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朱由崧不是好皇帝，但确实谈不上什么很坏的皇帝。这与他的心性无关，而由“时势”决定。“皇帝”这种事物，有其固有之恶。其中最主要特征，就是黄宗羲概括的“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自古以来，君权邪恶本质即在于此。不过具体而论，情形也有变化、发展和差别。黄宗羲紧随刚才那句话后面，做了有趣的补充：“始而惭焉，久而安焉。”大家与历史对照一番，看看是否如此。一般，王朝初建之时，其一二代君主往往还能“与民休息”，独夫面目与特权贪欲有所克制，这就是“始而惭焉”。等到江山坐稳，那固有之恶可就情不自禁、不可阻挡地向外喷涌，无远弗届，不知餍足，此所谓“久而安焉”。杜牧曾讲到过“独夫之心”，每个皇帝或许都有一颗这样的心，但分辨一下，却也有大有小。是大是小，通常跟国势强弱成正比。王朝愈当如日中天，独夫之心就愈盛。像“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一人之淫乐”一类肆无忌惮情形，多不见于王朝初期，也很难得逞于王朝末年，一般都集中在王朝中段。道理很简单，“久而安焉”，皇图稳固，固有之恶可以无忌尽兴一泄。故而，这往往也是集中涌现“坏皇帝”的时期。明朝就很明显，从明英宗朱祁镇起，到明熹宗朱由校，其间除弘治皇帝不在此列，劣陋之辈走马灯般接踵而来，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一直发展到极其黑暗的天启七年，这股恶的能量似乎总算释放干净。这么说好像还不准确；恶，其实没完，如果允许、如果可能还会释放，只是物极必反，恶的堆积已达某种极限，从而失去了继续作恶的条件。

议至此，我想在“始而惭焉，久而安焉”的后头，替黄宗羲再添一句：“终而颓焉”。王朝末年通常都有这么一个阶段；在明代，崇祯、弘光就处于这个阶段，我们对相应这两位皇帝的认识，也紧扣“终而颓焉”几个字才比较得体。崇祯皇帝自谓“君非亡国之君”，有些心软的读者也附和他，以为这是一位好皇帝。而朱由崧，则在许多史述的妖魔化叙述下，被定格为坏皇帝。其实，作恶殆尽的王朝末年，无所谓什么好皇帝、坏皇帝。对于看起来疑似好皇帝者，我们不要忘记“终而颓焉”这个大背景，倘非如此，只怕我们绝无机会遇见一位所谓的“好皇帝”。对于被极力刻画、渲染出来的坏皇帝，大家也要多个心眼，想一想处在“终而颓焉”态势下的皇帝，其实又能“坏”到哪里去？

总之，皇帝的好坏，不取决于个人或心性，有什么“此贤彼愚”之分；取决于时势。凡恰当其势，“皇帝”这行当以其固有之恶，不出万一很难有什么好东西。这由制度来决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朱由崧，从个人角度论他的好坏，至少笔者觉得材料尤其是可靠的材料尚嫌不足，但我们却有把握说，作为皇帝他确已丧失了很大一部分作恶的能量。他是末世的君主。守着残山剩水，内寇外虏，朝不保夕，未来一片黯淡，乃至可以预见下场必属惨然。有鉴乎此，他还有多少心情去强打逞性妄为、跋扈自恣的精神，确是一种疑问。即便有此心情，客观上可以支撑他的资源、条件和空间，也大大萎缩了。试问，他能像他的爷爷万历皇帝那样贪得无厌，尽其一生以逞其极端自私的本性吗？所以，假设朱由崧这个人好坏，意义不大，问题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时势。也许他本性一点也不好，然而时过境迁，想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了，非不愿，是不能也。

这“不能”，除开王朝势穷力疲的基本面，还和朱由崧自己的特殊情况有关——他并非通过继承程序自动登基，而是被迎立，由人扶上帝座。这层关系，无论如何含着君弱臣强的意味。尽管以明朝之日薄西山，马士英恐怕也无心以迎立为资本，做那种挟天子以令诸侯、指鹿为马的奸雄。他的诉求主要是搞钱、捞取实利，表现也相应主要是疯狂贪黩而非篡位夺权。职是之故，朱由崧所受挤压尚未达到汉献帝的程度，至少小命无忧，但寄人篱下、看人眼色、诸多方面操于人手等等之状，却在所不免。这样一位皇帝，哪里能弄性尚气、偿其大欲。想想嘉靖皇帝吧，午门外将一百八十多位大臣打屁股，血肉横飞，那才算强势的君主，才具备让一己之恶随心所欲释放的能量。

当马士英派人在淮安找到他时，他与一个叫花子相差无几，而这种状态已持续有两年。橐囊一空，靠向潞王借贷维生，头上裹着粗布头巾，衣袍是破的，腰间所束不是与身份相称的玉带，而是普通官吏乃至庶民所用的角带，他的一班随从甚至只能穿着草鞋。他就以这副形象出现在南京大臣面前，“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看上去与其说是接受拜谒的君主，不如说是被救助的无家可归者。群臣或许不致因此有藐视君上之意，但朱由崧自己恐怕却少不了自惭形秽之感。

他无疑是带着心理上的弱势进入南京紫禁城。不特如此，对于当这个皇帝，朱由崧还极可能并不情愿。《明季南略》说，乙酉年四月下旬形势愈见危急时，朱由崧经常埋怨马士英“强之称帝”：

自左兵檄至，清兵信急汹汹，上日怨士英强之称帝，因谋所以自全。

这记载，自然相当重要了，可惜我们仅见此一笔。我们知道定策时，关于迎立何人，南京高层争得很激烈，是一场轩然大波，其线索在整个弘光一年中都不曾消隐，从史可法黜出南京到周镳、雷祚被杀，都是它引出的下文。普通的推想，朱由崧作为受益者应是其中的活跃因素，是积极主动的争夺者。《南渡录》载：“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这情节跟刚才《明季南略》所说朱由崧本不想当皇帝而是马士英“强之称帝”一样，也不见于他著。真相暂不可考，但揆以整个局势，我个人不相信朱由崧曾与几位武臣串通，让他们“协谋拥戴”，而比较倾向于他对于当那个皇帝，内心至少有些踌躇。对此，我们虽没有直接关于朱由崧的材料，但可以参考潞王朱常淓的情况。乙酉南京投降后，明朝政治焦点迅速从南京移到杭州，因为朱常淓在那里，朱由崧被俘后可以代之的就是朱常淓。不久，马士英奉太后(朱由崧母亲)逃到杭州，太后亲求朱常淓接过权力，却遭后者坚拒：

时潞王在杭州，诸臣有请王监国者。王不受。太后泣拜之，终不受。盖已与张秉贞、陈洪范决计迎款矣。

朱常淓执意不肯，答案仍为“终而颓焉”四个字。大势已去、山颓木坏，此时为君何美之有？要啥没啥不说，还得担责受过、百般受掣。朱常淓很明白这一点，不肯将屁股坐到火堆之上。一年前，情况其实也差不多，那样一个烂摊子，搁谁手里都不享福，都是累赘。除非自我崇高，以英雄自命，以为自己是中流砥柱、可挽狂澜于既倒者——比如朱聿键。但朱常淓不是这种人，朱由崧显然也不是。实际上，定策中福王、潞王之争，原是两边大臣争得面热耳赤，跟他俩本人却都没有什么关系。

既然朱由崧对当皇帝其实并无兴趣，那为何还是去了南京？对此，我们只好妄自揣测。在我看，他糟糕透顶的现实窘境，是个关键。我们回顾一下洛阳落难后他两年来的行止：孤身逃出、四处漂泊、寄人篱下、饥寒交迫；后来总算搭了顺风车，随潞王船队平安来到淮安，但有迹象表明，诸王船队继续南下时不打算携他同行，因为到淮安后，朱常淓借给他一笔钱，之后他就搬出船队上岸，“寓湖嘴杜光绍园”，大有就此分手之意。倘真如此，那么自到淮安之日起，朱由崧实即走投无路，往后的日子莫展一筹。恰在此时，杨文骢衔马士英之命找到他，密奏将迎至南京为君。你道他能如何？假设一下，倘若杨文骢来见时，朱由崧和朱常淓一样珠光宝气、饫甘餍肥，他又将作何选择？想必，也有不当皇帝的选择。眼下，以自己实际境况却实无拒绝的可能——除非他继续做叫花子。

假如《明季南略》“日怨士英强之称帝”的记载属实，以上便是我们就这笔记载的可能性与合理性，从心理层面展开的复原。所谓“强之称帝”，意思或许就是当初马士英利用了他的境况，利诱和说服他做那个皇帝。

以下一个重要问题，是朱由崧在接受皇帝位子时，是否与马、阮等预订政治同盟，明确结成一个利益集团？这也是我们判断他“坏”到何种地步的一个要点。以我对史料的研读，回答似乎是否定的，那是因为一个相当有说服力的情节。

诸著一致记述，甲申年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宣布监国，宣布一系列重要任命；其中，虽然升了马士英的官，使其一跃而为东阁大学士，与史可法平起平坐，但仔细品味却是一碗水端平，两边都不得罪。马士英虽名列辅臣，兼职却是都察院右都御史，尤其“仍督凤阳等处军务”，仍放外任，并不置身中央日常事务，与史可法、高弘图等的“入值”截然不同。这当然大拂马士英所盼，与其“定策首功”比，毋如说是明升暗贬。这个人事安排，稿底应出于东林一派，但显然地，朱由崧也是默许的，没有行使其皇帝一票否决权。由此推而可知，当初朱由崧与马士英之间应不曾发生具体的政治交易，也许他暗中的盘算，未来还是稍偏于东林亦未可知。至于马士英，当然大出意外，所以才发生了后面有点逼宫味道的事。五月初八，朱由崧监国第五天，马士英率着他的部队，浩浩荡荡从凤阳起身，“由淮入江，船千二百艘”，经过淮安时，“凡三日始毕”，阵势相当唬人。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入觐”，二是“劝进”(请求朱由崧由监国进皇帝位)，冠冕堂皇，但同时“以史可法七不可之书奏之王”(定策过程中，史可法曾给马士英信，列出不宜选择朱由崧的七条理由)。一是告史可法的状，二来未必没有提醒朱由崧不要忘恩负义的意思。经过这件事，史可法被挤出南京，督师江北，到五月十六日，“以马士英掌兵部事，入阁办事”，终于完整地接过史可法的权力。从这个过程看，朱由崧与马士英并非沆瀣一气，反倒曾想保持一定距离。不过，在他这并不出于政见。对于政治，此人似乎既不抱有也不关心什么倾向。在国家兴亡之类问题上，我从他那儿始终只看见局外人心态。他愿意接受皇帝位子，主要出于自救，起码摆脱流浪的困境，至于别的，今朝有酒今朝醉、及时行乐而已。朝堂上的纷争，他多半只是察言观色，顺势而动，并没有什么立场、主张意欲坚持和表达。

既然马士英证明自己足够强势，他便顺水推舟，对后者唯命是从。他虽坐在皇帝位子上，内心却真没把自己当皇帝。这个心理我们要把握住。他并不真是为了当皇帝来南京，而是由于当皇帝有各种的好处。幸好他是这样的心态，否则真把自己视为皇帝，只怕免不了要为着志不能伸、受人摆布之类苦恼，长吁短叹、郁结不舒。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烦恼，很知足很快乐，没心没肺地享受美酒和一流的戏剧演出。在他而言，这已是幸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