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我国群星灿烂的古代作家队伍中，“唐宋古文八大家”放射着夺目的光彩，而其中的曾巩，以他杰出的创作成就，历来为学者所重视。曾巩（1019—1083），字子固，宋建昌军南丰县（今属江西）人，世称“南丰先生”。他出生在一个富有文化修养的官僚家庭里。祖父曾致尧（947—1012），字正臣，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历直史馆、两浙转运使、判三司盐铁勾院、京西转运使，曾做过寿、泰、泉、扬、鄂等州的知州，有文集十卷和《仙凫羽翼》等专书数种。父亲曾易占（989—1047），字不疑，也曾登进士第，做过宜黄、临川二县尉，善写文章。

曾巩从幼年起便开始读书，逐渐对经书和历代作家的文章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决心振兴儒道，同时又树立起与古今著名作家并驾齐驱的雄心壮志。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曾巩十八岁，第一次上京师（今河南开封）考进士，但没有考中。在京师，他结识了王安石，并对王安石的文章极为赞赏，有“嗟予见之晚”的感叹（《寄王介卿》）。从此，他们互相切磋学问，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

这一年，曾巩的父亲在知信州玉山县（今属江西）时受人诬陷，虽已澄清事实，却仍然落职归乡。由于祖父、父亲长期在外做官，所以这时南丰老家既没有房屋，也没有田地，一切都得重新经营。全家生活的重担，一下落到了曾巩肩上。曾巩为了全家的衣食，不得不操持家业，下田干活，又辛辛苦苦地四方奔走，几乎走遍了半个中国。这段极艰难的生活历程，既弄得年轻的曾巩精疲力尽，从而深深体会到人生的不易，为他后来关心民生疾苦打下了思想基础；同时也游历了许多地方，增长了见识，开扩了眼界，为文学创作的丰收做了准备。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曾巩到京师入太学，再次考进士，又落了榜。他于是上书在京城做官的欧阳修，并献上杂文和时务策两编。欧阳修读了他的文章后，十分惊异，形容他的文章像“昆仑倾黄河，渺漫盈百川”，同时也教导他写文章的方法，并寄托很大希望：“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滥。东溟知所归，识路到不难。”（《送吴生南归》，《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而且十分高兴和自豪地说：选进士的人虽失去了曾巩，“而独予得也！”（《送曾巩秀才序》，同上卷四二）从此，曾巩便成为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并逐渐成长为欧阳修所领导的古文运动的主要作家之一。

曾巩这次到京师，据欧阳修说带了“数十万言”的文章，所以虽然考场失利，却从此以文名轰动天下。曾巩早在十二岁时就能写文章，并且“语已惊人”，而“由庆历至嘉祐初，公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与他同时的王震后来也说，曾巩早年“齿发壮，志气锐，其文章之剽鸷奔放，雄浑瑰伟，若三军之朝气，猛兽之抉怒，江湖之波涛，烟云之姿状，一何奇也！”（《南丰先生文集序》）可见曾巩在庆历初一步入文坛，便已身手不凡，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方与弟弟曾牟、曾布等同登进士第。同榜的还有苏轼、苏辙兄弟。于是一代大作家，都聚会到一起了。这时曾巩已经三十九岁，他的道路实在不平坦。

第二年，曾巩被任命为太平州司法参军，从此结束了早年读书、劳动、写作、漫游的生活，而步入了官场。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推荐他充馆职，编校史馆书籍，其间历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兼判官告院，直到英宗治平四年（1067），历时八载，虽说是做官，却多在书斋研究学问。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诏修《英宗实录》，曾巩任检讨官，不久被罢免。次年，他自求补外，于是被任命为越州通判。后又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知州。神宗元丰元年（1078），召判太常寺，不久改知明州，次年徙知亳州。元丰三年移知沧州，路过京师，神宗召见，遂留京勾当三班院。第二年七月，神宗任命他充史馆修撰，专典史事。元丰五年四月，擢拜中书舍人，不久以继母去世而罢。元丰六年（1083）四月十一日，曾巩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享年六十五岁，谥文定。

曾巩平生无所玩好，唯喜欢藏书和读书。他聚书达二万卷，亲手校勘，到老也不觉得疲倦。他收集古今篆刻，编成《金石录》五百卷。著有《元丰类稿》五十卷、《续元丰类稿》四十卷、《外集》十卷。除《元丰类稿》今存外，其余都已散佚。

曾巩生活的时代，宋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困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于是，上层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在仁宗时发动了“庆历革新”，神宗时又掀起了著名的王安石变法，目的是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客观上对农民也多少带来了一些好处。但是改革曾遭到旧党的激烈反对，斗争十分尖锐。曾巩没有卷入当时斗争的漩涡中去，他与挚友王安石之间，在见解上也出现了不小的分歧。但是，曾巩从他的儒家思想出发，对社会和政治仍十分关切。他在许多奏章和论文中，抨击了因循守旧的恶习，指出了不少社会弊端，也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可见他仍然是主张变革的，对形势的认识也是清醒和深刻的。比如《议官》的要求改革官僚制度，《议经费札子》的主张省浮费、明法度，等等，都表明他仍然置身于改革的潮流之中。他与王安石的分歧，可能只是在具体的步骤和方法上。尽管如此，曾巩执行新法仍是认真的。他弟弟曾肇在《行状》中说他在知齐州时，“会朝廷变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扰。使者或希望私欲有所为，公亦不听也。”

当然，曾巩毕竟主要是位作家，而不是政治家。下面我们着重叙述他的文学创作及成就。

从《元丰类稿》和前人辑得的佚篇看，曾巩主要写作诗歌、散文，而词只有一首，可以不论。关于曾巩的诗歌，从当时到清代，一直有争议。他的学生秦观、陈师道说他“短于韵语”，即不善作诗。这话一出，便传为口实。但后代许多人都不同意这种说法，并据理反驳。今人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说：“就‘八家’而论，他（曾巩）的诗远比苏洵、苏辙父子的诗好，七言绝句更有王安石的风致。”就总体而言，曾巩诗歌的成就远不及他的散文，但他确实也创作了一些杰出的诗篇，说他不会作诗未免偏颇。不过从曾巩现存的近四百四十首诗看，平平之作也不少。这一点，何焯曾经中肯地指出了他的病根：“大抵南丰诗不能细润，只缘直以李（白）、杜（甫），韩（愈）三家为法，六朝略不留意故耳。”（《义门读书记》卷四GA996）正因为他较少学习和吸取六朝诗人的创作经验，所以相当部分作品在艺术上显得较为粗糙，这是勿庸讳言的，说他的诗远比苏辙好，恐怕也难达成共识。

曾巩的诗歌，大致古体诗学李白、韩愈，律诗学杜甫。但是前人的影响是综合的，不能一一去比附。曾巩诗歌的内容颇为丰富，部分作品继承了杜甫忧国忧民的传统，如《追租》描写大旱后农民生活的极端困苦，鞭挞了不顾农民死活而逼租的酷吏；《叹嗟》、《胡使》、《楚泽》等诗，对宋王朝的内忧外患深为关注，对当政者无能安边富民极为忧虑，都表现了诗人关心国家命运和人民生活的积极态度。咏物托志，讽谕现实，是曾巩诗歌的另一重要内容。如《高松》中以松树喻人才，对埋没人才的社会现象深表不满，痛惜地问：“般匠世有无？”《庭木》诗中用“佳树”比喻国家、朝廷，而以乌鸦比喻恃宠弄权、无恶不作的权贵，警告他们“安知无刀斧”，何焯说：“篇中颇有似昌黎（韩愈）《病鸱》诗。”（《义门读书记》卷四GA996）抒情言志，送人怀友，是曾巩诗歌的第三个主要内容。《冬望》诗中表现了自己刻苦读书、“欲挽白日之西颓”的雄心壮志，何焯说是“学韩亦兼有似太白处”（同上）。《麻姑山送南城尉罗君》是赠友的，同时也抒发了热爱山水和思念故乡的情怀。曾巩诗歌的艺术风格是多样的，既有如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有如李白、韩愈的闳肆奇崛。至于《南湖行》的活泼明快，《城南》、《西楼》等七绝的清新，也颇令读者耳目一新。尤其应当指出的，作为宋诗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共同特点，在曾巩诗歌（特别是古体诗）中也表现得相当明显。

曾巩文学创作成就最大的是散文，这是历来所公认的。《宋史》本传说他为文“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同时他接受欧阳修的指导，所以文章也最接近欧阳修，宋人称他为欧的“嫡嗣”。曾巩与其他古文家一样，将儒家之“道”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但是，曾巩又与宋初以来的某些古文家对儒家经典以外概加排斥的偏狭态度不同，他接触的文化遗产十分广泛，做到博学约守。在《南轩记》中，他开列了自己处与之俱，当作益友的书籍门类，计有“六艺百家史氏之籍，笺疏之书，与夫议美刺非、感微记远、山镵冢刻、浮夸诡异之文章，下至兵权、历法、星官、乐工、山野、野圃、方言、地记、佛老所传”，可见范围之广博，就连他所反对的佛老二教，对其书也进行过研究。要是没有如此深厚的文化知识积累，要想卓然自成一家，是决不可能的。当然，其中对曾巩创作影响最大的，还是先秦两汉的古文。在《读贾谊传》中，他说：“余读三代两汉之书，至于奇辞奥旨，光辉渊澄，洞达心肺，如登高山以望长江之活流，而恍然骇其气之壮也。故诡辞诱之而不能动，淫辞迫之而不能顾，考是与非则若白黑而不能惑……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曾巩在不少诗文中，都谈到他刻苦读书的情况，从上引可见他对“三代两汉之书”下过很大功夫，而且获益匪浅。

曾巩没有专文谈论自己的文学主张，但从许多文章中，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看出他的观点。在《与王介甫第一书》中，他转述欧阳修对王安石文章的意见时说：“欧公更欲足下少开廓其文，勿用造语及模拟前人。……欧云：孟（轲）、韩（愈）文虽高，不必似之也，取其自然耳。”可以认为，欧阳修也以同样的观点指导曾巩，曾巩也吸取为自己的主张。气象开阔，不模拟，取其自然，正是对宋初以来一些古文家模拟造作、苦涩奇诡的严重弊病的矫正。在其他文章中，曾巩还表达了如下主张：一是要以文明道。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他说，“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口讲之，身行之，以其余者又书存之，三者必相表里”。在《王深父文集序》中，他赞扬王回“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于将坠”。文以明道，原是韩愈提出的，曾巩继承了这个观点，它不同于道学家的“文以载道”甚至“文能害道”的主张。第二，曾巩在“明道”的同时，也很注重“文”。在《寄欧阳舍人书》中，他认为要写好墓志文，“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在《南齐书目录序》中，他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同样是文与道并重的。明、清两代有些人将曾巩看成纯粹的“姬、孔之徒”，那是不对的，实际上他不过是一位“明道”的文章家，而不是道学家。

曾肇在《行状》中称曾巩“未尝著书，其所论述，皆因事而发”。这是事实。他现存的各体文章，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所说的纯文学作品，然而他杰出的文学才能，却在这大量“因事而发”的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曾巩散文的内容极为丰富。在论议、书启、杂记、序跋、赠序及制诰、表状、碑铭等类的大量文章中，指陈朝政得失，民生疾苦，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或针砭是非，或记事抒情，古文在他手中是运用自如的书写工具。无论是哪种文体，也无论是表达何种内容，他都能独具匠心地剪裁，准确生动地表情达意，“纡徐而不繁，简奥而不晦”（《宋史》本传），达到炉火纯青的艺术境界。

简言之，曾巩散文有如下主要的艺术特色：一是章法严谨，层次清楚。像《越州鉴湖图序》、《越州赵公救灾记》，事件尽管千头万绪，但作者巧为剪裁，妥为安排，因而不枝不蔓，井井有条，十分简洁明晰。他又善于运用对比、照应、倒叙等手法，使文章结构严密，层次清楚。二是说理透彻，心平气和。曾巩的散文立论通达，思维精密，善于从不同侧面和角度，以充分的论据，把道理讲深说透，也就是他在《赠黎安二生序》中所说的“反复驰骋，穷尽事理”。他又善于运用虚词、转折和层次的重叠来调节语气，使说理舒缓平和，读来决无剑拔弩张、意气用事的毛病。三是博引古今，委曲周详，纡徐百折。由于曾巩学问渊博，见多识广，所以为文喜说古道今，娓娓动听，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立体感，内涵丰富，绝无穷窘单薄之态。四是语言雅正朴素，自然流畅。他的文章文句简短，词义准确，文气连贯，真正做到了“文从字顺”。同时又善于熔叙事、议论和抒情为一炉，往往文情并茂。

曾巩生前已负天下文章大名，并以其突出的创作成就，为欧、苏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身后，他拥有崇高的地位，明人将他列入“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中。从宋代到清桐城派，凡学习古文的人们，都多从曾巩入手，将他的作品当作范文，其影响广泛而深远。今天，我们阅读曾巩的作品，尤其是学习和借鉴他成功的写作经验，仍会是得益匪浅的。

曾巩的《元丰类稿》，现存宋、元、明、清各朝的刻本十多种。一九八四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丰类稿》的校点本，辑补了若干佚诗佚文，更名《曾巩集》，是目前比较完备的读本。这本《曾巩诗文选译》，共选译诗歌二十二首，各体散文二十八篇，包括了曾巩历来被传诵的主要名篇。本书诗歌部分，按《元丰类稿》原顺序编列。散文部分，则先将《元丰类稿》之文与集外佚文按文体归类，原署有写作年代的，按时间顺序排在前面；未署年代的依《曾巩集》先后顺序编列，置于其后。限于译注者的水平，书中必定有不少缺点错误，恳祈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祝尚书（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