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匡胤（927—976年），宋朝开国皇帝，公元960—976年在位，庙号“太祖”。他出身官宦之家，父亲赵宏殷，母亲杜氏。宋朝的建立基本上结束了从唐中叶就已开始的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

作为大宋朝的缔造者，为了赵氏家族的百年基业、长久统治，赵匡胤深谙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必须要掌握军权的道理。于是，他在统一全国后，以文治国，军政分开，削弱藩镇势力。

赵匡胤的雄才大略，文武全能，不仅医治了国家数十年的战争创伤，也为赵氏家族三百多年的帝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开始的昌文偃武、偏重防内的政权统治模式，对赵家历代君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终宋一朝，虽然没有发生武将夺权的情况，但文官专权却一次次将赵氏家族推向风口浪尖，造成赵家统治长期的积弱不振，最终走向灭亡。

1．出身将门，善抓机遇的赵匡胤

乱世出英雄，古代封建社会的朝代更替，皆为新兴家族与旧家族的此消彼长。李唐家族统治的没落，唐末的藩镇割据，为不甘人后的赵氏家族提供了舞台。

公元927年，赵匡胤出生于洛阳夹马营的一个军人家庭。曾祖赵眺，唐朝时任幽都令；祖父赵敬，历任营、蓟、涿三州刺史；父亲赵弘殷，为后周检校司徒、岳州防御史。赵家在当地也是让人尊敬的名门望族。相传，赵匡胤出生时，“赤光绕室，异香经宿不散，体有金色，三日不变”。由于出身将门，受家庭的熏陶，赵匡胤自幼便学习骑射和练武，表现出极强的恒心和毅力，并摔打出一身好武艺。

赵匡胤出生时，威赫数百年的大唐帝国，已经在世界上消失整整20年了。社会平衡被打破，接踵而来的就是长久不息的动乱。在赵匡胤出生后的十几年间，朝代两度更迭，天子也换了五六位。

公元945年，19岁的赵匡胤结婚成家，娶妻贺氏。21岁那年，颇有冒险精神的赵匡胤毅然决定离家外出游历，闯荡一番。于是，他告别父母妻子，开始浪迹天涯，寻找那份属于自己的事业。

赵匡胤离家后，一路南下。他去投奔父亲昔日的同僚复州防御使王彦超，但世态炎凉，他不但没有从这个有权有势的前辈那里讨得一官半职，反而受到了不少白眼和冷遇。王彦超给了赵匡胤几贯钱就把他打发走了，父亲其他的好友也给了他同样的白眼和冷遇。

两年的流浪生活颇为艰辛，但却磨炼了赵匡胤的意志，使他的眼界也更为开阔。他漫游了华北、中原、西北的不少地方，但都未能如愿。一日，赵匡胤到了汉水边的重镇襄阳，住在一所寺院里。寺院里有一位饱经沧桑、阅世知人颇深的老僧。他见赵匡胤方面大耳，虽满脸风尘却难掩富贵之相，一身破旧装束，却不带寒酸之态，透出英伟之气，又见赵匡胤谈吐不凡，胸中自有一番天地，便劝赵匡胤北上。老僧告诉赵匡胤，南方地区的各个政权相对较稳定，而北方却是战乱频繁，乱世出英雄。赵匡胤接受了老僧的建议，带着老僧的厚赠，北上寻找发展机遇。

乾佑元年（949年），23岁的赵匡胤终于等来了机会。在北上途中，赵匡胤遇到了当时正担任后汉枢密使的郭威。郭威此时正在河中（今山西永济）平叛，于是，身强力壮、精通武艺的赵匡胤就投奔到了郭威的旗下，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赵匡胤武艺娴熟，又精通兵法，很受郭威的赏识。乾佑三年（951年），郭威发动兵变，推翻了后汉政权，建立了后周，时为周太祖。赵匡胤在拥立郭威做皇帝的过程中出了不少力，被提拔为禁军东西班行首，官拜滑州副指挥，负责宫廷禁卫。在郭威这场兵变中，赵匡胤也受到了启发：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要掌握军权。于是，赵匡胤在后周禁军中兢兢业业，干得很出色。

周太祖的养子、开封府尹柴荣时常出入皇宫，见赵匡胤颇有才能，便将他调到自己帐下，让他担任开封府的骑兵指挥官。周太祖无子，柴荣被选为皇位继承人。赵匡胤来到未来皇帝的门下，并且与柴荣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由此走上了通往权力顶峰的道路。

显德元年（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柴荣即位称帝，时为周世宗。周世宗的即位，为赵匡胤施展才华和抱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一方面因为赵匡胤是周世宗称帝前的亲信将领，自然会受到重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周世宗是一个顺应历史趋势的英明君主，他后来所积极从事的统一中国的事业，为赵匡胤等有才华的文武大臣提供了用武之地。

周世宗即位后，赵匡胤随之被调到中央禁军任职。同年二月，北汉刘崇联合契丹大举进攻后周，周世宗调兵遣将，御驾亲征，赵匡胤随同出征。双方部队在山西高平相遇，展开激战。战斗开始不久，北汉军队就占了上风，后周大将樊爱能、何徽等人畏敌如虎，一见阵势不好，竟临阵逃脱，一时间后周军队阵脚大乱，情形十分危急。而周世宗身边只有赵匡胤和另一个将军张永德所率领的亲兵4000人。危急之时，赵匡胤镇定自若，在他的建议下，周世宗将身边的禁军兵分两路夹击辽军，分别由赵匡胤和张永德领兵。赵匡胤带领骑兵冲入敌阵，士气大振。后周的增援部队及时赶到，投入战斗，北汉军队经受不住这突如其来的冲击，纷纷败退，后周军队取得了胜利。

班师回京后，赵匡胤因高平之战的出色表现，得到了周世宗的进一步赏识。他不但被破格提拔为殿前都虞侯，还被周世宗委以禁军高级将领的重任。在赵匡胤主持下，后周禁军完成了汰除老弱、挑选精壮和组建殿前司诸军三项工作，后周军队的面貌大大改观，增强了战斗力。

也正是在整顿军队过程中，赵匡胤开始在禁军中形成自己的势力。他利用主持整顿的机会，陆续将自己的心腹罗彦环、李重进、潘美、米信、张琼和王彦升等人，安排到禁军中担任各级将领，进而从上而下控制了禁军。此外，他又结交禁军其他高级将领，与石守信、王审琦、杨光义、李继勋、王政忠、刘庆义、刘守忠、刘延让、韩重赟结为“义社十兄弟”，由此逐渐形成了一个以赵匡胤为核心的势力圈子。

周世宗是位很有作为的皇帝，素怀统一天下的大志。从显德三年（956年）到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先后对南唐发起过三次进攻，逼迫南唐将江北15州的土地割让给后周。在为统一天下进行的战争中，赵匡胤战功赫赫，官位一步步上升，被提升为忠武军节度使兼殿前都指挥使。他逐渐成为周世宗的左膀右臂，掌握了军政大权。

自南唐战役以后，赵匡胤在处事待物上与以前也大不相同了。以前，他只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而现在对文人也比较重视了。赵普、王仁瞻、楚昭辅、李处耘等人都在这前后被他罗致在麾下，成为其心腹幕僚。除此之外，他自己也开始留意经史，一改从前那种不喜诗书的草莽作风。

唐末藩镇割据者所依恃的骄兵悍将经常废立主将，这种风气自下而上，造成了唐末五代的军阀割据、政权频繁更易的局面。照此风气，大权在握的赵匡胤也有做皇帝的机会。但赵匡胤要做皇帝，眼前还有大障碍，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两人，即周太祖的女婿张永德和外甥李重进。周太祖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侯。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晋升了一步。张永德和李重进虽然都握有兵权，但李重进的地位比张永德高，张永德心中很不服气，两人之间的矛盾很大。周世宗为此设立了殿前司都点检一职，由张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张永德与赵匡胤交情深厚，赵匡胤的第一位夫人贺氏去世后，续娶将军王饶的女儿，张永德赠给赵匡胤大量钱财，让他办了个风光的婚礼。

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无意中得到一块木牌，上面写着“点检做天子”，显然，是有人事先安排好要陷害张永德的，但周世宗还是起了疑心。北征途中，周世宗不幸染病，只得回京。他命宰相范质、王朴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7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又想到了那块神秘的木牌，认为张永德手握重兵，又与李重进争权夺利，便格外担心张永德发动兵变。于是，周世宗解除张永德都点检之职，换上了自认为很可靠的赵匡胤。

张永德失势后，对赵匡胤的皇帝之路产生障碍的还有李重进和宰相王朴。李重进缺乏政治家的远见，虽手握兵权，却没有形成自己牢固的政治势力。宰相王朴办事异常果断，性格刚毅，文武大臣都很敬畏他。显德六年（959年）三月，王朴突发脑溢血而死。赵匡胤平生最怕王朴，几天前，他还被王朴训斥得“唯唯而退”，现在，他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同年六月，周世宗去世，他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此时，后周的军事大权就掌握在赵匡胤手中。赵匡胤便设计轻而易举地将李重进名升实贬到扬州做节度使，控制了整个京城的局势。时局变化之快，机遇得来之易，连赵匡胤自己也没有料到。

当时，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中，几乎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赵匡胤和他的弟弟赵匡义、幕僚赵普等人，看到周恭帝年幼无能，就秘密策划准备夺取皇位。不久，赵匡胤在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通过陈桥兵变，最终实现了从流浪汉到皇帝的梦想。

赵匡胤在群雄并起的混战中，凭借个人的心机与谋略，以卓越的军事家才干，用武力消灭了一个个争雄一方的霸主，结束了从唐中叶就已开始的二百多年的分裂局面。赵匡胤执政后，“重文轻武”的思想对赵家历代君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造成宋朝长期的积弱不振，使赵氏家族的命运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鲜明标志。赵氏家族的命运，见证了一个朝代兴衰荣辱的历程。

2．上演陈桥兵变，建立赵宋政权

“结义兄弟”对平民百姓来说，是感情的见证，但对于贵族来说，则是家族利益的集合体。陈桥兵变，既是赵匡胤主观求取的结果，又是绑在战车上的一干兄弟及其家族的共同利益诉求。宋代后周，只因柴荣家族根浅叶疏，无力支撑起整个天下，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显德六年（959年）六月，周世宗去世，由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当时，后周的局面是“主少国疑”，人心浮动，谣言四起，“时人咸谓天下无主”。一时间，后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在周世宗去世后的半年里，禁军高级将领的安排，发生了对赵匡胤绝对有利的变动。在殿前司系统，原来一直空缺的殿前副都点检一职，由慕容延钊出任，赵匡胤对慕容“素所兄事”，两人私交甚好，关系非同一般；原来空缺的殿前都虞侯一职，则由王审琦担任，此人既为赵匡胤的“布衣故交”，又是“义社十兄弟”之一，与当时已经担任殿前都指挥使的石守信一样，都是赵匡胤势力圈子中的核心人物。这样，整个殿前司系统所有高级将领的职务均由赵匡胤的人担任了。而在侍卫司这一系统的高级将领中，赵匡胤与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韩令坤有“兄弟”之谊，“情好亲密”，他当时正领兵驻守在淮南扬州。京城中拥护后周政权的实际上只剩下副都指挥使韩通，韩通势孤力单，自然无法同赵匡胤相抗衡了。

在赵匡胤和帐下谋士们的精心策划下，一场兵变就要上演了。显德七年（960年）春节，太后和幼主升乾元殿，接受百官朝贺，人们正沉浸在欢庆祥和的佳节气氛中，位于边境线上的镇、定二州却传来了辽和北汉联兵入侵的战报。小皇帝柴宗训征得宰相范质的同意后，令检校太尉赵匡胤率领禁军前往迎敌。这正中了赵匡胤的心意。

显德七年正月初二，赵匡胤按计划率军从开封出发，当天驻扎在距开封四十里的陈桥驿。军中通晓天文的军校苗训指着天上对赵匡胤的亲信守门人楚昭辅说，他看到了两个太阳在相互搏斗，“黑光摩荡者久之”，并说：一日克一日，是天命所归。这类说法，无非是改朝换代之际，统治者为了笼络人心而惯用的伎俩而已，然而，这场煞有其事的说法却得到了大部分军士的认同。当晚五鼓时分，军士们聚集在军营门口，纷纷议论应将赵点检立为天子。有人出面辟谣，但军士们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次日黎明，赵匡胤还未醒来，一夜未眠的将士们握刀持剑，早已环立帐前，呼声四起。有些将士全副披挂，准备径直入帐拥立赵匡胤。守在帐外的赵匡义连忙进帐唤醒赵匡胤，拥他出帐。帐外将士披坚执锐列队而候，一见赵匡胤出来，便大声高喊道：“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胤还来不及回答，一件黄袍已披在他身上。众将士一齐跪拜在地，山呼“万岁”。赵匡胤假装推辞，众将士不依，扶他上马南行。赵匡胤佯装无奈，说将士们贪图富贵强立他为天子，因此必须听他指挥，众将士都下马听命。于是赵匡胤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赵匡胤在众人配合下，迅速控制了整个局势。正在早朝的后周大臣们得知兵变消息，个个大惊失色，手足无措。只有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韩通立即从朝中回家，企图组织抵抗，但刚进家门，便为赵匡胤的部将王彦升所杀。

当宰相范质等人被军士挟持来到都点检衙门时，赵匡胤哭着说他受先皇厚恩，今日为将士们所逼，到了这般地步，实在惭愧。范质正想答话，军校罗彦瓌持剑上前，厉声喝道：“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深知已无回天之力，只得一齐跪拜在地，高呼“万岁”。

赵匡胤见众官已被收服，立即赶往皇宫，迫周恭帝逊位。文武百官就列后，早有原后周翰林学士陶毂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换上龙袍，接受群臣朝贺，正式登基为帝，而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更其帝号为“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赵匡胤就这样完成了禅让大礼。由于其所领归德军在宋州，于是，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汴京，就这样，赵匡胤成了赵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赵匡胤亲自立下规矩：后周皇室后代也受到赵氏历代皇帝的照顾。

历朝历代的政变事件屡见不鲜。“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赵匡胤发起的一次成功政变。赵匡胤兵不血刃登上帝位，统一了大半个中国，从此开始了赵氏王朝三百多年的统治。

3．皇权集中：杯酒释兵权

“皇权”是封建时期各大家族的最高追求，但得天下难，治天下更难，尤其在唐末宋初，割据一方手握权力的大家族比比皆是，“杯酒释兵权”使赵氏家族坐稳了权力的第一把交椅。

建隆元年（960年），赵匡胤通过发动陈桥兵变，在其弟赵匡义及心腹的里应外合下，从后周幼主手中成功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大宋王朝。面对新政权，后周旧臣中识时务者纷纷俯首称臣，但也有不甘任人摆布者，尤其是昔日与赵匡胤一样手握兵权的将领们。周世宗去世后，怀有帝王野心的人何止一个赵匡胤？只是赵匡胤的捷足先登，使他们失去了一次实现野心的机会罢了，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打消野心：有的在等待观望，希冀东山再起；有的则“日夜缮甲治兵”，准备与新王朝来一番角逐。

面对这种局势，赵匡胤和赵普等人认为应采取以稳定京城、笼络后周旧臣为主的方针，以静制动，稳定天下。依据这一方针，赵匡胤对后周旧臣实行了官位依旧、全部录用的政策，甚至连宰相也仍由旧相范质继任，并派人昭告天下。为了保证对后周旧臣笼络和收买的成功，赵匡胤还毫不留情地打击那些恃势欺凌旧臣的新贵们。京城巡检王彦升是当年兵变入城时的先锋，自恃拥立有功，横行不法，最终被贬为唐州刺史，并因其杀死了韩通而终身不授符节和斧钺。赵匡胤的这些做法，对稳定后周旧臣的情绪，缓解他们对新王朝的疑惧，使他们放心地为新王朝服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朝廷稳定后，赵匡胤要着手解决的，是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一个是驻守潞州的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一个是驻守扬州的淮南节度使李重进。赵匡胤便遣使加两人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们。

李筠先是下令将使者拒之门外，既而勉强接待了使者，但却在招待使者的酒宴上挂起周太祖的画像放声大哭。其后，他与北汉国主刘钧结盟，刘钧许诺帮助李筠起兵攻宋。于是，李筠于建隆元年（960年）四月正式起兵。

然而，李筠狂妄无谋，他没有采纳幕僚们的建议，竟率军直捣汴京。赵匡胤派大将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率军平叛。石守信在两军的初次交锋中大败李筠，令李筠元气大伤。六月，赵匡胤又率军亲征，李筠连遭败绩，退入泽州城。赵匡胤亲自指挥各军攻城，泽州城破，李筠走投无路，投火自焚，其子李守节以潞州降宋，李筠之乱被平定。

李筠反宋的消息传到扬州后，南方的李重进也准备起兵响应。李重进是周太祖的外甥，周世宗去世时，他以马步军都指挥的身份驻守扬州，实际上是与赵匡胤分掌内外禁兵的。李重进打算与李筠南北夹攻宋军，便立即派幕僚翟守珣星夜前往李筠处联络。但翟守珣却偷偷来到汴京，将李重进的计划详细告知了赵匡胤。当时，由于要应付李筠之事，为避免分散兵力南北作战，赵匡胤厚赐翟守珣，并让他回去设法拖延李重进起兵的时间。翟守珣回去后施展巧舌，诋毁李筠不足与谋大事，劝李重进不要轻举妄动。志大才疏的李重进果然中计，没有及时起兵，错失了良机。

经过短暂的休整，同年十月，赵匡胤又亲率大军征服了李重进，宋初的“二李之乱”就这样被平息了。至此，宋王朝与后周旧臣之间的矛盾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二李叛乱的平定，不仅慑服了后周旧臣，更重要的是警示了武将，提醒他们必须服从新政权。

五代后期，发动兵变篡夺皇位的，已不再是在外拥有兵权的藩镇节度使，而是在中央典领禁兵的宿将。赵匡胤自己就是以殿前都点检身份发动兵变取代后周的，“二李”的相继叛乱，使他更加确信拥有重兵的武将和藩镇是国运长久最大的威胁。然而，国家处于建立初期，天下四分五裂，进行统一战争和巩固边防都需要武将统兵征战。为了确保统治的稳固，赵匡胤决心采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措施，将典领禁军的宿将做一番调整。

陈桥兵变后，韩令坤和慕容延钊分别出任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将领，不过，赵匡胤有意派他们领兵在外，使他们难有作为。石守信和高怀德成为侍卫亲军司和殿前司的最高长官，石守信是赵匡胤的义社兄弟，高怀德则是赵匡胤的妹夫。他还把另一个义社兄弟王审琦提为殿前都指挥使，让自家兄弟赵匡义顶替了王审琦出缺的殿前都虞侯。这样，除了马军都指挥使张光翰和步军都指挥使赵彦徽外，禁军两司都控制在赵匡胤亲信的手中。

到建隆元年岁末，赵匡胤又以义社兄弟韩重赟和心腹将领罗彦瓌取代了张光翰、赵彦徽两人。对后周时在禁军中声望不在自己之下的韩令坤和慕容延钊，赵匡胤还是放心不下。建隆二年闰三月，赵匡胤决心不再任命自己出任过的殿前都点检，将韩、慕容分别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和成德节度使，同时，以石守信替代了韩令坤，从而使禁军高级将领成为赵匡胤清一色的嫡系亲信。

赵匡胤认为，由亲朋故友执政禁军，就不再会发生推翻宋朝的兵变。但是，他还是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的计划能否万无一失。于是，他便找赵普来商量此事。他对赵普说：“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乱纷争经久不息，苍生涂地，这是为何？有没有平息天下之兵，建设国家的长久之计？”赵普精通治道，说：“没有其他原因，是因为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罢了。只要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然就安定了。”赵普又劝太祖将握有兵权的石守信等人改授他职，赵匡胤说道：“卿言过重，这些弟兄跟随我多年，他们绝对不会背叛我，你何必那么担忧呢？”赵普又说：“我倒不是担心他们会背叛你，只恐怕万一他们手下的人不能控驭，到那时也由不得他们了。”赵匡胤听后，联想到自己亲身经历的那次兵将拥立的场面，顿觉不寒而栗。于是，他精心设计了一场巧夺兵权的酒宴。

建隆二年（961年）七月，一天晚朝结束，赵匡胤设宴招待石守信、王审琦等高级将领。酒酣之时，赵匡胤却闷闷不乐。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赵匡胤令左右侍从退去，对这些手握兵权的亲信说：“如果没有你们的出力相助，我也就没有今天，你们的功德，我铭记于心。可就是做了皇帝以后，还不如做个节度使快乐，我每天都不能高枕无忧。”石守信等人纳闷，忙问为何。赵匡胤答道：“这不难明白，皇帝的位子，谁不愿意呢？”石守信等人听到赵匡胤话中有话，忙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下既定，谁还敢有异心！”赵匡胤说：“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忠心耿耿，并无异心，我担心的是如果你们的部下贪图富贵，有朝一日也将黄袍披在你们身上，到那时你们不想做皇帝也不行了。”听罢此言，石守信等人方才明白过来，原来赵匡胤担心他们有夺位之心，以后有可能效仿造反，便磕头请赵匡胤指点明路。赵匡胤见时机成熟，语重心长地说：“人生如白驹之过隙，所谓好富贵者，不过是多积金帛，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罢了。你们何不释去兵权，到地方上去购买良田美宅，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饮酒作乐，安享天年。这样一来，我们君臣间互不猜嫌，大家相安无事，这岂不很好！”石守信等人跟随太祖多年，深知他说这番话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便一起叩头谢恩。

第二天，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纷纷上书，称自己有病在身，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一一照准，解除了他们的禁军职务，同时，赏赐他们大量金帛，并授予他们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官衔。只有石守信兼职如故，但兵权已不在其手中。到建隆三年，石守信的虚名也被剥夺。而禁军将领职位的空缺，赵匡胤则按照赵普的计策，全部由文官接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杯酒释兵权”。

削夺禁军将领兵权后，赵匡胤曾想让天雄军衙内都指挥使符彦卿统领禁军。符彦卿是周世宗及皇弟赵匡义的岳父，赵匡胤对他颇加优遇。但赵普以符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再委兵柄为由相谏。赵匡胤不听劝阻，认为自己待符彦卿甚厚，符彦卿不会辜负自己。赵普却反问他：“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赵匡胤默然无语，此事便作罢。赵匡胤意识到节度使的兵权不能不削，于是，上演了第二次“杯酒释兵权”。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在后苑宴请节度使武行德、郭从义、王彦超等五人。酒至酣时，赵匡胤从容说道：“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五人皆明白赵匡胤的醉翁之意，立刻自陈艰苦，请求乞归，于是五人都被罢任，授以虚衔，其他一些未赴宴的节度使如向拱、袁彦等也都相继交出了兵权。

赵匡胤通过对藩镇权力的剥夺，对武臣的压抑，改变了五代时期方镇雄厚、朝廷寡弱、武人跋扈、文臣无权的状况，提高了中央的威权。“杯酒释兵权”后，禁军中的殿前都点检、副都点检、侍卫马步军正副都指挥使等职务都不再设置了，只剩下了侍卫马军都指挥使、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和殿前都指挥使这三个不能相互统属的职务，这三使各领一司（合称“三衙”），互相牵制，均直接听命于皇帝。同时，“三衙”的长官都由资历较浅的后辈武将担任，难以在禁军中形成根深蒂固的势力。

赵匡胤吸取唐末五代藩镇之乱的教训，削夺武将兵权，巩固了帝位。但他并没有采用历史上屠杀功臣的做法，这对于皇帝和武将来说是皆大欢喜的结局，也充分显示出赵匡胤在政治上杰出的御人之术。然而，过分削夺武将兵权而让文官担任将领，也是导致宋朝武事不振、形成积弱局面的重要原因。

总之，赵匡胤削夺兵权、改革兵制的一系列措施，有效保证了宋朝军队的长期稳定，彻底结束了武人乱政的动荡局面，其成效是不言而喻的，但其负面作用也不容忽视。赵匡胤的所有措施，其核心都是“猜防”二字，猜忌将领，钳制士兵。这不但影响到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也由此形成了赵氏历届君主猜忌和抑制武将的所谓祖宗家法。因而，北宋一代，武人以保身全名为大幸，赵匡胤以后几乎再无名将，这对于赵氏政权的统治而言不能不算一个败笔。

4．卧榻情节：未完成的统一心愿

开疆辟土，是大部分有为君主的愿望；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九州一统，是家天下时期的最高利益指向。如何实现华夏的统一，如何消灭割据一方的其他家族势力，是赵氏家族建立宋王朝之后思考的头等大事。

赵匡胤代周自立，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这就将统一全国的任务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唐末五代以来，藩镇林立，南北分裂，割据政权较多，北方还有辽朝虎视眈眈，所以，统一天下并不容易。制定怎样的统一策略，成了赵匡胤心中的头等大事。

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刚刚立国不久的宋王朝，周围存在着几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国家和许多由汉族建立的割据政权。在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二者之间的则是割据山西一带的北汉。北汉受到契丹的支持，与以前的后周和现在的宋王朝一直处于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江淮以南，则存在着南唐、吴越、后蜀、荆南、湖南、南汉等八个割据政权。虽然这些割据政权处于物产丰富、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由于其各自疆域狭小，又互不联合，因而大都国力不武，软弱怯懦，不得不向以前的后周和刚刚建立的宋王朝表示名义上的臣服或通好。

在这种形势下，摆在赵匡胤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乘南方诸国名义上已表示臣服的时机，继续周世宗的政策，进行北伐，收复为辽所占领的燕云十六州领土，割断辽与北汉的联系，进而消灭北汉这一公开的敌对势力，然后统一南方诸国；二是南征，在完全征服了南方八个割据势力以后，再来亡北汉，攻取燕云十六州，将契丹赶回长城以北。赵匡胤又找来赵普商议统一策略。经过君臣之间的反复论证，赵匡胤集思广益，最后，终于在建隆三年（963年）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

策略制定后，赵匡胤便立即付诸实施。对北方的契丹和北汉，赵匡胤基本上采取守势，力图保持北方边境的暂时安定；而南方的荆湖地区南通南汉、东距南唐、西迫巴蜀，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是赵匡胤首选的攻击目标。当时，荆湖地区有两股割据势力：一个是以江陵为中心的高继冲南平政权；另一个是控制湖南以朗州为中心的周保权集团。

乾德元年（963年），赵匡胤任命慕容延钊为湖南道行营都部署，枢密副使李处耘为都监，率安、复等十州之州兵出征荆湖，讨伐张文表。临行前，赵匡胤对慕容延钊和李处耘说：“出征湖南，必然要借道于南平，南平国势卑弱，可顺便将其攻灭。”

慕容延钊等依计而行，二月出兵湖南，途中攻破江陵。荆南节度使高继冲听说宋军俨然而至，仓皇出迎，在江陵北十五里处与之相遇。李处耘一边让高继冲就地等候慕容延钊，一边率亲军抢先入城。高继冲见宋军已分据要冲，知大势已去，不得不将其控制的三州十七县的版籍，奉表呈纳给赵匡胤。

三月，慕容延钊继续率宋朝大军进攻潭州，张文表被斩于市。武平节度使周保权知道来者不善，便准备臣服宋朝保住富贵，但遭到部将张崇富的竭力抵制。慕容延钊兵分两路，水陆并进，分别攻取了岳州和澧州。张崇富退守朗州。慕容延钊继续率军入城，擒杀了张崇富，俘虏了周保权。没费多大周折，湖南十四州、一监、六十六县也纳入了宋朝的版图。就这样，宋朝顺利灭掉了荆湖地区两个割据政权。

平定荆湖是赵匡胤统一战争的第一次战役，初战告捷，意义重大。首先，此次战役验证了先易后难统一方略的可行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坚定了赵匡胤统一天下的信心；其次，宋朝控扼荆湖，不仅在经济上夺得了这一中部粮仓，还在军事上掌握了西上、东进、南下的主动权，切断了后蜀和南唐的联系，使后蜀、南唐和南汉随时处于宋朝可直接打击的范围之内。尤其是后蜀，宋朝可以从东面的水路和北面的陆路对其实施攻击。后蜀这一雄踞川中的南方大国，已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了。

后蜀主孟昶奢侈荒淫，政治极为腐败。宋朝吞并荆湖，孟昶知自身难保，准备向宋朝通使奉贡，但遭到大臣王昭远的坚决反对。王昭远建议孟昶与北汉结盟，约期让其发兵南下，孟昶在三峡一带驻兵迎战，使宋腹背受敌。乾德二年（964年），孟昶遣孙遇、赵彦韬等人携蜡书秘密前往北汉，欲联北汉共同举兵攻宋。

途经开封时，赵彦韬偷偷将蜡书献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正苦于没有伐蜀借口，见此，便认为师出有名了，于是下令攻蜀。

乾德二年十一月，赵匡胤命王全斌、崔彦进和王仁赡率六万大军分道攻蜀。临行前，赵匡胤授予诸将阵图，并特别交待宁江节度使刘光义，蜀军在夔州设了锁江浮桥，防卫甚严，要取胜，必须先夺浮桥。

后蜀以王昭远领兵抵抗，然而王昭远只会纸上谈兵，并不会领兵作战。出战迎兵之际，他夸下海口，说夺取中原易如反掌，但经过几次交战，却是屡战屡败，从利州直退到剑门。剑门是成都的重要屏障，其得失直接关系到成都的安危，孟昶得知王昭远战败，忙让儿子玄喆率兵增援。但玄喆不仅不懂兵事，沿途竟游山玩水，寻欢作乐，半道听说剑门失守，便不战自溃，逃往东川。此时，王昭远已做了宋军的俘虏。

与此同时，后蜀的三峡防线也被刘光义和曹彬的西路军攻下，刘、曹二人率领的东路军溯江而上，进抵夔州。刘光义按照太祖的指示先夺浮桥，攻下夔州，打开了由长江入蜀的大门。两路宋军长驱直入，沿途所向披靡，于乾德三年（965年）元月会师成都。孟昶见大势已去，便命献表请降。

后蜀物产丰富、府库充盈，号称“天府之国”。平定后蜀后，宋太祖特命参知政事吕余庆为成都知府，协同王全斌等人大肆搜刮。一时间，船载路运，日夜不息，大量财富被集中到东京开封。这固然加强了宋王朝的国力和财力，但同时却又激化了后蜀地区的社会矛盾，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后蜀一直动乱不已，民变、兵变相继发生，牵扯了北宋王朝很大的一部分兵力。

南汉以广州为中心，割据岭南两广地区达60年之久。开宝三年（970年）九月，赵匡胤决定攻取南汉以继续实施“先南后北”的统一方略。同年十一月，赵匡胤命潘美率军大举进攻南汉，宋军很快就攻陷了贺州，随之连克昭、杜、连、韶四州。南汉主负隅顽抗，但朝廷上下却不能团结一致。最后，南汉主任用宦官掌握兵权，以这样的军事配备对抗宋军，无异于以卵击石，很快，南汉军队就大败于莲花峰下。次年二月，宋军攻克广州，南汉灭亡。

南汉灭亡之后，南方剩下的最后三个割据政权个个自危，震恐异常。南方割据势力最强大的南唐后主李煜苟且偷安，主动要求取消国号，改称“江南国主”。但赵匡胤并未因此而改变消灭南唐的决心。

开宝七年（974年），赵匡胤要南唐后主李煜亲自到开封朝拜，李煜惧怕被宋扣留而未成行。赵匡胤便抓住这一把柄，九月，令曹彬为统帅、潘美为都监，率水、步、骑兵在采石一线强行渡江，进围金陵；同时令吴越国主钱俶统帅吴越军5万，由宋将丁德裕监军，从东面攻取常州（今江苏常州），然后会师金陵。

十一月中旬，宋军依照江南人樊若水的图示，在采石用预先造好的战舰架设浮桥获得成功，其主力部队利用浮桥，顺利跨过了长江天险，大败南唐水陆兵十余万于秦淮，直逼金陵城下。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李煜仍不投降的情况下，宋军发起总攻，金陵城破，李煜做了俘虏。

进攻南唐是宋太祖统一南方的最后一仗，也是当时最大的一次江河作战。这次战争中的“浮桥渡江”“围城打援”，不仅是赵匡胤战略部署中的得意之举，也是古代战争史上的创举。

赵匡胤运筹帷幄，针对不同的割据政权，采取了相应的统一措施，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充分展示了他出色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在灭了南唐后，赵匡胤又对南方仅剩的吴越和漳泉两个割据政权施加压力，迫使它们称臣归附。

再来看宋朝与北汉的角逐。开宝元年（968年），北汉主刘钧病死，他的几个养子和宰相郭无为争权夺利，内部矛盾重重。赵匡胤认为有机可乘，便于同年八月挥师北上，并一举突破了北汉的几道防线，进逼太原城下。然而，北汉虽经历了几次执政者夺权的风波，但太原城的守将却殊死抵抗，丝毫不动摇。九月，辽军前来增援北汉，宋太祖只得撤军。北汉乘机反攻，宋朝方面自八月进军以来所占领的州县不但全部丢失，还被北汉军队打进了晋、绛二州，大掠而去。

次年（969年）二月，为雪年前之耻，赵匡胤决定亲率大军征讨北汉。战事刚开始时，北宋方面很顺利。三月，赵匡胤即率大军突破了北汉的数道防线，进抵太原城下，将其团团围住。但此后战事即进入胶着状态。宋军发起的几次强攻都被北汉名将刘继业击退。强攻不行，赵匡胤又采取了长期围困的政策，但三个多月过去了，仍没能将太原攻克。这年的闰五月，宋兵正式从太原撤兵。北汉军队又一次乘势追击，宋军丢失了大批粮草，损失比上一次还要严重。

北宋自建隆三年（963年）九月首次对外用兵起，至乾德三年（965年）正月，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平定了南平高氏、湖南周氏、后蜀孟氏三个割据政权，统一了63州一监的大片领土。但可惜的是，自平蜀后，几乎完全是由于赵匡胤个人的举措失当，导致了一系列意外的变故，先是蜀中动荡不已，紧接着又是两次北征太原损失惨重，赵匡胤“先南后北”的统一大业因此而停滞。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十九日，赵匡胤突然去世，其弟赵匡义按照赵匡胤的既定方针，继续对吴越和漳泉施加压力，终于不动干戈，迫使吴越的钱俶和福建的陈洪进纳表献土，使两浙和福建归入了宋朝的版图。这样，南方完全统一。在此基础上，赵匡义一鼓作气，公元979年（兴国四年）初，亲率大军北征，灭亡了北汉。至此，安史之乱以来中原地区200多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这时，离宋太祖逝世刚刚三年。

然而，赵匡胤最想击败的是辽朝，最想收复的是燕云十六州，这两大心愿都未能达成，留下了终生遗憾。同时，收复燕云十六州，也成了整个两宋时期赵氏统治者长久的梦想。但北汉的降服，使它成为宋朝北方的一道屏障，对于抵御辽国的入侵起到了缓冲作用。

5．重文轻武的赵氏集权统治

综观封建社会的家天下历史，为维持家族统治设立的“祖宗家法”总是一脉相承。这些“祖宗家法”在建国初期对家天下统治确实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时代进步的面前，死守“祖宗家法”的弊端却越来越明显，最终导致了家族统治的没落。

宋太祖赵匡胤在南北用兵、统一全国的同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进而创立了一整套为其后代奉若圭臬的“祖宗家法”。

赵匡胤深知，唐末以来政权频繁变更的最重要原因，就是文武关系畸形，武臣独揽朝政导致政局混乱，他不希望这样的局面在自己的朝代延续。他也深知，只要地方权力过大，节度使拥兵一方，不受中央调遣，自然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天下统一和社会安定。要解决好权力的分配问题，实际上就是要解决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于是，他找来赵普商议国家长治久安之策。宰相赵普计谋很多，他参与策划了“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直接把赵匡胤送上了皇位。后来赵匡胤平定南方，赵普更是立了不少大功。因此，赵匡胤事无巨细都跟赵普商量。赵普认为，唐末以来兵戈不息，苍生涂炭，其症结就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

在赵普的辅佐下，赵匡胤制定出了“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三大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地方权力进行收夺，以彻底改变五代以来所形成的地方权力过重、威胁中央的局面。

“削夺其权”，即削弱地方势力。乾德元年（963年）平定荆湖以后，赵匡胤做出了废除荆湖地区“支郡”的规定。他宣布，新征服地区仍保留节度使，但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直属京师”，这样“支郡”就被取消了。随着南方诸国逐渐被平定，罢除“支郡”的范围也越来越大，到宋太宗时，已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了支郡制度。同时，宋太祖逐渐向这些地方派遣文臣出任“知州”，以取代原来掌管州务的防御使等武将。宋太祖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选派出上百名文臣，分治原为各大藩所辖的支郡，形成了宋代的“以文臣知州事”的制度。

同年，赵匡胤又订立了两项限制州郡长官权力的措施。一是“三岁一易”，“知州”“知县”在一地任职以三年为限，不得久任。乾德三年（965年），北海军知军杨廷美任职已满三年，由于其为政清廉，颇得百姓爱戴，当地民众数百人赴京守在宫门口请愿，要求留杨廷美继续在北海任职。赵匡胤先是下诏劝他们散去，无效，于是采取断然措施，“笞其为首者”，使“三岁一易”的措施得以施行。另一项措施，是在州郡设立通判。通判名义上与知州共同判理政务，其地位略低于知州，但事实上由于其负有监督州郡长官的特殊使命，知州往往还要怵其三分，所以，宋朝州郡长官与通判不和的问题一直存在。

“制其钱谷”，即收夺地方财权。乾德二年（964年），赵匡胤发布了一道十分重要的诏令，要求各州除留有必要的经费外，其余财赋中属于货币的部分应全部辇送到京城，不得无故占留。次年三月，又一次重申了这道诏令。随着钱币的集中，宋朝中央对地方其余财物的控制也逐步加紧了。

自此以后，“粟帛咸聚王畿”，地方藩镇失去了对抗中央王朝的经济后盾。

地方丧失了财权，自然也就无法“屯兵自重”了。在这种情况下，赵匡胤与赵普所讨论的“收其精兵”的措施实施起来就更顺利了。赵匡胤为收地方精兵而创立的兵分禁、厢的制度，为其后代一直沿袭下来，成为两宋兵制中的一大特色。

“削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收到了长远的效果，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天下之权悉归朝廷”“四方万里之遥，奉遵京师”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在以后两宋300多年的统治中，赵匡胤所确立的这种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作为“祖宗之法”的主要内容，一直为赵宋历代君臣所恪守。

在调整和确立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同时，赵匡胤对君臣关系也进行了调整。在他看来，地方权力虽已集中到朝廷，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中唐五代以来“君弱臣强”的问题，因而应该进一步削弱文武百官的权力，使已由地方集中到朝廷的权力最后完全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总揽威柄”“独制天下”。

宰相是封建社会的“百官之领袖”，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赵匡胤即位后，宰相奏事仍沿旧制，但赵匡胤已开始采取措施降低宰相的地位了。

与削弱相权同步进行的，是在百官中推行“官、职分离，互相牵制”的任官政策。宋代官制中，“官”是品级，只有据此享受俸禄的作用；“职”是殿阁、馆阁学士一类的荣誉称号，亦没有实际权力；只有由皇帝或中书省“差遣”的临时职务才是实职，即执行实际权力的职务。赵匡胤推行的这种职权分离、名实不符的任官体制，使任何官员都无法集中权力、荣誉、威望于一身，权大者并不一定职高，望重者并不一定位显，这样，也就很难形成对皇权的威胁了。

皇帝临时“差遣”的实职，也是依照“分权而相互牵制”的原则进行安排的。以兵权为例，枢密院与三衙分握发兵权和管兵权，互相牵制，将帅尽管平时统辖部队，但战时由皇帝临时派遣，率兵出征，事定之后，兵归三衙。

为了扩大统治基础，赵匡胤制定了一系列重文轻武的政策。他下令修复孔庙，开辟儒馆，延用耆学名儒，以劝励教化。针对五代时期文教不兴、学校荒废的情形，赵匡胤下诏拨款增修国子监学舍。当国子监开学讲书之日，他还派人送去美酒、蔬果以示祝贺。随着文教的振兴和开科取士的增多，大批文人进入了统治集团。赵匡胤认为，乱世用武，治世用文，对这些文臣再也不能像五代时期那样只是当作点缀摆设，而应切实发挥他们的作用。其次，赵匡胤改革和推进了隋唐以来的科举考试制度。宋初极力放宽科举考试的范围，无论家庭贫富、郡望高低，只要具有一定文化的人，都可以前往应举。同时，严格考试制度，以防权贵豪门请托舞弊。

赵匡胤的重文政策，使统治集团内部畸形的文武关系得到了调整。一方面是调整了中央与地方、君主与臣下的关系，使地方的行政、财政、军事等各方面的权力不断向中央集中，最后又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形成了至高无上的君主集权制；另一方面开科取士，重文用武，广罗人才，又极力扩大了这一专制统治的基础。但是，这一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导致官僚机构膨胀，加大了中央财政的支出，到宋朝中期就出现了积重难返的局面。

6．兄友弟悌，身死成谜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众多觊觎皇位的家族成员之间明争暗斗，自相残杀。家族内部争权夺位的血雨腥风弥漫了整个封建时代，赵氏家族也未能幸免。

随着宋初局势的稳定和统一事业的逐渐完成，赵宋皇族被外姓旁人颠覆的危险越来越小，但赵匡胤与赵光义（即赵匡义，因避赵匡胤名讳改为赵光义）之间原来那种为家族的命运和利益同心同德、共济险难的精神却慢慢地消失了。一旦他们有了互不相干的命运和各自的算计，原来掩盖在“兄友弟悌”伦理美德下的人性中的另一面就显露了出来。

建隆二年六月，皇太后杜氏因病去世。临终前夕，她对赵匡胤说：“你能做天子，那是因为周世宗死后继位的国君年幼的缘故，如果当时是一位成年人继位的话，你能当上天子吗？我想将来你传位时，就应当传位于你弟弟光义，立年长者为国君，是社稷之福呀！”赵匡胤哭着答应道：“一定按您的吩咐办。”于是，由赵普当场记下太后遗嘱，藏于金匮之中。这就是所谓的“金匮之盟”。

同年七月，赵匡胤把时任泰宁军节度使、大内都部署的皇弟赵光义任命为开封府尹、同平章事。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任命，五代时期，凡皇位的继承人都要封王任开封府尹，赵光义此时虽未封王，但其任开封府尹已隐然有继位人的地位了。这不但是贯彻太后临终遗嘱的一个重要步骤，更重要的是，赵匡胤希望通过此举向臣僚们表明，在未来的皇位交接中，是不会再出现那种“主少国疑”的局面了。

自建隆二年担任开封府尹起，赵光义主政京师达十余年，其官署号称南衙。赵光义把一大批文武人才网罗进自己的幕府，据有关学者考证，其幕府拥有宋琪、石熙载、柴禹锡、程德玄等幕僚六十余人。大抵说来，这十余年，赵光义韬光养晦，一直在暗中培植自己的势力。

赵普从乾德二年（964年）起也独相十年，权位在赵光义之上。赵普见识过人，对赵光义的动向与用心，当然会有察觉。因而，自赵普独相以后，原先关系尚称密切的两人，形成了旗鼓相当的两大政治势力，时不时地明争暗斗一番。

赵匡胤晚年对赵普的独断专行也深为不满，但赵普勋望卓著，对他处置尤须谨慎。这时，得到赵匡胤赏识的翰林学士卢多逊因与赵普不和，多次在赵匡胤面前攻击赵普。而赵普一方面因敢作敢为，树敌过多；一方面贪财好货，营邸店，夺民利，落人把柄不少。开宝六年（973年），太祖一方面扩大参知政事薛居正和吕余庆的参政权力，以分割赵普相权；一方面亲命重选中书堂后官，以削去赵普心腹。

开宝六年八月，赵普辞去宰相一职。时隔一月，赵光义进封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五代时期，亲王尹京隐然已有继位人的地位，后周世宗继位前就是晋王兼开封府尹。这两件事前后相接，表明赵光义久久不能确立继承人的地位，与赵普是有关的。

赵光义虽说有“金匮之盟”，已隐然被视为皇位继承人，但这时太祖的儿子德昭24岁，德芳也已16岁，不闻失德，也完全可以做皇帝。而且，赵匡胤晚年与赵光义也是颇有矛盾的。赵匡胤一度考虑迁都洛阳，原因之一就是试图摆脱赵光义在开封府业已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势力范围。何况在历史上，皇帝临终易储，也不是没有先例。因而，对赵光义说来，能否继承皇位还存在着不小的变数。

虽说赵光义当时已是势力暗增，但赵匡胤也没有闲着。开宝九年二月，吴越国王钱俶来朝，一般很少参与政治活动的皇子德昭，这次却突然被赵匡胤委派至宋州迎宾。钱俶来朝是当时朝中瞩目的大事，赵匡胤借这一机会，巧妙地把本来默默无闻的皇子推到了臣民们的面前。回到开封后，赵匡胤一反常态，明显地加强了同另一皇弟赵廷美的关系。三月，宋太祖巡视洛阳，特令赵廷美随行。其中，仅七月一个月的时间，就三次“幸光美第”。赵廷美是“金匮之盟”中排在赵光义之后、赵德昭之前的继位人之一，赵匡胤对他如此亲近，恐怕也不是毫无用意的。

开宝六年十月二十日，赵匡胤在病中猝然去世，终年50岁。赵匡胤临死前，赵光义将大内中人全部赶出，人们在外面听到殿内有异样响动。不一会儿，赵光义出来说：“圣上驾崩了。”然后匆匆离去。第二天，赵光义顺顺利利地继承了皇位。赵匡胤之死，蹊跷离奇，他本人身体健康，从他生病到死亡，只有短短两三天时间，可知他是猝死的。关于赵匡胤之死，史家众说不一，也有人认为是被赵光义谋杀的。

总之，赵匡胤之死，留下了千古之谜。宋太祖死后，谥号“启运立极英武睿文神德圣功至明大孝皇帝”，庙号“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