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中央秘书长

我们在上海做秘密工作，非常的艰苦，那是吊起脑袋在干革命。我们没照过相，连电影院也没去过。我在军队那么多年没有负过伤，地下工作没有被捕过，这种情况是很少有的。但危险经过好几次。

——引自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

党中央到上海后，一项很重要的任务是恢复、整顿和重建党的组织，改变在严重白色恐怖下党的散乱状况。很快，党中央便在上海建立了秘密组织系统、秘密工作机关，组织了全国秘密交通网络，并出版了党的秘密机关报。

1927年12月，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他除了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列席和参加中央各种会议并作记录外，主要管理中央机关的文书、机要、交通、财务，以及各种会议安排等工作。

当时，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上海站住脚跟、开展工作，中央提出“以绝对秘密为原则”，要求党的“负责干部职业化”。因此，当时的中央负责人要不断变换居住地和姓名，彼此都不知道他人的住处。为掩护秘密工作，邓小平当过杂货店的老板，当过古董店的老板。

上海辣斐德路辣斐坊（今复兴中路533弄）曾是中共中央军委所在地

1928年春，邓小平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在白色恐怖的上海滩，在巡捕森严的租界里，他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当时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的张锡瑗举行了简朴的婚礼。婚后有大半年的时间和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同住在公共租界的一幢房子里。1930年1月，张锡瑗因得产褥热在上海病逝。

邓小平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将近两年，工作既紧张又充满危险。他后来回忆说：

我在上海做秘密工作，最大的危险有两次。一次（指1928年4月15日）是何家兴叛变，出卖罗亦农（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我去和罗亦农接头，办完事，我刚从后门出去，前门巡捕就进来了，罗亦农被捕。相差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还有一次，我同周总理、邓大姐、张锡瑗同住在一个房子里。那时我们特科的工作好，得知巡捕发现了周住在什么地方，要来搜查，他们通知了周恩来，当时在家的同志赶紧搬了。但我当时不在，没有接到通知，不晓得。里面的巡捕正在搜查，我去敲门，幸好我们特科有个内线在里面，答应了一声要来开门。我一听声音不对，赶快就走，没有出事故。那个时候很危险呀！半分钟都差不得！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位于云南路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这张照片是1946年拍摄的

位于原同孚路柏德里700号（今石门一路336弄9号）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的旧址。这是一幢两楼两底的石库门房子，是1927—1928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联络点。当时中央的秘密机关都以住家的形式出现，彭述之夫妇、黄然的夫人杨庆兰、陈赓的夫人王根英都以房东和房客的身份居住在这里。这是一个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事务的重要机关，有人称它为“中央办公厅”。据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黄然回忆：“恩来同志和小平同志每天都来这里，中央各部门、各单位都来请示工作。属于机关事务性和技术性的问题，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进行处理解决。中央和各部门、各地区来请示的问题，如要人、要经费和汇报工作及请示中央的问题等等，恩来同志能解决就当场解决，不能解决的和重大的问题，他就交到政治局会上去讨论决定。”

位于上海龙华革命公墓中的张锡瑗墓。1930年，张锡瑗因得产褥热病逝，生下的一个女孩也不幸夭折。许多年以后，邓小平还深情地对他的子女说：“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

李维汉关于六大期间留守中央工作的回忆

1979年3月16日，应上海市民政局革委会的要求，邓小平口述的张锡瑗的简况

在这种白色恐怖的险恶环境中，邓小平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得到了全面的锻炼，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也形成了严谨、认真、守纪的工作作风，对他后来的政治生涯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28年4月至7月，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筹备和召开六大会议期间，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秘书长协助留在国内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

1929年夏，他被党中央派往广西工作。

《时事新报》的寻人启事

据邓垦回忆：

我到上海去求学，临走的时候父亲要求我，到上海去找我哥哥。我到了上海就去找。那儿情况我很不熟悉，语言也不通，熟人也不多，找来找去没着落，结果我到当时的《时事新报》登了个寻人启事，就讲，邓希贤兄，我现在已到了上海，住到什么地方，希望你见报以后来找我。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用这种方法抓人的也有，登报用亲戚名义，结果你去找会碰到特务。后来据他们讲，他们还化了装，到我登报的那地方去了解，看有没有几个四川人在那儿读书，其中有没有一个邓先修。有一天下午，我们四个年轻人，都是我们四川的同乡、同学，正在一个小房子里聊天，突然之间进来一个人敲门，就问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邓先修？当时我想，我在上海没有熟人啊，怎么会有人找我，一下子想到了我登的报，一看这个面孔还有印象，因为他走的时候我只有七八岁，隔了13年，变化很大，还有点印象。我就看出来了，我说我就是邓先修。他说，好好好，你登了个报我们知道了。你收拾收拾跟我走，马上跟我走。之后，他简单地问了一下家庭情况，那时候我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还在。我简单地说明一下，这次到上海，是来求学的。他说，不要多说了，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现在你赶快回去，立刻搬家，越快越好。不仅你自己要搬，而且你那三个同学都要搬，全部离开这个地方。

《时事新报》登载的邓垦的“寻人启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