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ato Bramante，1444—1514)

文艺复兴时期，那些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们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建筑本身的固有认识，他们的观念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众多追随者。在这样一批建筑大师中，意大利的多纳托·布拉曼特是不容忽视的一位。

与布鲁奈莱斯基和阿尔伯蒂不同，布拉曼特小时候家庭贫困。虽然如此，父母还是尽量使他受到基本的教育。他非常喜欢画画，父亲发现后，认为这也称得上是一种谋生的本领，于是着意进行培养，布拉曼特很快就掌握了水彩画的一些技巧。在贝加莫，布拉曼特因为创作了一幅名为《契隆》的壁画而受到当地人的关注。壁画是附着于墙壁的，在创作壁画的过程中，布拉曼特对建筑产生不可抑止的兴趣。他决定去参观更多的古罗马建筑遗迹。为此，他前往仑巴底，并特意来到米兰。他在服务于米兰王公斯福尔的宫廷期间，与达·芬奇相识。作为画家，布拉曼特的作品没有多少迷幻色彩，更多地透露出古雅的特质，他强调各部分之间有机的内在联系。有人认为这是布拉曼特受到达·芬奇的影响所致。

布拉曼特

1492年，布拉曼特接了建米兰圣马利亚教堂歌坛的工程。他将其设计成集中式，并在巴西利卡式教堂的东端加盖一个圆顶。实际上，大多数的圆顶都是处在教堂的中心，但是布拉曼特的设计却并非如此，这就造成了它在整个体积构图上的不足。不过，天才的布拉曼特将这一圆顶的细部处理得非常到位，恰到好处地弥补了视觉上的缺陷。因为在建筑和绘画方面的才能，布拉曼特受到了人们的青睐。修复圣萨蒂罗教堂内小礼拜堂的任务也落在了他的头上。布拉曼特不是一个任意狂妄的人，他没有对教堂进行大规模的改造，而是在教堂原始结构的基础上进行修复，使这座古老的建筑以其原有的面目呈现在人们面前。

当米兰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一攻陷之后，布拉曼特移居罗马。他对这座古老城市遗留下来的建筑进行了细致的考察，还对阿尔伯蒂的建筑思想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圣马利亚·德拉帕切修道院是布拉曼特在罗马的第一件作品。他大胆地把各种古典建筑样式糅合在一起，科林斯式和爱奥尼式这两种柱式轮流出现在上下两层中。

在圣马利亚·德拉帕切修道院中，布拉曼特改变了两个回廊之间的阴暗对比，使光影对比更加均衡

建筑师的另一个作品非常小巧，它建在圣彼得大教堂的一个小院子里，是一个小礼拜堂，名为坦比哀多(Tempietto)。它非常小，中心直径只有45米。据说这个院子是圣彼得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地方，所以这座教堂虽然很小，却在基督教会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布拉曼特沿袭了阿尔伯蒂的建筑理论，有意识地在教堂建筑中融入了古罗马神庙的特色。小教堂下部外圈由16根古罗马托斯卡那柱围成一座鼓座，柱子的形状为多立克柱式，只是为了适应这个小小的院庭，它们都被设计得非常小巧精致。鼓座上面设置栏杆，中央加盖圆顶，期间装饰着精美的浮雕，表现的内容虽然是基督教仪式所用的器物，但在造型上却具有古希腊的装饰风格。布拉曼特贯彻了阿尔伯蒂对于比例的严格要求。坦比哀多小教堂各部分之间的比例非常和谐，无论将其整体放大还是缩小，只要你不改变各部分之间的比例关系，那它都将会是一座完美的建筑艺术品。

不同于坦比哀多的小，圣彼得大教堂则以大著称。这座教堂最初是按照巴西利卡的水平形式进行建造的，外部形象不具备完整和雄伟的特色。为了适应当时的宗教建筑的潮流，教皇尤利亚二世将其拆毁，建造一个全新的大教堂。他要求大教堂要超过最大的异教庙宇——罗马万神庙。布拉曼特在竞标中一举夺魁。布拉曼特把大教堂设计成了希腊十字形，这是拜占庭教堂的建筑形制。整个大教堂的平面呈正方形，十字的四臂伸展开来，每两臂的空间填充上一个小的十字。教堂的正中央架设大圆顶，四个角上再设置四个小的圆顶，形成拱卫中央之势。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和坦比哀多的类似，不过，其形体要大上很多倍。为了使它的结构坚固，建筑师故意将圆顶设计得扁平一些，下面再以鼓座来支撑。在建筑的内外视觉上，布拉曼特力求和谐明朗，以避免使教堂显现出神秘的色彩。1506年，新设计的圣彼得大教堂开始动工，此时的布拉曼特已经62岁了。直到100多年后，大教堂才最终完工。因此，圣彼得大教堂的设计几经修改，如今留存下来的这座大教堂建筑，与布拉曼特原初的设计有不少的出入。

坦比哀多模仿了古罗马神庙的特点，这是文艺复兴时期第一座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

在教皇宫与梵蒂冈宫之间有一个著名的院子——大台阶院，这是布拉曼特在教皇尤利亚二世时期设计的。教皇宫位于圣彼得大教堂北边的山坡上，离教堂的距离较远，后来就在靠近教堂的地方造了梵蒂冈宫，这样两宫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大的空地。布拉曼特的任务就是把教皇宫和梵蒂冈宫连接起来。院子两端的地势高度相差很多，院子的北面是一个有三层楼高的大龛，这个龛是用来演讲或演戏用的。院子的正南面是一个半圆剧场。为了将这两者联系在一起，布拉曼特在中央造了一个很大的台阶，院子的建筑则普遍选用薄壁柱进行装饰，使其显得更加宽敞宁静，没有压迫感。

由于布拉曼特对于罗马的卓越贡献，在他死后，人们将其安葬在圣彼得大教堂。瓦萨里这样评价他的一生：“他是一个乐观随和的人，他总是乐于帮助自己周围的人……教会的显贵们对他有很高的评价。他生前就获得了极高的赞誉，而在死后人们对他更加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