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 经

曾国藩的神秘不仅来自本身经历的坎坷曲折，也来自其人人的独行孤举，更来自他的人格魅力。他潜心治学砺志，使他饮誉士林；他投笔从戎，奏陈时弊，敢于直面现实，赢得"中兴名臣"的美誉；也正是由于他顺应潮流，首倡洋务，为中国揭开了近代化的序幕……。曾国藩的一生，凭借一个"挺"字在困厄中求出路，历尽劫波，以坚韧无畏的精神而成就了"天下之大功"。

读曾国藩，就要读《挺经》。读《挺经》，即是读曾国藩。

第一卷 内诚自养，慎独自生——"内圣"法

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

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

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

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

《挺经》原典

细思古人工夫，其效之尤著者，约有四端：曰慎独则心泰，曰主敬则身强，曰求仁则人悦，曰思诚则神钦。慎独者，遏欲不忽隐微，循理不间须臾，内省不疚，故心泰。主敬者，外而整齐严肃，内而专静纯一，斋庄不懈，故身强。求仁者，体则存心养性，用则民胞物与，大公无我，故人悦。思诚者，心则忠贞不贰，言则笃实不歁，至诚相感，故神钦。四者之功夫果至，则四者之效验自臻。余老矣，亦尚思少致吾功，以求万一之效耳。

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

修己治人之道，止"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终身用之有不能尽，不在多，亦不在深。

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四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原典精译

仔细考察古人的工夫，其中成效特别明显的大约有四个方面：谨慎独处，则心胸安泰；端肃恭敬，则身体强健；追求仁义，则人们悦服；专守诚意，则神灵钦敬。慎独，就是说遏止私欲，连非常微小的方面也不放过，循理而行，时时刻刻都如此，内省而无愧，所以心里坦然。主敬，就是说外表整齐严肃，内心思虑静定专一，时时端恭庄严，所以身体强健。求仁，就是说从本体上讲，能保养心性，从运用上来说，有爱民惜物之胸怀，大公无私，所以人们悦服。思诚，就是说内心忠贞坚定，言语笃实无欺，以致诚与万物感应，所以神灵也钦服。如果真能达到上述四方面的修身功夫，这四种效验就自然而至。我年纪已老迈了，却还想在修身方面下功夫，来求得万一的成效。

我曾说过"独"这个东西，是君子和小人共同感受到的。小人认为自己是独自一人时，会产生一个非分的念头，非分之想积聚多了就会任意妄为，由此欺人的坏事发生。君子忧惧自己是单独一人时，会生出真诚的意念。真诚念头积聚多了就会处事谨慎，由此对自己不满意的德行下功夫匡正。君子和小人都是独自处事，两者的差距却可由此得到评论。

自从《大学》穷究事物的原理并获得知识之后，过去的言论行为都可用作个人开阔眼界充实知识的资料，日常处理的琐事问题，更可深化个人的阅历见识。君子这样做了，他的心在遇到事情时，已能剖析公私的区别；他的心在联系道理时，又足以精辟地研究其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的坏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却不能有实在的见识，去实行他该做的事。办一件好事，唯恐别人不知道是自己干的，因此去办时迟疑不决。改正一个不好的毛病，侥幸别人可能窥视不到，因此改正得很不得力。背地里自己独处，虚假的情弊自然产生，这就是欺骗啊！而君子，唯恐办一件善事不彻底，在晦暗中产生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不改正，就会像涓涓的流水长年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邪念如同面对天神，主心骨坚硬如同金石。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方单独行事，一定要慎之又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要点，也是后世贤人切实研究的问题呀！

自身修养和治理国家的道理，有四句话可终身适用而受益无穷，这就是"勤于政事，节俭治家，话语忠信可靠，行事诚恳无欺"。真话不在多少，也不在于多么深刻呀。

古往今来圣哲们的胸怀极为宽广，而可达至圣大德的，约有四种境界：诚恳谦恭，注重自我修养而生出聪明睿智，是二程的主张；精诚感动神灵而天生就有知识，是子思的遗训；安贫乐道而身体健康面无忧色，是孔子、颜回、曾子、孟子的要旨；欣赏大自然的美妙，吟诗作赋，而意志安适、精神愉悦，是陶渊明、白居易、苏轼、陆游的人生乐趣。我常自己悔恨少壮不知努力，而到老年往往多出悔惧之感，对于古代圣哲们的心境情趣，不能领略获取一二分。只能反复寻思，叹息感慨不已。

智慧解析

一、 慎独为入德之方

"慎独"一词最早出自《礼记·中庸》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意思主要是说：在最隐蔽的时候最能看出人的品质，在最微小处最能显示人的灵魂，有君子之德的人，即便在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会慎重行事，检点自己的行为、谨慎小心，自觉遵循道德规范，不会因为别人不在场或不注意的时候而干坏事。这是儒家所倡导的一种道德修养境界或方法，称之为"慎独为入德之方"。这里的"道"、"不可须臾离"，是"慎独"的理论根据。"慎独"是人们独自居处，严于律己，谨慎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望和行为发生，从而使道义时刻伴随自身。做到"慎独"，坚持"慎独"所能达到的程度，是衡量人们是否坚持自我修身以及在修身中，成败得失的重要尺度。

慎独，关键是一个"独"字。"独"是什么？独是别人看不见听不见的地方，它不仅是指外在的空间，更重要的是指人的心灵，朱熹就说过："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只要心中有道德，脑中有纪律，手脚有约束，无论何时何地都能做到慎独。朱子讲过："非特显明之处是如此，虽至微至隐，人所不知之地，亦常慎之。小处如此，大处亦如此。显明处如此，隐微处亦如此。表里内外，精粗隐显，无不慎之。"

子夏是孔子的著名弟子。有一天，子夏去拜见曾参，曾参也是孔子的得意弟子，一向严于律己，以孝行著称。曾参看了看子夏，打趣地说："怎么一阵子不见，你就如此发福啊。"子夏不以为意，反而乐呵呵地回答说："我打了一个大胜仗，心情舒畅无忧，所以身体就胖起来了。"曾参有些摸不着头脑了，疑惑地问："这话是什么意思？"子夏说："我终日在家读书，学习先王（泛指贤帝尧舜等）之道，觉得他们的仁义道德和高尚的德行，实在是高山仰止，令我心生敬佩仰慕之情，觉得能效仿他们一定很快乐。可是出门之后，当我看见富贵人家身穿绫罗绸缎，享受豪宅美食，夜夜笙歌曼舞，逍遥自在，我又不由得心生向往之情，觉得能像那样生活一定很幸福。两个念头不断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激烈争斗，难分胜负，我寝食难安，心中不宁，所以身体日益消瘦。现在先王之道终于在心中占上风，取得了绝对胜利，我的心情又恢复了安宁祥和，所以身体自然发胖了。"曾参听了，连连称赞子夏，对他更为敬重。子夏无疑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典型。如果一个人通过反身自省，感到自己是忠诚踏实的，那便是最大的快乐。正因为这样，子夏才由瘦而胖，并因此而欢欣愉悦。

二、 曾国藩十二条慎独修身法

对于古代的读书人，"慎独"这一理论是无人不知的，但只知道理论，不加实践，无补于实际。曾国藩的高明，不在于他创造了一套什么新说，而是对这一古老真理做了一辈子的实践，既使自己大受其益，又使家庭大受其益，更使社会大受其益。

关于慎独，曾国藩曾总结有十二条修身之法 ，分别是：

一、主静：无事时整齐严肃，心如止水；应事时专一不杂，心无旁物。

二、静坐：每日须静坐，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绝不恋床。

四、读书不二：书未看完，绝不翻看其他，每日须读十页。

五、读史：每日至少读二十三史十页，即使有事亦不间断。

六、谨言：出言谨慎，时时以"祸从口出"为念。

七、养气：气藏丹田，修身养性。

八、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随时将自己当作养病之人。

九、日知其所亡：每日记下茶余偶谈一篇，分为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不可一味耽搁，否则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皆作为功课看待，绝不留待次日。

十二、夜不出门：临功疲神，切戒切戒！

在曾国藩率领部将攻破南京，消灭太平天国之后，湘军高级将领三十余人曾集体"劝进"曾国藩当时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王闿运看到这副对联后感慨道："涤丈襟怀，今日之前，我只知一半，今而后，乃全知。"并自书一联曰："花鸟总知春浩荡，江山为助意纵横"。他说："吾不敢着墨文正联上，以重污文正。另书此，纪文正之大，且以志吾过。"王闿运是曾国藩的湖南老乡，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在于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为人慷概激昂，向以霸才自居。王闿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他看中了曾国藩。

他在湘军成立之初，便对曾国藩说："鹿死谁手，尚未可料，明公岂有意乎？"曾国藩未予理睬，后再入曾府，仍劝曾"彼可取而代之"。但曾国藩不为所动，以食指蘸杯茶汁，在茶几上写了个"妄"字。曾国藩之所以能远离痴心妄想，与他的慎独精神是分不开的。他严于律己，日日不忘反省，不该做的事情，他想都不会去想。曾国藩认为小人与君子的区别就在于独处时小人妄念丛生，而君子则会更加谨慎。曾国藩认为，一个人若要慎独，其前提是心静，假如欲火炽然，心粗气浮，则慎独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如果能静下心来，就不会产生妄念，就会淡泊名利，把万事看开，就可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反省和改过。他在日记里写道："静"字功夫要紧。大程夫子是三代后圣人，亦是'静'字功夫足。王文成亦是'静'字有功夫，所以他能不动心。若不静，省心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曾氏自称)素有忿狠不顾习气，偏于刚恶，既而自究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务当力主求静，使神明如日之升……知此而不行，真暴弃矣!   真小人矣!" "静"字功夫，是曾国藩从老师唐鉴、倭仁处学到的。唐鉴对曾国藩的一生行事、修身、做学问影响极大。曾国藩曾向唐鉴请教读书、修身的妙诀。唐鉴告诉他，读书应当以《朱子全集》为宗，修身的最好办法是记日记自我检讨，并且一定要实事求是。此后，曾国藩经常跟唐鉴一起研究学问，推究兴衰治乱，学习程朱理学;他还把自己的日记拿给唐鉴检查，找出检讨不深刻的地方，深挖病根。后在唐鉴的推荐下，曾国藩又拜访倭仁。倭仁是唐鉴的弟子，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倭仁对于自省要求更加严格，一念之差，一事之失都要记下自省。受倭仁的影响曾国藩在内省方面更严格要求自己了。

曾国藩每天坚持静坐半个时辰，战争越激烈的时候，他越注意静坐。通过静坐来省察自己的毛病，他一生坚持写日记，于日记中检点自己的一念之差、一事之失，毫不留情。

曾国藩不仅自己注重"慎独"，还提醒儿女们"慎独"是全面修身养性的必要条件。他在遗嘱的第一条就提到慎独："余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人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今将永别，特立四条以教汝兄弟。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养心之难，又在慎独。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告诫儿女只有做到了慎独，才可以对鬼神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

三、 天知、 地知、 你知、 我知

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以"慎独"出名的人物，名声最大的是东汉安帝时的荆州刺使杨震。杨震以"性公廉，不受私谒"著称，留下了个"清廉诫四知"的典故。《后汉书·杨震传》有这样的记载：杨震去荆州赴任，道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当年举荐上来的，王密为了表示对杨震当年提挈之恩的感谢，"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杨震拒绝接受，说"我举荐你是因为我了解你，你这样做是太不了解我了。"王密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王密听了杨震的一番话，"羞愧而出"。后人就把这件事当成"慎独"的典型，流传下来。

杨震说的"天知，神知，我知，子知"，其实说到底了，如果是两个人办的事，那是"你知、我知"，如果是一个人办的事，那是"我知"，说"无人知道"，那是自欺欺人。所谓"慎独"，就是要捅破"无人知道"这层窗户纸。宋代学人陆九渊就明明白白地说过："慎独即不自欺。"宋人袁采也说，慎独即"处世当无愧于心"。这样，把慎独与诚实、不自欺欺人、无愧于心相联系，就达到了一种相当高的道德境界，它表明了人对遵守道德规范和法度要求的高度理性自觉。

慎独是一种人生境界。慎独是一种修养，慎独是一种自律，慎独是一种自我的挑战与监督。慎独的最高境界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这里讲的随心所欲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指道德修养到一定程度后所达到的一种道德境界。慎独虽然是古人提出来的，但并没有因时代的更迭变迁而失去现实意义，是因为它是悬挂在你心头的警钟，是阻止你陷进深渊的一道屏障，是提升你自身修养走向完美的一座殿堂。

第二卷 明理立德，自强不息——"砺志"法

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

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

《挺经》原典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能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累月奔驰酬应，犹能不失常课，当可日进无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息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摹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进之以猛，持之以恒，不过一二年，精进而不觉。言语迟钝，举止端重，则德进矣。作文有峥嵘雄快之气，则业进矣。

原典精译

明道德、教新民、办好事，这些都是我们分内的事。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以为上面三项与自身毫不相干，那么读书有什么用？即使能写文章作诗篇，洋洋自得于自身的高雅渊博，其实也只算得认识几个字的放猪仔罢了，哪能称得上深明大理的有用之才呢？现今，国家依据科举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正是认为这些人既然能按照圣贤的意图立论写文章，当然也必能明白圣贤有益于社会的道理，从而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可以官居显位而不脱离百姓，鞠躬尽瘁地遵循常理办事。如果认为深明德行、教化民众是分外的事，那么虽能写诗作文，但对修养自身、治理国家的道理茫然无知，国家用这种人做官，和用放猪仔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成年累月地奔走应酬，还能坚持学习，当然能大有长进，不会停息。人生惟有做事持之以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对于书法一道，也曾苦力探索，却终无成就，近日来天天摹写，从无间断，就觉得字有长进，可说日新月异。年龄无论大小，事情无论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地做了，就像种树养禽一般，天天看它长大却感觉不到。尽力前进，坚持不懈，不过一二年工夫，自然有无形的长进。言语沉稳，举止端重，则品德性情有长进。文章有峥嵘雄骏之气，则学业有长进。

智慧解析

一、 确立远大的志向

曾国藩认为做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志。给自己一个明确的目标，一个方向。许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别人，意志不如别人，条件不如别人，而是许多时候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他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唯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也就是说，我想仁，我就朝着仁的方向去努力，并达到它。我要学孔孟，我就日夜孜孜以求，如果我没有这些志向的话，我就是和尧舜禹汤同住，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我不努力什么也实现不了。人如果能立志，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因此，曾国藩一生都在立志，每个阶段都会有每个阶段的志向。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曾国藩的祖上一直与功名科第无缘，甚至连一个秀才也没出过。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读书毫无起色，接连考了17次，直到43岁才考取了秀才。曾麟书深知自己与功名仕途无望，回家办了个私塾，于是把全部的希望也都寄托在曾国藩兄弟身上。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曾玉屏父子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之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个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又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为"涤生"，意在"涤其旧染之污"，涤除旧习，焕然新生。从改号这一举动，可以看出曾国藩努力求学，希图长进的志向与决心。曾国藩22岁，考中了秀才，第二年考取了举人。

曾国藩中举后不久，便离开湖南家乡，进京准备会试，第三次会试才中了进士，在朝试中名列一等第三名，进入了翰林院继续深造。进了翰林院以后，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对张良 、陈平、诸葛亮、魏征、范仲淹、司马光等人的辉煌相业，神往不已。也曾暗下决心今后一定也要入阁拜相，彪炳史册，留名后世。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耕耘，只问收获。他把圣贤视为自己最大的目标。圣贤在中国人的概念中是圣人和贤人的合称，那是品德高尚、才智超凡的完人，所以中国历史上能够称得上圣人和贤人的是屈指可数的，可见曾国藩的志向之大。

曾国藩还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他的志向激励着他的进取，他的进取引领他走向更大的成功。

曾国藩还经常告诫弟弟们要树立宏伟的志向，在写给诸弟的信中说：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佳，我也深以为然。但只是小试失利，就发牢骚，我暗笑他志向大而心中忧虑的不大，君子的立志，有为民众请命的器量，有内修圣人的德行，外建王者称霸天下的雄功，然后才不负父母生育自己，不愧为天地间的一个完全的人。

曾国藩认为要建立远大的志向首先就要读书，只有读书才能使人有志、有识。要想做到有志、有识关键是一个恒字，曾国藩在给弟弟的家书中提到读书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无止境，不敢以一得而自足，才不会像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观天；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三方面缺一不可。曾国藩在给弟弟得家书中曾记载："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素，终无所成。近日朝朝暮暮摹写，久不间断，逐觉日异而岁不同。可见年无分老少，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畜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细思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废学，便如食乌喙之杀人，则必主一类。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况本为歧念乎？"

恒字就是坚持，不给自己找借口。曾国藩的弟弟见到自己的哥哥科举及第在北京做了高官，认为无非是曾国藩的读书条件好。弟弟们写信给曾国藩说，我们在家里一边干农活，一边还要料理家务，读书的环境不好，我们想到一个专门的学校，以便有一个非常好的读书环境。曾国藩回信说得很明确：你要立志发愤图强的话，那么家里的私塾可以读书，即使是在旷野、闹市也可以读书，你背着柴火放着猪，都可以读书；如果你没有立志奋发图强的话，自己家里的私塾不可以读书，就是给你神仙之地、清净之地你一样都不会去读书。

经过曾国藩的一番劝诫，弟弟们都心悦诚服地用功读书，最终都学有所成。其中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更是成为了湘军的一代名将。可见，客观因素并不能成为立志的障碍。

二、 读书要明道经世

曾国藩一生酷爱读书，他认为读书是为了建立远大的志向，不读书是难以励志的，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即要有益于国计民生。他一反清代尚空谈的理学风气，和乾嘉以来尚考据的"实学"风气，讲求实事求是的学问。他反对死读书，读死书，认为如果不能把书上的知识同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读书就毫无意义了。曾国藩最佩服的学者就是顾炎武和王夫之了，顾炎武所称的"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极大的影响了曾国藩。曾国藩曾把顾炎武列入到古今三十三圣贤之中，推崇备至，并解释说："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褒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业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

曾国藩认为读书就应该从中悟出方法，悟出明道经世之术，他瞧不起那种只会读书而无实际办事能力的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大毛病："读书人往往志大言大，而实不符也"，后又指责读书人往往只注重读书，而不注重应用，写文章时，连篇累牍，办起事来，毫无条理。

曾国藩在京做官期间，正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候，外有英国的侵略，内有农民起义。此时，他更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常常是"右手拿书，左手拿图"耐心钻研；从军以后，更是熟读兵法，翻阅大量古籍，分析进攻战略，从中总结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对曾国藩所倡导的力行、务实学风，很是推崇。他在《讲堂录》中强调："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

第三卷 崇俭鄙奢，以和为本——"家范"法

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

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

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

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挺经》原典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士大夫之家不旋踵而败，往往不知乡里耕读之耐久。所以致败之由大约不出数端。家败之道有四，曰：礼仪全废者败；兄弟欺诈者败；妇女淫乱者败；子弟傲慢者败。身败之道有四，曰：骄盈凌物者败；昏惰任下者败；贪刻兼至者败；反复无信者败。未有八者全无一失而无故倾覆者也。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此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原典精译

家中兄弟子侄，应当牢记祖父训戒的八个字："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当谨记祖父的三不信："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日记中又讲到八本的说法，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八本，都是我亲身经历、行之有效的经验之谈，弟弟们应当教育众子侄谨记实行。只要能坚守祖父的这八字与八本就可以保持家族的昌盛。

士大夫之家有的很快衰败，往往还不如乡里耕读人家家运持久。造成衰败的原因，大约不出以下几方面。家庭衰败的原因有四：没有礼仪之家衰败；兄弟相互欺诈之家衰败；妇女淫荡秽乱之家衰败；子弟骄傲轻侮别人之家衰败。一个人衰败的原因也有四方面：骄傲自满、轻侮别人的人衰败；昏暗懒惰、偏信下人的人衰败；贪婪而且苛刻的人衰败；反复无信的人衰败。从来没有见过这些弊病一点也没有而无故败家覆身的事情。

天下凡是官宦家族，往往至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后代也开始骄逸懒散，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二代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族，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敬长辈、与人友善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今生依赖祖宗积德，顺利得志，唯恐我一人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儿辈，共同立志发奋成为耕读、孝悌、与人友善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各位弟弟读书不可以不多，用功不可以不勤，切不可时刻为了达到科名仕宦的目的着想。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仕宦官位，也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我家的功臣。若能识透这层道理，那我就异常的钦佩。澄弟常以我升官得志，便说我是孝子贤孙，殊不知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得志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显赫一时的人物，岂不可以说得上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误得高位，于是事事留心，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却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假如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我本身可以还追求任何名利，妻子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智慧解析

一、 曾家的齐家之宝

曾国藩的祖父总结了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家训，要求儿女们严格遵守。"早"就是要早起，曾国藩一生以身作则，黎明即起，每天只休息四五个小时；"扫"是洒扫庭院；"考"是诚修祭祀；"宝"就是要善待亲戚邻里；"书"就是教育子女要多读书； "蔬"就是指的是种菜；"鱼"就是养鱼；"猪"就是养猪。

曾国藩在此基础上由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又总结了八本堂。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怒为本。立身以诚信为本，居家以早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曾国藩曾反复告诫曾家后代，一定要一边种地，一边读书，以保持祖上的传统，千万不要沾染半点官场习气，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或许还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他曾对儿子约法三章：不许坐轿，不许使唤奴婢做取水添茶的事情；拾柴收粪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做；插秧除草之类的事情，必须一件一件去学。

曾国藩长期在外为官，很少回家，无法监督子弟的言行。但曾国藩自有曾国藩的方法，那就是写家信督促。他曾写信给次子曾纪泽，要求他每天起床后，穿戴整齐后，必须先向伯、叔问安后，把家中所有房子亲自打扫一遍，然后静坐读书。且每天必练一千个字，千字中"俭"字是必练之字。

在信中他还会把很多生活细节教育给孩子们，比如读书之法，他告诉孩子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 习字宜求恒。现在能看到的曾国藩家书浩浩一百多万字，加在一起有一千多封信，写给子女的信件也有几百封，每一封信都饱含着一个父亲对子女的关心和爱护。

曾国藩还为子女们制定了日课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慎独，即谨慎独处：一个人在独处时也能做到严格要求自己，不妄取不苟为。在儒家学说中，慎独是修身的最高境界。养生首在养心，最大的快乐在于心情的愉悦。慎独则是最好的养心，将可使人得到最大的快乐。"主敬则身强"，实际上讲的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的重要性，他希望儿子做精神状态好的人，自强自信自立，对待工作对待生活庄敬严肃。日课第三条就是要告诉儿子们要有爱心，做到"仁者爱人"。"仁"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一种爱心，对父母的爱，为"孝"；对兄长的爱，为"悌"；对他人的爱，为善；对社会对国家的爱，为"忠"。那么"习劳则神钦"则是 "节俭、节用"的教育思想了，在曾国藩看来，能够俭约自持者，才可谓君子。他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以此来告诫儿子无论智慧也好，才技也好皆来自于勤劳艰苦，困知勉行。他还告诫家人，生活要"以俭字为主。情意宜厚，用度宜俭，此居家居乡之要诀也。"

曾国藩在家庭教育过程中非常重视这个"孝"字，他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

在为人治学方面，曾国藩则教育儿女要虚心，曾国藩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并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曾国藩一生饱读诗书，然而他非常谦虚，在教育子弟如何治学时，从不夸耀自己，总是说到自己的不足。如一封家书所说："余所作古文，黎莼斋钞录颇多，顷渠已照抄一份寄余存稿，此外黎所未钞之文，寥寥无几，尤不可发刻送人。不特篇帙太少，且少壮不克努力，志亢而才不足以副人，刻出适以彰其陋耳。如有知旧劝刻余集者，婉言谢之可也，切嘱切嘱。"当其弟来信向他请教有关读书事项时，他回信说："说到此处，兄不胜悔恨，恨早岁不曾用功，如今虽欲教弟，譬盲者而欲导人之迷途也，求其不误难矣。"如此谦虚谨慎的做法，为子弟们树立了良好的学习榜样。

二、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说："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时常举前汉霍光的例子来告诫子弟们要戒骄戒奢，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灭族，连坐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一定灭亡。他奢侈又不谦逊，不谦逊定轻怠了皇上，轻怠了皇上就背了礼。权倾朝野，妒忌他的人很多。天下人妒忌他，他言行又不注意怎能不亡！"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

曾国藩为官几十年，不敢稍微沾染官僚习气。在饮食起居上仍然保持贫民的寒素家风，极其节俭，始终不敢奢华。不是他无力奢华，而是他不愿奢华！一个家族很少能持续发达下去，总有拮据的时候，总有艰难和困苦的时候。因此，人们就该理性地去生活，居安思危，戒骄戒奢。曾国藩所说的"勤于邦，俭于家，言忠信，行笃敬"四语，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终身受益的。

俭朴同勤劳是分不开的，只知道俭朴还不行，还要勤劳，勤劳才能致富。

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清朝衰落之期，他亲眼见八旗子弟之堕落，他认识到国之衰由惰性引起。越是处于极盛之后越要倍加小心，月中则炅，月盈则亏。曾国藩感觉到天下平庸之人都是因为惰性而导致失败的。曾国藩时刻提醒自己的家人要远离懒惰，要以勤俭持家。曾纪泽娶媳妇时，曾国藩亲自写信给诸弟并曾纪泽，论以教诲新妇："新妇始至以奉长上，温和以待同辈，此二者，妇道之最要者也。但须教之以渐，渠系富贵子女，未习劳苦，由渐而习，则日变月化而迁善不知。若改之太骤，则难期有恒，凡此祈诸弟一一告之。"

对于内眷、女儿等，曾国藩也从不姑息，同样严饬勤劳。同治七年（1868年）在金陵节署，他的女儿等早已是贵不可言的"千金小姐"了，但曾国藩却给她们制定了每天习劳的繁重功课单，并写了四句话：

家勤则兴，人勤则俭。

能勤能俭，永不贫贱。

曾国藩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又说："天下百病，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不懒不逸，就是勤，"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他深刻地指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曾国藩生平也是以勤字自勉，勤俭自持。在朝服官20年，没有像大多数人一样污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一直遵守着寒素的家风。他时常告诫子女们早晨要早起，不要扔掉了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故持家必以勤字为主，福不多享，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

曾国藩一生重视家庭教育，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不仅对于自家的兄弟子侄的教育卓有成效。他的长子曾纪泽是一位出色的外交官，次子曾纪鸿则是一位数学人才，著有《对数详解》、《圆率考真图解》等书，还计算出一百位的圆周率。两个儿子的成材与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是有很大关系。

第四卷 不逞不妄，自修求强——"明强"法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

《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

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

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

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

《挺经》原典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原典精译

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更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好比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开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担当大事，全要在明强两个字上下工夫，《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主要归结为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天下的事，没有志气就不能发起去做，不坚定就做不成功，即使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四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合乎我意。自古豪杰之士都以拥有这四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的气概。只是数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消磨锐气。老弟能够保持数万人的刚猛士气，长时间不至于消靡折损，这是你的过人之处，更应在此下工夫呀。

凡是国家要强盛，必须得到贤良的群臣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是由于天命，不全靠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刚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聚义而慷慨，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曾子、孟子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则有因为强壮而十分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超越世人，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超乎寻常。近代如陆、何、萧、陈也都是雄健过人，而他们都不能善终。所以我们在自我修养上，谋求比别人强是可以的，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就不好。福益外家，假如专门在比别人强处逞强，他能否强到底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横，并能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智慧解析

一、 从自修处求强

强即刚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也就是人要有倔强之气，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舍此而以求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曾国藩认为："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就是高明、精明，它要靠学习得来，而且要终身学习，才能保持对新生事物和变化的认知与分析能力，才可以正确地决断。有了明，才能求强，强即经得起风浪、刚强、倔强、奋发图强。明强分解开就是对智力的提升与实力的提升的追求。

怎样才能明强？曾国藩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形成圣贤标准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强大有两种：一是将仁义与谦虚集于一身的强大；二是斗智斗力的强大，这种强大就是逞强或逞能。他认为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陷入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终归会失败。

早年的曾国藩却多言健谈，爱出风头，喜于交往，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喜欢直来直去，"每日总是话过多"，而且常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经常伤及别人的面子，得罪别人。他也知道自己"言多尖刻，惹人厌烦"，也为此下定决心，减少往来，但就是难以改过。每当朋友间切磋时，曾国藩又常常自持己见，强言争辩，只是要压倒他人，获取名誉。

曾国藩身居翰林，谈学论道乃常有之事，而他往往强言争辩，"词气虚骄"。曾国藩的好朋友为此没少吃苦头。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初九日，曾国藩至友人陈源衮处为其母拜寿，"席前后气浮言多"，同汤鹏等人讨论诗文时"多夸诞语"。几天后，曾国藩设家宴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双方都搞得很不愉快。。曾麟书看不过去，责令曾国藩亲自登门赔礼道歉。曾国藩虽也知道自身的毛病，但从未有人严厉提出。父亲的一席话，使他幡然醒悟，于是登门赔礼道歉，两人重归于好。

二、 逞强斗胜注定会失败

曾国藩还时常告诫自己的弟弟曾国荃不要争强好胜。曾国荃受其母亲影响，生性刚直倔强，处处想胜人一等。就是曾国荃的这种性格，险些惹出一场大祸。

在攻下天京中立下头功的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劝说下，功成身退回到家乡隐居。不过，后来清廷又让他重新出山，前往湖北任巡抚。但曾国荃的到来，使久与曾氏兄弟有矛盾的湖广总督官文心生敌意。

官文坐镇湖广，是清政府插在长沙上游的一颗钉子。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清朝满洲贵族是不放心的，而利用官文控扼长江，是清政府对付湘、淮的一个筹码。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知道其中原由，所以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矛盾暴露，湘军进攻安庆时他不发兵，不供饷，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他奏调多隆阿去陕甘"剿回"。但当时清廷用得着湘军，曾氏兄弟与他亦无多大干系，所以矛盾也没有公开爆发。可是，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并没把他这个满洲贵族放在眼里。于是，他下定决心要整一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

官文与湖北臬司唐际盛商量对策，唐为官出谋划策，让官文出面给皇帝上奏折，保奏曾国荃为"帮办军务"，让他率军去鄂北"剿捻"，离开武昌，驻兵襄阳，拔去这个眼中钉。官文依计而行，谕旨很快批复，正如官文所请。

曾国荃不知是计，一直带兵打仗也不知"帮办军务"的官衔有多大，应不应该专折谢恩，只好写信给大哥。曾国藩回信说，帮办军务属于极其毫无实权的空名，如李昭寿、陈国瑞等降将，刘典、吴棠等微品职衔时，都曾得到过帮办军务之名目。故此不必谢恩，但也不可推辞或气恼，权当没有此事，以后在公牍上也别署这个头衔，不然会惹人笑话。

恰在此时，湖北粮道丁守存向曾国荃拨弄是非，说湖北"新湘军"组建，所需粮草由粮台筹集，但官文却不让给"新湘军"供粮。原来这个丁守存曾因贪污公款被官文发现，敲诈了他大部家产才没有参劾他，他这次想借曾氏兄弟之手报复官文。曾国荃把这两件事合起来考虑后，大为恼火，决定向皇帝告发他。

曾国荃幕中并无文吏，恰在此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来到湖北，遂同侄子商量拟稿。曾纪泽时年已27岁，由于父亲的薰陶，已知官场之险恶，叔叔之鲁莽。所以当即提出官文是满洲贵族，为太后和皇上所宠信，要弹劾他实非小事，最好先同父亲商量后再定。然而曾国荃却认为自咸丰八年复出后，哥哥的胆子越来越小，反而办不成大事，这次弹劾官文最好不要让他知道，以免被他阻挠。曾纪泽只好按九叔提供的内容拟稿，最终稿成，列举了官文贪庸骄蹇、欺罔徇私、宠任家丁、贻误军政、笼络军机、肃顺党孽等多条罪状，此折在襄阳郭松林营中发出。

曾氏叔侄不甚明了弹劾官文的利害，也不善于具疏与人争辩。因此奏折过于草率，文字洋洋大观数千余，语言也未甚斟酌，参劾内容虽多是事实，但疏奏多不中肯。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恐此举会遭大祸，赶紧从曾国荃手中要来底稿，看看奏言是否立得住脚，或可设法补救。看罢底稿，曾国藩认为所奏倒是事实，但言辞涉及军机处和"肃党"、怕是要引出更多的麻烦。他立即写信给九弟，信中写道："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易要强。信中对儿子反复责怪，不该做出此等招非惹患之举。

曾国荃读罢哥哥的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着事态的发展。曾纪泽受责，赶紧离开武昌，避开这个是非圈子。

李鸿章出主意让曾国藩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深究官文之罪，这样做可以挽回满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也痛恨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队，这样他才保全了自己，使自己不断壮大，积蓄力量，以求一逞。

从以上可知曾是位血气之人，但他是有一颗热情的心外加冷静的头脑，对自己有把握的事情要强，即在信中所讲的要"明强"。做事要三思而后行。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官场官运亨通，八面玲珑。

第五卷 浑厚包容，坚忍自重——"坚忍"法

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

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

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挺经》原典

子长尚黄老，进游侠，班孟坚讥之，盖实录也。好游侠，故数称坚忍卓绝之行。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及此篇之述贯高皆是。尚黄老，故数称脱屣富贵、厌世弃俗之人。如本纪以黄帝第一，世家以吴太伯第一，列传以伯夷第一，皆其指也。此赞称张、陈与太伯、季札异，亦谓其不能遗外势利、弃屣天下耳。

昔耿恭简公谓，居官以坚忍为第一要义，带勇亦然。与官场交接，吾兄弟患在略识世态而又怀一肚皮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寡合。迪安妙在全不识世态，其腹中虽也怀些不合时宜，却一味浑含，永不发露。我兄弟则时时发露，终非载福之道。雪琴与我兄弟最相似，亦所寡合也。弟当以我为戒，一味浑厚，绝不发露。将来养得纯熟，身体也健旺，子孙也受用，无惯习机械变诈，恐愈久而愈薄耳。

稍论时事，余谓当竖起骨头，竭力撑持。三更不眠，因作一联云："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自警也。余生平作自箴联句颇多，惜皆未写出，丁未年在家作一联云："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用木板刻出，与此联略相近，因附识之。

夜阅《荀子》三篇，三更尽睡，四时即醒，又作一联云："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至五更，又改作二联，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一云："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原典精译

司马迁崇尚黄老，敬仰游侠，班固以此来讥讽他，确合事实。敬仰游侠，所以多次称赞坚忍卓绝的操行。比如屈原、虞卿、田横、侯赢、田光以及贯高都是此类人物。崇尚黄老，所以多次称赞鄙视富贵、厌世弃俗的人，如本纪以黄帝为第一，世家以吴太伯为第一，列传以伯夷为第一，都是这个宗旨。此篇称赞中说张耳、陈余和太伯、季札不一样，也是讲他们没有能够回避势利、抛弃天下。

从前，耿恭简公说过，做官要把保持坚忍作为最重要的，即使是心中怀有奋勇之气，也应该是这样。在官场中应酬，我们兄弟的毛病都在稍稍了解世态而又有满肚子的不合时宜，既不能硬，又不能软，所以到处显得孤立。迪安的好处在全然不识世态，他虽然也常常不合时宜，但却一味浑厚，永不外露。我们兄弟则常常外露，总不是带来福气的办法。雪琴与我们兄弟最相像，也到处少有投合的人。弟应当以我为戒，保持浑厚，永不外露。将来把这一性格养得纯熟，身体也会健康，子孙也能获益，不要沉湎于官场机变诈伪，恐怕越久德行就越浅薄。

在泛论时事时，我说应当挺起骨头，尽力支撑。三更时睡不着，于是作一联："养活一团春意思；撑起两根穷骨头。"用以自警。我一生中作过很多的联句自箴，可惜没有写下来。丁未年在家写有一联："不怨不尤，但反身争个一壁清；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经用木板刻写出来，与这个联较近似，就附记在这里。

夜里读《荀子》三篇，三更过了才睡，四更时醒来，又作一联："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到五更时，又修改了两联，一联是："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乐以终身忧以终身。"另一条是："天下断无易处之境遇，人间哪有空闲的光阴。"

智慧解析

一、 曾国藩的坚忍之道

曾国藩的成功家喻户晓，梁启超在总结曾国藩获得成功的原因时，认为其"自制之力力甚强"，换句话说就是"坚忍"。美国汉文学家史密斯·金评价说："曾氏不以善战名，而能坚忍耐烦"。曾国藩则认为："面对命运，忍耐、坚持是走向成功的唯一法门，只要坚忍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

什么是"坚忍"刚强牢固为坚，勇毅强挺为忍。君子持威重，执坚忍，临大难而不惧，视白刃若无也。欲立不世之功，得成勋世伟业，非坚忍所不能也。坚忍于战则无敌，于礼则大治；外无敌，内大治，厚道载物乎？这就是曾国藩的坚忍。

曾国藩对于坚忍的认识，也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从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与之为伍，为此经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和刁难。在湘勇攻克武昌、汉阳后，取得了与太平军作战的头一次大胜仗。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送给他一张条幅，上写"好汉打脱牙和吞血"。曾国藩很快意识到了，如果想实现自己平生的志向的话，就必须学会忍耐。此后，这句话变成了曾国藩的守身之道。李鸿章对老师坚忍的心境极其佩服，在劝告脾气暴躁的手下大将刘铭传时曾动情地说："'打脱牙和吞血'乃吾师忍道心境的最佳注解，汝牢记在心必能建不世之功。"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而改变了的处世方法，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为此，他说："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式曰："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那些往年的许多事已不全记得了，今年二月在省城河下，凡属我所带领的兵勇仆从，每次进城，必定遭痛骂毒打，这种情景都是四弟、季弟亲眼所见。谤怨之声沸腾，万口讥笑嘲讽，这也是四弟、季弟亲眼所闻。自四月以后两弟不在这里，景况更加令人难堪。我只有忍辱包羞，屈心抑志。

曾国藩就是凭借着屡败屡战的坚忍精神，最终战胜了太平军。

二、 咬牙立志图自强

咸丰四年（1854年），曾国藩在决计会战湘潭时，太平天国的声势正盛。以南京为中心，武汉、镇江、扬州等重镇，全都掌握在太平军的手中，清朝政府在这一地区几乎没有任何力量组织进剿了。在这种情况下，湘潭决战的胜负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攸关全局。曾国藩认为太平军若能取得湘潭之战的胜利，便能顺势攻取长沙，控制湖南，从而在湖南和两广农民起义军的响应下，迅速南下，控制两广和闽浙等地，占有半壁江山。这样太平天国政权才有条件发动北伐战争，夺取全国政权。而对湘军来说，湖南是湘军的老巢，占有湖南便意味着湘军的兵饷来源有保证；一旦失去湖南，犹如鱼离开水一样，就会因干枯而消亡。

曾国藩充分认识到了湘潭战场的重要性，除派手下第一悍将塔齐布率军开赴湘潭外，又急调水师总统褚汝协助陆师摆开了与太平天国生死搏斗的架势。这样，在湘潭战场上，湘军的兵力占了优势，加上太平军主帅林绍璋本人忠厚有余，但"无大本领"，指挥不当，致使战线过长，兵力分散，使太平军完全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

湘潭之战，太平军遭到前所未有的惨败，清廷特别强调这一胜利的影响：湘潭一战，使得官兵个个有杀敌的信心了。

湘潭全胜后，曾国藩却上折陈述自己的失误，咸丰帝不但没奖励曾国藩反而革去了他礼部侍郎之职，责成他戴罪立功。

曾国藩回到长沙以后，咬牙立志徐图自强，他认真总结了岳州、靖港二次战争的惨痛经验教训，努力克服自己的弱点，为湘军日后出外作战积累了经验。不过曾国藩也发现，湘军各营在几次战斗中暴露出不少弱点，其最主要的是功罪不分，赏罚不明；良莠不分，勇懦不一。因此，他对湘军进行了整编。经过长沙整军以后，湘军面貌一新，能战能守，这与曾国藩努力改正自己的弱点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曾国藩在以后提到此事时说："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岳州之败，靖港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惟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矣。"

三、 适应环境，学会忍耐

曾国藩深知身居高位的人，凡事如果不能容忍的话，就会给别人、自己带来灾难。

曾国藩认为，要达到善忍的心境首先必须除去内心的愤怒。他强调愤怒是一个人涵养不够，气量不足的表现，要想担当大事，就必须去除这种情绪。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一般来说，担当天下大事靠的是精神状态，积蓄郁结的过，也就倔强之至，也就不能不表现出一些忿恨行动。以后我兄弟凡有动气的时候，彼此要互相劝说告诫，保存倔强，去除愤怒激动，这就行了。如何才能去除心中愤怒激动的情绪呢？曾国藩认为主要是以静制动，通过静心来克服内心急躁的情绪。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倔强的极端，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变得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在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为了适应官场环境，学会忍耐，曾国藩一生潜心钻研老子、庄子的思想，把《老子》、《庄子》、《易经》等史籍排在了重要的地位。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道："吾好读庄子，以其豁达足益人胸襟也。"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后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

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心中很愤懑。然而细心想来，古人办事，被牵制、遇抵触的情况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总是设法铲除异已的行为，是权臣的行径。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这也许才差不多吧！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得曾国藩处事多了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如。曾国藩凭借顽强的意志和常人难以想像的忍耐力，走出困境，等待时机，以图自强，从而最终能够成就令世人羡慕的伟业。

第六卷 不卑不亢，刚柔互济——"刚柔"法

近来见得天地之道，

刚柔互用，不可偏废，

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

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

《挺经》原典

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昔余往年在京，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亦未始无挺然特立不畏强御之意。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孥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然强毅与刚愎有别。古语云自胜之谓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为善，皆自胜之义也。如不惯早起，而强之未明即起；不惯庄敬，而强之坐尸立斋；不惯劳苦，而强之与士卒同甘苦，强之勤劳不倦，是即强也。不惯有恒，而强之贞恒，即毅也。舍此而求以客气胜人，是刚愎而已矣。二者相似，而其流相去霄壤，不可不察，不可不谨。

原典精译

自古以来的帝王将相，没有不是从自立自强而成功的。即使成为圣贤的人，他们也各有自立自强的方法，所以才能够独立不惧，确定不移。过去我在京城，好与各位有大名高位的人对立，也确实有挺然独立不畏强暴之意。近年来体会到天地之道，要刚柔互用，不可偏执，太柔了会萎靡不振，太刚了则容易折断。刚指的不是暴虐，而是说强矫；柔也不是说要卑弱，而只是谦让。办事为公，就应该强矫，争名夺利，就应当谦退；开创家业，应该强矫，守成安乐，则应谦退；出外与人应酬，应当强矫；回家与妻儿享受，则要谦让。如果一面建功立业，外面享有大名，一面又追求田地房产，希享富贵，这两者都求盈满，全无谦退之意，这是肯定不能长久的。

肝火上升时，不只不平和，也不会恐惧，确有这种境况。不只是弟年轻气盛是这样，即使像我渐渐衰老了，也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强迫自己控制它，降服这样的心情，这就是释迦牟尼所说的降龙伏虎。龙是相火，虎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也不仅仅是你我兄弟这样。重要的是要稍稍地控制，不使它过分强烈。降龙用以养水，伏虎用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熄灭欲望，就是降龙；所说的控制怒火，就是伏虎。佛教、儒教的教义不同，但在节制血气这一点上，没有不同，总是不能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缺少。一个人的功名、事业、文章，都必须有这两个字贯穿其中，否则柔弱委靡，一件事也做不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都是由倔强二字引出来的。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至于刚毅之气，绝对不能没有。然而刚毅与刚愎不同。俗语说："自己战胜自己称为强。"强制、强恕、强为善，这都是自己战胜自己的意思。如果你不习惯于早起，就强迫自己天未亮就起床；如果你不习惯于端坐，就强迫自己端坐；如果你不习惯劳苦，就强迫自己与士卒同甘共苦，强迫自己辛苦劳作，这就是强。自己不习惯有恒心而强迫自己有恒心，这就是毅。如果不按上述方法去做，却想去战胜别人，这就是刚愎。这两者看起来很相似，但事实上相差很远。不能不小心留意！

智慧解析

一、 懦弱无刚则耻，太刚则折

曾国藩的祖父从小就教导他"做人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如果一个人如果没有阳刚之气，是做不成大事的。

受其祖父影响，曾国藩从小就崇尚刚直，认为汉代的樊哙就是充满了刚直之气的大丈夫。樊哙是汉高祖刘邦的手下大将，骁勇善战，屡立战功，深得刘邦喜爱。后人皆言其性情"刚烈"，刘邦人咸阳后，力劝刘邦还军霸上(今西安东南)，勿贪秦宫奢丽的亨受；刘邦赴鸿门谢罪，樊哙随往，没有樊哙闯帐谴责项羽刘邦就很难脱身；当初英布造反时，高祖病重，讨厌见人，诏令守宫侍卫，不准大臣人见，群臣中就连周勃、灌婴都不敢人内。十几天后，樊哙终于忍不住，带领群臣"排闼直入"——推门径直闯进宫中。高祖这时正在休息。樊哙见到高帝痛哭流涕地说："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说得高祖笑着起来了。

他早年在京城做官，敢和那些名气大、地位高的人争斗，就具备了挺然持立不畏强御的精神，他也因此处处受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遭遇了诸多曲折磨难。带兵之后，更是处处失利，得不到友军的支持。他把所学的知识和实际情况联系起来，找出了失败的原因：过刚则易折，易折则无法达到自强之目的。他在秉承祖训的基础上，又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总结出：只有刚柔相济，才能达到自立自强之目的。在曾国藩看来，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柔是手段，刚是目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实现真正的自立自强，这才是柔的实质。

曾国藩再次出山后，首先去见了骆秉章和左宗棠，取得湘湖实力派人物的理解与支持。其次是遍拜各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善化县衙他也亲自造访。经过曾国藩的一番拜访、联络，赢得了湖南省大小官员的好评，他们表示要兵给兵、要勇给勇、要饷供饷。曾国藩又去了南昌，拜会江西巡抚耆龄。耆龄也主动答应为湘军供应粮草、军饷，这就使湘军基本通过了军饷难关。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前时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自己承认，"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年，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曾国藩这里把家居的两年自称为"大悔大悟"之年，他自认为前后行事"迥不相同"了。曾国藩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

二、 争名逐利当谦让

曾国藩认为，功高名显，必然会带来对自己的嫉妒和仇视，所以与人分享利益和名誉是曾国藩的一贯做法。每次打仗，他都不以首功自居，而是将下属或是同僚的名字放在前头。每每听到曾国藩谈及收复安庆之事，他总是会归功于胡林翼的筹谋划策，多隆阿的艰苦战斗；谈及后来攻下金陵之壮举，他总是会归功于各位将领，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他自己以及他的弟弟曾国荃；谈到僧格林沁进攻捻军时，曾国藩总是会赞扬僧格林沁能吃苦耐劳，说自己比不上他的十分之一二；谈到李鸿章、左宗棠时，他总是会称颂他们是一代名流，有时候会说自己自愧不如，有时候则说自己谋略莫及。有了功劳，首先归功于别人。

在担任两江总督时，曾国藩就特别注意将满人都督官文的功名摆在自己之前。后来，曾国藩费尽心思将长江水师改经制水师，这样一件很大的事，曾国藩又将官文的名字推到自己前面。官文一向仇视湘军，为什么曾国藩还要推崇他呢？曾国藩是从好友胡林翼那学到的方法。胡林翼担任湖北巡抚时，官文担任湖广总督。两人关系"往往以征兵调饷互有违言"，为此，胡林翼打算向朝廷参他一本。但在与幕僚阎敬铭商量时，阎立即劝阻。阎认为，参掉一个官文，并不见得局面会改观。官文虽然才具平庸，又贪名利，但却颇受朝廷的重用，如果处处让利与他，有大事课请他出面上奏，朝廷定会批准。这要的人我们正求之不得呢，你却要参奏他，不是太可惜了吗？

胡林翼一听，豁然开朗，就决定设用权术结交官文。于是胡林翼一反此前对官文的反感，转而投其所好，每月都以办公经费的名义送官文数千两银子供他奢靡享乐。当胡林翼接到官文为其爱妾举行的生日宴会邀请时，其他湖北官员多半不乐于拍这等马屁，借口不去，胡林翼却欣然赴会，给官文一个意外惊喜。胡林翼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认了官文爱妾做干妹，让母亲收下她作干女儿。从此结好官文。

原先，曾国藩对胡林翼这种曲意迎逢的做法也颇为不屑、反感，当他看到胡林翼的做法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也深受启发，改变了对官文的态度。以后凡有军功，均首署官文大名，这样既可以减轻官文对湘军的嫉恨，又可拉拢他一起做事，借此消除满人对湘军的仇恨和排挤。后来的发展证明了曾国藩采用的这种以柔克刚的做法，获得了极大成功。

三、 趋事赴公当强矫

当然柔也是有限度的，如果超出了柔的底线，就成了懦弱。因此曾国藩主张刚柔并济，该柔时要柔，该刚时要刚。

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逼近北京时，咸丰帝忙令湘军大将鲍超带兵北援；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几天都"通夕不能成寐"，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现已逼近北京，"人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

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 "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10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曾国藩、胡林翼不愿派鲍超人援，还有另一层考虑，即鲍超乃一员勇将，朝廷肯令鲍超归胜保管带，而胜保乃极端仇视湘军，胜保若以"勤王"之名，将鲍超收为麾下，那时北援湘车就会拱手送人，这对全局又是大有影响的事。在"勤王"问题上，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意见"按兵"抗上是一种"刚"。

人生在世不可一味懦弱，"柔"并非懦弱，人生在世也不可一味的刚强，做人只有刚柔并济，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第七卷 知人知事，人才为定——"英才"法

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

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

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挺经》原典

虽有良药，苟不当于病，不逮下品；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嫠牛不可以捕鼠；骐骥不可以守闾。千金之剑，以之所薪，则不如斧。三代之鼎，以之垦田，则不如耜。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材亦奏神奇之效。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用也。魏无知论陈平曰："今有后生考己之行，而无益胜负之数，陛下何暇用之乎？"当战争之世，苟无益胜负之数，虽盛德亦无所用之。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今老矣，始知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无兵不足深虑，无饷不足痛哭，独举目斯世，求一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者，不可亟得；或仅得之，而又屈居卑下，往往抑郁不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贪饕出缩者，果骧首而红腾，而富贵、而名誉、而老健不死，此其可为浩叹者也。默观天下大局，万难挽回，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

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耳。《淮南子》曰：功可强成，名可强立。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强勉行道，则德日进。《中庸》所谓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即强勉功夫也。今世人皆思见用于世，而乏才用之具。诚能考信于载籍，问途于已经，苦思以求其通，躬行以试其效，勉之又勉，则识可渐通，才亦渐立。才识足以济世，何患世莫己知哉？

原典精译

尽管有良药，如果不对病症，效果不如一般的药物；虽然是贤才，但所干之事不适合于他专长，那么还不如去找平凡人来干。质地坚韧的木梁可以撞开牢固的城门，却不能用来堵住老鼠洞。强壮的水牛不会捕捉老鼠，日行千里的骏马也不能守住家门。价值千金的宝剑用来砍柴，不如斧头好用。三代传世的宝鼎，用来开垦荒地，还不如普通的木犁。面对具体时刻，具体的事物，只要用得适合恰当，普通的东西也会产生神奇的效验。世人不忧虑没有人才，而忧虑使用人才的人不知量才适用。魏无知在评论陈平时说："现在有个年轻人，很有孝德之行，却不懂战争胜负的谋略，您该如何用他呢？"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如果一个人不懂战争胜负谋略，虽有高深德行也没地方应用他。我生平喜欢用忠实可靠的人，如今老迈了，才知道药物虽很多，却也有治不了的病。

没有军兵，尚不足焦虑；没有粮饷，也不足痛哭，只有举目当世，想求得一个见利不争、义字当头、忠诚耿直的人才，不可立即得到，或者仅得一个，却又因地位卑下，往往因此抑郁不舒，受尽挫折，终至罢官死亡。而那些暴虐贪婪善于钻营的人却因占据高位而享受富贵，受人尊重，健康长寿，直至衰老，这是真正令我慨叹无奈的事啊！静观天下大局，这种不平之事万难挽回。而我们所能够勉力去办的，就是尽量重用一些正人君子，培养几个好官，作为变革时事的种子力量。

天下没有现成的人才，也没有生来就具有远见卓识的人。人才大多都是勉力坚强磨炼出来的。《淮南子》说："功劳可强迫威逼而使之成就，声名也可在强迫威逼环境中立起来。"董仲舒说："努力做学问，所见所闻就会广博；顽强地寻求真理，道德修养就会进步。"《中庸》里所说的"他人知道一件事，自己要知道一百件。他人了解十件事，自己要了解一千件。"就是要勉励自己多付出功夫。现在人们都企盼为世所用，却缺乏社会需要的才能谋略。如果真正能从古代典籍中得到验证，再向那些事业有成之士学习，苦苦思索通用于当世的途径方法，并亲身去实践，检验它的成效。努力又努力，那么就可通达识见，才能也就逐渐培养起来了。才能见识足以有益社会，还用得着担心世人不知道自己吗？

智慧解析

一、 不拘一格，网罗人才

曾国藩的幕府号称晚清天下第一幕府。其人才之盛，无人能比；其知人之明，也无人异议。

对人才的重要性，曾国藩认识非常透彻，他认为办天下事要用天下才，办的事越大需要的人才就越多。曾国藩时代是需很多人才的时代，曾国藩曾跟皇帝说：当今的官场是一个没有人才的官场。他用八个字形容当时的官场,说北京城的京官是"退缩、琐屑"，大家都不负责任，遇事往后退，都不务大事,不想大局；地方官员则是"敷衍,颟顸(man han)"。"敷衍"就是应付,"颟顸"就是糊涂。所以他很尖锐地指"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创办湘军后，曾国藩自知领兵打仗非自己的长项，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推行人才战略，"集众人之长，补一已之短"，"合众人之私，成一已之功"，"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处。"据不完全统计，曾氏幕府二十多年间召集的幕僚达四百多人，其中像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郭嵩焘、沈葆桢、刘蓉、李元度、罗泽南等晚清的栋梁之材，悉出曾门。

曾国藩为到处搜罗人才，只要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曾效仿刘备三顾茅庐请出了彭玉麟；他还嘱咐师友同僚，随时推荐各类人才；对于任何前来投奔的人才，他都礼遇有加，盛情接待。在选人上，曾国藩曾提出了四个标准：第一要有治民之才，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名利心别太强，第四要能吃苦。

曾国藩选拔幕府人员，包括湘军士兵及将领时，一般秉持这样三个标准:一、 忠义血性就是一定要具备忠义、血性，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为重视的。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够为国为朝廷尽忠尽义，那么这个人是绝对不可用的。

二、踏踏实实，简朴之人就可以，这个主要是针对于湘军士兵的。曾国藩一直有一个看法，他认为，绿营军之所以堕落到如此程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绿营军士兵中存有奸猾之风，所以要打造成一支坚强的部队，必须由新的人员来组成，因此他常说这样一句话:"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以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蔼然。"

三、拥有坚韧耐劳的精神。无论打仗，还是做事，咬牙坚持是最重要的；没有坚韧的精神，没有耐劳的精神，是很难打造一支钢铁之师的。

同时曾国藩还提出选人切勿眼光过高，人无完人，才无全才，如果对人才一味求全责备，"眼光过高"，难免会让你感觉"无人可用"。曾国藩很反对以出身、资历来衡量人任用人。他对于人才的延揽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像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王鑫、杨岳斌、彭玉麟、李世忠、陈国瑞这些人，有的秀才出身，有的农夫出身，有的行伍出身，有的土匪出身，有的叛将出身，但曾国藩对他们都能以至诚相待，使他们的长处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有一个人叫做雷嘉澍，曾是一个知县，由于太平军进击，他戍守不当而失去了这个县，因此被免职。雷嘉澍是一个爱民如子、爱兵如子的人，赏罚分明，人又极其公正。离职以后，有一天太平天国的一支部队又打到了他原来所在的德兴，这时雷嘉澍组织当地的百姓一同抗击，并且取得了成功。曾国藩因此不计他以前的失误，觉得这个人应该继续保荐，于是他把雷嘉澍纳到了自己的军营听差。

曾国藩要到北方去剿捻的时候，曾到处张贴广罗人才的告示。当时薛福成就是看到告示，写了一万言的有关治理国家等方方面面的书信，曾国藩看他确实是个人才，无论治国、治军，还是经济等方方面面他都能够畅谈自己的观点，并且有自己的主张，于是选入曾府。

正是曾国藩这种求贤若渴的美名，让全国各地第一流人才对这位曾"伯乐"趋之若鹜，甚至许多新科进士不愿履朝廷之任而愿意进入曾国藩的幕府。

二、 考察人才的能力

对于选来的人才，曾国藩一旦初步判断认为是可用的，就先发给少量薪资，把他们安顿在幕府之中，然后亲自接见，暗中观察。待到他感觉对被考察之人已经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且确有把握后，再根据这个人的才华的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于那些他认为将来可堪大用之人，他对其考察得会更加细致，时间也会更加长。例如他对鲍超的考察，就故意制造了一番曲折。

鲍超是四川人，身材短小精悍，性情却十分豪爽。同乡李申甫向曾国藩推荐了他。刚开始时，曾国藩只交给了他两营人马。鲍超嫌少，便对李申甫说想要投奔到胡林翼帐下，申甫回来后对鲍超说："曾大人待人，未必不如胡大人，你刚来，还不了解情况，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再说吧。"不久传来警报说，太平军正大举前来进攻。于是，曾国藩派遣鲍超前去增援，结果大胜而回。曾国藩马上对他进行奖励，同时给他加了好几个营的兵力辎重。从此以后，鲍超再也没提过要走的事情了，曾国藩对他也越来越重用。

为了考验门生李鸿章的耐心，喜欢洗脚养生的曾国藩想到了很妙的一招。有一天，当李鸿章登门求教之时，曾国藩故意在他的面前继续洗脚洗了一刻钟。这让李鸿章感觉蒙受了很大的侮辱，于是便脸红脖粗地拂袖而去。凭借这一观察，曾国藩知道李鸿章尚年轻气盛，在短时间内很难委以重任，于是继续把李鸿章留在身边历练。

曾国藩还时常利用与部属吃饭的机会，暗中观察他们。每天中午，他都会与幕僚们一起用餐。话说有一次，大家在用餐时发现，饭里面有没去壳的稻谷，大多数人都是把壳整掉，然后吃里面的米。但这时曾国藩忽然发现一位戚姓幕僚，居然仔细地把每一颗稻谷都挑出扔掉。当时曾国藩并没有说话，但饭后他却立即差遣账房拿出20两白银给这位幕僚，请他走人。众幕僚忙问其故，曾国藩解释道："他从农村到湘军总部还不到一个月时间，就忘记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若留在军营里，难免见异思迁。"

在大家求情之下，曾国藩最后勉强留下了他，但将他从幕府的参谋调去了负责管理菜园。戚某在了解了这件事情的始末后，马上改过，每天都与菜园的仆役一起耕作，甚至比别人更努力地去劳动。

曾国藩则一直都在观察他的改变。一年后，曾国藩重新起用他。后来，戚某从一个乡下人，一路因功晋升，最后官至观察使。

三、 人才皆由磨炼而出

经过考察，对于那些可造之才，曾国藩在培养上所花的工夫可谓不遗余力。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曾国藩一生以培养人才作为自己的乐趣，他说君子有三乐，第一乐就是拿一本书高声朗诵，声音清脆我心里非常高兴。第二乐就是鼓励别人使得别人每一天都在进步。第三乐就是勤劳，辛苦一天后躺在床上感觉很快乐。

太平天国爆发后，李鸿章也回安徽老家办团练，但几年之内被打得一败涂地。李鸿章走投无路，想入曾幕。对李鸿章的才识，曾早有所知，但认为他性情不稳，妄自尊大，所以故意不见他。一个多月后，李鸿章又托人说情，曾国藩说道：李鸿章也是翰林，志大才高，我这里局面窄狭、只是一条浅沟，容不下他这条大船呀，他何不回京供职？经幕僚反复说情，李鸿章终于成为曾的幕宾。其实，曾国藩并非不想要他，只是想打一打他的傲气，让他更加内敛沉稳。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不羁"，故对他要求格外严格，尽力雕琢，陶冶其性情，培养其道德。许多年后，李鸿章对人回忆说："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 % @+ m8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主要方法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以教诲为例，凡手下将领来拜见，曾国藩总抽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告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平时，他也经常以书信、饭前闲谈的形式对手下提些要求。因此，属下从士兵到将领，无不将他视为楷模。

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他清楚地认识到，"世人聪明才力，不甚相悬，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

四、 贤才当适于用

曾国藩有一句名言,他说用人就是要用在这个时候,用在这个地方,叫做"当其时,当其事"。如果"当其时,当其事",庸才也能成神才。"因量器使"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准则,什么意思呢? "量"就是一个人的才。在哪个方面才大才小就是"量"，就是有多大的"量"。"器使"就是你把这个人当作工具去使用,当作机器去使用。

他手下有一个人，没有别的什么才能,这个人就是会写字,写那种蝇头小楷,一天可以写一万二千个字，而且还不要开夜班。曾国藩说这是一个人才,把他招到帐下，发他三十两银子一个月。三十两银子是二等秘书的待遇,在当时酬劳很高。别人就说我们过里写文章的人也就三十两银子,他不就是个誉抄员而已。觉得给他三十两银子不公平。曾国藩说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我今天很需要这个人才。因为那个时候,每天有很多的公文，尤其是给朝廷发的奏折,就是要字写得非常好的人来写,而且要写得快。那么这个人有这个本事,在我这里就是人才,他就值得发三十两银子,就是要跟你们起草报告、文书的人一样的待遇。对一个人能真正看到他的才干的地方，把他当作一个这方面的工具来使用，这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特点。

曾国藩的量才而用，使得曾氏幕府中的幕僚们，有不少在当时就享有盛誉，有的在后来也卓有成就。例如，李善兰、华衡芳、徐寿是当时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俞樾成了著名的经学家，郭嵩焘成为了中国首任驻外公使，容闳成为了洋务运动的骨干人才。

然而曾国藩也有用人失误的时候。曾国藩曾让李元度把守徽州。曾国藩是很清楚李元度不擅长带兵作战，所以他对李元度一再叮嘱，在遇到太平军攻城时，他只可固守，不可出城决战。没想到，到了徽州后，李元度就把曾国藩的话抛到了脑后。他不但没有固守在城中，急于立功的他还每天出城向太平军挑战，甚至当曾国藩对李元度不放心，又加派了两千人前往增援时，李元度竟然完全违背用兵之道，让疲惫不堪的援军，立即出城与太平军交战！

太平军将领摸清了李元度急于求战的心理，故意避而不战，这使得李元度更加狂妄，于是大胆出击，结果中了埋伏，大败而归。太平军于是乘胜追击，大举进攻徽州。这时，李元度还没有吸取教训，反而轻率地打开城门，要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结果一败涂地，令徽州城只守了一天，便告失守。更严重的是，徽州失守使得曾国藩的大营被直接暴露在了太平军的兵锋之下。幸好曾国藩急令李续宜带兵增援，这才稳住了阵脚。在李元度惨败的事实面前，曾国藩只好将他弹劾革职。

事后，曾国藩对自己把李元度用在了错误的位置上的做法非常后悔。正是自己"用违其才"，毁了李元度的一世英名。

五、 立人还须达人

曾国藩深谙人的心理，认为对人才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多鼓励扶助。他说："衡人亦不可眼界过高。人才靠奖励而出。大凡中等之才，奖率鼓励，便可望成大器；若一味贬斥不用，则慢慢地就会坠为朽庸。"曾国藩建立了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皆大欢喜，军心一统。

除了用丰厚的报酬来吸引将领外，曾国藩还非常重视对将领的保举。刚出来带兵时他保举的将领并不多。结果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不妄保举，人才都流向了胡林翼幕府。后来才渐渐发现，主要是对下属保举得太少，使追随自己的人感到升迁无望而离开。因为人才长期没有出路，就很容易产生离心倾向。

湘军攻克了武汉，这是清军从太平军手中夺回的第一座省城，朝廷上下都振奋异常。曾国藩把握住这个机遇，给皇帝上了个折子，开出了一大堆的名单，请求奖励。咸丰皇帝高兴之余，批准了曾国藩的全部请求。罗泽南、杨载福、李续宾这些人由此崭露头脚，这对鼓舞湘军的士气，起了极大的作用。于是，此后凡是有重大的战功，他都要保举一大批人。

曾国藩在自己升迁时，总会荐举幕僚和下属升迁。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其荐举的人才甚多，其中大部分属于他的幕僚和下属。曾国藩幕僚约有400余人，其中绝大多数都受过他的保举。其中有26名当上了督抚、堂官（相当于省部级以上），50名成为了三品以上的大员，以及难以数计的道、府、州、县官员。这些人几乎都受过曾国藩的保举，有的甚至一保再保。不仅是曾国藩的幕僚将佐，甚至在曾家当过差的下人也都发了达成了材。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曾国藩不怕部属与自己同职齐名，鼓励他们"自立门户""自辟乾坤"，并为之铺路搭桥。也正是这样，才有了后来李鸿章、左宗棠等晚清重臣。

曾国藩的举荐是有原则的，有几种人他是不荐的，比如才高德薄名声不好的人他不荐。

很多时候人的名声和德行是相辅相成的，但也有特例，就是才高德薄之人。曾国藩的原则是，你有再高的才能，但是你的德行和名声不好，口碑不好，我是绝对不荐的。其典型就是金安清。金安清特别擅长钻营，再加上口才极好，文笔又好，特别是理财的能力极强，还有非常好的书法才能，其书法可以说是一绝，但这个人有一个最不好的名声，那就是特别贪恋女色，名声非常不好。

曾国藩曾在家信中表达了对金安清的想法，说金安清其人的计策可用，但是金安清其人是不敢用的，因为用了他无益于我，他的不好的名声对我是没有任何好处的，所以不敢用他。

还有一种人也不能举荐，即才德平平，但升迁过快之人，也就是他的能力和他所占有的位置是不相匹配的。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叫恽世临，在曾国藩的保举之下升迁极快，最后做到了湖南巡抚，但很快就被罢官了。这一罢官，对于曾国藩这个举荐之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否定。曾国藩反复思考之后得出结论是，自己没有看清这个人其实是才德平平的。恽世临生性特别倔强，而且任性，做起事来不顾大局，他到湖南做巡抚后，居然和总督毛鸿宾之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并以巡抚的身份去弹劾总督，可以说是一个犯上之人，因此也很难处理好与同僚的关系，这是导致恽世临被罢官的很重要的原因。

六、 靠"诚" 笼络人心

曾国藩认为名利还不足以笼络人心，要想得到真正的人才和大才，必靠一个"诚"字。在评价曾国藩的用人上，湖广总督李瀚章说："推诚布公，不假权术，故人人乐意为他所用。"他对待部下就如亲兄弟一般，有一次曾国藩的手下勇将塔齐布，在一次作战中寡不敌众，马陷泥潭，迷了路，被当地的一位农民发现，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中休息。塔齐布的部下以为他战死了，都哭作一团，曾国藩也悲痛不已。正在这时候，塔齐布回来了，曾国藩听说后，连鞋子都没有穿，光着脚就跑了出去，抱住塔齐布大哭了起来。塔齐布说："我饿极了，快拿饭给我吃吧。"曾国藩这才破啼为笑。当李续宾在三河力战而死的消息传到曾国藩大营时，心如刀绞的曾国藩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当着众人的面放声大哭了起来。李续宾死后其部队由其弟李续宜带领，曾国藩与李续宜感情也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一次李续宜在曾国藩的大营中冶病，曾国藩每天都要到他的病床上去探视，晚上还要去看一看李续宜的睡眠情况。

爱才的特点是由曾国藩的性格决定的。他善于看到别人的长处，从而起用人才。曾国藩在评价某一个人的时候，都是赞美的词语。曾国藩有200万字的日记，还有2000多封家书，从这些文字里我们看出他经常称别人是奇才、美才，贬低别人的话几乎没有。爱才，首先要看到别人的才之所在。

曾国藩对人才的广泛搜罗和耐心陶铸，是能够成就他的"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早已是人们的共识。李鸿章作《曾文正公神道碑》，称誉他："持己所学，陶铸群伦。雍培浸灌，为国得人……知人之鉴，并世无伦。万众一心，贯虹食昴。终奠九土，踣此狂丑"。曾国藩确有谋国之忠与知人之明。后来，薛福成评述道："自昔多事之秋，无不以贤才之众寡，判功效之广狭。曾国藩知人之鉴，超轶古今。或邂逅于风尘之中，一见以为伟器；或物色于形迹之表，确然许为异材。平日持议，常谓天下至大，事变至殷，决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故其振拔幽滞，宏奖人杰，尤属不遗余力。"善于奇谋战策的左宗棠，自视甚高、目空一切，然而在识人和用人这一块，对同乡曾国藩心悦诚服，"知人之明，自愧弗如元辅"；即使是老对手石达开，也不得不承认，曾国藩"虽不以善战闻名，却能识拔贤将，规划精严"；半个世纪后的蒋介石，对曾国藩相人的工夫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经专门研究曾氏用人得失，并将其用在自己的识人、用人上。

第八卷 淡泊利欲，勤求廉矩——"廉矩"法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

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

《挺经》原典

翰臣方伯廉正之风，令人钦仰。身后萧索，无以自庇，不特廉吏不可为，亦殊觉善不可为。其生平好学不倦，方欲立言以质后世。弟昨赙之百金，挽以联云：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登高之呼，亦颇有意。位在客卿，虑无应者，徒用累歔。韩公有言：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盖自古而叹之也。

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春秋之世，士大夫知礼、善说辞者，常足以服人而强国。战国以后，以仪文之琐为礼，是叔齐之所讥也。荀卿、张载兢以礼为务，可谓知本好古，不逐乎流俗。近世张尔岐氏作《中庸论》，凌廷堪氏作《复礼论》，亦有以窥见先王之大原。秦蕙田氏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录入为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录入为体国经野门；于著书之义例，则或驳而不精；其于古者经世之礼之无所不该，则未为失也。

崇俭约以养廉。昔年州县佐杂在省当差，并无薪水银两。今则月支数十金，而犹嫌其少。此所谓不知足也。欲学廉介，必先知足。观于各处难民，遍地饿莩，则吾人之安居衣食，已属至幸，尚何奢望哉？尚敢暴殄哉？不特当廉于取利，并当廉于取名。毋贪保举，毋好虚誉，事事知足，人人守约，则可挽回矣。

原典精译

龙翰臣为官清正廉洁，令人敬佩。但他死后却家境萧索，没有剩下什么。所以说，不光清廉之官不好当，就是做善事也是不容易的。龙翰臣一生好学不倦，曾想著书以引导后人。我昨天赠给曾赠送百金以助其丧事，并写了一副挽联："豫章平寇，桑梓保民，休讶书生立功，皆从廿年积累立德立言而出；翠竹泪斑，苍梧魂返，莫疑命妇死烈，亦犹万古臣子死忠死孝之常。"我也曾想登高一呼，号召为官之人要廉洁勤政，但是考虑到自己现在的身份，估计也没有人会回应，也只是徒增感叹罢了。韩愈就曾说过："贤者恒无以自存，不贤者志满气得。（贤德之人常常是不能容存于世，而不贤之人却经常是志得意满。

古代的君子修养德行是如何竭尽心力，我们是不能看到了。但他们修养身心，管理家庭，治理国家，平定天下，却全依仗的是礼。从内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道德；从外部说，舍弃了礼法就无所谓政务。春秋的时候，熟知礼仪、能言善辩的士大夫，常常可以使人钦服，使国家强大。战国以后，却认为繁琐的仪文为礼，这也正是被叔齐一直讥讽的一点。荀卿、张载兢却以礼为自己行事之标准，可谓符合古意，不同于凡俗。近世张尔岐作《中庸论》，凌廷堪作《复礼论》，

也算是大体符合了先王的本意。秦蕙田辑《五礼通考》，以天文、算学归入"观象授时门"；以地理、州郡归入"体国经野门"。对著书的体例来说，可谓是驳杂而不精练，但是对于古时的治世之礼来说，则无不包括，所以此书也不算是太差。

崇尚节俭，可以养廉。州县的助手杂役到省城当差，并没有固定的薪水。如今，每月可以得到数十两银子，还嫌得到的少，这就是不知足了。要学到廉俭二字，必须要先知足。看到各地的难民，到处都是饿死的人，我们不缺衣食住房，已属万幸了，还有什么奢望呢?还敢任意糟踏东西吗?我们不仅要在利益方面做到"廉"字，还应当在名誉获取上做到一个"廉"字。

智慧解析

一、 俭以养廉

曾国藩的起居生活非常俭朴。穿衣方面，曾国藩平素穿着家人为其织的土布衣服，不穿绸缎衣服。一件天青缎马褂是曾国藩最好的衣服。这件衣服只在新年和重大庆典时才拿出来用，平时放起来，因此用了三十年依然犹如新衣。旁人提及此事，曾国藩道："古语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吾观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曾国藩升任总督后，其鞋袜仍由夫人及儿媳女儿制作。每天晚上总督府内，曾国藩办理公事，全家长幼女眷则在麻油灯下纺纱绩麻。这在当时的督抚大员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曾国藩有一件事常常令人津津乐道，那就是他曾经告诉家人，他的衣服一共不过三百两银子，而且有的时候，做了一件衣服之后，会十几年乃至三十年他都在穿用。这对一个享受高官厚禄的人来说，确实不容易。

吃饭上，曾国藩亦不讲究，简单至极。通常他每顿饭只有一个菜，"决不多设，虽身为将相，而自奉之啬，无殊寒素"。因此都称他为"一品宰相"。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有一天他到扬州的一个盐商家去做客。那个时候的盐商可以说是富冠天下的。曾国藩面对满桌子的山珍海味，只是低头吃自己身边的一点东西，吃过饭之后，属下问他，大人你是不是对这一桌子饭感觉不可口，曾国藩说了一句话让大家非常吃惊："一食千金，吾不忍食，吾不忍睹。"一顿饭吃了千把两银子，对于曾国藩来说是不忍吃不忍看啊。

曾国藩所要求的勤俭，特别是他对子女衣着的要求特别严格，曾国藩的小女儿晚年留下一个年谱，这个年谱记载了家人的一些生活琐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情：曾国藩小女儿只有十几岁时，跟随母亲来到两江总督府。小女儿入总督府总要穿得体面一些，光鲜一点，所以上面穿了一件蓝色的小夹袄，下边穿了一条缀青边的黄绸裤，就这条黄绸裤其实也不是她的，而是她的长嫂，也就是曾纪泽过世的妻子留给她的。但就是这条裤子的一个青色花边让曾国藩觉得太繁复、太华贵了，就指责小女儿不应该穿这样的裤子，让她赶快换掉。小女儿赶紧回到房间换了一条没花边的绿裤子。由此可见，曾国藩是见不得繁复，见不得孩子身上带有太富贵的东西的。为提倡节俭，教育家人，曾国藩于大堂上亲书一联："惜食惜衣，不惟惜时兼惜福；求名求利，但知求己不求人。

从居住方面看，曾国藩反对大兴土木，在家乡修建巨宅。曾氏湘乡旧宅已有百余年历史，曾门兄弟发达后人丁日渐兴旺，亦经常有客人登门拜访，旧屋多少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曾国荃出资七千串铜钱将旧宅改造一新。曾国藩得知后非常生气，认为九弟"奢靡若此"，新房入住则易，搬出却难，此种作法没有为子孙后代做出好的表率，贻害无穷。当今世上不太平，有多余的钱财就可能会导致祸害，也不可生活的太安逸。官宦人家不易积累财产，子孙们会觉得如果一天不劳动的话就会挨饿，这样子孙们才会变得勤快，能够自己独立生活。曾国藩每次回乡都住旧宅，平生从未进过新屋。曾国藩还反对家中购置私田。他在日记中写道："余生平以起屋买田为仕官恶习，誓不为之。"咸丰五年，欧阳夫人在衡阳娘家私自买田置地，曾国藩知晓后立即将土地转让出去，并在家信中表达了反对置田的态度。

二、 曾国藩的"三难"

1863年，已升至中校的戈登在位于安庆的两江总督府与曾国藩会面，随行的丁美绅记下了他对曾的印象：

他在各个方面都与李鸿章成对比。后者身材高大、举止稳重、神态威严，眼睛里闪烁着智慧，每句话、每个手势都表现出他思想敏捷、行动果断；他的服饰也显示出了他的家财和修养。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渍。他们两人的个性也是截然不同的。李鸿章是出名的贪得无厌，在这方面他们几个弟兄——尤其李瀚章——是素享盛名的，他们一家在长期的官宦生涯中搜刮了大量的财富。而根据一般的报道，曾国藩的勒索是颇有节制的，他的开支也较为适中，甚至有些吝啬……

曾国藩生活简朴与曾家良好家风有着密切的关系。曾国藩父亲曾麟书有意效法林则徐之父，将林父家训中"粗衣淡饭好些茶，这个福老夫享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此等事由儿任之"的名联略作改动，变为曾氏家训："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曾国藩成名后，继承父亲的治家经验，亦将林则徐作为榜样。他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道："昔年林文忠公有三个儿子，分家时各人仅得钱六千串。林公身膺督抚要职二十余年，其家底清寒如此，高风劲节，实不可及。我辈兄弟实在应向林公学习。"

曾国藩中进士后任职京官七年，从未回过家乡。他时时想念堂上老人，他写给家人的信中说："如堂上有望我回家之意，则弟书信于我，我概将家眷留在京师，我立即回家。如堂上老人全无望我归省之意，则我亦不敢轻举妄动"。可见，曾国藩不回乡自有不得已的苦衷。曾国藩归结不能归省有"三难"：第一是：在京寓欠帐五百多金，欲归则无钱还帐，而来往途费亦须四百金，甚难措办；第二是：不带家眷而归，则恐怕在家有事留住，不能遽还京师，是两头牵扯，如带家眷，则途费更多，家中又无房屋；第三是：曾国藩一个人回家，轻身快马，不过半年可以还京。第开缺之后，明年恐尚不能补缺，又须在京闲住一年。"

从以上三难中我们不难看出，曾国藩不回家乡均与其经济拮据有关。前两难犯愁的是回乡盘缠无从筹措，后者则是若赋闲京师则失去经济来源。当时曾国藩已为翰林院侍讲学士，四个月后又升授礼部侍郎，可算居京官高位。然他连回家省亲的盘缠都难以筹措，清廉程度可见一斑。清代官员俸禄非常微薄，俸禄显然不能维持官员的基本开销，贪污之风自然蔓延。曾国藩为扭转官场积重难返的贪污纳贿之风，曾在三十岁时立誓，终身保持清廉之身。他誓云："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曾国藩临终前仍不忘此誓，留下遗嘱："余若长逝，灵枢自以由运河搬运回江南归湘为便。沿途谢绝一切，概不收礼。"

第九卷 虚怀若谷，恪尽职守——"勤敬"法

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

须臾不可离之道。

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

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

《挺经》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予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傥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眼闭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视，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乃焦灼愈甚，公事愈烦，而长夜快乐之期杳无音信。且又晋阶端揆，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以极品为荣，吾今实以为苦懊之境。然时势所处，万不能置事身外，亦惟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而已。

原典精译

从事政务，首先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察访官吏要点在于知人，而知人必须慎于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耐人寻味。喜爱一个人却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却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最好的解释。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只谋私利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行为上去勘察，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以提高自己的识见能力为先，访察别人的言论在后。

古人修身治国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几点。勤于政事如同文王那样，胸怀宽大如同舜禹那样，谦虚谨慎如同汉文帝那样。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自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在其中了。古往今来，圣贤豪杰，哪怕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的真理大道的，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是所说的"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呀！

身边的许多事情都很难处理，焦急烦恼的时候，时常想到了死，能够酣然入睡，发生再多的事情也不用去理会，这样或许会快乐。越是焦急烦恼，公事就越是烦恼。长夜快乐的时候也是遥遥无期。并且现在加官进级，责任愈重，指摘愈多。人们往往以极品为荣，我现在实在是为之苦懊。然而由于时势所处，所有的事情都不能置事身外，也不能不做，只有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了。

智慧解析

一、 谦虚谨慎为人之道

曾国藩为人谦虚谨慎，为官多年，无论是对上级还是对幕僚，都谦虚待人，没有半点傲慢的样子。正是这种谦虚谨慎的美德，使曾国藩在官场上左右逢源，应对自如，从而始终处于不败之地。曾国藩认为，傲气太盛，说话太多，是历代士大夫和近世官场导致灾祸的两个原因。

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就少有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往往不大注意他人的感受，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总有不可一世的感觉，时时处处都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有意或者无意地养成一种傲气。人生的衰败也由此开始。

当曾国藩身居高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曾国荃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了很多奉劝的话，曾国藩当即写信表示赞赏。他觉得古代的君主有直言进谏的良臣，今天兄长有积极相助的贤弟。自己的官位太高，听到的规劝声音越来越少，正在为此忧虑。如果弟弟能对自己多加规劝，再加上一二好友，这样也许能帮自己避祸免灾。凡是身居高位的人，都是败在自以为是、不听忠言上的。

曾国藩劝诫曾国荃身居高位，不可骄傲，但曾同荃总是置若罔闻。曾国藩在一封言辞恳切的信中再次规劝道："你对我的劝诫，总是不肯虚心接受，动辄辩论一番，这不可取，我们身居高位，万众瞩目，不可不慎。大凡总督巡抚总以为自己是对的，别人是错的，自满自足。君子过人之处，只在虚心而已。不但我的话你要细心寻思，而且外边所有的逆耳之言，你也应该仔细回味思考。"

曾国藩对左右近习之人约束也很严。他做两江总督时，官署中有一个很高的亭子，凭栏远望，可看见官署内外。一天，他在亭中徘徊，看见一个头戴耀眼花翎的人拿着手版，向守门的仆人在苦苦请求着什么。仆人举止傲慢，摆手让他离去了。第二天登亭，又看见那个人，情景和昨天一样。第三天，看见那人拿出一包东西献给仆人，仆人马上就往里走。一会儿，仆人来到签押房，说有新补的某位监司求见。曾国藩立即请他进来，原来就是这几天被仆人所阻的那人，曾国藩问他何日来的，答说已来三日。又问何不早些来见，则支唔不能答。曾国藩对监司说："我推荐一个人给你如何?"监司答说，衙署中虽已人满为患，但您推荐的人，也不敢不从命。曾国藩说： "那好，我派这守门的仆人到你那里，只让他得一口饭吃就足够了。"又召来那位仆人说："特推荐你到某大人处，望你尽心尽力，不得怠慢。"仆人只得弯一条腿以示谢意，哑巴吃黄莲，有苦说不出。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非常谨慎。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各方面的错误时，他便立即改过不吝。

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道："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二、 天道酬勤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然他小时候的天赋却不高。

有一天在家读书，对一篇文章重复不知道多少遍了，还在朗读，因为，他还没有背下来。这时候他家来了一个贼，潜伏在他的屋檐下，希望等读书人睡觉之后捞点好处。可是等啊等，就是不见他睡觉，还是翻来复去地读那篇文章。贼人大怒，跳出来说，"这种水平读什么书？"然后将那文章背诵一遍，扬长而去！

贼人是很聪明，至少比曾先生要聪明，但是他只能成为贼，而曾先生却成为毛泽东主席都钦佩的人："近代最有大本夫源的人。"

"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那贼的记忆力真好，听过几遍的文章都能背下来，而且很勇敢，见别人不睡觉居然可以跳出来"大怒"，教训曾先生之后，还要背书，扬长而去。但是遗憾的是，他名不经传，曾先生后来启用了一大批人才，按说这位贼人与曾先生有一面之交，大可去施展一二，可惜，他的天赋没有加上勤奋，变得不知所终。

第十卷 见机而行，因势利导——"诡道"法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

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

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

而腔调亦左右逢源。

凡读文太多，

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

《挺经》原典

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仁者，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之心，尝望其成立，尝望其发达，则人之恩矣。礼者，即所谓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威而不猛也。持之以敬，临之以庄，无形无声之际，常有懔然难犯之象，则人知威矣。守斯二者，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

兵者，阴事也，哀戚之意，如临亲丧，肃敬之心，如承大祭，庶为近之。今以羊牛犬佾而就屠烹，见其悲啼于割剥之顷，宛转于刀俎之间，仁者将有所不忍，况以人命为浪博轻掷之物。无论其败丧也，即使幸胜，而死伤相望，断头洞胸，折臂失足，血肉狼藉，日陈吾前，哀矜不遑，喜于何有？故军中不宜有欢欣之象，有欢欣之象者，无论或为悦，或为骄盈，终归于败而已矣。田单之在即墨，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此所以破燕也；及其攻狄也，黄金横带，而骋乎淄渑之间，有生之乐，无死之心，鲁仲连策其必不胜，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亦明矣。

练兵如八股家之揣摩，只要有百篇烂熟之文，则布局立意，常有熟径可寻，而腔调亦左右逢源。凡读文太多，而实无心得者，必不能文者也。用兵亦宜有简练之营，有纯熟之将领，阵法不可贪多而无实。

此时自治毫无把握，遽求成效，则气浮而乏，凡心不可有察。进兵须由自己作主，不可因他人之言而受其牵制。非特进兵为然，即寻常出队开仗亦不可受人牵制。应战时，虽他营不愿而我营亦必接战；不应战时，虽他营催促，我亦且持重不进。若彼此皆牵率出队，视用兵为应酬之文，则不复能出奇制胜矣。

原典精译

带兵之道，用施恩的方法不如用仁的方法!用立威的方法不如用礼的方法。仁就是自己要想建立的就让别人也建立，自己想要发达的，就让别人也发达。对待部下，就像是对待自己的子弟一样，一心希望他们能够发达，能够建功立业?这样，他们就知道感恩戴德了。礼就是无论人多人少，无论是大还是小，不敢有所怠慢，安泰但不骄横；衣冠整齐，举止严肃，令人望而生畏，威严但不凶暴。做事恭谨有礼，对待部下庄重，在不知不觉之中，常常保持凛然难犯的样子，这样，部属就感觉到你的威严了。如果能够做到这两条，即使蛮夷之国都可以畅行，还会有什么军队不能治好呢!

用兵是一种残酷的事情……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每次战斗下来，看到死的死，伤的伤，断头穿胸，失足断臂，血肉狼藉，每天呈现在我们面前，哀戚有余，有什么可欢喜的呢?所以军队中不应有欢乐的气象。有欢乐的气象，无论是喜悦，还是骄盈，终归要失败的。田单在即墨时，将军有死的决心，士兵没有生的愿望，因此终于击破燕军。攻狄人时穿着华丽的衣服，驰骋在淄渑两地之间，有生的欢乐，没有死的心意，因此鲁仲连预言他们决不能取胜。用兵之事应哀伤悲戚，不应有欢欣之象，这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

练兵如同作八股文的大家的思维一样，只要有百篇烂熟的文章在心中打底，那么文章的结构布局、立意主题之法，常有熟路可寻，行文腔调也会左右逢源，有一定准则。凡是那些读书太多，却潦草浮泛没有心得的人，一定不会写文章。用兵也应该有简达易练的军兵、纯熟有谋略的将领，阵法也不可贪多不切实际。

这时自己想控制全局是毫无把握的。立即追求成效，就会虚火上浮而身体困乏，内心不可不察觉这一点。我们常说进兵必须由自己作主，不可由于顾及他人言论而受牵制。不仅进兵这样，即便寻常出兵打仗也不能受人牵制。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垒不愿出战，我的营垒也必须接战开火；不应该作战时，即使别的营催促，我也要坚持稳重不轻易进兵。如果彼此都牵制关联勉强出兵，把用兵看作写应酬文章，那么就再不能出奇致胜了。

智慧解析

曾国藩制定的湘军营规规定，营中必须有三勤，勤点名，勤操练，勤站墙子（防守营墙）；其用意是，勤点名则士兵不能私出游荡，勤操练则士兵体魄强健、技艺娴熟，勤站墙子则日日如临大敌，战时方能镇定。有了这三勤，士兵便人人不懒散，精力旺盛，斗志常存。他每次都要亲自去点名、看操、站墙子，给下属作表率。初练湘军时，每逢三、八操演，他都亲自训话，一讲就是两三个钟头。许多营规都是他亲自起草的，什么"禁嫖赌，戒游惰，慎言语"之类，他都要考虑，并写成文字。他还亲自起草了通俗的《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和《爱民歌》，令士兵诵唱。有时打仗他还亲自执刀督战。曾国藩作为一军统帅，如此躬亲实务，必会对湘军起到激励、督催作用，增强其战斗力。

营规还规定，士兵每逢朔望日必须向长官请安。表面看，请安只是行一普通礼节，实质上则是为了养成士兵"尊上敬长，辨等明威"的心理，以便战时服从号令，为曾国藩、为朝廷效死。对营中幕客，曾国藩则以不睡懒觉、不撒谎两件事严绳他们。曾国藩认为，能做到不睡懒觉、不撒谎，便是做到了"诚敬"，能"诚敬"，就能负巨艰，当大难。

一． 厚饷以养兵

曾国藩一生不爱钱财，因而他在用人选将上也反对选用为名利而来的人。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财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因而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军事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银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的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就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军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下降。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统计各项总的收入，营官每月为二百两，分统、统领带兵三千人以上者每月为三百九十两，五千人以上者五百二十两，万人以上者六百五十两。连曾国藩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过于丰厚。王闽运在《湘军志》中指出："故将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湘军将领中除多隆阿"统万人，而身无珍裘、麻葛之奉，家无屋，子无衣履"以外，"人人足于财"。

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战斗力，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他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予将领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湘营饷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盈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别离之色"。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一条新的出路，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二． 用兵坚持己见

在带兵上曾国藩反对因别人的议论、部署而改变自己的战略部署。

曾国藩初建湘军时，水陆两军加一起只有一万余人，这时若和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相对抗，无异以卵击石。因此曾国藩为保护他的起家资本，四次抗清廷圣旨，而且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击败。

第一次是在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至蕲、黄一带，武汉危急，清廷接连下令曾国藩率炮船增援湖北。第二次是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令曾国藩督带船炮兵勇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太平军袭破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再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曾国藩深知太平军兵多将广，训练有素，绝非一般农民起义队伍可比，没有一支劲旅是不能贸然去碰的。况且与太平军争雄首先是在水上而不在陆上，没有一支得力的炮船和熟练的水勇，是无法与拥有千船百舸的太平军相抗衡的，甚至连兵力调动和粮饷供应都会发生困难。因而，曾国藩打定主意：船要精工良木，坚固耐用！炮要不惜重金，全购洋炮。船炮不齐，决不出征。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

曾国藩为坚持船炮不齐不出省作战的原则，不仅拒绝了清朝最高统治者咸丰皇帝的命令，也摈弃了师友的私人情谊。当湖北第一次危急时，他于咸丰谕旨之先，已接到湖广总督吴文镕求其急速援救的函札。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长期以来二人交谊甚厚，无论公理私情他都是应该迅速赴援的。但是，曾国藩接到吴的信函后仍不想赴援，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接连发信向曾国藩求援。曾皆复函拒绝，并反复说明不能草草轻发的道理。吴文镕终于被其说服，虽自度必死，仍令曾国藩万勿草草而出。还特致书说：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练水师各军，必等稍有把握，然后可以出而应敌，不要因为我的缘故，轻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你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份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太平军进攻庐州时，江忠源危在旦夕，曾国藩亦拒绝出征，仅派刘长佑和江忠睿率1000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江、吴二人先后兵败自杀。

安庆会战的计划制订后不久，曾国藩就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这种压力先是来自朝廷。1860年，太平军施"围魏救赵"之计，先攻杭州，吸引围攻南京的清军来支援，然后突然杀了一个回马枪，趁着清军调动围攻南京的兵力救援杭州之机，一举攻破了清军的江南大营，并乘胜追击，连下苏州、常州，使苏南地区全部落入手中。

为了解安庆之围，太平军发动第二次西征。太平军兵分两路，合取武汉，以迫使清军回兵，从而解安庆之围。太平天国英王陈玉成率部自桐城出发，很快逼近武汉。当时湘军的主力都在安庆前线，湖北兵力极为空虚，只有湖广总督官文所率的3000防兵驻守武昌，而且战斗力极差。听闻太平军来攻，整个武汉三镇的官员富户逃徙一空。

面对此情此景，湘军内部也开始发生意见纷歧。许多人包括胡林翼都要求撤安庆之围，回救武汉。然而，曾国藩却仍然十分清醒和坚定，坚决要死死地盯着安庆，不为浮议所动。他非常清楚：即使太平军有破湖北之势，亦无守湖北之力，武汉即使一时失去也会马上收复，而围攻安庆的军队一撤，就再也没有机会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太平军在江西、湖北攻城掠地，无非是要分散我的兵力而已。我只求攻破安庆，此外的得失一概不与之争，再过一两个月，大局即定。结果湘军攻下安庆，直接威胁天京的安全。

第十一卷 且挺且韧，久战之道——"久战"法

夫战，勇气也，

再而衰，三而竭，

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

大约用兵无他巧妙，

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

《挺经》原典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夫战，勇气也，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从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原典精译

"势穷力竭"是打持久战最忌讳的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补充。敌人以坚忍之气抵抗，我也要以坚忍之气抗衡，直至胜利。只有养兵蓄锐，观而不战，不必要求速战速决，白白的耗损士卒的锐气，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自然会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的。

凡是与敌人对峙很长时间的，最忌讳轻浮的战斗。兵士轻浮作战，就会疲劳。敌人轻浮出战，就会浮滑取巧，耍弄小聪明。以我疲困之师战与浮滑取巧的敌人作战，终有一天会失败的。因此，我原来在营中时常告诫各位将军：宁可几个月不开战，也不打无准备之战。

打仗是要靠士气的，第二次进攻，士气就会减弱，第三次进攻，力量几乎衰竭了，我对这些话，经常在内心仔细体会。一般用兵没有其他奥秘，只不过经常保存有不可用尽的士气而已。孙权攻打合肥，被张辽击败；诸葛亮攻打陈仓，被郝昭击败，都是由于起初士气太盛，难以持久，逐渐衰竭的缘故。只有荀蓥攻逼阳时，原本衰竭的士气又再次振作；陆抗攻西陵时，预料难以一时攻下城池，因而养精蓄锐，先安排好外援，等待城中敌人自行灭亡。这两个人都善于利用士气。

智慧解析

一、 用兵应当稳慎

曾国藩认为用兵应当稳慎，不可过急。他在与太平军作战时就是以"稳"字为主，不求速效。并多次告诫急功贪利的曾国荃要在"稳慎"二字上用心："望弟不贪功之速成，但求事之稳适"、"务望老弟不求奇功，但求稳着。至嘱!至嘱!" 曾国藩是反对速战速决，在剿捻过程中，尹杏农曾两次写信给曾国藩，借指责周亚夫委弃梁孝王的故事，力陈"兵贵神速"之义。公元前154年，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时，接受一个幕客的建议，让梁国与精锐的吴楚大军接战，而自己壁于昌邑，深沟高垒，只出轻兵至淮泗口，绝吴饷道。吴楚军经过与粱国之战后，锐气大挫，且饥饿不堪，勉力向周亚夫军挑战时，周亚夫又坚壁不出，只得引军而去。这时，周亚夫立发精兵追击，一举而破吴楚大军。曾国藩在回信中盛赞周亚夫这种深沟高垒，后发制人的战术。在对太平军作战期间，每攻到一座城池，曾国藩都要求统领根据地形在险要的地方修挖墙壕，未完工之前，不准休息，更不准与敌军作战。曾国藩强调"扎营宜深沟高垒，虽仅一宿，亦须为坚不可拔之计，但使我真能守垒安如泰山，纵不能进攻，亦无损于大局"。就是运用这种扎营战术，湘军取得了九江、安庆直至天京等战役的胜利。

曾国藩反对浪战，反对不知敌我、不知深浅的轻浮举措。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好言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瑕隙，无一可恃，不轻言战矣。"不轻言战，即不打无准备之仗。他称赞李续宾，说他"用兵得一暇字诀，不特平日从容整理，即使临阵，也回翔审慎，定静安虑。"又说："迪安善战，其得诀在"不轻进，不轻退"六字。"然而在攻打三河时李续宾由于骄傲轻敌，违背了平时的作战方针，以至于全军覆灭。

往庐州的一路上作战还是很顺利的，32天的时间，进军四五百里，连续攻下太湖、潜山、桐城、舒城四座城市，湘军到了三河连攻了两天，没有攻下，这时候，太平军的援军几乎就已经到齐了。形势对湘军很不利，李续宾的幕府中就有人建议，现在我们还是退回舒城或者桐城，这样硬碰硬，在三河跟太平军决战，不是一个好的选择。李续宾就说，"贼能战，我亦能战"。初战不利，又有人劝其先事突围，然后再图进取，李续宾固执己见。三河之役，湘军除少数逃脱以外，六千人丧生，李续宾一军是湘军最有战斗力的主力，它的覆灭，给了湘军沉重的打击。

二、 稳中求变

曾国藩在极主稳慎的同时，也很注意机动灵活，讲求变化多端。他指示下属说："兵事喜诈而恶直也。""古人用兵，最重'变化不测'四字。忽主忽客，忽正忽奇，变动无定时，转移无定势，能一一区别之，则于用兵之道思过半矣。"

忽主忽客中的主和客分别是指什么呢？曾国藩说：守城者为主，攻者为客，守营垒者为主，攻者为客，中途相遇，先至战地者为主，后至者为客。两军相持，先呐喊放枪者为客，后呐喊放枪者为主。两人持矛相斗，先动手戳第一下者为客，后动手即格开而即戳者为主。

曾国藩把这套"主客论"进而推到了战略问题上。他批评江南大营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对于"内外主客形势全失"。向荣、和春专注金陵一隅，而不顾对金陵上游的争夺，在江北，连与江浦、六合紧连的和州、无为一带也不去占领，安庆、庐州更不在他们的战争全局的投影之内；在江南，对与江南大营毗邻的皖南地区，未力加控制，以巩固大营的后方。这叫做全失内外之势。与此同时，向荣、和春又根据朝廷的旨令，"援浙、援闽、援皖、援江北，近者数百里，远者二三千里，援军四驰，转战不归"，被太平军各个击破。如冯子材率五千人援江北大营，几被全歼于小店；在六合、浦口之役中，李若珠部五千余人全部被歼于扬州，张国梁大败于浦口，周天培部全军覆灭。仅这两次战役，共损失"兵勇一万数千名，精锐失之过半"。这叫做全失主客之势。江南大营的内外、主客之势之所以全失，曾国藩认为，这是因为向荣等"不能从大处落墨，空处着笔也"。

为此，曾国藩提出了"以主待客"，就是要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后发制人。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而后应战的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与强悍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毛病，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在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乘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不要为大家的议论所动摇，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

忽正忽奇中的正和奇分别是指正兵和奇兵。中间排队迎敌为正兵，左右两旁抄出为奇兵。屯宿重兵、坚扎老营与贼相持者为正兵，分出游兵，飘忽无常，伺隙狙击者为奇兵。意有专向、吾所恃以御寇者为正兵，多张疑阵、示人以不可测者为奇兵。旌旗鲜明，使敌不敢犯者为正兵，羸马疲卒、偃旗息鼓、本强而故示以弱者为奇兵。建旗鸣鼓、屹然不轻动者为正兵，佯败佯退、设伏而诱敌者为奇兵。

一般说来，用奇兵比用正兵好，老子就说要"以奇用兵"，奇兵的优点是隐蔽，出其不意，变幻莫测，但有时也要用正兵，威风凛凛，气吞山河，使敌不敢进犯。

关于稳慎与灵活的关系，曾国藩在一副联中说得很明白：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稳慎与变化，有先后之序；精到与简捷，须同时并求。这就是曾国藩的战略原则的总的要求。

曾国藩对待战争中的快慢问题，主张慢中求快；对待战争中的战守问题，主张先守后战；对待战争中的静动问题，主张以静制动；对待战争中的主客问题，主张以主待客。这些都是以"稳慎"二字为出发点来立论的。曾国藩之所以强调后发制人，是与当时战争中的主客观条件有关的。蔡锷分析说："其时所对之敌，并非节制之师、精练之卒，且其人数常倍于我"，"兵器未如今日之发达，又无骑、炮两兵之编制，耳目不灵，攻击力复甚薄弱"，"所以战术偏重于攻势防御，大概有因时制宜的法则"。所以，曾国藩的"稳慎棋"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第十二卷 廪实为要，勤俭为本——"廪实"法

既不被欺凌，

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

柔远之道在是，

自强之道亦在是。

《挺经》原典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大抵军政吏治，非财用充足，竟无从下手处。自王介甫以言利为正人所诟病，后之君子例避理财之名，以不言有无，不言多寡为高。实则补救时艰，断非贫穷坐困所能为力。叶水心尝谓，仁人君子不应置理财于不讲，良为通论。

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如必推敝处主持，亦不敢辞。祸福置之度外，但以不知夷情为大虑。沪上若有深悉洋情而又不过软媚者，请邀之来皖一行。

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以阴机言之，即勾践卑辱以骄吴人之法。闻前此沪上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阁下带湘淮各勇到防，从无受侮之事。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

第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子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原典精译

勤俭自持，能够辛勤劳作就可以过安乐的生活，就可以过困窘的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我为官二十年，不敢沾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都保持着节俭的家风，有时可以略微富足些，始终不敢太奢华。凡是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你们年龄尚小，千万不要贪爱奢华，不可以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没有不兴盛的，骄奢倦怠，没有不败家的。

一般而言，在治国、治军方面，没有充足的财力，便无从着手。自从王安石理财，被正人君子们批评讥议之后，很多人就避开理财的问题，以不说财力的有无多少为高明。但是补救世道艰难，贫穷困苦断乎是无能为力的。叶适曾经说，仁人君子不能不讲理财的问题，这个观点很对。

跟外国人打交道是很棘手的一件事情，然而根本不外乎孔子所提倡的忠、信、笃、敬四个字。笃就是厚也。敬就是谨慎也。信就是不说假话耳。不说假话耳是很难做到的。你应该从信字做起，今日的话，明日不会因为有小的利害而改变。如必须主持的话，也不敢推辞。应该把祸福置之度外，但是不应不知道对方的情况。上海如果有熟悉洋情的而又不过软媚者，可以请邀之来皖一行。

表面上，我们是按照孔子忠信之道对待那些未被教化的少数民族。私下说，就是勾践卧薪尝胆以骄吴人的做法。我听说以前上海的兵勇多为洋人所侮慢，自从你带领湘淮各勇到了之后，从无受侮之事。孔子说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如果自己整齐严肃，百度修明，到那时自然不会受到欺凌。不被欺凌，处处谦逊，自无后患。者就是柔远之道，也是自强之道。

就各省的海口而言，是与洋人通商的地方，实际和内地的盐务相同。两国通商就是海外的土产，行销于中国内地。盐务也是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开始由广东，进而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最后达于天津。盐务也是兴起于广东，进而福建、浙江、江苏、山东，以达于天津。我国以耕战二字立国，西洋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用兵的时候，就会重敛商人的税费；无事的时候，则任顺应商人们自己意思。商人所提出的请求，其国家无不应允。商人要求开放三个港口，者不仅有利于他们这些洋人，对我们自己的商家也有好处。中外之间的通商贸易，互通有无，购买外国人的商品，都是名正言顺的事情。

智慧解析

一、 诚、 信、 争、 和

待人以诚信，是曾国藩一贯处世原则，他把这一原则也应用到对外交涉上。者实际上是对强敌权且笼络，争取一个和平环境，速图自强，最终达到御侮的目的。当时，中外实力悬殊甚大，和列强硬碰，单纯靠武力与之周旋，是不明智、不现实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贫穷落后、受人欺侮的中国，尽量延长相对和平的环境，尽量减少列强对中国造成的损害，使中国赢得时间来卧薪尝胆，反弱为强。曾国藩认为和洋人打交道不外乎四个字："诚"，推诚相见；"信"，信守和约；"争"，据理力争；"和"，外敦和睦。

"诚"是前提。曾国藩所说的"诚"就是"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和他平情说理"，因为"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任你如何虚强做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 "诚"的含义就是"忠信笃敬"。

"信"是核心。他为筹备外国修约事宜，向朝廷陈述已见说： "臣愚以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他与友人信中也说："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

曾国藩的"信"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内，抑制其贪而无厌的要求；二是讲"恩信"或"威信"，从自身的道德完善中获取自信、自立和自强的力量。他说："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既已讲好通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做样。临难有不可屈扰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嫌，此威信也。曾国藩的"信"并非要人们顺从侵略，而是切忌"装模做样"，要反观自身的弱点，完善自己，达到自立自强，这样才有"信"可言。

"争"是手段。曾国藩崇尚"自强""自立"，他在对外交涉时有抗拒力争的一面，李鸿章称其在一些"虚仪"的争执上有让步，而在关系到国民生计的问题上则不含糊。他说："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之生计者勿许。"这就是说，原来力争保全的中华帝国的虚假威仪可以放弃，但对于国计民生的事项，则不得讨价还价。这是他处理对外关系的底线。

"和"是目的。曾国藩的"和戎"和"制夷"思想是并存的，现在的"和戎"是为了将来的"制夷"。他感叹地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他指出："洋人方敦和好，暂可羁縻，若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力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这是颇有见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的"驭夷"思想开始成熟，他认为与洋人交际，"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对洋人要以诚相待，谨守条约，条约既订，无奈之际，只能设法不让危害继续扩大，应当维持现状，争取自立自强。"曾国藩说："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物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以自立为本，以推诚为用，当可渐为我用。"

二、 李鸿章的影响

曾国藩以"诚"对待洋人的主意，对李鸿章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以后担任清政府北洋大臣独揽外交大权近三十年的李鸿章，对曾国藩上述这套思想是忠实地加以继承的。

李鸿章在接任直隶总督时，向曾国藩请教外交秘诀。曾国藩见到李鸿章之后，就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紧要的关键之地。我们如今国势消弱，列强们联合起来算计我们，稍有错误，就会对大局造成损害。你和洋人交涉，打算作什么主意呢?"李鸿章说："学生也没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论怎样，我只同他打痞气腔，用油腔滑调来对付他们。"曾国藩于是用五个手指捋着胡须，很长时间才说话： "哦，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着打给我听听好吗?"曾国藩又捋着胡须不放手，很久之后才盯着我说："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 为好。'诚'字可感动一切事物，我想洋人也同样具有这种人情。圣人说：'忠信可以实 行于那些未被教化的少数民族。'这绝对不会错。我们现在没有实在的力量，尽管你如 何虚伪造作，洋人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管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洋人平情说理，如此虽不能占到便宜，也不会过于吃亏。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讲信用，脚踏实地，失误也不至于太大，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

李鸿章听后，觉得老师的话实在有道理，是颠扑不破的，心中顿时有了把握，急忙应声说："门生定遵奉老师训示办理。"后来，李鸿章曾经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天津教案后，由他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当李鸿章向曾国藩请教如何处理外交时，曾国藩赠了他一个"诚字锦囊"。他觉得这个诚字锦囊"实在有理"，是"颠扑不破"的。并说，后来" 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古人谓一言可以终身行，真有此理"。诚信的要诀当然是根据对方的反应来。如果对方狡猾异常，就一定要谨慎行事。信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把列强的要求限制在条约许可的范围以内，抑制其贪得无厌的要求，所以，曾国藩说："显违条约，轻弃诺言，而后为失信也。即纤悉之事，嚬笑之间，亦须有真意。"

第十三卷 崇法护法，礼义并彰——"峻法"法

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

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

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挺经》原典

世风既薄，人人各挟不靖之志，平居造作谣言，幸四方有事而欲为乱，稍待之以宽仁，愈嚣然自肆，白昼劫掠都市，视官长蔑如也。不治以严刑峻法，则鼠子纷起，将来无复措手之处。是以壹意残忍，冀回颓风于万一。书生岂解好杀，要以时势所迫，非是则无以锄强暴而安我孱弱之民。牧马者，去其害马者而已；牧羊者，去其扰群者而已。牧民之道，何独不然。

医者之治瘠痈，甚者必剜其腐肉而生其新肉。今日之劣弁羸兵，盖亦当之为简汰，以剜其腐者；痛加训练，以生其新者。不循此二道，则武备之弛，殆不知所底止。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实行之，且常常行之。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原典精译

世风渐不淳厚，人人各怀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好趁机作恶为害，对待他们稍宽容一些，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在都市抢掠财物，目无官长。不用严刑峻法惩治他们，坏人就会纷纷涌起，等将来酿成大乱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应用残酷手段，希望起到哪怕点滴的作用，来挽救颓废破坏的社会风气，读书人哪里会喜好杀戮，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不这样，就没办法铲除强横暴虐之徒，安抚我们软弱和平的人民。放牧马群，去掉害群之马就可以了；放牧羊群，去掉扰乱群羊的坏羊就行了。治理民众的道理，为什么独独不是这样呢？

医生治疗瘦弱的痈疮病人时，如果病情严重，必定剜除他身上的腐肉，以便长出新肉来。现在军中品行恶劣、体质太弱的士兵，也应该予以淘汰，就好比剜去人身上烂肉一样。再严加训练，以生成新的、强劲的战斗力。如果不按照上述两种办法整顿军队，则武备的废弛，不知要到何时才会停止。立法并非难事，难在依法办事。每制定一项法令，都要实实在在地施行它，并持之心恒，长久坚持下去。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权威严厉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好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要疏淡，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讲明是非对错，凡是部下将士与官员百姓争斗诉讼的，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四方面都有所顾及，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智慧解析

一、 治乱世则需峻法

曾国藩一介文人，但自从回乡帮办团练开始，就过上了"以杀人为业"的生活。其职责一是"练兵"，一是"搜匪"。还在公馆中设立了审案局，并把所练"大团"的部分兵力作为他弹压群众反抗的武装。在长沙城里，曾公馆的审案局一时成了恐怖的代名词。凡遇到被指控为"盗"、"匪"的，重则立即枭首，轻则严刑拷打。有一次长沙城内捆绑了"匪类"准备解送善化县衙，也被曾国藩强行提到审案局，立即斩首。在这种氛围中，士绅们纷纷告密，捕人送官，动辄擅杀，受到曾国藩的大加鼓励。老百姓都称之为"曾剃头"、"曾屠户"。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

北上剿捻期间，曾国藩曾仿照湖南"清匪"办法，派遣大批查圩委员赴捻军老家蒙、亳一带查圩，以整顿和重建地方基层政权，稳定社会秩序，割断当地绅民与捻军的联系。

查圩委员握有生杀大权。他们按照曾国藩的条令，对一切靠拢湘军的士绅，不管过去是否从苗从捻，一律加以提拔、重用、奖励，对一切不愿为其所用的士绅，即使并未从苗从捻，也要加以撤任和惩办，对一些回乡捻众或同捻军有联系的人，更是大加捕—杀。曾国藩为了多捕多杀，对查圩委员以杀人多少定功过，多杀者大加鼓励，心慈手软者严厉斥责。不少人开始缩手缩脚，被斥后胆大妄为，滥捕滥杀，遂成"能员"。

二、 治军则要严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说："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而要"严"，首先要"法立令行"。他指出：立法不难，行法为难。凡立一法，总须实行之，且常常行之。"凡事预则立，预先设立法令，使人人有法令可依循，这只是好的开始，重要的是要严格地执行法令。而要做到这点，领导者必须以"诚信"为本，建立起良好的信誉，力图做到有令必行、有禁必止，这样才能使人们"循循于规矩之中"。领导者 还必须首先守法，不可乱了规矩。如曾国藩所说："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金松龄的父亲金老太爷，曾救治国曾国藩的母亲，曾母病危，金老太爷亲自煎药服侍，三日三夜不曾合眼，最后曾母终于转危为安。曾母很是感谢金老太爷的救命之恩，每年三节都叫曾家兄弟亲自送礼，以表酬谢。然而曾国藩为了树立威信、整肃军纪，忍通杀了金松龄。

罗泽南的泽字营和金松龄的龄字营是奉命开赴江西。应江忠源之请，来到南昌城西南郊。两人见永和门外有太平军驻扎，于是便在离永和门十里外，扎下营盘。

罗泽南求胜心切，帐篷一扎好，便邀来金松龄商议。他记得各种兵书上都讲偷营劫寨，是速战速决的好办法，便向金松龄提出当夜劫营的计策。金松龄跟随江忠源打过两年多的仗，知道太平军的厉害。他对罗泽南说："劫营固然好，但我军来到此地，估计长毛已经知道，鸟飞尚有影子，何况一千多号人马？倘若他们已作好准备，反而弄巧成拙。" 罗泽南说："今夜二更，我率泽字营去偷袭大营，即使不胜，也可挫伤他们的锐气。龄字营跟在我后面，胜则乘势追击，败则抵死相救。"金松龄自知无论声望、地位以及与曾国藩的关系，都不能与罗泽南相比，只得勉强答应。

 这夜，两营勇丁都没睡觉。二更时分，罗泽南派出的侦探回来，说长毛都已睡着，站岗巡逻的也没几个。罗泽南大喜，亲自带领泽字营走在前面，金松龄带着龄字营随后跟着。

一直到太平军营盘前，四周漆黑，没有一丝动静。罗泽南下令直冲大营。令刚下，前哨一片骚乱。原来踩着陷阱了，十几个勇丁掉了下去。原来太平军的营盘四周都挖了陷阱，当下一场混战，泽字营丢下了二十多具尸体。龄字营见势不妙，后哨变前哨，撤离了战场。正当林启容指挥人马将要全歼泽字营时，永和门内江忠源的部队闻讯冲出城外，罗泽南才带着败兵狼狈冲出包围圈。

 当罗泽南将这场战斗的经过报告曾国藩后，引起曾国藩的深深忧虑。罗泽南的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金松龄的败不相救。绿营在广西战场上与长毛作战，失败的主要原因就在此。倘若不对此事严加处罚，今后湘勇就会步绿营的后尘，后果不堪设想。罗泽南劫营失之轻率，然其勇气可嘉。书生带兵，最怕的就是缺乏勇气，罗泽南的这种勇气不可挫伤；尽管金松龄不赞同罗泽南的轻率冒进，但他终究答应了共同行事，即使不答应，也不能见死不救。金松龄罪不可赦。

 曾国藩想到倘若军纪松弛，今后定不能成事。于是决定忍痛杀金松龄以立军威。这是湘勇建立以来，第一次斩自家兄弟，而且这首次开刀的竟是一个营官！ 最后，曾国藩又宣布："罗泽南身为营官，不能正确判断敌情，轻率冒进，致使兵败，本应严办。姑念其敢以五百初次出征勇丁进捣一万长毛之老营，其勇气可贵可嘉。现革去营官职务，带罪留营，以观后效。"

曾国藩立法，在军中则有营规，约束甚严，中有"如遇骚扰百姓者，立即枭示"之语。在地方则以严刑峻法以"锄强暴而安孱弱之民"，对官吏则严加监督，动辄弹劾。晚年他掌握地方实权后，还对吏治大加整饬。

同治十年正月，曾国藩已是一位衰病交加的老者。此时他仍然关注部下的军纪，当他听到长江水师士卒敲诈勒索的传闻时，高度警惕，二十五日他给住在老家的澄元两弟写信说： "长江水师，外间啧有烦言。或谓遇民间有骨牌、字牌者，则以拿赌讹索，得数千或千余文，乃肯释放。或以查拿私盐、查拿小钱，搜索民舟及附近人家，讹钱释放。夜索打更之灯油钱。民船拉纤，不许在炮船桅上盖过。干预词讼，至有哨官棍责举人者。甚且包庇私盐、袒护劫盗种种弊端。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两弟在省时，亦常闻此等闲话否?如有所闻，望详细告我。"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驭下之严，济济百官，天下能有多少?

在军规上，曾国藩更是威严，他对刘长佑、王璞山说："军士所过，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者，即行正法，望两君日以斯言训儆之。至要至要！千万千万！"

三、 据情而变，宽严结合

但是，曾国藩对待"宽"与"严"，方法不是僵死的，例如处理刘铭传与陈国瑞械斗一案，他就采取了宽严结合的办法，体现了他的"变"字功夫。

事情是这样的：刘铭传在长沟集捡拾到一个古盘，被陈国瑞窃走了。结果两支队伍打了起来，双方各有伤亡。曾国藩听说自己人打自己人，气得吹胡子瞪眼睛，这不是让天下人耻笑吗？可是怎样处理这案子，却让曾国藩为难了，因为他面对的是两个性子暴烈的家伙。

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手下的一员大将，他没有读过书，斗大的字不识一个，是个十足野蛮的汉子。关于陈的骁勇，营中流传着这样一个佳话：一次，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警卫叫他躲避一下，他冷笑一声，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举起酒杯，高叫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他的这一行动把手下人都震住了，没有人不敬畏他，连上司僧格林沁都让他三分。僧格林沁在与捻军作战中把自己的命搭进去了，朝廷接着令曾国藩负责剿捻，节制绿营，这使得陈国瑞成了曾国藩的部属。

曾国藩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械斗案，琢磨了半天，认为只有让陈国瑞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使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统帅的威严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

曾国藩严厉地说："陈将军！贵军跟铭传军械斗之事，本部堂早已知道。刘铭传那里我已严加训斥了，并命他立即撤出长沟集，到皖北剿捻。这次械斗是你挑起的，你要负主要责任。我过去听了不少关于你的劣迹，不太相信，于是沿途处处留心查访，果然说你不好的有十分之七，说你好的只有十分之三。"

当陈国瑞准备为自己辩护时，曾国藩压住他的话，把他曾投靠太平军的历史搬了出来，一下子灭了他的气焰。当陈国瑞不能分辩，红着脸时，曾国藩突然话锋一转，表扬起他的不怕死、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说："陈将军，你有良将之质，本部堂十分爱你惜你，你今年只有30多岁，论年龄，你是本部堂的子侄辈，论职位，你是本部堂的下属。本部堂今日以父辈之身份、上司之地位，跟你说几句贴心话，望陈将军能体会本部堂之良苦用心，不为习俗所坏，猛省过来，日后成为一名人人爱重的良将。"

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长辈一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三条规矩："一不扰民、二不私斗、三不梗令"。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可是，陈国瑞莽性难改，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曾国藩见"宽"的方法作用不大，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协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彻底查办，发往军台效力。陈国瑞跪到地上磕头，说："今后切切实实按曾大人所提出的三条要求办，戴罪立功。"第二天，陈国瑞就老老实实地率领部队开往曾国藩的指定地点效命。

对于刘铭传，曾国藩只是口头批评，没有处罚。刘铭传也是个悍将。18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他的父兄都跪地求饶，只有他站着，愤怒地瞪着土豪。土豪欺他年纪小，就对他进行污辱。刘铭传冲上去，抢过刀子，把土豪的头割下了。杀了人后他就聚众为王，拉起了一支队伍，从此成为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咸丰九年（1859年），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看中了刘铭传，与他商谈后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为了武装这支队伍，李鸿章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刘铭传作战勇敢，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可是刘铭传倔傲狂妄，对上司也敢不敬，李鸿章奈何他不得。后来，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

曾国藩早就听说了刘铭传的脾气，不过，他有信心把这头烈马调教好。在"剿捻"过程中，"铭军"出生入死，表现非常卓著，这让曾国藩很是欣慰。可是，曾国藩闻说刘将军与陈国瑞军发生了械斗，心里就犯难了，如何处理呢？曾国藩左思右想，想出了一个处理措施，决定在公开场合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他的过失却不予追究。刘铭传以为曾国藩真的会拿自己开刀，但只是挨了一通批评，却没有受到任何处罚。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明白曾大人爱护自己，自己当努力回报。曾国藩对刘铭传"明严实宽"，此招果然管用，"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功勋卓著。后来，刘铭传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使法军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从曾国藩处理陈、刘案件来看，宽严也不是绝对的铁板两块，要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像刘铭传这样的粗鲁、莽撞的悍将，要想利用他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他的优点是勇敢善战，冲锋陷阵的时候少不了这种人。使用这种人才，要像制服烈马一样，得宽和地抚摸它，如果用严厉的办法管制，不仅行不通，甚至还会被马蹄踢伤。

第十四卷 博采众长，自立自强——"外王"法

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

不在装模作样。

临难有不屈挠之节，

临财有不沾染之廉，

此威信也。

《挺经》原典

逆夷据地求和，深堪发指。卧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时事如此，忧患方深。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屈挠之节，临财有不沾染之廉，此威信也。《周易》立家之道，尚以有孚之威归反诸身，况立威于外域，求孚于异族，而可不反诸己哉！斯二者似迂远而不切合事情，实则质直而消患于无形。

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师夷之智，意在明靖内奸，暗御外侮也。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师其智，购其轮船机器，不重在剿办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粤中猖獗，良可愤叹。夷情有损于国体，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则此方生灵，免遭涂炭耳。有成此物，则显以宣中国之人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原典精译

外国人占领了我国地盘，却要求停战议和，这令人极为愤慨。古人云，卧榻之侧，岂能容忍他人自在鼾睡？最近国家不幸艰难到这种地步，令人非常忧心。要想改变这种局面，被外国人敬畏臣服，国家就必须自立自强，装模做样、虚张声势于事无补。面对危难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气节，面对财物有不贪不爱的清廉操守，是树立威信的根本。《周易》中议论一个家庭自立于社会，尚且需要家庭中的每个成员都具备令人信服的威望。更何况现在是我们国家要树立威望于外国，要求被他国人信服呢？怎么能够不从自己做起？这威望和信服两点，初听起来让人觉得迂阔遥远而不切合实际，往往简单、明确，可以在无形中消除许多祸患。

学习外国的经验智慧，表面上是为了剿灭国内的乱党，实际上也是为了防御外国侵略者。列强的力量很强大，我们向他们学习，购买他们的机器不仅仅是为了剿灭国内的乱党，更重要的是把这些枪炮轮船据为己。广东那边，盗匪活动猖狂，实在是可恨。如果有了枪炮轮船就可以征服外夷，使得人们免受战争的苦难。有了枪炮轮船，就可以阻止外国侵略中国的野心。这样才是强国之路。

拿自己有的东西向没有这种东西的人炫耀，是世之常情；忽视司空见惯的，但对极 少见的东西感到震惊，也是世之常情。轮船之快、洋炮射程之远，被英、法两国夸耀为独有的东西，在国内因少见而为之震惊。如能陆续购买这些轮船大炮，据为已有，那么 在我们中国就会司空见惯而不致于惊奇，英、法也会逐渐失去它所倚仗的东西。买回来之后访求那些精思聪慧的人士，机智灵巧的工匠，开始时操练演习，然后尝试制造，不 出一二年，火轮船—佬会成为全社会通行之物，可以用来剿灭太平军，也可以为国家的 长远战略服务。

智慧解析

一、 和战之争

在晚清面对外国侵略者，所有的士大夫都面临对外"战"与"和"的问题。曾国藩也绕不过去。只是曾国藩对"战 ""和"问题有自己一套看法和主张。他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羁者，束缚也，縻者，笼络也。其要点在于主和而不在于投降，稍加控制而不得引发战争，实际是一种谨慎的平衡的手段。

曾国藩和当时洋务派的主和外交，必须和他们的自强主张联系起来看。如果盲目地主和，就等于是投降，这和盲目地主战一样短视和危险。洋务派的主和，实际上是为自强的政策谋求长期的和平环境，"隐忍徐图"的自强之道，是中国在面临强敌时最为理性的选择。何况，曾国藩还主张对不同的情势予以区分呢。他认为对外关系应该着眼于大局，不应该在小事上纠缠。其子曾纪泽随侍身边多年，深得曾国藩精神的精髓，所以在伊犁交涉上据理力争，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勇气。

在和战之外，还有更详细的策略，比如"争"字。争什么？争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原则问题。同治六年(1867年 )，他主张：以列强"所要求各事言之，……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之生计，则当竭力相争，始终不可移易 "，"如果洋人争辩不休，尽可告以即使京师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力争回；即使臣工勉强应允，而中国亿万小民，穷则思变，与彼为仇，亦断非中国官员所能禁止。"由是观之，曾国藩在外交上是既讲原则，又讲策略的。而其"以民制洋"的策略，在现代外交中经常被运用。虽然如此，在民情和洋情日益激烈的时候，曾国藩泰然处之、高瞻远瞩的策略也显得捉襟见肘。天津教案就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个案。

二、 天津教案

清朝咸同年间，西方列强在中国广建教堂，传播教义，教堂的所立之处，滋事不断。正如唐浩明文中所言："凡教中犯案，教士不问是非，曲庇教民，领事不问曲直，一概庇护教士。遇民教争斗，平民疽屈，教民恒胜，教民势焰愈横，平民愤郁愈甚，郁极必发，则聚众而思一呈。"法国在天津海河北岸的狮子林桥边建立望海楼教堂。这年夏天，因当地百姓传说天主教堂的育婴室迷拐小孩、挖眼剖心，部分乡民组织起来告发教堂。在天津知府张光藻带人初查而无法落实时，围观百姓同教堂因口角发生冲突，但行为仅限于"丢石头、丢垃圾"。

喧闹惊动了离教堂不远的法国领事馆，暴怒的领事丰大业"像一头受伤的野兽"，迅速带人闯入三口通商街和天津府衙门，要求地方大员崇厚、张光藻调兵镇压。遭到拒绝后，丰大业又对其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的静海知县刘杰进行傲慢训斥，刘杰与之辩论时，丰大业开枪向刘杰射击，射死挡在前面的刘杰家人刘七。丰大业的开枪杀人行为犹如"一颗开花炮弹"激起了天津民变。愤怒的数百围观百姓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多名传教士，最后放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从而酿成了清朝震惊天下的天津教案。教案发生后，法国调兵集结于天津、烟台，扬言"将天津化为焦土"，慈禧急速派老成持重的朝廷重臣曾国藩去天津处理教案。此后一个月时间内，法国代表同直隶总督曾国藩进行了反复交涉。双方对惩办原凶和修复教堂没有异议，要害的争端在于法方要求"天津地方官员抵命"和预先限定捕杀乡民的最低人数，而曾国藩认为拿官员抵命不可接受，因为"有损朝廷尊严，也于国法不合"。但在法方的强硬外交和清廷害怕引发战争而下令曾氏作出让步的情况下，曾国藩违心地答应了法方的要求，虽然后来在落实这些要求时曾氏作了部分变通，但曾国藩却从此案办结之日起就因被国人责骂而名毁津门

曾氏到津后，并未高居督抚位上，在天津各界士民要求见他时，他耐心地听取了天津百姓和地方官的意见。他一方面为百姓的行动寻找正义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地方官面临压力时，他好言宽抚他们，更是拒不同意法国代表提出的"严惩地方官员、杀官抵命"的要求，在天津地方官因此案被革职后，他还动员僚属私人出资，安抚官员家小。他亲自为这些"罪官"送行，并沉痛地表示："三位进京受审，老夫心里深感疚意"，"让你们遭此不应有的委曲，这些日子，老夫惭愧清议，负疚神明，后悔万分。"曾氏在接见天津士民时，曾当众大声宣布："鄙人一定遵循国法，秉公办理。"在法国代表要求诛杀天津道台、知府、县令时，他坚持认为："命官犯法，自有朝廷处置"，他表示应"交部议处"，否则，"大损朝廷尊严、更于国法不合"。在慈禧要他"多杀几个凶手"时，他认为应以查案结果为依据而不能事先预定杀人多少。法国公使上门交涉时粗暴地宣称："敞国上下震怒万分"，如不能答应提出的条件，则"恐生兵端"。曾国藩针锋相对地指出，丰大业"向我朝廷命官开枪，打死县令家人，更是事态激变的导火线"。

三、 独立需自强

在湘军与太平军的早期作战中，特别是湘潭、岳阳之战，曾国藩就看到了洋枪洋炮的威力。湘潭之战前夕，湘军在靖港之战中大败，曾国藩羞愤之余，欲投水自杀。幸而湘潭之战获胜，才使其逃脱失败的命运。而湘潭之战的胜利，用曾国藩的话来说，是"实赖洋炮之力"，反观太平军，则是失去了对洋枪洋炮的利用。在此后的岳州之战中，曾国藩再次体会到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产生了购买乃至制造洋枪洋炮的想法："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于是乃有购买洋枪洋炮之举。曾国藩建议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建立海军，并雇用少量外国人教练枪炮和驾驶轮船。

在清政府向英国购买船炮的过程中，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李泰国受托承办此事，李泰国违背清政府的旨意，擅自与英国海军上校阿斯本签订合同，规定由阿斯本担任舰队的总司令，阿斯本只执行由李泰国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不执行"经由其他途径传达之任何谕旨"。此事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曾国藩、李鸿章也坚决反对阿斯本把持中国舰队的阴谋。

曾国藩由此进一步体会到"自强"的必要和迫切，感到"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因而主张自己制造。他说，购买洋枪洋炮，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如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因此，他率先创办了安庆内军机械所，召集了当时全国最优秀的精于西学的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汇集于安庆的这个兵工厂内，制造火绳滑膛枪、子弹、火药、炸炮等武器弹药，还效仿西方技术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第一艘以蒸汽机为动力并以"黄鹄"为命名的木壳轮船，从而使安庆内军械所不仅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军工企业，而且又成为中国近代第一个军事技术研究所和科学技术研究所，自此使中国迈出了近代化洋务改革、即也可称为中国工业革命的第一步。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仿造外船外器，而希望探求西方先进技术的奥秘，因而选派容闳前去西方各国购买"制器之器"以逐步形成自己的近代工业。然后又主持建立了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官办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制造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艘大型兵舰"恬吉"号，并采纳容闳建议，创办了不是培养"官才"，而是造就懂专业的科技人才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技工学校，依靠从国外引进的和自己培养的工程科技人才，又相继制造出"威靖"、"操江"、"测海"等处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兵舰。同时他又上奏要求开采煤铁各矿，试办招募轮船，用于加强整个国家新兴的工业基础，并提出建立外海、内海、里河三支水师的近代化海军，以"外而御侮，内而诘奸，三支水师，均不可少"。可以说，正是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与西方列强交涉的过程中，曾国藩形成了他的"自强"的思想，从而成为引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开先河者。

曾国藩开展洋务运动，还有受他的幕僚的影响。我们知道，曾国藩的幕府人才济济，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之精华，汇集于此。曾在曾幕中呆过的容闳说，曾国藩在安庆湘军大营时，"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正是那些具有西学背景的幕僚，对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的产生和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曾国藩开办洋务之先河，颇赖于幕宾的出谋划策。办安庆内军械所时，曾国藩"愤西人专揽制器之利，谋所以抵制之"，于是就和徐寿父子和华蘅芳对策。江南制造局成立后，徐寿向曾国藩建议，必须开展对化学、机械及造船理论的研究，"以探索根抵，不受西人居奇"。曾国藩对此十分欣赏，认为"此举较办制造局尤要"，遂设立了翻译局，嗣后又设"格致书院"，以谋西学研究。

曾国藩多次与容闳谈，探讨中国自强之道。容闳向曾国藩提出了建造各种机器厂、派遣留学生、设立兵工学校、开采矿产、禁止教会干涉词讼等建议，曾国藩对此亦选择采纳，派容闳出国购买机器，并奏派了一批幼童出洋留学。

第十五卷 守己无求，尽性知命——"忠疑"法

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

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

斯终身无不顺焉。

《挺经》原典

盖君子之立身，在其所处。诚内度方寸，靡所于疚，则仰对昭昭，俯视伦物，宽不怍，故冶长无愧于其师，孟博不惭于其母，彼诚有以自伸于内耳。足下朴诚淳信，守己无求，无亡之灾，翩其相戾，顾衾对影，何悔何嫌。正宜益懋醇修，未可因是而增疑虑，稍渝素衷也。国藩滥竽此间，卒亦非善。肮脏之习，本不达于时趋，而逡循之修，亦难跻于先进。独是蜎守介介，期不深负知己之望，所知惟此之兢兢耳。

持矫揉之说者，譬杞柳以为桮棬，不知性命，必致戕贼仁义，是理以逆施而不顺矣。高虚无主见者，若浮萍遇于江湖，空谈性命，不复求诸形色，是理以豕恍不顺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挠，惺惺常存，斯随时见其顺焉。守之以一，以不贰自惕，以不已自循，栗栗惟惧，斯终身无不顺焉。此圣人尽性立命之极，亦即中人复性命之功也夫!

 阅王夫之所注张子《正蒙》，于尽性知命之旨，略有所会。盖尽其所可知者，于己，性也；听其不可知者，于天，命也。《易·系辞》尺蠖之屈八句，尽性也；过此以往四句，知命也。农夫之服田力穑，勤者有秋，散惰者歉收，性也；为稼汤世，终归礁烂，命也。爱人、治人、礼人，性也；爱之而不亲，治之而不治，礼之而不答，命也。圣人之不可及处，在尽性以至于命。尽性犹下学之事，至于命则上达矣。当尽性之时，功力已至十分，而效验或有应有不应，圣人于此淡然泊然。若知之若不知之，若着力若不着力，此中消息最难体验。若于性分当尽之事，百倍其功以赴之，而俟命之学，则以淡泊如为宗，庶几其近道乎！

原典精译

君子的立身之道，在于其处世之态度。如果能反省自心，而无所愧疚，则可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地。所以公冶长能够无愧于自己的师傅，孟博也能无愧于自己的母亲，就是因为他们都对得起自己的内心。您朴实守信，没有什么过分的欲望。但是想不到还是有无妄之灾降到您身上。您正因该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绝不可以因此而有对自己以前的做法有什么怀疑顾虑，违背自己的初衷。国藩我在此滥竽充数，也并非完善之人。虽然不认同现在的一些肮脏之习俗，但是自身的修养也很难跻身贤德之中。之所以还坚持着一些自己的正值之气，也是为了不辜负知己的期望而已。

坚持矫揉之说的人，就好比以杞柳为桮棬。因为不懂性命，必然会伤害仁义之理，这就是理以以逆施而不顺。空谈而无主见之人，好比是漂泊于江湖的浮萍，空谈性命，而不切合现实，是理以豕恍不顺。只有不隐藏自己的私意，不放纵自己的私欲，才可以使理顺。要专心一意，时刻警惕其他想法，这样才能终身符合理之道。这也就是圣人性命之说的最终含义，也是中人复性命之功夫。坚守专一的原则，警戒自己忠贞不二，并遵循前进不息的规律，兢兢业业干事，惟恐有什么失误之处，这样做，终身才会没不顺利的事。这是圣贤之人应用尽性来安身立命的最高境界，也是一般人恢复天性立身处世的有效法则。

阅读王夫之所注张载《正蒙》一书，对于"尽性知命"的含义（宗旨），有所体会。尽力做好可以了解（掌握、知道）的一切，对自己来说，是性；顺从所有不可知的，对天来说，是命。《易·系辞》中"尺蠖之屈"八句话，说的是尽性，后面的四句话，则说的是要知命。农夫耕田地种庄稼，勤苦的有好收成，懒惰的欠收，这就是性。在大旱之年种庄稼，怎么勤苦终归庄稼焦枯绝收，这就是命。热爱别人，教化别人，礼遇别人，这就是性；热爱别人，别人却不亲近自己；教化别人，别人却不遵从实践；礼遇别人，别人却不回应搭理，这就是命。圣贤之人不可企及的地方，就在于尽性而知命，尽性还属于平常人可办到的，知命就非常难了。当尽性的时候，努力已达到十分，而效验或者有或者没有，圣人对这种情况非常平静淡泊。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好像用力又好像没有用力，这其中分寸最难把握体验。如果对于"性"应当尽力之事，百倍努力以求其成功，而对于听天由命的事，则应以淡泊为原则，这样差不多就接近大道了。

智慧解析

一、 不做问心有愧的事

我们每个人都是由自己一再重复的行为所铸造的。因而优秀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世界上不存在优秀的行为，习惯优秀才是真正的优秀。

汤姆斯•麦考莱说："在真相肯定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显示他的品格。"我们当中需要决定别人怎样做事的人不多，但我们每人每天都必须作出许多个人的决定。在街上捡到一个钱包，该把钱私吞呢，还是送交警察呢？这笔交易本是别人的功劳，可以把它据为己有，列在自己的推销记录里吗？除你之外，没有人知道。但是你必须对得住自己，最好能问心无愧。

一个美国游客到泰国曼谷旅行，他在一个货摊上看见了十分可爱的小纪念品，他选中3件纪念品后就问价。女商贩回答是每个100铢。美国游客还价80铢，费尽口舌讲了半天，女商贩就是不同意降价，她说："我每卖出100铢，才能从老板那里得到10铢。如果价格降到80铢，我什么也得不到。"

美国游客眼珠一转，想出一个主意，他对女商贩说："这样吧，你卖给我60铢一个，每件纪念品我额外给你20铢报酬，这样比老板给你的还多，而我也少花钱。你我双方都得到好处，行吗？"

美国游客以为这位泰国女商贩会马上答应，但只见她连连摇头。见此情景，美国游客又补充了一句："别担心，你老板不会知道的。"

女商贩听了这话，看着美国游客，更加坚决地摇头说："佛会知道。"

美国游客一时哑然。

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故事。美国游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像钓鱼一样，设了一个诱饵，但女商贩并不上钩，拒绝了利益的诱惑。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她懂得：商人必须讲究商业道德，正经钱可赚，昧心钱不可得；别人能瞒得住，但良心不可欺。

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前一句话几乎包含了各种层面的人生活动，比如做官、种田、教书、打仗等等；后一句话则强调，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天地良心"，于人于己问心无愧，无论处于何种人生情境，无论是别人知道还是别人不知道，做人都要珍视"人"这个崇高的称号，必须保持个人品德的纯洁无瑕。

天下的坏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为别人不知道所以干了坏事；另一种是知道别人知道，却仍然明目张胆、"无所畏惧"地干坏事。前者尚有良心未泯，后者就是肆无忌惮了。

在实际生活中，有多少的小人、奸人、恶人，不都是借着"黑夜没有人知道"的掩护，干下了大大小小的罪恶勾当？可是，那些在黑暗中干着不可告人勾当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在行动时，别人不知晓，其实，天上地下的神明正睁着大眼睛看着你呢！当然，对于那些干坏事肆无忌惮的人，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冰冷的铁窗。

在一个人行动之前，良心起审查和指令作用；在行动中，良心起调整和监督作用；在行动后，良心对行动的后果进行评价和反省，或者满意或者自责，或者愉快或者惭愧。一个人做人能做到问心无愧，能在良心的引导下做事，大致上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

一个人的文明行为不是做给别人看的，而是一种操守，是人内心的修炼。没有监督下的坚守原则，才是一个人真正的道德底线。而这种道德的底线，需要每个人自觉坚守才行。

二、 待人以"诚"字取胜

曾国藩一生为官为将帅，待部下唯以一个"诚"字取胜，且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曾国藩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他简直把"诚"作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根本与基石。 他对待每位幕僚都十分真诚。

容闳是中国近代最早的留美学生。回国后, 前往南京见过太平军干王洪仁玕等重要人物提出振兴祖国的建议，然并未被采纳。离开南京后便投身于商贸活动。一天,忽然收到一封署名张士贵的来信，信中称,他是承两江总督曾国藩之命,邀容闳前往安庆。两个月后,容闳收到了张土贵的第二封信,信中并附有容闳的老朋友李善兰的一封信。容闳看过李善兰的信后,才知道李善兰已在曾国藩幕府。李善兰信中写道:在曾国藩面前,曾极口称赞容闳的学问,并称容闳曾受美国教育,抱负不凡,常欲效力政府,使中国得致富强。时过不久.容闳第三次收到张士贵的来信及李善兰的第二次来信。两封来信都陈述了曾国藩的意思;曾国藩希望容闳弃商从政,居其属下任事。到了安庆后曾国藩待容闳为上宾，虚心向其请教。容闳为之感动，也为曾国藩创办近代企业竭尽全力。

曾国藩不仅要求自己"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衤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

曾国藩生活极有规律，每天很早就起床查营，然后在黎明时分与幕僚共进早餐，或谈一天工作安排或随意谈天说地。初到曾国藩幕时，比较懒散的李鸿章很不适应这种规律、刻板的生活，深以为苦。一天早晨，他以头痛为名想多睡一会儿，但曾国藩知道他是装病多睡，所以几次派人请李鸿章起来一起吃饭，最后告李必须所有幕僚全都到齐才开饭，李鸿章匆忙披衣"踉跄前往"。曾国藩吃饭时一言不发，饭后严肃地教训他说："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生气地拂袖而去，李鸿章"为之悚然"。曾国藩正是以诚取信于兵将，因而他最终取得大成功。

总之，"血诚"是曾国藩为人处世统军治政的一条重要原则，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精神力量，曾国藩以此领军，上下精诚团结协力同心，所以能取得最后胜利。而且，正因为有此精神作支柱，所以他的部将多忠心耿耿，宁死不投降，没有一人背叛过他。反之，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部没有血诚精神，以致相互勾心斗角自相残杀，军心离散溃乱，其后期连上将韦俊等多人也相继投敌，后更有八王叛杀谭绍光之举，使好端端一座杭州城，不费一刀一枪便拱手让与宿敌，实令亲者痛仇者快而遗恨千古。

后来，蔡锷编辑《曾胡治兵语录》时加上了一条足以警醒国人的按语：

"吾国之心，断送于'伪'之一字。吾国人心之伪，足以断送国家及其种族而有余。上以伪驱下，下以伪奉上，同辈以伪交，驯致习惯于伪，只知伪之利，不知伪之害矣。……由伪生疑，由疑生嫉。嫉心既起，则无数恶德从之俱生，举所谓伦常道德皆可蹴去不顾。呜呼！伪之为害烈矣。军队之为用，全恃万众一心，同袍无间，无容有丝毫芥蒂，此尤在有一诚字为之贯串，为之维系。否则，如一盘散沙，必将不战自焚。社会以伪相尚，其祸伏而缓；军队以伪相尚，其祸彰而速且烈。吾辈既充军人，则将伪之一字排斥之不遗余力，将此种性根拔除净尽，不使稍留萌蘖，乃可以言治兵，乃可以为将，乃可以当兵。"

第十六卷 精心敬慎，学以致用——"荷道"法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镇出之。

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

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

亦古今年罕见。

《挺经》原典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古人绝大事业，恒以精心敬镇出之。以区区蜀汉一隅，而欲出师关中，北伐曹魏，其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危，亦古今年罕见。而此文不言其艰巨，但言志气宜恢宏．刑赏宜平允，君宜以亲贤纳言为务，臣宜以讨贼进谏为职而且。故知不朽之文，必自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始也。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原典精译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难能可贵。就好比是久雨初晴，登临高山而远眺四野；就好比是在俯临大江之高楼上，独自坐在明窗净几之下推窗远眺；就好比是英雄侠士，虽袒露里衣而来，但绝无一丝一毫龌龊卑鄙之态。这三者都是光明俊伟之气象。文章中能有如此气象之人，大半都出自天资，不光是关乎学问好坏。自孟子、韩子以外，也只有贾谊、陆贽、苏轼三人文章中得此气象最多。王阳明的文章，也有光明俊伟之气象。虽然文辞不雅，但却是轩爽洞达，读来好像与通晓事理之人交谈，表里粲然，中边俱彻，也自有其不可企及之处。

古人的伟大事业，大多出于精心敬镇。以区区蜀汉这一小块地方，而打算出师关中，北伐曹魏，这种志愿之宏大，事势之艰难危险，也称得上是古今罕见。但是此文却不说此事之艰巨，只是说军人士气一定要恢弘，对将士的赏罚要平允，为君者要以亲贤纳言为要务，为臣者要以讨贼进谏为职责。由此可见，不朽的文章，一定是从襟度远大、思虑精微开始的。

三古（尧舜禹之时）昌盛之时，圣君贤相（圣明之君贤德之相）互相辅佐，道德之精要，深入人们骨髓，而学问的意趣，也可达于街巷。所以，就算当时置兔的野人、汉阳的游女，也都能吟咏。至于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等人，他们道德高尚，文笔工整，就更不用说了。到了春秋之时，王泽衰竭，固然道德沦丧，而文风也不比从前了。所以，孔子看到猎获麒麟之事，说："吾道穷矣!" 畏匡说："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以昭明百王之法戒，历经千年页不曾被更改。心至苦，事至盛也。孔子去世之后，徒弟到处分布，辗转流传。后来有一些聪明之人，有一些关于发解大道的著作，也大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著作是精醇还是驳杂，完全视乎于他们理解大道的多少：理解越多的，文章越精醇，就好比是孟子；见解少一些的，文章就少一些精醇。见解少的，文章就驳杂，见解越少越驳杂。从荀子、杨雄、庄子、屈原、贾谊往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智慧解析

一、 谨言慎行，立身之道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位高权重还是在不得志的困辱之时，都不与朝中亲贵相交往。他不愿卷入高层的政治斗争中，做无畏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因倚重穆彰阿、咸丰朝倚重肃顺、同治朝倚重恭王等等，而且形迹显然。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訢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官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肃顺与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这是因为曾国藩在与这些人交往期间非常慎重，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例如曾国藩与肃顺关系：

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 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 "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

江南大营溃败，何桂清临阵逃脱，皇上打算在东南几省中选一可靠的人代替何桂清，肃顺极力推荐曾国藩，并得到皇上点头应允。在圣谕未下之际，肃顺将此事秘密经过胡林翼之手转告了曾国藩。曾国藩得知后，心里充满了对肃顺无限的感激，他想给肃顺写一封感激信！ 磨墨琢磨之际，心中又产生了疑问：为什么肃顺要将这种绝密的事告诉胡和自己呢？按理，他不应该泄露出来。肃顺要讨好自己，曾国藩开始冷静了。对于这个圣眷甚隆的协揆，曾国藩是清楚的。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瞧不起满蒙亲贵中的昏聩者。为人骄横跋扈，独断专行，原来与恭王关系较好，后来仗着皇上的宏幸，连恭王也不放在眼里了。今日的肃顺不正是历史上的权臣吗？恭王以及他身后的满蒙亲贵在朝廷中势力很大，与他们相比，肃顺势力孤单，皇上万一有不测，其岂是恭王的对手。如此拉拢自己，是不是心怀叵测？凡事预则立，还是谨慎为好！于是决定不给肃顺写感谢信，即使以后上谕真的下来了，也只给皇上上谢恩折，不能与肃顺有私下联系！结果，后来慈禧同恭王发动了政变，处决了肃顺等八大臣，独揽了大权，连带处决了大批跟肃顺关系密切者，而曾国藩因未在肃顺家留下只字片语而受到了慈禧的隆重嘉奖！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人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侮；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

二、 写奏议必须下工夫

做事上的谨慎固然重要，写文章也同样要谨慎，尤其是写给皇上的文章，既奏折。对于臣子来说，奏折是与君主沟通最主要的渠道，要想表达自己的主张、观点为君主所用，奏折的好坏是非常关键的，稍有疏忽就会惹得龙颜大怒，后果不堪设想。能写好奏折的人，往往也具备了办事之才。如曾国藩能从奏折的草拟中发现李鸿章不同于常人的才干；从李元度给他洋洋洒洒的文章中发现他卓越的谋略；胡林翼翰林出身做到湖北巡抚时，还要跟别人比试比试写奏折的高低；左宗棠经邦济世的才干主要还是靠在骆秉章的幕中练就的。

所以曾国藩认为奏折要谨慎对待才行。同治二年三月，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仍办金陵军务。曾老九此时有了单衔上奏的权力，故阿兄曾国藩首先给这个毫无官场经验的老弟提点的就是要重视奏折的写作，他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

曾国藩手下幕僚多聚集有文章高手，但草拟之事仍然不可以放心交办，他时常感叹要找到好的奏折起草的人才最为难得，除了需要有渊博的学识之外，还要求有一定的从政经验，熟悉公文程式。有的人虽然"学问淹博，文笔亦雅，特章奏笺牍不甚合式。""空言泛论者求之较易，拟奏拟信拟批者求之较难，即善书者亦不易得。"遇有称心的草奏人才，本可放心交办，但"遇陈奏紧要之件，每好亲为草稿，或大加削改"。

语言文字功夫是奏折写作的重要方面。有一个流传甚广、常常被人记起的故事便是"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据说，有一次湘军一位营官呈给曾国藩一份军情报告，报告中谈到一段时间来战争打得非常苦，是"屡战屡败"，曾国藩读到这里，提笔将"战"和"败"两个字打了个倒勾。后来，曾国藩据此作奏折，便用了"屡败屡战"四个字。

这样一来，虽然只不过是"战""败"的顺序变换了一下，但读起来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不能说是曾国藩的心术，而是曾国藩的奏折艺术。说"屡战屡败"固然是实事求是，但说"屡败屡战"又何尝不是实事求是？

著名学者、曾国藩研究专家唐浩明先生把曾国藩奏折称为"晚清天下第一奏折"，诚不虚也，也着实概括出了曾国藩奏折的价值

第十七卷 能屈能伸，寂静藏锋——"藏锋"法

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

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

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

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

《挺经》原典

龙蛇者，一曲一直，一伸一屈。如危行，伸也。言孙，即屈也。此诗畏高行之见势，必言孙以自屈，龙蛇之道也。

诚中形外，根心生色，古来有道之士，其淡雅和润，无不达于面貌。余气象未稍进，岂耆欲有未淡邪？机心有未消邪？当猛省于寸衷，而取验于颜面。

 凡民有血气之性，则翘然而思有以上人。恶卑而就高，恶贫而觊富，恶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恒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率常终身幽默，暗然退藏。彼岂异性？诚见乎其大，而知众人所争者之不足深较也。自秦汉以来，迄于今日，达官贵人，何可胜数？当其高据势要，雍容进止，自以为才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无以异也。而其间又有功业文学猎浮名者，自以为材智加人万万。及夫身没观之，彼与当日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营营而生，草草而死者，亦无以甚异也。然则今日之处高位而获浮名者，自谓辞晦而居显，泰然自处于高明。曾不知其与眼前之厮役贱卒，污行贾竖之营营者行将同归于澌尽，而毫毛无以少异，岂不哀哉!

古之英雄，意量恢拓，规模宏远，而其训诫子弟，恒有恭谨厚藏，身体则如鼎之镇。以贵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厌。此易达事耳。声乐嬉游，不宜令过。蒱酒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皆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长。又宜数引见佐吏，相见不数，则彼我不亲。不亲，无因得尽人情；人情不尽，复何由知众事也。数君者，皆雄才大略，有经营四海之志，而其教诫子弟，则约旨卑思，敛抑已甚。

原典精译

龙蛇，就是讲一直一曲，一伸一屈。比如说保持情操高洁，就是伸的一方面。谦逊礼让，就是屈的一方面。此诗讲害怕行高于世，必被伤害，所以言语谦逊，以自屈求全，这就是龙蛇之道。

大凡有血气之性的人，都会油然生出想超过他人的念头。他们讨厌卑下，追求高位，讨厌贫贱而希图富贵，讨厌默默无闻而思慕显赫的名声。这是世人的常情。而普通人中间的那些，大都常常是终身沉寂，悄悄退守。难道他们跟一般人天性相异吗?事实上他们是看到了大的方面。而知道一般人所争逐的是不值得计较的。自从秦汉以来，直到今天，所谓达官贵人，哪里能数得清呢?当他们高居权势要职时，举止仪态从容高雅，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后来看，就跟当时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没有什么不同的。而其中又有所谓依靠功业文章猎取浮名的人，也自以为有超过他人万倍的才智。但等到他们死去来看，他们跟当日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浑浑噩噩地活着又死去的人。是没有什么特别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今日那些身居高位而取得虚名的人，自以为自己文章蕴含高深的义理而地位显贵，因而毫无愧色地自认为高明，而不知道自己跟眼前那些浑浑噩噩的执劳役供使唤的杂役贱卒、低下行当的买卖人一样，都将要同归于尽，而没有丝毫差异，难道不让人感到悲哀吗!

古代的英雄，胸怀都很恢弘广大，事业规模宏大，而他们教训与告诫子孙，总是显得恭谨慎深，身体如同鼎一样稳固。依仗贵重欺凌别人，别人难以服气；以威望加于人，人不讨厌。这是容易办到的事情。声色嬉游之类活动，不应该让他们太过度了。赌博酗酒钓鱼狩猎，这一切都不要他供身体享用的物品，都有规定。奇异的服装玩物，不应有太大兴趣。应该适宜地多多引见佐吏。与他们相见次数不多，他们与我就不亲近。不亲近就无法了解他们的心情，不了解他们的心情，又如何知道各类事情呢?这几位先生，都具备雄才大略，都有经营天下的志向，而他们教育告诫子孙，都是意旨简约，从卑微处着想，收敛抑制自己得很厉害。

智慧解析

一、 为建军移师衡州

为了远大的追求而暂时退避三舍的忍耐，那是有远见的作为。曾国藩初到长沙办团练的时候，按照清朝常例，一省的军事最高长官是提督，负召绿营兵的训练等事务，团练大臣只能管辖团勇，对地方绿营军营务根本无权过问。可那湖南提督鲍起豹很是无能，将绿营兵交给塔齐布统一训绸，湘勇与绿营共同操练。曾国藩对于训练要求非常严格，风雨烈日，照常操练，这对于那些来自田间地头的乡勇来说，并不以为太苦，但对于平日只知喝酒、赌钱、抽大烟的绿营兵，却无异是一种"酷刑"。于是，副将清德拒不出操，根本召把曾国藩和塔齐布放在眼里。提督鲍起豹也与清德一起与塔齐布为难寻衅。

绿营兵与湘勇一起训练，绿营兵战斗力差，颇被湘勇看不起，而湘勇的月薪高出绿营兵二三倍，又为绿营兵嫉妒。因而兵勇之间常发生磨擦。于是双方发生了争斗。。曾国藩起初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只将参与械斗的勇丁加以棍责，严加约束，绿营兵则置之不问，谁知这样一来，绿营兵更加嚣张了，竟然整齐队伍，带着武器，鸣号击鼓，包围参将府，要杀塔齐布，吓得塔齐布躲在菜园旁边的草丛里，才幸免于难。然而，绿营兵找不到塔齐布，在一把火烧了参将府，又一窝蜂似地拥曾国藩的官邸，扬言要杀曾国藩，并打伤了曾国藩的好几名卫士。

曾国藩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早就听到了曾公馆发生的事情，可因对曾国藩在办练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非官非绅、自以为是非常不满，想借此教训教训曾国藩，所以便一直在旁边看热闹。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救，才不得不出面。但此时的骆秉章并没有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营。事后骆秉章对此事想不了了之，还暗中指使人散布说，是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完全是咎由自取。

曾国藩知道自己目前尚扳不过骆秉章、鲍起豹和绿营。他已逐渐清醒地看出，长沙不是做事的地方。官场暮气沉沉，绿营腐朽透顶，他们自己什么正事都不干，而别人要干事，则又是嫉妒，又是掣肘。漫说建不成新军队，就是辛辛苦苦建起来，不久也会被绿营的恶习所传染。必须离开长沙！曾国藩给皇上写了一份奏折中，提到衡州一带地方混乱，想到衡州查办土匪。

假如曾国藩当时不能忍下争强好胜的躁动之心，暂时躲到衡州练兵，而是继续留在长沙与绿营斗下去的话，也许就很难实现自己练成"曾家军"的愿望了。

二、 为筹饷舍名代奏

曾国藩移师衡州后，最让他头疼的就是饷银，当时衡州城里的几家大豪绅、大商人都不愿捐款，曾国藩为此事十分焦急。一天，彭玉麟告诉曾国藩说，衡州首富杨江愿意带头认捐，条件是让曾国藩为其上奏皇上，准许为其祖父杨健在原籍建乡贤祠。对于这个条件，曾国藩不由得沉吟起来，因为他对杨健的情况是清楚的。杨健是衡阳人，嘉庆年间进士，官至湖北巡抚，道光二十五年在衡州病逝。衡州籍京官欧阳光当时就奏请建乡贤祠。道光帝因杨健在湖北巡抚任上贪污受贿，官声恶劣而严斥不允。曾国藩也讥嘲欧阳光的孟浪。现在却要自己出面，为贪官杨健申请。曾国藩思虑再三，同意为其代奏。

对于一向好名的曾国藩为了创建湘军，能够大违心愿地为贪官请名。然而，当时曾国藩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为杨健请名的奏折，竟然引来了朝廷的严厉斥责："前任礼部右侍郎曾国藩轻信一面之辞，为革职降级业已亡故之前湖北巡抚杨健请人乡贤祠，实属大干律令，部议革职严办。朕思曾国藩将统率湘勇北上剿贼，改为降二级留用。钦此。"曾国藩对朝廷的这道圣旨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即使那份奏请完全不当，也不至于受如此重的处分，不过，令曾国藩感到欣慰的是，由于自己的代奏和因此而受到朝廷的斥责，使杨江极为感动，此后他不仅自己带头认捐，而且积极劝说其他富户商贾捐款，使曾国藩很快就筹集到了二十多万两银子，暂时缓解了募勇和洲练的燃眉之急，总算不负曾国藩"忍名代奏"的一片苦心。

第十八卷 势不同尽，否极泰来——"盈虚"法

君子但知有悔耳。

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

小人则时时求全；

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

《挺经》原典

尝观《易》之道，察盈虚消息之理，而知人不可无缺陷也。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阙东南，未有常全而不缺者。剥也者，复之几也，君子以为可喜也。夬也者，姤之渐也，君子以为可危也。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众人常缺，而一人常全，天道屈伸之故，岂若是不公乎？

天下事焉能尽如人意？古来成大事者，半是天缘凑泊，半是勉强迁就。金陵之克，亦本朝之大勋，千古之大名，全凭天意主张，岂尽关乎人力？天于大名，吝之惜之，千靡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老氏所谓"不敢为天下先"者，即不敢居第一等大名之意。弟前岁初进金陵，余屡信多危悚敬戒之辞，亦深知大名之不可强求。今少荃二年以来屡立奇功，肃清全苏，吾兄弟名望虽减，尚不致身败名裂，便是家门之福。疲师虽久而朝廷无贬辞，大局无他变，即是吾兄弟之幸。只可畏天知命，不可怨天尤人。所以养身却病在此，所以持盈保泰亦在此。

谆谆慎守者但有二语，曰"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而已。福不多享，故总以俭字为主，少用仆婢，少花银钱，自然惜福矣；势不多使，则少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亦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余斟酌再三，非开缺不能回籍。平日则嫌其骤，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原典精译

我曾研究《易》中讲的道理，考察盈虚升降的原因，才知道人是不可能没有缺陷的。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天有孤虚，地阅东南，没有总是十全十美而没有一点缺陷的。"剥"卦含着相对应的"复"卦，故而君子认为得到"剥"卦是可喜的。"央"卦暗藏着相对应的"姤"卦，所以君子认为得到"姤"卦，也仍然潜伏有危险。所以本来是吉的，由于吝而趋向于凶；本来是凶的，由于改悔而又趋向于吉。君子只知道有悔，知道了悔，所以才忍受得住缺陷而不敢去追求过于完美的东西。小人时时要追求完美，既然得到了完美，则吝和凶也就跟着来了。众人常有不足，而一个人常十全十美，这也是因为天道屈伸转化的缘故，难道真会如此不公平吗?

天下事怎能尽如人意？自古以来成大业的人，一半是天缘相凑，另一半是勉强迁就。攻克金陵，也是本朝的大功勋，千古的大功名，这全都是凭借上天意旨做主，怎么会完全由人力决定呢？上天对于大功名，吝惜得很，经干百次折磨、艰难动乱之后才能给予。老子所说的"不敢为天下先"这句话，就是说不敢身处天下第一等大功名的意思。弟弟前年刚进入金陵，我写的信中大多是恐惧儆戒之辞，也深深知道大名是不能强求的。少荃（李鸿章）自同治二年以来屡建奇功，肃清江苏全境，我辈兄弟的名誉声望虽然降低，还不致身败名裂，这就是家门的福分。让军队疲惫困顿的时间已经很长久了，而朝廷并没有贬斥之词，全局没有其他变故意外，这就是我们兄弟值得庆幸的事。只应该敬畏上天，认识天命，可不能埋怨上天，归罪别人。这是我们用来保养身体、除却疾病的方法，这是我们用来维持圆满、保持安泰的方法。

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有权势的时候不要凭借自己的权势为所欲为，把事情都做绝了；有福气的时候不要过度地贪图享受，要保持节俭。要少用仆婢，少花银钱，有权势的时候要少管闲事，少断是非，自然保持的时间就长。我再三考虑，只有向朝廷主动请求开缺，才能回归乡里。现在我们已经功成名就了，就应及早脱身，越快越好。

智慧解析

一、 求缺不求全

花好月圆是一种状态，花未全开月未圆也是一种状态，前者看似圆满，却很短暂；后者有所欠缺，但是常态。前者因处极点，接踵而至的将是凋谢的恐惧与亏虚的沮丧；后者却是处于一种上升的态势，接下来会更好。曾国藩后者把握得最好，他经常在日志和家训中反复强调"花未全开月未圆"，"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连他的书房都取名叫"求阕斋"，以警示自己。他认为：有损有益，是自然界的规律。然而人们生下来就有欲望，喜欢圆满而不想有所缺憾。为防盈戒满，凡是荣誉，皆使留其阙陷。故以"求阙"名其斋。曾国藩的书斋曾享誉于晚清政坛和文坛。曾氏有《求阙斋读书录》四卷，王定安编有《求阙斋弟子记》三十二卷。曾国藩写此文时，正是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一般人很容易沾沾自喜，但胸有大志的曾国藩并未满足于此。能够在得意之时谦虚，在名声腾升之时谋求退藏，无怪乎其能成为一代"中兴名将"。

升任两江总督后，曾国藩更是处处小心，慎之又慎。他还告诫好大喜功的弟弟曾国荃要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学会求缺。

天京天京合围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先后攻下了苏、杭，曾国荃率领五万大军陈兵于天京城外，却难以将天京攻下，来自于朝廷上下的各种议论纷起，湘军内部的矛盾也一天一天尖锐起来，曾国荃十分焦躁，以至生了肝病。曾国藩多次写信相劝。劝他"不要代天主张"，认为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把功劳退让一些，对于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才行。他耐心的劝告曾国荃，想邀请李鸿章来助战，他在信中写道：少荃实际上与兄弟相互亲近、相互护卫，我打算上奏朝廷请求准许少荃亲带开花炮队、洋枪队前来金陵会剿。接到弟弟此次回信后，我即一面上奏朝廷，一面函咨少荃，请他立刻西行。如苏军齐到成功，则弟受其劳，而少荃享其名。则即可以一同接受封赏，又可以为自己增福。盖独享大名为折福之道，则与人分名即受福之道矣。如苏军虽到，而城贼仍坚持不下如故，则谤可稍分，而责亦稍轻。

紧接着又写信开导曾国荃说：少荃会剿金陵，好处甚多，其不好处不过分占美名而已。后之论者曰：润公克鄂省，迪庵克九江，沅甫克安庆，少荃克苏州，季高克杭州，金陵一城沅与泉各克其半而已。此亦非甚坏之名也。何必全克而后为美名哉？人又何必占天下之第一美名哉？……少荃将到之时，余亦必赶到金陵会剿，一看热闹也。

李鸿章是不想和曾国荃抢功的，但这时朝廷已经下旨令李鸿章速率军帮助攻打金陵。李鸿章一面上奏朝廷，说曾国藩完全可以平定此次大乱，金陵即日可克。一面请求派他弟弟携带大炮到金陵助攻。

当然，没有等到淮军到达之前，曾国荃就把金陵攻了下来。并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满心以为会受几句赞扬，不料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有意苛求，左宗棠在攻破杭州城时陈炳文等十多万人突围而去，而清政府指责。幸好抓住了李秀成，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未就此了结，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报明户部，以备拨用。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儒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堵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了。曾国藩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健，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

所谓功高震主，当时的清政府，早已经对他和日益强大的湘军产生了戒备之心。曾国藩没有实权地征战了8年。在他的政治生涯里，相当一部分压力来自朝廷的疑忌，这使得他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在湘军攻克武汉时，咸丰皇帝很高兴，立即下旨，封曾国藩为湖北巡抚，并且夸奖曾国藩，说他虽然是一介书生，却能够立下大功。任命下达后又反悔，随即收回成命。咸丰帝仰天长叹："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咸丰皇帝之所以收回成命，正是考虑到曾国藩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曾国藩以其敏锐的洞察力意识到了危机，心中不免有寒心。曾国藩曾对同乡知交刘蓉说过：我浴血奋战，受此猜忌，令人心寒；若被谋害，墓志铭里一定要替我鸣冤，否则死不瞑目。曾国藩深知要想做到精忠报国又要做到功成身退，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古往今来能做到这点的人寥寥无几。曾国藩的想法在他的日记中屡屡表露："日内因户部奏折似有意与此间为难，寸心抑郁不自得。用事太久，恐人疑我兵权太重、利权太大。意欲解去兵权，引退数年，以息疑谤，故本日具折请病，以明不敢久握童柄之义。""接奉廷寄，因十二月十八日秦兵之败，霞仙革职。业经告病开缺之员，留办军务，致有此厄，宦途风波，真难测矣！然得回籍安处，脱然无累，犹为乱世居位者不幸中之幸。"

二、 功成身退

攻下天京后，曾国藩就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理由，奏请裁湘军归乡里，远在攻克金陵之前，曾国藩就有裁军计划，他在两江总督任内，便已拼命筹钱，两年之间，已筹到500万两。钱筹好了，办法拟好了，战事一告结束，便立即宣告裁兵。不要朝廷一分钱，裁兵费早已筹妥了。

事实上，湘军并非是全部被裁光，曾国藩的嫡系部队基本上保留下来，一部分由曾国荃统率。光绪十三年，我们还可见曾国荃有关湘军的秦议。一部分由左宗棠带往西北去了。一部分水师由黄翼升统帅。其他中下级干部，转入淮军去了。曾国藩明白如果手中没有兵权得话，只能任人宰割。故此他让李鸿章按淮不动。早在裁湘军之前，曾国藩就写信给李鸿章说：

惟湘勇强弩之末，锐气全消，力不足以制捻，将来戡定两淮，必须贵部淮勇任之。国藩早持此议，幸阁下为证成此言。兵端未息，自须培养朝气，涤涤暮气。淮勇气方强盛，必不宜裁，而湘勇则宜多裁速裁。

曾国藩书中之意极深，只有李鸿章才能理解他的苦衷：朝廷疑忌握兵权的湘淮将领，舆论推波助澜，欲杀之而后快，如湘淮并裁，断无还手之力，若留淮裁湘，则对清廷可能采取的功高震主者起到强大的牵制作用。李鸿章即窥见到清廷的用心，又理解了曾国藩的真实意图，因而决定投双方之所好，坐收渔人之利。他深知在专制制度下"兵制尤关天下大计"，淮军兴衰关乎个人宦海浮沉。他致函曾国藩表示支持裁湘留淮的决策，说"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终始"，淮军"改隶别部，难收速效"，"惟师门若有征调，威信足以依恃，敬俟卓裁。"由于曾、李达成默契，所以裁湘留淮便成定局。

曾国藩裁军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防止湘军造反。清政府命令曾国藩，呈报历年经费开支帐目。这等于要湘军的命。打了十多年的仗，朝廷不发军饷，都是曾国藩到处募捐，七扯八揍，勉强开支过去。这一笔帐如何报销？湘军将领听到这一消息，无不义愤填膺，决心造反。曾国荃、左宗棠、彭玉鳞、鲍超四人，召开了玄武湖会议，议决肃清君侧。此议虽被曾国藩压下，而湘军将领反清情绪，仍没有消除。曾国藩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毅然裁兵，这也是一个原因。

但是，军可裁，官不可不做，曾国藩在领兵作战时，一再请求回家为父母服丧终制，而战事终了后，何以从不提及此事，这点仍和他的忧畏有关。

曾国藩在削平太平天国之乱后，皇帝封他为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他是事实上的湘军领袖，凡是湘军出身的将领，无论是执掌兵权抑或出征疆场，都视他为精神上思想上的领导者，而湘军在裁遣之后，被藏者多至数万，功名路断，难免有很多人感到心情不满。

曾国藩如果在此时请求解官回籍终老，皇帝当然不能不接受他的要求。但如他在回到乡间之后，以一个在籍乡绅的地位，忽然为一群图谋不逞之人所挟制，并奉之为领袖人物，即使曾国藩知所自处，而对清朝政府来说，也仍然不是保全功臣之道。如果清政府怀有过人的恐惧，曾国藩之辞卸官职，正表示他有不愿继续为朝廷效力的意愿，那就更容易发生不必要的猜忌了。

所以，曾国藩在此时一方面自动解除兵柄，一方面更留在两江总督任上继续为清政府效力，决不轻言去留。与此同时，他还劝说弟弟曾国荃主动向清廷奏请开缺，以身体不舒服为理由，请求回家养病。这么做无疑是使清政府绝对感觉放心的最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