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功名与人品

明清时代有一项重要规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这一规定是耐人寻味的。《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是秦汉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维系人心、培育道德感的主要读物。我们经常表彰“中国的脊梁”，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秦汉以降，“中国的脊梁”大都是在儒家经典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以文天祥为例，这位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曾在《过零丁洋》诗中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丹心”，就是蕴蓄着崇高的道德感的心灵。他还有一首《正气歌》，开头一段是：“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身在治世，正气表现为安邦定国的情志；身在乱世，则表现为忠贞坚毅的气节。即文天祥所说：“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1282年，他在元大都(今属北京)英勇就义，事前他在衣带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四书”“五经”的教诲，确乎是他的立身之本。明清科举制度规定以“四书”“五经”为基本考试内容，希望借此取得“端士习”“崇正学”的效果，正是基于这样一些事实。清顺治九年(1652)，在各省学宫立卧碑，即开门见山地指出：“朝廷建立学校，选取生员，免其丁粮，厚以廪膳；设学院、学道、学官以教之，各衙门官以礼相待，全要养成贤才，以供朝廷之用。”此后的康熙帝、雍正帝亦一脉相承地强调“养成贤才”这一宗旨。

朝廷的这种努力，不能说完全没有成效。在《儒林外史》中，那个主考的学道听知县李本瑛叙说了匡超人“行孝的事”后，立即热情地表示：“‘士先器识而后辞章。’果然内行克敦，文辞都是末艺。”答应一定录取匡超人。这表明，有些官员还是听信朝廷的话，注重培养贤才的。

但教育目标与实际状况的两歧也是生活中的普遍情形。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朝廷的本意是灌输圣贤之道，而应试者却大都只将儒家经典当成猎取功名富贵的工具，根本不打算身体力行。清陈澧《太上感应篇·序》切中要害地分析道：“世俗读‘四书’者，以为时文之题目而已；读‘五经’者，以为时文之辞采而已。”孔孟的著作，朱子的言论，一旦沦为陈澧所说的“题目”“辞采”，也就是高翰林说的“教养题目文章里的辞藻”，即被当作敲门砖，还有谁当真照着去做？

吴敬梓对这种教育目的与实际情形分道扬镳的状况看得一清二楚，他在《儒林外史》第一回便提醒读者：用八股文取士，“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也许，天目山樵的评语讲得比吴敬梓更全面些：“古来荣禄开而文行薄，岂特八股为然。”但八股取士中存在“文行薄”的弊端，毕竟是事实。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延伸到日常生活中，便是用美妙的合乎纲常的言论来为一己的私利服务，王德、王仁便是如此。严监生因原配王氏快要死了，跟这两位舅丈商议扶正“生了儿子的妾”赵氏，两位“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但当他们各得到严监生的一百两银子后，态度立即大变，催他赶快扶正赵氏。王仁甚至拍着桌子道：“我们念书的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道理；你若不依，我们就不上门了！”言辞多么冠冕堂皇，可骨子里是为了那一百两银子。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来博取富贵，可能导致的另一后果是：儒家经典读得越来越熟，八股文写得越来越好，人品却越来越差。匡超人便是一例，这个农家子弟，起初是何等能干、孝顺、淳朴，但等到读了书，考了一个秀才，又因为提携他的知县李本瑛“坏了”，他怕被连累，逃到杭州，碰上了景兰江、赵雪斋等人，学他们做斗方名士，又从一个衙门潘三那里，学了很多做坏事的本领。从此，他变成了一个卑鄙无耻的混蛋。匡超人的堕落，责任在谁？齐省堂本评语归罪于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卧闲草堂评语则以为，主要在于匡超人所遇匪人，假如他碰上的尽是马二先生辈，是不至于陡然变为势利熏心之人的，“无如一出门既遇见景(兰江)、赵(雪斋)诸公，虽欲不趋于势利，宁可得乎！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苟为素丝，未有不遭染者也”。

比较而言，卧闲草堂评语无疑更为公正。但从“《春秋》责备贤者”的角度来看，马二先生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匡超人早期的生活导师，却未能帮助匡超人增强对恶劣风气的免疫力。我们还记得他对匡超人的那段发自肺腑、情真意切的教诲：

贤弟，你听我说。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馆、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这就是《孝经》上所说的“显亲扬名”，才是大孝，自身也不得受苦。古语道得好：“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而今甚么是书？就是我们的文章选本了。……

马二先生说这些话自是“热肠一片”，可他不引导匡超人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谈举业、功名，却一个劲地鼓励他“出头”“荣宗耀祖”“宦途相见”，为了做举业，甚至可以不管病在床上的父亲，这能说是恰当的吗？这样的举业，当然无助于人品的改善。

匡超人与潘三交往的前前后后，尤其令读者质疑科举教育“养成贤才”的功效。

潘三这个人物，三言两语很难说清。据他的堂兄潘保正介绍：“是个极慷慨的人。”读者也觉得他着实慷慨。匡超人与他无亲无故，只因潘保正托他“照应”，遂尽心竭力。他为匡超人办了好几件不寻常的事：指点迷津，教匡超人“在客边要做些有想头的事”，莫同斗方名士鬼混；先后资助匡超人数百两银子；操办匡超人的婚事。一句话，对匡超人，潘三够朋友！

但潘三又是个地地道道的猾吏。在旧日正派读书人的心目中，猾吏属于十恶不赦的那种人。清初小说家蒲松龄就曾想上书朝廷，建议定这样一条法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这是因为，公役没有不可杀的。所以，能够诛杀蠹虫一般的公役的，即为循法守礼而有治绩的官员；即使对这一流人苛刻些，也不算虐政。他还说：“凡为衙役者，人人有舞文弄法之才，人人有欺官害民之志。”就通常情形而言，蒲松龄说得一点也不过分。且看潘三的所作所为：他“包揽欺隐钱粮”“私和人命”“短截本县印文及动朱笔”“假雕印信”“拐带人口”“重利剥民，威逼平人身死”“勾串提学衙门，买嘱枪手”……“如此恶棍，岂可一刻容留于光天化日之下”。他被访拿“下在监里”，那是罪有应得。

匡超人与潘三的命运呈戏剧性的转换：当潘三被逮，跌进人生的低谷时，匡超人却在岁考中被取在一等第一；又被学政提了优行，贡入太学肄业；又得到李给谏(即从前的乐清县知县李本瑛)的扶持，考取教习(皇室宗学的教师)。

匡超人春风得意，回本省地方取结。他还记得老朋友潘三么？早忘到脑后去了。我们只听见他滔滔不绝地对着景兰江吹牛皮，与口口声声自称“乡绅”的严贡生非常相似。

可潘三还记得匡超人。不只记得，还指望与这位“朋友”会一会，叙叙苦情。照我们的想法，匡超人自会一口应承；想想当初潘三待他的恩情，岂有不应承之理！

然而读者估计错了。听蒋刑房转达了潘三的意愿后，匡超人非但不应承，还振振有词地发表了一通“原则性”极强的议论：“本该竟到监里去看他一看，只是小弟而今比不得做诸生的时候。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照着朝廷的赏罚。若到这样地方去看人，便是赏罚不明了。”“潘三哥所做的这些事，便是我做地方官，我也是要访拿他的。如今倒反走进监去看他，难道说朝廷处分的他不是？这就不是做臣子的道理了。”

这又是严贡生的口气。读者记得，王德、王仁曾与严贡生谈起严监生之死，惋惜因参加科举考试未能与严监生“当面别一别”，严贡生却坦然地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严贡生以“为朝廷办事”为由，践踏兄弟之情；匡超人则以“替朝廷办事”为由，践踏朋友之情。“为朝廷办事”已成为行刻薄寡情之实的借口。《儒林外史》第二十四回卧闲草堂评语说：

潘三之该杀该割，朝廷得而杀割之，士师得而杀割之，匡超人不得而杀割之也。匪惟不得而杀割之，斯时为超人者，必将为之送茶饭焉，求救援焉，纳赎锾焉，以报平生厚我之意，然后可耳。乃居然借口昧心，以为代朝廷行赏罚，且甚而曰：“使我当此，亦须访拿。”此真狼子野心，蛇虫螯毒，未有过于此人者。昔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而君子不以为非者，以朋友自有朋友之情也。使天下人尽如匡超人之为人，而朋友之道苦矣。

所谓“朋友自有朋友之情”，强调的是“义”的原则，是对知己的刻骨铭心的感戴。读书人向来倡导“士为知己者死”，以性命报答知己是一种崇高的人格境界。千古流传的高山流水的故事，结束于钟子期死，伯牙终生不复鼓琴，所隐喻的含义正是：为了知己，自身的所有利益均可放弃；一切其他的考虑，统统让位于知己之情。

那位读者提到“蔡伯喈伏董卓之尸而哭之”，蔡伯喈即汉末著名文人蔡邕，董卓则是汉末残暴专横的豪强。据《资治通鉴》第五十九卷记载，五原太守王智曾诬陷蔡邕“谤讪朝廷”，蔡邕被迫亡命江湖达十二年之久；董卓“闻其名”，征聘他做官，蔡邕借口有病拒绝了。董卓以灭族相威胁，蔡邕才勉强出来任职。董卓见蔡邕，大喜，一月间三次升他的官，拜为侍中，很是倚重。后董卓被诛，蔡邕“闻之惊叹”，王允斥责蔡邕怀董卓“私遇”，同情“大贼”，将蔡邕处死。《三国志演义》第九回具体展示了蔡邕伏尸而哭的情节，并由蔡邕自我表白：“邕虽不才，亦知大义，岂肯背国而向卓？只因一时知遇之感，不觉为之一哭。”

如何看待蔡邕的行为？清初毛宗岗评点《三国志演义》，其看法是：

今人俱以蔡邕哭董卓为非，论固正矣，然情有可原，事有足录，何也？士各为知己者死，设有人受恩桀、纣，在他人固为桀、纣，在此人则尧、舜也。董卓诚为蔡邕之知己，哭而报之，杀而殉之，不为过也。犹胜今之势盛则借其余润，势衰则掉臂去之，甚至为操戈、为下石，无所不至者。毕竟蔡邕为君子，而此辈则真小人也。

这与卧闲草堂评语的见解一致。的确，对于忘恩负义的“小人”，“原则”早已成为他们作恶的辩护词；既然如此，还不如扔掉这些“原则”，撕开“小人”的伪装。

那位读者未提到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的事，也许是因为于史无证，但《三国志演义》的那段描述实在比写蔡邕之哭董卓更为感人。关羽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表现的是对刘备的“忠”；二、“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表现的是对曹操的“义”。而《三国志演义》渲染得尤富于生气、尤为感人的似乎还是后者。在元代的《三国志平话》里，“义释”的色彩并不鲜明：事先既没有孔明的调遣布置，关羽也没有存心释曹；而是“曹公撞阵。却说话间，面生尘雾，使曹公得脱。关公赶数里，复回”。《三国志演义》则突出了关羽释放曹操的自觉性——关羽的“义”外化为一种复杂的、充满人情味的英雄气度，超越了政治利益和个人生死(关羽与诸葛亮立有军令状)的考虑。人格操守比集团利益更重要，这是罗贯中希望透露的核心意思。毛宗岗回前总评也认为，曹操的确是个大奸大恶、得罪朝廷、得罪天下的人，但他始终把关羽当国士来对待，不愧为关羽的知己。因此，别人杀曹操，那是为朝廷斩贼；关羽杀曹操，那是杀他的知己。杀自己的知己，这是关羽宁死也不会做的。毛宗岗说得太对了。关羽丧失了“原则性”，却成就了其“义”的人格。可以说，人格是关羽生命的基石，他的勇武，他的风度，因为与他的人格结合，才具有千载之下犹令人向往的魅力。

与关羽和蔡邕相比，匡超人这个大言不惭地宣称“替朝廷办事”的家伙，不是卑污得很吗？他的“原则性”极强，可他的人格呢？这些体制之内的人物，他们哪里还记得孔子、孟子的训诲？

用“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博取富贵，到头来，“富贵”战胜了“圣贤”，于是势利熏心、世风日下便成为题中应有之意了。五河县就是这样一个标本。即使是曾经活跃过虞博士一辈人的南京，最终也不免一派污浊之气。“士习未端，儒效罕著”，朝廷的教育目标只能是一厢情愿的设想，一个常常不能兑现的设想。

1.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49页。
2.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3. 文天祥：《文天祥全集》，北京：中国书店，1985年，第375页。
4. 脱脱：《宋史·文天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540页。
5. 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八十九，见《钦定大清会典》，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6年，第10228页。
6. 陈澧：《东塾集》，见《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00页。
7. 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卷五《伍秋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72页。
8. 蒲松龄：《聊斋文集》卷十《循良政要》，见《蒲松龄集》，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86页。
9.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92页。
10. 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705页。
11.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11页。
12. 罗贯中：《三国志演义》卷二，北京：商务印书馆，1957年，第7页。
13. 《三国志平话》，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86页。
14. 素尔讷等纂修，霍有明、郭文海校注：《钦定学政全书校注》，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