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文学实践 - 引言

引言

“外求国家独立，内寻建国之路”是贯穿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问题。其中自1894年中日海战至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的近六十年间，这个问题尤为突出。基于这一沉重的课题，中国的几代志士仁人前赴后继、孜孜以求。其间发生的一系列可歌可泣的重大历史事件见证了中华民族应对这一课题时的悲壮性。随悲壮历史而来的，是思想界的积极回应与激烈交锋。此间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纷纷登台亮相，它们围绕民族、国家、个人等时代主题宣扬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理论主张。各种思潮在激烈的交锋中此消彼长、各领风骚。其中，国家主义作为重要思潮之一参与了这场思想争鸣的盛宴，融入了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国家主义作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界影响巨大的思潮之一，在其传播过程中，前20余年的主角是梁启超，后20余年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国家主义派”及以此为基础而组建的中国青年党。随着中国政治走向的变化，尤其是国共战争中国民党全面败退后中国青年党随之转入台湾，由此盛极一时的国家主义在中国大陆归于沉寂。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国家主义逐渐被国人淡忘，包括学术界。直到公元2000年之后的十多年里，中国学术界，尤其在研究生群体中才有相关的、有质量的专题研究，不过主要集中于政治学和思想史领域。事实上，历经半个世纪的国家主义思潮对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目前为止基于国家主义视角的文学研究非常罕见，因此相关研究大有可为。考察此一时期国家主义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梁启超无疑是个案研究的最佳人选。因为他不仅是中国近代最早系统地介绍西方国家学说、鼓吹国家主义的核心人物，还是中国近代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尤为重要的是，他将国家主义与文学实践密切结合，构筑了文学救国的“系统工程”。

截至目前，学界对梁启超文学实践的研究，以地域而言主要集中于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日本；以时间而论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至今。研究形态分为两类。第一类，对梁氏文学实践的局部研究。这类研究包括以梁氏为中心的局部研究和以梁氏为环节的局部研究两种模式。以梁氏为中心的局部研究，是指对梁氏文艺实践的某一方面的专题研究，其形态包括硕博士学位论文和公开发表的单篇论文。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就有此类硕士论文出现，目前相关学位论文，尤其是硕士论文比较多见。与此相应，公开发表的单篇论文数量更为可观。这些研究以梁启超为中心，在某个点上着力，因而具有不同程度的创见和学术价值。与以梁氏为中心的局部研究相应的另一种模式就是以梁氏为环节的局部研究，此类研究中梁氏只是论著的一个部分。其形态主要包括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史和文学思想史论著。尤其是涉及晚清民初这一时段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著作均会用一定篇幅对梁氏相关文艺实践进行述评，不过由于梁启超只是该类研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相关研究尤其是教材类论著的相关阐释创新性少而重复性多。第二类，对梁氏文学实践的宏观研究。目前为止，最为重要的论著有三部，即夏晓虹先生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连燕堂先生的《梁启超与晚清文学革命》以及杨晓明先生的《梁启超文论的现代性阐释》。夏著1991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2006年中华书局再版，并作了修订。该著开创了梁启超文艺实践宏观研究的先河，它在文学史料的梳理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尤其在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方面着力颇多，不过理论阐释非其所长。连著由漓江出版社1991年出版，内容集中于梁氏前期诗、文、小说“三界革命”的理论主张及创作实践，主要为事实叙述而非理论阐发。杨著2002年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其最大亮点是以现代性理论阐释梁氏文论特质，是已有研究中思辨性最强的一部。不过以现代性作为阐释武器，只能更多地顾及梁氏文论的“外部”特征，而难以窥其内在体系。

在持续数年的时间里，笔者潜心研读了凡能找到的梁氏遗著、梁氏创办的主要报纸杂志以及学界的大量研究论著。在此前提下，回顾学界对梁氏文学实践的研究，一方面感激于那些下了功夫的研究者为之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又有一种强烈的缺憾感，即看似热闹的表象背后真正高质量的、有深度的研究其实不多，而这与梁启超在中国近现代文坛上的实际贡献和巨大影响力是不相称的。笔者认为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较多，主要有几点。其一，纯文学观念对于功利主义文学思想的鄙视，影响了相关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学界对梁氏文学思想的研究一般集中于前期，并将其定位为“功利文学思想”，这种定位容易导致学人对梁氏文学实践的轻视，认为基于政治目的的文学实践是粗浅的，不具备深度研究的价值。事实上，至今为止的确没有关于梁氏功利文学思想的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其二，很多研究者对梁氏文学实践的研究仅限于对文学类文献的研究，而对梁氏其他论著关注不够甚至漠不关心，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就事论事的研究难有深广度可言。事实上，研究梁启超绝非易事，因为他留下来的文献资料数量巨大。张朋园先生认为梁氏“一生的言论著述，据最保守的估计，不下于一千四百万字”。就笔者研读所见，梁启超的不少言论著作至今仍然散落于大量的报纸杂志之中，更何况还有因其常年流亡海外而散佚于各国的大量文献，因此我的判断是梁氏论著远在1400万字之上。现已年届90多岁的汤志钧先生及其子汤仁泽坚持了30多年的《梁启超全集》的编撰工程，2014年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梁启超的很多文献尚待整理并公之于世。因此，要想对梁启超文学思想或文学实践作整体研究，非下大工夫纵观其遗著并理清其思想脉络，断难有高质量的成果，而这正是大多数研究者无法做到甚至望而却步的重要原因。其三，从已有成果来看，没有人从梁启超一生中最核心的思想事实入手对其文学实践进行深度研究。梁氏思维活跃、一生多变，这种表象致使诸多研究者认为梁氏一生中没有持久的、主导性的核心思想，其实不然。笔者通过对梁氏文献穷究式的研读后认为梁氏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就是他的国家主义思想。从文献上看，尽管很难找到梁氏以国家主义命名的专论，但他却在大量论著甚至一些书信中广泛述及国家主义，将它视作拯救中国的不二武器，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教育等领域就国家主义的施行展开探讨。尤为重要的是，国家主义曾多次作为以他为党魁的政党党纲，作为最根本的建国指导思想，只不过梁启超的政党最终没能登上国家权力的宝座。事实上，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积极追捧和大力鼓吹自19世纪末年至1919年之间，长达二十余年。1919年之后，国家主义才被他有意疏离。尽管如此，直至去世，梁氏内心深处的国家主义情怀从未真正割断过。基于此，我认为研究梁启超的文学实践应该特别重视这一思想红线。而这，正是本书的视角所在。

关于梁启超的国家主义思想，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目前已有不少论著涉及这个话题。就笔者所见而论，较早的论文是张佛泉先生的《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发表于台北《政治学报》1971年9月第1期。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相关专论很少出现，不过一些学术专著或博士学位论文间有述及。专著如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狭间直树《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郑匡民《梁启超启蒙思想的东学背景》等；学位论文如孙承希《醒狮派的国家主义思想之演变》（复旦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张少鹏《民初的国家主义派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5年博士论文）等。由于这些论著只是在某个章节甚至某个具体问题上述及梁氏国家主义思想，因此谈不上深度和广度。与此相应，也有极少数的期刊论文试图对梁氏国家主义思想进行宏观阐释，如李春馥《论梁启超国家主义观点及其转变过程》、施军《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论析》即属此类。不过，这些论文可能因为研究者阅读视野所限，因此相关阐释难如人意。由此观之，目前学界对梁氏国家主义思想的研究不仅没有专著出现，而且连高质量的论文也极少。

与此相应，基于“国家主义”视角对梁启超文学实践进行的研究更为罕见。以笔者所见而论，就学位论文而言，仅有易前良《国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涉及相关研究。由于此文是对国家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关系的宏观考察，梁启超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没能展开，不过其开创之功值得肯定。就单篇论文而言，仅有易前良《〈新小说〉杂志与“中国文学”观念的确立》及王向阳、易前良《梁启超政治小说的国家主义诉求——以〈新中国未来记〉为例》涉及梁氏国家主义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微观研究。显然这些研究远远不够，可以说梁氏国家主义思想与文学实践之间的关系才刚刚被发现。

基于此，本书的根本任务是以国家主义为基点对梁氏文学实践进行纵横方向上的宏观考察和深入探究。为此，全书完成了如下任务。其一，论证国家主义是解读梁氏文学实践的密匙。这是全书的基础，这里主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厘清国家主义的学理源流并给出明确界定；探究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复杂成因；以充分的理由说明以国家主义解读梁氏文学实践的原因。其二，对梁氏国家主义文学实践进行系统研究。这个任务包括三个板块，分别是“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文学价值论建构”“国家主义视域下的文学媒介的革故鼎新”以及“原创作品及翻译作品中的国家主义诉求”。通过这三个板块的探究，呈现出梁氏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体系性、深广度和立体感。这三个板块是梁启超国家主义文学实践在不同维度的具体表征，涉及内容多、信息量大，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其三，论证梁启超国家主义思想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文学实践的变化。这一板块的意义在于，不仅可以展示梁启超后期文学实践的基本情况，还能由此揭示出梁氏前后期文学实践变化的深层原因，即他对国家主义所持的不同态度和价值立场。至此，本书以国家主义为纽带完成了对梁氏一生文学实践的纵向考察，避免了前人只关注梁氏前期文学实践而忽略后期的局限。其四，论证梁启超国家主义文学实践对后世的影响。这种影响表征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方法论即文学对于国家建构的重要意义，被后世政治力量尤其是政党力量所借鉴，将文学作为建国方略的一部分，并因之而提出各自的文学主张和立场；二是作为抵御外敌入侵的精神武器，被后人发扬光大，这在抗日战争期间有突出体现，包括官方的与民间的。这个论题虽已不是本书的重点，但是因之而可以看到国家主义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学实践的持续影响，利于后来者将相关研究向纵深方向推进。其五，通过全书的论证，自然得出一些有新意、有价值的结论。比如，对梁氏激进文学思想进行重新定位就是其一。笔者将梁氏激进文学思想定位为“国家主义文学思想”并对其内涵作出界定。我认为这种定位较之惯常的“功利文学思想”的定位更具合理性和准确性，更能彰显梁氏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时代特质和个人特质。

实际上，本书每一个板块的探究均有不同程度的创获。有知识性的创获：比如，对于“国家主义”的学术梳理以及由此得出的明确界定，可以廓清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一概念的模糊认识；比如，“国家主义文学思想”这一概念的提出及其界定，可以深化人们对于梁氏文学思想甚至中国近现代文学思想的认识。有观点或视阈的创获：这是本书最重要的创新之处，比如，“国家主义是解读梁氏文学实践的密匙”论题的提出，以及因之而来的两个分论题——“国家主义是梁启超一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国家主义的价值判断与文学实践的高度趋同”的提出；比如，基于国家主义视阈而对梁氏文学价值论建构、文学媒介的革故鼎新以及作品世界的价值诉求的独特解读，以及因之而呈现出的梁氏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系统工程”。有文献方面的创获：比如，从浩如烟海般的梁氏遗著中找寻出他关于国家主义在中国施行的诸多维度的思考所涉及的相关文献；比如，论及梁氏文学价值论建构时，以他所创办的刊物为依托广泛涉及同时代人的相关论著；比如，对梁氏所办刊物中插入的文学广告的辑录和解读；比如，对《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所载文学类论著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其中的每一个数据都凝聚了笔者的心血。有方法论上的创获：本书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灵活多样，比如数据统计法、表格分析法、文本细读法、附录补充法的应用；比如文学、史学、政治学、思想史的跨学科研究等。

如果说梁启超基于国家主义的文学实践是一个编码的过程，那么我们基于国家主义而进行的探究则是一个解码过程。在解码的过程中我们有持续的收获和发现，这些收获和发现不仅见证了梁启超国家主义文学实践的独特魅力和价值，还见证了其深度和广度。笔者期待这一个案研究不仅能够推进关于梁氏本身的研究，还能抛砖引玉，引发学界关注国家主义与中国近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从而将相关研究向系统化、纵深化方向推进。若能如此，本书将作为一朵小小的浪花融入梁启超研究或者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的学术长河而获得栖身之地，这将是笔者最幸福的事。

日本的相关研究，如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其中部分论文就是专门的有关梁启超文学实践的研究。
以笔者所见，大陆较早的如夏晓虹《梁启超“文界革命”论与“新文体”》，北京大学，1984年；台湾较早的如廖卓成《梁启超的传记学》，台湾大学，1987年。
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绪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年版，第2页。
《清史研究》，2004年第2期。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
南京大学，2004年博士论文。
《山东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