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嬷一家搬到这个地方，比我家晚两年。两家合住一套从前的富人盖的石头房子，宽敞的堂地，把两户人家分隔在左右两边，门对着门。母亲和额嬷，总是一前一后，不断怀孕，不断地生。一旦孩子降生，就在两户人家共同进出的大门外面，按照边区居民的遗俗，挂上红布旗子。有红布旗子飘扬，就是新地，人们在你房前屋后远远地就停下脚步。

人畜肃静的黄昏，空旷的草原小城穿透了野风，红布旗子在家门口哗啦啦哗啦啦地飘。

母亲生产的日子，额嬷早早煮了奶茶递到她手里，两个女人守着一铜壶奶茶，守着骨肉分割前稀稀拉拉的安宁，一碗一碗地喝。母亲生头胎难产，后面几个还算顺利。额嬷呢，每生一个孩子都像过一次鬼门关。母亲说，替钦格勒接一回生，她就掉一地头发。

钦格勒，是母亲对额嬷的称呼。我父亲叫她梅林。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究竟是什么，我一直喊她额嬷。

额嬷听我说大城市很多女人生孩子要剖腹、侧切，或者任由自己撕裂，就问我：她们愿意吗？有没有人管这件事？大城市的女人都不确实啦？我说不知道。她愁苦着脸说：不可以，不好，回来吧，回家……她的汉语操练了几十年，仍然僵硬，她就夹杂着蒙语告诉我，人们都回来生孩子，也可以来她这里，这里地方很多很多，告诉你的朋友们如何？额嬷说，她生的孩子个头都很大，虽然难生一点儿，但没有一个孩子损坏她什么。

母亲说，钦格勒生孩子生不够，生不厌烦(她用的词是额嬷生不“草”)，她可有点儿害怕了。母亲的小臂上至今镶嵌着一块额嬷挣扎时候咬伤她的疤痕。母亲说，看钦格勒红天黑地流血，就怕她闭上眼睛再不睁开。

额嬷的男人，阿木古隆阿玛在哪儿呢？他离开房子的时候，老婆还像一头母牛在地上拱来拱去，还有奶茶给他煮好端上来，也许是半夜，也许是下一天的哪个时辰，他东摇西摆找到家门，家门口已经飘起了小红旗，孩子已经出世了。额嬷的火炕上，又多了一个占地儿的人，阿木古隆不看也知道占地儿的是个人物了，他也有高高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和金黄色的鬈发，跟他的父亲一样。阿木古隆摸到一片空地儿躺下来，他得醒两天酒。

生吧，哪个女人不生育呢，哪只鸿雁不远飞呢。

孩子的动静，在男人的梦里。

我母亲说，她是怕啊，真实的一个人说过去就过去了。

还好，没出什么事，母亲缓了一口气。可是不久，母亲有了，额嬷也有了。

我和敖登都出生在一月，那是北方最寒冷的月份。人们数不清入冬以来下了多少回大雪，白毛风刮过来多少沙土雪花，又刮走多少破衣烂袍。冰雪覆盖着，大地惨白。早晨，趴在羊皮门帘上的积雪被抖落下来，一个勤快的人走出户外，去清扫一条通向远处的小路。太阳升高了，雪地晶光闪耀，遮挡在玻璃窗外棉褥似的窗帘终于被卷成一个卷儿靠在墙角，遥远而清淡的阳光顿时渗入沉寂的房屋，孩子们立刻看见屋子里尘埃上下左右拥挤、飞扬。夕阳西下，棉窗帘又严严实实封闭了所有的人家，一天就这样结束了。从早到晚，玻璃窗始终没有解冻，那上面纹刻着悬崖沟壑、椰林草丛，还有刀光剑影、妖魔鬼怪……每一天，每一块玻璃上的内容都重新开始，就看风怎么刮。

风犹如刀子，磨砺所有成活在那里的生命。

土地冻裂了，噼噼啪啪地响，等到冰雪消融，土地上就有了无数纵横交错的缝隙。孩子们始终解不开土地的秘密：有一天，原来的裂缝不见了，田地又龟裂出新的深不可测的轨迹。

额嬷的乳房在昏暗的房子里裸露着，像两架皮鼓，跟随她移动，跟随她抖擞。不一会儿，乳浆胀破了奶头，不识闲地流淌，额嬷发出噢噢的叫声，她急不可待地拉过敖登，拉过我，用她的一只乳房喂饱一个孩子。

额嬷要是出门，比如去野外挖耗子洞里的粮食，我和敖登就在自己家炕上的一点儿范围里爬蹭，很想爬远一点儿，但是寸步难行，我和敖登都被拦腰捆起，拴我们的那根绳子在炕角一根铁棍上绑死了。我和敖登就隔着宽阔的堂地大哭大叫，街上干瘦干瘦的野狗听到我们的声息，跑到院子里来，隔着玻璃窗，跟我们一道蹿上跳下，沸沸扬扬。这时，要么是母亲三步并作两步从工作的地方跑回来，要么是额嬷背着口袋噢噢地答应着推门走进来，反正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们俩能听到我和敖登呼叫。母亲急急忙忙说，快吃，她只有半个钟头时间，她的奶胀啊、疼啊……她就知道孩子们饿了。奶水洇湿了她的衣裳，她先过去喂完敖登再过来喂我。奶水被我们抽空了，她就离开家去继续工作。

太阳昏昏沉沉，还不能射进房子里。我们又饿了。我听到敖登跟我一样哭，那种瘪着嘴巴发出的颤音。我们的委屈说不出来。

清汤寡水啊。

那是耗干孩子们哭声的年代，也是耗干亿万母亲身心的年代。没有人告诉我们的母亲，少生一个孩子，让世界少一张苍黄的脸，是她们的贡献。也没有人告诉她们那时经历的困难时期没有人为因素的话，其实不至于那么严重、那么惨烈。因此她们从不怀疑，无论领袖，无论自己，也无论是岁月。

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孩子，陪伴了执着得空空荡荡的母亲。

额嬷经受得更持久一些，是靠了她的底气吗？

额嬷的高颧骨永远幽黑发亮。她眯着一双细长的眼睛，不停地对我和敖登叙说，一串音节在她飞快地转动舌尖时滑出来，又一串音节跟着混入，蒙古语言就在我们的心田里开垦耕种了。额嬷急了就骂嘿哈赫森！可你判断不出她是真恼还是正高兴呢。有时候她说：我生气啦！可她的脸上慈祥一片。我和敖登就在她宣布“生气”以后快乐得忘乎所以，把炕上能搬动的东西都推到地上，再把自己跌下去，而她看着我们折腾，在那里笑。只有当我们各自坚守一个乳房，在额嬷怀里拥挤，敖登表现出不愿意我在他妈妈怀里的意思，伸出脚踢我，我把他的脚推回去这样来往时，额嬷的喊声才准确无误就是嘿哈赫森！两个孩子于是认真、停战。

额嬷跟她的两只奶终于松缓下来，孩子们已经睡意迷蒙。

她仍旧跪在炕毡上，臀部稳稳地偎进后脚弯里，脸上呈现着那种恒久不变的微笑。蓝布棉袍罩住了她的身子，她跟菩萨一样坐出一座山，坐出一个宁静。突然，从她胸腔里流出悠远跌宕的声音，那是天然淳厚的蒙古长调。那声音粗犷，没有遮拦，自由自在地走，走过沉睡，走过苏醒，万物萌动，天地啜泣……顽强的颤音被送得很远，你相信它已经接近了人生前无法晋见的天堂。我睡着了，但一直跟着额嬷的声息游走。在她的歌儿消失得渺无踪迹的时候，我挺起身子，看她是不是哭。

二三十年后，我接触了不少音乐，有了一些作曲的朋友，可我始终想不出额嬷的歌儿是谁能写出来的。人们有了章法，就不能尽情地野；有了感觉，就能把它加工得离开了原味……山，冰雪，寒流，牛羊，蓝天，女人，那些流淌不息的东西，安装进去和生长起来，有本质区别。

长大以后我远离家乡，一听见马头琴声就想哭。

额嬷就在琴声里。

额嬷和母亲都日见苍老，两个家庭也发生了不少变故。额嬷这边，阿木古隆阿玛患肝癌去世了，额嬷的儿女们远走高飞，小儿子巴耶尔死了。

额嬷独自住在城边上一所开阔的院落里。院子有篮球场大，杂草肆意丛生，有半人高，星星点点，长出白花、黄花、紫花和蓝花，草原上点缀的差不多也是这些碎花。杂草丛中，踏出一条小路，环绕院子，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圆，额嬷早晚就在小路上走动。她埋着头，缓慢地走完一圈再缓慢地走，只是身子更加弯曲，更加笨重，宽大的胯骨拖着她朝前的沉重，在齐腰深的草丛里左边、右边这么摇晃，摇晃得很有耐心。

我走进额嬷的大院子，看见额嬷正在小道上走动，我和儿子站到她面前。她叫了一声，双膝跪地去抱巴顿，随后颤悠悠地托起孩子，托至头顶，混沌的目光在太阳底下闪亮，直到气喘吁吁，她把孩子搂进怀里，在他的小脸上亲，巴顿尖厉的哭声随之而起，我知道是额嬷亲得太重，就像当年亲我，把我的脸深深吸进她的嘴里，想把我吃掉那样，亲得我流出眼泪了，也不放过我。但她放了巴顿。

额嬷和我面对面跪坐在后脚弯里，一人端起一碗奶茶，慢慢地喝。奶茶就像醇酒，你可以喝上一整天，从天亮喝到天黑，又从天黑喝到天亮。

额嬷疲惫地微笑着。从前在她棉袍下拱动的羔羊，如今已经三十岁了……她说：“萨仁嘎娃，可怜的孩子，你的小英雄坐火车啦……没看清火车长什么样子就回家啦？噢，嘎娃，我的孩子！”额嬷摇头，额嬷笑。

她比画着说：女人撕破确实不好，回来生。

做梦都想回来生呵，可是回得来吗，额嬷？遍地都是女人，就像遍地长的草。

是啊是啊……她喊黑狗嘿哈赫森。

黑狗就跑出去了。

黑狗在额嬷踩踏出来的小路上追逐什么东西。

母亲说，钦格勒这些年和人们走动得少了，越来越沉默寡言。她在院子里挖了一口水井，用绳子拴着那个她年轻时候就使唤的皮斗子打水，皮斗子用一阵就补一块补丁，里里外外补贴满了。她就是不喝外面水站供应的自来水。除了上街买点儿炒米、奶食、牛羊肉，很难见到她。

巴耶尔，是母亲最后一次为额嬷接的生。

他死了。额嬷弯腰从彩绘的硬木碗里抓一把炒米倒进我碗里，又为我兑满奶茶，然后挺了挺腰身，重新坐稳当。当她抬起头，眼里有了一层浑浑的泪水。

巴耶尔是个头重脚轻的孩子，你简直想不出他的头有多大，有多结实。头上的毛发是嫩黄颜色，嫩得有些透明、发绿。射弹弓的把戏他从小玩儿，长大以后还是玩儿得不亦乐乎，石头子从你家玻璃窗钻进去打你家的电灯泡。这种被他称作“二踢脚”的快乐游戏射击完毕，他掉头就跑；有时候站在原地不动，看有没有人追出来。没有人追，他一脸沮丧；有人追，他兴奋不已，单等对手追到眼跟前，他像只野羚羊一样嗖地逃遁。你有耐心你就追吧，巴耶尔渴望有人跟他玩儿，也好有一点儿热闹。一旦跑不过你，巴耶尔就停下来，任你劈头盖脸打他，他弹来弹去像个拳击沙袋。

你打他他跟你笑，打巴耶尔让人扫兴。

而巴耶尔打人打得失去了乐趣。

巴耶尔会漫天云雾编造一个故事，把城里七零八落的孩子笼络到自己麾下，如果卡了壳，他就随意揪出一个孩子揍上几下，借机结束他的讲述。

他每天重复自己的游戏。

我知道巴耶尔，尽管他长大的日子我已经离开了家。

他是十八岁闯出人命的。他把皮靴里插的匕首插进伙伴的胸膛，碰到心脏，那孩子当场就死了。这一回他终于认真起来，所以，他就失踪了。

警察搜寻了四十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