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文化视野与跨界方法——我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

一

踏上比较文学的研究道路，我是很偶然的，这当中走过了一段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其实，我是个杂家，研究的兴趣与范围自己都觉得太广太杂。我大学本科的毕业论文是研究李煜词的美学价值的，指导教师是教我们美学课的黄海澄教授，他后来以研究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美学而闻名，也算是一个喜欢作跨界研究的专家；我发表的第一篇文艺评论文章是一篇在大学选修马列文论课的作业，题目叫《列宁〈一本有才气的书〉读后》，发表在由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主办的《当代文学》总第5期上，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是研究叶燮《原诗》的，做的是中国古典文论研究，为做好论文曾上京去请教过舒芜与敏泽先生。硕士研究生期间发表的论文则是关于文艺的起源与文艺批评标准研究的，因为当时我正跟随曾留学日本、创建了东京左联支部的著名文艺理论家、翻译家林焕平先生编写《文学概论新编》；1985—1988年我在华东师大跟随王元化先生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则选取了一个类似比较文学的题目《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此论文答辩时请饶宗颐、周振甫、张少康、詹瑛、钱仲联、王运熙、徐中玉等教授写评语，后四位先生还是参加答辩会的专家。论文答辩后我将论文寄给北京大学的季羡林先生与乐黛云先生，得到了他们的称赞，季先生还将此论文收入他主编的《东方文化研究》丛书，1991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后来我又在博士论文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写了《山水美与宗教》《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宗教艺术论》等带有比较性质与跨学科研究的著作。再之后，我又主编了《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等著作，还时不时关注着海外华人新移民文学，并参与对它们的评论与研究。现在正在做的课题则是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的关系研究。一句话，比较的视野、文化的视野、综合的也可以说是跨界的研究方法一直贯穿于我的研究之中。

可以这么说，在本科与硕士生阶段我对比较视野与方法的运用还是不自觉的。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思想之窗刚刚打开，学生们对一切新的研究都感兴趣。我记得在广西师范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1982—1985），我还去旁听过外国文学专业研究生的“英美诗歌专题”的课，由留美归来的著名外国文学专家贺祥麟教授用双语讲授。贺教授讲柯勒律治的《老水手之歌》和艾略特的《荒原》用的还是系里油印的英文稿。纸张虽然粗糙，但在我们眼里却珍贵得很，油墨的香味至今难以忘怀。而到博士阶段，经名师的指点，我对比较视野与方法的运用则是带有自觉性的，文化自觉也就从那时开始。

这完全得益于业师王元化先生的引导与指导。

二

为考取元化先生的博士生，我将他的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研读了很多遍，深为他的观点与研究方法所吸引。在他的著作中为说明问题，他常会将中西的文学思想加以比照。虽然他采用的是附录的方式，但比较的视野与方法显而易见，给人的启发是开放的、可联想与可生发的。他提倡的“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的综合研究法对我影响甚巨甚深。

1985年9月进入华东师范大学之后，我就在元化先生观点的启发下，也在他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名为《将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下去考察研究》的论文，提出了一种从宏观视野以及比较视野去研究古代文论的设想，此文翌年经徐中玉先生推荐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1986年第3期上。之后，我又写了一篇跨界研究的论文《宗教与山水结合的历史文化考察》，主要从魏晋时期的佛教僧人与文人的交往以及佛教般若学与山水审美观形成之关系的研究出发，去讨论宗教与山水的关系。尽管这篇文章是我后来的著作《山水美与宗教》中的第一章，但它却为我写作博士论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至少，在学术视野与研究方法上尝到了跨界的甜头。此文也发表在《文艺研究》1986年第5期上。

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元化师则要求我转益多师。每当我去向他作读书汇报时，他就会指点我说：这个问题，你应该去请教谁谁谁，于是他就给我联系方式让我去上门求教。三年间，我多次往返上海与苏州之间，为的是去求教钱仲联先生，当然也就免不了去见当时任教于苏州大学的比较文学专家孙景尧先生，我在孙先生家中亦不知吃过多少顿饭，听过他谈他的研究心得并一起讨论有关问题。我也去求教过当时任上海图书馆馆长的顾廷龙先生，请他给我讲有关训诂学、文字学及有关文献的查找方法；也去见过当时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冯契先生与苏渊雷先生，向他们求教中国哲学与佛学问题。我清楚记得，当时苏渊雷先生家中挂着一把长长毛的似乎是拂尘用的掸子，从那我知道这就是魏晋人常提到的“麈”，从这亦可以见出苏先生对名士风度与禅的向往，也才可理解他注《五灯会元》会注得那么好；我去得最多的还是当时在上海古籍出版社任编辑的叶笑雪先生家里，元化师要我向他学习佛教及其佛经文献的问题。叶先生曾经注过谢灵运的诗集，其中谢集中涉及佛教的地方他都加了注释，点明了出处。他教我什么是佛经翻译中的“合核本”的问题，也指点我去阅读有关“四声”起源的研究文献。在他租住的古北路的简朴的家中，我吃的虽然是他们家日常的最简便的饭食，但得到的却是丰富的知识和素养。叶先生青年时曾被打为“右派”，遣返乡里，平反后返回沪上也只能是被临时聘用，腹中诗书终于有了可用武之地，虽处贫寒也总算有了希望。我去请教，他总是希望将最有用的东西教给我，倾其腹中所有，正是他的愿望。我对知识渴望的眼光与他那对后辈寄予多多的眼光一经相遇，并碰撞出经久不息的火花。什么是薪火相传，这便是我经历过的最好的实证了。

说这么多，是因为我那一段的时光太珍贵，太难忘了。唯其如此，也才造就了我的文化视野与跨界方法。

三

1988年7月我博士毕业后即来到广州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工作。最初分在古典文学教研室教“中国文学史”中的“魏晋至唐宋”一段的课，一年后调至学报编辑部工作，但仍兼授中文系的课，还开设了一门《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的选修课。1993年调回文学院任副院长，即回到文艺学教研室工作，并在饶芃子、胡经之教授的带领下参与了文艺学专业博士点的申报并获得成功。

暨南大学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最能感受到的就是对新事物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1988年时的暨南大学中文系，已然是比较文学研究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镇。当时饶芃子教授已带领她的研究团队，成功编写并出版了《中西戏剧比较》《中西小说比较》等在比较文学界甚有影响的著作。我来到之后，认真拜读过她的著作，还为她的《中西戏剧比较》写过书评，从她的著作中也得到了许多方法论的启示。1996年我还参与过她主持编写的《中西比较文艺学》的工作，撰写了其中的一节，是关于“中西艺术真实观的比较”的。在她的引领下，我参与了广东省中国文学学会下辖的比较文学研究分会的工作，后来还主持了该分会的工作。我也跟随她参加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90年在贵阳召开的第三次年会暨国际学术会议，在那一次会上我在小组讨论会上宣读了我的论文《佛教心动说对文艺创作心理学的启示与影响》。当时即得到饶芃子教授、北京大学的乐黛云教授、台湾淡江大学的朱立民教授、苏州大学的孙景尧教授的热情肯定与鼓励，这对我从事比较文学研究是极大的推动与促进。1990年之后，我在两三年之内又连续发表了多篇关于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关系的论文，包括《论佛教的美学思想》《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美学思想》《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等。尤其是《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一文，先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上，后来又被译成英文载《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的英文版上，1994年还获得了共青团中央、中国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首届全国青年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的二等奖。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还加入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开展的诸多学术活动中去，并且还担任过学会中的青年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与陈跃红、高旭东、王宁等合作组织青年比较文学工作者开展过一些有意义的学术活动。20世纪90年代末期和21世纪初我还与中国比较文学学者们一道，赴南非参加过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也去日本参加过国际美学学会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并宣读论文，还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与艺术学研究所当过一个月的讲座教授，主要讲授“佛教与中国美学”的专题。2000年之后，因为行政与党务工作的繁重，我就较少参加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的一些活动了，主要还是结合学校与中文系的学科建设有选择性地参与学术活动。

暨南大学是一所侨校，与海外华人华侨有着密切的联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开始了海外华文文学暨港澳台文学的研究，并最早在系里开设这样名称的选修课，潘亚暾教授、翁光宇教授等编写过台港澳地区及海外华文文学的相关教材，饶芃子教授写过《中国文学在东南亚》等著作。进入21世纪以来，在饶芃子教授的带领下，暨南大学中文系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又登上了新的平台，发展势头更为强劲。饶芃子教授首先在文艺学专业博士点中开设了“跨文化视野中的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的研究方向，并指导过若干名博士生以海外华文文学与诗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成为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新亮点。之后，她又创立了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并担任创会会长，会址就设立在暨南大学中文系。中文系又以此为基础，整合文学院与新闻学院的力量，以“海外华文文学与华语传媒研究”为名，成功申报并获批准，成为广东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基地，由饶芃子教授担任研究基地的名誉主任，我担任主任，王列耀教授担任常务副主任。

也正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在1996年时就开始关注海外华人的新移民文学。1996年与1997年我因为去美国调研华文教材的事，与当地的华人新移民有过较多的接触，他们还将自己编写的文学刊物送给我。我看后大有感触，就写了《草色遥看——我所知道的美国华人新移民文学》一文，对北美华人新移民文学给予了鼓励和展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北美华人新移民文学一定会成蓬勃发展之势。前几年，我去加拿大多伦多参加由当地华人文学笔会组织的加拿大华文文学研讨会的活动，我又看到了加拿大华文文学发展的新趋势，写了《满城烟柳——加拿大华文文学观感》一文。因为研究基地工作的关系，与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玲、曾晓文、陈河等接触也就多起来。又因为文学院与香港作家联合会的潘耀明先生合作较多，常在一起联合主办世界华文旅游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间或参与，出席会议也提交论文，就写了《论华文行走文学的文化功能》的文章。

四

从《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到《佛教与中国文艺美学》，再到《宗教艺术论》，我基本做的都是跨学科的研究。尤其是写《宗教艺术论》时，涉及宗教学、艺术学、人类学以及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等学科，其间采用了许多民间宗教艺术尤其是中国少数民族宗教艺术的材料。当然，也采用了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力图将宗教艺术置于人类文化发展的历史坐标中加以定位。也尝试用比较文学常用的主题学、形象学、叙述学方法去研究宗教艺术。因为涉及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民间宗教等几大类宗教艺术，“比较”自然也就是研究的基点之一。由于做的是跨学科的研究，往往比较寂寞与孤独，当时我在《宗教艺术论》的“后记”中便感慨：“因为跨学科，研究往往吃力而不讨好。也鲜有人对你所研究的课题发表意见并表示兴趣。不仅如此，连这个学科归入哪一门类也难以确定。”我记得，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只有孙景尧先生对我的感慨发出过共鸣，表示与我有同感，并表示将来有时间要给我的这本书写一个书评。后来他很忙，又有重大课题要做，终于也没写。但我却是十分感激与感念他的。《宗教艺术论》一书后来被许多艺术院校采用为阅读与参考教材，于中文系反而是较少有缘分的，这两年有我指导过的博士后、广州大学文学院的副院长哈迎飞教授给文学院研究生讲宗教与文学的课，则用了我这本书作参考书。

在做跨学科研究时，我很注意“中介”，即注意一个学科的思想、名词、概念被另一学科所吸收时，它到底是怎么转换过去的，有没有什么中介，要寻找它们相互之间影响与融合的痕迹。这既需要宏观审视，也需要微观考察。既然要“跨界”，视野就要宽些，而文化学的视野则可以作这样的支撑，故元化师所说的“文史哲结合”就很用得上。这就要求自己对知识尽量涉猎广一些，并力求做到融会贯通，然后出为己见。我后来做《文化视野中的文艺存在》《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以及《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等研究时就既有跨界的多学科研究，如文学与其他知识门类的关系、文学与其他艺术的关系等，也有中外文论家之间的比照。我用文化视野与方法曾提出过“文化诗学批评”的概念，认为它可以作为文学批评领域里的第三种批评加以建设；我也从文化视野与跨界方法做过城市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研究，在若干城市或者单位作过《城市文化与城市审美》的演讲，并力求将城市文化研究上升为“城市诗学”，用综合的方法将城市研究变得丰富生动起来。其实，这种做法在西方的文化研究学者那里是司空见惯的，在他们那里，专业知识从来就不是分割的、碎片的，而是综合的、贯通的。研究一个问题，往往是跨学科的。从法兰克福学派到伯明翰学派再到后现代主义，都是跨界的。

作为一个学者，我是一个杂家；作为一个杂家，我毕竟还有自己的学术根据地。2004年和2005年我为《羊城晚报》开设了一个古典诗词鉴赏的专栏，连续开了两年，后结集为《诗词小札》出版了，很受读者欢迎，并获得广东省第八届鲁迅文艺奖。其实，做这样看似普及的工作，倒是需要调动起全部的学问与素养，才能将它们写得好并能吸引人的。因为它需要综合的知识、宽阔的视野、灵动的文笔，比较的方法也会用上。我现在的专业是文艺理论，在文艺理论教研室上课与指导博士、硕士研究生，而文艺理论恰恰是最需要综合与跨界的。

现在，从我所发表过的文章中挑选出这些篇目，构成一个集子，名为《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以记录我在比较文学领域内所走过的轨迹。主编谢天振教授、陈思和教授、宋炳辉教授嘱咐作者都要在集子前写一篇自序，我因此得以借机回顾一下我的比较文学研究之路，并感谢一下那些将我领上比较文学研究之路的导师们，倒也是蛮有意义的。感谢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谢天振教授、宋炳辉教授、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要感谢暨南大学中文系文艺学教研室的郑焕钊老师，他带领我指导的2011级和2012级的硕士研究生们帮我收集了这些文章并编辑成册。

学术无止境，永远在路上。盘点过去的业绩，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出发。就以此集的出版鼓励一下自己吧。

2014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