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5月 斯宾格勒死了

斯宾格勒死了（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国著名哲学家、文学家，著有《西方的没落》）。他的死，就跟古代皇帝的死一样，要仆人陪葬。几天后，阿伯斯（Albers）也跟着死了。阿伯斯在出版社负责为斯宾格勒出书。阿伯斯的死法很恐怖，他跳到了一列开往施塔恩贝格（Starnberg）的火车的轮下，尸体留在铁轨上，大腿被碾断了。

就在几周前，我和斯宾格勒在慕尼黑的拜尔大街（Bayerstrasse）见了最后一面。像往常一样，他穿着昂贵的斜纹软呢西服。像往常一样，他表情严肃，满嘴气话。他做出了一系列令人吃惊的预言，这反映出他所受到的伤害和他的报复欲。跟他聊天颇有收获。

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况，当时是阿伯斯把他带到我家里来的。一辆小马车把他从火车站接来，那辆马车实在是太小了，根本不是为他设计的。他的体型十分庞大，又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就更显得庞大了。他看上去就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一样稳定：低沉的声音；穿着斜纹软呢西装——他那时就已经有了这样的穿衣习惯；晚餐的胃口极大；夜里睡觉打呼噜，声音惊人地大，就好像锯木头一样。那天晚上，住在我位于基姆高（Chiemgau）乡下别墅的还有几位客人，他们被吓得一夜没睡好。

他在这个时期不是很成功，还没有彻底投奔大财团——他直到投奔了大财团后命运才有所改变。此时，他仍然能过愉快闲散的生活，有时甚至在别人的劝诱下，敢于放下尊严去河里游泳。当然，后来就无法想象他敢在种地的农民面前，穿着游泳衣，气喘吁吁地像个河神一样爬上岸。

他是最奇怪的混合物，身上既拥有真正伟大的人性，也有或大或小的缺点。现在回想起来，我离开他，是害怕他日后伤害到我。他是个喜欢独自吃饭的人——在大吃大喝中，眼睛里仍然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有件事回忆起来很有意思。当时距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只有几周时间了，他来找我和阿伯斯一起吃一顿轻便的晚餐，那时惹客人生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整个晚餐时间，他一边滔滔不绝地说，一边吃饭，吃掉了整整一只鹅，没让别人尝一口。

他喜欢大吃大喝（费用由支持他的工业大亨们负担）不是他唯一的趣闻。在他成名前，我俩见过一面，他要求我不要去他住的地方（我记得是在慕尼黑的阿哥尼大街）。他解释说自己的住处太小，而且他很想让我去看看他在附近的书房，那里有丰富的藏书。

到了1926年，他获得了一些重工业巨头的赏识，把家搬到了伊萨河畔瓦登梅尔大街上的一套豪宅中。他邀请我去看他家里的几个大房间。他让我看他的地毯和绘画，甚至让我看他的床——这张床很值得一看，因为它的样子就像一个棺材。当我提出还然想看他的书房时，他显得有点惊慌。他犹豫了一下，但还是让我看了。我发现他的书房很小，书房里有一个胡桃木的书架，书架上除了有一排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印制的书和几本侦探小说之外，还有一些公认的“色情书籍”。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那样极度缺少幽默感的人，而且别人稍微批评他一下，他就受不了。他最憎恶骗子；尽管他那部《西方的没落》推演出了许多宏大的结论，但他始终不去更正自己书中的错误。比如，他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在圣彼得堡成名了，而不是在莫斯科。魏玛共和国的伯恩哈德公爵（Duke Bernhard）死的时候，华伦斯坦（Wallenstein，1618—1648，神圣罗马帝国的军事统帅）还没有遇刺。他有几个重要结论是建立在这些错误之上的。谁都有可能犯这样的错误；但悲哀的是没有人敢告诉斯宾格勒！

我记得在我家里曾发生过很好玩的一幕。他有个习惯，吃完了晚饭就抓住在场的人，用盘问的方式硬让他们听他说教。他有一位听众，刚从非洲回来，患了疟疾，坐在扶手椅子上边听讲边睡着了，且呼噜声特别响，但每次那个主讲的大人物问他问题的时候，他却总能醒过来，而且能非常自如地立即回答问题，所用的词汇竟然是斯宾格勒常用的。这件事本来可以逗他一乐，但他却感到受到了沉重的伤害，后来也不理人家了。

再重申一遍，他是我见到过的最没有幽默感的人；在这方面，只有希特勒先生和纳粹党羽能超过他。希特勒之流，卑鄙得要死，从骨子里就缺乏幽默感，在公众场合的表现极为沉闷单调，在他们统治下的四年里，生活简直像死尸一样僵硬，我们快要被憋死了。然而，如果你认为我回忆了斯宾格勒的这么多缺点是为了贬低他，那就错了。我既不必提及他研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的独立工作，也不必提及他对整整一代人做出的前瞻性预言。无论谁见到他，都能看出他出众的才气，即使是临时发言，他的才气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他还代表了人类所能接受的最高教养；他一副沉着镇定的样子，这副样子只有在罗马帝国后期的那些表现淡泊主义的雕塑中才能看到。

我不知他是否真地预言了这个世界将会出现非理性的潮流，但这股潮流确实出现了。我也不知道他所说的“西方的没落”，其实真正没落的只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这400年来所创造的世界。然而，在他追求自己的学问的过程中，他陷入了对重工业寡头的依赖，而这依赖已经开始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这是他命中注定的。我至少有一点不如他，我不知道如何把接近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衰落》第二卷中所表现出的宏大的基督世界的预见力，与他在最后一部著作中表现出来的技术治国的理念混合在一起。他是个悲剧，虽然他有极高的智慧，要我说就是那种喜欢恶作剧的老师的坏智慧，但他的智慧让他不相信众神，且更加不相信上帝。大约在1926年的时候，他的信徒开始离他而去，因为他与当代的德国同流合污——不是纳粹，没有人比他更恨纳粹，无论是躺下，或梦中，或醒来，他都在恨纳粹——而是鲁尔那边的军队商人，这些人在帝国垮台后成为了国家的真正主宰者，他们很高兴满足斯宾格勒对生活格调的追求，他的生活格调，虽然有一部分贵族的成分，但不知何故也包含了享乐主义的成分。他的早期工作所表现出的不断上升中的思维力，在他的饭桌上堆满了工业寡头提供给他的法国勃艮第产的佳酿后就突然消失了——我说的不是圣安东尼，而是蒂森（Thyssen，钢铁寡头）和霍希（Hosch，汽车寡头）。

所以，斯宾格勒是被自己的享乐主义倾向给欺骗了，被美味的佐料给欺骗了，被他姐姐的厨艺给欺骗了（他姐姐为他把持家务）。给纳粹编辑报纸的人，过去是有特殊经历的小学教师，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中尉，这些军人在战后什么事都没有做。纳粹的这些编辑们都兴高采烈地认为斯宾格勒转变为跟他们有一样的思想了；他们还认为剩下的反对派人士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转变。斯宾格勒的《决胜的年代》有两部，第一部使他成了一名殉教者，他的第二部目前存在瑞士一家银行的地下室，正在等着复苏的时刻，我们都盼望着那个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