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就学会装肚子痛，不肯上学，躲在被窝里看《三国》和《水浒》，当年还没有金庸，否则一定假患癌症。

访问自己 关于身世

问：你真会应付我们这群记者。

答：（笑）这话怎么说？

问：我们来访问之前，你就先问我们要问什么题目。问吃的，你把写过的那篇访问自己关于吃的拿给我们；问到电影的，你也照办，把我们的口都塞住了。

答：（笑）不是故意的，只是常常遇到一些年轻的阿猫阿狗，编辑叫他们来访问，他们对我的事一无所知，不肯收集资料，问的都是我回答过几十次的。我不想重复，但他们又没得交差，只好用这个方法了。自己又可以赚回点稿费，何乐不为？（笑）但是我会向他们说，如果在我自问自答的内容中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我会很乐意回答的。

问：（抓住了痛脚）我今天要问的就是你没有写过的：关于你家里的事。

答：（面有难色）有些隐私，让我保留一下好不好？像关于夫妇之间的事，我都不想公开。

蔡澜与弟弟蔡萱合影

蔡澜父亲蔡文玄

问：好。那么就谈谈你家人的，总可以吧？

答：行。你问吧。

问：你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答：我父亲叫蔡文玄，外号石门，因为他老家有一个很大的石门。他是一个诗人，笔名柳北岸。他从大陆来南洋谋生，常望乡，梦见北岸的柳树。

问：你和令尊的关系好不好？

答：好得不得了。我十几岁离家之后，就不断地和他通信，一礼拜总有一两封，几十年下来，信纸堆积如山。一年之中总来我们那里小住一两个月，或者我回去新加坡看他。

问：你的一生，有没有受过他的影响？

答：很大。在电影上，都是因为他而干上那一行。他起初在家乡是当老师的，后来受聘于邵仁枚、邵逸夫两兄弟，由大陆来新加坡发展电影事业，担任的是发行和宣传的工作。我对电影的爱好也是从小由环境培养出来的，那时家父也兼任电影院的经理。我们家住在一家叫南天戏院的三楼，一走出来就看到银幕，差不多每天都在看戏。我年轻做制片时不大提起是我父亲的关系，长大了才懂得承认干电影这行，完全是父亲的功劳。

问：写作方面呢？

答：小时候，父亲总从书局买一大堆书回来，由我们几个孩子去打开包裹，看看我们伸手选的是怎么样的书，我喜欢看翻译的，他就买了很多《格林童话》、《天方夜谭》到希腊神话等品种的书给我看。

问：令堂呢？

答：妈妈教书，来了南洋后当小学校长，做事意识很坚决，这一方面我很受她的影响。

问：兄弟姐妹呢？

答：我有一位大姐，叫蔡亮，因为生下来时哭声嘹亮，妈妈忙着教育其他儿童时，由她负担半个母亲的责任，指导我和我弟弟的功课，我一直很感激她。后来她也学了母亲，当了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学的校长，那是一间名校，不容易考得进去的。她现在退休，活得快乐。

问：你是不是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蔡澜兄弟姐妹四人合影左起：弟弟蔡萱、蔡澜、哥哥蔡丹、姐姐蔡亮

蔡澜与姐姐蔡亮、弟弟蔡萱合影

答：唔，大哥叫蔡丹，小蔡亮一岁，因为出生的时候不足月，很小，小得像一颗仙丹，所以叫蔡丹。后来给人家笑说拿了菜单（蔡丹），提着菜篮（蔡澜）去买菜。丹兄是我很尊敬的人，我们像朋友多过像兄弟。父亲退休后在邵氏的职位就传给了他，丹兄前几年因糖尿病去世，我很伤心。

问：弟弟呢？

答：弟弟叫蔡萱，忘记问父亲是什么原因而取名了。他在新加坡电视台当监制多年，最近才退休。

问：至于第三代呢？

答：姐姐两个儿子都是律师。哥哥一男一女，男的叫蔡宁，从小受家庭影响也要干和电影有关的事，长大后学计算机，住美国。以为自己和电影搭不上道，后来在计算机公司做事，派去做电影的特技，转到华纳，《蝙蝠侠》的计算机特技有份参加，还是和电影有关。女儿叫蔡芸，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做了家庭主妇。弟弟也一男一女，男的叫蔡晔，因为弟妇是日本人，家父说取日和华为名最适宜，晔字念成叶，蔡叶蔡叶的也不好听，大家都笑说我父亲没有文化。女儿叫蔡珊，已出来社会做事。

蔡澜青年照

问：为什么你们一家都是单名？

答：我父亲说发榜的时候，考得上很容易看出，中间一格是空的嘛。当然，考不上，也很容易看出。

问：你已经写了很多篇访问自己，是不是有一天集成书，当成你的自传？

答：自传多数是骗人的，只记自己想记的威风史。坏的，失败的多数不提，从来没有过自传那么虚伪的文章。我的访问自己更不忠实，还自问自答，连问题也变成一种方便。回答的当然是笑话居多。人总有些理想，做不到的事想象自己已经做到，久而久之，假的事好像在现实生活中发生过。但是我答应你，在这一篇关于家世的访问，尽量逼真，信不信由你。

父亲蔡文玄与母亲洪芳娉

蔡丹与儿子蔡宁

蔡丹全家福

蔡澜与弟弟蔡萱合影

蔡亮全家福

名字的故事

我们家，有个名字的故事。

哥哥蔡丹，叫起来好像菜单，菜单。家父为他取这个名字，主要是他出生的时候不足月，小得不像话，所以命名为“丹”。蔡丹现在个子肥满，怎么样都想象不出当年小得像颗仙丹。

姐姐蔡亮，念起来是最不怪的一个。她一生下大哭大叫，声音响亮，才取了这个名。出生之前，家父与家母互约，男的姓蔡，女的随母姓洪，童年叫洪亮，倒是一个音意皆佳的姓名。

弟弟蔡萱，也不会给人家取笑，但是他个子瘦小，又是幼子，大家都叫他做“小菜”，变成了虾米花生。

我的不用讲，当然是菜篮一个啦。

好朋友给我们串了个小调，词曰：“老蔡一大早，拿了菜单，提了菜篮，到菜市场去买小菜！”

姓蔡的人，真不好受。

长大后，各有各的事业，丹兄在一家机构中搞电影发行工作，我只懂得制作方面，有许多难题都可以向他请教，真方便。

全家福前排左起：母亲洪芳娉、父亲蔡文玄后排左起：黄兆贞（长媳）、蔡丹（长子）、蔡澜（次子）、蔡亮（长女）、蔡萱（幼子）

亮姐在新加坡的最大的一间女子中学当校长，教育三千个少女，我恨不得回到学生时代，天天可以往她的学校跑。

阿萱在电视台当高级导播，我们三兄弟可以组成制作、导播和发行的铁三角，但至今还没有缘分。

为什么要取单名？

家父的解释是古人多为单名。他爱好文艺和古籍，故不依家谱之“树”字辈，各为我们安上一个字，又称，发榜时一看中间空的那个名字，就知道自己考中了。当然，不及格也马上晓得。

我的澜字是后来取的，生在南洋，又无特征，就叫南。但发现与在大陆的长辈同音，祖母说要改，我就没有了名。友人见到我管叫“哈啰！”变成了以“啰”为名。

蔡萱娶了个日本太太，儿子叫“晔”，二族结晶之意，此字读叶，糟了，第二代，还是有一个被取笑的对象：菜叶。

流学生

我们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画，是刘海粟先生的《六牛图》。

“像我们一家。”爸爸常对我说：“你妈和我是那两头老的，生了你们四头小的，转过屁股不望人的那头是你，因为你从来不听管教。”

“你更像一匹野马，驯服不了的那一匹，宁愿死。”妈妈也常那么骂我。

“他的反抗，是不出声的。”哥哥加了一句。

“没有一间学校关得住他。”姐姐是校长，口中常挂着学校两个字。

我自认并不是什么反叛青年，但是不喜欢上学，倒是真的。并非我觉得学校有什么问题，是制度不好，老师不好。喜欢的学科，还是喜欢的。

对于学校的记忆，愉快的没有几件。最讨厌的是放假，和放完假又做不完的假期作业。

大楷小楷，为什么一定要逼我们写呢？每次都是到最后几天才画符，大楷还容易，大字小字最好写，画笔少嘛。但那上百页的小楷，就算给你写满一二三，也写得半死。每次都是担心交不出作业而做噩梦，值得吗？我常问自己：有一天，发生了兴趣，一定写得好，为什么学校非强迫我做不可？这种事，后来也证实我没错。

数学也是令我讨厌学校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乘数表有用，我一下子学会，但是几何代数，什么sin和cos，学来干吗？我又不想当数学家，一点用处也没有。看到一把计算尺，就知道今后一定有一个机器，一按钮就知道答案，我死也不肯浪费这种时间。

好了，制度有它的一套来管制你：数学不及格，就不能升级。我也有自己一套来对抗，不升级就不升级，谁怕了你了？

我那么有把握，都是因为我妈妈也是校长，从前没有ICAC（香港廉政公署），学校和学校之间都有人情讲，我妈认识我读的学校的校长，请一顿饭，升了一年。到第二年，校长说不能再帮忙了，妈妈就让我转到另一家她认识的校长的学校去。校长认识校长，是当然的事。

所以我在一个地方读书，都是留学。不，不是留学，而是流学，一间学校流到另一间学校去，屈指一算，我流过的学校的确不少。

除了流学，我还喜欢旷课，从小就学会装肚子痛，不肯上学，躲在被窝里看《三国》和《水浒》，当年还没有金庸，否则一定假患癌症。

装病的代价是吃药，一病了妈就拉我去同济医院后面的“杏生堂”把脉抓药，一大碗一大碗又黑又苦的液体吞进肚里。还好是中药，没什么副作用。

长大了，连病也不肯假了，干脆逃学去看电影，一看数场，把城市中放映的戏都看干净为止。爸又是干电影的，我常冒认他的签名开戏票，要看哪一家都行。

校服又是我最讨厌的一种服装。我们已长得那么高大，还要穿短裤上学，上衣有五个铜扣，洗完了穿上一颗颗换，麻烦到极点，又有一个三角形的徽章，每次都被它的尖角刺痛，还不早点流学？

那么讨厌学校的人，竟然去读两间学校。

早上我上中文学校，下午上英语学校，那是我爱看西片，字幕满足不了我，自愿去读英文。但英语学校的美术课老师很差，中文学校的刘抗先生画的粉彩画让我着迷，一有时间就跑到他的画室去学，结果我替一位叫王蕊的同学画的那幅粉彩给学校拿去挂在大堂的墙壁上，数十年后再去找，已看不到；幸好我替弟弟画的那张还在，如今挂在他房间里。

体育更是逼我流学的另一原因，体育课不及格也没得升级。我最不爱做运动，身高关系，篮球是打得好的，但我也拒绝参加学校的篮球队，和那班四肢发达、没头没脑的家伙在一块，迟早变猪猡。

当年还不知道女人因为荷尔蒙失调，会变成那么古怪的一个人。那个老处女的数学老师，是整个学校最犯人憎恶的。

无端端地留堂，事事针对我。我照样不出声，但一脸的瞧不起你又怎么样，使她受不了。

我们一群被她欺负得忍受不住的同学，团结起来，说一定要想办法对付她。

生物课是我们的专长，我们画的细胞分析图光暗分明，又有立体感，都是贴堂作品，老师喜欢我们，解剖动物做标本的工作，当然交给我们去做。

那天刚好有个同学家的狗患病死去，就拿来做标本，用刀把它开膛，先取出内脏。

再跑去学校食堂，借了厨房炒乌冬一样粗的黄油面，下大量番茄酱，一大包拿回生理课课堂，用个塑胶袋铺在狗体中，再把样子血淋淋的炒面塞进去。

把狗拖到走廊，我们蹲了下来，等老处女走过挖那些像肠子的面来生吞活剥，一口一口吃进肚子，口边沾满红色，瞪着眼睛直望那老处女，像在说下个轮到你。

老处女吓破了胆，从此不见她上课，直到另外一个老处女来代替她为止。

《柳北岸诗选》回老家

厅中摆一叠书，叫《新加坡已故作家作品集》，其中有一册是家父的《柳北岸诗选》。原名蔡文玄的爸爸，笔名很多，有蔡石门、苏莱曼、覃芷等。柳北岸，取自来了南洋，还望乡北部大陆之情。看书中的作者生平，有些事，家父告诉过我，也许忘记，或者他没有说过，倒向别人提及，他年轻时曾当过兵我是知道的，但没说参加了北伐军。在二十三岁时来新加坡找他的哥哥。经过一年去马来西亚。二十四岁，就当了柔佛州的一间小学的校长。一九三二年，他回大陆，在上海从事文化工作，主编《正报》文艺副刊“活地”。三十二岁那年，受邵仁枚和邵逸夫聘请，来新加坡参加了他们的邵氏兄弟公司，一做就做了数十年。之间，他为了公事和私事而四处旅游，跑遍了世界的名城小镇。一有触发便记下来成为诗篇。写景、怀古、写意，旅游诗成为他的特色。家父写作很早，在读南开大学时已经开始，但是出书却是友人鼓励下才做的事，第一本诗集《十二城之旅》出版于六十岁，不过愈出愈勤，出国回来一本又一本，包括了《梦土》、《旅心》、《雪泥》、《鞋底下的泥沙》，等等。最后一本，与旅游无关，是一册写人生的长诗，叫《无色的虹》。这一系列的丛书还包括了苖秀、姚紫、赵戎、李淮琳的小说和李影的散文。苖秀是我中学的英文老师，姚紫醉后常来我们家胡扯，印象犹新。作家和诗人，是很奇怪的物，一天有读者，一天活，出版社为什么把他们分成“已故”，实在是件好笑的事。

蔡澜父亲蔡文玄

蔡澜父亲蔡文玄晚年手迹——柳北岸

烟

父亲嗜烟，没有停过。健谈，反应极快，和我走在一起像兄弟，可见得“吸烟危害健康”这句话，对某些人来说是不适合用的。

在他的遗传下，除了姐姐，我们兄弟三人都像烟囱一样烟喷个不停。

妈妈也抽烟，但几年前气管有点毛病，医生说不如把它戒了吧！

妈问道：“那喝酒呢？”

医生点点头。妈一高兴，真的下决心戒掉，说：“走了大娘，至少还有个小老婆！”

父亲抽的是维珍尼亚的英国烟叶系统，我很不习惯它的味道，只喜欢土耳其系统的美国烟。在外国念书的时候我也常抽一种叫“金盒”的德国货，用的是土耳其和埃及烟叶，烟本身不厉害，但发出强烈的味道，喜欢的人说很香，讨厌者认为比榴梿还臭。这个系统的烟有个特征，都是压得扁扁的椭圆形。

后来这种烟越来越难买，我的烟瘾也逐渐升级，要吸法国蓝色盒子的“吉旦”或“孤花”才满足。它们真是世界上最强烈的香烟之一，没有滤嘴。在烟的一头看到的烟叶呈黑，味道也来得个浓郁。

一天要抽两三包，给父亲知道了，骂个不停。又因为这些烟在普通烟档买不到，只有去专门的地方购入。

抽这种烟的人少，货存太久，烟油从纸上透出，看了恶心就放弃了，改吸美国的流行牌子。最近又因为常咳嗽而又降级抽所谓“特醇”的。其实真正说起来我什么烟都抽，就是不抽蚊烟。

昨夜梦魂中

为什么记忆中的事，没做梦时那么清清楚楚？昨晚见到故园，花草树木，一棵棵重现在眼前。

爸爸跟着邵氏兄弟，由大陆来到南洋，任中文片发行经理和负责宣传。不像其他同事，他身为文人，不屑利用职权赚外快，靠薪水，两袖清风。

妈妈虽是小学校长，但商业脑筋灵活，投资马来西亚的橡胶园，赚了一笔，我们才能由大世界游乐场后园的公司宿舍搬出去。

新居用叻币四万块买的，双亲看中了那个大花园和两层楼的旧宅，又因为父亲好友许统道先生住在后巷四条石，购下这座老房子。

地址是人称六条石的实笼岗路中的一条小道，叫Lowland Road，没有中文名字，父亲叫为罗兰路，门牌四十七号。

打开铁门，车子驾至门口有一段路，花园种满果树，入口处的那棵红毛丹尤其茂盛，也有芒果。父亲后来研究园艺，接枝种了矮种的芭乐，由泰国移植，果实巨大少核，印象最深。

Lowland Road 47号（现貌）

屋子的一旁种竹，父亲常以一用旧了的玻璃桌面，压在笋上，看它变种生得又圆又肥。

园中有个羽毛球场，挂着张残破的网，是我们几个小孩子至爱的运动，要不是从小喜欢看书，长大了成为运动健将也不出奇。

屋子虽分两层，但下层很矮，父亲说这是犹太人的设计，不知从何考证。阳光直透，下起雨来，就要帮忙奶妈到处闩窗，她算过，计有六十多扇。

下层当是浮脚楼，摒除瘴气，也只是客厅和饭厅厨房所在。二楼才是我们的卧室，楼梯口摆着一只巨大的纸老虎，是父亲同事，专攻美术设计的友人所赠。他用铁线做一个架，铺了旧报纸，上漆，再画为老虎，像真的一样。家里养了一只松毛犬，冲上去在肚子咬了一口，发现全是纸屑，才作罢。

厨房很大，母亲和奶妈一直不停地做菜，我要学习，总被赶出来。只见里面有一个石磨，手摇的。把米浸过夜，放入孔中，磨出来的湿米粉就能做皮，包高丽菜、芥蓝和春笋做粉粿，下一点点的猪肉碎，蒸熟了，哥哥可以一连吃三十个。

到了星期天最热闹，统道叔带了一家大小来作客，一清早就把我们四个小孩叫醒，到花园中，在花瓣中采取露水，用一个小碗，双指在花上一弹，露水便落下，嘻嘻哈哈，也不觉辛苦。

大人来了，在客厅中用榄核烧的炭煮露水，沏上等铁观音，一面清谈诗词歌赋。我们几个小的打完球后玩蛇梯游戏，偶尔也拿出黑唱片，此时我已养成了对外国音乐的爱好，收集不少进行曲，一一播放。

从进行曲到华尔兹，最喜爱了。邻居有一小庙宇，到了一早就要听《丽的呼声》，而开场的就是《溜冰者的华尔兹》（Skaters’Waltz），一听就能道出其名。

在这里一跳，进入了思春期。父母亲出外旅行时，就大闹天宫，在家开舞会，我的工作一向是做饮料，一种叫Fruit Punch的果实酒。最容易做了，把橙和苹果切成薄片，加一罐杂果罐头，一枝红色的石榴汁糖浆，下大量的水和冰，最后倒一两瓶红酒进去，胡搅一通，即成。

妹妹哥哥各邀同学来参加，星期六晚，玩个通宵，音乐也由我当DJ，已有三十三转的唱片了，各式快节奏的，森巴森巴，恰恰恰，一阵快舞之后转为缓慢的情歌，是拥抱对方的时候了。

鼓起勇气，请那位印度少女跳舞，那黝黑的皮肤被一套白色的舞衣包围着，手伸到她腰，一掌抱住，从来不知女子的腰可以那么细的。

想起儿时邂逅的一位流浪艺人的女儿，名叫云霞，在炎热的下午，抱我在她怀中睡觉，当时的音乐，放的是一首叫《当我们年轻的一天》，故特别喜欢此曲。

醒了，不愿梦断，强迫自己再睡。

这时已有固定女友，比我大三岁，也长得瘦长高挑，摸一摸她的胸部，平平无奇，为什么我的女友多是不发达的？除了那位叫云霞的山东女孩，丰满又坚挺。

等待父母亲在睡觉，我就从后花园的一个小门溜出去，晚晚玩到黎明才回来，以为神不知鬼不觉，但奶妈已把早餐弄好等我去吃。

已经到了出国的时候了，我在日本，父亲的来信说已把房子卖掉，在加东区购入一间新的。也没写原因，后来听妈妈说，是后巷三条石有一个公墓，父亲的好友一个个葬在那里，路经时悲从中来，每天上班如此，最后还是决定搬家。

“我不愿意搬。”在梦中大喊：“那是我一生最美好的年代！”

醒来，枕头湿了。

酒

每次出国，返港后必购佳酿白兰地，储起让母亲来香港小住时喝。她老人家已七十四岁，平均三天一瓶，无酒不欢。但走起路来比许多年轻人都快。

在她的遗传下，我们兄弟和姐姐四人都能喝酒，喝起来也凶，从来没有看到他们醉过。

每次母亲一到，我把家里藏的同一个名厂白兰地的不知年Extra XO，和VSOP拿出来，倒入四个茶杯，让妈妈品尝。她当然一一分辨，丝毫不差。友人和我就不行，喝不出它们的等级。我发觉我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

通常，在只有XO和VSOP两种的差别下，还能辨别出比较顺口和不呛喉的是XO，辛辣点的是VSOP，不过开始有了醉意，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所以我虽反对在XO里加冰、加水、加苏打；却认为VSOP的话就无所谓。

其实有VSOP来喝已经很不错，记得小时看母亲只喝斧头牌，后来有三颗星者就很高兴了。

在巴黎，法国朋友喝来喝去最多也不过是VSOP，偶然出现一瓶XO，即刻当宝贝来品尝，我试过拿两种酒弄乱了给他们喝，结果他们也是分别不出。

日本人更不会喝白兰地，他们自己出产了一种三得利（Suntory）的，难喝到极点。一看到法国产，无论什么牌子，都大叫：“噢，华盛顿！”

有一次喝完了瓶拿破仑，把三得利倒在里面请客，他们都赞叹：“到底是不同！”

外国住久，习惯喝威士忌。初到中国香港，人人共饮白兰地，我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怕，一滴也不能入口，告诉自己说要是有一天也习惯喝白兰地的话，那就变成香港人了。现在，白兰地当然也喝，威士忌也照饮。白酒、红酒、伏特加、特奇拉、茅台、白干和双蒸，什么都喜欢。不喝的酒，只是火酒。

摘花

回家，一大早散步到附近的屋菜市场，为母亲买一个粽子当早餐。家母的生活习惯也甚奇特，早上爱吃米饭多过食粥。

“粽子的糯米那么难消化！不可多吃，不可多吃！”看到的朋友多数那么劝我，像见了极严重的犯罪行为。我总是笑嘻嘻地不理别人管闲事，已经九十岁的老人家，喜欢什么就应该吃什么。见家母一口口地细嚼，是莫大的享受。再送几口白兰地，味道更佳。每次与老人家见面，发现身体越来越健康，皮肤光亮，是长期吃燕窝的关系吧。弟弟一家人照顾家母，但各有工作事忙，现在吃燕窝全靠我的谊兄黄汉民处理，每次炖了，早一天放入雪柜，翌日由佣人温热，清早六点钟就进食，多年不变。每天，弟弟带佣人一起，让家母坐上轮椅，推到屋前的加东公园，将轮椅停在一边，扶家母起身散步。我回家时就参加此项活动，见家母走得一点也不喘气，老怀欢慰，不时问道：“累吗？累吗？”“不累，不累。”家母回答，中气很足。在公园做运动的人也不少，有一团学太极剑，还有些打外丹功。路过的有洋人、马来人和印度人，都互相用英语打招呼，来一声“骨特摸灵”（Good Morning）。家佣外劳没什么教养，不瞅不睬，拉主人的小狗，坐在长椅上，跷起二郎腿。也不能责怪他们，懂礼貌的话，就不必老远地跑到海外打工了。公园种的一排排叫“水梅”的丛树，开白色小花，五元钱硬币般大，已开得多了，发出浓郁的香味诱人。虽然会被罚款，但也不理三七二十一，摘下一撮，放在母亲怀，继续推轮椅回家。

往生

除非在海外工作，绝对抽不出时间走开，不然的话每年总要回新加坡两回，为父母祝寿。

家父仙游，时为一月六日，出生日和忌期同一天，享年九十。

之后每年还是二回，一为拜祭父亲，一为庆祝家母生日。

妈妈也走了，我刚好和查先生及倪匡兄夫妇在墨尔本度假，接到电话即奔丧，不知不觉，已多年。

父母合葬于南安善堂，经家庭会议，决定拜祭也在同一天举行，这次返乡，就为了此事。

老家变卖掉了，弟弟有他的新居，姐姐和一大群子孙一块住。前一晚，我在富丽敦酒店（Fullerton）下榻，一向在这家酒店住开，还是那间Loft型的小套房，楼下客厅，爬上旋转楼梯，才到楼上卧室，环境十分熟悉，已当是自己的家了。

翌日一早，依惯例，家属一同到加冷巴刹（菜市场）买金银衣、香烛等拜祭品，当然没有忘记烧给爸爸的香烟。浇在地上的白兰地，妈妈最爱，用的是一百巴仙的原装货，而新衣，则是两包，父母各一。

在同一个善堂，为哥哥上一炷香。屈指一算，哥哥离开我们也有十三年了，再去找到爸爸亲哥哥的太太三嫂的灵位，另上一炷。她的儿子蔡树根是我们敬爱的堂兄，也在这里，加起来一共五位，打起麻将来疲倦了，可以轮流坐下，好不热闹。

我一向对这些摆置骨灰龛的场所没有什么好感，但南安善堂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母亲又在这个集团开的小学做过校长，故印象较佳。另一个觉得亲切的，是善堂内所有的对联，都用了丰子恺先生的墨宝集字而成，没有后人乱写的恶习，舒服得多。

新加坡富丽敦酒店Loft型小套房

自己往生后会不会也弄一个？我对那些并排挤在一起的地方不以为然，但这回也买了一个灵位陪陪父母。至于骨灰，我一向居住外地，就让我撒在世界各个国度的大海吧。

为《蔡萱的缘》作序

弟弟蔡萱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的专栏，将结集成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我这个做哥哥的，怎么也得把写序的工作抢过来做。

想起来像昨天的事，妈妈生下大姐蔡亮、大哥蔡丹和我，之后就一直想要一个女的，所以小时常让蔡萱穿女孩子衣服，好在他长大后没有同性恋倾向。

记得最清楚的是蔡萱小时消化系统有点毛病，像一只动物，本能地找些硬东西吞入肠胃来磨食物，所以常坐在泥地上找碎石来吃。

长大一点，懂得到米缸旁边，左挑右选找到未剥谷的米粒就吞进肚子。硬东西愈吃愈疯狂，有一天把一个硬币，像当今港币的五毫铜板那么大，也一口吞掉。母亲一看大惊失色，即刻把他抓去看医生，西医开了泻药，超过四十八小时才排出来，用筷子挟起，拼命冲水，洗得干干净净做个纪念。我们做姐姐哥哥的也好奇一看，银币变成了黑色，可能是受了胃酸腐蚀之故。

南洋人有用抱枕的习惯，蔡萱小时已懂得把绑住封套的布结撕成羽毛状，轻轻地扫着自己的鼻子能容易入眠，这也许是另一种方式的“安全被单”吧？

在还没有学会走路之前，蔡萱由我们三人轮流抱着，最疼他的是我们的奶妈廖蜜女士，她从大陆跟我们一家到南洋，四个孩子都在她的照顾下长大。当年我们家住在一个游乐场中，叫“大世界”，模仿着上海的娱乐场，有戏院、舞台、商店和舞厅，夜夜笙歌，是当地人夜游之地。晚饭过后，奶妈就抱弟弟到游乐场中走一圈，看着红红绿绿的灯，他疲倦睡去，带回家休息到半夜，忽然醒来，用手指着游乐场，咿咿哎哎，非去不可，但是已经打烊了，怎么解释，他当然听不懂，继续咿哎。闹得没办法，只好再抱出门，他看到一片黑暗，才肯罢休。家父笑说这个不甘寂寞的孩子，长大了适合做娱乐事业。

念书时，蔡萱最乖，不像我那样整天和野孩子们嬉戏。他一有空，就看书，最初不懂运用文字，说一个瓜从山上骨碌骨碌掉下来，爸爸说那叫滚瓜烂熟。从此他对成语很感兴趣，经常背诵，出口成章，都是四个字的。

小学四五年级，蔡萱已学会写作了，我们那辈子的孩子都是看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长大，但从来没有想到自己去写。蔡萱不同，用了一本很薄的账簿，将小说写在页后空白之处，写完了一本又一本，洋洋数十万字，把我们全家人都吓倒；不知道那些杰作有没有留下，现在看起来，一定很有趣。

姐姐常说蔡萱是一个读书读得最长久的人：幼稚园两年，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毕业后又去日本念电视专业三年，加加起来，一共念了二十一年的书。

家父随着邵氏兄弟由大陆到南洋，任职宣传及电影发行数十年，退休后工作由大哥蔡丹接任，也做了几十年。我自己一出道就替邵氏打工，也已够了吧？一家人之中有一个不干电影的也好，但最后也给爸爸言中，蔡萱加入了电视行业，也算是娱乐工作了。

新加坡电视台最初制作的节目，多数是请港人过去担任，他们把中国香港那一套搬过去，全拍些港式连续剧。弟弟刚入行，被认为本地姜不辣，没有进取的机会，后来他写了新加坡人生活的剧本，大受欢迎，带本地色彩的连续剧拍完了一集又一集，站稳了他当监制的地位。

可能是母亲的遗传，我们四名做子女的，都能喝酒，蔡萱尤其喜欢喝酒，几乎天天喝。没有一个大肚腩，是拜赐了一套内丹功，他每天练，身体保养得很好，一点也不胖。

在留学时认识了一个日本女子，就和她结婚了，可见对爱情很专一，生下一子蔡晔，一女蔡珊。

和他太太两个，都是爱猫之人，最初买了两只波斯猫，一公一母，以为会生小猫来卖钱，但是那只雄的不喜欢交配，雌的只有红杏出墙；后来家里养的那三十只，都是混得不清不楚的，但他们两人照样爱护不已。

闲时，弟弟爱打打小麻将，他是台湾牌的爱好者，与我一样。我一年回去一两次，就和他及几位老朋友搓个不亦乐乎，看谁赢了，就请大家到附近的面档吃吃消夜，喝喝啤酒。在新加坡，日子过得快。

蔡晔和蔡珊都已结婚，蔡珊还生了一个儿子，蔡萱做了公公，电视的舞台也闭幕，过优哉游哉的日子，无聊了重新拿起笔来写散文，所见所闻所思，可读性极高。

大姐大哥有他们家庭要打理，我又一直在海外生活。家父去世之后，妈妈的起居就一直由蔡萱照顾；她老人家已行动不便，但不做点运动是不行的。早上由蔡萱推着轮椅，到老家对面的加东公园散步，是蔡萱每天要做的事。

自认不孝，但好在有这位乖弟弟，才放心。

我一直衷心地感谢他，不知道怎么报答，为他出书时作这一小篇序，感情的债，还是还不清。

猫的士哥

姐姐蔡亮的第二个儿子结婚，星期六飞新加坡，礼拜天晚上出席宴会，星期一回来。

时间短促，不住富丽敦酒店了，就在老家过夜，顺便观赏猫儿，一乐也。

本来养了三十只的，因为弟弟蔡萱的女儿生完孩子要来家里坐月子，怕婴儿对猫毛过敏，把猫都抓走，剩下六只漏网之“猫”，称六勇士。

后来陆陆续续的野猫来寄住，又补回数，变成原本的三十只。

这个状况维持了一段时间，蔡萱的太太患了乳癌，开刀之后疗养，又请人把猫儿再次抓个干净。

六勇士之中，出走的出走，老死的老死，只剩下“鬼鬼祟祟”，原来它行为鬼祟，但做猫做得小心翼翼，怎么抓都抓不到它。“阿花”永远是敏捷的，而且它的花毛变成隐身武器，能像《爱丽丝梦游记》那一只，忽然消失，然后又出现。

“笨蛋”也在，行动虽拙，但聪明到极点，令抓猫的人看不出它的本事，轻敌走近时，它即刻逃跑。

加起其他猫，当今一共有六十只吧？多数长得极美，百看不厌。

“又是哪里来的那么多野猫？”我问。

弟弟解释：“对面那家人，做生意失败，政府来封屋，当然不会把猫儿带走，知道这里有得吃喝，就来了。”

“一个月要买多少钱猫粮？”

“合港币一千多块吧？除此之外还要买沙呢，”弟弟说：“铺在猫厕所上，是特别制造的，一吸排泄物就会亁掉，结成一块。”

“会不会愈来愈多？”

弟弟说：“猫也有自动管理系统，保持这个数目，不会增多，像的士哥门外的打手，只让漂亮猫儿每天来家里跳舞，好看得很。”

树根兄

我的大伯、二伯和四伯都是很长寿，只有三伯很年轻就得病去世。他只有一个儿子，我的堂兄蔡树根。

树根兄从小就过番，在星马干过许多行业，对机械工程特别熟悉，沿海的捕鱼小屋“居隆”，以前起网都要用手拉，树根兄替渔夫们安装摩打，省却人力。

已经多年没见过树根兄了，他的儿子都长大，各有事业。树根兄今年六十出头，还那么粗壮。三更半夜“居隆”的摩打有毛病，一个电话，他便出海修理，渔民都很尊敬他。

近年来，树根兄多读书，精通历史，而且有画展必到，在绘画上大下苦功，尤其是炭画，研究得很深刻，亲朋好友只要略加描述他们的先人，树根兄便能神似地将人像画出来。

那天他在家坐，手提数尾鸟鱼当礼物，说是渔夫朋友孝敬他的。喝了茶后，树根兄和我父亲叙旧，讲的多是他小时对家乡的回忆。

我从来没有见过我三伯，树根兄对他父亲印象也很模糊。家父记得最清楚的是三伯的手艺非常灵巧。

单说剪头发吧，三伯从不假手于人，他用脚趾夹着一面小镜子，自己动手。理后脑的头发时，右手抓剪刀，左手握另一面镜倒映到脚上的镜，剪得整整齐齐，一点也不含糊。

蔡澜堂兄蔡树根与孙女

有时家中没菜，他便装着在人家鱼塘里洗澡，三两下子，空手偷抓了一尾大鲤鱼，藏在怀里，不动声色地拿回家，被祖母笑骂一顿。

早年守寡的三婶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记得我小时树根兄把她接到南洋，住在我们家里。她带了树根兄的大儿子绷着脸坐着。吃晚餐时大孙子白饭一碗碗入口，掉在桌面上的饭粒也拾起来珍惜地吞下，我看得心酸再添一碗给他。三婶看在眼里，才跟我问长问短。

树根兄和他母亲甚少交谈，反与家父亲近，他问道：“我父亲到底长得像谁？”

爸爸回答：“你年轻时我不觉得，现在看来，长的最像的是你。”

他告辞，爸爸送他到门口，临别时看到他眼角有滴泪珠。

梦香老先生

家父友人中有一位蔡梦香先生。他是潮州人，在上海清政大学读书，后来寄居新加坡和槟城。

蔡先生是一位清癯如鹤、天真如婴儿的老人，很随和脱略，老少同欢。手头好像很阔绰，随身行装却很少，只有一个又旧又小的藤箱。一天，一个打扫房间的工人好奇地偷看他那藤箱中装的是什么东西，原来那三两件的衣服已拿去洗，里面空空洞洞，只有折叠着一张黄纸，写着“处士讳梦香公之墓”。

大家知道了这秘密不敢说出口，老人却敏感地占先声明：“自己的身后事让自己做好，不是减少后人的麻烦吗？”

他更写了一首诗：

随处尽堪埋我骨，天涯终老亦何妨？

死生不出地球外，四海六洲皆故乡。

一生中，蔡先生从来不用床。疲倦了躺在醉翁椅上，像一只虾一样屈起来做梦。梦醒又写诗作对，写完即刻抛掉。什么纸都不论，连小学生的算学蓝色方格簿上也写。桌上一本书也没有，但是看他的诗、书法和画，可知他的功力极深。除了做梦，蔡先生还会吐纳气功，清醒的时间只有十分之二三。当他作画时，不知自己是书是画，是梦是醒：醒后入梦，而不知其梦。对于他，什么所谓画，怎么所谓醒，都不重要了。

有一天，一件突发的事破坏了他一贯的生活规律。那是他中了头奖马票。本来冷眼看他的人都来向他借钱。他说：“想见面的朋友偏偏不来看我，因为马票已成友情的故障；而怕和我见面的却天天包围着我，这怎么办？”

还有怎么办？他畅意挥霍，过了一年半载，把钱花光了，然后心安理得，蜷曲醉翁椅昏昏入梦。

文人的生活到底不好过，他流浪寄居于各地会馆，终遭白眼。蔡先生八十三岁逝世，我一直无缘见他一面。今天读他的遗作，知道他在临终那几年已丧失了豪迈，他写道：

处处崎岖行不得，艰难万里度云山；

不如归去去何处，随遇而安难暂安。

这首诗与他当年“四海六洲皆故乡”的旷达心情是相差多远，不禁为他老人家流泪。

阿叔

小时，最大的乐趣是等待星期天。一早，爸爸妈妈姐姐哥哥和我，手抱着弟弟，一家六口穿了整齐干净的衣服，乘了的士，由我们住的大世界游乐场，直赴后港五条石阿叔的家。

阿叔姓许，我们没有叫他许叔叔，只因他比我们的亲戚还亲。

车子经一警察局、一花园兼运动场和一个巴刹，向左转进条碎石路，再过几间平房，就是阿叔的花园。我们按铃，恶犬汪汪，阿叔的几个儿子开门迎接。

花园占地一万多平方英尺，屋子是它的十分之四，典型的南洋浮脚楼，最前端是个没有顶的阳台，摆着石桌凳子。

笑盈盈的阿叔，有略微肥矮的身材，永不穿外衣，只是一件三个珍珠纽扣的圆领薄汗衫和一条丝制的白色唐裤，围黑皮附着钱包的腰带。头发比陆军装还要长一点，一张很有福相的圆脸，留了一笔小髭，很慈祥地说：“来，先喝杯茶。”

由阳台进主宅的门楣上，挂着一副横匾，写了几个毛笔字，签名并盖印。

第一次到阿叔家时拉爸爸的袖子，问道：“写些什么？”

爸爸回答：“这是周作人先生写给阿叔的，是他的这个家的名字。”

“家也有名字吗？周作人是谁？”我还是不明白。

“你以后多看书，就知他是谁了。”爸爸很有耐性地说：“也许，有一天，你会学他写东西也说不定。”

“但是，”我不罢休：“为什么这个周作人要写字给阿叔？”

“阿叔是一个做生意的商人，但是很喜欢看书，而且专门收集五四运动以后的书……”

“五四运动？”我问。

爸爸不管我，继续说：“中国文人多数没有钱。阿叔时常寄钱给他们，为了要感谢阿叔，就写些字来相送。”

“文人很穷，为什么要学他们写东西？我更糊涂了。”

一年复一年，到花园嬉玩的时候渐少，学姐姐躲在书房里，谈冰心、张天翼和赵树理。

病中，捧着《西游记》、《三国》和《水浒》，书籍真的有一种香味。

阿叔（原名许绍南）

打从心中喜欢的还是翻译的《伊索寓言》、《希腊神话集》等，继之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雨果的《悲惨世界》，接着是俄国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战争与和平》，最后连几大册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生吞活剥。

阿叔的书架横木上贴着一行小字，“此书概不出借”，但是对我们姐弟，从来没摇过头。我们也自觉，尽量在第二个礼拜奉还，要是隔两个星期还没看完，便装病不敢到阿叔家里去。

转眼就要出国，准备琐碎东西忙得昏头昏脑，忘记向阿叔话别就乘船上路。

爸爸的家书中，我连流眼泪的时间也没有，心中有个问题：“阿叔的那些书呢？”

所藏的几万册都是原装第一版本书籍，加上北京、清华等大学的学报、刊物和各类杂志。五四运动以后出版的，应有尽有，而且还有许多是作家亲自签名赠送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出版的三种漫画月刊，也都收集。有些资料，我相信两岸未必那么齐全。

阿叔在南洋代理手揸花三星白兰地、阿华田、白兰氏鸡精等洋货，他的店铺并没有什么装修，一个门面，楼上是仓库。

在一旁，他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个算盘之外，便是一副功夫茶具。薄利多销是他的原则。也许是因为染上文人的气质，他的经营方法已是落后，晚年代理权都落到较他更会谋利的商人手里。

病榻中，阿叔看着他那几个见到印刷品就掉头走的儿女，非常不放心地向爸爸提出和我同样的问题：“那些书呢？”

爸爸回答：“捐给大学生的图书馆吧！”

阿叔点点头，含笑而逝。

酒舅

母亲好酒，一瓶白兰地，三天喝完，算是客气。七十多岁人了，还是无酒不欢。亲戚友人嘴里虽劝说别喝过量，但是见她身体强壮，晨运时健步如飞，令到半滴不入喉的人，反而觉得自己是否有毛病。

人上了年纪，生活方式不太有变化。周末，爸爸和妈妈多是到十八溪前的丰大行去找一群老朋友聊天。爸爸有他吟诗作对的同伴，陪着妈妈的是一位我们的远方亲戚，他也好杯中物。慢慢喝，他们两人一天三瓶不是问题。这亲戚比妈年纪小，我们就管他做“酒舅”。

酒舅身材矮小，门牙之间有条缝，身体结实得像一块石头，再加上头顶光秃到只剩几根稀发，更像一块石头。他的笑话，讲个没完没了，讲完先自己笑得由椅子掉下来。《射雕》里的老顽童找他来演，不用化妆。

出生于富家的酒舅，从小就学习武艺，个性好胜，到处找人打架。他又喜欢美食，更逢饮必醉，经常酒后闹得不可收拾，干脆和恶友不回家睡觉，吵至天明。

邻居第二天找上门来，他父亲虽然恨透，但还维护着他，劈头问邻居道：“你儿子昨晚把我的儿子引到什么地方去？”

问罪之人，反而哑口无言。

他父亲是个读书人，生了这么一个不肯做功课的儿子，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差点气出病来，但是酒舅不管三七二十一，照样研究炒什么菜下酒，不瞅不睬。与其他个性善良纯厚的兄弟比较起来，酒舅是一个标准的恶少，村里的人，没有一个对他有好感。

父亲（蔡文玄）与酒舅

唯一的好处，是酒舅好打不平，经常帮助人家解决疑难问题。遇到有什么纷争，他便站出来做和事佬。

他当公亲，多由自己掏腰包出来请客，图个见义勇为的美名。名堂虽佳，却要向两方讨好。

一次甲乙双方争于某事，几乎弄到纠众械斗，向双方恶少说：“你们有胆，先把我杀死再说！”

恶少们知道酒舅曾经学武，能点穴，和人相打时，只用力踩对方的脚盘，那人便倒地不起。

结果，大家都买酒舅的账，一场大斗，便不了了之。

酒舅，从小不靠家产，自己出来闯天下，由一个月薪两块钱的小子，渐渐爬到成为一间树胶机构的经理。在那小镇上，酒舅算是一个大绅士。

晚年，他父亲不跟其他儿女住，而钟意和酒舅在一块，因为他谈吐幽默，又烧得一手好菜的缘故。

而这个儿子，和其他人想象不同，到底个性忠直，一直对父亲很亲近。渐渐地，他也得到了他父亲的熏陶，学了读历史的好习惯，对文学也越来越有修养。酒舅每天陪着他父亲读书写字，练出一手柔美的书法，这一点，村子的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去年，酒舅去中国旅行，在内地参加了一个旅游团，团体有广东省杂志的记者和来自澳洲的撰稿人及摄影师。

起初，大家认为酒舅是个南洋生番（喻指凶残野蛮的人），样子又老土，都不大看得起他。

一坐下来吃饭时，酒舅看到什么地方的人就用什么方言相谈。

“你会说几种话？”广东记者听了好奇地问。

“会说一点广东话、客家话、福建话，还有潮州话……”

酒舅轻描淡写地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说：“不过，这些只是方言。”

澳洲人前来搭讪，酒舅的英语更像机关枪。当然，他还没有机会表演他的马来语和印度话。

每到一处古迹，酒舅更如数家珍。

他父亲的教导，并没有白费，比当地的导游更胜一筹，令得众人惊讶不已，事事物物都要向酒舅探询。

过后，广东画报有两三页的图文报道，称酒舅为罕见的南洋史学家及语言学家。酒舅读后，笑得从椅子上掉下来。

雨衣人

回到新加坡，惊闻志峰兄逝世了。他的英俊潇洒的形象，至今还是活生生。不过，志峰兄一生可说得上多姿多彩，不枉此生。

三十年前，他常到我们家来座谈，每次都带来一些想不到的礼物，印象深刻的是那回送给我们一只小黑熊，胸口有块白斑，像小孩一样顽皮，可爱之极。长大后，我们常和它打摔跤，后来力气越来越大，父母亲再也不放心，把它送给动物园，让我们伤心了好一阵子。

起初只知道志峰兄是个普通的印尼华侨，混熟了才知他极富有，又是大学生，对中国文学亦有研究，而且擅于写旧诗，真是失敬得很。

家父亦好此道，所以志峰兄一坐就是数小时，我们听不懂诗词的奥妙，只会玩他带来的礼物。现在想起来真后悔不亲听教诲。

有一回，他又拿了两尾彩色缤纷的鲤鱼相送，家父外出，他闲着无聊，就给我们兄弟讲《白秋练》的故事。

他口才好，形容得那条鱼精活生生地，不逊蒲松龄的口述，也启发了我们对《聊斋》的爱好。

当时，志峰兄二十多岁，尚未娶亲，他的朋友说他头脑有毛病，对婚姻有恐惧，死守独身主义。

志峰兄的理论是：“女人嘛。缠上身后每天相对，总会看得厌的。”

他自己住在一座大洋房里，花了不少钱装修，但从来不让朋友上他的家。

友人不死心，一定要为这间屋子加上个女主人，纷纷介绍少女给他做老婆。

“想喝杯牛奶何必养一头牛？”志峰兄笑着说：“一个人清清静静多好。”

直到有一天，志峰兄病了，他的好友见他几天不上班，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带了医生冲进他的房，才看到整座屋子布置得像好色埃及法老的皇宫。

据他的老管家说：他主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晚都换新女朋友，有时还不止一个，五六人成群结队的。奇怪的是，第二天，她们走出来时，没有一个愁眉苦脸的，都是心满意足。

至于说志峰兄为什么不结婚，这并非他没有这个念头，只是他有双重性格，一方面放荡不羁，一方面却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认为结过一次婚后就不能再娶。

原来志峰兄十七岁的那年，他父亲在他们普宁的乡下为他娶了个大他几岁的老婆。这女人性欲极强，志峰兄虽然年轻力壮也吃不消她，产生了自卑感。

有一回，他父亲派他到外面去做生意，却又是生龙活虎，比其他的人了得。

回家后，他找了要再读书的借口，跑到油头，接着偷偷溜到印尼去投靠他的叔父。叔父开的是橡皮工厂，拥有许多树胶园，割树胶却是女工，皆于黎明出发收割，志峰兄当然也跟着去了。

她们却让他摆平，工作的效率日渐减低。当女工一个个大肚子去告密后，他叔父把志峰兄赶出树胶园。志峰兄到处流浪，做做杂役，给他半工半读地念完万隆大学，他精通印尼文和荷兰语，考试都是第一名，闲时上教堂，也念念不忘中国文学，吟诗作对。

受过树胶园教训之后，志峰兄虽然重施故技地应付女同学，但是已变成有原则，那便是永远要穿雨衣登场。

“衣服穿惯了，就是身体的一部分，雨衣也是一样的。”志峰兄说。

但是，他的朋友不知道他在胡扯些什么，只觉得这个虔诚的教徒很古怪。同学之中，有个是高官的儿子。

志峰兄搭上这关系做起生意来，不出数年给他赚个满盆满钵。

志峰兄一直进行他的秘密游戏，有一天，他忽然间停止了一切活动，自己写了立轴道：

白发满头归不得，

诗情酒兴意阑珊。

大家以为他是机关枪开得太多，但真正的原因，是他听到了发妻去世的消息。

卖猪肠粉的女人

家父早餐喜欢吃猪肠粉，没有馅的那种，加甜酱、油、老抽和芝麻。

年事渐高，生活变得简单，佣人为方便，每天只做烤面包、牛奶和阿华田，猪肠粉少吃。

我返家陪伴他老人家时，一早必到菜市场，光顾做得最好的那一档。哪一档最好？当然是客人最多的。

卖猪肠粉的太太，四五十岁人吧，面孔很熟，以为从前哪里见过，你遇到她也会有这种感觉。

已经有六七个家庭主妇在等，她慢条斯理地，打开蒸笼盖子，一条条地拿出来之后用把大剪刀剪断，淋上酱汁。我乘空档，向她说：“要三条，打包，回头来拿。”

“哦。”她应了一声。

动作那么慢，轮到我那一份，至少要十五分钟吧。看看表，我走到其他档口看海鲜蔬菜。

今天的蚶子又肥又大，已很少人敢吃了，怕生肝病。有种像鲥鱼的“市壳”，骨多，但脂肪更多，非常鲜甜。魔鬼鱼也不少，想起在西班牙的依比莎岛上吃的比目鱼。当地人豪华奢侈地只吃它的裙子。魔鬼鱼，倒是全身裙边，腌以辣椒酱，再用香蕉叶包裹后烤之，一定好吃过比目鱼。

菜摊上看到香兰叶，这种植物，放在刚炊好的饭上，香喷喷地，米再粗糙，也觉可口。的士司机更喜欢将一扎香兰叶放在后座的架上，越枯香味越浓，比用化学品做的香精健康得多。

时间差不多了吧，打回头到猪肠粉摊。

“好了没有？”问那小贩。

她又“哦”的一声，根本不是什么答案，知道刚才下的订单，没被理会。

费事再问，只有耐心地重新轮候，现在又多了四五个客人，我排在最后。

好歹等到。

“要多少？”她无表情地问。

显然地，她把我说过的话当耳边风。

“三条，打包。”我重复。

付钱时说声谢谢，这句话对我来讲已成习惯，失去原意。

她向我点了点头。

回到家里，父亲一试，说好吃，我已心满意足。刚才所受的闷气，完全消除。

翌日买猪肠粉，已经不敢通街乱走，乖乖地排在那四五个家庭主妇的后面，才不会浪费时间。

还有一名就轮到我了。

“一块钱猪肠粉。等一下来拿。”身后有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喊着。

“哦。”卖猪肠粉的女人应了一声。

我知道那个女的说了等于没说，一定会像我上次那样重新等起，不禁微笑。

“要多少？”

我抬头看那卖猪肠粉的，这次她也带了笑容，好像明白我心中想些什么。

“三条，打包。”

做好了我又说声谢谢，拿回家去。

同样的过程发生了几次。

又轮到我。

这回卖猪肠粉的女人先开口了。

“我不是没有听到那个人话。”她解释：“你知道啦，我们这种人记性不好，也试过搞错，人家要四条，我包了三条，让他们骂得好凶。”

我点点头，表示同情。收了我的钱，这次由她说了声谢谢。

再去过数次，开始交谈。

“买回去给太太吃的？”她问。

“给父亲吃。”

卖猪肠粉的女人听了添多了一条，我推让说多了老人家也吃不下，别浪费。不要紧，不要紧，她还是塞了过来。

“我们这种人都是没用的，他们说。但是我不相信自己没有用。”有一次，她向我投诉。

“别一直讲我们这种人好不好？”我抗议。

“难道你要我用弱智吗？这种人就是这种人嘛。”她一点自卑也没有：“我出来卖东西靠自己，一条条做的，一条条卖。卖得越多，我觉得我的样子越不像我们这种人，你说是不是？”

我看看她，眼睛中除了自信，还带着调皮。

“是。”我肯定。

“喂，我已经来过几次，怎么还没有做好？”身后的一个三十几岁的女人大声泼辣地：“那个人比我后来，你怎么先卖给她？”

“卖给你！卖给你！卖给你！卖给你！……”

卖猪肠粉的女人抓着一条肠粉，大力地剪，剪个几十刀。不停地剪，不停地说卖给你，扮成一百巴仙（马来西亚人的口头语，百分之百不打折扣的意思）的白痴，把那个八婆吓得脸都发青，落荒而逃。

我再也忍不住地大笑，她也开朗地笑。从眼泪漫湿的视线中，她长得很美。

葛治存

在新加坡打台湾牌时，麻将脚有老友Steven谢，当年他和我一齐到过日本留学。弟弟和弟妇两人车轮战，一个疲倦了由另一个代替。弟妇虽是日本人，也能打中国麻将，速度慢点而已。

另一个搭子就是葛治存了，最初由画家友人介绍给我们，她刚由大陆被聘请到新加坡当篮球教练。一见此姝，大家都吓得一跳，她身高六英尺，但分布得均匀。

画家是个好麻将脚，不过身体有病，有次摸牌摸中了一筒，糊十三幺，他紧紧抓着牌不放，全身僵硬，就那么倒了下去。

叫救伤车来把他抬走，好彩无事。后来再打数次，故病重发，就不敢再和他战了，换上葛治存登场。

她在新加坡定居下来之后，因为喜欢运动，后来打高尔夫球，也得心应手，从业余打到变成职业，颇有名气，也开班教人打球。

当今她把这些心得写成一本书，由如何挑选用球棒，以及穿什么衣服入场打球最为舒服，哪里的球场最好，连化什么妆等等，都一一记载，是本高尔夫球入门的最佳读物，尤其是女性，非读不可。

许多人都可以将人生经验写成书，但可读性不高，那是因为作者的个性使然，沉闷的，写什么也读不下。葛治存的个性开朗，受了挫折也不哼声，要知道一位来自大陆的女子在外国，要打出名堂来不易，她竟然一一克服，也是拜赐于她那种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

葛治存

一次在吉隆坡和倪匡兄演讲，巧遇葛治存，她平常比一般人高出一个头，较倪匡兄，要高出三个来。倪匡兄仰首望她一眼，向我说：“要请保镖的话，不作第二人选。”

笑得葛治存花枝招展，但在打麻将时她也偶尔透出心声：“那么高，男人都有自卑感，不敢碰我。”

葛治存至今还是独身，喜欢高头大马的，快追吧。

真假

我们一群小孩围着父母，蹲在地上吃榴梿，父亲把他游历过的地方告诉我们，并提起看过一个榴梿，有面盆那么大。我们都给他惹得大笑，说：“哪有这种事？”

长大后四处走，在曼谷果然看到一颗大如面盆的榴梿，才知道家父讲的都是真的，我们见识的实在太少。但是在没有亲眼见到以前，还是以为父亲在讲笑话。

“偶尔，谎言变成趣事，并没有不对的地方；有时，真实更是滑稽，总之大家开心就是。我说的是真是假，有一天你们看到了便知道。”父亲常说。

我的许多故事，也是这个原则。

单单说香蕉，就有数十种那么多。香蕉并不止于绿和黄色，深红浅紫的也有，在南洋一带能见到。

有一次在印尼的乡下，走了整个上午，没有吃早饭，肚子有点饿，往前一看，有一个土人蹲在地上，他面前摆着一条香蕉，有三英尺长。

用刀子把上面那层皮割出一半，露出白肉，他用汤匙挖起，送入口中。

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大的香蕉，马上照样买了一条来吃。

肉很香甜，不过“咯”的一声，咬到硬物，吐出来一看，是香蕉的种子，足足有胡椒粒一样大小。一面吃一面吐，吐到地上黑掉。

用它来做香蕉糕，三四个人也吃不完。

走过南美洲的香蕉园，看到树上一串的黄熟大蕉，本来没有什么奇怪，但仔细观察，就知道不同，因为所有的香蕉是向上翘的，其他地方的是往下垂。

印度的香蕉，只有大拇指一样大，是我吃过的最甜的一种。

剥皮时，不是由上往下撕，而是向外团团转着拉，像拆开雪糕筒的纸张，其皮极薄，似透明。

朋友听了又说：“哪有这种事？”

我笑着不答。反正是真是假，有一天你们看到了便知道。

说完拍拍屁股走了。

海南师傅

小时候理发，不是跑到印度师傅那里去修，就是去给海南人剪。

中国理发铺子的招牌真怪，左边开了一家叫“知者来”。生意一好，右边马上跟着另一家，叫“就头看”。

一推门，哎的一声，生了锈的弹簧好像在骂你。客人真多，坐在有臭虫的硬板凳上等，哪里有什么八卦周刊？报纸都没有一张。

等、等、等，已经老半天了，风扇把剪细了的头发吹进鼻子，大声喷嚏，四五个剃头佬一齐转过头来睁大眼睛瞪着我，只好把头缩到脖子里去。

摇着脚，东张西望。见一枝枝的赤裸灯泡，原来是挖耳朵用的，理发匠用那几根毛已发黄的东西替客人掘宝藏。哇！岂不会把耳朵挖出脓来？

轮到我了，那家伙把一块木板放在椅子的两个把手上，我乖乖地爬了上去。先用一块像挂图一样的白布包着你，往颈顶上一箍，差点没有把我弄到窒死。

再来是用大粉扑，噼噼啪啪地乱涂一顿，白粉纷飞，那个难嗅的味道，到现在还是忘不了。

跟着他拿了一枝发钳，吱吱喳喳地在我的后脑剪一圈，声音就像用金属物在玻璃上刮那么难听，牙肉都酸掉。剪得来一个快，夹住你的发根也不管，往上一拔，痛得眼泪掉下来。

不知不觉中，小毛发自动地钻到你的身上，刺到浑身又痛又痒，刚要摆脱它们，那剃头佬又大力地把你的头一按，比电影中的大胖子、露胸毛的刽子手还要凶。

好歹等他剪完，照镜子一看。哇，和哥伦比亚的三傻短片的那个“模亚”一样，一个西瓜头。

走出店铺，看到街边坐了一个人，理发匠为他就地正法。

想想，唉，自己算是付得起钱进铺子的人，心里好过一点。

警察来抓人，无牌剃头师走快，客人的头只理了一半，呱呱大叫。理发匠边跑边说：“明天再来，不收你的钱！”

M&C

一直留着胡须，但家人都嚷着剃了剃了，我觉得无所谓，也就顺大家意思，走进Michelle&Cindy。

这家理发厅位于邵氏中心五楼，因为哥哥在这机构服务多年，经常光顾之故，我也跟随着来，当店里的一群美容师为嫂嫂。

三十多年前由米雪和仙蒂二位女士创立，后来卖给这七个女人，大家同心合力把店经营好，至今也有二十七年光景了。

替我理发的一位叫珍妮，曾经一度离开过，她的亲戚请她到澳洲去养老，那边闷死人，住了一年，又跑回来。

岁月不饶人，七女士有些已做了祖母，但样子依然，有个结了马尾，还蹦蹦跳跳，从后面看，简直不知时光的流失。

Michelle&Cindy没有中文名字，做的也是洋人的生意，那些派到海外来的，一经她们的手势，才知道理发可以那么舒服的，加上美容、修甲、按摩和刮光脸毛，挖耳朵等服务，洋客上了瘾，一来再来。

珍妮这回把我的胡须剃得一干二净，连嘴角最难接触的部分也修到了，事后一摸，好像一颗白烚鸡蛋，有点赤裸的感觉。

“二十七年了，不打架吗？”我打开话匣子：“你们关系真的那么好？”

其中一位代为回答：“像狗一样互相狂吼是有的，不动手罢了。”

真不容易，三个已难搞了，七个在一起，简直不能想象不发生摩擦，自己说像狗，但非母狗。

见周围铺位空的很多，问道：“生意不受影响？”

“大厦重新装修，合约满的已搬出去，不知道我们能捱到什么时候了。你下次来，或者见不到我们。”

“来一次，享受一次吧。”我也有点惆怅。

地址：04-63，Shaw Centre，Scotts Road，Singapore

电话：+6567376369

*编者注：M&C理发店现已停业。

理发店

回新加坡到律师楼办点手续，约会之前还有些时间，就跑去见一班理发店的朋友。

Michelle&Cindy，大家见到我都很高兴，我也难得来这享受享受。

洗个头，技师们用剃刀小心翼翼地把我的脸刮个干干净净，绝对一点须根也不留，接着是按摩，由头到脚，都是最舒服的穴位，一下子就把我弄得昏昏欲睡。

这种服务在世界上已经罕见，是种没落的行业，真希望它能发扬下去。

“有没有意思去香港开一家？”我问。

“我们这些老太婆，要拉完皮才够胆去。”

她们大笑，其实年龄也不算大。

“我是说真的。”我抗议。

“我们走了，这家店怎么办？”技师反问：“就算这客人比从前少，也得撑下去。”

“先训练些新人来代替呀！”我说。

“哪有年轻人肯学？”

的确，我们说按按摩，很轻松，其实还是要花很多体力的，忙起来站整天，已非易事。

“要是你早个三十年来叫，我们就马上跟你走。”她们都笑了。

三十年？三十年前我哪会欣赏？当时我也和目前的青年一样，剪的只是个Unisex铺子的头，怎么知道天下竟有这种令人身心愉快的事？

“纽约的客人来过，就问我们要不要去纽约开一家，意大利的也一样，他们一生没尝过，一试就上瘾。”她们说：“不过我们只是听了算数，从不当真。”

当然不肯再去开辟新天地了，她们一生已安安稳稳度过，在店里安装了一个电视，专看股票行情，闲时小小买几手，好不快活自在，还要那么辛苦离乡背井，干什么？

拾忆

小时住的地方好大，有二万六千平方英尺。

记得很清楚，花园里有个羽毛球场，哥哥姐姐的朋友放学后总在那里练习，每个人都想成为“汤姆士杯”的得主。

屋子原来是个英籍犹太人住的，楼下很矮，二楼较高，但是一反旧屋的建筑传统，窗门特别多，到了晚上，一关就有一百多扇。

由大门进去，两旁种满了红毛丹，每年结实，树干给压得弯弯的，用根长竹竿剪刀切下，到处送给亲朋戚友。

起初搬进去的时候，还有棵榴梿树，听邻居说是“鲁古”的，果实硬化不能吃的意思，父亲便雇人把它砍了，我们摘下未成熟的小榴梿，当手榴弹扔。

房子一间又一间，像进入古堡，我们不断地寻找秘密隧道。打扫起来，是一大烦事。

粗壮的凤凰树干，是练靶的好工具，我买了一把德国军刀，直往树干飞，整成一个大洞，父亲放工回家后，被臭骂一顿。

最不喜欢做的，是星期天割草，当时的机器，为什么那么笨重？四把弯曲的刀，两旁装着轮子，怎么推也推不动。

父亲由朋友的家里移植了接枝的番荔枝、番石榴。矮小的树上结果，我们不必爬上去便能摘到，肉肥满，核子又少，甜得很。

长大一点，见姐姐哥哥在家里开派对，自己也约了几个女朋友参加，一揽她们的腰，为什么那么细？

由家到市中心，有六英里路，要经过大坟场，父亲的两个好朋友去世后都葬在那里，每天上下班都要看到他们一眼。伤心，便把房子卖掉了搬到别处。

几年前回去看过故屋，园已荒芜，屋子破旧，已没有小时感觉到那么大，听说地主要等地价好时建新楼出售。这次又到那里怀旧一番，已有八栋白屋子树立。忽然想起花生漫画的史努比，当他看到自己出生地野菊园变成高楼大厦时，大声叫喊：“岂有此理！你竟敢把房子建筑在我的回忆上！”

一瞬

生活忙碌，忆儿时的事，愈来愈少，几乎成为奢侈。现在又有一瞬闪过：

日本鬼子投降了。爸妈的朋友，将借款双手牵还的是一大箱失效的军用票。记得很清楚，上面有棵香蕉树，挂着一串成熟的果实。

扔了给我们，先是抓了一把撇上天，飞布周围。簇新的钞票，大大小小。先将第一张摆横，第二张放直后叠起，重复了又重复，变成一条风琴式的长龙。拿来当绳子跳，一下子就断掉。不好玩，干脆拿火柴来烧。

火柴只有手指一节那么长，根是用白纸卷的，上面涂了一层蜡。火柴头虽细小，但擦在石头上也会着。真神奇，拿到白墙上去乱刮，也能点火，只是墙上一道道的剩余火药，爸妈回家一定骂我。这根火柴到底能烧多久，看桌上的闹钟，上面有两个大铜铃，没有秒针。烧到指头发肿。再点一根，即刻吹熄。把迤根打开成一张纸。

这一百根小火柴是装在一个防水的小铁盒中。倒掉火柴，到芭蕉叶丛中抓会打架的小蜘蛛养在里面，一天吐几次口水给它喝，另外赶着把藤椅往地上乱摔，掉出几只臭虫来，拿去给蜘蛛当早餐。

火柴来源是在一个空军的军备配给盒中检出来，其他东西有一块巧克力，没加乳的，苦得要死。一小罐的炼奶、牛的碎肉、绿豆和果子酱。又有六枝香烟，奉送父母。一片片的薄面包，浸在水中，泡得像皮球那么大，原来是咬一口吞一口水，马上涨饱肚子的求生玩意儿。

妈妈又买了一个降落伞回来。它的绳子是尼龙线编成，又白又亮，怎么拉也拉不断，是穿裤头带的好东西。将它一条条地连接绑起来，成一条后用来拔河。不然就当跳绳，圈里能挤三个小孩同服步地跳上跳下。降落伞的伞部可以一块块按照缝接口剪开，阔大无比，拿来做衣服不是材料，不如钉起来当蚊帐用，但又不透风，差点没把自己闷死在里面。

挣扎，醒来，被被单罩住脸，是忆儿时，还是梦儿时？

浆糊与补衣

小时的校服，洗濯后一定加浆糊，把它烫得像一张纸那么服服帖帖。有时还添点靛蓝，让变黄的布料，显得洁白。

穿袖子的时候啐啐唰唰地用力把手伸进去，剩余部分仍然是一张硬翼。

经过一天的奔跑喊叫，汗水把浆糊浸湿，发出霉味。

为什么衣服要下浆呢？我问。我一直不明白。我讨厌那又僵又硬的感觉，但是大人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浆你的衣服。

下浆把衣服弄得又挺又直呀！那才好看。每一个小孩的衣服都上浆，为什么你不肯？大人反问。我不要好看，我不要好看，我要舒服。

我不知说了多少遍。

衣服破了，大人细心地补，浆后绽蓝更显眼地东一块西一块，感到羞耻。我不要补，我要新衣！这一点，大人明白了，但还是无可奈何地补。我是多后悔当初的无知！

现在，纺织业进步，衣料耐用很多。价钱便宜，要是跳楼货更是没有人买不起。重工业不发达的地方全靠纺织女去打天下，令到先进国要以配额来限制。有些人不但只穿新衣，还要糟蹋。我有个亲戚是做家庭制衣工业的，召集了许多人力，辛辛苦苦地缝出一打打恤衫。价钱低贱，专门出口到沙特阿拉伯国家，让他们即穿即扔，连洗都不洗，真是罪过。

街上再也看不到穿补过衣服的人。不管多穷，大家都有能力买新衣。缝补的技术，已渐渐地遭受遗忘。

人类对服装的流行，幻想力有限，通常几十年便复古一次。至今受欢迎的丝绸，已经无人问津，目前麻质衣料大行其道。在欧洲，几乎人人都有一件。麻颊易皱，而且要下浆才挺，衣服又开始用浆加靛了。

有一天，补过的衣服也一定会变成最时尚的装束，但是已经很少人会补。在分秒必争、机器代替人类的社会，手工将是最昂贵的。时装公司会训练一批人来补衣，不同的是，已非慈母针线。我又要叫喊，我不穿。

午夜飞行

赶去新加坡，做一个公开讲座，因为丁雄泉先生来香港开画展，想多一点时间陪他，只有以最短的时间内来回。

本来可以逗留几小时就走，但讲座订在夜晚八点举行，之前又约好了律师，需上午开会，一早一晚，当天返港，是不可能的事。

竟然给我发现了有一班午夜的飞机，和丁先生慢慢地享受一顿丰富的晚餐之后，回家收拾行李，乘国泰午夜三点钟的航机，于清晨六点半抵达新加坡，吃肉骨茶，刚好是母亲起身的时间，吃完再去律师楼。

原来国泰的这班机是运货物兼载客人的，一到赤角才发现一共有三班，另外的在同时段飞台北和大阪。

空溜溜的机场，所有商店都关了门，寥寥几个客人和半夜搭棚的工人之外，整座那么大的建筑物空空荡荡，很适合作为鬼故事的情景，我又想到了一个题材。

候机室二楼不开，只剩下底层，吸烟的酒吧本来关闭，清洁的老太太向我招招手：“就让你抽一根吧。”

时间到了，并不由闸口登机，要乘巴士到货物区，远得很，更感到机场之巨大，一排排的载货机停泊在那，在航空公司的招牌后面加了货物二字。

只有商务和经济两种客舱，乘机人少，打横睡也行，其他服务如常，电影也有好几部选择，吃了虾饺烧卖和糯米鸡当消夜，倒头昏昏入眠，一下子就到了新加坡。

这种班机最适合夜鬼，我想到以后组织的旅行团可以利用，飞日本的话在机中睡三个多小时，由机场到市中心途中又能赚回一个钟的睡眠，第二天大吃特吃，非常过瘾。

任何新经验都是好经验，即使不赶，我今后也会考虑午夜飞行。

婚礼

新加坡社会的改变，使得婚礼也不像从前那么有趣了。

通常是在大酒店的宴客厅举行。

所谓的七时入席，到达后发现人数寥寥无几，都被邀请到偏厅去了。

布置得像一个沙龙摄影展览会，看到的是新郎新娘的礼物婚纱照片，永远是那几个不变的姿势。所谓沙龙，三流作品也。

待到八点，才见多点客人来到，这时开始在会场中播映录像带。

经过剪接和配乐，一幕幕儿童的裸照，小学毕业式的留影。长大成人，在社会中工作，与同事在海滩的BBQ。

两人拍拖时，最初站得远远地，后来逐渐靠近。在一次的吉隆坡或槟城的旅行中，翌日二人合照，满脸春风，显然已干了好事。

接下来的是重复沙龙影展的纪录片片段，令人看厌为止，编导手法，的确高明。

九点钟才有饭吃，已饿得肚子咕咕乱叫，灯一暗，一排排的侍应捧出乳猪，并非全只，只是夹了叉烧、油鸡、素鹅、海蜇等的拼盘，难于咽喉，但照样要用干冰，加热水搞出白色烟雾，新郎新娘才肯从空中降下。

衣服一套换了又一套，那是新娘的专利，男的还是那件黑色西装。热带天气，不是很用得。一般只穿三次，结婚这一回，儿子满月和瞻仰遗容。

不变的是客人斗酒时，把“饮胜”这两个字的饮拖得愈长愈好，饮胜！有些人真长气，一饮就饮了两三分钟，可以参加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

劳民伤财之后，客人逐渐离去，不禁想起亦舒常说的：“婚姻像黑社会，参加之后一世人不能离开，有苦也不敢向人道。”

不知死的，结婚去吧。

讣闻乐

新加坡、马来西亚的报纸，广告收入很大部分靠讣闻。人一死，家族登广告报告，朋友登广告凭吊，非常之热闹。

香港的报纸偶尔可以看到讣闻，多数是移民到外国的人，想是通知老家的亲朋戚友。

日前看到一则，说某某女士于某某年月日蒙主宠召，享年六十九，谨定于某日某时在加拿大温哥华海景墓园礼堂举行安息礼拜，随后安葬于该墓园云云。

本来是一则很普通的东西，但看该女士的儿女，名字甚有品位，洞悉先逝者有一定的教育水准。

名字都有一个“人”字：俊人、化人、菊人、素人、亮人和乐人。

一说名字能影响个性，又说相由心生，不知长子俊人长得是否如名之英俊？次子化人看不看化人生？长女菊人是不是像菊花一般美丽？次女素人吃不吃素？三女亮人叫起来声音洪亮吧？四女乐人，应该一生都很快乐。

讣闻之中，看得出一家人的家庭关系。俊人一世人不娶妻，为什么？背后是否有一个很长的故事？化人则有一个叫丽娟的媳妇。

两个女儿的丈夫名字都是洋人，第三个嫁了一个姓“木下”的，是日本人了，算是一个国际家庭。

外孙、外孙女都有一个西洋姓氏，混血儿，长大时会很漂亮。

小字写：“鼎惠恳辞，如蒙赐赙，拨充善举。”这也是好事，又显出后人生活无忧。

讣闻并不是都不好看的，无聊起来，读读也甚有趣。最好笑的是最后一行写约翰福音十一章六十六节：“凡活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当然，活的人，不会死；死的人，信与不信，又关卿何事？

恶邻居

最近新加坡有件案子，非常有趣。

在一个叫如切的地区，有两排相对的屋子，住了八九家人。

其中一间主人受英文教育，自视甚高，常对人家说：“读中文的，都是low class people。”低等社群之意。

本来你怎么认为是你的事，我心中怎么骂是我的自由，但从敌意的眼光变为口角，愈吵愈厉害。

受英文教育那家人有个女儿，有个不知道是什么的博士头衔，朋友告诉了我，我忘了，但这不要紧，这个女儿博士有一天和邻居的小孩子吵了起来，伸出中指。

这下子可好，邻居告上官去，报纸报道了此事，引起了电视台的注意，也派了一支摄影队来采访。

电视中，公有公理，婆有婆理，争执得好不热闹。那个博士女儿伸长手指展示她的钻石戒指：“我有镭，你有吗？”镭是钱的意思，福建语，南洋一带都流行用这个字。

她老子更在阳台上裸露上身，大跳“弄引”舞。这是一种马来风俗，摆手和身体摇来摇去，马来少女跳起来很风雅，老头子来这么一下，可真难顶。激起众怒，不止一家告，其他六七家人也联合一起告他，事件闹得更大。

这种案件可大可小，一处理得不好，就变成文化冲突，受英文教育的和中文教育是各一大派别，不管是谁不对，案件判了总有一边不讨好的。

政府派了七八个专家出来调停，希望平息这宗案子，最好是庭外和解。调停专家之中还有一个日本人，对这种他们民族不会发生的事件深感有研究的价值，在日本发表的话，国民一定啧啧称奇。

更神奇的是，马来西亚人看到了电视，一车车旅游巴士前来如切排屋，变成旅游景点。案件尚在进行，未知后果，先说给大家笑笑。

和解了

恶邻居的那单案子，终于以大喜剧结束，双方接受调停和解，被告向邻居道歉，并拿了一笔钱捐作慈善。

这场纠纷闹上法庭，最先投诉遭受干扰的有张秀英，跟着是罗家母子，还有颜家夫妇三单案子。被告姓曾，退休，他的女儿叫曾淑英，是个博士，两人曾经用污言秽语骂邻居，并以聚光灯照其他家人，激起公愤。

但是背后的故事还是没有报道：一、和解的话，庭费由谁付？二、拿了“一笔”钱作慈善，到底这“一笔”是多少？

被告姓曾的那家人，虽做出道歉，但看他们骚扰邻居的那副德行，并不好惹，应是非常非常麻烦的人物。要是个爽朗的话，要道歉早就道歉，不会等到上那么多次法庭才肯被调停的，要叫他们作出巨大牺牲，近乎不可能。

而且，姓曾的被告，在调解之前还向法庭申请“闭口令”，要他的邻居们闭嘴，横行霸道行为，很明显。

我相信庭费是各自负担的，控方那几家人已经得到了道歉。

有了面子，听起来好像很好，其实给人骂了。还要付庭费，将愈想愈不甘愿，后患无穷。

姓曾的被告，认为道歉是给前来调停的政府人员面子，付了庭费亦不情愿，所捐出来的“一笔”款，最多一两百块。

所谓本性难移，我认为一切没有那么便宜，纠纷一定还会继续下去。

也许法庭为了早日结束此案，作出种种的方便也说不一定，没有明白交代，我们不能随便猜测。

为了避免再下来的大麻烦，唯一出路是请姓曾的这家恶人搬走，他们也会以此作为下台阶，说老子的钱愈来愈多，不跟你们这群契弟（字面意思是“拜把子弟弟”，实际指给人制造麻烦的人）玩了，不过无论搬哪，恶邻居还是恶邻居。

树

是不是年纪愈大，愈容易感叹，总觉得失去的，是美好的。老了，就要不停地抱怨？

差不多所有的建筑物都是新的，还我小时候的新加坡吧！像在大声呼喊：“还我青春万里红！”

几乎一切的食物，都没有从前的味道。那也难怪，经过饲养的鱼和肉，总没天然的那么好。生活水准的提高，也让节奏快了起来。慢工出细活一回事，一去不返。

因此沮丧吗？人总得活下去，不可沉湎在美好的过往。悲观并非我的个性，快乐的事、悦目的物，都要靠自己去寻找。

只要你观察一下，便会发觉不变的，就是树了。到了我这个阶段，才懂得欣赏树。树依然故我，看时代的变迁，笑人生的短暂。

没有一个地方像新加坡，在大城市之中央，可以看到那么多的树。只要走几步，我们就到达新加坡的植物园。在那里，一转弯便有一个热带雨林，尽是遮盖天日的百年、千年大树，马上学会自己是渺小的。

新加坡植物园

树看得多，开始叫出树名来。从机场到市中心的那条路上，种满了雨树，又叫伞树。粗干一长上去便分枝，散叶，像一把雨伞，让人遮阴，两旁都种，中间便是一条叶子的隧道。这种现象，在许多古老的城市中就能看到，上海的淮海路梧桐，就是一个例子。

再仔细地看，雨树会睡觉的，白天叶子张开，晚上收了起来，像人一样。

雨树中间夹的，就是棘杜鹃了。它最粗生，干上有尖刺。世界上除了南北极，都长得出，别名南美紫茉莉，又叫九重葛和三角梅，颜色有红、黄、白等，新加坡机场路上长的，都是紫色。

这种花不香，个别看样子也丑，但一多了，气派就显了出来，像紫色的瀑布，壮观到极点，愈看花鲜，人愈老。这一生，就是那么一回事。

爬虫

在新加坡街头，常遇操纯正国语的妙龄女郎，身材高挑，一头长发，皮肤白皙，面貌虽然平凡，但已与当地少女分别甚大。

都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涌了进来，近年国内女子在新加坡谋生的不少，友人之中，也听过包了她们当二奶的例子，但多数是正正经经嫁了过来。

最近一单案件，是一个已婚之夫，把他的女朋友告将官去，说她和别人假结婚，要把那国内来的女人赶回去。

经过调查，这女的的确有丈夫，但办过正式手续，而且夫妻感情良好。

但这个男人还是不停举报她，继续提供情报给移民局，不过，另一方面，还是和这个女的来往，保持亲密关系。

他告的是这个情妇一脚踏三船，说她向另一个男友每个月拿八千坡币，相等于四万港币，来养她的假老公。

访问这个告人的男人的邻居，得知他的妻儿移民外国，临行之前说过：“做人没有意思。”

妻儿走后，就有两个中国女子搬进来住，二十多岁，长相很秀气。

法院询问后确认这个男的是因为被情妇抛弃后心有不甘，做出诬告，真正的罪人是他，要是定罪，三项提供假情报，每项可被判罚款最高一万元，或监禁一年。

报纸上看到这个男人的照片是个略微肥胖的人，手短脚短，恤衫袖口过长，腰带缠在大肚皮之下，新加坡有很多这一型的土佬。

真是要不得，本身还是南洋大学的副教授，并兼移民与关卡局公民权咨询委员会主席，知法犯法，应该罪加一等才是。

自己的情妇不要你了，就算了吧，告人家干什么？最卑鄙的是一边告一边还要和人家上床。该死该死！天鹅肉，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吃的，这种男人连癞蛤蟆都做不上，只是爬虫一条，可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