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大传 - 第一章　前人遗留的基业与矛盾

第一章　前人遗留的基业与矛盾

第一节　成吉思汗窝阔台留下的遗产

一、成吉思汗留下的遗产及对忽必烈的厚望

无论对于蒙古族、中华民族还是整个世界而言，成吉思汗都是震撼古今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他一生中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给忽必烈留下了三大遗产。这三件大事：一是统一了蒙古高原，实行了一系列新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制度，使蒙古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可以这样说，没有成吉思汗就没有蒙古族，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真正缔造者。二是南下征金，攻克了金朝的首都中都（今北京），占领了黄河以北地区，灭掉了西夏，招降了畏兀儿、哈剌鲁和林木中百姓，为忽必烈统一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三是进行了西征，摧毁了当时的西方大国花剌子模，打败了钦察与斡罗思联军。在此基础上，蒙古进行了三次西征，建立了四大汗国。他留给忽必烈的三大遗产：一是庞大的大蒙古国，二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三是一种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

据《史集》《蒙古源流》《新元史》等史书记载，从忽必烈出生直到成吉思汗去世之前，成吉思汗都对他寄托着厚望。《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一开始就写了忽必烈出生时的情况，其中讲道：忽必烈的生母是“唆儿忽黑塔尼”，“他的乳母是出身于乃蛮部落的一个妃子，是末哥（木哥）的母亲”。忽必烈比木哥早出生两个月。当时成吉思汗亲眼看到这个孙子后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火红色的，这个孩儿却生得黑黝黝的，显然像〔他的〕舅父们。去告诉唆儿忽黑塔尼，让她把他交给一个好乳母去喂养。”于是便把忽必烈交给了木哥的母亲撒鲁黑。两个月后，木哥出生了。撒鲁黑把木哥“交给一个唐兀惕部落的乳母喂养，自己则喂养忽必烈，直到他长大为止”。这一记载，说明了成吉思汗对忽必烈的格外关注，也说明了忽必烈尊敬木哥的母亲、与木哥形同亲兄弟的原因所在。

1224年，成吉思汗率领西征军回到乃蛮故地，当时忽必烈刚刚10岁，他与自己的同母弟旭烈兀前去迎接西征军和祖父的归来。成吉思汗亲眼看着他们到草原射猎，忽必烈射到一只野兔，旭烈兀射到一只黄羊。《史集·成吉思汗纪》记载说：“蒙古人有如下风俗：小孩子第一次出去打猎时，要在大拇指上拭油，即以肉和油脂拭指。成吉思汗亲自替他们拭指，忽必烈合罕轻轻地抓住成吉思汗的大拇指，旭烈兀汗却紧紧地抓住〔他的大拇指〕。成吉思汗说：‘这个坏蛋要把我的手指掐断了！’”《新元史》的记载与此略有出入，其中说：“国初猎禽兽，以血染长者拇指。旭烈兀持太祖手用力重。”而忽必烈则“捧太祖手轻拭之，太祖甚悦”。这一记载也是突出了忽必烈在成吉思汗诸孙中的特殊地位，说明他不仅善于骑射，而且很注意待人接物的礼貌与分寸，因此长大后才能“仁明英睿”。

成吉思汗通过多年观察，对忽必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1227年在其去世前对身边的人们说：“幼年忽必烈之言，足使吾人注意。其言谨慎，汝辈尽应知之。彼将有一日据吾宝座，使汝辈将来获见一种命运，灿烂有如我在生之时。”这一记载最早见于《蒙古源流》，冯承钧翻译的《马可波罗行纪》的注释中引用了这句话。这句话可能出于拥护忽必烈的后人的编造，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成吉思汗确有知人之明，在自己的几十位孙子中，特别看好忽必烈。

二、窝阔台大汗的遗产及其遗留的矛盾

1.拖雷监国窝阔台继位大汗

成吉思汗在世时，确定窝阔台为自己的继承人。当时成吉思汗主要是从政治稳定和管理才能方面考虑。它说明当时蒙古国汗位的继承还不是嫡长子继承制，而是保留了一些推举制即军事民主制的痕迹，实行的是亲中选贤的制度，即从可汗嫡子的“贤者”中选拔继位者，最后由库里台大会予以确认，这是一种带有蒙古族特色的汗位继承制度。

成吉思汗1227年去世，窝阔台并没有立即继位，而是在两年后（1229）才登上汗位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根据蒙古族的惯例，大汗死后，新任大汗必须经过宗亲、贵戚和勋臣参加的库里台（大聚会）推举，大汗与臣属各自宣誓之后，才能算正式即位，才能合法地行使汗权。于是出现了一段汗位空缺时期。在这段时期，先可汗的幼子可以以大斡耳朵继承人身份监国，也可以由先可汗大妃监国，同时负责筹备召开选举大汗的库里台事宜。成吉思汗去世时，少子拖雷根据蒙古族“少子守灶”的传统，继承了成吉思汗统治的中心区域和主要军队，包括六十多个千户军。而作为大汗继位人选的窝阔台只继承了4个千户军。这实际上是蒙古族古老的财产继承制。于是拖雷权任监国，等于是掌握了当时蒙古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和中央政权，成为当时蒙古国的实际统治者。正是这种亲中选贤的大汗推举制与“幼子守灶”的财产继承制导致了蒙古汗国和元朝在汗位、皇位继承问题上的一系列矛盾与冲突，导致了蒙古汗国时期的汗位转移和元朝中后期的宫廷政变。

由谁做蒙古国的大汗将影响蒙古国的发展方向和政局的稳定。当时的汗廷重臣耶律楚材倾向于立窝阔台做大汗，他一方面要求监国拖雷坚决执行成吉思汗遗诏，说“此宗社大计，宜早定”，否则“恐生他变”。在库里台大会上，他又努力做当时的蒙古长王察合台的工作，希望他带头向窝阔台大汗行跪拜礼，说：“王虽兄，位则臣也，礼当拜。王拜，则莫敢不拜。”耶律楚材还“定册立仪礼，皇族尊长皆令就班列拜”。及窝阔台即位，察合台率皇族及众臣跪拜于帐下。在这次汗位继承问题上，耶律楚材发挥了关键作用，被察合台誉为“真社稷臣也”，“国朝尊属有拜礼自此始”。朝臣跪拜之礼的确定对蒙古汗国汗权的巩固发生了重大影响。窝阔台继位为蒙古国大汗，对成吉思汗事业的延续、蒙古国政权的稳定起到了重大作用。

2.实行封建化改革

蒙古政权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是从成吉思汗时开始，到元世祖忽必烈时完成的，窝阔台时期已经开始采取封建化改革措施。之所以发生这种转化，起决定作用的当然是由于“经济条件”发生了变化，但与出身于汉族、契丹族、女真族的儒臣的影响也有重大关系。在这个转化中，契丹贵族后裔耶律楚材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人物。

（1）改定官制，重用儒士

随着汗廷政务的日趋繁重，同时受周围政权先进的管理经验影响，窝阔台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1229年，开始设立课税所。1231年，始立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事无巨细，皆先白之”。粘合重山为左丞相，镇海为右丞相。这时中书省的权力虽然不能与隋、唐、宋朝的中书省相提并论，与以后忽必烈建立元朝后的中书省也有所不同，但它毕竟标志着蒙古政权的最高行政机构已经从内廷初步分立出来。

窝阔台责成耶律楚材负责征收赋税，给他提供了一个提拔重用儒生的机会。他选用天下著名儒生20名充当十路征收课税所的正副长官，他们都是“宽厚长者，极天下之选”，其参佐也全部任用熟悉封建制度的“省部旧人”。这是蒙古政权第一次大规模起用汉族知识分子做官。

军政分立，互相制约，削弱地方，集权中央，这是汉族政权长期形成的传统。窝阔台即位的第二年，耶律楚材向他提出了18条建议，其中第一条就是“郡宜置长吏牧民，设万户总军，使势均力敌，以遏骄横”。即主张军政与民政分开，互相牵制。

耶律楚材还主张采用汉族的中央集权制度，将财经大权、司法大权都收归中央。1230年他提出：“中原之地，财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县非奉上命，敢擅行科差者罪之。”同时还提出：“应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报，然后行刑。”窝阔台打算“裂州县赐亲王功臣”，耶律楚材根据历朝的教训，对窝阔台说：“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与之。”只因当时窝阔台已答应分封，不便收回成命，于是耶律楚材建议由“朝廷置吏，收其贡赋，岁终颁之，使毋擅科征”，限制封王的权力。

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1238年，即戊戌年，蒙古汗廷派出宣课使“随郡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这就是著名的“戊戌选”。可惜只举行一次，没有形成制度。

（2）反对屠杀政策，禁止掠民为驱口，实行编户制度

早在成吉思汗时，耶律楚材就不断宣传“好生恶杀”的道理，既反对蒙古军队的大肆屠杀，也反对“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窝阔台南征金朝时，他又建议下达了一道诏令：“逃难之民，来降者免死。”并“请制旗数百，以给降民，使归田里，全活甚众”。蒙古军队有屠城的旧制，金朝首都开封即将被攻破时，大将速不台建议屠城。耶律楚材听到这个消息，两次上奏窝阔台，保全了147万人的性命。从此蒙军屠城的现象大大减少了。

掠夺奴隶和财富是处于奴隶制阶段的蒙古军队作战的目的和动力，也是发展奴隶制的一个重要条件。宋子贞说：“国初方事进取，所降下者，因此与之。自一社一民各有所主，不相统属”，许多被征服的人民变成了蒙古贵族的驱口，沦为奴隶。“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耶律楚材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奏括户口，皆籍为编民”，即将驱口解放为一般平民。但对于如何编户，朝内大臣也有意见分歧，多数人主张像蒙古和西域各国那样“以丁为户”。耶律楚材“独以为不可”，说：“自古有中原者，未尝以丁为户。若果为之，可输一年之赋，随即逃散矣。”从唐后期实行两税法，汉族政权即根据土地多少征收地税，根据财产多少征收户税，若只看人丁多少，不问财产，这种办法汉族人民是难以接受的。耶律楚材主张，制度政策要充分考虑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历史传统，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3）保护农牧业，实行封建赋役制度

成吉思汗时期将精力放在西征上面，“未暇经理中原，官吏多聚敛自私，资至巨万”，而国家的“仓廪府库无斗粟尺帛”，有的蒙古贵族甚至认为：“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耶律楚材予以驳斥道：“陛下将南伐，军需宜有所资，诚均定中原地税、商税、盐、酒、铁冶、山泽之利，岁可得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足以供给，何谓无补哉?”窝阔台尽管对此还不大相信，但仍然责成耶律楚材“试为朕行之”。耶律楚材用实际成果让蒙古大汗看到了农业和封建税收对国家的用处，这是蒙古政权保护农业经济、实行封建赋税制度的开端。

在窝阔台即位之前，蒙古草原也有贡赋的征发，《蒙古秘史》上称为“忽不赤儿”，但对于征收的数量并无明确的规定，于是出现了“行无定制、取无限量”的情况，自然就加重了广大牧民的负担，也会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窝阔台即位之初即依照中原和西方诸国的赋税制度，确定草原牧民的税制：规定蒙古民有一百匹马者输牝马一匹，一百头牛输牝牛一头，一百只羊输羚羊一只，并定为永制。这种“百税一”的草原税制相对农业地区的“十税一”来说自然是一种很轻的负担，同时还禁止诸王随意搜刮百姓。

在征税方式上，耶律楚材反对扑买课税，禁止以权谋私。当时西域各国实行一种由商人包税的扑买制度，后来一些西域和汉族商人要求把这种制度搬到中原，“以银一百四十万两扑买天下课税”。耶律楚材坚决反对，说：“此贪利之徒，罔上虐下，为害甚大。”

蒙古贵族不仅抢掠奴隶、财富，还勾结回回商人经商谋利，往往借贷官钱作为本钱。耶律楚材建议“贸易借贷官物者罪之”。另外，“州郡长吏，多借贾人银以偿官，息累数倍，曰羊羔儿利，至奴其妻子，犹不足偿”。耶律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为定制，民间所负者，官为代偿之”。这是打击高利贷剥削的一项重要措施。

（4）主张尊孔重教，整理儒家经典

1232年，当汴梁即将被攻破时，耶律楚材就建议窝阔台“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奉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借以争取大批儒生。

1236年，耶律楚材“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召儒士梁陟充长官，以王万庆、赵著副之”。燕京、平阳是当时北方的文化中心，这两个编集经史机构的设立，对保存儒家经典、传播文化起了重大作用。辽朝耶律严所著的《辽实录》就是因为他的保存才得以传到元朝的，成为元修《辽史》的主要资料来源。

耶律楚材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竭力推行封建化政策，对蒙古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因此，宋子贞在《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中对耶律楚材作了充分的肯定，其中说：“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所谓更造夫妇，肇有父子，信之有矣！加之南北之政每每相戾，其出入用事者又皆诸国之人，言语之不通，趋向之不同。当是之时，而公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所学，戛戛乎其难哉！若此时非公，则人之类又不知其何如耳！”虽然他的主张没有完全实现，晚年又遭到被乃马真大妃重用的回回人奥都剌合蛮的打击，抑郁而死，但他开创的蒙古封建化趋势已经不可逆转。

3.假道南宋联宋灭金

成吉思汗临终遗嘱中专门提出了“灭金方略”，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1229年窝阔台即位后，便决定根据成吉思汗遗嘱全力灭金。

蒙古灭金战争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229年秋至1231年春，主要任务是扫清外围，建立向开封进军的灭金基地；第二阶段从1231年秋至1232年春，具体实施成吉思汗的灭金方略；第三阶段从1233年夏至1234年春，即攻克汴京，联宋灭金。

（1）假道于宋，三峰山之战

太宗三年（1231）五月，窝阔台召集诸王众将会议，商讨灭金方略。攻占凤翔后，曾有一降人李昌囤向拖雷提供了一条“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的具体进军路线：即从凤翔出宝鸡、入汉中，不到一个月即可到达唐、邓。于是会议做出了一个三路灭金的战略部署：窝阔台大汗亲率中路军由山西南下渡黄河，攻占河中府，入洛阳，直指开封；左路军进攻山东济南；右路军由拖雷率领，绕道宋境，下兵唐、邓，捣汴京之背。三路军预定明年春会师开封，灭亡金朝。

七月，拖雷从凤翔南下，入大散关，进入宋境。先锋将领按竺尔向四川制置使桂如渊借道，桂如渊被迫派向导引蒙军经凤关、金州（今陕西安康），取房州。蒙古军队北上，在武当山大破金兵，从钧州渡汉水，进入金朝唐、邓地区，完成了假道于宋，下兵唐、邓的战略计划。

中路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于这年十二月攻克河中府，太宗四年（1232）正月，窝阔台军由河清县白坡渡过黄河。

面临这种南北夹攻的形势，金朝省院官员上奏，主张固守各处城池，坚壁清野，使蒙军“欲攻不能，欲战不得”。金哀宗认为这种消极防守的方针无异于等待对方各个击破，便决定与蒙军决战。他说：“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今兵至不能逆战，只以自护，京城纵存，何以为国，天下其谓我何。”于是命令大将合达、蒲阿率领15万金军主力，屯兵襄、邓。

太宗四年（1232）正月，蒙、金双方军队在三峰山会战。《金史》如实记载了当时战斗的惨烈：“须臾雪大作，白雾蔽空，人不相觌。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过，人马所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军士有不食至三日者。北兵与河北军（中路军）合，四外围之，炽薪燔牛羊肉，更递休息，乘金困惫，乃开钧州路纵之走，而以生军夹击之。金军遂溃，声如崩山，忽天气开霁，日光皎然，金军无一人得逃者。”《元史·睿宗传》也记载说：拖雷指挥蒙军“奋击于三峰山，大破之，追奔数十里，流血被道，资杖委积，金之精锐尽于此矣”。蒙古军队对金朝将领说：你们所依赖的就是黄河和合达，如今合达被我们杀了，黄河已经被我们占有，你们不投降还等什么?

这年三月，窝阔台与拖雷撤兵北还，留速不台等围攻汴京。

（2）攻克汴京，联宋灭金

太宗四年（1232）十二月，窝阔台派王楫出使南宋，商谈联兵灭金之事，双方约定：灭金后把河南地归还南宋。次年四月，南宋遵约派孟珙率军进攻唐、邓，打败武仙军。五月，金哀宗逃至蔡州（今河南汝南），派使者与宋讲和，说：“夏亡及于我，我亡必及于宋。唇亡齿寒，自然之理。若与我联合，所以为我者亦为彼也。”结果为南宋拒绝。八月，由于蔡州城坚池深，蒙军久攻不下，又派王楫使宋，要求宋朝发兵运粮给以支持。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兵2万、运粮30万石支援蒙古军队。蒙军前线宗王塔察儿等派3人远迎，塔察儿还和孟珙约为兄弟，相约“南北军勿相犯”。宋蒙两军联合对蔡州发动了猛烈进攻。十二月，元军攻破西城，哀宗对侍臣说：“我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无恨矣。所恨者祖宗传祚百年，至我而绝，与自古荒淫暴乱之君等为亡国，独此为介介耳。”还说：“古无不亡之国，亡国之君往往为人囚絷，或为俘献，或辱于阶庭，闭之空谷。朕必不至于此。卿等观之，朕志决矣。”太宗六年（1234）正月初九，金哀宗召集百官传位给东面元帅、太祖后裔完颜承麟，承麟固让不受。哀宗说：“朕所以付卿者岂得已哉。以肌体肥重，不便鞍马驰突。卿平日矫捷有将略，万一得免，祚胤不绝，此朕志也。”第二天，承麟即帝位。刚刚举行完登基大礼，蒙宋联军已经涌入城内，呼声惊天动地。金哀宗独自在幽兰阁自缢而死，诸近侍举火焚之。金末帝完颜承麟在混战中被杀死，金朝灭亡。

4.拖雷猝死之谜

拖雷作为成吉思汗幼子、元世祖忽必烈之父，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时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拖雷之功，著在社稷”。但这样一位战功卓著、在蒙古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41岁时竟然突然死亡、“英年早逝”了，其死因究竟何在呢?《元史·睿宗传》记载说：1332年“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衅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一）。”意思是说，当窝阔台病危之际，拖雷从忠君爱兄的立场出发，主动向天地祈祷，愿以自身代大汗去死。于是将巫师替窝阔台涤除疾病的“圣水”喝了下去，窝阔台的病果然在几天之后就痊愈了。但过了一段时间，拖雷却遇疾而亡。《元史·太宗纪》记载说：“九月，拖雷薨。”它说明拖雷之死距离他饮“圣水”的时间相隔已经3个月，导致拖雷死亡的“疾病”是否与那杯“圣水”有关，也不得而知。

《史集》的记载与《元史》大同小异，只是比《元史》详细得多：“拖雷在途中突然去世了。据说是这样的：在此之前，合罕病了几天并开始有了好转；拖雷来到了他的床头，珊蛮便按他们的习俗施行了巫术，在一小钵水中洗涤他的病身。拖雷汗由于对其兄所怀有的炽爱，便拿起了那只钵，诚挚地祈祷道：‘长生天神啊！你无所不管，并且知道，如果有罪的话，那也是我做得最多，因为在征服各地区之时杀害了那么多人，俘掳了他们的妻子儿女，使他们痛心。如果你是为了（他的）善良和英勇要把窝阔台合罕取去，那么，我更善良，也更英勇些。请饶了他，不要召去他，把我召去吧。’他说了这些话后，诚挚地祷告着，喝掉了洗病的水。窝阔台合罕痊愈了，（拖雷汗）便在允许之后动身了。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拖雷汗的哈敦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经常说：‘我那心爱的伴侣为了合罕而去世了，为他牺牲了自己。’”这一记载只是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拖雷之死与那杯“洗病的水”有直接关系，因为正是在拖雷喝了那杯水后，仅仅“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了”。而当拖雷的遗孀多次讲到拖雷是“为夕合罕而去世”时，并没有遭到任何人反驳，包括窝阔台大汗也感到欠了拖雷夫妇的情。

2001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余大钧先生翻译的《蒙古秘史》，其中第272节更为详细地记载了拖雷之死的过程：“在那里，斡歌夕合罕得了病，口不能言。得病难过时，人们让（巫师）、占卜者占卜，他们说：‘金国的土地神、水神，因为他们的百姓、人口被掳，各城被毁，所以急遽为祟。’占卜时，许神以百姓、人口、金银、牲畜、替身禳之，（神）不答允，为祟愈急。占卜时，又问（神）：‘可以用亲人做替身吗?’这时，（作祟放慢了，斡歌夕合罕）睁开了眼睛，索取水喝，问道：‘怎么啦?’巫师禀奏说：‘金国的土地神、水神们，因为他们的地方和水被毁，百姓、人民被掳，急遽作祟，占卜时许（神）别的什么替身禳之，（神）作祟愈急。又问：可否用亲人作替身，作祟就放慢了。如今听凭圣裁。’（斡歌夕合罕）降旨说：如今朕身边的宗王有谁?’宗王拖雷正在他身边，就说：‘神圣的父罕成吉思汗像选骟马、择羯羊般地，在诸兄弟之中选中了合罕兄长你，把他的大位指给了你，让你担任了统治众百姓的重任。让我在合罕兄长身边，让你忘记的事提说，在你睡着了时唤醒。如今如果失去了我的合罕兄长你，我向谁去提说忘记的事，谁睡着了要我去唤醒呢?如果合罕你真有个不测，众多蒙古百姓将成为遗孤，金国人必将快意，让我来代替我的合罕兄长吧。我曾劈开鳟鱼的背，横断鱏鱼的背。我曾战胜亦烈，刺伤合答。我面貌美好，身材高大（可以侍奉神）。巫师你来诅咒吧！’说着，巫师就诅咒了，把诅咒的水让拖雷大王喝了。拖雷坐了片刻，说道：‘我醉了，等我醒过来时，请合罕兄长好好照顾年幼的侄儿们、寡居的弟媳吧！我还说什么呢?我醉了。’说罢出去，就去世了。”

从这条材料看，让拖雷喝下“诅咒的水”是巫师们有意安排的，又是窝阔台大汗直接批准的，故而拖雷不得不喝；喝过这杯“诅咒的水”只过了片刻，拖雷便留下遗嘱，“说罢出去，就去世了”，它说明这杯“水”是一碗置人于死地的毒水。它是利用人们对萨满教的迷信，利用拖雷的忠君爱兄之心，说成是拖雷主动代窝阔台受罚。今天我们揭下宗教迷信的外衣，对其中的阴谋应该是一目了然了。

5.长子西征及拔都与贵由的冲突

太宗六年（1234），在决定南下攻宋的同时，窝阔台还派出两支西征军，主要任务是征服“成吉思汗未征服完毕而留下的百姓”，其中一支军队远征波斯等地，消灭札兰丁残余势力；另一支军队的任务是远征钦察、不里阿耳各部。征服波斯地区的军队进军比较顺利，札兰丁兵败逃亡，被曲儿忒人杀死。但远征钦察等地的军队却遇到顽强的抵抗，“因为那里的百姓难攻”，不好对付，为此窝阔台根据察合台建议组织了一场“长子西征”。

这支西征军的总数在12万以上（一说为15万人），名义上的总帅是术赤系的拔都，而“中军出征者，以古余克（贵由）为首长”。正是这种两长制和成吉思汗诸子之间原来的矛盾，导致了此后拔都与贵由等人在西征中的冲突，也影响了此后的汗位争夺和蒙古国历史的进程。

经过几年的战斗，蒙古西征军“使十一国百姓归顺了。大家商议说：‘在凯旋而归之前，举行一次离别宴会吧。’于是搭起大帐，举行宴会”。正是在这次宴会上，贵由、不里与拔都发生了一场冲突。拔都认为自己比在座的宗王们都年长些，先喝了一二盏酒。没想到这件事却引起了不里和贵由的不满。二人“离开宴会，上马而去。上马离去时，不里说：‘巴秃与我们同样高低，为什么先饮酒?他只配与长胡子的老婆子比高低，我要用脚后跟踹他，用脚板踏他。’古余克说：‘我们把那些带弓箭的老婆子的胸膛打烂。’额勒只吉歹的儿子哈儿哈孙说：‘给他们接上木头尾巴吧！’”结果这次宴会不欢而散。

这一事件反映了贵由、不里等人不把拔都放在眼里，当然也包括着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与术赤系诸王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在这件事发生不久，贵由、蒙哥奉诏先回蒙古草原。

拔都立即派出急使向窝阔台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希望“听凭合罕叔父圣裁”。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听到拔都的报告后“大怒”，不准古余克拜见。骂他是“下贱的东西”，“是只臭蛋”，提出要把他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当探马赤军，将不里交给察合台处治。其部下希望窝阔台息怒，告诉他成吉思汗曾经说过：外边发生的事只能在外边处理，家里发生的事情才在家里处理。于是窝阔台才允许贵由进见，并把他狠狠批评了一顿，说要将他们交给拔都处治（实际上当时贵由、蒙哥等人还在东归的路上，不可能去进见窝阔台大汗。这一记载只是反映了窝阔台对这一事件的基本态度）。

太宗十三年（1241）春，蒙军以追击逃敌为由，兵分两路，一路由拔都兄弟率领，进入马札儿（匈牙利）境内；另一路由宗王拜答儿、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率领，进入昔烈儿（波兰），打败波兰与德国联军。随后这支蒙古军队退出昔烈儿，前往马札儿与拔都会台。蒙军在拔都和速不台指挥之下，分3路进入匈牙利。匈牙利人一败涂地，或被屠杀或逃亡。蒙古人占领并烧毁了佩斯城。12月，拔都从冰上渡过多瑙河，占领了格兰城。

这时，窝阔台大汗于1241年12月11日去世，继承人问题的发生引起蒙古人退出匈牙利。“〔拔都〕和兄弟们〔继续〕从事于征服那些地区的其余部分”。于1242—1243年冬季，回到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从那时起，在历史上拔都以被他征服的国土为基础建立了一个政权，名为钦察汗国，又被称为金帐汗国，拔都则被称为“钦察汗”。

6.窝阔台之死引起的风波

窝阔台之死也曾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史集·窝阔台合罕纪》中专门写了一节《记窝阔台合罕的病及其去世》，其中说：“合罕很喜欢喝酒，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并且在这方面无所节制。（这）使得他身体日益虚弱；无论近臣们和好心肠的人们如何阻拦他，（都）未能成功。相反地，他喝得（更）多了。察合台指派一个异密掌管酒食，不让（他）喝过一定的数量。因为他不能违背兄长之命，便不用小杯而用大杯来喝，使得（杯）数保持一定。而这个监护官也（自动）给他酒，并常举行宴会，以便（取得合罕的欢心）有机会成为倚纳（亲信）。他的效劳未带给合罕丝毫利益。合罕有一个宝儿赤（厨子），是被成吉思汗赐给怯台那颜的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姊妹亦巴合的儿子。每年，亦巴合别吉都要按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吩咐，从她的乞台国（金国）的禹儿惕来侍奉（合罕），并且举行宴会款待（他）。在他即位后的第十三年，她照例来了，并且和自己的儿子，即合罕的宝儿赤一起，给合罕送上了（酒）饭。夜间，在睡梦中，合罕由于饮酒过（多）去世了。在哈敦和异密们的协同下，开始恶言恶语，说亦巴合别吉和他的儿子送上一杯（酒），大概给了合罕毒药。合罕的乳兄弟、札剌亦儿氏的一个有势力的异密额勒只带那颜说道：‘为什么要胡说?亦巴合别吉的儿子是宝儿赤，他本来就已经给合罕送上杯子，合罕也经常饮酒过多。为什么（我们）要污辱自己的合罕，（说）他死于别人的谋害呢?他的死时来到了。不许任何人再说这种话。’”“因为他是一个聪明人，所以懂得饮酒过度和经常酒醉是这次死亡的原因。他知道，饮酒过度的后果会有这样大的危害”。

本来，蒙古大汗窝阔台是因为饮酒过量突然去世的，但窝阔台的哈敦（夫人）和近臣们却怀疑酒中有毒，而上酒人正是唆鲁和帖尼亲姐姐的儿子——大将术赤台之妻亦巴合的亲生子。而亦巴合又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妃子，后来被赐给了术赤台。亦巴合又是根据“唆儿忽黑塔尼别吉的吩咐”每年从自己在金国的封地“侍奉（合罕）”。窝阔台的夫人和近臣们怀疑唆鲁和帖尼姐妹对成吉思汗及窝阔台大汗心怀不满，这才乘宴饮的机会，“给了合罕毒药”，毒死了窝阔台。这可以看做是蒙古史上窝阔台死因之谜。《史集》记载，由于一位大臣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宝儿赤本来就是合罕的上酒人，他平常上酒的机会多得很，为什么偏偏这次要下毒呢?他认为饮酒过量也会导致一个人死亡。同时指出，说大汗死于别人的谋害，即死于非命，这等于是对大汗的污辱。因此他坚决反对对此事进行宣扬和追查。估计其他宗王和大臣们也支持他的意见，于是这场窝阔台之死的风波才平息了。

《元史》记载说，那年十一月举行“大猎”，几天后回到一处叫“胡兰山”的驻地。那天夜里，“奥都剌合蛮进酒，帝欢饮，极夜乃罢”。第二天“迟明，帝崩于行殿”。这一记载也说明窝阔台是死于饮酒过量，但进酒人并非亦巴合母子，而是六皇后乃马氏的亲信奥都剌合蛮。《元史》上也没有记载对此事进行过追查。

《元史》本纪对太宗窝阔台评价较高，其中说：“帝有宽弘之量，忠恕之心，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虽然有些过誉之词，但窝阔台对蒙古帝国的稳定和发展确实做出了一定贡献。

第二节　贵由大汗短暂而矛盾重重的统治

贵由大汗自1246年秋7月即位，到1248年春3月死亡，在位时间不足两年，应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短命的大汗。但这两年中的矛盾冲突却影响了此后的几十年乃至于整个元朝。

一、乃马真氏“称制摄国”

窝阔台死时，贵由还没有从西征前线归来，蒙古国出现了汗位虚悬的局面。贵由的母亲六皇后乃马真氏（脱列哥那）以“年长的儿子的母亲”的身份，用阴谋手段夺取了国家政权。《元史·后妃传》记载：“太宗崩，后称制摄国者五年。”只是记述了乃马真氏“称制摄国”的历史事实，并没有分析她长期“称制摄国”的原因。

乃马真氏本是蔑儿乞部首领的妻子，成吉思汗灭掉蔑儿乞后，将她赐给窝阔台为妻。她相继生下了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等5个儿子。“母以子贵”，这正是她“称制摄国”的资本。实际上，她之所以能够一连“称制摄国者五年”，开始是得到了当时的宗室元老察合台的支持，这有几个重要因素：一是由于她笼络收买了亲属和众大臣；二是由于蒙古汗国的男子长年出征在外，蒙古国的生产、生活管理乃至国事处理往往由妇女负责，于是由皇后主政也能被多数人接受，于是在此期间先后出现了乃马真氏、海迷失婆媳的长期执政，历史上称为皇后专权时期；三是由于乃马真氏的几个儿子手握重兵，在蒙古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贵由，阔端等又不肯出面向母亲夺权。在贵由到达母亲处以后，他也没有过问国事，于是乃马真氏照旧进行统治。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乃马真氏与后来的长王拔都在汗位人选问题上出现了严重分歧，致使大蒙古国的选汗大会迟迟不能举行。正因为如此，大蒙古国汗位虚悬的时间才延长了近五年。

乃马真氏专权时期，打击汉法派名臣，重用西域商人。

六皇后乃马真氏既没有成吉思汗的雄才大略，又没有窝阔台的睿见英识，她小肚鸡肠，报复私怨，搜刮财物，尽情享乐。她有一位近臣，名叫法提玛，是在征服呼罗珊时从徒思的篾舍忒被作为女俘掳来的。这位西域女俘是乃马真氏的亲信，包括封疆大臣所办的军国大事也要通过她做中介。乃马真氏正是按照这个心腹的意见，撤掉了在窝阔台时被委以重任的朝廷大臣，如镇海、耶律楚材等人的职务，任命了一批不学无术的人来接替他们的职位。

这是蒙古帝国初期一次重大的人事和治国方针的变动。蔡美彪先生在《中国通史》第七册中将这一事件视为“回回法派”与“汉法派”的一次较量。实际上这场斗争早在窝阔台后期就已经出现了，《元史·太宗纪》记载说：太宗十一年（1239）“十二月，商人奥都剌合蛮买扑中原课银二万二千锭，以四万四千锭为额，从之”。次年正月，以奥都剌合蛮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中原人民的负担一下子增加到4倍。耶律楚材在窝阔台大汗面前“声色俱厉，言与涕俱”地反对。结果他的正确主张被否定了，奥都剌合蛮的包税政策得以在整个中原地区试验推行。

乃马真氏脱列哥那执政之后，奥都剌合蛮更是如鱼得水。她听信法提玛的意见，为了进一步让奥都剌合蛮独揽大权，“他们想把大宰相镇海抓起来”；又由于法提玛与财政大臣“马合木·牙剌瓦赤有旧仇”，于是乃马真氏任命奥都剌合蛮“代替他”，并派人“把牙剌瓦赤和那可儿们抓住带来”。镇海得知这一消息后，“便逃到阔端处，请求保护”。牙剌瓦赤也“带着几名骑士逃往阔端处，逃出了他们的毒手”。……“镇海和牙剌瓦赤在阔端处得到了可靠的庇护，受到他的垂青”。乃马真氏几次派去急使，带着她的懿旨，要求阔端交出镇海和牙剌瓦赤，阔端回答道：“对我的母亲说：当麻雀到荆丛中躲避鹰爪的时候，它在那里就能免于敌人的残害，他们也是这样。既然他们来请求我的庇护，那么把他们交出去就远非忠恕之道。不久就要举行库里勒台了，我将把他们带到那里，他们的罪过将当着（我们）的宗亲和异密们审问，他们将获得应得的惩罚。”

镇海等人被罢官后，耶律楚材虽然身单力薄，但他并没有停止斗争。《元史·耶律楚材传》写道：“奥都剌合蛮以财货得政柄，廷中悉畏附之。楚材面折廷争，言人所难言，人皆危之。”“后以御宝空纸，付奥都剌合蛮，使自书填行之”。乃马真皇后信任奥都剌合蛮可以说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竟将汗廷的印章和白纸交给他，让他自行填写。耶律楚材坚决抵制，说：“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宪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诏。”乃马真皇后这才收回了成命。不久，她又下发了一道旨意，说：“凡奥都剌合蛮所建白，令史不为书者，断其手。”耶律楚材说：“国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预焉。事若合理，自当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况截手乎！”乃马真氏不悦。有人劝耶律楚材要明哲保身，耶律楚材不以为然，大声说：“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余年，无负于国，皇后亦岂能无罪杀臣也。”但耶律楚材独木难支，不久即忧忿而死，年仅55岁。

总之，约有三年（4—5年），汗位在（乃马真氏）脱列哥那哈敦的支配和保护之下。由她发出有关国家的命令，撤换了一切大官。“诸王及各部又遣使于燕京迤南诸郡，征求货财、弓矢、鞍辔之物，或于西域回鹘索取珠玑，或于海东楼取鹰鹘，驲骑络驿，昼夜不绝，民力益困。然自壬寅（1242）以来，法度不一，内外离心，而太宗之政衰矣”。乃马真氏掌权几年，将蒙古帝国搞得内外交困，几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

二、贵由继承汗位

1246年，在蒙古贵族和诸位大臣的强烈要求下，乃马真氏不得不召开选汗大会——库里台。窝阔台在世时，曾确定第三子阔出为大汗继位人，但阔出却死于征宋战场。窝阔台将阔出的长子失烈门养在汗廷，并曾说过“失烈门将成为大位的继承者和继任人”。因此当时不少人认为应该根据先可汗窝阔台的遗嘱，让失烈门继承汗位。但失烈门当时还是一个尿床的小孩子，既没有功劳又没有能力，根本不能处理军国大事，没有能力统治横跨欧亚的大蒙古帝国。脱列哥那要使她的亲生子贵由即位。她故意延长监国时间，以便准备后者的被选。而术赤之子、钦察国可汗、当时的长王拔都与贵由不和，其中的主要原因当然是由于贵由在俄罗斯远征中曾拒绝服从他，同时“又以帝之立出皇后意，非太宗遗命”。认为拥立贵由不过是乃马真皇后的私意，并非元太宗窝阔台的本意。于是拔都“故意要使脱列哥那准备选举贵由为帝的忽邻勒塔大会迟迟不能召开，当大会终于召开时，他又托病不出席”。借口“脚筋骨痛”，拒绝出席选汗大会。

这年秋（9月24日—10月23日），蒙古帝国的选汗大会在距离和林不远的鄂尔浑河发源处的颗颗诺儿举行。在那里树起两千多座帐篷，时人称之为“失剌斡耳朵”——黄色的帐幕城。“除巴都外，所有成吉思汗家族的王子们都来到了，还有许多外省的总督和属国的王子们”。“由于人多，大帐四周已无地可供停驻”。经过反复协商，诸王、贵族和文武大臣们在汗位问题上达成了如下协议：“由于成吉思汗预定为合罕（继承者）的阔端业已去世（伯劳舍本作“不十分健康”；此处应指阔出），（脱列哥那哈敦则倾向于贵由），而按照（窝阔台）合罕遗命的（继位者）失烈门又未成年，所以最好还是拥立合罕的长子贵由汗吧。”“（贵由汗）战功卓著，脱列哥那哈敦又倾向于他这方面，大多数异密也与她一致。经过一番辩论之后，（全体都）同意拥立他（为汗）。”贵由经过一番逊让，大家经过一番恳请之后，贵由表示：“我同意（即位），但有一个条件：在我之后，（合罕之位）要归于我的家族。”“全体一致立下了如下誓书：‘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脂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然后全体宗王脱下帽子，解开宽腰带，把他扶上宝座。

三、西凉会谈吐蕃内附

13世纪初的吐蕃地区，印度佛教进一步传播，皈依佛门的人越来越多。经过与吐蕃原来的本教斗争、融合，逐步形成了喇嘛教即藏传佛教。各地僧人与封建主相结合，“设道布教，各化一方”，“各树一帜”，出现了众多的宗门与流派。其中著名的有萨迦派、噶举派、宁玛派、噶当派等。因其僧服或寺院标志不同，分别被称为“花教”、“白教”、“红教”、“黑教”等。政治的割据与宗教的分裂进一步导致了吐蕃地区的混乱与贫困。窝阔台大汗即位之初，将原来西夏的部分地区分封给其二子阔端，令其率军经营河西走廊地区。后来阔端又受命开府西凉，为西凉王，承制得专封拜，吐蕃处于他的眼皮之下，自然成为征服对象。

蒙夏战争时期，正值西夏朝廷极力推崇藏传佛教，因而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地位较高，这就为蒙古上层提供了最早接触和接受藏传佛教的机会。从宗教形式上看，藏传佛教的某些仪轨与蒙古早期信仰的萨满教和信奉巫师的传统比较接近，二者易于沟通。从教义上看，藏传佛教宣扬“佛我一体”的理论对蒙古贵族推进统一战争、建立和巩固统治十分有利。

在蒙古贵族上层的推崇下，藏传佛教得到了新的保护，而且随着统一战争的进展有了大力扩展的环境，各教派高僧得以云游各地讲经传法，聚集弟子，并为诸王子弟将臣讲经说教，译释佛经，著书立说，修缮及兴建寺院等。

阔端曾经派忽必烈之弟木哥亲王分兵由甘南进军，先后攻破宕昌、阶州、文州等地，由古阳平道进入四川。这一带是汉藏杂居地区，蒙军招降了吐蕃酋长勘陋孟迦等十族。阔端任命一些吐蕃首领为边州长官。1239年，阔端又派道尔达将军率本部人马进入前藏，当到达拉萨北面时，遭到黑教寺院武装的小规模反抗。道尔达以武力攻占了黑教的热振寺，杀死僧众数百人。继而又焚毁了杰拉康寺，准备向拉萨进发。萨迦班智达及时派人秘密会见道尔达，希望他放弃武力征服政策。从此，道尔达在拉萨一带留驻两年之久，未与当地僧俗势力发生武装冲突，而是与他们开始了和平的接触和频繁的交往。

道尔达将军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当地各种情况，发现藏传佛教中噶当派势力最大，红教宁玛派在前藏及拉萨一带最有影响，白教噶举派的首领最讲情面，而萨迦派法王萨迦班智达则是最精通佛教理论的著名学者。于是他给阔端写了一份报告：认为“萨迦班智达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这封信对吐蕃的归附起到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阔端接到道尔达将军的报告后，决定迎请萨迦班智达前来凉州王府会晤：“蒙古之王（阔端）下令说：在南赡部洲，今生的富贵圆满要按成吉思汗的法度行事，为了后世的利乐，应该迎请指示解脱和遍知道路的上师。因此派遣使臣带来迎请萨迦班智达的命令和给萨迦班智能达的迎请信。”不久，道尔达率军回到凉州，进一步向阔端王爷介绍了吐蕃的情况。1244年，阔端派出使者给萨迦班智达送去一封邀请信，称他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其中说：“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的上师，在选择中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我处。……你若为佛教及众僧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土之僧众……”希望他以蒙藏关系为重前来凉州商讨吐蕃归属之事，将令其管领吐蕃僧众，并赏赐大批财物。如若拖延时日不肯前来，则将派大军进行杀戮。

萨迦班智达认真研究了这封信的内容和当时吐蕃面临的严峻形势，作为吐蕃各派势力的代表，他率领年仅十岁的八思巴及其弟恰那多吉前往凉州。经过近两年的跋涉，终于在1246年即定宗元年秋到达目的地。当时阔端前往和林参加其兄贵由的称汗大会，留守凉州的道尔达将军等代表阔端对萨迦班智达叔侄进行了热情接待。

定宗二年（1247）五月，阔端与萨迦班智达在王府议事大厅正式举行了会谈。阔端代表蒙古汗廷，萨迦班智达代表吐蕃地方，达成了吐蕃归附蒙古帝国的协议。

阔端当场表示，今后不再对吐蕃用兵。萨迦班智达则同意吐蕃归附蒙古国。阔端表示萨迦派可以代管吐蕃政教事务，原当地官员的姓名及属下百姓户口数目，一律登记造册，一式三份，一份送西凉王府，一份交萨迦班智达，一份由官员自存。愿归顺者保留官职，由蒙古汗廷委任，否则后果自负。

双方还商定了贡赋形式和数量，各地长官负责征收，偕同萨迦金牌使者一起运到蒙古汗廷。

这次会谈之后，萨迦班智达以个人名义写了一份《萨迦班智达贡噶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他在信中写道：“祈愿吉祥利乐！向上师及怙主文殊菩萨顶礼！具吉祥萨迦班智达致书乌思藏、阿里各地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吾为利益佛法及众生，尤为利益所有操蕃语之众，前来蒙古之地。召我来之大施主（阔端）甚喜，说：‘你领如此年幼的八思巴兄弟与侍从等一起前来，是眷顾于我。你是用头来归顺，他人是用脚来归顺，此情吾其不知?你是受我召请而来，他人是因为恐惧而来，此情我岂能不知！八思巴兄弟先前已习知吐蕃教法，可以让八思巴依旧学习之，让恰那多吉学习蒙古语言。只要我以世间法扶持，你以出世间法扶持，释迦牟尼的教法岂能不在四海之内普遍宏传！’这位菩萨汗王对于佛教教法，尤其对三宝十分崇敬，能以善巧的法度很好地护持所有臣下，对我的关怀又胜于他人，他曾对我说：‘你可以安心地讲经说法，你所需要的，我都可以供给，你作善行我知道，我的作为是不是善行上天知道。’”他指出：“……当今的情势，此蒙古的军队多至无法计数，恐怕整个南赡部洲都已归入他们的统治之下。与他们同心者，就应与他们同甘共苦。他们的性情果决，所以不准许有口称归顺而不遵守他们的命令的人，如果有，就必定要加以殄灭。……”意思是说，蒙古国军旅无算，目前金国、西夏、畏兀儿等均已成为其辖地，规劝西藏各地的封建主和各派僧侣，不要自以为部众剽悍，“自恃地险、人雄、兵众、甲坚、弓马娴熟，希冀战胜，但终遭覆亡”。

正如陈庆英先生所说：“从这封信的内容看，通过萨迦班智达与阔端的会谈，确认了西藏全部归附蒙古，成为蒙古汗国的领地。阔端承认归附的各地方首领可保有原来的地位，但要通过蒙古的委任，并向蒙古呈报户籍，交纳贡赋，接待蒙古的使臣，遵行蒙古的法度。在这一过程中，阔端认可了萨迦派在西藏佛教各教派中的领先地位，兑现了邀请萨迦班智达时作出的让他管理西方僧众的诺言。经过萨迦班智达的努力，西藏归入蒙古汗国（也即是统一于元朝）的过程，基本上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西藏地方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障，藏族的封建经济由此得到持续发展，同时也为元朝在西藏的施政奠定了基础，这些都是符合蒙古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也是萨迦班智达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总之，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是符合吐蕃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利益的。

四、贵由大汗猝死之谜

1247年冬季，贵由以养病为理由，派其大将野里只吉率十几万大军西进，真实目的是要袭击其政敌、蒙古长王、钦察汗国的可汗拔都。

1248年3月，贵由大军到达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这时他的大限已到，没有给他再往前走的时间。他就死去了”。于是贵由与拔都之间避免了一场战争。

对于贵由大汗的突然死亡，史书上有几种不同的说法：《草原帝国》说，贵由大汗是“由于过早地沉溺于酒色而去世”。《史集》的另一段记载说他支持了这一意见：“贵由生来体质虚弱，他大部分时间患有某种疾病。”但是，“他大部分日子里昼夜纵情酒色。由于纵情酒色成习，致使他的疾病加重，但他不能戒掉这一恶习”。对于封建帝王来说，因“酒色而去世”者大有人在，司空见惯，可以视为正常现象。但英国学者道森在其编写的《出使蒙古记·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关于贵由之死，我未能获悉任何明确的说法。安德鲁修士说，他是由于服用了给予他的某些药而死去的，一般怀疑这是拔都干的。但是，我听到的却是另一个故事。贵由曾经召拔都前来朝见，以对他表示臣服，拔都当即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启程出发。然而，拔都和他的部下非常害怕，因此派他一个名叫思梯坎（昔班）的兄弟先行。当思梯坎到达贵由那里，并且正要向他献盏时，发生了争吵，他们两人互相把对方杀死了。”以上两种说法，一是说贵由服用了拔都给他的“某些药而死去”，二是说贵由是与拔都之弟昔班在大帐决斗而同时毙命。

我们认为第二种说法更为可靠一些：拔都之弟昔班受命前去进见贵由。昔班是一名著名的武将，在招待宴会上，他乘机揭穿贵由西巡的阴谋，并告诉他拔都早已做好了准备，休想占半点儿便宜。贵由怒不可遏，拔剑刺向昔班。昔班也不示弱，双方决斗起来。诸将与侍卫人员还没有来得及动手，二人就倒在了血泊中。蒙古大臣下令封锁消息，声称大汗病后饮酒过量，病发而死。暂由其夫人海迷失监国称制。海迷失汗妃扶柩至贵由的斡耳朵处理丧事。《出使蒙古记》的作者还写到，当他们途经钦察汗国时，“这位思梯坎的寡妇挽留我们一整天，以便我们能够进入他们的帐篷并为她祝福，这就是说，为她祈祷”。由此可见，他们是直接从昔班的寡妇那里听到的这一说法，应该说是当时的第一手材料或重要旁证，因此具有更大的可信性。

第三节　蒙哥称汗——蒙古帝国汗位转移

一、海迷失大妃摄政

贵由死后，他的大妃斡兀立·海迷失暂时摄政监国，此人出身于斡亦剌氏，祖辈是成吉思汗的功臣与亲家，在蒙古帝国具有很高的地位，但她是一位不学无术，喜欢争权夺势的女人。

根据斡兀立·海迷失的懿旨，贵由的灵柩运往他的斡耳朵所在地叶密立。海迷失处理完丧事后，并不知道如何处理国政，缺乏乃马真氏的政治才能，沉溺于萨满教的巫术活动中，她的两个儿子忽察及恼忽则建立了两个府邸与母亲对抗，于是大蒙古国形成了三个政治中心。这时，宗王们也趁火打劫，擅自签发文书，颁降令旨。蒙古帝国再次陷入无政府状态。

由谁出任新大汗，是当时蒙古国臣民共同关心的问题，也是各派势力斗争的焦点。海迷失希望忽察或恼忽继位，但这两个儿子不具备条件。经过与其他谋臣商议，决定再次拿出窝阔台的遗嘱，由阔出之子失烈门继承汗位。于是他们派人四处活动，包括派出谋士游说拖雷的妻子唆鲁禾帖尼王妃，唆鲁禾帖尼表面上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蒙古帝国诸王中有资格、有能力争夺大汗之位的还有钦察汗国的可汗、当时的长王拔都。但他年老风痹，行动不便，而且刚刚建立的钦察汗国国土辽阔，国事繁忙，拔都本人并没有兴趣参加此次大汗之位的争夺。但作为当时的长王，他却有资格召集和主持选汗大会，并在新任大汗的选举中具有一言九鼎的地位。由于与贵由长期的积怨，他不希望大汗之位由窝阔台后人继承。

真正有能力和威望争夺大汗之位的是拖雷系的长子蒙哥。从军事实力看，当时蒙古国军队的主体部分仍然掌握在拖雷一系手中；从人心向背看，拖雷的盖世之功及其勇于献身的精神获得了时人的高度评价和尊重；而唆鲁禾帖尼王妃的严于律己及其对部众的严格约束又大大提高了拖雷系的威望；从个人条件看，蒙哥当时四十一岁，年富力强，曾协助窝阔台大汗和其父王拖雷消灭金军主力、灭亡金朝，亲自参加长子西征，勇冠三军，战功卓著。

二、拔都主持选汗大会

贵由死后不久，拔都就以长王的身份，向各地派出急使，召集诸王贵族到他的新驻地——钦察汗国东境的阿脱忽剌兀举行库里台，“拥立一个能干的，我们认为合适的人登临大位”。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拒绝了拔都的邀请，他们说：“成吉思汗的根本禹儿惕和京都在斡难和怯绿连，我们不必到钦察草原去。”据说他们曾派忽察、恼忽兄弟与和林的大臣帖木儿、八剌等人到了拔都的营地，并给了拔都一个书面保证：“因为拔都是全体宗王们的长者，他的命令是大家务必遵行的，他所赞同的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违反。”但没有等到选汗大会正式举行，忽察、恼忽等贵族却回到了和林，只留下帖木儿、八剌等作为代表参加库里台选汗活动。

与窝阔台、察合台系诸王贵族的态度相反，唆鲁禾帖尼王妃接到拔都的邀请后对蒙哥说：“既然宗王们不听长兄的话，不到他那里去，你就带着兄弟们去探望一下他这个病人吧！”蒙哥、忽必烈与诸位谋士认真研究了贵由死后的形势，决定前去参加拔都召集的选汗大会。蒙哥、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木哥等几兄弟以及拖雷系的大将兀良合台和忽必烈的谋土们，率领一支精兵向西进发。

拔都不顾窝阔台系、察合台系诸王的不合作态度，按原计划举行大会，“在宴饮数日后，共同商讨把汗位交给一个对此适当的、经历过事业中的祸福与安危、尝过人生的苦甜，并曾率师远征近讨，在酒宴中享有盛名，在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人选”。这等于是商定了选择大汗的标准与条件：一是要有丰富的人生阅历，“经历过事业中的祸福与安危、尝过人生的苦甜”；二是“曾率师远征近讨”，并“在战争中获得胜利”，是一位能征善战的英雄；三是“在酒宴中享有盛名”，即善于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其酒风、酒德也能令蒙古宗王、武将认可的人。这几条标准本身体现了当时选汗的确还保留着军事民主制的传统，多数与会者的目的还是从共同的事业出发，希望选择一位能胜任蒙古帝国最高统治者职责和任务的人。经过再三思考，全体成员一致决定：“因拔都是诸王之长，是他们当中的首领，他对国家和朝廷的政事得失最有发言权，应由他来决定，要么他自己成为汗，要么推选另一人为汗。”大家甚至立下文字保证：“他们决不会食言或者违背拔都的命令。”这就是说，在那次选汗大会上，拔都具有了临时的独裁权。

诸王于是请拔都推举一人，表示愿意尊重他的意愿。拔都指出：“在（所有的）宗王之中，（只有）蒙哥合罕具有一个汗所必需的秉赋和才能，因为他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率领军队到（各方）作战，并且才智出众；他在窝阔台合罕、其他宗王们、异密们和战士们的眼中，都受到最充分的尊重。”他“亲身负过重任，总过戎机，并在克服困难和镇压叛乱中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眼下成吉思汗的血统中只有蒙哥可汗，以他的机智和刚毅而知名，以他的贤明和英勇而著称。汗国的政事应由他盖世智谋的行为来整治，社稷和百姓的幸福应由他的英决和远识的祥瑞来保证”。

到会的宗王贵族多数人也都拥护拔都的意见，大家反复劝说，一再向蒙哥“劝进”，但蒙哥“仍然推辞”，执意不从。这时蒙哥的兄弟木哥站起来说：“在这次大会上我们都立下了书面保证，在这次聚会中我们都约定听从拔都可汗的命令，不允许对此有更改或变动，也不要求补充他的话。”“蒙哥合罕怎能避开他应承担的有益的事情呢！”意见是说，你不听拔都大哥的意见，不履行诺言，那就是开了一个先例，以后谁还服从拔都大哥呢?库里台的约定不是也可以不算数了吗?这时蒙哥才不再坚持了。

但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的窝阔台、察合台系代表八剌、帖木儿一看大势不好，站出来反对拔都的意见。他们提出的理由是：会议不能违背先可汗的遗言。“昔太宗命以皇孙失烈门为嗣，诸王百官皆与闻之。今失烈门故在，而议欲他属，将置之何地也?”木哥亲王站出来批驳了这一意见，他说：“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列忽乃与汝辈为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也?”窝阔台大汗的遗嘱的确不能违背，但究竟是谁违背了窝阔台大汗的遗嘱呢?是乃马真皇后脱列哥那和你们自己。你们早已取消了失烈门继位的资格，让贵由继位为大汗，今天还能归罪于谁呢?

拔都为木哥的聪明机智而叫好，再次强调指出：“如今适宜于君临天下的是蒙哥合罕。成吉思汗家族中另外还有哪一个宗王，能够凭借正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思想掌管国家和军队?（能够胜任的）只有蒙哥合罕。”“大家都知道，按照札撒和蒙古人的习俗，父位是传给幼子的，因此，蒙哥合罕具备登临大位的（全部）先决条件”。

著名将领速不台之子兀良合台论证了蒙哥应该继位的理由，“蒙哥聪明睿智，人咸知之，拔都之议良是”。东道诸王塔察儿等也坚决支持蒙哥为汗。会议终于通过了蒙哥为大汗候选人的决定，并定于明年在蒙古本土召开库里台，正式选举蒙哥为蒙古国大汗。“接着，拔都命令自己的兄弟别儿哥和不花—帖木儿带着一支大军同蒙哥合罕一起前往成吉思汗的京都怯绿连河地区，以便在全体宗王们的参加下举行忽里勒台，让他登上宝座。他们就从拔都处出发了”。这一记载说明，当时蒙古帝国两派势力的斗争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拔都担心贵由的子弟和近臣们万一采取极端手段，在路上截击拖雷的儿子们，于是派自己的弟弟和大将护送蒙哥兄弟回和林。

三、汗位转移——蒙哥称大汗

1.关于正式选汗问题的交涉

窝阔台合罕和贵由汗家的一部分宗王，察合台的后裔也速蒙哥和不里等多次派出使者反对拔都推举蒙哥为大汗候选人的决定。他们的理由是：库里台未在成吉思汗的根本之地召开，诸王也远没有全部到齐，因此他们不能服从会议的决定。“我们对此很不同意，我们不满意这个约定。帝位应当是我们的，你们怎么能（把它）给别人呢?”拔都对他们说：“我们已在宗亲们的同意下，预定了这件有益的事，既然对此已有成言，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取消它了。对于将来审慎地想一想，他们就会明白（立蒙哥为君，窝阔台合罕的）子孙的利益已被考虑到，因为要安排从东到西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的事，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能办得到的”。这就是说，拔都坚持库里台大会已经做出的约定，认为“无论如何也不能取消它”，同时指出：蒙哥继位既有利于蒙古国的长远利益，也照顾到了窝阔台系宗王的利益；治理一个从日出之处到日落之处的大帝国，不是一个孩提之辈力所能及的。希望他们以蒙古国的大局为重，来年参加在蒙古国根本之地正式举行的库里台。双方使者来往不绝，但始终未能达成协议。

2.蒙哥继位和林

别儿哥护送蒙哥兄弟到和林后，拔都委托他代表自己筹备正式的库里台。他与忙哥撒儿等积极与汗廷的王爷、贵族联系，希望他们支持库里台选汗大会的正式召开。唆鲁禾帖尼王后和蒙哥兄弟也派人四出活动，他们甚至先后派使者说服窝阔台系诸王，包括海迷失后、镇海丞相、阔端、合丹、海都等，希望他们改变态度，如期赴会。但海迷失后及窝阔台、察合台系多数亲王仍然拒绝赴会，会议日期一再更改。最后拔都决定，库里台在斡难河源头举行，并派人发出最后通牒，要海迷失后及其诸子、察合台系诸王也速蒙哥等马上与会。诸王贵族也联名给失烈门等人写信，说：“如果你们故意没精打采，慢慢吞吞地不来参加大会，我们将靠自己将蒙哥拥上汗位。”迫于形势，窝阔台系诸王失烈门、脑忽、忽鲁黑等答应参加会议，但又故意拖延时日。预定的开会日期已过，别儿哥派急使请示拔都：“我们想拥立蒙哥合罕即位，已过去两年了，窝阔台合罕和贵由汗的后裔以及察合台的儿子也速蒙哥还没有来到。”拔都回答说：“你拥立他登上宝位吧，那些背弃札撒的人都要掉脑袋！”

1251年6月，蒙古诸王贵族在蒙古本土三河源头的阔帖兀阿兰之地召开库甲台，拔都因病未能到会，委托其弟别儿哥主持会议。海迷失皇后仍拒绝出席，失烈门等答应到会但尚未到达。参加会议的有术赤系、拖雷系诸王，东道诸王，以及一部分察合台系、窝阔台系诸王，包括窝阔台嫡子（幼子）阔端之子蒙哥都、六子合丹、孙海都，以及察合台系的部分亲王。会议如期举行，别儿哥决定，“拨绰有脚疾，让他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同时让忽必烈也坐下，并让全体都听从忽必烈的话。木哥被命令站在门旁，让他得以阻拦诸王和异密们（进入）；又命令旭烈兀站在司膳和卫士们前面，不让任何人说出或听到不适当的话”。这是一种精心安排，他让蒙哥的兄弟拨绰和忽必烈坐在主席台上，让忽必烈协助他维持会场；让忽必烈的异母弟木哥亲王在大帐门旁守卫；让忽必烈的同母弟旭烈兀站在司膳和卫士面前，禁止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或大声喧哗。大将忙哥撒儿、兀良合台等率领几支卫队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正是在这种严密控制下，蒙哥顺利地被“拥戴登极御世”，正式成为蒙古帝国大汗。别儿哥、忽必烈与诸王贵族解下腰带，挂在脖子上，对蒙哥行九叩大礼。

但窝阔台系诸王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失烈门、脑忽、忽秃黑等率众前来，企图以祝贺为名，在宴会席上发动政变。

蒙哥汗廷一个名叫克薛杰的人丢失了一头骆驼，到处寻找，正好遇上了失烈门的骑兵队伍。在那里他发现了许多有军队保护的车辆。其中一辆车坏了，赶车的少年以为克薛杰是自己人，招呼他帮助修车。他发现车内装载许多兵器，问那位少年：“这都是些什么兵器?”那位少年说：“跟别的车中的一样。”言外之意，你们的车上也有，怎么问我呢?克薛杰“认识到那些人正在策划谋反和叛逆，暴动和政变，企图在为欢迎他们而举行的宴会中”，“突其不意地实现他们的阴谋”。于是克薛杰骑着那匹找回的骆驼，“一天走了三天的路程”，“未经允许便走进了”大帐，向蒙哥大汗告变。

“因为在蒙古人的习惯中，通常没有过类似的奸谋特别是在成吉思汗及其家族的帝阂的××时代，所以这样的事被认为完全不可思议”。但克薛杰却坚定不移，诸位宗王也产生了怀疑。“最后，大家（同意）先由（蒙哥）合罕的众异密之长忙哥撒儿那颜去调查清楚这件事的情况。按照（蒙哥）合罕的命令，忙哥撒儿（那颜）带着两三千骑出去，在凌晨时临近他们的营地，他率领五百勇悍武士向前，冲到他们的住处，（其余）军队则从两翼（包围）上来”。同时，木哥亲王等也率军包围了失烈门等人的军队。忙哥撒儿“派出急使去对他们说：‘有人报告，你们怀着恶意而来，（这件事）已传及合罕圣聪。如果这是不真实的，那么，你们可以毫无疑虑地前往（合罕之）帐以证明这一点。否则，我们就奉命将你们抓住，押送到那里去。请你们从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吧”。当时失烈门等人已经处于包围圈中央，他们的部属又相距很远，因此他们“惊慌失措已极”，“不得不听天由命，否认（自己有邪谋）”，说：“我们是心怀诚意而来的，我们下定决心一起前来为蒙哥合罕效劳。”忙哥撒儿允许失烈门等宗王带领少数骑士去朝见蒙哥大汗，其余的部众则被解除武装扣留了。“宗王们在举行九次臣服之仪后，进入帐殿。他们宴饮了三天，没有询问他们”。第四天他们来到宫中告别时，蒙哥大汗的一个使者才对他们说：“今天请（大王们）留下。”

第五天，“蒙哥合罕到达成吉思汗帐殿中，登上座位，亲自审讯宗王们及失烈门，（向他们）问道：‘有些话说到你们，尽管这似乎不可凭信，并且不为理智所容，但是（仍然）必须进行讨论，必须通过开诚布公的谈话来搞清楚”。失烈门等宗王们否认道：“我们对这事一无所知。”蒙哥命令拷问一个失烈门的王傅，这位王傅承认：“宗王们（一）无所知，这是我们这些异密们策划的阴谋，（但是）蒙哥合罕的即位阻止了（它的实现）。”随后这位王傅就拔剑自杀了。

随后，由忙哥撒儿负责，对“这个案件审了数天，审问得很细致，直到最后在那些人的言辞中出现矛盾，他们的大逆不道行为已经无疑为止。他们都一致承认并服罪道：‘我们曾经勾结起来，图谋叛乱。’”

3.处置反对派

如何处理这些政敌呢?蒙哥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反复征求文武大臣们的意见。来自西域的谋臣牙剌瓦赤给他讲了一个亚历山大处理同类问题的故事：听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征服各地之后，他的功臣们纷纷要求独立称王，不愿再听从他的调遣。亚历山大不知如何是好，派一个急使去向他的老师、当时的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请教。亚里士多德一言未发，领那位使者来到花园，吩咐人们把花园里的大树挖掉，然后种上一批小树。亚历山大受到启发，处死了那些不服从调遣的将领，而将他们的儿子们安排到他们的位置上。

蒙哥听后有了主意：立即下令任命忙哥撒儿为蒙古国大断事官，负责处理此次政变事件。他根据蒙哥指示及大札撒的规定，下令处死了三王的亲信77人。贵由的大将野里只吉父子不仅掌握军权，而且长期与拔都、蒙哥兄弟为敌，被忙哥撒儿派人从西方捉回，以石子塞其口而死。失烈门等三王因是近亲贵族，未被处死，但下令终身监禁。忽必烈欣赏失烈门的才干，向蒙哥和忙哥撒儿提出要求，希望将失烈门放在自己帐下，令其戴罪立功。蒙哥犹豫了一下后，同意了忽必烈的请求，但告诫他不可大意。窝阔台汗国被划分为六个小王国，由其六子合丹、嫡孙海都等去任王爷。其二子阔端因与蒙哥兄弟关系良好、又未参与政变阴谋，未被处罚。不久，蒙哥大汗下令处死了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也速蒙哥，而由合剌旭烈兀出任察合台汗国可汗。

贵由的皇后海迷失不肯认输，迟迟不向新任的大汗低头。蒙哥下令将她逮捕，双手缝在革囊中押到唆鲁禾帖尼王后的斡耳朵去审讯。失烈门的夫人也一起受审。蒙哥的大妃忽都灰、忽必烈的王妃察必及众王妃在场。担任审判官的自然是大断事官忙哥撒儿。他站在拔都一边，对贵由夫妇充满了仇恨，再次列举了贵由上台以后的失德行为，包括杀死成吉思汗少女按塔仑的罪行。他要乘机进行报复，下令剥光海迷失的衣服。忽都台等人拍手称快。海迷失坚决抗议：“为什么要让其他人看到那除了君主以外，任何人也不应该看到的身体?”（“此身只呈露于一皇帝前，他人焉能得见?”）唆鲁禾帖尼王后立即与忙哥撒儿协商，命令用处置贵族的不流血的办法，将她包在一个革囊中投入河中淹死了。失烈门的夫人也参与了政变阴谋，也被这样处死了。周良霄先生在《元代史》中说：“蒙哥即大汗位，在大蒙古国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转折。它是大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的开始。黄金氏族内部，第一次为争夺汗位而互相残杀。”这种“划时代的转折”包括哪些方面?“大汗位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幼子守灶”制的胜利，还是意味着军事民主制的胜利?或者是军事实力派的胜利?与汉族政权相比，蒙古帝国初期尚未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直到元朝也没有实行严格的嫡长子继承制，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倒退?元代从第三代皇帝元武宗起就出现了皇位继承之争，直到后来出现了几次宫廷政变，它与元代的皇位继承制有什么关系?这都是元史研究上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

从成吉思汗到蒙哥汗，蒙古国四位大汗前赴后继，率领蒙古铁骑征服了广大地域，建立了东起日本海，西到欧洲多瑙河；北自漠北，南达淮河的帝国。三次西征，四大汗国，蒙古帝国威震欧亚，名扬天下。自从蒙哥称大汗之后，蒙古国的权力中心转移到拖雷家族手中，给后来忽必烈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业。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忽必烈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281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1卷第2分册《成吉思汗纪》，商务印书馆，1997年，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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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文类》卷57《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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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贵由汗传》，商务印书馆，1985年，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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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俄·祖拉陈瓦：《贤者喜宴》下册，民族出版社，1986年，1416—14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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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旺·洛桑桑嘉措：《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文版，1416—1417页。
阿旺·洛桑桑嘉措：《西藏王臣记》，民族出版社，1980年藏文版，90—91页。
阿旺贡噶索南：《萨迦世系史》，民族出版社，1986年藏文版，118页，转引自陈庆英著：《蒙藏关系史大系·政治卷》，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2年，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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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庆英：《雪域圣僧——帝师八思巴传》，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年，38页。
〔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章第2节《贵由的统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04页。
〔法〕勒尼·格鲁塞：《草原帝国》第2章第2节《贵由的统治》，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304页。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65页。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65页。
〔英〕道森：《出使蒙古记》附：《鲁不鲁乞东游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65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7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7页。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64页。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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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65页。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667页；〔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9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3《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44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5页。
（明）宋濂等：《元史》卷3《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44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9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9页。
〔伊朗〕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672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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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42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48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49—250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51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51页。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2卷《蒙哥合罕纪》，商务印书馆，1985年，254—255页。
周良霄、顾菊英：《元代史》第四章第二节《蒙哥汗时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