夸张，确实如此。他所提的二重证据法影响很大。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有理论问题了，王国维对国学中的主体部分——儒家经学的研究进行了总结。也就是自王国维先生以后，不再存在以儒家经学为主的所谓“国学”。这个问题很重要，请同学们和我一块儿思考。王先生指导研究生，第一个方向就是儒家的经学。那儒家的经学究竟有哪些呢？西汉的时候有“五经”，这是同学们都知道的，包括《诗经》；《书经》，也就是《尚书》；《礼》，当时的《礼》在“五经”叫做《士礼》，后来又称为《仪礼》；有音乐，《乐经》；还有《易经》，就是《周易》。此外，还有《春秋》，《春秋》是孔子删定的史书。所以在西汉时期设立了五经博士，五经皆通，很难的。到东汉时期，见儒家这“五经”不够用了，还要增加。为什么要增加？说“五经”里面没有抓住儒家的根本。儒家的根本是什么呢？《孝经》和儒家的老祖宗最重要的一些典籍《论语》不在“五经”里面，这还了得？所以到了东汉时期又变成了“七经”，增加了两经。一切归根到底，要讲孝。只有讲孝，在家里服从父母，然后到社会上才不会造反。还有，最大的根本是孔子的言论，那你也要编成经书。所以到了东汉时期，《孝经》、《论语》，再加上西汉时期的“五经”，就变成了“七经”。在东汉时期统治者很重视儒家的经书，而有些皇帝亲自来讲经书，天下的士子也要不远千里到洛阳去听皇帝讲经。皇帝的讲经，把儒家经书里面生动活泼的东西都拿掉了，无非就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天下的士子必须根据皇帝讲的内容来确定注解，失去了儒家经书某些生动活泼的内容。

但是在东汉，我们今天根据史料来看，儒家的经书与儒家学派的开创者孔子，都还没有成为别人不敢批评的对象，没有这个情况。在东汉，住在洛阳的一个读书人王充，他写了一本书《论衡》，里面有一篇叫《问孔》。你敢质问孔子还得了？题目就是教训的意思，这还得了啊？你《论语》里面不怎么样啊，前后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条、二条、三条……王充举了很多证据，也不是尽善尽美，矛盾的地方很多。他还写了一篇叫《刺孟》，把孟子刺一刺，讽刺讽刺他。王充没有因此被抓，没有被抓到牢里面，说要杀头，没有。这种情况，如果在今天是被我们历史学家不断地称赞的。有人不断地称赞康熙、雍正、乾隆这三朝是盛世，而且说它的文化有很大的发展，鄙人保留看法，在这个问题上保留看法。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到了非常可怕的程度。鲁迅先生讲，乾隆时期那种残暴的文字狱使读书人吓得都不敢写文章了，怎么是盛世啊？不承认有那样的盛世。盛世必须是比较自由开放的，连这些都没有，因何称为盛世？到了唐朝，《礼》，又称为《周礼》、《仪礼》、《礼记》这三《礼》，《春秋》又分为《左传》、《公羊传》、《榖梁传》，加上《周易》，加上《尚书》，加上《诗经》，又称为“九传”，又增加了。到了宋朝的时候又加上《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称为“十三经”。

清朝有个学者阮元就著有《十三经注疏》。这样一提以后，同学们就会问：儒家的经书由“五经”要增加到“十三经”，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历史和文化需要它们，才需要增加。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十三经”可以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作为文化遗产我们需要研究它，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儒家经书如果成为学术的一个主体内容，那么这也会妨碍中国古代学术，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因此，近代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的土壤中生长起来，而是在西方的土地上生长起来了。这和儒家的经书一统天下、思想不活跃、不允许有自由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个问题同学们可以讨论。五千多年文明的大国连绵不断，但是近代科学的故乡不在中国，原因何在？因此，我们就要反思以儒学经书为主体的国学价值在哪里，究竟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几年，我提出一个观点。报刊上老是在讲某某是国学大师，我觉得这样的提法很不妥当。不妥当的原因就在于，王国维以后的中国，没有国学大师。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不是国学大师，他自己也不接受这个桂冠，他所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印度学的内容，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十三经”没有专门的著作。所以季先生曾讲：“我不是国学大师，我不接受这些桂冠。”这完全符合实际。我另外的老师任继愈先生，也不接受“国学大师”这个名称。原因呢？1927年以后，我们中国的教育上有一个很大的发展。什么发展呢？儒家的经书退出了我们大学的讲坛，而由近代科学的分类去确定我们的学科目录，例如，有文学、有史学、有哲学、有艺术、有文字学等。没有一个以儒家经书为主的这样一个国学。可以说，以儒家经书为主的国学时代，最后一个国学大师王国维在1927年自沉于昆明湖以后，已经结束了。我们开辟了新的道路，有了新的科学目录。不能说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后人可以在文学史上做出伟大的贡献，可以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上做出贡献，可以在中国哲学史上、在艺术史上做出贡献。以“十三经”为主体的国学已经陈旧了，已经死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所以根据这个看法，我个人有个观点：1927年以后中国没有产生国学大师，不能说是后人不如前人，而是说学科发展进步了。因此，现在我们有些大学恢复国学院等，问张某怎么看，我说：我的看法不一样。如果征求我的意见，我不赞成大学里面搞什么国学院，如果已经搞了就要搞下去，不要刚刚搞又收回来，要把它继续搞好。但是今天的国学应该有今天的时代内容，不能像过去那样成为以“十三经”为主体的，成天背那些经书，那不行！它要有一个发展，使它成为一个新的科学的体系才可以。我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建院三周年庆典大会上就是这样讲的，今年要开建院五周年庆典大会，我还是这样讲。如果你没成立国学院，那不谈这个问题；你成立了，那就好好地办。把新时代的精神要放进去，要有所发展，要有所进取，不要使它刚刚成立，一下子又取消了，那就不太好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王国维以后，中国没有产生以儒家经书为主的国学大师，不意味着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不行，而是说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走上了新的道路。这条新的道路也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学术现代化的一条道路，我们今天还要走。如果今天大学里面的文、史、哲学科都不办了，光搞一个国学院，那就糟糕了，也不会有人这样逆时代潮流而动。这里仅是谈一些个人的看法，不见得准确。

第三点，为什么王国维是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呢？国学和科举考试联系在一起，你读“十三经”也好，不读“十三经”也罢，你读“五经”也好等，最后目的是科举考试要考中，为了功名利禄，为了做官，很明确。从隋唐以后我国就进行科举考试，科举考试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再重新研究。它使社会底层的人经过十年寒窗可以获得官位，甚至也可以进入中央的决策部门辅助皇权去统治天下，这样社会就比较安定。但是，同学们看看，历代科举考试的功利性非常明确，都是为了做官。孔子就讲了“学而优则仕”，目的都是为了做官。这样的话，科学和学术就很难发展。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值得肯定的第三点是，他认为学术研究以学术为目的，并以追求真理为其全部的要义，而不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无用之用才是大用。他还举了好多例子，说在西方，工商财经政法被认为是有用之学，但是这些学科如果不依赖于哲学——王国维所了解的哲学方法只有两个，一个归纳法，一个演绎法，或者是归纳法或者是演绎法，无用之用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开启了学术的新风气。

第四点，王国维的学术敏锐力非常强，证实学术上的新发现非常多，亲自去实践，亲自去了解它，运用到自己的研究实践里面。例如甲骨文，商代刻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叫做卜辞、龟甲文字、殷墟文字。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1899年才被学者认识。当时的学者罗振玉是先行者，王国维在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有了进展，而郭沫若后来在王国维研究的基础上又有所推进。郭沫若的推进，老实讲，那是学术界公认的。20年代，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了中央研究院，选院士的时候并不因为郭沫若的政治思想而忽略他在学术上的贡献，他被中央研究院高票当选为院士。他在甲骨文的认识、理解和历史联系方面比王国维先生还要高出一筹。这点是应该要肯定的。甲骨文字大约3500字。还有金文，也叫做钟鼎文；刻在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以及敦煌及西域的文献、档案等，王国维也都做过研究，学术的眼光非常敏锐，进行了创造。

第五点，王国维在学术思想上提出中学和西学应该相互融合。1911年，他在《国学丛刊》上就说：“余谓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在他看来，东、西学应该融合。这些学术思想都值得我们称道。所以王国维在学术上的贡献，充分表明他是创新者，是开拓者，我们要继承这种精神。1927年6月2号上午，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的昆明湖。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国民党的北伐军高歌猛进，很快就要到北京了，北洋政府的军阀政府很快就要瓦解了。当时传说，国民党来了以后不会有学术自由，这一点在王先生的头脑里根深蒂固。为了学术自由的将要失去，他宁可自沉昆明湖。估计这方面的心情在他生前，在国学研究院这段时间，经常和陈寅恪先生交流，所以陈寅恪先生后来写进纪念碑里。第二个原因，学术思想上的矛盾得不到解决。学术上有矛盾，而且矛盾很尖锐。在他三十而立之时编了自选文集，在序言里有这样的话，我读一下，叫做“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大意是，我看哲学书太疲劳了，搞不清楚，我也看不懂康德。“哲学上之说”，哲学里面所讲的道理，“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形而上学的东西，非常可爱，但是那一种推理不可信。他后来又看了其他一些应用性的科学著作，“可信者不可爱”，确实可信，但不可爱。学理工科的同学，他是可信而不可爱；学哲学的同学，他是可爱但又不可信，恐怕有些道理吧。王先生有这个体会，我们还没有这个体会。而且他说，“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解决不开。既然解决不开，我倒不如结束我自己的生命。看来主要原因就是这种情况，非常可惜。

王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以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刘节等就请陈寅恪先生，说：您和王先生日常接触很多，王先生的学术思想你了解很多，最好由您写一个纪念碑，然后竖立在清华园里，让清华的学子都能看到，世代相传。陈寅恪先生写了，非常沉痛。1929年6月3号，王国维的纪念碑在清华园竖立起来，从此以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纪念碑了解王先生、陈先生等老一辈的人文学术大家的学术思想。我把这个纪念碑碑文全文读一下。“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意思是说，读书治学不要受世俗的影响，就要追求真理，这样真理才能够得到发扬。下面紧接着说：“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思想如果不自由的话，宁可死了。王先生在这一点上和陈先生的看法是一样的。接着说：“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历代的圣贤都知道这个道理，凡人俗人就不知道这个道理。紧接着说，“先生以一死”，就是他宁可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因为他要坚守这个信仰，独立自由之意志，并不是由于哪一个人和他有恩怨，也不是因为爱新觉罗这个王朝已经倒台了他才自沉，而是为了独立自由之意志。因为当时也有很多说法，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是因为他对清朝怀有深刻的感情等，陈寅恪不承认。“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也不见得人人都相信他。“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不是每句话都是对的，可以商榷的，“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王先生虽然死了，他所体现出来的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要永存于天地之间。这就是陈先生所写的关于王国维先生的纪念碑文。字数很少，不到两百字，核心的观念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我们今天究竟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我提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和同学们讨论。不管是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人类科学的范围很大，分支很多，要想它有生命力，必须要有创新，必须要有新的想法。否则，哲学社会科学得不到发展，自然科学也得不到发展。学术上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的思维是哲学社会科学也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根本动力。在这方面，应该承认我们还很欠缺，需要不断地努力。特别是清华大学这样一所全国一流大学，具有百年历史的高校，应该倡导科学上的创新精神，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在这一点上是共同的，没有任何区别。这里请允许我稍微走一点题，要谈到自然科学，要谈钱学森先生。2009年11月15号，他的学生在他的病床前记录下来的一个讲话，这个讲话被归纳成为“钱学森之问”。钱先生讲，为什么这么多年在我们的大学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原因在哪里啊？钱先生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我们的创新精神不够，人云亦云，保守。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是相通的，20世纪20年代，王国维是这样讲的。到了21世纪，2009年年初，自然科学的大家钱学森先生也是这样讲的。钱先生这样讲：“我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的，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麻省理工学院在当时也算是鼎鼎大名了，但我觉得没什么，一年就把硕士学位拿下了，成绩还拔尖。其实这一年并没学到什么创新的东西，很一般化。后来我转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就感觉到它和麻省理工学院很不一样，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一个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问题。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可不行，你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那里的学术气氛非常浓厚，学术讨论会十分活跃，互相启发，互相促进。我们现在倒好，一些技术和学术讨论会还互相保密，互相封锁，这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你真的有本事，就不怕别人赶上来。我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我的老师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这在科学工作中是很重要的。有没有创新，首先就取决于你有没有一个‘good idea’。所以马上就有人说：‘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我这个想法，我又跑到前面老远去了。’所以我到加州理工学院，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以前从来没想到的事，这里全讲到了，讲的内容都是科学发展最前沿的东西，让我大开眼界。”如果钱先生不到加州理工学院去接受那种创新气氛的训练，不在冯·卡门教授手下锻炼，恐怕也很少有后来的钱学森先生吧。还有一个原因。钱先生认为，我们现在研究自然科学的人缺少艺术修养、人文修养，没有形象思维，形象思维对于科学上的创造是十分重要的。钱先生就有这样一段话，他这样讲的：“有趣的是，加州理工学院还鼓励那些理工科学生提高艺术素养。我们火箭小组的头头马林纳就是一边研究火箭，一边学习绘画，他后来还成为西方一位抽象派画家。我的老师冯·卡门听说我懂得绘画、音乐、摄影这些方面的学问，还被美国艺术和科学学会吸收为会员，他很高兴，说你有这些才华很重要，这方面你比我强。因为他小时候没有我那样的良好条件。我父亲钱均夫很懂得现代教育，他一方面让我学理工，走技术强国的路；另一方面又送我去学音乐、绘画这些艺术课。我从小不仅对科学感兴趣，也对艺术有兴趣，读过许多艺术理论方面的书，像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念书时就读过了。这些艺术上的修养不仅加深了我对艺术作品中那些诗情画意和人生哲理的深刻理解，也学会了艺术上大跨度的宏观形象思维。我认为，这些东西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讲得多好啊！我们的大学能够做到这点吗？做不到，所以在漫长的几十年时间里头出现不了世界级的大科学家。总是在国内大学毕业以后，取得了硕士学位，想到美国去深造，然后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或者成为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就“钱学森之问”而言，不是说我们的大学办得不好，而是提出来了更重要的问题，让我们去思考。像清华大学之所以鼓励我们的学生要有人文艺术方面的修养，就是要培养学生大跨度的形象思维的产生、联想，然后用逻辑思维去加以严密的验证，这样才有希望。所以，在这一点上只是文字的表述不一样：王国维讲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创新的精神”，用钱学森先生的话来讲就是“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我简单地给大家讲一下，因为很有特色、很有个性，不讲也很可惜。第三个问题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也是创新。主要是讲一讲陈寅恪先生的学术研究特色。陈寅恪先生，“恪”这个字念què，不念kè。陈先生的生卒年是1890年到1969年，江西修水人。他出身于文化之家：他的祖父陈宝箴在清朝做过大官，他的父亲陈三立是一位著名的诗人。陈寅恪在十三岁的时候跟随他的哥哥陈衡恪东渡日本，十七岁病归，足疾，回来了。十八岁到吴淞复旦公学——复旦大学的前身——去学习，1909年毕业。1909到1915年，他相继在德国的柏林大学、瑞士的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18到1920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1921到1924年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1925年经由吴宓先生介绍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国学研究院1929年停办，陈先生到清华历史系和中文系任教授，1932年又被聘为哲学系的教授。后来他执教于香港大学、暨南大学、燕京大学。1946年回清华任教，1949年任岭南大学教授，1950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直至逝世。陈先生开始研究什么呢？在欧洲受西欧东方学派的影响，研究佛经的翻译问题，他需要学多种语言文字。他那几年在欧洲、美国跑来跑去，不是为了拿学位，主要是学研究佛学问题所需要的语言素养。1921年到1924年，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的时候留下了六十四本笔记本。季羡林先生看到这些笔记本后，写了一篇文章《从笔记本看陈寅恪先生的治学范围和途径》，认为陈先生的六十四本笔记本主要是关于研究佛教经典的各种文字译本的比较研究。他学了哪些语言文字呢？有我们中国少数民族藏文、蒙文、西夏文、满文、朝鲜文，印度的梵文，还有印第文、俄文、希伯来文、东日耳曼文、东土耳其文等这样一些语言文字。所以语言方面的修养很多，不读学位，就围绕佛经在欧洲、在美国研究学习。当然这需要有个后盾，什么后盾呢？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他的家庭完全满足了他这方面的需要。

关于陈先生有很多传说。有人说陈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当导师，是他的同学吴宓介绍的。但是，也有人讲是梁启超推荐的。那么，这里面就引申出了很多传奇故事。当时的清华校长叫曹云祥，就问梁先生，说：“你推荐的陈寅恪，他是哪一个国家的博士啊？”梁启超回答说：“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曹校长再问：“他有没有著作啊？”梁先生回答：“没有。”曹校长说：“哎呀，那不好聘他了。”就为难了。紧接着，梁先生就说了：“我也不是博士，我的著作等身，但不如陈寅恪先生数百字的价值。”这是怎么回事儿啊？梁启超先生著作等身——几百万字，还不如陈寅恪几十个字、几百个字。有这样一个传说。我国台湾的一位著名作家，叫龙应台女士，就把这个传说再进一步渲染了——在2005年6月22日台湾的《联合报》联合副刊上就渲染开来了。不但如此，龙应台女士不知道从哪里又听了一个消息，说1950年我们的毛主席访苏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就问毛主席：“贵国的陈寅恪先生近来无恙乎？”毛主席答：“无恙无恙，很好啊。”看，渲染到什么样的程度了？后来台湾有个学者，是位历史学家，叫汪荣祖先生，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引经据典》，发表在2006年3月23日《南方周末》报上。汪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写道，“陈寅恪初至清华教书是由于哈佛同学吴宓的推荐，早有定论；梁启超虽与陈家有旧，但当时陈寅恪尚无学术著作发表，何来比他等身的著作更有价值的‘寥寥数百字’？梁启超有必要这样自贬身价来‘推荐’一个初出茅庐、学术尚不见经传的后生晚辈吗？至于龙应台说：‘毛泽东访问苏联，斯大林曾问起陈寅恪的状况，表示关心，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中引用了陈寅恪。’我过去也听说过这个离奇的传闻，曾求证于陈门弟子蒋秉南先生，他说闻所未闻，真是天方夜谭！斯大林学问再好，也不可能知道象牙塔里的学者陈寅恪，陈寅恪对政治再有兴趣，也不可能去写有关革命问题的文章”。当我看了这篇文章以后，就想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不仅是台湾的龙应台等作家群，连我们大陆的学界也往往是脱离实际，没有根据地去乱捧陈寅恪先生呢？好像我们史学界到目前只有一个陈寅恪一样，原因在哪里？我的头脑里面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思考到现在，有一些结果了，我和同学们商量一下，自由谈嘛。

第一个原因，陈先生在中国史学研究当中确有巨大的贡献，不是空头的史学家。关于这一点，我下面还要介绍。

第二个原因，人们欣赏陈寅恪“讲真话”的精神，他想什么就讲什么，不掩饰，这对读书人来讲很重要。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新中国刚成立不久，中国科学院准备在历史学方面成立三个所：一个所要研究夏商周先秦时期；再一个所要研究中国中古时期，秦汉、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到明代、到清代1840年鸦片战争，叫二所；还有一个叫三所，研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一所的所长，当然是郭老，德高望重，学术泰斗，请他兼任所长没有问题。三所的所长，是请在延安长期居住过的，和毛主席都是老朋友的范文澜先生担任的。二所的所长，当时就有人提议请陈先生担任。陈先生后来不研究佛经翻译了，他研究魏晋南北朝和隋唐这段历史，我一会儿还要简要地介绍陈先生在这方面研究的贡献。请陈先生来，郭沫若让陈先生的学生先试探试探。陈先生说：调我到二所当所长，第一个条件，我不参加政治学习；第二个条件，我所里面的研究人员都不参加政治学习；第三个条件，请毛公、刘公二位给我写一个保证，不强迫我们参加政治学习。在当时谁敢讲这个话啊？这是陈寅恪先生讲的！意见回馈到有关领导那儿去，请他当所长的事情也就不再谈起了。但是，对陈先生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进行批判或者责难等，没有！他讲真话。在今天我们怎样看这个故事？去年我又看了一本书叫做《傅斯年与陈寅恪》，材料多极了，它里面的观点我不见得完全同意。书里面有这样一个材料：说陈寅恪讲，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我不反对。我在欧洲的时候就读过英译本的《资本论》，我觉得不错。那他为什么不参加政治学习呢？他认为历史研究不能预先拿一个政治上的命题摆在那儿，然后研究人员就从史料里找，来论证这个政治命题是正确的，那陈先生不同意。所以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有一段时间在文学上叫“主题先行”，叫做论从史出——政治原则摆在那儿，然后你去找很多的历史材料去证明。严格讲这是不科学的，不是实事求是的。你的历史结论应该从历史材料具体分析中抽象出来，而不是拿一个政治的术语、一个命题，然后找两段材料说它是正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陈寅恪讲了真话。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不见得就是错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今天就说到这儿。

1959年，管我们国家教育宣传的一个领导同志叫周扬，他到了广州去拜访陈寅恪先生。陈先生就讲：“周先生，你今天来看我，请恕我不同你谈历史问题。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请你很明确地告诉我好吗？”周先生说：“请。”他说：“周先生，在大学里面，是教授们有学问还是大学生有学问？谁是饱学之士啊？”周扬好像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材料里面比较含混一些吧，他就说：“当然教授有学问。”陈先生紧接着追问：“既然教授有学问，那你们办的报纸为什么每天连篇累牍地都在宣传大学生上讲堂比教授讲课要讲得好？你们又说某某大学学生编的中国文学史比教授写的中国文学史高了百倍千倍，有这个事吗？”周扬同志说：“我回去查一查好吧？”陈先生说：“那你就回去查一查吧，送客。”送客了，在权贵的面前不掩饰自己的观点，这是很难得的。在那种很不正常的政治氛围中，陈寅恪还提出这个问题，也是一个警钟。我想陈先生作为一个大历史学家，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讲自己的心里话，这种品性应该成为我们读书人向他学习的一个方面。哪怕就是错的，说了也没有关系啊，慢慢改正。正因如此，所以后来把陈先生本来所没有的事情，所有的好事情都加在陈先生的头上。

第三个原因，陈先生一直对中华文化充满着感情。以历史去叙述中华民族命脉，就在于有它绵延不断的五千多年的优秀文化和人文大师。我们的吴宓先生在这点上和陈先生有着共同之处。在“文革”期间，要我们的吴宓先生“批孔”，再怎么说，吴先生没有一句话“批孔”，而被打得遍体鳞伤。没有一句“批孔”的话，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之下，这是非常难得的。为什么陈先生的著作到40年代才开始出版？研究方向变了，他不研究佛经翻译问题了，要研究中国历史，古代历史中间那一段，特别是隋唐时期。现在研究起来，也就是心系国家民族的命运，不要把陈先生看作是象牙之塔里面的一个读书人，成天发发牢骚，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然后说说这个说说那个。不是这样的！他和自然科学家一样，充满着民族复兴的期待，充满着学术报国的热情。我想举几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1940年，陈先生的第一本著作出版了，就叫做《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隋唐时期的制度从哪儿来的，一般的说法是，我们中国隋朝时间很短，唐朝时间比较长，它的制度一个是北魏的来源，还有一个是北齐的来源。其他史学家都说过，陈先生在书里面对别人所说过的就不再多作论述。但是他有一个发现，除了这两个来源以外，隋唐的制度还和一个叫河西之地的有渊源。什么叫河西之地呢？在甘肃有一条路叫做河西走廊。河西走廊以张掖为中心，旁边有一条水叫做湟水。陈寅恪先生根据大量的资料说，在魏晋南北朝天下乱世的时候，甘肃张掖的湟水地区社会安定、经济较发达，成为中原人士的避难之地，成为隋唐制度，主要是政治制度的一个主要来源。发前人之所未发！在我们国内有一个专门写史学界人物的作家，叫岳南，他写了《傅斯年与陈寅恪》这本书，也送给我一本。这本书有400多页，有大量的材料，有些观点倒不见得和我的完全一致，但是它材料丰富，我还是觉得这本书是很不错的。书里面有这样一句话，“陈寅恪所要唤起的实质是抗战军兴以后南迁诸学人注意，凡南迁之学人皆有责任使中国学术文化保存于西南一隅，承前启后，继绝扶衰”。我觉得讲得很好，很有道理。抗日战争，民族复兴，因此推论陈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里面得到了体现。1941年，陈先生又完成了另一本著作，叫《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书都不是很厚，都称之为“稿”，为什么称为“稿”呢？原因是将来还要修改，不是最后的定论。这种谦虚的精神是值得我们佩服的！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面，陈先生提出了一个创见：唐朝的统治集团究竟是由哪些人构成的？他概括成为一句话，说是“关陇集团”。关陇地域在今天的甘肃陕西这一带。唐朝的统治集团是以关陇地域为本位的胡汉混合体。这个统治集团里面不光是汉族，是胡汉混合体，包括少数民族和汉人。所以，在唐朝李家的血统里面就有很多少数民族的血液。这样一个定位以后，就把唐朝为什么说是比较开明的一个封建王朝，为什么和少数民族交往而且能够交流，为什么说是更开放的一个朝代等问题，都得到了解决。当然，还有很多论证。关陇集团里面的胡汉混合体称为“中原的主宰者”，所以在政治和文化上的表现和历代就不太一样。这个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我们仍用这种文化观点。在1947年，陈先生又有一本著作发表，名字就叫《元白诗笺证稿》。所谓“元白诗”，“元”是一个人，叫元稹，唐朝的一个诗人；“白”呢，白居易。他以分析元稹和白居易的诗歌来探究唐玄宗时期由盛到衰的历史。书中引用了大量的诗歌，透过诗歌去看当时的历史情况，这在历史学上叫做“以文证史”，以文学来证明、说明历史的某种现象。这本书比较难读，但是这本书也告诉我们：在20世纪，真正以文证史的只有两位。一位是郭沫若先生，但郭先生在有的地方想象力太多，太现代化；另一位就是陈先生，而且陈先生更为严谨，你挑不出他什么毛病。陈先生通过元稹、白居易、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等人的诗文一下把当时唐朝的历史给揭开了一个角度，看得非常深刻，这个功力是非常深厚的。后来陈先生患眼疾，视网膜脱落了，不能看书了，在助手的帮助下用了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大作《柳如是别传》。这本书的量非常大，1964年完成的。柳如是是何许人呢？明朝末年的一个歌女，早年出身于青楼，但是很有才华，和明末的大文人钱谦益、抗清英雄陈子龙等文人都有交往。这本书以柳如是为中心人物，在她和他们交往中展开了一幅图画，宣传一种精神、一种思想。宣传什么精神呢？就是陈先生讲的“超世俗的轻生死”的民主精神。这种精神超过世俗，是把生死置之于度外的一种民主精神。这本书篇幅很大，大部分是考证，八十余万字，读起来还是非常困难的。刚才讲，陈先生在中国史学上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今天不能够否定这一点。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很简单，叫做：人文荟萃的清华园。我一看30年代清华的校史资料，我脑子里就有了“人文荟萃”这几个字，人文的方方面面。首先，校长是不凡的，梅贻琦校长就是不凡的。当时梅贻琦先生由物理系的首席教授成为教务处的教务长，后来又提升为校长。当时的美国，在教育界有很大的争论，什么争论呢？究竟是搞通识教育、通才教育，还是搞专业教育。究竟清华是向“通”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专”的方面发展？梅贻琦作为校长有他的决策权。在教授会的支持下，他认为清华大学这样的名牌大学，应该以“通”为首位，在通识、通才的基础上向专门方向发展。如果清华不讲“通”，一味地讲“专”，无疑就把清华一下子变为技术职业学院了。这很明显，他当校长的时候面临着清华向何处去的问题。别看在理论上是牵涉到清华向哪一方面，如果光看眼前利益，就搞专才，学一门技术，不需要其他的理科，也不需要很多文科，那最后的清华就不是今天的清华了。同学们，什么是大学？今天还真正记载着的经典语言，我们要背的话，第一位恐怕就是梅贻琦校长说的那句话，是他在就职演说中的那句话，“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有大师之谓也”。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句话呢？经典语言，把大学的真正精神这一点讲出来了。为什么我又有一点感慨要发呢？不见得对，请同学们批评指正。华中科技大学的校长还有其他大学的校长，让他的秘书在网上找一些青年人熟悉的网络语言然后写个稿子。李培根校长在毕业仪式上读那个稿子，下面的青年鼓掌几十次之多，所以亲切地称他为“根叔”。在我看来，有值得肯定的一面，给学生讲话不说官话、不说套话，要讲我们自己教育界的话，那是好的。但是对这些在网上公布的讲稿，我实在不敢恭维。原因在哪里啊？他没有讲到大学精神嘛。今天谁能够讲出一句话和我们的梅校长相媲美？几十年后还能让人记得，准确、容易记，一下子抓住要害。还没有出现，我们等待吧！当时，担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也在思考，浙江大学究竟怎么弄啊？搞一个技术职业学院还是怎么样？竺先生在浙江大学当校长的时候，他说浙江大学如果只是办技术职业学院，那我这个做校长的就是去让学生“谋食”，找一个饭碗而已。他说我们浙江大学不应该是“谋食”，主要应该是“谋道”，要研究科学的真理。如果所有的大学都“谋食”，都变成职业技术学校，那我们还办什么高等教育呢？几十年后，我们再来看这个情况，就觉得几十年前我们的大教育家讲的这些具有经典性的话很有分量，我们非常感谢他们。清华30年代没有梅贻琦，那恐怕不行。

再看教授方面，不断地追求人品和学品的完善。30年代在清华做教授的有一条规定，教五年书，然后给一年的出国留学机会去深造提高自己。我要谈的是中文系鼎鼎大名的朱自清先生。他当时已经写了《荷塘月色》、《背影》，全国著名的散文作家。他教了五年书后，1931年的8月，从北京启程赴欧洲，走俄罗斯，经巴黎，然后到英国伦敦，在英国的皇家学院和伦敦大学注册旁听。他进修的课程有语音学，当然是英文的，英文文法、作文、会话等课程。1932年9月3日，朱先生从伦敦返回到北平清华大学。国民党到了北京以后把北京改名为北平了。朱先生当时做文学系的系主任，一直到1948年逝世为止。我们来看朱先生在伦敦进修一年的日记，朱先生的日记都已经公开出版了。同学们可以去看，看了以后会深受感动。两次他梦到清华不聘他做教授了，原因呢？“……梦里，我被清华大学解聘，并取消了教授资格，因为我的学识不足……”“梦见我因研究精神不够而被解聘”……“梦醒”，梦醒了，“汗衫”，全身汗流浃背，“沉思之”，静静地思考一下，清华不聘很有道理啊。他说，我在中国文学上还有欠缺，在西方文学上我欠缺甚多，那我应该怎么做呢？继续努力吧。如果真不聘的话，那就到其他学校在教学中再不断地提高自己吧。看起来真使人要流泪。若发生在今天这个情况下，我想就不会这样。你不聘我，其他许多学校都会聘我，我还不想待在你那儿，你那儿是什么学校。不看自己，老是看学校行不行，我觉得现在学风方面还是存在问题的。再看看像朱先生这样的教授群，30年代的清华，我就不一一去讲了。

然后看看学生方面，钱伟长先生考进清华大学历史系，他的作文、语文和历史都是很高分。原因在哪里？他父亲英年早逝，他受了他叔叔的影响，他叔叔就是在文史方面很有功底的钱穆先生。所以今年7月30日钱伟长先生逝世，记者去采访钱穆先生的女儿、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的钱易院士，就谈到了钱伟长先生的情况：他入学的第三天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要努力侵占我国东北三省的土地，钱伟长立刻找到物理系的主任吴有训先生说：“我不学文科了，我要转到物理系来。”吴主任就说：“你的物理、化学过了，你的数学分数考分不怎么高啊。不要转了，学文科一样是可以报国。”但是钱伟长不放弃，非要转不可。最后吴有训先生就说：有一个条件，先在物理系试读一年。要求数学、化学、物理每门课不能少于七十分。哪一门课少于七十分啊你就回到历史系去。口头协议。到一学年念完了以后，钱伟长数学、化学、物理都达到了七十分以上，转系成功。我觉得这样很好。我们现在碰到这种问题，系主任不敢做主，一定要先申请到教务处，然后开多少会，最后能不能办成也还不知道。钱易教授会见《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时候说：“我的堂兄这样转系成功，以后才成为世界上著名的力学大家。如果他转系不成功，那就不行。”毕业时，他成为了物理系中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钱伟长考取了第七届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到伦敦去不了了，改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坐船去要经过日本，护照上要盖日本政府的章子。当时和钱伟长一块儿去多伦多大学留学的一共二十二人，非常生气，就在上海当时把护照撕掉丢到黄浦江里了，不去了！怎能让你们日本帝国主义来给我们签证呢？！后来通过有关方面疏导，没经日本人签，钱伟长等二十二名留学生还是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去了。在多伦多大学，钱伟长师从英国应用数学家辛格教授，1943年获得博士学位。经辛格教授介绍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组织的研究所里做工程师，接受“世界航空航天之父”卡门的教育。钱伟长在美国获得世界应用数学和力学界崇高的学术地位，1946年回到祖国应聘于清华大学，在清华大学任教。当时的清华大学在科学上主要向苏联学习，钱先生在美国受到多年教育，就提出来博采众家之长，不能只向苏联学习，当然遭到了排斥。历史检验的结果是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学生里面的另一位，钱锺书先生我就不怎么讲了。他入学考试的数学成绩不是0分，我核对了一下，是15分。季羡林先生大概就是10分左右，钱锺书先生的数学成绩比季先生还多5分呢。你们看，钱先生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文章已经很多了。这里还要提到季羡林先生，1931年考进清华的，他是年轻人嘛，他在文章里这样讲，“考上清华以后，在选择系科的时候，不知是由于什么原因，我曾经一阵心血来潮，想改学数学或者经济。要知道我高中读的是文科，几乎没有学过数学。入学考试数学分数不到10分。这样的成绩想学数学岂非滑天下之大稽！愿望当然落空。一度冲动之后，我的心情立即平静下来：还是老老实实，安分守己，学外国文学吧”。他当年学的是德文专业，学了四年的德文，但是他的本科毕业论文是用英文写的。他对清华的主课印象不深，有两门选修课对他的影响很大。令我们欣喜的是，季羡林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写了两年日记，现在出版社给它影印出版了。你看，字写得很好。但是，有两点大家也不必学我们季先生，哪两点呢？第一，他喜欢看足球赛，因此有些课他就不听了，躲到城里去看足球赛去了；第二，对我们的教授非议非常多，特别是教外语专业课的教授，非议很多。这两点恐怕是他过去的表现。他认为影响他一生的，有两门选课：一门是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一门是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问题。后来季先生本科毕业以后到他的老家济南教了一年中学，又考取了官费留洋，到了德国的哥廷根大学学了梵文，印度学。他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1946年才回到祖国到北京大学任教，并且成立了东方语言文学系，亲自兼主任。他对清华写了许多文章，我们读起来觉得非常好。我今天把这段文章简单地介绍一下。他说清华校风方面是，清新、活泼、民主、向上。原文是这样的：“我为什么说清华校风民主呢？我也举一个小例子。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元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高人一等。学生接近他们比较困难。但这并不妨碍学生开教授的玩笑，开玩笑几乎都在《清华周刊》上。这是一份由学生主编的刊物，文章生动活泼，而且图文并茂。现在著名的戏剧家孙浩然同志，就常用‘古巴’的笔名在《周刊》上发表漫画。有一天，俞平伯先生忽然大发豪兴，把脑袋剃了个净光，大摇大摆，走上讲台，全堂为之愕然。几天以后，《周刊》上就登出了文章，讽刺俞先生要出家当和尚。”这就是民主，没有记载说，当时学校查了，有没有什么阴谋在里面啊，又想闹事啊，没有这样的事，开玩笑就是开玩笑的。季先生写道，“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学习了整整四个年头，其影响当然是非同小可的。至于清华园的景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忆念难忘”。季先生在文章的末尾说：“我祝自己长命百岁，百岁以上。我希望在清华母亲百岁华诞之日，我自己能参加庆祝。”不幸的是，季先生于2009年7月11日辞世，距离清华母亲百年华诞还差一年半多一些时间，令人十分遗憾！我们在这里读季先生的文章向他报告，清华母校的学生们想念他了！

最后总结一下清华的人文传统，我想归纳为三点。清华大学百年以来不仅仅重视技术，而且重视科学。在科学中除自然科学以外，同样重视人文学术研究，重视对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也重视对人类优秀文化的研究。第一，清华的人文传统体现了学术思想上的会通精神。“会通”一词源出《易传·系辞上》，后来引申为思想文化的融合与创新，有会通才会有创新。第二，从清华人文传统中可以看出清华总是把教育与民族命运、民族复兴的大问题联系在一起。清华人文传统的可贵之处在于，当它发现自己走了弯路的时候，会毫不犹豫地找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清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失去了文科，而在20世纪90年代重建了文科，而且比30年代的文科有了更加宽泛的发展。第三，清华的人文传统也是西南联大的人文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西南联大的传统是什么呢？有四个方面。我们清华的老教授冯友兰先生在1946年书写的西南联大纪念碑1000多字里面，其中有一大段写西南联合大学的四大特点。作为结尾，我要把它朗诵一下，供同学们作参考。第一，冯先生说，西南联大“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如，此其可纪念者一也”。大家看，冯先生讲得很对吧，我们国家是亦新亦古，历史五千多年，走上中国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第二，冯先生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第三，冯先生紧接着写道：“万物并育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获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第四，冯先生写道：“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

好，我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