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为官就是做人——成功要读曾国藩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奇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他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挽狂澜于既至，扶大厦于将倾，再造满清“中兴”大业，即使一百多年过去了，仍令人回味无穷。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就连我们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也“独服曾文正”。那么，曾文正公在官场上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第3章　锐意进取得功名诗书文章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了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他还经常以李广、卫青、马等名将自况，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

“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人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日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在诗这方面，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少年得志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是缺乏去改变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嚷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做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很有才名。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做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父亲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于是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成亲。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

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爱不释手，但是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

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写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朝见皇帝之后，钦点了翰林，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贫寒的出身，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爬上去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人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千金难买真知己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郭嵩焘可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思想启蒙者了。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里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湘乡乐善里人，与曾国藩是同乡。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其少年自负，才华横溢，因不贪功名，不事科举，三十多岁了连秀才都不是。一次，县令朱孙诒偶然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其才华，便让其父亲督促他往县城赴县试，结果中了头名，遂补为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一番交谈，顿觉相见恨晚。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性情投合、都对学问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都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富有才华。刘蓉的才华可能世人不知，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曾国藩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即便是天各一方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才之盛衰，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又经刘蓉介绍，与郭嵩焘相识，于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互换庚帖，拜为兄弟。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说，清儒不像宋、明人那样聚徒讲学，又不像欧、美人有学会、学校为讲学讨论的场所，清代学者赖以交换心得的，是谈论学问的函札。曾国藩和刘蓉的通信，正是这种函札。刘蓉考科举不够顺利，当曾国藩在京城成了天子近臣后，刘蓉还是布衣一个，但他们的友谊丝毫不减。1843年6月29日，曾国藩在京城接到刘蓉来信，次日，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昨日接霞轩书，恳恳千余言，识见博大而平实，其文气深稳，多养到之言。一别四年，其所造遽已臻此，对之惭愧无地，再不努力，他日何面目见故人耶！”这种通信即使是曾国藩统带十万精兵作战，闲暇无几时也不曾中断。

曾国藩曾集苏东坡诗句为联赠刘蓉：“此外知心更谁是？与君到处合相亲！”

1853年，曾国藩接到皇帝旨意让他督办团练事宜，他马上想到了刘蓉和郭嵩焘，决定请他们来帮助自己完成此事。当时曾国藩写给刘蓉的信是这样说的：“吾弟能来此一存视否？吾不愿闻弟谭宿腐之义理，不愿听弟论肤泛之军政，但愿朝挹容晖，暮亲臭味，吾心自适，吾魂自安。筠老(郭嵩焘)

虽深藏洞中，亦当强之一行。天下纷纷，鸟乱于上，鱼乱于下，而蓉、筠独得晏然乎？”这意思是说，你来吧，我不想听你讲理学，也不要跟你筹划军政大事，只要每天能见上老弟你一面，我就宽心了。当然，这只是托辞，刘蓉实在是不可多得的高参。

结果，刘蓉和郭嵩焘先后都来到曾国藩军中。两人与曾国藩约定：“服劳不辞，唯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刘蓉专为曾国藩起草奏章等文件，郭嵩焘则为曾国藩管财政。但是曾国藩认为，刘蓉的“识力过人”，也就是见识高人一等，但“为统领则恐其不耐劳”，因此，曾国藩一直没有让刘蓉直接带兵。

1855年9月，刘蓉只有二十四岁的弟弟刘蕃到军中看望刘蓉，也参加了对太平军的战斗。11月30日，在进攻湖北蒲圻时重伤而死。刘蓉因此悲痛万分，遂离开军队回到家里。

刘蓉在家中闲居几年之后又再度出山并迅速升迁，这一切都源于曾国藩的爱将左宗棠。原来，左宗棠在湖南巡抚骆秉章门下，到1860年，左宗棠因事离开骆秉章幕府，行前力荐刘蓉可以接替他。刘蓉初时不愿出山，但次年骆秉章升任四川总督，刘蓉还是随着到了四川。因为辅佐骆秉章镇压两个造反者蓝大顺、李永和以及击败人川的石达开军有功，刘蓉迅速升迁为四川布政使，1863年又升为陕西巡抚，升迁的速度据说是湘军出征以来最快的。

有过官场经历的人大都能品味“宦海浮沉”的真正意义，官场的荣辱升沉，实在令人难以预测，文人进入官场更是犹如入云里雾里，不甚明了。曾国藩自办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以来，可以说历经磨难、吃尽苦头，而他的好友刘蓉比他运气还要坏得多。就在刘蓉在陕西整饬吏治、重整军备、革除弊政，准备振兴陕西时，却连遭朝中官员的弹劾。刘蓉不得不上疏自辩。当时太平天国已灭，大敌已去，朝廷也意图排斥湘军集团。曾国藩虽对刘蓉的处境愤愤不平，但也无可奈何。几经曲折，刘蓉终被革职。好在刘蓉功名心并不迫切，被革之后，便返回家乡，以讲学授徒为业。19世纪70年代中期，左宗棠奉命收复已被阿古柏侵略集团霸占了十余年的新疆，左宗棠深知刘蓉的才干，又因为刘蓉做过陕西巡抚，熟悉西北情况，便邀请刘蓉出山相助。此时刘蓉做官之心已淡，没有随左宗棠同行，但他致书左宗棠，献平西北六策：

一、剿贼不难，所雒者筹饷筹粮。筹饷筹粮尚易，尤难者运粮。非宽筹辅饷，运有办法，切勿进兵。

二、军糈无资，当缓新疆西征之师，先肃清陇境。辟地屯田，储糗粮，练马队，然后振旅出关。

三、办甘贼，当以陕为根本。资粮转输，皆须借力于陕，非得同心膂、共忧乐之人为陕抚，持心定志，不足与济艰难。

四、捻贼人陕，号四五万，然能战者不过六七千人。每战辄以马队万骑四面包裹，懦卒怯将，慑而望风靡。其实但能严阵坚持，屹立不动，则亦不敢进逼吾阵。俟其锐气之惰，奋起突击，必无不胜。

五、办甘回，当先清陇东，次捣河狄。两地既定，其余可传檄而定，专事剿，则力固不逮；不痛剿而议抚，则叛服无常，亦何能济。

六、关陇将才吏才，无可用者。然地瘠势艰，虽杰出者视为畏途，须广罗艰贞坚苦、仗义相从之侣，以资寰助。此六者其大端也。

我们看这六条，简直就是一篇诸葛亮的《隆中对》，充分显示了刘蓉的才能，怪不得曾国藩年轻时戏称刘蓉为“卧龙”。后来左宗棠平定西北回民造反，驱逐阿古柏侵略势力，正是按照这一方针进行的，在近代国弱民穷的情况下，为国家保住了新疆这块土地。

曾国藩的另一个知己郭嵩焘是曾国藩的小同乡，他是湖南湘阴人，字伯琛，号筠仙，比曾国藩小七岁。郭嵩焘与曾国藩是一生的挚友，儿女亲家。

他十九岁中举，二十九岁中进士，走的是与曾国藩一样的读书做官的道路。

按照湖南著名学者钟叔河先生的说法，郭嵩焘颇有一种叛逆性格，思想活跃，倔强自负，这对他后来的思想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钜之才也”。这是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对郭嵩焘的评价。

郭嵩焘是曾国藩初创湘军时极为关键的人物。郭嵩焘的命运也不比他的两位好友好多少。

1859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时候，郭嵩焘奉命随蒙古亲王僧格林沁到天津办理海防，受到僧格林沁的弹劾被降三级。后来，李鸿章率淮军到上虞，任江苏巡抚，保荐郭嵩焘任苏松粮道。不久升任广东巡抚，但又与原也是至交的左宗棠发生矛盾，被左宗棠弹劾降职。

1857年，郭嵩焘出使英国并担任中国驻英使臣。他见到西方人不仅船坚炮利，而且也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而且现时西方的政治、学术都比中国优越，因此，他主张不但要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技术、造船造炮，甚至还有他们的政治。他还把在欧洲的所见所闻写成日记，寄回国内刻印，广为发行，以便开拓人们的眼界，了解迅速变化着的世界。然而反响却大大地不妙。当时的中国，还以天朝上国自居，朝廷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虽然也有一些进步人士了解一些世界的变化，但并未被朝廷重用。郭嵩焘的这些见解，不为保守的中国士大夫和官场的保守官僚所容。士大夫骂他是“汉奸”，是“鬼子”，作联语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湖南守旧士绅甚至要掘他的祖坟。

民国年间，思想家、学者梁启超写道：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的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日日奏参，闹到奉旨回班才算完事。

他的境遇就好比屈原说的“众人皆醉我独醒”，钟叔河先生说他是“孤独的先驱者”。先驱者会受到后人的赞赏，但在他的生时，那滋味却实在不好受，整个官场，只有李鸿章还算能够理解他，但也帮不上多少忙。他卸任回国以后，湖南的士绅几乎没有人理他。而郭嵩焘则越发用起他那湖南人的蛮劲，坚持自己的见解，决不放弃。并说“流传百世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曾国藩几经磨难之后，总算认清廷在他死后封了个“文正”。郭嵩焘虽然比曾国藩长寿，但死时清廷不给谥号。直到郭嵩焘死后快十年，闹义和团的时候，还要把郭嵩焘当作“二毛子”，戮他的尸首。

郭嵩焘是孤独的先驱者，因为当时的社会原因，他的思想不能被理解，他的行为不能被接受，但是这些思想、行为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恩师挚友炼人生

曾国藩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像所有读书人一样，把科举考试看做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途径。所以，他在二十四岁以前从未踏出过湖南，除了到过长沙、衡阳等地，其他地方都没有去过。在湖南家乡的同辈人中，除郭嵩焘、刘蓉等几人外，也没有结识更多对他以后人生道路有重要影响的人。

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我境之所谓明师益友者我皆知之，且已夙夜熟筹之矣，唯汪觉庵师及欧阳沧溟先生，是兄意中所信为可师者。然衡阳风俗，只有冬学要紧，自五月以后，师弟皆奉行故事而已。同学之人，类皆庸鄙无志者，又最好讪笑人(其笑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四弟若到衡阳去，必以翰林之弟相笑，薄俗可恶)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唯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兄尝与九弟道及，谓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曾国藩认为自己的成长史中，在家乡并无太多益处，从家乡的友朋中获取的益处似乎不多。他说：我少时天分不算低，后来整日与平庸鄙俗的人相处，根本学不到什么东西，心窍被堵塞太久了。等到乙未年到京后，才开始有志于学习作诗、古文和书法。曾国藩的这番话，以及写给弟弟的信，自然是他站在京师翰林的高度，学有初成后所说的。由于整日与名儒硕学在一起，他当然感到昔日的时光多是在无益中度过，因而也就有了今是而昨非的意味。不过，话说过来，如果曾国藩仍然隅于湖南，后来的情况可能大不相同。

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交往便成为获取信息，相互扶助的重要手段。由于曾国藩到了京城，结交了一批新的师友，开阔了眼界，也认识到取得功名仅是人生之一端，而人生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可以做。尤其是晚清时代已不同以往，大清江山更青睐那些对国家有用的人。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我觉得六弟今年考中当然好，万一考不中，就应该把以前的东西彻底放弃，一心一意地学习前辈们的文章。年纪已过了二十，不算小了。如果还似摸墙走路一般，为考试卜题忙碌，等到将来时间付出了而学业仍不是精通，一定会悔恨失策的，不能不早做打算啊。我以前确实也没看到这一点，幸亏早早得到了功名，而没受到损害。假如到现在还未考中，那么几十年都为了考取功名奔忙，仍然一无所得，怎能不羞愧呢？这里误了多少人的一生啊！国华是世家子弟，具备天资又聪明过人，即使考不中，也不会到挨饿的地步，又何必为科举耽误了一生呢！”

曾国藩通过在外学习、与友人交往，提高了自己的眼界，最集中的体现就是他对自己过去的否定与不满，还有就是劝弟弟放弃科举一途。一个人能看到自己的缺点与不足，能够改正以前不对的地方，这是非常难得的。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是人生的一次可贵的升华。他从良师益友那里看到了个人在大干世界中的渺小位置。因此，要做“圣贤英雄”，要“志大人之学”，才能走出狭小的个人天地，走向广阔的天空。

他在写给家里诸弟的书信中，颇感欣慰地介绍所结交的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诗书、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

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人，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但都是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他还颇为自得地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余不欲先去拜别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

曾国藩在北京的主要交际圈，就是他在家书中所提到的这十几个人，他们都属于当时北京的名流学者。由于曾国藩出身翰林，必须有“国学”的基本功，因此他初入京师，自然也和这些人打交道。其中，有的成为生平好友，有的成为日后事业发展的引路人，还有的人对于他文学(主要是古文诗词等)上有很多帮助。

邵懿辰，字位西，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是曾国藩讨教今文经学的主要人物。他少年时就有著作传世。曾国藩到北京后，他任职军机章京。由于他才思敏捷，下笔成章，所以当时的许多大型活动，尤其是皇帝颁发的诏谕，多由他草拟。在繁忙的军机之余，他与文章大家唐鉴、梅柏言等人“以文章道义相往来”。由于曾国藩师事唐鉴，因而对邵懿辰也格外敬重。

对他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刘传莹和何绍基。

刘传莹是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身边有古文字学大家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他阅读后便向刘传莹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

何绍基，字子贞，号东洲，是湖南道州人。他精通书法，擅长吟咏。对文字学、经史也颇有研究。曾国藩与他交往中，感到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

在理学方面，曾国藩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进行讨论。

吴廷栋，号竹如，是安徽霍山人，“生平笃信朱子，不敢师心自用，妄发一语”。曾国藩与他的交往颇多，时间也颇长。曾国藩到了北京后，他的视野比原来更加开阔，他感受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压力，于是对有用的人“强与之附”。即采取主动办法与之接近、亲近，对于无补于学、无益于仕途等可多可少之人“渐次疏远”。而他相交契合的就是吴廷栋。他给家人的信中说：吴竹如最近来得比较多，一来就坐下做终日的倾谈。所讲的都是一些修身治国的大道理。听他说有个叫窦兰泉的，其见识十分精当平实。窦兰泉也熟知我，只是彼此之间至今未曾见面交往。竹如一定要我搬进城去居住，因为城里的唐鉴先生可以当我们的老师，再加之倭仁先生、窦兰泉也可以作为朋友，经常来往。师与友从两边夹持着我。我想，自己即使是懦夫也会变得坚强起来。子思与朱子曾经认为学习之事就好像炖肉一样，首先必须用猛火来煮，然后再用小火来慢慢煨。我反省自己，生平的工夫全都没有用猛火煮过，虽然也有一点小小的见识，但那都只是靠自己的领悟能力得来的。我偶然也用过一点功，但不过是略有所得。这就好比没有煮开过的汤，突然用小火慢熬，那结果是越煮越不熟。因此，我急于要搬进城去，希望自己能屏除一切，从事修身养性的克己之学。倭、唐两先生也劝我赶快搬。然而城外的朋友，我也有些希望经常见面的人，如邵蕙西、吴子序、何子贞、陈岱云等人。

翰林学问，文章经世让曾国藩感到无比的振奋。应该说，曾国藩是幸运的，他身边有那么多“指针”为他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城内城外都舍不得，曾国藩只恨自己不会分身术，多分几个自己。曾国藩语言诙谐，尤其擅长比喻。他引用古人的话说，“与周瑜周公瑾交往，好像喝很甘醇甜美的酒一样舒服。”他觉得与邵蕙西两人的交往就有这种味道。两人一见面便长谈不愿分手。对子序的为人，曾国藩当时还不能做出结论，但对他的见识远大而且精辟十分佩服。他常常教诫曾国藩说：“用功好比掘井一样，与其掘了好几井而没有一口掘到地下的泉水，倒不如老是守着一井掘，一定要掘到泉水为止。”曾国藩认为这句话正道中了自己的毛病。

他在信中不无自豪地告诉家人：我等来到京城后，才开始有志学习写诗写古文并习字之法。但最初也没有良友，近年来得到一、两位良友，才知道有所谓治学者，有所谓躬行实践者。才知道范仲淹、韩琦等贤臣可以通过学习做到，才知道司马迁、韩愈的文章水平通过学习也可以达到。程颐、朱熹也可以通过学习达到。

在一般人眼里，那些成功人士，学者名流都是高不可攀的。在曾国藩进入北京之前也是如此，他认为，那些名流雅士都是高山仰山，是可望而不可及、不能及的。然而在北京生活了两年后，他通过朋友们的开导，认识到“圣贤豪杰皆可为也”。他要为自己立一个标杆，引领自己向着目标前行。值得一提的是，二十多年后，曾国藩重返南京时，还专程看望昔日交往甚密而今日仅存的朋友吴廷栋。那是6月的一天，曾国藩亲自带酒到吴廷栋家作客。

当时的吴廷栋也已八十岁了，他在南京租屋而居已经五年了，宅子所处偏僻，腿上有病不能行走，所以每天坐在那里校勘书籍，孜孜不倦，曾国藩每日必拜访一两次，谈论时事，品评政治。

学习要温故而知新，交朋友也是这样，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曾国藩在广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老朋友，尤其是他的湘籍朋友。这不但扩大了他在家乡的影响，而且对他日后出山也是一种人才的“储备”。

修身养性学朱子

有人称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理学大师”，是有清一代“儒学藩镇”。那么，他是如何修炼自己，从而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内圣”、“外王”的最杰出代表的？

其实，曾国藩还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他已受了儒学的系统熏陶。点翰林入院读庶吉士，他踌躇满志，在给亲友的信中，充分表达自己要成为诸葛亮、陈平那样的“布衣之相”，而学问上要做孔孟那样的大儒。如他给诸弟的信中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他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座右铭。还说，自己以不为尧舜周公为忧，以学不讲德不修为忧。又说：“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孑L孟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

这是他立下的一个成为大儒、成为圣贤的大目标。开始一段，经、史、诗、文样样都学，什么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方苞、李白、苏轼、黄庭坚及近世诸家的著作，他都如痴如醉地泛读、死记，学问既渊又博。后来因为受到唐鉴、倭仁等理学家的影响，开始专攻宋明程朱理学，尤专于朱熹。

在曾国藩交往的诸多师友中，对他的思想与治学影响颇大的当数唐鉴和倭仁两人。

唐鉴，号镜海，湖南善化人，嘉庆十四年(1809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久官京外，后内召为太常寺卿。唐鉴为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对程朱非常有研究，当时汉学风行一时，“翕然从风，几若百川之朝东瀛，三军之随大纛。”只有唐鉴“潜研性道，被服洛闽，力践精思，与世殊轨，亦豪杰之士矣。”

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再官京师，倡导正学”，在他周围聚集了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等一批理学名士，皆推崇唐鉴的学问。

唐鉴服膺程朱之学，是当时义理学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开始叩开学问大门，即是从唐鉴那里学习程朱。

曾国藩与唐鉴的相识是一个偶然的机遇。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道光皇帝在乾清门接见他，曾国藩作为翰林院检讨，侍驾在侧。道光帝极称唐鉴治朱子学有成就，并能按“圣学”之教亲自去做，是朝廷的好官。道光帝的当面称赞，使曾国藩对唐又羡慕又好奇，于是便主动到唐鉴的家里，施弟子礼拜访。

年过花甲的唐鉴是知道曾国藩这位小同乡的，对他的勤奋好学，自投门下的谦恭很是满意。因此，他们俩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

唐鉴的第一次谈话，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是了不起的大转折。

曾国藩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当以《朱子全集》为宗。而读此书绝不可视为八股进阶之书，而要躬自实行，是修身的典籍。而修身要以“整齐严肃”、“主一无适”八字为诀，整齐表于外而主一持于内。读书之法，“在专一经”；一经通后，旁及诸经。又说，所谓学问，只有三门，即义理、考核、文章，三者之要在义理统之。唐鉴告诉他：“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不必他求。至于用功着力，应该从读史下手。因为历代治迹，典章昭然俱在；取法前贤以治当世，已经足够了。”

唐鉴的一席话对曾国藩而言，确实“胜读十年书”。原来三十年光阴，竞不知学问门径。经老先生一点拨，曾国藩如有指归。他在当天的日记中激动地写道：“听之，昭然若发蒙也。”

他立即把他的重大收获写信告诉他的家人、朋友。在写给同乡前辈贺长龄的信中说，“我最初治学，不知根本，寻声逐响而已。自从认识了唐镜海先生，才从他那里窥见一点学问的门径。”

此后，曾国藩经常与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跟唐鉴习朱子理义之学。在唐鉴的教导下，曾国藩立下“日课”，有早起、主敬、静坐、读书、写日记、偶谈、作诗文、临帖、专读一经、谨言、保身、夜不出门十二条规矩。

又立《立志箴》、《居敬箴》、《主静箴》、《谨言箴》、《有恒箴》，高悬书房之内，严格考究和要求自己。唐鉴还经常检查曾国藩的日记，有检查不深刻的当即指出，深挖病根；对他敢于揭发自己内心隐私、隐患之处，给以极大鼓励。

唐鉴还把自己的《畿辅水利》一书交给他阅读，使他认识到一个儒学家，不光要精通圣典，更重要的是关心民事，留心经济，从修身，到治国，这就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真谛。决不可只会背圣贤之书，而不会治国理政，那是有·背了圣贤之意的书呆子。

由于唐鉴精于义理之学，即所谓练“内功”，曾国藩自此一段时间跟从唐鉴致力于宋儒之学，这段理学经历对于他的伦理道德思想及克己省复功夫影响很大。义理之学的陶冶让他在后来走向军旅，与清廷、与地方官、与太平军多方周旋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虽然是屡遭拂逆，九死一生，但他能在困难拂逆的环境中艰苦支撑，如果没有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恐怕他不会笑到最后。而这种坚忍强毅的意志力量，就得力于他此一时期的陶冶。他的理学的“内敛”功夫又让他得以晚场善收，能够在极复杂的情况下处理好与清廷的关系。

唐鉴还向他介绍了倭仁，认为倭仁这方面做得好，不自欺、不欺人，可以称得上是圣贤了。

由于唐鉴的推荐，曾国藩又去拜访倭仁。倭仁实际上是唐鉴的弟子，他的读书、修身也是跟唐鉴学的，也是咸同年间著名的理学家。

倭仁对曾国藩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倭仁，字艮峰，号艮斋，是驻防河南开封的蒙古旗人出身。道光九年(1829年)考中进士后进入京师，与李棠阶、王庆云、罗绕典等人进行“会课”，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每月六集，迭为宾主，皆在时晴馆”。这种“会课”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写“日录”，即每天写下心得体会，以改过迁善为目的，属于心性修养；第二步是互相批阅“日录”，有批评，有鼓励，也有建议；第三步是当面指陈得失。由于原来参加“会课”的人或者外出做官，或者坚持不下来，而倭仁自始至终“精进严密”，因此备受瞩目。

曾国藩同倭仁认识之后，他们往来的时间比唐鉴又多了。倭仁的教导与唐鉴不二法门，只是谈内省时，在实践中对自己的要求比唐鉴还严格。他介绍说，自己的微念稍一萌动，就赶紧记在日记、书札中，在静坐时自己和自己“讨论”，把哪怕是点滴些许不合圣贤规范的想法，消除在思想深处的萌芽状态，使自己的心术、学术、治术归之于一。倭仁的“克己”之法，简直到了严酷、苛刻的地步。

倭仁笃守程朱理学，通过他的日记对道咸同三朝士林影响颇大。倭仁的日记主要是记载自己修养的心得体会，为格言警句式的语录体。曾国藩的幕僚方宗诚说，他见过吴廷栋、涂宗瀛等人的倭仁日记手抄本，他自己又“皆录而藏之”。郭嵩焘也见过陈作梅和方鲁生两个抄本，他自己也“借抄”了一帙，他认为倭仁的日记“多体味有得之言”。倭仁还编辑《为学大指》一书，辑录程朱理学家的语录。全书共六条：立志为学、居敬存心、穷理致知、察几慎动、克己力行、推己及人。此书的目的是“正世之惑于歧趋及汩没功利而不知止者”。曾国藩与倭仁的交往属于师友之间，倭仁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并要他“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真的当天即开始写日课，“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仁批阅指教，倭仁毫不客气地教曾国藩“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曾国藩对倭仁的日课册敬畏有加，“不敢加批，但就其极感予心处著圈而已”。从此之后，曾国藩日读《朱子全集》，按唐鉴、倭仁的“日课”要求去做，重点在反省自己。但是，起初打坐静思十分困苦，坐下来就打瞌睡，睡梦中又尽做些升官发财之事。于是便在日记中痛骂自己，把日记交给倭仁看，让他帮着骂自己。

如此搞了几个月后，每天搞得精神疲惫，不久便得了失眠症，整日精神不振，身体也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再也坚持不了“日课”中的“静坐”一节了。曾国藩说，是“天既限我不能苦思，稍稍用心，便觉劳顿，体气衰弱，耳鸣不止”。尽管他不再搞面壁静坐自省了，但是对理学的攻读却日益努力。不仅攻读程朱，还追溯而上，阅读张载、周敦颐的著作，比诸孔、孟，系统研究中国儒家的学问。

曾国藩文、史、书法、考据虽皆有一定造诣，但其思想宗旨未离儒学，儒学方面又认宗朱熹的新儒学。最显著的是在与太平天国对抗中，打的是卫道的旗号。有人认为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是一场“宗教战争”，即太平军由洪秀全创立、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而曾国藩创湘军，打的是儒教的旗号。

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但却说明了曾国藩言必称孔、孟、朱子，的确是一个儒家道统的继承与捍卫者。

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国过年有贴春联的习俗，每逢春节，各家各户便把各式各样喜气、吉祥的春联贴到门上，而古代士大夫家庭或农村中的绅士阶层的门户上往往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农耕社会的特色，儒家文化的浸润，渗透于字里行间。

曾国藩也是秉持这样的持家之道。他自己从先辈“半耕半读”的家风中成长起来，又结合自己治学、为官的人生经验，进一步发扬了耕读传家的传统。他与妻子欧阳夫人一起，勤俭持家，教子育女，在封建社会末叶的残阳夕照中，形成了一道独具特色的士大夫治家图景。

欧阳夫人是曾国藩的结发妻子，也是他的老师欧阳凝祉的女儿。婚后与曾国藩育有三子五女，长子曾纪第早天，实际活在世上的有七个。欧阳夫人早年在湘乡老家，道光二十年(1840年)携子纪泽进京与曾国藩团聚。在北京的十二年中，生下五个女儿：纪静、纪耀、纪琛、纪纯、纪芬，以及第三个儿子纪鸿。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离京，欧阳夫人带领子女回到老家，在乡下持家教子十余年，直到同治二年(1863年)才随居曾国藩官邸。

欧阳夫人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妇女。她自从嫁入曾家门，便秉承丈夫的意愿，亲自操持家务，纺纱织布，烧菜煮饭，克勤克俭，毫无怨言。曾国藩虽然长期身在军旅，后又总督两江，经手的银钱何止千百万，但他以廉洁自律，“誓不以军中一钱寄家用”，欧阳夫人在家的生活远不像一般高官家庭那样宽裕。

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初三，曾国藩在南京两江总督任上总结自己的修身持家之道，归纳为“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四条，作为教育子侄的重要家训。其主要精神是：“慎独则心安”。中国古代儒家代表人物都讲究“慎独”，并把此作为修身的基本要求之一。曾国藩推崇理学，并被人视为理学大师，他认为只有做到慎独，也即当游离于“组织”和“集体”之外时仍能一如既往地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才能求得心灵的安静宁谧和修养的浸润升华。现在人们讲要在独处时“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受得起挫折”，也是同样的意思。曾子有言“问心无愧”，孟子有言“俯仰天地，不愧不怍”、“养心莫善于寡欲”，都是注重通过慎重独处时的言行名节来修养身心、历练品性。林则徐有一副名联：“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无欲则刚”四字恰是慎独的最高境界。

“主敬则身强”。曾国藩把“敬”作为儒家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之一，指出，孔子以“敬”教人，程、朱诸子则千言万语不离此一要旨。“主敬”的功夫，更可以使身体强健。对内守静至纯，对外恭谨严肃，是“敬”的功夫；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是“敬”的气象；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是“敬”的效验。内心有所敬重，有所畏惧，则能临事神悚、气振，不敢懈怠，身体因之变得强健。

“求仁则人悦”。曾国藩则把追求“仁”作为赢得人们真诚信任和拥戴的条件。他指出，每个人都是“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百姓与世间万物，均同出一源，如果只知自私和利己，不知为他人着想，不知仁民爱物，则违背了天性人情。至于为人“父母官”者，肩承拯民溺、济民困的职责，更应汲汲以求仁、教人以求仁，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命，方能不负圣贤教化、君王信用。如此，则能虽成事显达，而任劳任怨，天下人众望所归，谁会不拥戴他呢？

“习劳则神钦”。这是说，耐得住辛苦，习惯劳作的人，连神仙都要钦敬。

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又说“成由勤俭败由奢”，一勤天下无难事，莫向光阴惰寸功。若为自己着想，则一定要操习技艺，磨练筋骨，遇到疑难困惑则努力学习和实践，而后才可以“动心韧性”，长于才识，“增益其所不能”。为天下着想，则一定要吃苦受累忍饥挨饿，以普及勤劳习性和教化广大民众为己任，极勤以救民，极俭以奉身。所以君子欲成为人神信赖之人，关键一着莫过于勤劳。

曾国藩这四条齐家之道，与他一贯所主张的“八宝”、“五箴”、“十二日课”等的内核是一致的，无外乎勤、俭、敬、恕等内涵。他要求以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以期有成焉”。相似的，曾国藩还说，吾教子弟不离“三致祥”，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纸上得来终觉浅。曾国藩不仅在书信中指点曾家子弟不忘修身齐家，更是在实践上模范带头，并时时监督子侄们的落实情况。他告诉儿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三百金”；又说，“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又叮嘱主持家事的二弟曾国潢，“吾家子侄，人人须以勤俭二字自勉，庶几长保盛美”。曾国藩在前线，唯恐其弟在家为他买田置屋，“则寸心大为不安，不特生前做人不安，即死后做鬼也是不安”，并特意给国潢交代：“弟若听我，我便感激尔；弟若不听我，我便恨尔”，“望贤弟千万无陷我于恶。”1867年，当他听说家中修整宅第用度铺张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接腊月二十五日家信，知修整富厚堂屋宇用钱共七千串之多，不知何以浩费如此，深为骇叹！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宦之恶习，誓不为之。不料奢靡若此，何颜见人！平日所说之话全不践言，可羞孰甚！屋既如此，以后诸事奢侈，不问可知。大官之家子弟，无不骄奢淫逸者，忧灼曷已！”

曾国藩对儿子有很高的期望。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他都是一一点拨。在读书上，要求他们“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每当看到儿子在信中向他请教学问，就非常欢喜，并耐心地予以解答；还要求儿子在回信中对他的解答谈谈体会，如咸丰九年(1859年)给曾纪泽的一封信中提到：“吾前一信答尔所问者三条，一字中换笔，一‘敢告马走’，一注疏得失，言之颇详，尔来禀何以并未提及？以后凡接我教尔之言，宜条条禀复，不可疏略。”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出人头地的，但他对儿子的教育却很灵活。两个儿子科举之路不顺利，连举人都未考中。曾国藩鼓励他们读有用之书，习有用之学，而不要一味沉浸于科举仕途之中。同时他鼓励体质不好的儿子多外出，在欣赏山水中增加历练、陶冶性情。毫无疑问，这在当时都是相当开明的。在这种开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中，兄弟二人都学有专长，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曾纪泽学习英文，钻研近代科技，并于光绪四年(1878年)出使英、法等国，又于光绪六年兼任驻俄公使，前后历时八年之久，“万国身经奇世界，半生目击小沧桑”，成为中国最早的外交家之一。在兼任使俄大臣期间，曾纪泽为收回伊犁与俄国进行了长达半年多的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2月改订新约即《中俄伊犁条约》，代替了前任使俄大臣崇厚签订的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为中国争回了大片国土。这是曾纪泽外交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也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一大成就。曾纪鸿则精通算学，编有《炮攻要术》、《电学举隅》，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卓有成就的自然科学家之一。

对于女儿，曾国藩同样倾注了一位父亲的爱，却并不溺爱和娇惯。他女儿众多，“遂深以妇女之奢逸为虑”，指出富贵家庭不勤不俭者，看看他们的内眷表现如何就知道了。他亲自为女眷们制定每日功课，如“做小菜点心酒酱”之类的‘食事’；“绣花或绩麻”之类的‘衣事’；“做针线刺绣之类的‘细工’”：“做男鞋或女鞋或缝衣之类的‘粗工’”等等。据五女曾纪芬晚年回忆说：“余等纺纱、绩麻、缝纫、烹调日有定课，几无暇刻。先公亲自验功，昔时妇女鞋袜，无论贫富，率皆自制，余等须为吾父及诸兄制履，以为功课。纺纱之工，余至四十余岁随先外子居臬署时，犹常为之，后则改用机器缝衣。三十年来，此机常置余旁，今八十岁矣，犹以女红为乐，皆少时所受训练之益也。”

曾国藩希望长保家风传之久远，是因为他有一套“天概”理论：管子日：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余谓天之概无形，仍假手于人以概之。霍氏盈满，魏相概之，宣帝概之；诸葛恪盈满，孙峻概之，吴主概之。待他人之来而概而后悔之，则已晚矣。吾家方丰盈之际，不待天之来概、人之来概，吾与诸弟当设法先自概之。

“概”是刮平的意思。曾国藩认为物极必反，“盛时宜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之家尤其应该注意谨慎谦虚，勤俭传家，以避免噩运来临。

这种带有宿命论色彩的小心显然是多余的，但注意加强对青年子弟的教育，无疑是非常理智的。古有明训日：“富不过三代”，为什么？就是因为富贵家庭往往忽视对子女的教育，使他们在优越的环境中沾染上诸多坏习气。

是以他们不能继承家业，不能克守家风，一再地上演“一代不如一代”的悲剧。当代世界上许多家族式企业，继承者能够发展家业的，都是那些从小受到良好教育和严格约束的孩子，相反，导致家业衰败的，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曾国藩对儿女们的婚事显然有自己的考虑。他为儿女们择定的配偶，都出自士大夫家庭，大都是有着很深交情的同乡、同年、同事的子女，“女五人，皆适土族”。曾国藩为子女择妻、择婿，看重的是书香门第、知根知底，而不是对方的显赫权势(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可以为他(她)们择取“一人深似海”的烜赫家庭)。像他这样的高官家庭，固然特别注重门当户对，但也有很多人把子女的一生幸福毁于个人的“政治婚姻”里面。后来袁世凯就通过政治联姻的方式笼络了许多达官贵族，使个人在政坛捭阖中如虎添翼。这种政治婚姻不只是源于中国，而是大有国际市场，恩格斯就曾敏锐地指出：“(在欧洲的骑士、王公等权势阶层中)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后来李鸿章为自己心爱的小女择取夫婿时，把落魄不堪的张佩纶招入府中纳为快婿。当时张已经因中法战争中马尾海战失败的罪责而在政治上无望再起，连“潜力股”都谈不上，李鸿章看重的是他的学识人品。在对待子女的婚姻问题上，李鸿章的确是受到了曾国藩的影响。

为人父母，总是想尽办法让子女过上好日子。曾国藩虽然对儿女的婚事费尽心力，但最终结果却并没有如他所愿。特别是几个女婿，有的彬彬弱质，英年早逝；有的小时候尚可，长大后成了纨绔子弟；有的婆母凶悍，虐待曾家姑娘——看来知识分子的家庭并不一定代表着妻贤子孝，又比如西方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也是一位著名的悍妇。囿于封建礼教及朋友关系，曾国藩常常爱莫能助。比如大女婿袁秉桢。婚后暴露出纨绔子弟的作风，曾纪泽“深以为虑”，写信给父亲述说其事。曾国藩在回信中也只能说“余即日当作信教之”，“将来或接至皖营，延师教之亦可”，反过来还要劝纪泽等人“于袁婿处礼貌均不可疏忽”，顾其体面以防自暴自弃。曾国藩对待“袁婿”的态度，并没有使女儿的生活幸福起来，因为“袁婿”更加放肆，更加无所顾忌。曾国藩虽然气愤，却也无可奈何。当不堪忍受的曾纪静曾多次要求回娘家住时，却又遭到曾国藩的拒绝。无独有偶，《湘军志》的作者王闽运，其女婿不务正业，女儿写信向他哭诉，他在回信中气极而写下“有婿如此，不如为娼”的出离愤怒之语，但愤怒之后也依然是无奈。

愤怒也罢，无奈也罢，都已经于事无补。这不是曾国藩的失德，可以看到，在对待子女的婚事上，他比袁世凯之流要高尚和慎重。曾国藩不是不疼爱自己的女儿，几个女儿的婚事都是他亲自挑选的，都是找一些门户相对的，或者是至交好友的家庭，他没有选错亲家。这对于当时的一名在朝廷任重职的大臣，这样关心和操心女儿的婚事，也要算是对女性的看重了。这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悲剧。自由婚姻离他那个时代太遥远，虽然当时西方早就大行其道——在此前后，正是《红与黑》、《简爱》等文学作品盛行的时代——而他生活在中国，他不能离开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太远。他超越了时代，体现着开明，却不能大踏步地前进，不可能完全脱离于生存环境。他徘徊于旧途，恋栈于老路，虽然用心良苦，终究难有突破，在许多事情上甚而涂上了悲剧色彩。

难能可贵。凡事因其难能，才显可贵，曾国藩的修身、齐家就是这样。正如他以一介儒生、文职官员，而能墨绖出山，建立起一支“别开生面”的军队，并靠着这支后来被称为“湘军”的勇营武装扑灭了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革命。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已修，家已齐，接下来，就应该是考取功名，缔造事业，治国平天下了。

第4章　发愤图强夺京官

钦点翰林无炭敬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在封建时代，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曾国藩在最初踏上科举之路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进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说的并不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而是言行如一，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京官十二年中，他从未假公务之便身染墨黑，这在贪污成风的晚清社会，的确算是位难得的清官廉臣。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序上弥补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个清代贪风极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积财甚厚，聚敛成性。当时皇帝的心理也是非常奇特，贪官没有养肥之前没有任何动作，一旦贪官成为巨蠹时，他就会马上下令抄家问斩，在所不惜。时人称为“宰肥鸭”。到了晚清，贪风日烈。曾国藩作为一个翰林，既无权又不贪，物质生活的贫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清代有一位叫汤斌的清官在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劫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责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的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方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解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物质生活上的清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别无生计，光景渐窘，拆东墙补西墙，总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过个“丰”年。所谓炭敬，说的是当时北方天气严寒，每至冬日，家家烧炭取暖，外官照例于冬令以钱馈赠京官用为取暖之资，是为炭敬之名，实际是官场通行的陋规，约定成俗的旧例，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送礼。可能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下级官吏，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当年地方官竞无炭敬馈赠，曾国藩无奈，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同样是东挪西借。春夏之交，他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二百两。到年底，累计欠债四百两。曾国藩自顾不暇，焉能顾家？不过，曾国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寄些银两作为父母买肉之用。

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他的师友比较多，能够左右逢源，但欠债毕竟要还钱！这使曾国藩焦急不安，“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曾国藩的早年诗作中，不乏对艰窘生活的描写。如赠梅伯言诗中日：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

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佣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国藩的“傲奴”一诗颇有意趣：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令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硖。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境况稍好，但绝不富足。家里欠债，他要量力清还，诸弟捐监要他出钱，二男五女要养育，历次升官要请客，还有一些人情礼往。用度日繁，最后还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生活上只有节俭。所以，曾国藩虽然在北京为官十二年，但是就总体而言是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

曾国藩从民间走出来，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在翰林院期间，虽然不乏吃请应酬，偶尔也在自己的寓所摆上一桌，但总体上他感到“酒食较丰”并不是好事。

当时，在外官眼里，京官是肥差，躬身于天子脚下，各项事务都极为方便。一天，好友刘觉香从外省来到京城，对曾国藩大谈“做外官景况之苦”。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京官的苦楚。曾国藩对此触动很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

这就是说，做地方官如果是肥缺，就会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如果立志不坚卓，极易成为贪官。如果是瘠缺，连生活都困难，更何以立志、发达？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国藩在北京时期生活的清苦，还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佐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曾国藩准备赴京散馆时，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临别时，他的二舅江永燕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也”。他的三舅江永薰，亲自送他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说罢凄然泪下。几个舅舅朴实无华的品质以及他们家的贫寒景况均深深印记在曾国藩兄弟的头脑之中，永远难以忘怀。

后来，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时常去信向舅舅问安或送以薄礼，或给予银钱以周济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兄弟的二舅去世时，因家贫未做到道场超度，次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等人的家书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表示要给他的二舅补做道场，并“恤其妻子”，征求他的两个弟弟的意见，问其是否同意他的打算和计划。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本应宽裕。但他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6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对他的经济状况会有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习惯，士人将翰林得差早晚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因为一充试差，即意味着有颇为可观的一笔进项。曾国藩得试差较早，可称为“红翰林”。七月初，曾国藩偕副考官赵楫一同驰驿出京。经过明成祖与李景隆交战处白沟河时，曾国藩有感而发，得诗两句：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沟河一战使燕王终于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战败后被燕王朱棣夺得，史称“靖难之役”。由于此行正值酷暑，加之连降暴雨，因此曾国藩路途染病。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接到衙署，为他请医治病。数日后病愈入蜀，天气转晴。曾国藩的心情也随之一喜，赋诗日：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

此次试差是曾国藩行程最远的一次。一路上，曾国藩尽管身体不佳，但仍踏访遗迹，诗兴时发，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诗作。

10月11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三个生日。面对中华民族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自，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11月20日，曾国藩历时半年有余，回到了京师。这次试差，曾国藩得到了当时官场盛行的“规礼”。第二年春天，他将这笔钱用于偿还他在京中所借的债欠，另外又寄回家中几百两，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试差缓解了曾国藩拮据的境况，但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因此，他在京之日的声誉也就日渐远扬。

芝麻开花节节高

道光十八年(1838年)四月，二十八岁的曾国藩在正大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属下等，得赐同进士出身。此后正式更名为国藩，取国之屏藩之意。同年人翰林院做庶吉士。道光十八年五月初二，由礼部堂官引见，朝见道光帝；因答对明白、条理清晰，加之衣着朴素，深得道光帝赏识，被破格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进士入翰林，清朝开国以来仅曾国藩一人。之后他十年七迁，连跃十级，成为二品大员。对于生长在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如此顺达的官运在晚清政坛上是及其罕见的。最令人感慨的是，他曾在一年之内连升四级，这番只有在戏剧里面看到的场景，却实实在在发生在这个湖南士子的身上。那么曾国藩到底有何能耐？何以能得如此殊荣呢？

曾国藩飞升之快，官运亨通之原因不止一个。比如他个人勤苦努力，要求自己极其严格，广泛结交京内名流，在京官中造成了勤恳好学，为人正直、谦恭的普遍声望。他自己就说“在京颇注清望”。当然，在封建官场之中，如果没有实权派的大佬赏识和提携，即使你有再高的才学再大的名望，也未见得能官运亨通。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上迅速飞升，其实也离不开朝中大佬的着力提拔，其中主要是穆彰阿的引与扶持。

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穆彰阿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在历史书上，他被认为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陷害林则徐，并被骂为“道光年间的秦桧”。穆彰阿(1782-1856年)，字子朴，号鹤舫，满洲镶蓝旗人，郭佳氏，出身于满族官僚家庭，父广秦，官至内阁学士，右翼总兵。穆是曹振镛一类的人物，曹是“多磕头，少说话”处世哲学的创造者，穆彰阿奉之为金科玉律，曹、穆二人极得道光宠信。穆为军机大臣二十余年，尤其控制了中央科考选拔官员的大权，自嘉庆至道光两朝，进士考试、殿试、朝考、庶吉士考差、翰詹大考，他都参与或主持。这是“衡文大权”，亦即选官大权。凡由阅卷、主考官手下产生的进士等功名者，都视考官为最亲近、终生不改的“老师”，自己是考官永久的门生，比学校中最亲近的真正的老师还要尊重。

穆彰阿利用几十年的“衡文大权”，利用门生故旧，广树党羽，时称“穆党”。凡是他想要推荐或打击的人，没有不成功的。例如罗敦衍、何桂清、张芾是同年翰林，张、何散馆后都拜穆为“老师”，唯罗敦衍不拜。结果张、何同得考差，唯罗因“年轻”未得考差。实际上罗敦衍是三人中年岁最长的，在上谕待发时，穆彰阿恼罗不拜自己为师，竞让皇帝收回了成命。

曾国藩会考之时，总裁官即为穆彰阿。考试之后，曾国藩如式拜见了穆彰阿，穆对曾的文章、学问和行事都很赞赏。1843年翰林散馆大比，穆彰阿又是总考官。试后，曾国藩又亲拜了穆氏，并把自己的考卷誊清，呈给了穆彰阿，于是曾国藩又得了好成绩。

不仅如此，穆彰阿还对曾国藩觐见皇帝、升官晋爵的关键之处直接指点扶持。有一次，皇帝要召见曾国藩，曾预先到穆彰阿处请教对答的内容。

穆彰阿让一个干练的文员告诉曾国藩，以四百两的酬金赠送某内监，可买得皇帝的诏对内容。曾国藩照此办理了，结果皇帝召见时，所问果然是四百两白银买到的“历朝圣训”之内容。此后，曾国藩的官运就更加飞黄腾达了。

曾国藩对穆彰阿的感激之情亦非一般。穆彰阿被罢，曾每过穆宅，皆感慨唏嘘。二十年后，曾国藩赴任直隶总督，进京陛见时，又专程拜访穆氏的后人。此后，又让儿子曾纪泽访问了穆彰阿之子穆萨廉。

曾国藩的成功与穆彰阿的扶植固然有一定关系，但在十余年宦海生涯中，那仅仅是一个原因，况且比较偶然。曾国藩在十余年的官场生涯中能有飞速的高升，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还是与他个人的努力分不开的。曾国藩出身寒门，秉性淳朴，不善钻营取巧。他每日按儒家“克己归仁”的目标严酷地反省自己，对个人思想中不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私”字，严厉地克制、革除，每每痛骂自己。

实际上，曾国藩的十余年京官并未成就“曾国藩的大业”，而是自我教育，刻苦修养的过程，反而成就了“曾国藩的人格”。如果没有京官以后的对抗太平军，他或者成就一个真正的道学家，或者成为平平庸庸的、寓克自扰的官员。但他不会成为营私舞弊的贪佞之官，因为他要求自己大严格了！前文所述的唐鉴、倭仁帮他制定的“日课”，那“十二条规”，最主要的就是自我反省，简直就像个宗教徒，实则正是儒教教徒，清教教徒。

曾国藩的《立志》、《居敬》、《主静》、《谨言》、《有恒》“五箴”是十分著名的。百年以来，不仅当时的文人奉为座右铭，连后来的许多伟人、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甚至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对之评价都相当之高，把他作为立志、奋斗、修德、养性、做人、处事的经典和楷模。其立志：在于“澄清天下”，救国救民；立志而后，便持之以恒，铢积寸累，自然成功；反省自我，哪怕是前有猛虎，后有毒蛇，面对三军，也要“我虑则一”，毫不苟且；对自己的言行，要禁绝“巧语悦人”，对人对己都要坦坦荡荡，不自欺、不欺人，等等。曾国藩成为高官显贵之后，每日自修、自省、自律，从不停止。观其日记、文章、书信，令人十分感慨。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努力，才使他成功，绝不是一个穆彰阿的扶持能达到的。

曾国藩的自省、自律、自我教育达到了极深入的程度。他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真可谓下流矣！”儒家圣人。皆讲求“慎独”，说：“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是说，圣人、君子修己之德，丝毫不能苟且放松，在人不知、鬼不觉的“独处”之中，一样严格、谨慎地要求自己。曾国藩虽然在睡梦中，梦见别人得了利益，自己羡慕，但在日记中则责骂自己“卑鄙”、“下流”，这种苛责自己的精神，确是值得后人学习。

因此说，曾国藩能够在官场中脱颖而出，前途畅顺，不是没有原因的。

归根到底，原因不外乎两点：主要是自己每天都在不断努力，其次是机会来了便抓住。

以身作则守戒律

曾国藩熟读孔孟之书，对孔子的学说极为推崇，他非常赞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官场上，大多数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慢慢出现了繁荣景象。

官场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接受不了，有的人自己不喜欢就严格限制此种行为。时任六安郡太守的涂廉访对秦淮河的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呈报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的汇报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蜂堡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

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利，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这种美德，使曾国藩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曾国藩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人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曾国藩把这一切都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伏彼起，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把地方情况向他反映，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c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蓓蓓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斗胆直谏犯天颜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

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论定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

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官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

“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谁也不敢肯定。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

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日：”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

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对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形成他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传统中国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

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天下后世都闻名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五人，认为堪当大用。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骤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的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统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借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1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冒死直陈，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外观满眼民生日蹙。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亲人亡故思湘乡

一个人一旦忙碌起来便会忽略掉很多东西，自道光十九年(1839年)赴京就职以来，为了仕途前程，曾国藩已阔别家乡整整十二年。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曾国藩的祖母病故，他闻讣后即欲南归，但未能成行。第二年春天，星冈公身患重病，这位刚强一生的男子在他的晚年无奈地倒在了床上。

曾国藩闻讯后除写信给父母、几位弟弟详商治疗办法后，他决定一定要回家探望，但是。身为官场中人，很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四千里关山，将一个游子的思乡之情阻隔。自京城往返湘乡，行程需要三、四个月，加上小住一两个月，最起码也得耗掉半年的时间。按照当时清朝的规定，这样的“长假”

是不予批准的，只能暂时离职，假期期满后回京重新补缺。而按正常情况，重新补缺往往需要一年左右，而且，将来能否补上“优缺”还是个问题。这是曾国藩难以下决心回乡省亲的重要原因。再者，往返费用开销也很多，当时曾国藩已经“负债累累”，如果再增加支出，对一个京官而言是不堪重负的。

因此，曾国藩给弟弟们写信讲回家的“三难”：兄自去年接祖母讣后，即日日思抽身南归。无如欲为归计，有三难焉：现在京寓欠账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账，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一难也。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我在家或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二难也。我一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三难也。有此三难，是以踌躇不决。而梦寐之中，时时想念堂上老人，望诸弟将兄意详告祖父及父母。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下次写信，务必详细书堂上各位老人之意。

曾国藩的心情是如此，家人也同样盼望着久别的他能够尽早团圆，只是儿女私情跟国家大事比起来，总是显得那么渺小。家中老人为了不妨碍儿子的前程，给曾国藩写信时告诉他，让他一意服官，不必挂念家中之事。

曾国藩只好在信中回复父母，表示“男前与朱家信言无时不思乡土，亦久宦之人所不免，故前次家信亦言之。今既承大人之命，男则一意服官，不敢违拗，不作是想矣。”

不久，曾国藩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连升三级的佳绩也算是对曾国藩的一个补偿吧。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年届六十。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花甲之年属于大庆，应该把寿辰办得更风光。在京城的曾国藩又不能自已，决定明年请假回乡再办。他去信跟几位弟弟说：“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唯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今诸弟科第略迟，而吾在此间公私万事丛集，无人帮照。每一思之，未尝不作茫无畔岸之想也。吾现已定计于明年八月乞假归省，后年二月还京，专待家中回信详明见示。”

曾国藩虽然急切地盼望回归故里，但这次依然没能成行。不久，祖父病逝的消息从湖南老家传来。曾国藩闻讣后请假两个月，在京中寓所穿孝，以托哀思。他还向亲友同僚发讣帖五百余份，并特别写上“谨遵遗命，赙仪概不敢领”。由于不收银钱，曾国藩便将收到的祭幛做成马褂数十件，分寄家中族戚，即所谓民间的“分遗念”。回乡省亲待出山咸丰二年(1852年)6月12日，曾国藩在焦急不安中被钦命充江西乡试正考官，奏准回籍探亲。江西毗邻湖南，距湘乡尤近。因此，曾国藩次日递折谢恩时，奏请试竣后赏假两月回籍省亲。咸丰允准。

6月24日，满怀着为朝廷取士的“热望”和与家人久别重逢的喜悦，曾国藩驰驿而行。繁华的京城和威严的紫禁城被远远地留在了身后。他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一别就是十几年。他也不会想到，时代的激荡把他引向另一条道路。他更不会想到，这一次离京，儒生真的羽化成“蛟龙”，他的命运已与大清朝息息相关。

曾国藩乘坐官备驿站，经直隶，过安徽，经过一个月的旅行，于7月25日，行抵安徽太和县境的小池驿时，接到了母亲江氏已于6月12日逝世的讣闻。曾国藩想起十几年前的分别竞成永别，想到操持一生的母亲临终前竞没有见到身穿二品官服的儿子，他痛心不已，遂调转方向，由九江登船，急急奔回原籍奔丧。

曾国藩一到湖南，满耳朵听的是太平军节节北上，清军抵挡不住，形势如何紧迫的风声。实际上，在曾国藩逆长江行至汉阳时，湖北巡抚常大淳便告诉他：长沙已被“粤匪围困”，只得由水路改走旱路，经湘阴、宁乡而达湘乡。四十二岁的曾国藩扶棺痛哭09月22日，曾国藩的母亲江太夫人被安葬在下腰里宅后。此时的太平军已锐不可挡。

回家奔丧，本该好好祭悼生他养他，一别十几年，临终又未得见上一面的慈母。但是，这些却被太平军北进的消息冲淡了。长沙之围虽解，但太平军是主动撤围，意在加快北上的速度。不久便攻克岳州，攻占汉阳、武昌。太平军所到之处，清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闻风而逃。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连克州县，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08月，太平军围攻长沙，全省震动，地主富豪纷纷逃命，郭嵩焘兄弟及湘中名宦左宗棠兄弟也率眷属避人玉池山梓木洞。年底，太平军兵指湖北，水陆并进，“帆帜蔽江，所过城镇，望风披靡”。与太平军的势如破竹相反，清军一触即溃，接连丢失重要城池，大有土崩瓦解之势。这一年年底，太平军以地雷轰塌武昌城墙，遂克武昌。这是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举国为之震动。眼看江南半壁江山换了颜色，咸丰皇帝气急败坏。虽然他早就知道八旗兵与绿营兵软弱涣散，但没想到竞如此不堪一击。前方局势的急转直下，促使清廷高层不得不寻找另外的救急之策，这就是令各省在籍的大臣举办团练，自卫桑梓。

咸丰皇帝让曾国藩留乡办团练既有一般性又有他特殊的背景。

此时，太平军势力浩大，清军无力对抗，清政府下令地方官举办团练，尤其命令回籍的官员为团练大臣，利用人地两熟，在地方又有号召力的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对抗太平军。如：1852年9月，任命刑部尚书陈孚恩为江西团练大臣；1853年2月，任命在家养病的广西巡抚周天爵为安徽团练大臣：不久，又命工部侍郎吕贤基办团练。仅仅1853年3月到4月，就先后任命四十五人为团练大臣，仅山东一省就有十三人，曾国藩也是在这时被任命为湖南团练大臣的。

咸丰二年十一月末，咸丰在给湖南巡抚张亮基的谕中说：丁忧侍郎曾国藩，籍隶湘乡。于湖南地方人情，自必熟悉。著该抚传旨令其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搜查土匪事宜，必尽心不负委任。

中国封建社会历来讲究“以孝治天下”，清代更有明文规定，无论多高职务的官员，父母死了必须离职守制。如果朝廷特别需要这位官吏，必须发特诏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或于守制尚未期满之时，即令复职，这种制度称为“夺情”。有的人为了表示尽孝的诚心，甚至连皇帝“夺情”的命令也可以不听。封建社会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但臣子要搬出一个“孝”字来对抗，君也无可奈何。当然，这要冒被君主厌弃的危险，但也可以大出个人气节的风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