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说起来，批评史可法，也并不自顾诚《南明史》始。史可法同时代就有这样的声音，乃至出于“同一营垒”，例如黄宗羲。《弘光实录钞》刚刚开篇就说：

士英之所以挟可法，与可法之所以受挟于士英者，皆为定策之异议也。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委质已定，君臣分明，何嫌何疑而交构其间乎？城府洞开，小人亦失其所秘，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这是就定策一事，批评史可法失误。黄宗羲认为，当时，应本着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开诚布公，大胆陈述不迎福王朱由崧而迎潞王的道理，史可法却惧担嫌疑，不能坦荡坚持，反被马士英钻空子，作为把柄捏在手中。单论道理本身，我投黄宗羲一票。然而黄的思想层次——唾弃君主专制——史可法达不到，他是传统意义上的正派朝臣，而非叛逆者，没有多少批判精神，要他超越礼法是不现实的。再者，史、黄还有一点不同，前者在位谋政，后者是可以率性而论的清流；这个差别远比想象的重要。

前面的阎尔梅，也是一个著名的史可法批评者。但阎尔梅也好，黄宗羲也好，批评史可法乃是基于政治或策略的异见，其间孰是孰非，都可以或者有待辨析和讨论。应廷吉所著《青燐屑》则不同。作为以亲历记面目出现的江北史幕见闻记，其史料价值不必抹煞。不过，文中对史可法的评论乃至某些陈述，心存芥蒂甚而捏造杜撰，是很明显的。下面一段就比较突出。应廷吉说甲申年十一月初四，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对时局倍感失望的史可法这样说：

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

惊人地透露，设四镇主张出自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积极支持，自己只是别无良策而予以附和。这是《青燐屑》的独家“爆料”，只能用闻所未闻形容。此外所有记载表明，设四镇虽经内阁集议，但构想来自史可法；史可法本人《议设四藩疏》也明确写道：“臣酌地利，当设四藩。”我们若拿“爆料”与事实相对照，对于史可法很难不留下推卸责任、饰非掩过的坏印象。然而稍析之则可知，此必为伪说无疑。史、应二人之间，远非可寄以心腹的关系。史幕左右甚多，这番话如非同寻常，与闻者必非应廷吉，如可逢人便说，又为何只有应廷吉知道、别人均无所载？最最明显的，里面有个致命漏洞，即“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这句话。当时，高杰已率军北进，史可法半年来努力总算看到一点进展，他怎么可能在这时愤然提出“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且将高杰包括在内？其说之伪，立然可断。

在《青燐屑》里，这种意在抹黑史可法的笔触，并非个别，而是处处可见。如丘磊被杀事，“虽史公奉旨而行，实东平(刘泽清)修怨为之也。”微讽史可法杀丘磊以满足刘泽清，此亦《青燐屑》独家之说。“四方倖进之徒接踵而至……廷吉病之，白史公曰，是皆跃冶之士，究无实用……相聚数月，既无拔萃之才，亦无破格之选。”说礼贤馆尽收留一些无用之辈。理饷财政也很失败，“复以周某为理饷总兵，兴贩米豆，官私夹带，上下为奸。利之所入，不全在官。”“遂议屯田”，“迄无成功”，应廷吉为指其弊，而“公不以为然，强之视屯田佥事事”。军事防务上搞形式主义，“沿河筑墩，以为施放炮火之地”，应廷吉指出黄河沿岸为沙地，“土性虚浮”，“安能架炮”，“而同事诸公，方欲以筑墩多少居为己功”，不听。后面又就扬州的失陷，历数史可法的种种失误(即顾诚《南明史》所乐于采用者)。览其全文，史可法除了精神尚属可嘉，别的一无是处，就连他宵衣旰食、夙夜辛劳，也是工作不得要领的明证(前引黄月芳的劝谏)，难怪顾诚能以《青燐屑》为本，据而得出史可法“毫无作为”的结论。

由于《青燐屑》对史可法的描述几乎都是独出机杼的“孤证”，我们纵表怀疑，却没有办法否证，特别是涉及很具体的细节时。不过，有一个办法，我们可以看他的行文，看他的逻辑，由此确定他写作态度是客观唯实，还是意气用事、昧私爽言。就此，我们可以注意两点。第一，作者对史可法不够重视自己，相当失望。他几处描写史可法不辨贤愚、不纳嘉言，都与自己有关，同时对史幕中有人受到更高礼遇，怨艾不已。如：

卢渭是年充岁贡生，赴扬谒见，实有非分之望。公优礼有加，剧谈不倦。及试职衔，识卓议高，词采濬发，原拟压卷；公手其文，击节叹赏。

这是暗讽史可法喜欢谀奉。这个卢渭，就是马士英排挤史可法出京时，“率太学诸生乞留可法”并说出“秦桧在内，李纲在外”名言的那个人。应廷吉用显而易见的渲染，隐指史可法对卢渭到来所予隆重礼遇，包含私心。同时在别的地方一再暗示，对于像他这样无故非亲之人，史可法态度完全不同，人、言俱不能用。其中他觉得较为有力的一例，是史可法“锐意河南”、他则主张“取道于东”，认为首选应为山东，强调彼地百姓“翘望王师如雨济旱”，“义声直进，彼中豪杰，必有响应者”，效果一定超过河南，史可法却拒不采纳。还有几件事，应廷吉也感到自己理由充分，都被置若罔闻。这让他明显负气，并用情绪化的笔触来表达心中不满。比如，这么描写高杰的出征仪式：

仪征返旆，决意河南之行。番山鹞(高杰绰号)于初十日祭旗，风吹，大纛顿折，红衣大炮无故自裂。杰曰：此偶然耳。遂于十月十四日登舟。应廷吉私谓人曰：旗断炮裂，已为不祥，今十四日，俗称月忌，又为十恶大败，何故登舟？

事既荒诞，而意若怨恨，简直是以恶意的摇唇鼓舌诅咒史可法必然失败，一个人心胸如此，出言怎能做到公正平和？第二，我们明显看到，他的思想有严重的神秘主义和命理色彩。他对此相当自鸣得意，以为不同凡响之处，极力张扬和凸显这一点，开篇便讲了一串“天儆”、“异象”，如他曾在北京遇见一种怪鸟，“所见之国亡”；又曾见一种特殊雷电，“电中聚火，人君绝世”；以及“天津抚院将台旗竿终夜号泣”、“五凤楼前门拴，风断三截”，诸如此类。他号称“三式之学皆精、天官之微更悉”，居奇炫异，亟欲以此售于史幕。还举出实例，说明自己如何灵验：

八月十五日，阁部升帐，忽旋风从东南起，吹折牙旗一面，其风旋转丹墀，良久方散。公以廷吉初至军前，欲试其实，即命占之。占曰：“风从月德方来，为本日贵人。时当有贵臣奉王命而至者。风势旋转飘忽，其事为争，音属征、象为火、数居四。二十日内，当有争斗之事。五日前后，须防失火，且损六畜。”越三日，城西北隅火焚，死一驴，毁民舍三间。匝月，遂有土桥之变，而督师高大监以王命至。公因其学之非妄也，时咨问焉。

实有其事否？他姑妄说之，我们也只姑妄听之。但无待烦言，史可法不便听之信之，恰恰也在于此。军国大事非儿戏，除非疯子才肯按照那种奇谈怪论行事。所以应、史之间的情形，一点也不难于明白——清谈无妨，其言难用。不过，史可法可以这么看他，旁观者也可以这么看待他，应廷吉却绝不这么看待自己。他可能认真地相信自己那些“特异功能”，而将货而不售叹为无理的排斥。他对自己在史幕中的遭际牢骚满腹，对史可法则卑之无甚高论。总之，一对史可法厚此薄彼不满，二对史可法不用其学不满；因为这样，他写到史可法时很多地方都是带着情绪的，哪怕是事实，从他笔下出来也不免变味，更不必说有些一望可知绝非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