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变色龙

有一天下午，我和表兄玩游戏。我假装医生，他们假装病人。我用火柴来检查布勒瓦的耳朵，结果不小心刺穿了他的耳膜。天崩地裂。我外婆从厨房跑过来。“kwenzeka ntoni?”——发生什么了？我表兄的耳朵在流血。我们都在大哭。外婆处理了一下布勒瓦的耳朵，把血止住了。但我们还在哭。很显然，我们心里清楚自己干了一件不该干的事，要被惩罚了。外婆处理完布勒瓦的耳朵后，抽出一根皮带，狠狠揍了布勒瓦一顿。然后她又揍了穆隆格斯一顿。但是却没碰我一下。

那晚我妈下班回来，发现我表兄的耳朵上缠着绷带，而外婆则伏在厨房桌子上哭。

“怎么了？”我妈问道。

“啊，努拜伊赛罗，”外婆回道，“特雷弗太淘气了。他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淘气的小孩。”

“那你揍他呀。”

“我不能揍他。”

“为什么？”

“我不知道怎么打白人小孩，”她说，“黑人小孩，我知道怎么打。你打了，他们还是黑的。但是特雷弗的话，你打他，他就青一块紫一块黄一块红一块的。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我害怕会把他打坏了。我可不想失手杀死一个白人。我好害怕。我不能碰他。”她确实从来没碰过我一下。

我外婆对待我，好像我是个白人一样。我外公也是，不过他更极端。他叫我“主人”。坐车的时候，他会坚持让我坐后面，好像他是我的司机。“主人要坐在后座。”我从来不反驳他，我能怎么说？“姥爷，我觉得你对肤色的看法有问题。”我不会这么说。我只有五岁，我坐车后座。

在黑人家庭里当“白人”，可以获得很多特权，我想假装没有都不行。那段日子特别开心。家里对我的态度和美国司法系统的逻辑差不多：比起黑人小孩，我受到的待遇明显更宽容。犯了同样的错，我的表兄可能会挨揍，但我最多被警告一下，就没事了。可是，我比表兄们淘气太多了，简直没法比。如果什么东西打碎了，或者有人偷了外婆的饼干，那一定都是我。我就是麻烦精。

我妈是我唯一畏惧的力量。她相信不打不成器。但总有其他人在一边帮腔：“不，他不一样。”然后她就会放过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长大，我完全了解白人在这种充满特权的系统里可以过得多么舒适。我知道我的表兄会因为我干的错事而挨揍。但我并不想改变外婆的想法，因为那就意味着我也会挨揍了。为什么要那样？会让我感觉好受些？挨揍并不好受。我得做出选择。一边是我在家里进行种族平权运动，一边是我可以随便拿外婆的饼干吃。我选择吃饼干。

小的时候，我并不觉得我享受的特权和肤色有关。我以为那只是因为我是特雷弗。并不是说“特雷弗不挨打，因为他是白人”，而是“特雷弗不挨打，因为他是特雷弗”。特雷弗不能出门。没人看着特雷弗，特雷弗就不能散步。这都只是因为我是我，所以才会这样。我也没有其他的参考对象。身边没有其他混血儿可以比对，我也没法判断说：“哦，原来我们都会受到这样的待遇。”

索韦托有约一百万人口。百分之九十九点九都是黑人——另外一个是我。我在左邻右里间很出名，就因为我的肤色。我太特别了，人们甚至会用我来当地标指路：“就马克哈里玛街上的那个房子。转角处你会看到一个浅皮肤的小男孩。在那儿右转。”

街上的小孩看到我就会喊“Indoda yomlungu!”——那个白人！他们中有些人会跑掉。有些人则会叫他们的父母出来看我。还有些人会跑过来摸我，看我是不是真的。简直乱七八糟。我当时并不懂，其他孩子其实不知道白人是什么样的。黑人孩子从来不离开小镇，也没几户人家有电视。他们偶尔会看到白人警察在巡逻，但是他们从未和哪个白人面对面接触过。

如果我去参加葬礼，一进门，亡者家属都会停下，抬头看我。他们会开始交头接耳，跟我招手，说：“哦！”就好像比起家人的去世，他们对我出现在葬礼现场这件事，感觉更惊讶。我想，人们可能会因为一个白人莅临现场，而觉得死者好像变重要了一些。

葬礼和教会仪式之后，来凭吊的人会去办葬礼的人家吃饭。可能会来一百多个人，你得喂饱他们。一般情况是，要宰一头牛，左邻右里都会过来帮你烹煮。邻居和熟人会在院子和街道上吃，家人在屋里吃。但我去参加的每一场葬礼，我都是在屋里吃的。不管我们认不认识那家人，他们看到我之后，都会让我到屋里来。“Awunakuvumela umntana womlungu ame ngaphandle. Yiza naye apha ngaphakathi”——你可不能让白人小孩站在外头。快带他进来。

作为小孩，我知道人们的肤色不同，但是在我脑海中，白色、黑色、棕色的肤色和不同口味的巧克力差不多。爸爸是白巧克力，妈妈是黑巧克力，而我是牛奶巧克力。但我们都是巧克力。我不知道这和“种族”有什么关系，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种族。我妈妈从来不会说我爸是白人，或我是混血儿。尽管我只是淡棕色，但总有其他索韦托的小孩叫我“白人”，而我则觉得他们搞错了颜色，就好像是理解上出了偏差。“啊，对啦，朋友，你把浅绿色和绿松石色搞混啦。我能理解你为什么搞混。你不是第一个犯这个错的人。”

很快，我就发现了填补种族裂隙最快的方式，是说相同的语言。索韦托是个大熔炉。人们来自不同的部落和家乡。镇上的大多数小孩都只会说自己的家乡话，但是我学会了各种不同的语言，因为我的生长环境让我不得不学。我妈妈确保我的第一语言是英语。如果你是一名生在南非的黑人，英语会助你一臂之力。英语是和钱有关的语言。懂英语等于高智商。如果你要找工作，会不会说英语可以决定你是被雇用还是继续失业。如果你在受审，会不会说英语可以决定你是可以交点儿罚金了事，还是去坐牢。

除英语之外，我们在家里会说科萨语。我妈一生气，就开始飙母语。作为一个调皮的小孩，我很会说科萨语的脏话。那些是我最早学会的句子，主要是为了我自身的安全，譬如“Ndiza kubetha entloko”——我要打爆你的头，以及“Sidenge ndini somntwana. “——你这个傻子。嗯，这是一种非常特别充满激情的语言。除了这些，我妈还从各处学了不少语言。她学了祖鲁语，因为祖鲁语和科萨语很像。她也会说德语，因为我父亲的缘故。她会说南非荷兰语，因为会说殖民者的语言还是很有用的。她的梭托语则是在街头学会的。

和我妈在一起，我见识到了她怎么运用语言来跨越种族界限、处理难题、闯荡世界。有一次我们去商店，店主当着我们的面，用南非荷兰语对保安说：“Volg daai swartes,netnou steel hulle iets.”——跟着这些黑人，以防他们偷东西。

我妈妈转过身，用流畅的南非荷兰语说道：“Hoekom volg jy nie daai swartes sodat jy hulle kan help kry waarna hulle soek nie?”——为什么不跟着这些黑人，以防他们要买什么东西找不到，这样你就可以帮他们服务了？

“Ag, jammer!”——啊，对不起！他用南非荷兰语道歉。搞笑的是，他不是在为自己的种族歧视行为道歉，而是在为他把种族歧视用在了我们身上道歉。“对不起啊，我以为你们和那些黑人一样。你知道他们多喜欢偷东西。”

我学会了像我妈那样使用语言。我可以同步转播——用你的口音跟你交流。走在路上，我经常会招来怀疑的目光。他们会问我：“你哪儿来的？”不论他们用哪种语言问我，我都会用同样的语言回复他们，并且使用同样的口音。他们脸上会出现一瞬间的迷惑，然后那种怀疑的神情就消失了。“哦，好吧，我以为你是外地人。没事了。”

这简直成了我受用终生的工具。有一次，我一个人走在街上，一群祖鲁人在后面跟着我，离我越来越近，我们听到他们在讨论怎么抢劫我。“Asibambe le ndoda yomlungu. Iya ngakwesokunxele sakhe mina ngizoqhamuka ngemuva kwakhe.”——咱们对这个白人下手吧。你去他左边，我到他后面。我不知道怎么办。我跑不掉了，于是迅速转身，对他们说：“Kodwa bafwethu yingani singavele sibambe umuntu inkunzi?Asenzeni.Mina ngikulindele.”——哟，伙计们，我们干吗不一起去抢别人呢？我准备好了，咱们一起干吧。

在那一瞬间，他们大惊失色，然后开始哈哈大笑。“不好意思啊，伙计，我们以为你是别人。我们不想从你这儿拿什么。我们是准备去抢白人东西的。祝你开心啊，朋友。”他们本来是打算伤害我的，但发现我可能和他们同属一个部落后，就没事了。这样的事以及其他类似的小事，都让我意识到，比起肤色，语言更能决定你是谁。

我成了一个变色龙。我的肤色不变，但我能改变你眼中的我的肤色。如果你对我说祖鲁语，我就回你祖鲁语。如果你对我说茨瓦纳语，我就回你茨瓦纳语。也许我和你长得不一样，但我们讲的话一样，我就和你是一伙的。

在种族隔离制度行将终结的时候，南非的一些精英私立学校开始接收不同肤色的学生。我妈上班的公司给贫困家庭的孩子准备了助学金和奖学金，于是她便把我弄进了玛丽威尔学院，一所很贵的私立天主教学校。这里由修女授课。周五做弥撒。教会学校那一整套东西都很全面。从三岁开始，我就在那里读学前班，从五岁开始上小学。

我的班里有各种各样的孩子。黑人小孩、白人小孩、印度小孩、有色人种小孩。大多数的白人小孩家里都比较富裕，其他肤色的小孩一般都比较穷，但因为有奖学金，我们都坐在同样的桌子前，都穿着一样的褐红色夹克、灰色的裤子或裙子，用着一样的书，有一样的老师。在这里没有种族的区隔，每个小团体都包含各种肤色的孩子。

当然，小孩子之间还是会相互取笑和相互欺负，但都是因为一些幼稚的事，比如因为谁胖谁瘦、谁高谁矮、谁聪明谁笨。我不记得有任何人会因为自己的肤色而被嘲笑。我也不知道应该喜欢谁、不该喜欢谁。那里有广阔的空间让我尽情探索内心的悸动。我暗恋过白人女孩，也暗恋过黑人女孩。没人问我我是什么人。我就是特雷弗。

那是一段很棒的经历。但从另一方面看，它也让我远离了现实。玛丽威尔是一块现实沙漠中的绿洲，一个非常舒适的地方，我在那里不需要做什么困难的抉择，但在现实中，种族歧视依然存在，人们依然会因此受伤。仅仅因为它没有发生在你身上，并不意味着它就不存在。在某一个时刻，你必须要做出选择，黑人还是白人，你得站个队。你可以试着逃避，你可以说：“哦，我不站队的。”但在某个时刻，生活会强迫你站队。

六年级末，我离开了玛丽威尔，去H.A.杰克小学上学，这是一所公立学校。入学前我得做一个能力摸底测验，根据测验结果，学校辅导员告诉我：“你被分到了优等班，甲班。”入学那天，我走进教室，发现里面有大概30个同学，几乎全是白人，只混了一个印度小孩和一两个黑人小孩，然后就是我了。

课间休息时，学生们都跑到了操场上，到处都是黑孩子。那里简直是黑人小孩的海洋，就好像有人打开水龙头，黑人孩子都倾泻而出。我在想，他们之前都藏到哪儿去了？那天早上遇见的白人同学们，都往一个方向跑去，而其他的黑人孩子，都向另一个方向跑去，剩我一人站在中间，摸不着头脑。我们一会儿还集合吗？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时我已经11岁了，但好像才第一次真正认识我的国家。在小镇上，你感觉不到种族隔离，因为每个人都是黑人。在白人世界里，每次我妈带我去白人教堂，我们都是那里唯一的黑人，我妈不会把自己和别人区分开，她完全不在乎，她会径直走去和白人坐在一起。而在玛丽威尔，各种肤色的小孩都混在一起玩。在那天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人们明明在一起却又不在一起的样子，他们明明处于同一个空间之中，却选择互相不进行任何接触与交流。那一刻，我忽然看到、感觉到了人们之间存在的界限。不同肤色的孩子，按肤色组成各自的小队伍，结伴穿过操场，走上楼梯，走进大堂。这太疯狂了。我望向那天早晨遇到的白人同学。十分钟以前，我还以为他们是这个学校的主流人群。现在我才意识到，比起其他肤色的孩子，他们的人数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