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归来堂里小鸳鸯，翁佐崇宁政事堂

——赵明诚的家世

李清照的未来丈夫赵明诚，也出身于一个文化气息极其浓厚的官宦家庭。

赵明诚父赵挺之（1040—1107），字正夫，密州诸城（今属山东）人。神宗熙宁三年（1070）登进士第。初为登州、棣州教授，元丰末通判德州。任地方官期间，敏捷有才干，擅长处理棘手复杂的日常政务。如哲宗即位初，赏赐兵士缗钱，德州郡守贪婪而不按时发放，导致兵变。乱兵冲入郡守官府，郡守以及府中其他官员纷纷逃避，唯赵挺之坐堂上，问明情况，立即发放赏赐钱，并惩办为首作乱者，平定了一场风波。哲宗元祐元年（1086），赵挺之因其出色的吏才而引起朝廷注意，召试馆职，除集贤阁校理。次年，转为监察御史。宋代君主非常重视谏官，任谏官者往往是得皇帝信任者，负责监督朝廷百官的职守，具有自由广泛的发言权，而且升迁相当快。至此，赵挺之的仕途一帆风顺，且前程无量。

赵挺之应进士试以及进入仕途之时，正是朝廷新旧党争激烈、朝中政治势力重新分化组合的时期。熙宁年间，王安石推行新法，由于得不到朝廷旧臣的支持，只得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新的人才以为羽翼。赵挺之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进士及第的，可以想见，赵挺之在考试策论中必定有迎合新政的议论，因此博得当政新党的欢心，一举中的。这一榜的状元叶祖洽，就是因为策论专门投合用事的新党，而被主试官（同时也是新党中的第二号人物）吕惠卿确定为第一名的。这一榜的许多进士后来皆在推行新法的过程中竭尽全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北宋后期新旧党争中的风云人物。讨论这一场变法的利弊得失，不是本书的任务，但有一点是不可回避的：王安石政治集团中的新进者，多投机取巧、阿谀奉承之徒，个人品德都有可非议之处。王安石等新党领袖秉性固执，听不得不同意见，在朝野守旧势力的包围下，在朝臣的一片反对声中，他们改从进士考试的途径聚集政治力量。而参加科举考试者，尚未涉足官场，并未形成自己的政治观点。他们中的多数人的策论能够得到新党的赏识，确实仅仅是一种曲意的投合。在这种以党争为背景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者，往往是应对敏捷、善于看风使舵的投机取巧之徒。这一榜的叶祖洽、赵挺之、蔡京，都是这样八面玲珑的人物。他们这些人既有令人叹服的处理具体政务的干练才能，又没有一定的个人操守。蔡京在元祐年间旧党当政期间，也曾不遗余力地迎合司马光。赵挺之同样没有坚持自己新党的政治立场，依然得元祐大臣重用。而蔡京、赵挺之在徽宗年间对元祐大臣的迫害，无所不至。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赵挺之的言行及其为人，苏轼已经多有了解。元祐初年朝廷召试赵挺之的时候，苏轼就提出了反对意见，说：“挺之聚敛小人，学行无取，岂堪此选？”（《宋史·赵挺之传》）但是，元祐政坛当时被精通争权夺利之术的老辣官僚“朔党”所把持，他们非常嫉恨苏轼的声望及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对苏轼的青睐有加，于是便利用各种政治势力打击苏轼。赵挺之成为他们手中的一枚棋子。赵挺之转任谏官之后，果然秉承当政大臣旨意，从苏轼的文字中罗织罪名，污蔑苏轼诽谤去世的神宗皇帝。赵挺之对苏轼的仇恨，为徽宗年间的残酷党争迫害种下了祸根。

赵挺之被“朔党”利用完以后，元祐四年（1089）即被赶出朝廷，通判徐州，次年改知楚州。这应该使赵挺之对整个旧党的仇恨更深一层。元祐末年，赵挺之凭借自己的才干，又逐渐升迁到京东路转运副使的重要职务上来。哲宗亲政，彻底发泄自己在太皇太后垂帘期间形同傀儡的怨气，全面起用新党人物。赵挺之虽然不是新党中的关键人物，政治立场也不太坚定，但他与新党渊源很深，此时被召回朝廷，委以重任，历任太常少卿、吏部侍郎等职。至元符初年（1098），一路升迁到中书舍人，改任给事中，历任中书与门下两省的部门长官，离拜相只有数步之遥了。

徽宗即位，赵挺之积极迎合得势的宰相曾布的旨意，倡导“绍述”之说，即承继神宗、哲宗推行“新法”的施政方针，继续重用新党，排斥旧党。这一次对旧党的迫害比起哲宗朝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宋史·赵挺之传》），成为执行皇帝与宰相旨意、迫害旧党的急先锋。赵挺之借此机会发泄自己对苏轼以及元祐大臣的积怨，并因此飞黄腾达。崇宁元年（1102）六月，升任副宰相；崇宁四年（1105）三月，因阿谀蔡京得蔡京的极力推荐，出任宰相。拜相之后，因争夺权利，又与蔡京反目。其间，曾短期得势，最终被蔡京排挤出中央政府，闲居在家，郁郁而终，终年68岁。《全宋诗》录其作品三首。时有清新平易的诗句，如题友人居所说：“华亭山水佳，秀色宛如画。前贤有遗迹，卜筑俟来者。”（《朱氏天和堂》）另一首说：“西风浙江远，秋色方在目。”（《送罗正之年兄出使二浙》）赵挺之的才能主要表现在政治才干方面。

纵观赵挺之的一生，其政治立场大致是站在新党一面的，也因新党而中第、升官、拜相。然而，另一方面，赵挺之善于阿谀逢迎，无一定的个人操守，一段时间在旧党之中也游刃有余。赵挺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个人作风，最终被世人认识得清清楚楚而遭唾弃。苏轼门下陈师道，也是当时“江西诗派”著名的领袖人物之一，与赵挺之为连襟。陈师道晚年贫困至极，冬天无御寒棉衣，妻子向赵挺之家借得一件。陈师道非常厌恶赵挺之的为人，知道棉衣来历后立即要求送还，自己却因寒冷得病去世。赵挺之的品行操守与政治立场，与李格非形成鲜明的对照，两者的一荣一枯也相去甚远。这直接影响到两家日后的交往，以及李清照对公公的态度。近人樊增祥《题李易安遗像》诗因此有句说：“归来堂里小鸳鸯，翁佐崇宁政事堂。”（《石雪斋诗集》卷二）就是对这一段史实的评说。

赵明诚是赵挺之的第三子，字德甫（又作德父、德夫），生于神宗元丰四年（1081），长李清照三岁。前面还有二位兄长赵存诚（字中甫）、赵思诚（字道甫）。赵明诚后面起码还有一位妹妹，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曾一度将行李寄存在她家。兄弟中唯独赵思诚还存诗二首，《全宋诗》录入。

赵明诚自小喜欢诗书，尤其喜欢收集古代的金石刻录文字，自称“余自少小喜从当世学士大夫访问前代金石刻词，以广异闻”（雅雨堂本《金石录序》）。哲宗元祐四年（1089），赵明诚九岁，其父赵挺之通判徐州，赵明诚随侍父亲身边，就从当地收集到《晋乐毅论》《隋化善寺碑》等古代刻录。哲宗绍圣年间，赵明诚约十六七岁，于金石收录方面就已经小有名气。此时，赵明诚已经随父亲回到汴京，他的姨夫、也是文坛成名人物陈师道，正在徐州任职，写信告诉赵明诚说：“近得柳公权所书刘君碑，文字摩灭，独公权姓名三字焕然。”（雅雨堂本《金石录序》）赵明诚于是从陈师道处拓得此碑刻。陈师道这时候不是写信给自己的连襟赵挺之谈文论字，而是与后辈赵明诚谈论，既表明陈师道对赵明诚的赏识，又说明赵明诚在当时收藏界已经崭露头角。元符元年（1098），赵明诚十八岁，咸阳出土传国玉玺。玉玺送到京师后，将作监李诫亲手摹印二本，其中一本就是送给赵明诚的。可见赵明诚当时在这方面的声望。

赵明诚在徽宗年间的求学经历和仕宦出身，要追溯到神宗年间学制和科举制度的变革。神宗熙宁四年（1071），朝廷颁布三舍法，将太学生分为上舍、内舍、外舍三等，上舍生优异者直接授官。哲宗亲政与徽宗即位之后，继续推行三舍法，入太学学习就成为出仕的一个必要途径，众多官宦子弟纷纷进入太学学习。赵明诚到汴京后，入学条件已经具备，因此被父亲送入太学读书。关于赵明诚以后的事迹，将在叙述李、赵婚姻时继续言及。

1. ①参见拙著《洛蜀党争辨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