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聂友军

一

13世纪后半叶至16世纪的300余年间，当日本的镰仓（1185—1333）末期、室町幕府（1336—1573）时代，日本模仿中国南宋的五山制度设立自己的“五山十刹”。以京都、镰仓的五山禅林为中心，日本禅僧创作的偈语、语录、汉诗文、日记、随笔、论说等统称“五山文学”，其中尤以汉诗与骈文为突出。五山文学是禅宗与日本文学相融合的产物，它上承平安时代（794—1185）汉文学之余绪，下启江户时代（1603—1867）汉文学的高峰，在日本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山时代不仅汉诗文隆盛，亦包含宗教、哲学、思想、艺术、木版印刷技术等多个方面的发展，如品藻中国历史人物、评点中国诗文、探讨程朱理学、校注与覆刻汉籍等，对当时的政治、文化乃至僧俗两界的人生观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五山文化的兴盛与室町幕府封建制的确立是并行的，随着世俗文化归于佛教僧侣，随着起草幕府外交文书成为必要，具有相对较高的汉诗文修养的五山禅僧倾向于以积极的姿态参与国家政治、外交等实务。

日本五山时代禅僧的跨国交流增多趋繁。大批心怀游行化导之志的中国僧侣纷纷赴日；数量更多的日本禅僧大举赴宋、赴元、赴明。不同于之前的日本僧侣到中国以“巡礼求法”为旨归，五山禅僧更倾心于遍览中国河山，交游中国的鸿学巨儒。细密深入的交流有力地促进了日本禅僧对儒学义理的阐发，也加速了宋代新儒学在日本的流播。

研讨日本五山文化，有助于厘清日本汉诗嬗变、蝉蜕与其文化背景禅宗的关系；有助于从内在与外在两个视角加深对中世日本的理解，诸如日本国内的政治斗争、影响当时东亚国际关系的关键因素等；侧重关注中国文化作为一种触媒参与对日本文化的建设，及其对日本文化发展的方向与力度的影响，对我们当下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运作有所裨益。

二

王勇教授团队自杭州大学时代起一直开办师生读书会，至今已坚持二十余年。我迟至2011年才加入该团队，随即参加读书会。翌年，因主持读书会的陈小法教授赴日研究，读书会改由我召集，读书内容延续前面正在研读的《五山文学全集》。

也曾有学生提出换读别的书，因我系临时受命接手读书会，此前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感觉毫无预兆地更弦易辙不妥；另外，我并不认为作为学术训练的材料会有过时之说，有些人眼里的废物在懂行的人看来不过是放错了地方的宝贝，何况五山文学本身不坏。做学问最忌跟风、赶时髦，人人趋之若鹜的显学极易变为俗学。于是我们又坚持读了三个学期的五山文学。

我们的读书会侧重三个层面的学术训练：学术方法入门，逻辑思维训练，表达能力锻炼。学术本无定法，我们所谓的学术方法更多的是学习规矩，强调规范，同时让每一个参与读书会的人在有限的材料范围内结合自己的兴趣点找到可以开掘的领域，通过读书、分享、探讨、辩驳，发挥参与者的主动性，训练清晰、严密的逻辑思维。表达能力包括口头表达能力与书面表达能力，以简洁、以理服人与层次分明为最基本的要求。

三

20世纪80年代初郑朝宗先生带领一届研究生首开钱钟书研究的先河，并将研究成果结集出版为《管锥编研究论文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我钦佩郑先生的眼光与见地。此番从“五山文学读书会”自然生发出的本论文集，算是对郑先生遥致敬意吧。但浅陋如我，虽取法乎上，亦未必能得乎中，望读者诸君不吝批评指正。

如今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毕业前都有公开发表论文的压力。且不论这一制度的是非，“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坚信引领他们逐步找到探索学问的门径，比想方设法帮他们发一篇文章来得要紧。但当大家的论文集结在案头时，他们在读书会上的认真投入再次打动了我，遂有将其结集出版之念。

自己读书时得到师长的奖掖提携记忆犹新，前辈学者那种少一些锦上添花、多一点雪中送炭的情怀令我感铭；薪火相传，为让每一个读书种子都能静心读书，我愿倾尽绵薄之力；更何况教学相长，通过读书会我也学到很多有益的东西。五山文学不是我的研究专长，论文质量且留待行家评判，但我深切体会到每一篇论文都是点滴积累而成，虽不敢奢望有“大判断”，但许多“小结果”足称持平公允。

本书取名《取醇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的韩愈早有“醇”与“疵”的论述，本书所收拙作亦拈出“舍疵取醇”名之，以说明五山禅僧虎关师炼在观察与思考中国与中国文化时抱持的一层自觉意识。最后，惟愿本书有“醇”可取。

2015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