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走向天后
第一节 整肃外朝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在两军交战的时候，这是常用的技巧。而在权力斗争的舞台上，武则天上演的是“擒贼先断翼”的一幕。在对敌人的首脑——长孙无忌动手之前，武则天粉碎了宰相韩瑗把褚遂良重新召回京城的企图，识破了吏部尚书唐临保护关陇士族重臣来济、打击武后派中坚李义府的图谋。
显庆元年底，武则天已着手按预定的计划进行人事调整。长孙无忌的亲戚，一个个被外放，离开了朝廷。先是太常卿、骑马都尉高履行被任命为益州(今四川成都一带)大都督府长史，接着工部尚书长孙祥被任命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种人事变动表面上看来是很正常的内外迁转，但这两个人一个是长孙无忌的表兄弟，一个是他的堂兄弟，这种调动的目的是为了斩断长孙无忌在朝中的羽翼。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褚遂良外贬，此事使关陇派遭受重创。此后，他们始终不忘将褚遂良重新拉回政治舞台的中心。虽然看不到长孙无忌有什么实际行动，但挽救褚遂良的计划却已展开。侍中韩瑗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先锋。在褚遂良被贬一年多之后，韩瑗认为，是为褚遂良说话的时候了。他细心缮成一本，上朝奏称：“朝廷贬谪贤良之臣，向为政风败坏之征。遂良殚毕生之力事先王，清廉耿直，不言则已，言必公忠体国，先帝引为知己，视同兄弟。是以临终选择，以受遗诏。”他接着又从历史上引证实例。他说：“国家之衰亡，政治之腐败，皆因为疏远贤直忠谏之臣。”他结论称：“遂良虽有忤君之罪，然已受一年之苦。陛下其怜而赦之乎？”
他奏完之后，皇帝也承认褚遂良的出发点是好的，问题在于他的态度激烈，对皇帝大不敬，所以才贬谪他。韩瑗情绪激烈地回奏说：“如今臣深惧小人之势长，君子之道消矣。”韩瑗一时失口，竟引用不得体的古语，《诗经》上说：“赫赫宗周，褒姒灭之。臣不愿见唐室之衰亡也。”引用这个典故太不机敏了，这是公开侮辱武后是使周朝亡国的褒姒。高宗怒吼说：“你下去吧!”朝议之时，武后不声不响，不过她的缄默倒更为凶险。她在筹备反击。
韩瑗回家之后，修本辞官，但是皇帝不准。在废王立武的问题上，高宗早已铁了心，谁想在这个问题上做文章，用不着武则天多言，自然都没有好下场。韩瑗即使以辞去宰相相威胁，高宗也没动摇。他就是不主动提出辞呈，在相位上也待不了多久了。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三月，高宗在洛阳下达了命令：褚遂良由潭州都督再贬为桂州(今广西桂林)都督，与京师的距离越来越远。不久，又有一道命令：皇后派的铁杆分子李义府被提升为中书令。八月，李义府与皇后的另一党羽、侍中许敬宗，联合上奏侍中韩瑗、中书令来济与褚遂良密谋不轨。他们在奏折中指出，桂州是用武之地，韩瑗图谋不轨，安排褚遂良为桂州都督是为了做外援。尽管没人会相信这随意编造的罪状，但显庆二年七月，高宗还是下发了四项贬黜敕令：韩瑗贬为振州刺史，来济贬为台州刺史，终身不许入朝；褚遂良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荣州刺史柳奭再贬为象州刺史。褚遂良到达爱州后，曾上疏皇帝，想调回京师，但皇帝并没有答应他的要求。第二年，褚遂良死于爱州刺史任上，终年63岁。长孙无忌的左膀右臂被贬黜到极南的蛮荒之地，势力渐渐单薄了。
随着长孙无忌势力的削弱，武则天的心腹逐渐进入宰相集团。其中，李义府在外朝更是恃宠用事。李义府升任中书令后，与另一中书令杜正伦发生冲突。杜正伦是唐太宗时期的中书侍郎。他当时“出入两宫，参典机密”，而李义府直到高宗时才上升到中书舍人(相当于中书省中层领导)的职位。两个中书令，一个以老资格自处，一个则倚仗皇后撑腰，明争暗斗，各不相让。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十一月，两人被贬，李义府被贬为普州刺史，杜正伦被贬为横州刺史。
李义府被贬，对于关陇集团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报复机会。当时担任吏部尚书的唐临，企图以荐举两巡察使的方法，继续斗争。唐临也是关陇集团的一分子，其祖先随宇文泰入关，祖父唐瑾北周时官至内史，唐临本人与兄唐胶皆知名于时。显庆三年，唐临利用手中权力，保奏许炜为江南道巡察使，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唐临的用意是这样的：许炜是来济的好朋友，来济贬谪地点在台州，属江南巡察使的察视范围，让许炜担任江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保护来济的目的。而张伦与李义府是冤家，李义府贬谪地在普州，属剑南巡察使的察视范围，以张伦为剑南道巡察使，就可以达到打击李义府的目的。早已建立起严密情报系统的武则天很快获悉此计，她知道李义府虽不堪任用，但他是朝中拥武的支柱之一。所以李义府虽流放在外，武则天还是保护他。她对高宗说：“唐临这个人利用权力私自选人授官，朝中议论纷纷，不撤换此人，有损朝廷威信。”高宗便以“遣所私督其过”的罪名罢了唐临的官。唐临不久死于潮州刺史任上。
反观长孙无忌的态度，武则天进寸，他就退尺。李义府猖狂得势，长孙无忌没有抑制他的言行，武则天立嫡子为太子，他也没争。如此退守，将来更大的事就更难争了。经过反复的斗争，至显庆四年初，亲武后势力在朝中形成，关陇集团土崩瓦解，只剩下太尉长孙无忌这一个孤家寡人了。扳倒长孙无忌，最大的阻力恰恰是武则天的夫君高宗李治。李治虽然不想在舅父的羽翼下当听命受教的恭顺皇帝，但让他去除掉元舅，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永徽初年，洛阳人李弘泰曾经告发长孙无忌谋反，高宗接到状纸，根本问都不问，就下令将李弘泰斩首。但此时已非彼时了。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武则天把矛头对准了长孙无忌。四月，洛阳人李奉节状告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朋党一事，许敬宗主动请求会同辛茂将进行审理。两位主事的宰相亲自审讯一起一般官员的朋党案，自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因为韦季方是长孙无忌的门生故旧，所以许敬宗趁机想挖出点什么来。审案时，大理寺官员秉承许敬宗的旨意，让韦季方诬陷长孙无忌同谋犯罪，如果这样就可对他从轻发落。韦季方深感不妙，抵死不认，寻机自杀，结果未死成，在狱中奄奄一息。许敬宗见从他身上不能获取证据，又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了，便向高宗诬奏说：“韦季方欲与长孙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现在怕事情暴露，所以自杀。”怕高宗不信，又将从韦季方身上搜得的一封私信交给高宗，说：“这封信是题给赵师的。赵师，即长孙无忌也，阴为隐语，欲陷忠良，以伺机谋反。”这个对于武则天、许敬宗等人来说是蓄谋已久的计划，对于高宗来说，乍一听说国舅谋反，还是大惊不已，不能相信。他又让侍中辛茂将再去核实，辛茂将是许敬宗的心腹，他侦察的结果当然与许敬宗说的完全一样。高宗还是不信，说：“辛茂将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舅父为小人挑拨，可能有些疑虑，怎么会到谋反的地步呢？”但既然人证物证俱在，高宗有些不知所措了，情急之下忍不住哭了起来：“我家真是不幸，亲戚之间屡有异心，往年高阳公主竟与房遗爱谋反，今天母舅也这样，我还有什么脸面见天下之人啊!如果此事果然是真的，我将怎么办啊!”
许敬宗深恨长孙无忌等的飞扬跋扈。他见高宗已是半信半疑，就鼓起如簧之舌，说道：“房遗爱只是一个乳臭小儿，与一个女子谋反，成得了什么气候!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以前与先帝谋取天下，天下都佩服他的智谋；后来他当宰相30年，天下害怕他的威势；如果哪一天悄悄举事，陛下派谁去能抵挡得了他呢？今幸好宗庙有灵，因按治一件小事，得到大奸人的阴谋。这是天下之大幸!臣窃恐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之事一时窘急，铤而走险而发动叛乱。他举臂一呼，一起作恶的人都云集起来，必为宗庙社夜之忧啊!陛下不见隋朝吗？宇文化及的父亲是宰相，弟弟娶了公主，手握禁兵，隋炀帝对他一点也不怀疑，委以朝政。宇文述死后，宇文化及又统领禁兵。一夜之间，就在江都作乱，先杀不附己者，臣的家也遭其祸乱。于是大臣苏威、裴矩等人，都急忙服从他，等到黎明，隋朝江山就断送了。前事不远，望陛下吸取教训，速作决断。”巧舌如簧的许敬宗把无忌和太宗时的叛臣房遗爱相比，又和隋朝的宇文化及相比，似乎一场江都之变式的大难，已经迫在眉睫，皇帝将被杀死。而要杀死皇帝的，就是长孙无忌。
次日，许敬宗启奏皇上：“昨夜韦季方已承认与长孙无忌谋反之事。臣又问韦季方：‘长孙无忌与国至亲，两朝受宠，有什么怨恨要谋反呢？!’韦季方答：‘韩瑗曾告诉长孙无忌说，柳奭、褚遂良劝立梁王为太子，今梁王既废，皇上也疑心你，所以把高履行外放出去。从此，长孙无忌很忧虑，日夜寻思自安之计。后来见长孙祥又被外放，韩瑗又得罪，所以日夜商量与我等谋反。’臣参验他说的话，都很符合实情。请依法收捕长孙无忌。”
这番话是针对高宗疑虑的心理事先精心编排好的，高宗不由自主就相信了。高宗被谋反的预警吓昏了，同意将无忌削去官爵。
后人常以此为例，认为高宗是个糊涂人，很容易就被臣下骗了。当然，高宗不比他的父亲太宗明察秋毫、天威难测，但关键的原因还在于许敬宗在雄辩中点出了隋唐皇位继承中令统治者寝食难安的一大心病。隋代在皇帝继承问题上，未能实行嫡长子继承制。隋文帝废长立次，他去世后五子杨谅在太原发动政变，在隋朝留下阴影。因为政坛上没有长子必然继承皇位的观念，所以名义上是有德者居之，实际上则是有力者称雄。隋末群雄并起，自立为帝，以及隋炀帝以一国之尊被弑，都给统治者“能者为王”的危机感。
唐初李世民兄弟发生流血政变，始取得政权。李世民又将宗室降爵为郡公，唯有功者封王，将其兄弟李建成、李元吉的下一代全部杀掉。李世民对待宗室的态度，还可以通过贞观元年凉州都督李幼良伏诛一事看出大概。李幼良是李世民的叔祖。有人告他养死士，李世民便派出中书令宇文士及调查此事，查证属实后便把他杀了。用中书令去调查边境将领是否养了亡命之徒，可见李世民对此事的重视，也可见他所受到的威胁。
李世民虽然对宗室严加注视，但即位后依然受到起兵威胁。一位是他的叔父幽州都督李瑗，另一位是赐姓李的隋末降将、驻守泾州的罗艺。这两次兵变虽然很快平定，但多少在统治者心底留下阴影。李幼良事件大约发生在这两次兵变之后，故此唐太宗的处理手法，也不为奇。事实上，这并不是最后一次出现的起兵事件。同年年底，利州都督李孝常和右武卫将军刘德裕等因被指控谋反而被杀。贞观十七年齐王李祐起兵失败，是另一个例子。
由此可见，南北朝那种有机会就试图建立本身政权的风气，依然存在于初唐的一些统治阶级，特别是皇室中。掌权者因此不得不时刻加以防范。特别在权力交替之际，最怕有人趁机谋反。因此，高宗认为，在自己多次违反元舅的意图乃至与整个关陇贵族为敌的情形下，长孙无忌有谋反的可能，于是就相信许敬宗的话了。但高宗不忍按谋反的法律处理这位立过大功、辅佐他六年的舅父，他哭着说：“舅舅如果真是如此，朕决不忍心杀他。否则天下将说朕什么呢!后代们又会说朕什么呢!”这时，许敬宗见高宗已经相信了，又怕高宗真的心一软，放过了长孙无忌，就进一步说道：“薄昭，汉文帝之舅也，文帝从代王的位置做到皇帝，薄昭立有大功。后来薄昭犯罪，只是因为杀了人，汉文帝法不阿私，让百官穿着孝服，哭着杀了他。至今天下人都以汉文帝为明主。今长孙无忌忘记两朝之大恩，谋夺社稷，其罪不知比薄昭要大多少倍。所幸的是奸状自己暴露了出来，逆贼自己招供了，这还有什么可疑虑的？古人说：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就在一刻之间，一丝一毫也不能错过。长孙无忌乃是今日之奸雄，是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稍有一点耽搁，臣怕变乱就会马上发生，后悔都来不及啊!”
一连串煞有介事的理由和耸人听闻的后果，最终使高宗的精神陷于崩溃。由于对叛逆阴影心怀恐惧，他没有勇气把舅舅叫来当面问个明白，一切都交由许敬宗处置。一起不明不白的重大谋反案的主犯，就得以这样了结：长孙无忌被削除太尉及封邑，以扬州都督身份安置到黔州(今四州彭水)，仍按一品大臣的待遇供给饮食，每日细白米二升，粳米、梁米各一斗五升，粉一升，油五升，盐一升半，醋三升，蜜三合，粟一斗，黎七颗，酥一合，干枣一升，木橦十根，炭十斤以及不同数量的葱韭豉蒜姜椒之类，每月还给羊二十口，猪肉六十斤，鱼三十尾，酒九斗。高宗想让这位至亲长辈靠着这优厚的待遇安度晚年。
长孙无忌一垮，关陇集团的支柱就倒了。根据武后意旨，许敬宗将长孙无忌之案推而广之，开始了对关陇集团的最后一次扫荡。只用了一个多月，就贬逐了一大批关陇集团的官员。许敬宗上奏：“无忌谋逆，由褚遂良、柳奭、韩瑗构扇而成，奭仍通宫掖，谋行鸩毒，于志宁亦党附无忌。”关陇集团的另一重要人物于志宁，因为在立梁王为太子时出过力，后在立武后的争议中又不说话，尽管当了册后副使，又任太子太师，但也被加上党附无忌的罪名，免去了他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武后害怕这个关陇集团中地位极高、又有声望的人留在朝中会有不利。于是已经去世的褚遂良被削官爵，柳奭、韩瑗除名，于志宁免官。
关陇集团的子侄辈也没能幸免。长孙无忌的儿子、秘书监、驸马都尉长孙冲等被除名，流放岭南；长孙无忌的堂兄弟长孙知仁，也被贬到冀州为司马；族子、驸马都尉长孙诠，也流放到今四川西昌一带，不久便被迫自杀；长孙无忌的表兄弟、高士廉的儿子高履行受牵连，由益州长史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都督，不久又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刺史。时任凉州刺史的赵持满，是长孙诠的外甥、韩瑗的内侄，许敬宗生怕他在西凉造反，将其快马召至京师，下狱拷讯，但他始终不招，终以谋反罪被杀。
一个朝臣如果远离了首都，远离了皇帝的视野，他的安全就得不到保证。七月，许敬宗会同李勣、辛茂将和刚上任的两个宰相——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任雅相、度支尚书同三品卢承庆一起复审长孙无忌谋反案，并派已升任中书舍人的袁公瑜等人到黔州去取证。袁公瑜向长孙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被长孙无忌严词拒绝。袁公瑜就对长孙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来谢罪呢？你死以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长孙无忌无可奈何，自缢身死。袁公瑜又去找韩瑗，想如法炮制，但获悉韩瑗已死在贬所。他特意打开棺材，验明正身才回京。同时被杀的还有长孙祥、长孙恩、柳奭等人。
至此，关陇集团中最盛而且盘根错节的几个家族都遭到摧残和打击。他们曾盛于唐初，垄断朝政达三四十年。长孙无忌集团彻底毁灭的同时，李义府从普州被召回，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成了掌握人事任免大权的宰相。外朝基本由许敬宗、李义府把持，武则天不仅可以高枕无忧地做皇后，而且可以在某些国家大政方针上发挥自己的政治影响了。
武则天从当上皇后以来一直想要消灭太尉长孙无忌，但无忌是皇帝的肱股，最有威望的朝臣，而且长孙无忌一派经营多年、根深蒂固，如果一开始就动其根本，阻力和影响都太大。武则天用的是剥笋战术，先断其羽翼，削弱其基础，让无忌孤立起来，最后拔除主干。终于，武则天在巩固权力的角逐中赢得了胜利。
武则天消灭了长孙无忌的势力，她在外朝中的危险减轻了，她可以安心地登上皇后之位了。
第二节 母仪天下
皇后加冕的典礼定于十一月，距离废王皇后只有一个月。武则天不愿在典礼中显得心中有所愧疚，不肯偷偷摸摸地举行，她要理直气壮，要冠冕堂皇。
礼仪是威势的最好载体。武则天以女性做皇帝，于旧的道德、礼法不合，更需要借助威仪树立她在人们心中的威严。在威仪方面，武则天的一个特点是人不敢为，我偏要为之，敢于打破旧礼仪的束缚，从不躲躲闪闪，而是光明正大地展现她非凡的威仪、气度。
武则天取得皇后的宝座用了不少阴谋，这事本身也有不合当时礼法的地方。顾命大臣褚遂良就曾在朝堂上当着皇帝的面说，武则天曾做过太宗的才人，如果被公开地立为皇后，有被天下人讥为有悖伦理的危险。但武则天不把这些当回事。天下人的讥笑又能怎样？讥笑并不能杀死人，相反，讥笑人的人笑过之后还是要对权威低头。所以，在她心里，这一桩皇后加冕之事要盛大地铺张一下，要壮观，要荣耀，要赛过皇帝的登基，要让天下都知道武氏由此就成了天下的皇后，并且是顺理成章，堂堂正正。
册立皇后的日子到了，大殿里排满了文武百官。在侍女簇拥之下，武氏皇后走进殿来，头戴凤冠，金珠烁光夺目，身穿祭天地大典时的缎袍，上绘霓虹光彩的舞凤，红色的宽带自正中下垂到裙鞋。武氏宁静而庄严。皇后的印玺放在一个玉制的盒子里，由李勣正式递给她。武氏登上皇后宝座之后，随后宣读圣旨，朗诵富丽而庄严的四言贺诗，奏出古典的音乐，礼成。然后，在皇宫以西的肃义门，新皇后接受文武百官及番夷诸长的朝贺，这是特别安排的，是史无前例的。凤辇之前有骑士先导，制服盛装，另有勋徽执事，排列成行。到了肃义门，武氏下辇登楼，立在楼台之上。楼下面的广场里跪着各王子、文武官员、诸番夷的使节，都是衣冠整齐。在前排的都穿紫袍，佩玉带，戴金饰，或为诸王，或官在三品以上；第二排，身穿浅紫色袍，佩有金带，官为四品；第三排，穿藕荷色袍佩金带，官居五品；第四排，身穿深浅两种绿色袍，佩银带，官居六品、七品。以后依品次排列。武后向臣下蔼然微笑，答谢诸臣敬礼之意。然后乘辇回到皇宫，在内宫招待百官和番夷使节的夫人。
威风的皇后加冕仪式昭示着武则天的母仪天下的地位，武则天终于实现了她叱咤政坛的第一步。她的盛大的典礼，既是向世人展示她的地位，也是向朝廷内外的大臣展示她的实力：她不再是任人摆布的娇弱女子，她是有权有势的皇后娘娘。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正月，武则天由东都回并州故乡。这回是衣锦还乡。武则天大行宴请、赏赐她的父老乡亲。这一切活动的高潮是阅兵。高宗在三月二十八日于并州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这与其说是对武装部队的检阅，还不如说是为武皇后的故乡之行壮威。参加检阅的两支部队，一队由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优秀将领梁建方、张延师指挥，另一队由宿卫中央的内府禁兵组成。演习的具体过程是，“一鼓而示众，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出场、列队、交锋，整齐而迅速完成，然后布开阵形，左为“曲直圆锐之阵”，右为“方锐直圆之阵”，三挑而五变，步退而骑进，五合而各复其位。在城楼飞龙阁中检阅的高宗君臣都被这威武雄壮的阵势所吸引。许敬宗奏曰：“张延师表现得整而坚，梁建方表现得敢而锐，都是一代良将。”身经百战的老帅李勣也感叹道：“此番演习甲胄精新，将士齐力，从武器装备到将士们的士气都给人以震撼，在一旁观看尚且感到威慑，何况真的到战场上交锋呢？”这是武皇后在显示力量!
武则天在宫廷之内，收买大批党羽，建立情报和监视网；和外朝的元老重臣们斗时，在外廷也收买党羽，第一批投靠她的是许敬宗和李义府。
许敬宗是江南士族之后，他的父亲许善心，公元618年彭城阁之难时，为叛兵所杀，许敬宗跪伏求饶，留下一条性命。朝中的政敌常常把许敬宗的丑态广为传播，许敬宗既羞且怒，又无可奈何。他是李世民的私人学士之一，有相当学识。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负责为皇帝起草机要文件的岑文本半途病死，许敬宗接替了他的职位。从此，他便进入了高层政治的圈子，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职，从事国史的编撰工作。公元645年，他成为太子的老师之一，公元649年他当上宰相，但不久即因受诽谤而降为地方官员。
许敬宗是朝臣中第一个为武则天说话的人，也是武则天在外廷中的第一个心腹，他曾劝长孙无忌改变态度，但受到无忌的严词拒绝。于是，武则天与许敬宗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武则天和长孙无忌都势均力敌。一方面，王皇后的舅舅柳奭在永徽五年(公元654年)辞去了中书令的职务，改作吏部尚书，这是武则天的第一个胜利。但在第二年五月，长孙无忌设法任命韩瑗为侍中，来济为中书令。韩、来二人的政治观点与长孙无忌相同，长孙无忌的力量并没有削弱。永徽六年(公元655年)，王皇后巫蛊事件发生后，高宗将柳奭由吏部尚书下贬遂州刺史，后又改贬荣州刺史，对此，长孙无忌等又予以回击。在柳奭被贬的同时，皇帝想将武则天提升为宸妃，这是通向皇后道路上的一个重要步骤，但被外廷卡住了。韩瑗、来济认为，这样做在制度上没有根据，皇帝只好打消了这个主意。双方的较量，互有胜负，很难说谁已经处于优势地位。不过，武则天的活动已经引起了外廷人们的注意。人们自然地要想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太尉的力量大呢？还是昭仪的力量大？
如果从武则天不断派人向长孙无忌致意，力图争取他的支持上看，似乎是太尉的力量大。但是已经有一部分朝臣，他们希望在这场斗争中，昭仪能战胜太尉。许敬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在为武则天暗地活动，企图物色一些同伙，但他很难找到。有意于此的人，正采取等着瞧的态度，不敢一试，永徽六年(公元655年)，许敬宗任礼部尚书参知政事，后又兼太子宾客。六月，他终于找到了另一个帮手——中书舍人李义府。
李义府是梓州人(今属四川)。从他的出身看是庶族地主，他得以在政治上发迹，是出自太宗朝的宰相级人物刘洎、岑文本的推荐。而刘、岑二人，正是与长孙无忌对立的派系首领。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企图将他调开，“左迁壁州司马”，并已得到皇帝的批准，敕书即将发到门下省，但事情忽然起了变化。
唐代的中书舍人，是一个不小的职务，由于他们是皇帝的秘书，所以必须轮流在朝堂值班，夜晚寝于朝堂，谓之“值宿”。那天晚上，轮到值宿的是另一个中书舍人、许敬宗的外甥王德俭。不愿接受“左迁”的李义府向王德俭求救。王教给他一条秘计：武昭仪正得宠，皇上欲立她为后，怕宰相非难，没敢进行。你如果敢跳出来首倡此事，或许可以转祸为福。王德俭教给李义府的，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敢干的事。而李义府则不同，他必须铤而走险，这是他唯一的选择。于是，李义府这晚代替王德俭值宿。趁着这个机会，李义府“叩阁上表”，请立武昭仪为皇后。这个建议迎合了武则天与皇帝的需要，皇帝立刻召见李义府，当面撤销了调动，叫他继续留任中书舍人。随后，武则天又派人秘密地去慰问他，还破格提拔他为中书侍郎——相当于副宰相。
李义府转祸为福，是太尉与昭仪两大力量较量中的一个重大变化。群臣从这变化中，得出结论：权威赫赫的长孙太尉，已敌不过宫廷深处的武昭仪。那些观望者和对长孙无忌一直心怀不满，想去结交武则天又畏缩不前的人，现在开始放下包袱。很快，朝堂上形成一股拥护武则天的力量。于是卫尉许敬宗、御史大夫崔义玄、中丞袁公瑜，都成为武则天的心腹。这是外廷第一批投靠武则天的力量。这股力量，与武则天在宫廷内所集结的情报网，构成她起家的基本力量。
许敬宗、李义府、袁公瑜和其他支持武则天的人结成死党，通力合作。武则天在朝中的权利中枢培植起了一部分亲信，朝廷不再是关陇集团一言堂的天下了。但武则天的这些党羽刚一受宠，本性就暴露出来，贪污腐败，唯利是图，恃宠用事。李义府的强取豪夺，抢人田产，夺人妻子远近闻名。他母亲死后，出丧时送殡的行列竟达数里之长。从某种意义上，武则天愿意看见这种示范效果：向她唯命是听的人有权有势，富贵荣华。这种权势荣华都是由她随时予取予夺的。
不过，李义府确实闹得太过分了。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八月，一位洛州妇人淳于氏，长得很美，因犯奸事系在大理寺狱中。李义府闻她美色，竟让大理寺丞毕正义徇情枉法，将她释放，想纳为妾。这给关陇集团以可乘之机，大理寺卿段宝玄立即将此事写表上奏。高宗命令给事中刘仁轨等人审理此案。李义府恐事败露，竟胆大包天逼令毕正义自杀于狱中。由于李义府纳妾没成事实，毕正义又死无口供，高宗没有给李义府加罪。这也许是武则天起了作用，她尽管对李义府恼火，但当此用人之际，当然不想让关陇人士反击得逞，也不想让拥护她的人寒心。
但这件事情并没有结案。关陇人士不放过这个机会，侍御史王义方上奏，说：“李义府在天子的眼皮底下，竟敢胆大包天，擅杀六品官，罪不可恕。即使说毕正义是自杀，也是因为害怕李义府的威势。如果这样，则生杀之柄，不在皇上的手中了。此风不可长。请皇上命人查清楚。”这一弹劾虽然没有真凭实据，但切中要害。可是王义方还是被冠以毁辱大臣的罪名遭贬。这后面隐约可以看到皇后的手在罩着她的亲信。对李义府，她既知其优点也知其缺点，既记其功也记其过，她完全站在一种主动的位置上，决不会让奸诈小人牵着鼻子走。她有时任用小人，把这当做一种政治手段，一种政治需要。一直到八十高龄，她任用过而又被抛弃的小人不计其数。
通过各种政治手段，武则天终于威风凛凛地登上了皇后的宝座，她的权力和地位从此就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
第三节 姓氏录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修改的理由是《氏族志》中没有列入武则天家族的郡望。
武则天皇后之位稳固后，再撼永徽政治格局，在大的策略、措施上有二：一是把大量“杂色”放入“流内”；二是建立《姓氏录》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太宗时期《氏族志》的体系。这两项措施，一个让许多没有门第资荫的人能进入上流内官的行列，另一个让凡是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名列天下士族榜，抬高他们的社会等级。这些都是收买人心的大举措。
唐代的选官，到高宗显庆年间出现了官阙(空缺的职位)有限而应选人多的严重矛盾。当时内外官员的编制只有1.3万余人，而每年取得做官资格等候任命的多达1400人左右，以每人任官30年计，约1.5万名的员额每年只需500人入流即可补充，现在每年入流1400人已是此数的三倍，更何况现任官员中30年之后还有许多人在任。所以，每年铨选结束之后，仍有许多人得不到官职，造成“九流繁总，人随岁积”的混乱情况。显庆二年时，黄门侍郎知吏部选事刘祥道曾上疏奏请进行改革，后来中书令杜正伦也想整顿一下此事。高宗下诏让百官集议，由于人们大都不愿做大的变更，讨论没有结果，只好不了了之。其实，刘祥道、杜正伦等人提出整顿选官制度，主要还是着眼于“杂色入流，不加铨简”，即许多没有门荫又未经科举的人进入到流内官的队伍中。
当时，正统的官僚阶层称为“正色”。“杂色”是跟“正色”相对的，指的是流外官，仿佛是足球场上的替补队员，只有流内官退下一小批，才有相应的流外官替补上场，这叫做“入流”。流外官是高门大族所不齿的，一般是由庶族担任。孙悟空在弄明白弼马瘟是个什么官后，就羞愤地说这是个不入流的小官，而且一生以此为耻。在唐太宗时代，杂色入流必须经过严格的铨选，因而每年的入流量是不大的。但在武则天夺得皇后宝座后，入流量便猛增了，杂色入流，几乎不要经过什么铨选。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恐怕与她巩固皇后宝座的图谋有关系。善于收买人，树置党羽本来是武则天一贯使用的手法。过去，她是一个一个地收买。现在，她位居皇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批大批地收买。在外廷，同意或支持长孙无忌的人是众多的，武则天如果不在流内官员中广树腹心，她将陷入孤立的境地，有被长孙无忌击败的危险。
考虑到当时科举入仕的人很少，进士每年平均只有十余人，明经也不会超过此数三四倍，在每年入流总数1400人中，科举出身者所占比例极小。大量的人还是从流外入流、或通过应募从军获取军功跻身官场。刘祥道、杜正伦等关陇集团中人要求限制杂色入流，根本上还在于强调门荫，就是根据父、祖的官品取得做官资格，然后入仕任官，这是门阀制度在选官制度中的残余。如此看来，这次整顿如果成功，将是对大量新兴阶层进入官场的一种重大打击，也是对门荫制度即贵族特权的一次强化。
而实际结果是“事竟不行”，主管部门的建议没有被通过。一种解释是，刚刚做上皇后的武则天正急于取得新兴社会势力的支持，为了收买人心，必须给这种新兴势力以机会，也就必须对这样的动议进行干预。
这时候，政治上的另一种突出的现象便是李义府卖官。李义府是唐代历史上第一个大贪官。不仅他本人卖官，他三子一婿全都参加卖官活动，门庭若市!他卖官的目的，自然有敛财的目的在内，但政治方面的意图却是主要的。这种意图即是“多引腹心，广树朋党”。李义府的这种活动如没有得到武则天的支持，是说不过去的。李义府的朋党，自然也就是武则天的朋党。将“杂色入流，不加铨简”与卖官二事合而观之，我们就可以看到武则天意图所在，这就是广树腹心，以摧毁长孙无忌这一派的势力。
与此同时，武则天又采取了钦定士族的方法。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唐太宗颁布《氏族志》。现在，武则天为什么要修订《姓氏录》呢？
魏晋南北朝以来，士族风气浓厚，士族与庶族之间地位悬殊。唐朝建立后，社会等级的编制也出现了否定门阀制度的趋势。但是，几百年来的门阀观念在唐初社会上还有着强大影响。唐室天下的取得主要靠关陇士族拥戴，既得天下，关陇士族集团成为稳固统治的重要基础。唐太宗为稳固统治，也要依靠这一集团。他想抑制一下旧朝士族，目标主要是声望和历史传统地位很高的山东士族，特别是崔、卢、李、郑等山东大姓，而不是关陇士族。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写《氏族志》，是想借此提高包括皇族在内的当朝贵族的声望。
贞观十二年《氏族志》修成后，唐太宗见崔民干被列为第一等高门，甚至排在皇室之前，深感这种做法与时代精神不合，于是提出了一个新的原则来划分等级，命令加以修改。新旧原则都承认现时权贵也承认过去冠冕、父祖官荫的做法不同，是以当今官爵高下划分社会等级的原则，说白了，不看祖宗多大官看你现在多大官。
但是，那些熟悉和维护门阀制度的修撰者们一时还跳不出旧有观念，修改后的《氏族志》中，许多当今没有高官厚爵而以过去冠冕著称的旧士族，仍是居于皇族、外戚之下的最高等级。所以说，贞观《氏族志》只是提高了皇族和外戚的地位，许多现时新贵的社会地位没有得到承认。于是，还有一些高官以通谱联姻等方式攀附高门，同时，更广大的一般地主出身的官吏们，虽然通过各种方式以得到迅速升迁，但在门第上仍不能跻身于高层。这在当事人看来是荣辱攸关的大事。
尤其是高宗即位后的几年来，边境战争连年不断，对军功的赏赐也很丰厚。像薛仁贵在太宗末年白衣从军、立功后由兵卒致位五品游击将军，这种情况越来越普遍。又如苏定方，虽说隋末已投身农民起义，贞观初年也曾随李靖击突厥，但至永徽初年也只是个四品下阶的中郎将，显庆后连立大功，迅速提拔为正三品的大将军，封为从一品的国公。这些为数不少的新近因军功而置身高位的官僚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取得法定的社会地位。还有一些人虽无军功却也迅速做了高宫。如李义府，在投身武则天的过程中做到了三品中书令。即便是李勣，虽在贞观时已位重官高，但到死，他在贞观《氏族志》中也没有列入很高的等级。很难想象，经过几十年的出生入死，做到了位极人臣的三公(正一品)，李勣没有抬高自己家族门第的愿望。而旧的《氏族志》里面记录的是当年和太宗一起打天下治天下的勋贵，武则天的支持者大多不在其中。
世易时移，打破《氏族志》的框框，重新确定权贵们社会等级的任务被提上了日程。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由许敬宗、李义府等人建议，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姓氏录》本是针对武氏和新贵而定的，所以它比《氏族志》更加“崇重今朝冠冕”。《姓氏录》的指导原则是“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这样一来，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都成了士族。
《氏族志》虽然也列入了没有旧时去冠冕的新贵之家，但不记其郡望，而只对旧士族却叙录郡望，着意考辨其真伪。其实，像武氏这样在开国过程中兴起的新贵在《氏族志》中未叙郡望的家族还有许多，李勣即是一例。所以，许敬宗的提议，不应只是得到武皇后的赞许，背后还有更多的人加以响应。为此，高宗下诏编辑200卷的新《姓氏录》。高宗亲自作序并确定应遵循的等级序列。
《姓氏录》在长孙无忌被贬之后迅速修订成，并于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六月颁布，这无疑是武则天势力的一个重大胜利。在《姓氏录》中，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第一等，但作为长孙家族的中心人物长孙无忌却已被削去官爵，其家族弟侄及子孙即使没死的也已被除名为庶人，实际上已无人入叙《姓氏录》的族谱中。李勣之家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还有大量因功提拔为五品官爵者都列入了《姓氏录》中。尽管由于根深蒂固的门阀观念的影响，社会上还存在着对《姓氏录》的抵制，但是，《姓氏录》毕竟以皇帝的名义颁布推行了，李义府还上奏收天下《氏族志》而焚之。
新志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书入族谱，也就是说，五品(当然包括五品以上的人)官可列名于《姓氏录》。而且，《姓氏录》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这与传统的标准如婚宦、血统、门风、家学等是针锋相对的。现代人可能不把这当做一回事，但是在唐初，门阀观念的残留还很深远，无论多显赫的官员，都把立门户、传姓氏当做头等大事和无尚荣耀。而《姓氏录》打破了高门大族长期依据“家庭出身”和社会承认对门第的垄断，让五品以上的官员都能榜上有名，这是多大的诱惑啊。
《姓氏录》同样重视军功。与旧的《氏族志》不同的，新志收录的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一个出身庶族的普通战士，可以通过积累军功，达到五品，上升成为士族。这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措施。
如果说，通过“杂色入流”，使得大批的胥吏，得以入流内，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安排了武后大量的拥护者的话，那么，通过《姓氏录》的修订，就使得那些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于是，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又收买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有不少的人，成了武则天的党羽。至少，他们在武则天与长孙无忌的斗争中，不会采取支持无忌的态度。如果一个统治者没有牢牢地把握兵权，他的宝座是不稳固的。长孙无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永徽夺宫之后不久，他逐渐丧失了发动反政变的能力，武则天已逐渐地控制了军队。也就是在这一年，武则天发动了对长孙无忌的最后进攻。
除了杂色入流和修订《姓氏录》之外，还有一项更具跨时代意义的举措也开始实施，那就是科举制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些变化，即“制科”举人开始多了起来。唐初科举取士还处在官僚队伍来源的补充地位。与此同时，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授以高官。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祖、太宗时情况不详，高宗永徽三年以后，不断设科举人。尤其是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三月，设八个科目举人，应举者达900余人，选拔出了郭待封、张九龄等人，进入弘文馆随仗供奉。这似乎是对长孙无忌集团发起总攻之前一次招兵的象征。武则天从此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等她将来临朝称制以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因此选拔出许多经世治国之才，这些都是后话了。
要想牢固地把握住权柄，最根本的还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给他们以利益，这样才能换来他们发自内心的支持。对武则天来说，不仅要在外朝笼络住自己的私人势力，更重要的是取得大多数中下层的官僚的认可和支持。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旧贵族，维护的是小集团的利益，排斥大多数关外势力和庶族地主。武则天正是反其道行之，获得了大多数官僚的支持。
“杂色入流”为武则天获得了大批低层官员的心，《姓氏录》的修订使五品以上的人成了钦定士族。士族和庶族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终于被彻底打破了。
第四节 迁都
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把朝廷迁往洛阳。
武则天的重大策略都有她的政治目的。高宗时，她修大明宫，运用这一表面看来毫无政治意义的事情，分开了内廷与外廷之间的紧密联系，从而削弱了宰相权力对皇权的约束。接着，武则天又力促迁都，通过迁都洛阳来进一步巩固她的权力。
所谓把握住大的利害关，是指能根据时代发展的步伐或制度变迁的需要，及时调整政策，趋利避害。它涉及的不是小权小利，而是关乎政权兴衰的财脉。统治者把握住这一点，就为掌好权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集中体现的是移都洛阳。
武则天皇后位子刚一坐稳就开始酝酿一件大事——把首都从长安移到洛阳。朝廷事实上已于太宗时期分三次迁到洛阳。但在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武则天终于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洛阳被正式定为第二个首都，而不只是朝廷的行宫。每个部和每个衙门都在洛阳设分支机构。当然，这是一项大工程，此后的五年，武则天一直为此努力。龙朔二年(公元662年)，在洛阳办起东都国子监。高宗时期，朝廷迁往洛阳不少于7次。高宗统治在建立新都后的26年中，约有10年在洛阳上朝。咸亨二年(公元671年)高宗一行驾幸东都时，许多政务还要在长安处理，留太子于京师监国。把太子留在长安，就是武则天的有意安排。因为这样可以把那几位宰相也留在长安，便于自己改组政府。而且，决定把李显召到洛阳之后，除裴炎外，留在长安的宰相都没有接到随同前来的通知。公元682年，朝廷最后一次迁往洛阳。在这次转移政府的过程中，旧的宰相集团中那些武则天的障碍被纷纷去除：李义琰在公元683年请求退休，获得武则天批准。中书令崔知温在洛阳去世。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薛元超也在长安病得不能开口说话，上表请求退休，很快获得批准。八月，太子李显被召往东都，裴炎随往，任命李显的第二子唐昌王李重福为京师留守，唯一还留在长安的宰相刘仁轨被任为副留守。皇帝、太子以及除挂名宰相刘仁轨外的所有宰相，都已集中到了洛阳，武则天组建新政府的计划宣告完成。从此，整个朝廷经常迁往新都去处理公务，这已成为定制。虽然在空荡荡的京师始终保留着一个小小的留守政府，但实际上不但整个皇室及其随从，而且中央政府的全部行政机构在这几次迁移中也转移一空。弘道元年(公元683年)，武则天永久性地把朝廷迁往洛阳，一直到公元701年。
朝廷在东、西两个京都之间来回迁移，使帝国财政极度紧张。几次迁都不但造成了很大的混乱，而且耗资巨大。众多的扈从人员给所经之地带来了贫困。洛阳需要建造许多新的宫室和官署，以提供一个京都的必要设施。耗资巨大的工程在高宗时期不断进行。因此，进行这一新的和花费极大的工程，一定是事出有因。
第一个因素就是被传统历史学家所强调的武则天的情感和精神状态。据说在除掉王皇后和萧淑妃以后，迷信的武则天常看到她们的鬼魂作祟。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效果如此强烈，以致武则天一生都不能摆脱它。她时常感到猫的威胁!自武则天夺宫成功之日起，她常见王、萧二人披发如厉鬼的影子。为此，她换了几次宫殿，但还是摆脱不了这种幻影。最后只好长居洛阳，不归长安。
第二种解释纯粹是经济方面的。长安位于比较贫穷和生产不发达的地区，易遭受长期的严重干旱。从外地供应长安谷物既困难，费用又极大。供应洛阳，便容易得多，因为它直通隋朝修建的复杂的河渠网系。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关中受灾，粮食匮乏，高宗和武则天决定前往东都洛阳。因为那里受漕运之便，库存了许多从江淮运来的粮米，可以保证大量官员的吃饭问题。
都城范围广阔，人口繁多，日常用水自然不少。引导附近河流，使之流入城内灌注各处，也就成为当务之急。而水上交通也比陆地方便，如能用之得宜，更有助于都城的繁荣昌盛。长安和洛阳在这一点上基本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地理条件所限制，而有所差异。长安位于龙首原，平坦无阻，故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依次而南，条理井然。洛阳则有洛河横贯。洛阳有洛河从城中横穿流过，引水自较长安为易。隋炀帝开凿通济渠和永济渠，是以洛阳为肇始之地。
由于有河流和渠道都流经洛阳城内，城内不仅有水上交通航路，就是一般用水也较为方便。由于引水方便，一些达官贵人的邸第中就能都有池沼，甚至还都相当广大。白居易的宅在长夏门东第四街履道坊，宅地17亩，水居五分之一，中有岛树桥道!这样的情况在长安城是少见的。
作为都城，不但要是政治中心，还要是经济中心。唐朝当时的中心应该放到扬州。后来只有益州能够和它相比，因而有了“扬一益二”的说法，长安和洛阳更是居于其后了。洛阳虽然说不上是经济中心，还是比较繁荣的，仍然可以作为经济都会。武则天改东都洛阳为神都时，又徙关外雍、同、秦等七州户数十万以充实洛阳。这么多的人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达官贵人，这就必然会促进当地的商业发展。
隋炀帝开通济渠，其作用之一就是运输东南漕粮，含嘉仓为洛阳城中储粮的仓库。漕粮运来后，即能随时入仓，可以说是相当便捷地通过这些运河渠道，太行山东，江淮之间皆能与两都相联系，就是江南和岭南，也可通达。长江下游各部的贡品甚至岭南贡品也能够运来，商货也就随之而至。
对迁都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首要的当然还是政治上的解释。长安是两北地区的自然中心——当关陇集团已处于统治地位时，它是文职官僚机构的政治中心。指定洛阳作为新都，这本身是一个象征性的表示，即关陇贵族政治势力的全盛期已经过去了。迁都又是一个旨在取悦于许多山东、河北出身的官员的行动，他们在高宗时期当上了高官，并且算得上是武则天最热心的支持者。陈寅恪说：武则天以关陇集团之外的山东寒族的身份，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视进士科的选拔，拔取人才，于是就破坏了南北朝的贵族阶级，运输东南的财赋，以充实国防力量的格局。
以上政治经济原因，可算是武则天时代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不过有的也许是她在不自觉之中发挥了作用。其实，对于迁都武则天还有一个现实考虑的因素，那就是摆脱宰相集团的控制。说白了是打不过就跑。
武则天做皇后以来，长期面对着来自宰相中的反对势力，对于她执掌朝政来说，这方面的阻力，要大过来自高宗和李唐宗室方面的阻力。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八月调整后的班子，加上仪凤元年(公元676年)补充的4人，共有9个宰相，其中侍中张文瓘和中书令郝处俊处于核心地位。
张文瓘，贝州武城人，从小丧父，没有任何家世背景。贞观初举明经入仕，受李勣提拔入朝。龙朔年间，官至中书舍人，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入相，至今已是将近十年的资深宰相。在拜为侍中之前，他担任大理卿知政事，由于执法公平宽恕，深为犯人推服。侍中是宰相中的首相，由于他为官正直谨严，深得高宗信任。
郝处俊出身高官贵族家庭，外祖父许绍、舅父许圉师都是一时高官名臣，父亲被封为县公。但郝处俊本人还是依靠个人的才学而入仕的，贞观年间举进士出身。虽然他曾经作为李勣的副将参加了讨伐高丽的战争，但基本上还是一个文士。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以黄门侍郎同三品入相之后，同样深得高宗的信任，尤其以反对高宗逊位给皇后而知名。
由于这个宰相班子有着反对武则天直接执政的色彩，双方似乎陷入一种僵持的局面。在废李贤之前，这种僵局已经有所改变。因为这些宰相不仅资格老，他们的年纪也大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九月，侍中张文瓘去世，终年73岁；十一月，来恒去世；第二年正月，戴至德去世，终年72岁；十一月，高智周罢为御史大夫。9个宰相中去了4个。但郝处俊已担任侍中，在李贤监国的情况下，形势对武则天依然不利。
不过，武则天利用老宰相去世留下的空缺，还是在这种僵局中打开了缺口。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四月，新任命了3个宰相：黄门侍郎裴炎、黄门侍郎崔知温、中书侍郎王德真，打破了原来那个老龄化宰相班子造成的僵局，给武则天带来了机会。四个月后，李贤被废，兼任东宫官的宰相张大安、李义琰、薛元超等受到冲击，张大安外贬，王德真也罢相。到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三月，侍中郝处俊罢相，稍后，刘仁轨又请求辞相。当年十二月，郝处俊去世，终年75岁。
于是，老宰相的格局彻底改变。永隆二年(公元681年)七月，裴炎任侍中，崔知温、薛元超任中书令。不过，裴炎并非武则天的亲信，资深望重的崔知温更不可能听武则天的摆布，薛元超是武则天打击上官仪的受害者，反对武则天执政的李义琰也还是宰相，刘仁轨以功劳和资历在朝庭还发挥着很大作用。武则天仍无法控制宰相。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四月，由于关中受灾，粮食匮乏，高宗和武则天决定前往东都洛阳。这次去东都，把太子李贤留在京师监国，代理政事，并留下刘仁轨和裴炎、薛元超二位宰相帮助他。这对高宗来说，正可以到洛阳去休养一下，毕竟可以摆脱关中的闷热天气、粮荒和烦人的国事，而对于武则天来说，更是摆脱宰相控制的一个极好机会。
武则天匆忙离开长安前往洛阳，是因为她急于在高宗眼看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摆脱虽然相互之间也有矛盾但都不可能完全为己所用的文臣武将。让主要的宰相和军队都留在长安，到达洛阳后，武则天在许多问题上就可以放开手脚了。
迁都，在历朝历代都是关乎社稷命运的大事。特别是在唐朝，起家在关陇一带，地域内的各种政治势力根深蒂固，难以撼动；王朝的军队主力也集中在关中，内重外轻，在首都的一举一动都不敢大意。可越是这样，就越要打破旧格局。
迁都洛阳，既为武则天赢得了权力上的优势，又帮助她有效地避开了与宰相的冲突，摆脱了宰相的控制。武则天经营多年，终于在高宗在世时完成了这一关键性的调整，眼光之远大，决心之恒久，超出常人。
第五节 息兵富民
史书记载，高宗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以当府兵为耻，甚至有人蒸熨手足以逃兵役。轮值当兵的大都是贫弱受雇而来。另外，长期的战争也给国内经济带来沉重负担，社会生产受到耽误和破坏。与此同时，国内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尤其是当时经济最发达的河南、河北广大州县，连年遭到水灾，关中也是先水后蝗，继以疾疫，粮食歉收，米价踊贵。
对正在滋长的厌战情绪，武则天敏锐地捕捉到了，这就成为她进一步树立自己政治领袖形象的重要突破口，她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息兵富民的《建言十二条》。
所谓势是一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趋向，势是潮流，是人心所向，是不可逆转的。如果逆势、抗势而动则有覆亡的危险；如果应势、顺势而动，则能很好地融入潮流之中，成功系数增大；而能把大势为我所用，则所向披靡。善于利用形势是武则天的过人之处。她在咸亨上元年间提出的《建言十二条》就是她顺势应势的典范。
不同时期的大势也不同，那么，咸亨上元年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形势，出现了什么样的思想动态呢？那时的大势并不显露，那就是唐朝虽然表面看来武力强盛，但外交形式已经走到了一个危机四伏的境地，多年的战争引发了社会基本制度的巨大变化，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
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平定西域以后，唐朝终于消灭了东、西两个突厥汗国，取代了他们在亚洲内陆的霸权。并且设置了大量府州，唐朝因此建立起了自己对西域广大地区的统治，西部疆界到达咸海和阿姆河以西地区以及今阿富汗和伊朗边界。
但是，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吐蕃与西突厥余部在西域连兵，唐朝被迫罢安西四镇，强大的吐蕃帝国开始了与唐朝在西域的争夺，使得唐朝的西线战争不断受挫，安西四镇也时弃时置。唐朝在西域开始陷于被动。
在东线，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中，高丽莫离支盖苏文死以及继任者与其两个弟兄内部争斗，使形势变得对唐朝有利。当吐蕃的新首领请求唐朝协助对付他弟兄的反叛时，唐朝派出李勣率军对高丽发动水陆大战。新罗的一支大军从南面配合进攻。总章元年(公元668年)征服高丽，实现了隋唐帝国几十年来的愿望。李勣经长达一月的围攻后，攻陷高丽首都平壤，带着20万俘虏(其中包括高丽国王)返回中国，并把高丽国王献到太宗墓前祭奠。一个有两万驻军的都护府在平壤设立，以治理被征服的高丽王国。唐朝的军事力量和威望在这个时期达到了顶峰，甚至超过了太宗时期。在短暂的几年中，唐朝控制的帝国的领土比它以前和以后都更为广阔，长安的影响已达到中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地区。
高宗朝对外战争频繁，可以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为分水岭，在此以前是一连串的成功——唐朝领土不断扩张，于公元658年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同时把本来在高昌的安西都护府移至中亚的龟兹国，10年后又在朝鲜半岛平壤置安东都护府。但其后唐对外征战只是胜负参半。
由于越来越严重的财政困难困扰着帝国内部，滥用军事力量，超过了合理限度，并且过分延长了唐朝的防线；再加上中亚和北亚新的强国的崛起，最终迫使中国收缩自己的边境。公元670年负于吐蕃，失安西四镇。公元670年及公元676年，安东都护府先后两次从平壤撤移至辽东。
唐军为何在朝鲜半岛弃守平壤退居辽东？有些学者指出，高丽人并未有“欣然慕化”，他们随即展开了反唐运动。而且，一直与唐朝保持同盟关系的新罗，由于百济和高丽的灭亡，也开始同唐朝发生冲突。史学大师陈寅恪认为，唐在朝鲜半岛势力后退是由于唐室受西北强敌吐蕃的牵制，不得不在东北采取消极退守策略。这应该是令唐室减低东北军力的主要原因。高宗晚年，除吐蕃外，突厥又威胁北边。总而言之，由于西北方面压力，在高宗晚年，唐朝对东北方面也无法实现强有力的控制，只能利用亲唐分子，间接管治高丽。
总之，到咸亨年间，朝廷收到的是前线连连受挫的战报。一代名将薛仁贵先败于青海大非川，再败于新罗，标志着唐朝对外战争进入到了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尽管如此，高宗在公元678年末还打算出兵对付吐蕃。可见他的基本态度，仍然倾向于采取积极行动。公元679年底唐军出动18万人去讨伐东突厥。
武则天对当时的战争持什么态度呢？从部分接近武则天的人物的政见中可以去探求她对外政策的见解。武则天立后次年，皇太子李弘于公元668年，唐破高丽后，曾经上表指出军人因疾病、遇匪或其他原因被判定为逃兵需要受刑是不公平而该纠正的，他的建议后来被接纳。另一个例子是张文瓘，他先后担任李弘和继任皇太子李贤的顾问。公元678年，唐高宗一度有意再次起兵讨伐新罗，但在张文瓘的反对下才打消此念头。他的理由是恐怕百姓不堪其弊。由于他早年曾谏高宗减少劳役以安民，可见他反对出兵的意见是一贯的。李弘和李贤兄弟的顾问中，宰相戴至德和李敬玄均非武将。总而言之，武则天两个儿子的几个顾问中，没有积极的主战派。这情形比较高宗任太子时由主战的李勣任顾问的景况，大相径庭。这不似是偶然，而是武则天刻意安排的结果。
高宗晚年时，武则天在对外事务上的总体思想是减少国力的消耗，主张息兵，如不能与邻邦修好，则用以夷制夷方式对抗外敌。武则天何以主张息兵呢？
咸亨年间唐朝在对外战争中的连连受挫，给国内的人民也带来了严重影响。在高宗初年进行的对外战争中，由于对军功赏赐丰厚，生活上富裕起来的许多平民子弟都希望通过立功获取官职，而且当时的战争时间持续也不长，往往几个月的出征即戴功而还，所以出现了“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的热烈场面。到后来，随着战争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战事也更加频繁，出征人员得到的勋赏越来越少，并且有因战败受罪责的可能，人们越来越不愿出征打仗，兵募发生困难。
为了广泛地笼络人心，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则天提出了《建言十二条》。这十二条建议，是皇后通过表疏的形式向皇帝提出的，后公布于天下。
十二条建议可以分为三大部分。一至五条主要说息兵、息役、轻德薄赋：一、劝农桑，薄赋徭；二、给复三辅地；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四、南北中尚禁浮巧；五、省功费力役。第一条是说要奖励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负担。第二条“给复三辅地”就是要免除国都长安周围的京兆、冯翊、扶风等地人民的徭役。第四条是禁止朝廷各部门的奢侈浪费之风。南指南衙，是宰相们办公的地方，在宫城之南；北衙指宫廷中各机构；中指中书省；尚即尚书省。第五条 “省功费力役”就是要减少营建所造成的财政开支和劳动力的使用，这一条是针对大修宫室的教训提出来的。尤其第三条“息兵，以道德化天下”，明确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疆由进攻转入防守，把国家的重心转移到恢复和发展生产上来，这是高宗即位以来基本国策的一个重大转变。武则天抓住时代的潮流，能够在国家大政方针上提出纲领性的意见，说明多年的参决政务，已使她对现实情况有了深刻了解并具备了卓越的政治才能。
六至九条是关于政治风气和意识形态的改革：六、广言路；七、杜谗口；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广言路”是为了改变军人执政的局面，听取更广泛社会阶层的意见；“杜谗口”则是为了防止有人对自己以皇后身份参政说三道四，维护“二圣”政局；“王公以下皆习《老子》”。是为了表明自己是李唐皇室的忠实拥护者，因为老子姓李，被尊为唐朝的玄元皇帝，同时也是为了提倡道家思想，真正实现无为而治；“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则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因为按照古礼，子为父、父为长子服丧都叫“斩衰”，“斩衰”都是三年丧。“齐衰”次于斩衰，齐衰一年是父在的话，子为母的服丧。齐衰本来就低于斩衰一等，又在居丧期限上规定父在只为母齐衰一年，母亲还不及家中长子的地位。武则天觉得这种服制对女人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她规定“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至十二条则是改订姓族、泛阶政策的继续，旨在维护一般中下层地主官僚的利益，以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稟入；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勋官是奖赏给立有战功者的一种身份，虽然没有具体的职守，但可以按照勋品的高低占有不同数量的“勋田”：勋官本人及五品以上高级勋官之子，可以获得任官资格，按规定服役或纳资满一定期限后，经考试合格，可参加铨选，二品勋官还享有门荫的特权：勋官的服色与同一品级的官员相同，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对于大多数平民子弟来说，获得勋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战争的艰难和士兵情绪不稳，致使许多士兵从前线战败回来后被“夺赐破勋”。这也是促使国策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武则天提出凡是上元以前已给勋官证书者，一律不再追回，政府予以承认，就是为了在转变国策的同时，照顾广大军人阶层的利益。第十一条是给京官增给俸禄。第十二条说的是，为官年久其仍居下位者，应予考查，着即依功绩升迁。这三条是较为广泛的笼络官员的一种政策，关系到各阶层官吏的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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