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橐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

一

我们接触一个人，不论在现实中或借助于想象，首先会在意他的模样，即平时所谓“音容笑貌”者。究其原因，尽管我们不是相面家，却对来自相貌的各种信息充满渴望，如不能觅得，就有雾失楼台之感，好像难以真正走近那个人。谈起弘光皇帝朱由崧，我便颇有此感。古代为帝王者，御容都要经宫廷画师描摹成图，虽往往加以美化，或者，因刻意比附隆准大耳一类所谓“帝王之相”而流于雷同，却总各有影绘存世。明代凡在南北紫禁城龙床上坐过之人，太祖朱元璋起，都有写真；惟两位例外，一位是惠文帝朱允炆，一位便是后来庙号安宗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朱允炆画像原来想必是有的，而被他的叔父朱棣抹得干干净净。至于朱由崧，考虑到满清对崇祯以后史料能毁即毁，也不能断言他的形容根本不曾敷于纸墨，但作为眼前实际，我们确实不曾见到。说到这一点，他还不如自己的好些臣子。后者在刻行于世的文集中，或在族谱宗祠里，还往往留有图形。我又曾指望到文字资料中，找到有关他面貌的描写，结果也无所获。那些记述，只在意他的身份，不关心作为个人他有怎样的形态，纵有稍微具体些的笔触(那是很难一见的)，仅及于他衣着上的变化，那也是因为这种变化与他的身份、境遇有关。总之，无论图与文，我们都得不到对于他面貌的认知。一次，从《眉叟年谱》读到对南巡时康熙形象的描绘：“予随众瞻仰，见圣容微黑，大鼻三须，坐船首，一人旁执盖。”虽着笔甚简，视线亦属遥遥一瞥，但还是给出了玄烨具体的形象。我对朱由崧形象所欲得者，仅此亦可，而竟不能。

这除了使我有些惊讶，也引起别的思索。他也许不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但好歹曾为君上，在世间的痕迹怎会如此之浅？当世之人为何不约而同给他以同样的忽视？那张脸，好像可有可无，不值一提。也许，并不出于忽视，而是来自一种虚离感。他短暂生涯，本有许多断断续续、亦实亦幻、真假难辨之处；而在南京的一年，倏忽而来，倏忽而去，萍飘蓬转，即之则杳，有如匆匆过客。从这意义上说，形象的阙如，似乎倒比较真实地反映着他在现实和历史中的处境——一种令人悬疑困惑的幻影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