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七月初五，明朝使团正式组成，左懋第为正，左都督陈洪范、太仆少卿马绍愉副之。携去银十万两、金一千两、缎绢十万疋，作为对满清的酬谢。除了谈判，另有几件必办之事：祭告祖陵、奠安崇祯帝后、寻访太子下落、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并颁赏赐。行前，左懋第辞阙，对朱由崧临别进言：“臣所望者恢复，而近日朝政似少恢复之气。望陛下时时以天下为心，以先帝之仇、北京之耻为心”，“念河北、山东之赤子”。他特别强调“勿以臣此行为必成；即成矣，勿以此成为可恃”。对于和谈前景，不甚乐观；而且认为，即便有所成，也并不可恃，朝廷还是要立足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事实证明，他的估计是清醒的。

挈辎既多，使团规模自然不小。不过，《明史》所谓“以兵三千人护行”，恐怕有些夸张。据陈洪范讲，所有行仪先用船运过江，原安排到了对岸将由瓜洲、仪真镇军拨与人马驮护，实际上没人管，“箱鞘繁重，苦不能前”；挨到清江浦(淮安)，欲从集市上买马以充运力，亦不足；遂分两路，大宗缎绢不走陆路，改经运河水运，由刘泽清和淮抚田仰“各发兵二百余名护送”。总之，情形颇狼狈。过了黄河，因战乱重创，许多地方为真空状态，“自渡河来，村落凋残，巷无居人，将士裹粮露宿。”不时遭遇强梁，如“廿五日，至马开屯……时值土寇劫屯，闻本镇至，半夜遁去”，“九月一日……遇土寇十人劫驮打仗，随行将士追杀数十人，寇退，箱鞘无急”。偶尔遇到完好的城池，都由满清派了官员把守，不能入内：“初五日至济宁州，(虏)官不许近城栖宿，放炮呐喊，有欲出打仗状”。他们不单拒绝使团为和谈而来的解释，还加以嘲笑、奚落：“至汶上县，(夷)官总河杨方兴统兵相遇，本镇告以通好之意，彼嫚言：‘谋国要看大势，我国兵强，如要和好，须多漕粮来，我们好说话’”。这不奇怪，使团北京之行，实际是不告而来，当时条件所限，等不及沟通停当再动身，所以使团只好在一路敌意中艰难前行。

以我所见，使团向满清方面致以来意，最早为八月初一陈洪范、马绍愉分别写给吴三桂的信。两信原件，今存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时，使团应该已经在淮安，因为陈、马信中各有“见在渡淮”、“已放舟至河”之语(当时尚处黄河夺淮期，故“淮”、“河”所指，实则一也)。陈洪范这样解释他们的使命：

朝议佥谓洪范与老亲台托谊葭莩，特命同少司马左懋第，冏卿(《尚书》周穆王命伯冏为太仆正，后因以称太仆寺卿为冏卿)马绍愉赍捧书币，奉酬清朝，崇封老亲台蓟国，诰敕褒励懋勋。奉命驰驱，见在渡淮，先此附闻。诸祈老亲台鼎力主持，善达此意，两国同好，同心灭贼，保全万姓，徼福无穷矣。

马绍愉则说：

今上特遣大臣仝不肖持礼物，馈谢清国幼主暨摄政王，仍祭告上天，订盟和好互市，将前年之局结了，便是叔侄之君，两家一家，同心杀灭逆贼，共享太平，以成上天好生之德。此出自庙堂乾断，不似前年摇惑于人言者，想两国不违先人之志也。

“前年之局”，指崇祯十五年，陈新甲奉崇祯皇帝密谕与清议和。当时，马绍愉以兵部职方郎担任特使。由两位副使出面给吴三桂写信，以私人渠道通其款曲，对此我们今人不免纳闷。但古时既无现代邦交的意识，更无可循可守的惯例，加上中国确有情胜于理的思想误区，相信笼络、恩惠或其他背后交易，效果好于开诚布公。事实证明，这着适得其反。《使臣碧血》说，吴三桂接信后，根本不敢拆看：“三桂不发书缄册，封奏摄政王览之。册内有‘永镇燕京，东通建州’语，王怒。”吴三桂原封不动上交多尔衮的，除陈、马两人的信，还有“册”，也就是明朝晋封吴三桂为蓟国公的敕书，里面出现了严重的触忌语，令多尔衮大怒——出于历史原因，“东通建州”四个字既意味着明朝心目中的政治地理格局毫无改变，同时，继续视满清为“酋虏”。

吴三桂上交书册、多尔衮在北京动怒，使团自然无从得知。一千多公里的路上，使团对于满清方面态度究竟如何，大部分时间都蒙在鼓里。他们实际体验到的，是颇为矛盾的对待，时而有好消息，时而相反。“(九月)十五日晚，临清有旧锦衣卫骆养性，(夷)用为天津督抚，遣兵来迎。”但三天后到德州，却听说“(夷)官巡抚山东方大猷告示，(云：)‘奉摄政王令旨：陈洪范经过地方，有司不必敬他，着自备盘费。陈洪范，左懋第，马绍愉止许百人进京朝见，其余俱留置静海。’”骆养性在明朝任锦衣卫左都督，降清后为天津地方长官。先前陈洪范写给吴三桂的信，有“希先遣一旅，导行利往”一语。现在，骆养性果然从天津专派一队人马来迎接，与前信正好相吻，似乎说明沟通顺利，满清持欢迎态度。可是，方大猷告示却只有敌意，十分粗暴，连基本礼遇也不讲，“味其语意，目中已无使命”。

同样是满清地方大员，态度如此相左，究竟怎么回事？不久证实，骆养性“遣兵来迎”是个人行为，德州布告才反映满清当局的真实态度。九月二十六日，使团将至天津，骆养性亲至静海迎接。这时，他带来的已是北京“止许百人进京”亦即与德州布告一致的旨意。陈洪范说：“养性虽奉(夷)旨，语言之际，似尚不忘故国。”看来，骆养性“不忘故国”

的情绪，确实颇为浓厚，以致继先前擅自派兵到临清迎接明朝使团后，在清廷已表明了对使团的恶感情况下，仍然到静海给使团以隆重的远迎。只是他的个人情怀，传递了错误的信息，令使团一度以为在北方可能受到友好的对待。他本人也为此付出代价；静海相迎这件事，被密探“侦知以报，(夷)摄政王怒疑养性，削职逮问”。核《东华录》，十月初十，“天津总督骆养性违旨擅迎南来左懋第、陈洪范等，部议应革职为民。得旨：养性有迎降功，革总督任，仍留太子太保、左都督衔。”

对骆养性的处理，不光针对其本人，对所有前明旧臣都有警示作用。据陈洪范记述，随着使团趋近，满清当局十分警惕，北京内外“访察甚严”，“有南人潜通消息者，辄执以闻”，前明旧臣“咸杜门噤舌，不敢接见南人。而甘心降(夷)者，惟绝通好、杀使臣、下江南以取容悦。”使团逗留通州期间，曾派成员王廷翰、王言等入城，去见几位如今在清廷位居要津的前明旧臣。他们先后见到洪承畴、大学士兼吏部尚书谢陞和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冯铨。据王言回来汇报，洪承畴“似有不安之色，含涕欲堕”，谢陞“默然忸怩”，冯铨最恶劣，开口就“厉声曰”：“何无摄政王启，辄敢持帖来见我！”武将方面，曾联系吴三桂求见，所得回复是：“清朝法令甚严，恐致嫌疑，不敢出见！”

据说，按照多尔衮的本意，对南京使团根本不必接纳，直接让其打道回府。后来经过讨论，“朝议既以礼来，且令使臣入见”，为了表现得像文明人——入关以来，满清一直努力这样做——多尔衮勉强收起性子，允许使团来北京，但人数大大压缩。

接下来问题是，以何种地位、规格接待来使。“时议以四夷馆处使臣”，拟将使团安排于四夷馆。“四夷馆”，为接待属国使者的处所。换言之，清廷将以宗主国姿态处理此事。这在使团内部引起了一次比较严重的分歧。《使臣碧血》说“陈洪范无辞”，亦即不反对，左懋第则坚持不可。《使臣碧血录》(这是江苏古籍出版社《南明史料(八种)》的汇校本，与《使臣碧血》略有不同)此处还多一句：“而洪范遂心贰于左”。意思是，陈洪范的暗中叛变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对比陈洪范的《北使纪略》，有以下一段：

至沧州，本镇与左部院商(榷)，(夷)骄且嫚，相见之礼如何？若执不见，当日面承召对，天语丁宁，恐无以通好，济国事。因集马太仆、梅主事、各参谋(共)议，佥云：“时势异殊，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再四踌躇，未协。

从中可确定两点：第一，左、陈之间的确出现分歧；第二，体会陈洪范的语气，分歧是，陈洪范主张对满清采取低姿态——“但济国事，不妨稍从委曲”——亦即可以接受“以四夷馆处使臣”，左懋第则拒绝这样做。当然，陈洪范把责任推给朱由崧，暗示自己是担心态度强硬可能导致使命失败、有负皇上重托。至于他上述意见得到使团内部广泛支持，显然是一面之辞。他自己承认“再四踌躇，未协”，争论激烈，并没有出现一边倒的意见。不过，说陈洪范因这场争论、从这一天起萌生叛意，却比较牵强。意见分歧，在每个外交使团内部都很常见，况且陈洪范对不能完成使命的担心也未必是假。他的叛变，应是多种因素交织的结果，尤其是到北京后触发的。第二天，随着左懋第出示两份重要文件，争论平息：

次日，左部院出首辅主议、廷臣覆疏二通，以示本镇。始知阁议申以“不屈膝、辱命，尊天朝体”，议论乃定。

两份文件，一是“首辅主议”，亦即马士英起草的使北基本政策，一是“廷臣覆疏”，亦即重臣们就“首辅主议”进行集体讨论而形成的意见。其中，根本原则是“不屈膝，(不)辱命，尊天朝体”。显然，根据这个原则，以属国身份入见、居四夷馆，断然不可接受。两份文件事关使团行动指南和底线，必属绝密，所以由左懋第作为正使独自掌握，连陈洪范都不知道。眼下因为发生严重分歧，左懋第只好向陈洪范出示它们，以结束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