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上职业革命家之路

生活的痛苦，资本家的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的或间接的受了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虽略有感觉，然以生活浪漫之故，不能有个深刻的觉悟，其后，一方面接受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尤其是共产主义的知识，一方面又受了已觉悟的分子的宣传，同时加上切身已受的痛苦，于是遂于一九二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总上所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浸入，一直就是相当共产主义的。

——引自邓小平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填写的履历表

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法国，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和其他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广为流行，一批先进的中国留学生先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的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也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先后在北京、上海、长沙等地出现了第一批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春，旅法华人中也成立了同样的组织。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旅法、旅德的中共党员统一组成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

邓小平（邓希贤）1921年3月在法国的留影。1925年5月，在里昂从事革命活动的邓小平把这张照片赠给柳溥庆（即柳圃青），1965年6月，柳溥庆又把它还赠给邓小平。当年邓小平在这张照片附贴的硬纸卡上写道：“圃青兄惠存 希贤赠 一九二五.五.二十三日 里昂”。纸卡右下角的法文为：美国照相馆里昂共和国路48号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创办的机关刊物《少年》。其任务是“传播共产主义学理”

邓小平在雷诺汽车厂的工卡。这家工厂至今还保存着这个工卡。登记日期为1925年11月6日。住址为比扬古尔市特拉维西尔街27号。熟练工种工人，分配在76号车间，磨件单位工价1法郎5生丁

邓小平在《赤光》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刊登在1924年11月1日出版的第十八期上，题目是“请看反革命的青年党之大肆其捏造”。邓小平后来说过，他以希贤的本名和化名写过一些文章，用化名发表的文章现在已不可辨认，以希贤本名发表的还有：1924年12月15日及1925年1月1日第二十一、二十二期合刊中《请看国际帝国主义之阴谋》《请看先声周报之第四批造谣的新闻》等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证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六次代表大会的有关文件。邓小平在1924年7月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执委会委员，并与秘书周唯真、委员余增生组成三人组织书记局；在1924年12月第六次代表大会期间参加监察处、工会运动委员会工作

1925年11月16日，法国情报员对在巴黎举行的国民党群众大会的报告。报告称：“国民党于11月15日15时至17时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47人，会议由邓希贤主持。此会为纪念被法国驱逐，并死于回国船上的王京岐，会上陈希（音）等11名代表发了言，发言者抗议法国警察逮捕中国人。最后，邓希贤总结说，我们希望与会者永远牢记王京岐同志，继续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档案原件存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712900

1926年1月7日，法国警方关于旅法华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活动及要求对他们住地进行“访问调查”的报告。报告称：“据本月5日获得的情报，旅法华人小组行动委员会曾于1月3日下午，在贝勒维拉市布瓦耶街23号召开了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有好几个讲演人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求在法国的中国人联合起来支持冯玉祥将军的亲共产党、反对北京政府的政策。”“他们中的一个人叫邓希贤，1904年7月12日（农历）出生于中国四川省邓文明和淡氏夫妇家。他从1925年8月20日起就住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市的卡斯德亚街3号。他符合有关外国人的法律和政令的规定。他于1920年来到法国。开始，他在马赛做工，后又到巴耶、巴黎和里昂。1925年他重新回到巴黎后，在比扬古尔的雷诺厂当工人，直到本月3日。他作为共产党积极分子代表出席会议，在中国共产党人所组织的各种会议上似乎都发了言，特别主张亲近苏联政府。”“此外，邓希贤还拥有许多共产党的小册子和报纸，并收到过许多寄自中国和苏联的来信。”“由于在巴黎的中国人很封闭，了解他们的情况很难。为了弄清情况，看来有必要通过警察总局局长先生的允许，对他们在比扬古尔的几个住地进行访问调查。可以通过房主搞清一些情况，这样可能通过检查身份证了解他们中间的被通缉的共产党人。”档案原件存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713438

1926年1月7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地方团执行委员会发出的第二号通告记载：邓希贤与傅钟、邓绍圣等20人于当天晚上由巴黎前往苏联

1924年7月，出席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在法国巴黎合影。后排右三为邓小平。前排右六为周恩来

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对邓希贤等人住处搜查后的报告。报告称：“经巴黎警察局长授权，今天早晨5点45分至7点之间，在布洛涅·比扬古尔的3个公寓楼中进行了搜查。这3个公寓分别为：特拉维西尔街14号，卡斯德亚街3号，朱勒费里街8号。”“一直到本月7日，邓希贤、傅钟、杨品荪三人都住在房间里。昨天他们突然搬走了，住在朱勒费里街8号的孟费祥（音）和陈贵（音）也搬走了。这几个中国人都被指控为共产党的活动分子。”“看起来这几个人都已发现自己被怀疑，因而匆匆地躲藏起来。他们的同胞也采取了应付措施，把那些涉嫌文件都处理了。”档案原件存法国国家档案馆，编号F713438

1926年1月7日，法国警方搜查的三家旅馆之一的布洛涅·比扬古尔市朱勒费里街8号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部分成员的合影。前排左二赵世炎，左六陈乔年，左八陈延年，左十一王若飞；中排左三刘志坚，左四萧子璋（萧三），左五李慰农；后排右六周恩来，右十一傅钟

1922年2月进入哈金森橡胶厂做工，是邓小平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在这里，他结识了王若飞、郑超麟、汪泽楷、李慰农等一批先进青年。在和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邓小平耳濡目染地接受了革命思想，开始阅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由一个爱国青年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郊区蒙达尼布罗尼森林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选举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于8月1日创办了机关刊物《少年》。邓小平在较他年长的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进行各种政治宣传活动。

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召开临时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改名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也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同年6月，邓小平加入了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月，旅欧共青团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旅欧共青团机关刊物《少年》改名为《赤光》。这时，邓小平在巴黎一边做一些临时性的杂工，一边开始专门从事旅欧共青团支部的工作。

1924年2月1日，《赤光》（半月刊）正式出版。周恩来、李富春负责撰稿、编辑和发行。作为编辑部最年轻的成员，邓小平承担了《赤光》刻版和油印工作。同时他也用本名和化名撰写了一系列富有战斗性的文章。

在1924年7月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2月，邓小平又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监察处成员之一。

巴黎近郊比扬古尔的雷诺汽车厂。1925年11月至次年1月，邓小平在这家工厂的钳工车间当钳工

1925年春，邓小平作为中共旅欧支部的特派员，被派到里昂地区工作，任宣传部副主任、青年团里昂支部训练干事，并兼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领导里昂地区的党团工作和华工运动，同时在里昂做工。

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在上海发生。在法国的勤工俭学学生、华工和各界华人在中共旅欧支部的领导下，掀起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的斗争。这年6月，居住在巴黎区域的中共旅欧支部和青年团旅欧支部的若干名负责人被捕。在组织遭到重大破坏时，邓小平与傅钟、李卓然等回到巴黎，自动接替了党团组织的领导工作，继续开展革命活动。

由于邓小平比较活跃，他的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特别注意。1926年1月8日，法国警方根据掌握的邓小平活动的详细情报，决定对邓小平等人的住所进行搜查，并决定驱逐邓小平等三人出境。但是他们晚了一步。在邓小平的住处，他们只发现了大量的法文和中文的《中国工人》《孙逸仙遗嘱》《共产主义ABC》等宣传共产主义的小册子和中文报纸，还有莫斯科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报纸《进步报》、两件油印用品及印刷金属板、滚筒和好几包印刷纸。而他们要搜捕的邓小平此时已离开法国，正奔赴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

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赤光》

“油印博士”

1923年，邓小平来到位于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戈德弗鲁瓦大街17号的《少年》编辑部，成为其中最年轻的一名成员。

在编辑部里，他最初是从事蜡板刻写和印刷、装订方面的工作。每天离开工厂后，他常常来不及换下工装，便匆忙赶到编辑部，在昏暗的灯光下，紧张地伏案工作起来。当时，担任刊物领导和主要撰稿人的是周恩来，先后参加编辑部工作的还有李富春、傅钟、李大章等人。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就挤在旅馆狭小的房间里，开会、讨论、写稿、刻写、油印、装订。饿了，就吃两片面包；渴了，就喝上几口自来水；困了，就在地铺上稍事歇息。为了保证刊物按时出版，常常是周恩来写完或改好一篇，他们就赶紧接过来刻写、印出一篇。工作起来常常是通宵达旦，彻夜不眠。

邓小平的蜡板总是刻得一丝不苟，不仅字体匀称工整、美观大方，油印、装订工作也完成得十分干净利落。每期刊物出来后，大家对此都赞不绝口，不约而同地将“油印博士”这顶桂冠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既是对他那隽秀漂亮字体的赞誉，更是对他认真严谨的工作态度的高度肯定。

不久，《少年》改名为《赤光》，邓小平在刻写、油印、装订等老本行上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在编辑部全体同人的共同努力下，《赤光》办得生动活泼，其形式多样，文章短小精悍，又切中时弊，在勤工俭学学生和华工、华人中具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我们奋斗的先锋”和“旅法华人的明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