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第一全才”达芬奇：

他本人的“性情密码”又该如何破译？

达芬奇一生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有过婚姻甚至是亲密的接触，始终私下保持秘密，并宣称自己厌恶肉体关系，他把男女之事看做是最龌龊的行为，曾说“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令人厌恶，人若没有美好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将会早亡”。

电影《盗走达芬奇》与《达芬奇密码》

电影《盗走达芬奇》。

2008年5月在中国上映，波兰影片，尤利斯·马休斯基导演，

鼎鼎大名的大盗舒玛在监狱里加入了国际窃画集团。他刚被假释，这个集团马上就给了他一份“工作”，要他将全世界客户梦寐以求、价值连城的旷世巨作——达芬奇的《抱银鼠的女子》弄到手。这幅画是波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刚在日本展览完毕，现正在返回波兰的路上，并受到警方极严密的保护。为获取巨额的报酬，舒玛于是寻求已改行当警察的老盟友尤利安挺力相助，想以神不知鬼不觉的方式盗走名画。他们于是商请绘画大师哈根及其很具复制天分的孙女玛妲，绘制了一幅几可乱真的仿制品。但在此时，颇具正义感的尤利安却希望名画能永远留在波兰……情节惊险曲折，最后当然是完美结局。

小说和电影《达芬奇密码》。

2003年，著名的美国兰登书屋出版了畅销作家丹·布朗的这部小说，目前全球累积销售量已突破4千万册，成为有史以来最卖座的小说。这本书行文节奏明快，情节错落有致，集合了侦探、悬念、惊悚和阴谋论等多种风格，激起了大众对某些东西的兴趣：有关圣杯的传说、抹大拉的玛丽亚在基督教历史中的角色等通常被基督徒视为异端的理论，以及郇山隐修会、圣殿骑士团、西班牙主业会等神秘组织；就连所有人物的名字都包含有复杂奇特的隐喻。虽然作者声称书中所用资料都是事实，但仍有不少批评者已指出有极多歪曲事实和捏造之处。

小说讲的是哈佛大学宗教符号学教授罗伯·兰登，解决其老友巴黎卢浮宫声望卓著的馆长雅克·索尼埃被谋杀一案。索尼埃赤裸的尸体，是以达芬奇的名画维特鲁威人的姿态在卢浮宫被发现的，当时兰登正在巴黎讲学。索尼埃临死前，在身边写下一段隐秘的信息，并且用自己的血在肚子上画下五芒星的符号。一些达芬奇著名作品中隐含的信息，包括《蒙娜丽莎》和《最后的晚餐》等，都在解密的过程中真相大白。小说以不同的人物同时展开几条故事线，最终所有线索汇集在一起，并在书的结尾得到解决。索尼埃孙女、法国政府密码员索菲？纳芙本人竟然就是圣杯，而兰登又帮她返回了家族。最后，兰登和索菲相爱，他们商量好在佛罗伦萨相会。

2006年，著名的美国好莱坞哥伦比亚制片公司将其改编为同名电影，基本上忠实原著，由朗霍华德导演，汤姆·汉克斯、奥黛莉·朵杜、让·雷诺等国际大牌明星主演。

达芬奇的传奇人生

列昂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港台译为达文西，1452～1519年)，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画家，也是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并称“三杰”。有人说他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全才，恩格斯称他是“巨人中的巨人”，因为他不但是一位思想深邃、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美术大师、雕塑家、建筑家、科学巨匠、数学家、工程师、发明家、解剖学者，还是大哲学家、文艺理论家、诗人、音乐家。他的艺术实践和科学探索精神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达芬奇是左撇子，智商据说高达220，还是素食主义者、异教徒。他是位伟人，也像个谜，“只能推测其轮廓，不能对其界定”。

达芬奇出生于佛罗伦萨郊区托斯卡纳附近的芬奇镇安基亚诺村，卒于法国。其父塞尔·皮耶罗为律师兼公证人，家境比较殷实，母为农妇卡泰丽娜。达芬奇是非婚生子，父母很快就分手了，各自结婚。他先跟着母亲、继父生活，直到5岁时母亲去世后，才被父亲家正式接纳。据2008年4月的英国《卫报》报道，卡泰丽娜其实是皮耶罗一个有钱朋友家的女奴。

达芬奇的童年是在祖父的田庄里度过的。他聪明伶俐，勤奋好学，兴趣广泛，很早就已显露出艺术和科学天赋。他幼时就学会了弹高音里拉琴，歌也唱得很好；他的即兴演唱，不论歌词还是曲调都让人惊叹。他尤其喜爱绘画，5岁时就能凭记忆在沙滩上画出母亲的肖像，常为邻里们作画，有“绘画神童”的美称。

15岁左右，达芬奇被父亲送到佛罗伦萨拜师，学艺于著名的韦罗基奥作坊，是当时佛市的艺术中心，经常有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这里聚会，讨论学术问题。达芬奇在这里结识了一大批知名的人文主义者、艺术家和科学家，开始接受人文主义熏陶。他研究过鸡蛋的明暗变化关系，发现了明暗渐进画法。正因是左撇子，他可以同时左手写字，右手作画。

1472年达芬奇入画家行会，20岁的他便已有很高的艺术造诣，作品有《受胎告知》等。有一次，他帮老师(一说就是韦罗基奥本人)在一副名为《约翰为基督洗礼》的画中画了个小天使，结果其水平超过了老师画的所有其他人物。这位在当年已大有名气的老师羞愧难当，从此不再涉猎绘画，只搞雕塑了。

70年代中期，其个人风格已渐趋成熟。他用画笔和雕刻刀去表现大自然和现实生活中的真、善、美，热情歌颂人生的幸福和大自然的美妙。1482年他应聘到米兰，在贵族宫廷中进行了大量创作和研究活动，圣弗朗西斯科教堂的祭坛画《岩间圣母》是他在这段时期最有名的代表作。

有一次，他在山里迷了路，走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前。他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我突然产生了两种情绪——害怕和渴望：对漆黑的洞穴感到害怕，又想看看其中是否会有什么怪异的东西。”他一生都被这两种情绪所羁束——对生活之不可知或无力探知的神秘感到害怕，而又想把这个神秘之不可知性加以揭露和研究，解释其含义，描绘其壮观。

达芬奇曾自称从未受过书本教育，大自然才是他真正的老师。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不遗余力地履行着。

他是一位天才，一面热心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研究如何用线条与立体造型去表现形体的各种问题；另一面也同时研究自然科学，为了真实感人的艺术形象，广泛研究了与绘画有关的多种学科，他的艺术成就奠基于他在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光学、力学、数学和植物学、动物学、人体生理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上的研究；他擅长的门类还有机械设计、土木建筑、水利工程等。其代表作有堪称美术史上最完美的典范之作、世界最著名的宗教画的壁画《最后的晚餐》，和世界上最著名、最伟大的肖像画《蒙娜丽莎》，以及《抱银鼠的女子》、《圣安娜与圣母子》、素描《达芬奇自画像》等，数量不多，但都是尽善尽美、精雕细琢的杰作。

《蒙娜丽莎》的绘制前后历时4年。据说模特是佛罗伦萨人，银行家的妻子丽莎，刚刚丧婴。为解除她的痛苦并露出自然的微笑，达芬奇便请人来为她奏乐。她的“神秘的微笑”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有时似乎是很严肃有时又像很温柔；有时略含忧伤有时又显讥讽。蒙娜丽莎的右手更被称为“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

在艺术创作方面，达芬奇解决了造型艺术3个领域——建筑、雕刻、绘画中的重大课题：解决了纪念性中央圆屋顶建筑物设计和理想城市的规划问题；完成了15世纪以来雕刻家深感棘手的骑马纪念碑雕像的课题；解决了当时绘画中两个重要领域——纪念性壁画和祭坛画的问题。

达芬奇是典型的经验主义者。他认为知识起源于实践，只有从实践出发，通过实践去探索科学的奥秘。他提出的这一方法，后来得到了伽利略的发展，并由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从理论上加以总结，成为近代自然科学的最基本方法。达芬奇坚信科学，他对宗教感到厌恶，抨击天主教为“一个贩卖欺骗的店铺”。他说：“真理只有一个，他不是在宗教之中，而是在科学之中。”他的实验工作方法后来为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人的发明创造开辟了道路。

在自然科学领域，在天文学上，达芬奇对传统的“地球中心说”持否定观点；还认为月亮自身并不发光，只是反射太阳的光辉，这早于哥白尼“太阳中心说”；并幻想利用太阳能聚焦。在物理学上，他重新发现了液体压力的概念，提出了连通器原理，发现了惯性原理，否定了亚里士多德的落体学说，发展了杠杆原理，指出了“永动机”作为能源的不可能性，还预示了物质的原子原理。在医学上，他被认为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最先采用蜡来表现人脑的内部结构，第一个具体描绘脊骨双S型态，第一个画出子官中胎儿，第一个画出腹腔中的阑尾，也是设想用玻璃和陶瓷制作心脏和眼睛的第一人；并发现了血液的功能，研究过心脏，发现心脏有4个腔，并画出了心脏瓣膜；认为老年人的死因之一是动脉硬化，而其原因则是缺乏运动。在建筑学上，他设计过桥梁、教堂、圆屋顶建筑和城市下水道；将车马道和人行道分开；设计城市建筑时，具体规定了房屋的高度和街道的宽度；米兰的护城河也是他设计和建造的。在水利工程上，他的研究比意大利学者克斯铁列早一个世纪；为排除泥沙，他作了疏通亚诺河的施工计划；设计并亲自主持修建了米兰至帕维亚的运河灌溉工程。在军事和机械方面，他发明了飞行机械、直升飞机、降落伞、机关枪、手榴弹、坦克车、潜水艇、双层船壳战舰、起重机、挖河机、照相机、加热机、温度计等，人们将他视为直升机的先祖；他还设计出了史上第一个初级机器人，并点燃了现代汽车发明的灵感之火。在地质学上，他推断出地壳有过变动，指出地球上洪水的痕迹是海陆变迁的证明；并在麦哲伦环球航行之前就计算出地球的直径为7千余英里。

达芬奇是一位刻苦勤勉、惜时如金的人。他创造的定时短期睡眠延时工作法(人称“达芬奇睡眠法”)甚为人们所称道，即每工作4小时睡15分钟，这样，一昼夜花在睡眠上的时间累计只有1.5小时，从而争取到更多的时间工作。此法得到过后人的验证。

自1513年起，达芬奇漂泊于罗马和佛罗伦萨等地。1516年后被法王弗朗索瓦一世邀入法国，法王给予了他至高的接待，将其安置于昂布瓦斯的城堡中，并时不时地去请教，直至病逝。而他在佛罗伦萨市中心的古罗马圣地西玛安纽立亚他大教堂隔壁修道院里的那间秘密实验室，直到2005年才被人发现。

达芬奇是人类智慧的象征，他的抱负是发现一切、研究一切、创造一切。他在临终前还心酸地说：“我一生从未完成一项工作。”

达芬奇去世时留下了用左手反写的镜像字、长达7千多页的笔记手稿(现存5千多页)，生前都没有发表过，直到1817年才重见天日。其内容无所不包，被称为一部15世纪科学技术的真正百科全书。人们称他是一位现代世界的预言家，至今仍在影响着人类的科学研究。科学史家丹皮尔这样评论达芬奇，“如果他当初发表他的著作的话，科学本来一定会一下就跳到一百年以后的局面。”

正因为达芬奇如此聪明、博学、全才，其见解与发明是如此先进，有人甚至怀疑他是来自未来，乘时空穿梭机停在了15世纪。

达芬奇的“性情密码”

达芬奇画《圣母与圣子》

达芬奇一生没有跟任何一个女人有过婚姻甚至是亲密的接触，始终私下保持秘密，并宣称自己厌恶肉体关系，他把男女之事看做是最龌龊的行为，曾说“与生儿育女有关的任何事令人厌恶，人若没有美好面孔以及美感素质将会早亡”。

“鸡奸者”的指控是达芬奇一生的隐痛。1476年，他还在韦罗基奥门下时，被匿名指控与17岁的男模特Saltarelli发生关系，而此人早已有越轨行为。在两次听证会后，这案子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但也有人宣称那是由于达芬奇父亲受人敬重的社会地位所致。

这次审判无疑给达芬奇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之后的岁月里，他和Saltarelli一直是在佛罗伦斯值夜官的监视下度日。他竭尽所能保护自己的私生活，甚至用倒写法隐藏真实思想。所以，一切关于他是同性恋的猜想，都只是停留在捕风捉影的阶段。

但不论如何，这仍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话题。许多历史学家指出达芬奇倾向于男性；他一生从未与哪个女人有过特殊的关系，他的画作也证明了自己对男性美的迷恋。他的素描基本上只针对男性裸体，对性器官的描绘尤其引人注意。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很少画到女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即便画了，性器官也非常模糊甚至扭曲。

另外，达芬奇笔记本里的许多注释，暗示了他与男学生Caprotti的“恋童癖”暧昧关系，据说这关系至少持续了30年。Caprotti被传记作家乔尔乔·瓦萨里描述为一位“达芬奇所陶醉的细卷发优美青年”，于1490年(10岁)进入达芬奇家。但是两人关系并不好，达芬奇说他是“小偷、骗子、顽固且贪吃”。他至少有5次偷走金钱及值钱的东西，并将钱花在服饰及24双鞋中。然而过了30年，他仍旧是达芬奇的同伴、仆人兼助手。

1506年达芬奇遇到一位伦巴底贵族的15岁儿子法兰西斯科·梅尔立伯爵。梅尔立曾在信中提到对达芬奇的感觉直陈是“深情且至热的爱”。Caprotti事实上也接受梅尔立的存在，他们3人还在意大利旅行过。梅尔立也变成达芬奇的学徒及同伴，甚至是他最偏爱的学生。

达芬奇在佛罗伦斯的日子，维持情色师徒制以及纵情性爱的关系。除此之外，达芬奇还有许多在不同领域著名或者影响历史的朋友。

达芬奇去世前不久完成的画作《施洗圣约翰》美丽而妖冶，袒胸露肩且有趣诙谐，画中那男女莫辨的圣约翰的原型就是Caprotti。在达芬奇的笔记中，也存有两人相识初几年时的卷发俊男图。在《亚特兰堤斯抄本》书背所发现的情色作品，描述Caprotti两腿背后有阴茎队伍行军。达芬奇的情色画作也包括男女交媾图，但在他死后被一位神父发现并破坏掉。

1910年，精神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利用达芬奇的笔记作为原材料，对其性取向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认为，达芬奇将他的性欲表达在作品中，许多未完成的作品便是一种性挫败、性冷感的象征。

在《梦之书》中有一段关于《断袖之恋》的虚构对话，由同一时代的艺术评论家兼理论家吉安·保罗·洛马奏所写，书中出现的主角达芬奇说：“可知男性之爱仅是道德的产物，一起以不同的友情加入男人中，就从幼年进入男人的爱中，如同更多健壮的朋友一样。”在这段对话中，对谈者向达芬奇打听他与助手沙莱的关系，“你在那个佛罗伦斯之爱背后玩游戏吗？”达芬奇回答：“可真多次呀！在我心里他可是一个漂亮年轻人，尤其他才15岁。”

弗洛伊德还认为，达芬奇有恋母情结。小时候每当达芬奇发怒时，母亲都会用亲吻来安慰他，堵住他想要说的话。达芬奇的许多内心压抑，都是通过母亲的深吻来加以释放的。这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一生从未亲吻过自己母亲以外的女人。在达芬奇流传至今的20幅画作中，有15幅画是以女性为背景。又因为母亲出身卑微，达芬奇便塑造了许多普通女性的形象。

达芬奇在画《蒙娜丽莎》时，丽莎勾起了他对生母卡泰丽娜的回忆。有一次，大师深情地向少妇倾诉了自己的身世，似乎从丽莎的身影中看到了生母的形象。当讲到母亲在24岁就死去时，他的声里充满怜悯和悲痛。丽莎说：“我也是24岁，我使你想起了她。”丽莎成了卡泰丽娜的神秘化身。

所以，大师是用真诚而纯洁的情感去描绘丽莎的，他用对母亲和情人的双重情感来尽情描绘她的肖像。不仅如此，他还把她作为一种理想，一种美的象征，作为人类世界的欢乐和光明来描绘。他要把自己的美感和体验用画笔传达给所有的人。文艺复兴的到来使神从神坛上走下来，成为有血有肉、有情有欲的人。

永远说不完的莎士比亚：

电影《莎翁情史》里的艳遇和同性恋的新发现

那是一个功利主义威胁艺术创造力的时代，是一个国王乐于文艺娱乐的时代，是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是一个艺术派别自立门户的年代，是一个贪恋床第之欢的年代，是一个暴力泛滥而妇女没有地位的年代——当然，也是爱情至上的年代。

伟大的莎士比亚

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年)，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杰出的戏剧家和诗人、人文主义文学的集大成者，人称“英国戏剧之父”，人类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最伟大的文学巨匠之一，有史以来词汇量最多的英语作家。作品包括以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喜剧《威尼斯商人》等为代表的37(一说38)部剧本，和154首十四行诗，2部性爱主题的叙事长诗《维纳斯和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受辱(失贞)记》等。

莎翁的朋友、戏剧家本·琼斯称他为“时代的灵魂”，“他不只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全世纪”；革命导师马克思称他为“人类最伟大的天才之一”，被赋予了“人类文学奥林匹克山上的宙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则说，我宁可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位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出生于英格兰中部沃里克郡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福镇，其父约翰·莎士比亚是经营羊毛、皮革制造及谷物、手套生意的杂货商，1565年任镇民政官，3年后被选为镇长。莎士比亚在家里的8个孩子中排行第三，也是存活下来的儿子中最年长的一个。他幼年时在当地文法学校读书。他虽受过良好的基本教育，但一直未上过大学。

历史学家乔治·斯蒂文森说，后人从这些文字资料中，可以大概勾勒出莎士比亚的生活轨迹：13岁时家道中落，此后辍学经商；18岁结婚，妻子安妮·哈瑟维26岁(当时已怀孕)，他不满21岁时已有了3个孩子：女儿苏珊娜、龙凤双胞胎哈姆内特和朱迪思；22岁时前往伦敦，在剧院工作，后成为演员和剧作家；1596年以父亲名义申请到绅士称号和拥有纹章的权利；1597年重返家乡，先后3次购置了可观的房地产。

在此期间，莎士比亚从其双胞胎出生(1585年前后)直到1592年出现在伦敦的剧团中，长达7年里关于他的历史记录非常少，一些学者将它称作莎翁“行踪成谜的岁月”。传记作者试图说明他这段时期的经历，描述了很多虚构的故事。

莎士比亚不到三十而立，蜚声剧坛，几年后就已成了英国戏剧界的泰斗。在随后数年中，他写了《理查三世》、《亨利四世》和《仲夏夜之梦》、《威尼斯商人》这样的杰作。有人列举莎翁35岁以前创作的戏剧，称赞他的喜剧、悲剧都是无与伦比的，能和古代第一流戏剧诗人们并称。他早期主要是创作历史剧和喜剧，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等悲剧3部，及全部的长诗、十四行诗。

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逝世后，詹姆士一世继位，莎士比亚的剧团改称“国王供奉剧团”，他和团中演员被任命为御前侍从。他的中期主要是创作悲剧，包括《哈姆雷特》等四大代表作，以及《雅典的泰门》等；后期则写有《暴风雨》、《辛白林》等传奇剧。但他生前并没有出版过自己的剧本。

莎士比亚在伦敦住了20多年，而在此期间他的妻子安妮仍一直呆在斯特拉福。他在接近天命之年时(1612年左右)隐退回归故里。1616年4月23日(儒略历)在其52岁生日前后不幸去世，死前留有遗嘱，但提到他妻子的地方很少。葬于当地圣三一教堂。而他的子孙后来都断宗绝代了。

有关莎士比亚私人生活的记录流传下来很少，关于他的性取向、宗教信仰、以及他的著作是否出自他人之手等，都依然是个谜。

莎士比亚的两个据说比较可靠的肖像，是教堂中的半身塑像和德罗肖特画像。但是，莎翁究竟长什么样？人们长期认为他秃顶，留有络腮胡和两撇小八字须。2006年是英国国家肖像博物馆成立150周年，此次《寻找莎士比亚》展览在该博物馆举行，除了回顾莎翁的生平，更同时展示了6幅“莎士比亚的肖像”，但最终基本上被否定了。

莎士比亚的手迹，有6份签名和《托马斯·莫尔爵士》一剧中的3页手稿。1623年，演员J·海明和H·康代尔把他的剧作印成对开本，收进36出戏(其中20出是首次付印)，号称“第一对开本”。

有意思的是，由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和维加三大文豪都是在1616年4月23日去世的，此外，这天也是另一些著名作家出生或去世的日子，所以，199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28次大会通过决议，宣布每年4月23日为世界图书和版权日。

莎士比亚在所有的文学人物中首屈一指，这看来是无容置辩的。相对来说，今天很少有人谈乔叟、维吉尔、歌德甚至荷马的作品；但是要上演一部莎翁的戏剧，肯定会有很多观众。莎翁创造词汇的天才是无与伦比的，他的话常被引用──甚至包括从未看过或读过他的戏剧的人。况且他的名气也并非昙花一现。400多年来，他的作品一直给读者和评论家带来了许多欢乐。由于莎翁的作品已经接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在将来的许许多多世纪里仍将会受到普遍欢迎。

如今，在莎翁的故居和灵寝安息地，已竖起了近200个国家的国旗，每一面都代表一个国家翻译了他的作品。他的名声也可想而知。就像中国人研究“红学”一样，对他的研究也成了一门学问，叫做“莎学”。

莎翁身份之谜

莎士比亚像

对于大文豪莎士比亚是否有真才实学，学术界一直颇有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所谓的莎翁戏剧其实出自他人手笔。“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这句莎翁经典名句现在被演绎成了：“真实还是伪造？这也是个问题。

在莎士比亚死后约1个世纪，就有人开始怀疑他的真正身份。18世纪，一个有学问的僧侣走访了莎翁的家乡，发现其所住的小镇上根本没有任何书籍，于是“莎士比亚真伪问题”正式产生。从1772年开始，有人对莎剧的作者不断提出过疑问，并企图证实作者是培根、C·马洛、勒特兰伯爵、牛津伯爵、德比伯爵等等，但都缺乏证据。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走得更远，他发表了长达4页的文章“莎士比亚不是我们知道的莎士比亚”，证明历史书介绍的莎翁根本不懂戏剧。美国著名导演奥森·威尔斯和喜剧大师查理·卓别林也支持马克·吐温的这一观点。

2006年12月，在莎士比亚的老家、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莎翁最著名剧本《哈姆雷特》拉开了新一轮演出的帷幕。这是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为期一年的莎翁全部作品庆祝活动的演出之一。

就在观众们欣赏哈姆雷特王子的悲剧时，又有多少人知道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的《哈姆雷特》呢？谁写了这个版本的《哈姆雷特》，以及3个版本的《亨利四世》和6个版本的《理查三世》？这些都是莎翁本人的作品，还是追捧者加进去的翻版作品呢？

有人坚称，一个中途辍学者不可能写出如此老到的作品。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是某人的笔名；此人选择放弃著作权，那些作品在当时赚取了财富，而400多年后这些剧本的演出仍座无虚席。

多年来，人们推出了50多名宣称是“真”莎士比亚的人。而阴谋论者一直在与“莎士比亚崇拜者”进行斗争。

2007年9月，英国两个著名演员德里克·雅各比和马克·赖伦斯公开质疑莎剧作者身份，再次引发争论。他们当时是在英国南部城市奇切斯特出演一部名为“我是莎士比亚”的舞台剧，旨在质疑莎翁剧作非他本人所写。两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怀疑莎士比亚并不是那些经典戏剧的真正作者，而且他们的怀疑“有凭有据，合情合理”。

雅各比和赖伦斯均为著名莎士比亚剧演员，赖伦斯曾担任英国莎士比亚环球剧场艺术总监。两人认为，莎剧博大精深，涉猎法律、历史和数学等众多领域，而历史书上记载的莎翁出身寒微，并未接受高等教育，难以想象他能以优美文笔写出极富文化内涵的作品。莎剧的真正作者可能是擅长哲学、政治和文学的弗朗西斯·培根，或是牛津伯爵爱德华·德·维尔，也有可能是与莎同庚的大才子克里斯托弗·马娄。

“我觉得莎剧应该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晶，”雅各比说，“难以想象有人能兼通那么多门学问，有那么丰富的阅历，以一人之力写就戏剧集。我觉得过半的莎剧出自德·维尔之手。”

雅各比和赖伦斯表示，他们是代表“莎士比亚戏剧作者研究团”提出质疑。这一团体致力于寻找莎剧真正的作者，目前拥有300个会员。雅各比和赖伦斯的报告搜集了翔实资料，系统论证了莎士比亚不可能是莎剧作者：

论据1：莎士比亚是一个高产作家，但目前还未找到他生前收到稿费的任何记录。

论据2：莎士比亚的人生是一部传奇，但他的名字却没有出现在任何官方记载中。

论据3：莎士比亚在遗嘱中特意提到，要把他睡过的第二张床留给妻子，但是遗嘱没有提到任何书籍、戏剧和诗歌集，遗嘱也没有显示出任何莎士比亚式的语言风格。

论据4：莎士比亚出身并不显赫，但莎剧却处处体现作者对宫廷斗争了如指掌；莎士比亚从未踏出国门，但莎剧却把异国风光描绘得栩栩如生。

但是大多数学者坚持认为，莎士比亚是一名极具天赋、自学成才的剧作家，就像创造相对论的爱因斯坦一样，确实是所有莎剧的创作者。鲁内尔大学校长莱希说：“关于莎士比亚的一切，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

莎翁艳遇

莎士比亚是文学史上公认的大师，但他一生的故事却仍是一个谜，世人对他的了解并不多，甚至有人认为根本没有这个人的存在。

1594年，莎士比亚的事业有了重大突破，完成了伟大的爱情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到底他的灵感来自何方？在当时那样一个独裁的世界里，莎翁如何能创作出这样一部永恒的、极其贴近生活的杰作呢？这是否就是他本人的爱情经历呢？关于这一点，众家亦所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他曾有过一名神秘的情妇，不过直到他去世，都没有任何证据能证实这一点。

1998年，美、英两国合拍影片《恋爱中的莎士比亚(中译名)》(台译名《莎翁情史》、港译名《写我深情》)，主演格温妮丝·帕特洛、约瑟夫·菲因斯，于1999年获得第7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两位编剧基于丰富大胆、但不乏合情合理的想象，用亦庄亦谐的手法，写出了这样一个火热而又凄美的爱情故事，叙述一位孤独的剧作家是如何驾驭自己躁动的心灵，创作出有关浪漫爱情的鼎峰之作的。

那是一个功利主义威胁艺术创造力的时代，是一个国王乐于文艺娱乐的时代，是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是一个艺术派别自立门户的年代，是一个贪恋床第之欢的年代，是一个暴力泛滥而妇女没有地位的年代——当然，也是爱情至上的年代。

故事说的是1593年夏天，伦敦剧场界正在冉冉升起的闪亮新星威廉·莎士比亚面临一个重大的危机：他失去了写作的灵感。那是伊莉莎白一世的时代，充满多彩多姿的娱乐和趣事，伟大的莎翁却江郎才尽，不管他用什么方法，不管剧场老板和债主给他多大的压力，他就是没有创作下一出戏的灵感和动力，这出戏叫作《罗密欧与海盗之女阿丝》。

莎士比亚需要一名女神激发他的灵感，没想到现实生活竟然反映他的创作，他爱上一个女孩，并将他带入自己写的戏剧之中。一名做梦都想当演员的薇拉夫人不顾当时女人不能粉墨登场的禁令，假扮成男人，前去剧场为莎士比亚试演。不过，年轻的莎翁很快就发现她是女人，而且非常漂亮，他们俩立刻坠入爱河，情欲缠绵，疯狂地性交。这时候莎翁的灵感快如泉涌，下笔如神，将他们的爱情付诸成文字，薇拉成为他生命中的朱丽叶，而他这个“罗密欧”也找到了生存的意义。

可是，莎士比亚的运气像剧中的罗密欧一样糟糕。他虽然鹅毛笔在羊皮纸面上飞舞，作品故事精彩、文采飞扬，观众掌声如雷，却得面对薇拉必须奉伊丽莎白女王之命与讨厌的维塞克斯伯爵结婚的残酷事实。在一场身分混淆、错综复杂的乌龙闹剧中，私订终身的情侣偷偷调情，大吃干醋的丈夫和老婆的情人决斗。而年轻的莎翁必须找到一条出路，为了他的剧本，也为了他自己不死的爱情之火。

最后，薇拉夫人黯然而去，而莎士比亚则藉他空前成功和火爆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成为当仁不让的伦敦戏剧界“大哥大”。这部哀婉凄楚而又热情似火的悲剧，打动了无数陷入爱河的男男女女们……

莎翁竟是同性恋

事实上，莎士比亚还是位著名的同性恋者，他的十四行诗全部都是写给他的同性爱人的。

莎翁的十四行诗有两个相对的系列：一个是关于一位皮肤黝黑的已婚女子的不可控制的欲望；另一个是关于一位皮肤白皙的年轻男子纯洁的爱。其1609年的版本是献给一位“W.H.先生”，献词称他为这些诗的“唯一的促成者”。英国大诗人华兹华斯认为在这些诗作里“莎士比亚敞开了他的心”。评论家赞美《十四行诗》是爱、性欲、生殖、死亡和时间的本性的深刻思索。

早在多年前就有读者指出，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是他爱上一个年轻男子的证据。另一些读同一段诗歌的人则认为，这是深厚友谊的一种表达，而不是性爱。同时，十四行诗中作品127到作品152，共计26首称为“Dark Lady”的诗是写给一位已婚女子，被作为异性恋者的证据。

据英媒体最近报道，一位英国收藏家重新确认了一幅家藏油画的画中人身份。原来，这名美艳“女子”不是别人，正是莎翁传说中的同性恋情侣——南安普顿伯爵三世亨利·里奥谢思利。(“W.H.先生”是否就是他？)

发现这幅惊世油画的科布家族家藏甚丰。继承了全部艺术品收藏的阿莱克·科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自己从儿时起一直以为画中人是位名叫诺顿的贵妇。因为在这幅油画的背面，赫然写着诺顿夫人的字样。但几年前，一位偶然来访的艺术收藏家告诉科布，他认为画中人并非女性，而是易容扮作女性的须眉。一席话惊醒梦中人，科布开始重新审视其真实身份，直到今年年初才终于揭开谜底。

这幅油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6世纪末，画中的南安普顿伯爵涂脂抹粉，嘴唇上抹着唇膏，左耳还戴着精致的耳环，手抚披散到胸前的长发，看上去一派女人风情。

英国历史文物权威机构“全国托管协会”已确认油画为真迹，此画完成于1590年至1593年，当时莎士比亚正住在南安普顿伯爵三世的府上。

尽管一代文豪莎翁娶了安妮·哈瑟维，但他的真正性取向一直是文学批评家争议不绝的话题。南安普顿伯爵为同性恋的传说由来已久，他与莎翁的关系更是扑朔迷离。伯爵曾招待莎翁入住自己的寓所，莎翁著名的《十四行诗集》又是献给一位俊俏不凡、“美若女子”的年轻男子。不少史学家早已考据，莎翁诗中的倾慕之情，大有可能是投向这位易容扮女人的英俊男友。

多情大才子歌德：

哪个男子不钟情，哪个女子不怀春？

歌德一生在做3件事：写作、做官、恋爱。事实上，正是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恋爱、生活和浪漫情感，才可能造就流芳千古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巨著。歌德一生虽只有1位妻子，只生过1个孩子，却和无数女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亲笔所写的15卷日记可供索引。周国平就曾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歌德。”

最新小说《恋爱中的歌德》

歌德晚年

据媒体报道，2008年2月，80岁的德国老作家马丁·瓦尔泽出版了小说新作《恋爱中的男人》，赫然以大文豪歌德为主人公，写他在1823年，古稀74岁，戴着面具参加温泉城马里昂巴德的异装舞会时，对19岁姑娘、房东太太的长女乌尔丽克一见倾心。她那一双湛蓝的迷人的大眼睛里，秋波无限。

“他看到她时，她早已捕获了他的目光。”她经常陪他散步，像一个女儿对待父亲那样搀扶着他，天真地向他谈论自己即兴想到的一切。老翁少女眉目传情，歌德神魂颠倒，再也不能自拔，时间一久，爱的激情在他心中荡漾起来，终于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刚一听到林荫道上的笑声，这个古稀老翁简直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男，立即放下工作，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就急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像一个少年、一个男子汉似地向她大献殷勤。

15年前他还曾爱慕过她的母亲，1年前他还只是用父辈的口吻昵称她。可是现在喜爱突然变成了情欲，仿佛情感世界的火山爆发。他先是百般勾引，继而发动连番情书攻势，欲娶少女入门。

孰料儿子妒意横生，从中作梗，坏了老诗人好事。歌翁伤心作别，回到魏玛，终日郁郁寡欢，至1832年去世。时光如梭，乌尔丽克亦成老妇，临终前将歌德的情书付之一炬，一段奇特的祖孙恋情就此深埋。

这段黄昏恋并非作家杜撰，而是大体上实有其事。乌尔丽克·冯·莱维措(1804—1899年)，据说才貌双全，年轻时一度与晚年歌德关系密切。歌德曾动过娶她的念头，还因为她写了不少情诗，最有名的是《玛丽昂巴德悲歌》。

老瓦尔泽是当今德国国宝级作家。老翁钟爱少女时的迷乱春心，被他刻画得入木三分。他写德国史上头号文豪晚年春情上头，十分有趣——如果不是让老无所依的翁叟们略感心酸的话。书中歌德裸身对镜自赏，验证是否雄风犹存，结论是：还行。而少女乌尔丽克花枝招展，刁蛮可爱；一老一少，共谱恋曲，其音调必是古怪别致，妙趣横生。

出版商为《恋爱中的男人》打出广告词，称此乃“歌德最后一爱”。评论界大举鼓噪，推动此书在市场上快马加鞭，于是大为畅销。

也有女读者就书中的情欲描写向瓦尔泽发问。比如，他为啥反复使用“那话儿”(Iste)一词？瓦尔泽则说，他写的不是德语，而是个拉丁语词，且无具体词义。的确，在拉丁语中，Iste是个阳性代词，译成中文“那话儿”，大抵不错。

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对此书大唱赞歌。评论家沃尔夫冈·弗吕瓦尔德便说：“这是瓦尔泽的歌德，不是我的。至多是1823年的歌德。……我心目中的歌德不会改变，但我心目中的瓦尔泽变了。”韦尔纳·弗里岑则认为，瓦尔泽写的不是歌德，而是维特；躲在面具后面的也不是歌德，而是瓦尔泽。

谁是歌德？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年)，不仅是迄今为止德国最杰出的文学家和思想家，而且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并称为4大文豪。同时，他还是画家、美学家、政治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物理学家；并长年担任魏玛宫廷剧院经理。他多才多艺，是一位真正的天才。哲学家谢林说：“歌德活着的时候，德国就不是孤苦伶仃的，不是一贫如洗的，尽管它虚弱、破碎，但精神上依然是伟大的、富有的和坚强的。”尼采说：“歌德不仅善良伟大，而且自成一种文化，在德国人的历史上，他是一个后无来者的插曲。”

歌德是德国古典文学最主要的代表，“狂飙突进运动”代表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德国文学史上的狂飙突进运动、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3个阶段，是德国历史上少有的长寿作家(83岁)。他在一系列作品中呼唤自由，歌颂反抗。他的代表作有长篇诗剧《浮士德》(史诗巨著，创作时间长达60余年)、书信体中篇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一部发生重大国际影响的文学作品)、长诗《普罗米修斯》、历史剧《葛兹·冯·伯里欣根》、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等，以及大量抒情诗、评论文章、散文、自传。

歌德出生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镇(今黑森州)的一个富裕市民家庭。父亲是法学博士，曾任皇家参议；母亲是市长女儿，精明活泼，善讲故事。他1765年进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1770年进入斯特拉斯堡大学继续深造，次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71年在法兰克福任律师；年轻时想过当画家，但很快放弃；1772至1775年之间写出了大量作品，其中《少年维特之烦恼》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1775年后积极进行地质学、矿物学、人体解剖学、植物学的研究，撰写出多种自然科学著作，以在人类胚胎中首次发现颌骨而闻名，并指出生物倾向于发展成螺旋形；1775～1786年为改良现实社会，应聘到魏玛公国做官，但成就不大；1786年前往意大利，专心研究自然科学；1788年回到魏玛后任剧院监督；1794年起同席勒交往，密切合作，促进了德国古典文学的繁荣；晚年过着隐居生活，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终于完成煌煌巨著《浮士德》。

歌德去世时，留下了著名遗言：“多些光！”

书信体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讲述24岁的歌德因公去威兹拉，在出席一次舞会的途中，偶然认识了一个叫夏绿蒂的美丽少女，一见钟情。夏绿蒂是歌德朋友凯士特南的未婚妻，时年19岁，而凯士特南却31岁。歌德对夏绿蒂十分倾倒，便不顾一切向她表白了爱情。这使夏绿蒂惊惶失措，她把歌德的表白告诉了未婚夫，凯士特南对此却表现得无所谓。歌德知道这个情况后，感到十分震惊，为了自己，也为了夏绿蒂，他立即逃回法兰克福，斩断了这不合适的情丝。几个月以后，他的另一个朋友叶尔查林，因为爱上别人的妻子，受不了社会舆论的指责，绝望自杀。歌德知道这件事后，感触很深，使用叶尔查林作原型写了这部小说。

这部小说在20世纪初由“中国的歌德”——多情大才子郭沫若翻译并介绍到中国，同样引起巨大反响，文首那句脍炙人口的“青年男子哪个不善钟情，妙龄女郎谁个不善怀春”，几乎令亿万青年男女为之痴狂。

有研究学者评价，歌德一生在做3件事：写作、做官、恋爱。事实上，正是他一生轰轰烈烈的恋爱、生活和浪漫情感，才可能造就流芳千古的《浮士德》、《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文学巨著。歌德在《要素》一诗中提纲挈领地标明，要想作出一首真正的好诗来，“最要紧的乃是爱情”，其次是酒、“武器之声”和适当的“憎恨”。这首诗写于1814年，诗人时年65岁，已经历过无数次爱情，写出了无数篇绚丽夺目的爱情诗篇。

歌德一生虽只有1位妻子，只生过1个孩子，却和无数女人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他的129部作品，多以自己的爱情生活为背景，且有亲笔所写的15卷日记可供索引。其爱情之绚烂多彩，与作品之烟波浩淼相映成趣。周国平就曾说：“没有爱情，就没有歌德。”全世界研究歌德的学者不计其数，对于他背后的女人，却至多评说一句：“歌德一生不停地爱上新的女人，可又在每次情欲汹涌时逃开了。”

歌德一生至少爱过10几个女子。在1788年39岁时与克里斯蒂安娜·福尔皮乌斯同居前，他已经同至少7个女人有过恋爱关系。青年时代的歌德性格活跃，感情丰富，遇见漂亮的女人便情不自禁要去追求。尽管如此，他一想到要同某个女子结婚并长期生活在一起，便又有些胆怯，于是一次次退却和逃避。“他在情场中总上演不辞而别的戏码”。正因如此，他的前7次恋爱都以失败告终。

有人说，歌德是一个有魅力的人物，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人生的丰富性。这表现在许多相互映衬的方面。基本上每个这样的方面都被人研究了数十年之久，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一篇独立的传记。两个特別的方面就是他和女人的关系和他的疾病，这两者也是对抗的：女人通常标志着歌德生活发展的开始——新的一页被打开，而一些严重的疾病则表示末尾、结束，也可能是逃避。

歌德漫长的情史

女人是歌德这部人生盛装大戏的主角，是他所有鲜活生动作品源头的那道清泉，也是点燃他写作激情原子弹的那一小块高爆炸药。女人，既是他的海水又是他的火焰。到底歌德的女人有多少，她们都是谁，在歌德已去世逾170年的今天，在德国文学研究史上，还是歌德巴赫猜想。

1765年，16岁的歌德遵从父命，来到素有“小巴黎”美称的莱比锡学习法律。大学刻板乏味的生活，使青春勃发的学子感到远离家乡的孤独和失望。相貌堂堂、英俊潇洒的他常去一家餐馆就餐，不久便与餐馆老板的女儿、比他大3岁的安娜·卡塔琳娜·舍恩科普夫打得火热了。

一个是苗条可亲、聪明伶俐的怀春少女；一个是满怀抱负、才华横溢的大学才子，真可谓天合之缘。这是歌德人生的初恋。他对朋友莫尔斯说：“现在，我第一次享受到真正的爱……”这份爱激发他创作了洛可可风格的欢乐、轻快的抒情诗，其中之一就是《安內特之歌》。

1768年春季，这段一开始就遭受压力的爱情，因为歌德极度的嫉妒而结束。两人常常在相爱中互相争吵，又在争吵中相爱着，但终于失去了耐心。期间，歌德又创作了剧本《恋人的情绪》。在这部恋爱剧中，当一个嫉妒的恋人意识到他也可能不忠实时，就摆脱了他的嫉妒心。

关系结束后，歌德临走前仍给安娜写了几封完全是彬彬有礼的信。而她在1770年嫁给了受人尊敬的法学工作者卡纳博士，他后来成了莱比锡市的副市长。

1770年在斯特拉斯堡，歌德认识了牧师的女儿弗里德里柯·布里翁，两人热恋，并把一些诗献给她，其中有《欢乐与别离》、《野蔷薇》等。

1772年歌德从法兰克福到威兹拉帝国法院实习。在一次郊外的舞会上，他邂逅了19岁的夏绿蒂。夏绿蒂是个一顾倾城、再顾倾国的惊世美人。歌德明知她已是别人(公使馆秘书)的未婚妻，罗敷被嫁，名花有主，仍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而夏绿蒂叹服的仅仅是歌德的才华，她很爱自己的未婚夫。

年少的歌德深受打击。每到晚上，他都拿着一把短剑在胸膛上比比划划，体会剑锋投进胸腔，一了百了的痛快淋漓。

当然，歌德并没把剑刺进去。他只是选择了逃离，且不辞而别。后来夏绿蒂与心上人喜结连理，歌德也收到了请柬，却并没有参加婚礼。他托人捎给夏绿蒂一封信：“我爱夏绿蒂。我是幸福的。您知道我的爱情是不会变的。”

在此前后，歌德其实又移爱上了罗蜜莲。这位美丽的少女同样拒绝了歌德，听从父命嫁给一个比她大15岁、并有5个儿女的鳏夫银行家。这是歌德在爱情上最后一次败给金钱，也是最为刻骨铭心的一次。

不久，歌德便以自己跟夏绿蒂5个月的交往为素材，写出《少年维特之烦恼》，面世之后一炮而红，洛阳纸贵，成为德国第一部真正获得欧洲和世界声誉的作品。

然而，少年成名的歌德并没履行“永不变心”的誓言。没过多久，他在《我的爱，我的新生活》一诗中写道：“爱情，爱情你放开我！”这个爱情的对象早不已是夏绿蒂，而换作另一位16岁的美丽姑娘莉莉·勋纳曼。

莉莉是法兰克福银行家的女儿，也是唯一与歌德订过婚的女人。歌德十分依恋这位美女，但正是这种依恋使他恐惧，他深怕自己就此沉溺在她的浓情蜜意中，从而忘记远方地平线对自己灵魂的呼唤。也可能是因为资产阶级小姐毛病太大吧，使歌德常限于痛苦的境地：离开她，便思念她；和她在一起，生活方式又不能苟同。像歌德这样一个已把心灵交付给大自然、交付给情感和思想的人，怎能容忍在灯红酒绿的社交场合浪费生命？

于是，他借当时创作的剧本《斯台拉》表露心事：“这种环境会窒息我所有的力量，夺走我灵魂的全部勇气。我必须离开。”为对付这种困惑，他甚至专门去瑞士旅游了一次，企图以此赢回清醒的头脑。订婚不过半年，歌德就提出与莉莉解除婚约。宣布时他未敢露面，而是逃离了法兰克福，再次不辞而别。之后，他写下了《莉莉之歌》和《莉莉的公园》。

在歌德的众多逃离中，最著名的莫过于为期2年、隐姓埋名的意大利之行。歌德研究史称之为“歌德潜逃意大利”。国内很多研究歌德的文章都会提及“潜逃”的结果：写就经典散文《意大利游记》，却对“潜逃”缘由含糊其辞。潜逃意大利的歌德，除了厌倦“鄙俗的德意志”，厌倦“懦弱的资产阶级”，他还想逃开夏露笛·冯·施泰因。这是歌德生命里不得不说的一个女人。

那是1775年，26岁的歌德在德国东部的魏玛。夏露笛比歌德年长7岁，是典型的宫廷贵妇，风度优雅，具有迷人魅力。33岁的她，正处于一个女人水丰草肥的成熟季节。(但也有人说，夏露笛长得极一般，是个典型的“第二眼美女”，歌德并非对她一见钟情，而是第二年才主动追求她。她再次证明了那句话：“女人不是因为美丽而可爱，而是因为可爱而美丽。”)她精通法语，喜好钢琴、绘画和诗歌。然而，她的丈夫，一位整日侍弄宫廷马匹的掌马大臣，却对她的才华毫不在意。

就在这时，夏露笛遭遇了曾经沧海、经历丰富的歌德的狂热追求。两人虽日日见面，而且是在魏玛那样一个弹丸小城里，可仍频频通信。在他们交往的日子里，歌德给夏露笛写了1800封信，不乏华彩之章。他写道：“我不想再说什么我与你永不分开，什么高山大川也不能让我却步。”“我陷入了命定的忧伤之中。我真想大声嘲笑自己：每当我爱上一个女人时，她一定不爱我。”

在歌德如此炽热的情感炸弹与言词野火的进攻下，夏露笛却居然过了5年后才解除红装，投怀送抱，其坚固超过欧洲冷兵器战争史上任何一个被围攻的城堡。她越拒绝，而他越热烈。反过来说，用5年的生命去等候一个女人，在歌德而言也是绝无仅有。当然，这也是值得的。

对于歌德来说，夏露笛是他的3个女人。他后来说：“夏露笛渐渐代替了我的妈妈、姐姐和情人。我们之间生成了一条纽带，那是大自然的纽带。”夏露笛堪称歌德的精神教母，歌德可说是踏着她的灵魂和肉体走出了“狂飙突进”的青年时期，继而登上千古不倒的古典主义文学神坛。歌德研究者们认为，在结识夏露笛之后，他的文学风格开始向平和澄净发展，代表作有《汉斯·萨克斯的使命》、《哈尔茨山东游记》、《渔夫》、《魔王》等。

老年时，歌德虽不止一次公开表示过，夏露笛对他的影响堪比莎士比亚诗歌，但他还是在与之相识后的第6年，秘而不宣地逃去了意大利。原因是，这个像妈妈一样的情人，老母鸡一般时刻展翅圈围着他，开始让他喘不过气来了，而他又厌倦了她，激情不再。之后，歌德把他在意大利写给夏露笛的信一同编入了《意大利游记》中。

自然，像所有天才一样，歌德理所当然地忘记了自己不辞而别给夏露笛留下的深深伤害。他甚至连一声“对不起”也没说。

歌德在意大利的情感生活同样多姿多彩。遇上美丽的米兰女郎丽吉，并一直坚持到她解除婚约才离开。另外，至少还有一个我们现在不知道名字的美女，歌德自己称她为“浮士德娜”。他还认识了已婚美女画家卡安佳，并与她深入发展了旖妮奔放的友谊。还有克里斯蒂安娜·弗里德里柯·威尔翰米娜·弗罗曼(即米娜·海尔茨利普)，作家在其长篇小说《亲和力》中以“奥蒂莉”的形象为她树立了永恒的纪念碑。

歌德虽对大多女人无情，对妻子伍碧丝(即克里斯蒂安娜·福尔皮乌斯)的态度却大相径庭。她是23岁的打工妹，一头棕色卷发，芳华正好。歌德说过，相对夏露笛的雍容华贵，水晶般透明的伍碧丝是“大自然的尤物”，未经雕琢，浑然天成。当时她专程来找歌德，希望求枢密顾问给她的作家弟弟一个职位。

伍碧丝是个制花女工，出身低微，歌德则身处魏玛上流社会，两人的爱情一直受到贵族圈非议。面对歧视，面对歌德时不时的感情出轨，伍碧丝始终忍耐，具有伟大的牺牲和奉献精神，她让歌德明白：身边的情人随时在变，但真正能使之惦念的只有妻子一人。他们于1788年开始同居，那时歌德已39岁了，接近不惑之年。在共同生活了18载后，伍碧丝终于和歌德有了夫妻之名。

伍碧丝不但坚强，而且热爱生活，性格开朗。她喜欢红酒、骑马、滑冰和跳舞，有一次甚至把舞鞋都跳穿了。而她能成为唯一的“歌德夫人”，有人说，其4大法宝是：倾听、尊敬、宽容、厨艺。当丈夫出外旅游后，她会托人把他酷爱的葡萄酒、烤羊肉和火鸡不远万里地送到异地他乡。

二人的结合，也是德国文学史上一段脍炙人口的传奇：那年，德法战争中，法军一度打进魏玛。士兵们闯入歌德家中，欲行劫掠，险些将这位意图抵挡的大师打翻在地。此时伍碧丝站出来高呼：“你们不能打他！他是德国最伟大的诗人！”她的勇敢保护了歌德和他们的家。据说，就是这一刻感动了歌德，使他下定决心迎娶伍碧丝。而这也就成了伍碧丝正式成为歌德夫人的仪式。

当时参加婚礼的，还有他们已年满17岁的儿子奥古斯特。那是1806年，歌德好友席勒已去世1年多了。此后，夫妻俩又在一起生活了10年。伍碧丝因身患尿毒症，于1816年去世。

伍碧丝去世带给歌德的痛苦无法形诸笔墨。她去世当天，歌德的日记写道：“我太太的终点将近。生命尽头可怕的挣扎。近午时分，她去了。我的体内，和体外，一片空虚和死静。”

歌德遇见舞蹈演员魏玛娜，是在伍碧丝去世前的1814年。相比夏露笛和伍碧丝，他俩的爱情就是昙花一现，但那也有昙花一现的耀眼夺目。65岁的歌德对30岁的魏玛娜一见钟情，而魏玛娜也深为歌德的成熟睿智和妙语连珠所吸引。他俩灯前起舞，月下漫步，彻夜长谈，度过了美妙的时光。

歌德情诗欣赏

纪念歌德的邮票

每个女人的来到和离开，都会给歌德带来灵感，结出文学的硕果。因为一旦形诸文字，他的痛苦便会外化和固化，他也就此得到了解脱。他为初恋写过生平第一部诗集，以情人之一夏绿蒂为原型写出著名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和最后一位情人合写过《西东合集》……

“我的心在跳，赶快上马！/想到就做到，毫不踌躇；/黄昏已摇得大地睡下，/群山全都挂起了夜幕。”(《欢会与别离》)这是写给布里翁的。一个恋爱中的少年形象跃然纸上，他慌慌张张地要去另一个村庄与心上人约会，盼着天快点黑下来，心情又兴奋又紧张。

“少年看到一朵蔷薇，/荒野的小蔷薇，/那样的娇嫩可爱而鲜艳，/急急忙忙走向前，/看得非常喜欢。/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的小蔷薇。/少年说：“我要来采你，/荒野的小蔷薇！”/蔷薇说：“我要刺你，/让你再不会忘记。/我不愿被你采折。”/蔷薇，蔷薇，红蔷薇，/荒野的小蔷薇。”(《野蔷薇》)这时歌德与布里翁的爱情即将或者已经分崩离析，大概觉得姑娘将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和最纯洁的爱情给了他，在走向分手结局的时候，暗怀的一种歉疚和忏悔。

“你又把幽谷密林/注满了雾光，/你又把我的心灵/再一次解放；/你用慰藉的目光/照我的园邸，/就像知友的眼光/怜我的遭际。”这首诗是写给施泰因夫人即夏露笛的，被称为“最美的月光诗”，曾由舒伯特谱成曲子。诗人将爱情融入其中，情景交融，成了抒情诗中的绝唱。

女性解放先驱乔治桑：

缪塞、肖邦……谁是她的最爱？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众多名人拜倒在这位才女的裙下。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10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其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优美情书佳作。

不幸婚姻改变了她

乔治·桑(George Sand，1804～1876年)，法国著名女作家，也是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作家之一；法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倡妇女个性解放、特别是性观念解放的女性，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性感女星碧姬·芭铎和小说家弗朗索瓦兹·萨冈齐名。2004年是乔治桑诞辰200周年，此年被法国命名为“乔治桑年”，并隆重纪念她。

乔治桑属于最早反映工人和农民生活的欧洲作家之一，被其同时代人公认为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曾说：“她在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特别是，其他伟人都是男子，惟独她是女性。”福楼拜曾说：“她是法兰西的代表，独一无二的荣耀。”

她是个住家的女人，也是个细心的母亲。她是最早靠写作谋生的女人之一，也是最早担任记者职务的女性之一。法国文化交流部长认为：“乔治桑是一个独特的女人、艺术家、作家和记者，她积极参与社会生活和政治活动，是个复杂的人，被人奉承、缅怀、漫画化。她是为思想、生活和创作自由而斗争的象征。她自认为是拥护共和制度的理想主义者，并为之奋斗。”

乔治桑原名奥罗尔·杜邦，生于巴黎梅莱街一个普通贵族家庭的寒酸公寓内，在离巴黎300公里的诺昂乡村长大，后来又长期生活在那里，直到逝世。父亲是第一帝国拿破仑时代的军官，母亲是皇宫里的服装工人。由于父亲早逝，而母亲曾有沦落风尘的经历，所以她从小由身系萨克斯元帅私生女的祖母抚养，出身高贵的祖母为把她培养成一个淑女而煞费苦心。这种贵族和平民的混血基因造就了她的民主信念。她后来写道：“我是贵族父亲和波希米亚母亲的女儿。我将和奴隶、波希米亚人站在一起，而不是与国王和他们的走狗们在一起。”而乔治桑没有令祖母失望，小小年纪便已露出卓尔不群的才华。13岁时她进入巴黎一所修道院接受教育。

最终改变乔治桑命运的是她那不幸的婚姻。18岁时，她在对家庭生活的梦幻憧憬中嫁给贵族青年卡西米尔·杜德望，成为男爵夫人。但是，丈夫的平庸和缺乏诗意，使渴望精神生活的她很快就不能忍受了，乔治桑开始一次又一次红杏出墙的婚外情恋。1831年初，她在“离婚”还没出现在社会生活字典中的情况下，做出了那个时代惊世骇俗的举动：坚决与丈夫分居，并带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弃家出走，同情人到巴黎开辟新的生活。

她很快就成了巴黎文化界的红人，身边经常围绕着追随者。她开始蔑视传统、崇尚自由的新生活。抽雪茄、饮烈酒、骑骏马、穿长裤，一身男性打扮的她，终日周旋于众多追随者之间。她认为这可以保证自己获得行动的自由。即使乔治桑这个男性化的笔名，也来源于她的一个年轻情人。

乔治桑是个民主主义者，称得上是女性解放的先驱。尤其是在两性关系上，她倡导女性的主导地位，认为女人不应成为男人情欲的发泄对象，女人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应主动得到满足。当有人批评这个身材矮小(1.54米高)、性情放荡、不受世俗成规束缚的女人不应同时有4个情人时，她却回答说，一个像她这样感情丰富的女性，同时有4个情人并不算多。她曾借自己的作品公开宣称：“婚姻迟早会被废除。一种更人道的关系将代替婚姻关系来繁衍后代。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既可生儿育女，又不互相束缚对方的自由。”

要知道，她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法国，“女权”尚未成为一个让人熟知的名词。那时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一个自由、不羁、充满活力的男人是一个伟大的生命；而一个拥有这样生活的女人则是一个肮脏的女人。更何况，人们潜移默化的概念是：女人本来就应该是男人的附属品！

移居巴黎后，为生存下去，乔治桑开始辛勤笔耕，写出了一部部文笔秀美、内容丰富、情节迷人的风情小说，并以此确立了自己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从她初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卢梭、夏多布里昂和拜伦对她的复杂影响。七月革命后不久，她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安蒂亚娜》(1832年)，一举成名，从此不可遏止。由“为生存而写作”到“为表达自己而写作”，她的笔下却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我心里有一个目标，一种使命，换句话说就是激情。写作靠的就是这股激情，无比强烈，坚不可摧。”这是1831年时年轻的杜德望男爵夫人写给朋友信中的一句话。她认为：“真正的艺术家，应该对生活充满感情，享受一切，任灵感奔涌而不去将它理性化。”

乔治桑是一位文思泉涌、勤奋多产的作家，44年笔耕不辍，一生写了100卷以上的文艺作品(包括80多部中长篇小说、10多部戏剧)、20卷的回忆录《我的一生》，27册公开发表的通信集，以及大量政论文章。她的小说创作大致可分4个阶段：早期是激情小说，代表作有《安蒂亚娜》、《华伦蒂娜》等，描写爱情上不幸的女性，对生活感到失望，不懈地追求独立与自由，充满青春的热情与反抗的意志。第二阶段为空想社会主义小说，代表作有《木工小史》、《康素爱萝》等，提出资本主义社会中妇女的命运问题，尽管没能明确指出解放的道路，但毕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攻击了资本主义的财产制度和婚姻制度，进而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第三阶段为田园小说，代表作有《魔沼》、《弃儿弗朗索瓦》等，以抒情见长，善于描绘大自然绮丽的风光，渲染农村的静谧气氛，具有浓郁的浪漫色彩。第四阶段为传奇小说，代表作有《金色树林的美男子》等。她的作品描绘细腻，文字清丽流畅，风格委婉亲切，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她的小说超越了国界，成为无数人民解放运动的参照，也对其他著名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詹姆斯、富勒、惠特曼、勃朗特姐妹和艾略特等。她涉及题材多样，活动地区众多，参与斗争种种，并分属于不同的世界，作品提供了多重切入口，也引发了在不同领域、不同方向的研究。

她的兴趣并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对其他艺术及自然科学也有涉猎。她动摇了历来存在于学科之间的等级之分和封闭状态，学习并实践了音乐、绘画、植物学和矿物学，有机会便充当医生或人种学家。她收集诺昂地区的歌曲、民间信仰，并在诺昂建立了一座木偶剧院。她的针线活非常出色，擅长做果酱，爱骑马，还会射击……

她还热爱旅行，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欧洲，每次都对当地自然景物和生活方式进行细致的观察，这为她的小说内容和框架提供了素材。

乔治桑的晚年是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她与王室来往密切，对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对残酷镇压公社社员，发表演说和文章，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

浪漫的私生活

乔治桑与李斯特、大仲马、雨果、帕格尼尼、罗西尼(油画)

事实上，人们谈论乔治桑更多的，还是她的私生活。

乔治桑的爱情生活丰富多彩，她的身边总是围绕着一批追求者，众多名人拜倒在这位才女的裙下。她与大文学家缪塞的艳事、与音乐大师肖邦10年的同居生活，成为法兰西19世纪的美谈之一，并留下了一篇篇揭示其内心深处情感世界奥秘的优美情书佳作。

她的一生主要是在巴黎和诺昂度过。在离巴黎数百公里的诺昂镇庄园(这是她祖母买下来的)中，这个文采出众、多才多艺、性情洋溢的浪漫主义女作家，接待了一大批在文学艺术史上名留青史的人物：诗人缪塞、作曲家兼钢琴家肖邦和李斯特、文学家福楼拜、雨果、梅里美、屠格涅夫、戈蒂耶、小仲马和巴尔扎克、画家德拉克洛瓦、柯罗……甚至包括拿破仑的小弟弟热罗姆·波拿巴亲王。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她庞大的情人队伍中的一员。终日高朋满座的诺昂镇乔治桑庄园这个“艺术家之家”，真正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这个生活优越、追求享乐、感情丰富的美丽女人，没能在婚姻中得到爱情、温柔和满足，却用多角的、激情的情爱张扬了自己的生命，并为后人留下华美的文字。同时，她也用自己的笔和行动深深介入当时的政治，积极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这是同时代许多男性文化名人都没有做到的。

乔治桑的身上充满了矛盾。譬如，通过观察她“我爱，故我在”的日常生活，似乎无法理解她对政治的热衷和投入，无法相信她已具有相当强烈的社会主义思想。据说，乔治桑是一个非常拘谨的人，从未在大庭广众中讲过话，而只善于用笔表达，这和她丰富多彩、开放泛滥的私生活传奇好像也不相称。

她追求生活舒适。在她诺昂镇的故居中，当时已安装了可以24小时供应热水的先进装置。为了能让仆人迅速到达自己所在的房间，她在他们工作的厨房里安上了5个分别代表不同用途的铃铛。她甚至还有一个私人剧场、一个装有150多块带滑槽的布景的舞台。与这些奢华相对应的，则是她寓所装饰的简朴、单调，毫无当时富贵人家盛行的豪华和排场。她的华丽，她的强烈，她的母性，她的爱憎……都永久遗存在这里。

乔治桑在与缪塞、肖邦两场爱情中所体现出来的责任心以及承受压力的能力，恰恰清楚地表达了她的独立和坚强，她骨子里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她的一生都交汇在两种状态的边缘，从出身(正统门第与情场风月的结合，崇尚野性、向往自由)，到婚姻(对爱情的憧憬和现实的失落)，再到后婚姻时期(与缪塞、肖邦相恋，导致和世俗舆论发生激烈冲突)，以及她的政治生涯(以艺术家身份参与运动)，这一切都昭示了她的不平凡。正是这种不平凡，不仅俘获了两位天才的爱慕，还有许多同时代思想文化巨人对她的欣赏和崇敬：福楼拜、巴尔扎克、雨果……

福楼拜可谓是与乔治桑最气味相投、灵魂上走得最近的文友(他比她小17岁)。他们的交往起始于《包法利夫人》的出版，福楼拜将新书题上“向桑夫人献上一个无名小卒的敬意”。乔治桑立刻读了这部小说，并为之痴迷，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10年的亲密而又略显严肃的友谊，482封书信便是明证，两人的世界观都受到彼此的影响，尤其是对年轻的福楼拜。乔治桑去世后，福楼拜当场痛哭失声，不久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每个人都应该去好好了解她，就像我一样。她是天才是伟人，又兼具女性的万般柔情……”

乔治桑刚到巴黎就认识了巴尔扎克，那时她还被称作是奥罗尔·杜邦。20多年后，乔治桑在自传里，用无比幽默和充满才情的笔触，记述了她和巴尔扎多次友好的会面和愉快的旅行。巴尔扎克甚至在给自己梦中情人昂斯卡夫人的信中提到，想请乔治桑为他的《人间喜剧》写总序。不巧的是她当时因为卧病，无法按时完成这一重托。而且，受巴尔扎克影响，乔治桑也想写成一整套庞大的小说《人间牧歌》。

乔治桑与雨果的交往最初并不密切。他们的友谊真正开始，是雨果在根泽西岛流放期间。虽隔着拉芒什海峡，乔治仍在信中表达了对这位被驱逐的法兰西伟人的崇高敬意，并在报章杂志上发表支持雨果的宣言。同样，1859年当乔治桑的作品《他和她》发表后引来一片骂名时，雨果也给予了她公开并坚定的支持。这种患难之中建立起来的友情里，不仅含有彼此的敬意，也还有爱慕。雨果曾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发现我已经爱上了您，幸亏我已经老了。”他对他的儿子说：“拉马丁应是女人，老天却让他生为男身；好比桑夫人，本应男人，却生为女身。”乔治桑先于雨果离开人世。葬礼上，她儿子莫里斯选了雨果《行动与言语集》中美丽的诗句作为悼词。雨果赞道：“桑夫人……用尽女性十足的天才，为人类留下了妇女真正的权利。她兼具巴尔贝斯的伟大心灵、巴尔扎克的伟大思想、拉马丁的伟大灵魂。”

乔治桑一生多韵事，又擅写浪漫小说，但仍以跟缪塞和肖邦之间的两段情最为人所熟知，也最为缠绵悱恻。他们都是不世出的天才，而“上帝命定一些天才要在暴风雨中四处游荡，在痛苦中创造”，所以才在世间留下这些不平凡的恋史……

缪塞

阿尔弗莱·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1810～1857年)，法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出身贵族。早期受雨果影响，曾加入浪漫主义“文社”。缪塞的诗热情洋溢，想象丰富。他比其他浪漫主义诗人更注重诗句的形式美，语言丰富多彩，形象生动，富有音乐感。他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4大诗人之一。乔治桑描述他“好像是两位天使性交后所生，在一位复仇女神的胸房哺乳，血液之中保有两种酵素……”

1833年缪塞结识乔治桑，从此开始悲喜交加的感情历程。她比他大6岁，那时她29岁、他23岁。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插曲震动了缪塞的生命，对他的人生和创作影响都极大，他的重要诗篇基本上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如抒情诗《四夜》、《露西》及《出版法》等。1836年他完成代表作自传性长篇小说《一个世纪儿的忏悔》，描写与乔治桑的爱情纠葛，其中的皮埃松夫人就是乔治桑这位贵妇人高度理想化的画像；并反映19世纪30年代法国青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危机，他把这一切归于“世纪病”产生的根源。

他们是这样的情投意合，享受到最美、最幸福的爱情。乔治桑是个非常富有爱心的人。对比自己小几岁的缪塞，她不仅像情人一样爱他，还像姐姐、母亲一样照顾他，让这个“顽皮的孩子”无忧无虑地享受着爱情和安逸。缪塞在诗中写道：“我爱，我愿意苍白/我爱，我愿意受苦/在受苦之后/必须还要受苦/还要不断地爱/在爱之后”。

他们一边旅行，一边工作。1833年12月两人出发去意大利旅游。在到达威尼斯时，体质素弱的缪塞由于过度劳累而患上痢疾病倒了，并且病势如燎原般恶化，很快陷入昏迷。整整1个月，乔治桑和医生必须经常守候在他床边。两位看守者在静默的相守中，都不自觉地被对方的学问和修养所吸引。1个月后缪塞病愈了，乔治桑和医生的感情也成熟了。缪塞只能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在友好的情况下和乔治桑分手，独自回到巴黎，并写下这首诗：“一个病体/一个气馁的灵魂/一颗充血的心”。

不久，乔治桑和医生一同回到巴黎，而缪塞决定去西班牙。在离开巴黎前，他要求与乔治桑再见一面。终于他们又见面了，在长久的四目相对中，他们彼此都感受到一份爱情的痉挛。友谊离开了他们，因为爱情复活了。这一次，医生悄悄离开了巴黎……

而另一个说法是，在旅途上，为支付不菲的开销，疲惫且身染小恙的乔治桑却仍坚持写作。这本来是伟大、无私的举动，但缪塞实在是被她惯坏了，他开始为她不能专心陪伴自己而不停地发脾气。有一次在争执过后，他竟说出了非常无情的话：“乔治，我弄错了。我其实不爱你。”

这对于一心爱着缪塞、为他甘愿辛苦工作的乔治桑来说，是件多么难过的事。不过，乔治桑毕竟是乔治桑，她敢于在封建贵族圈子里穿上男人衣服出入拒绝女性的场合，就说明她的勇气和毅力非一般女人所能比。在对待感情上，她一样坚强和理智。她知道缪塞是孩子气，真要离开她，他根本生活不下去。于是，她没有在伤心之下一气出走，只是把两人同居的套间房当中一道中门给关上了。

任性的缪塞以为自己是爱情的受害者，天天去低级酒吧里发泄“郁闷”，狂饮滥赌玩女人，终因伤寒伴随酒精中毒而病倒了，乔治桑像母亲一样照顾了他整整17天。但她越是关心她，他越觉得是她有愧于自己、背叛了自己。等缪塞病好后，两人的感情并没有复原，相反，无法摆脱误会的缪塞离开乔治桑，一个人回了巴黎。

缪塞尽管任性又不懂事，他还是真心爱着乔治桑的。乔治桑因为过去的情史太长，名声本来就不怎么好，当巴黎的朋友们看到久病初愈、面容憔悴的缪塞，立刻把他的惨状归罪于她。缪塞便写信向她表白，不管别人怎么诽谤她，他始终是为她申辩的，因为他还一如既往地爱着她。这种又爱又恨的感情，简直把年轻的缪塞折磨成了个林黛玉。他在他们原来同居的地方看到她留下的一支烟卷，立刻哭了起来；看到她用过的梳子，又想到她一头秀发。他还频频提到死，几乎每封信都说，请不要怀疑我那可怜的爱情，不然我会死去的。这种绵长的思念，最终让意志薄弱的他又病倒了。

而内心无时无刻不在追求真挚热烈爱情的女人乔治桑，也被缪塞这个大孩子给弄得快疯掉了。她一方面出于理智，要跟他斩断情思重新过独立的生活；另一方面每次收到他求爱的信，心都碎一遍。有一段时间，她甚至被折磨得出现了幻视幻听的症状，要不是意志顽强，她早就精神崩溃了。终于，当缪塞在病床上再次祈求她原谅时，她想出了一个办法，化妆成他母亲去看望他。当然，缪塞还没糊涂得连情人都认不出来，两个人和好了。

缪塞和乔治桑曾几度藕断丝连，但是他们的心经受不起多次的充血，这段又甜美、又痛苦的爱情故事，终于在持续了3年之后谱上了一个休止符。

肖邦

弗雷德里克·肖邦(1810～1849年)，伟大的、天才的波兰音乐家、作曲家，代表作有《马祖卡舞曲》、《圆舞曲》、《葬礼进行曲》、《革命练习曲》等。他一生不离钢琴，所有创作几乎都是钢琴曲，被称为“浪漫主义的钢琴诗人”。但他又不愿专门做追求名利的钢琴演奏师。

波兰于1795年亡国后，归于帝俄的版图，1830年发生独立运动，却惨遭镇压。同年，失魂落魄的肖邦来到法国巴黎，便放弃去英国伦敦的计划，又打消返回祖国波兰的念头，准备以此作为第二故乡，长期定居，从事钢琴演奏教学和创作活动。在这里，他除了与流亡巴黎的波兰侨民密切交往外，还结识了西欧文艺界许多重量级人物，包括波兰流亡诗人密茨凯维奇，德国诗人海涅、席勒，音乐家舒曼、门德尔松，法国画家德拉克洛瓦，意大利音乐家贝利尼，匈牙利钢琴家李斯特等人。特别是1936年冬，肖邦经李斯特介绍认识了“有一双忧郁的眼睛”的法国女作家乔治桑，对他的思想、生活、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

肖邦邦终身未娶，不过他气质出众、才华洋溢，自然已经历过多次浪漫的爱情了。从初恋情人蕾波狄娜到康斯坦彩、玛莉亚·沃金斯卡……但都不持久，直到乔治桑出现。那时乔治桑刚与缪塞分手，巧合的是，肖邦与缪塞同年，也比乔治桑小6岁，一个32岁、一个26岁。这个纤弱、浮华、儒雅而又温柔的波兰男子，对反传统的乔治桑第一印象并不太好，她离过婚，有两个小孩，喜欢做男性打扮。可是另一方面，乔治桑拥有锐利的头脑与坚犟的个性，这些特质和阴柔的肖邦完全相反，所以也吸引着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越来越引起肖邦的注意，肖邦发现和她在一起时，自己可以尽情倾诉内心深处的情感。渐渐地，肖邦为桑夫人的魅力所征服，他们双双坠入情网，不能自拔。

不久肖邦肺病恶化，于1838年与乔治桑一起到马约卡岛静养，他虚弱的身体正好需要这样一位健康而又具有母性光辉的女性来护理，期间热烈交合；后来两人又在巴黎和里昂长期同居。每年夏天，他们便在乔治桑的诺昂乡村别墅度过。在乔治桑细致、体贴的照料下，萧邦一面可以安心保养身体，一面又能专心作曲。乔治桑还精心安排了一场场音乐会，让肖邦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展示，进入巴黎上流社会的圈子，也获得了很多荣誉和光环。

直到1847年双方因意见不合而劳燕纷飞，结束这段历史上著名的恋情，他们前后共生活了近10年时间。在一种从未经历过的激情支配下，肖邦的音乐想象力达到高度兴奋的程度，成为他鸣唱“天鹅之歌”的岁月。这些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思想和艺术高度成熟，个人作曲生涯达到最高点，许多杰作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那大量抒情优美的夜曲和圆舞曲，基本上是为乔治桑而作的；那熟悉的轻柔的旋律，都有他曾经深爱的女人的影子。同样，乔治桑著名的田园小说《魔沼》，也诞生在她和肖邦共同生活的日子里，男主人公热尔曼身上不难找到某种来自于肖邦的特质。

但是，肖邦的健康逐渐变坏，创作出现衰退的趋势，他和乔治桑的关系也走向破裂。在他最后的信件里，充满了孤独的绝望。1846年他们在诺昂庄园一起度过了最后一个残秋。11 月中，双方争吵达到顶点，情缘已尽，只好分道扬镳。据说是肖邦要为波兰革命筹款而举行巡回演出，被乔治桑毅然将他扫地出门；可这并不是她不爱肖邦了，只是要尊重他的选择，因而忍痛分手。但此理由似乎挺牵强。

肖邦最终累倒在巡回演出的舞台上，临死之前说“多想再见见她啊！”乔治桑没有见肖邦最后一面，但是在得到他的死讯时，她泪流满面。

1848年肖邦抱病到英国旅行演奏，几乎不曾再写出任何作品；次年回到巴黎后不久，因肺结核不治去世，年仅39岁。他临终前对姐姐说：“请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我要长眠在祖国的地下。”

肖邦是乔治桑的肖邦，也是肖邦的肖邦；是波兰的肖邦，也是世界的肖邦；是浪漫时代的肖邦，也是永恒的肖邦。

“匈奴人后裔”裴多菲：

爱情和革命不能两全，他的死成了一桩悬案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不久离开可爱的妻子，再次投入革命。此后百余年间它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革命诗人裴多菲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提起这首一百多年来在全世界广为传诵的诗篇《自由与爱情》，人们便会想起它的作者——匈牙利诗人裴多菲。

裴多菲·山陀尔(Petogfi Sandor，1823～1849年？)，过去译名为彼得斐，匈牙利伟大的爱国诗人、革命诗人和英雄，也是匈牙利民族文学的奠基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主义者。

早在1907年鲁迅就将裴多菲与拜伦、雪莱、普希金相提并论，赞美他是“桀骜英雄”。鲁迅推崇说“他的擅长之处，自然是在抒情的诗”。欧洲一些文艺评论家称赞裴多菲是“马扎尔的抒情诗王”。他也是深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关切与赞扬的1848年欧洲革命中的英勇斗士。他的诗作被人誉为“是在被奴隶的鲜血浸透了的、肥沃的黑土里生长出来的‘一朵带刺的玫瑰’”，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留下了极其宝贵的文学遗产。他那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今仍广为传诵。

裴多菲出生于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多瑙河畔阿伏德平原上一个匈牙利小城凯雷什，其祖为农民，父亲是一名斯拉夫族屠户，后又开小饭馆，母亲是马扎尔族一名农奴。按照当时法律，他的家庭处在社会最底层。一部分祖先来自中国东汉两晋时期匈奴西迁部落的匈牙利，带有东西两种文化激烈碰撞的特点，在欧洲历史上居于特殊地位。裴多菲就自认为他是匈奴人后裔，并在其民族史诗中吟唱道：“我的光荣的祖先呐，你们如何在那遥远的年代里，从东方，从亚洲高原，从黑海和里海荒凉的盐碱滩，迁徙到水草丰美的多瑙河畔，建立起我们的公国……”

由于长期受到周边民族歧视压迫，匈牙利人近千年来一直擅长用诗歌作为鼓励本民族战斗的号角，近代更是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爱国诗人。17世纪以后匈牙利又一直受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而丧失独立地位，争取自由的起义斗争此起彼伏。生活在这种环境下的裴多菲，少年时代就愿意听老年人讲述民族英雄胡斯领导起义的传说。在小酒店和同伴谈论着当年匈牙利民族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故事，在他幼小的心灵上深深打下了烙印。这种“自由论坛”的氛围也极大地促进了裴多菲语言的发展和进步，很小的时候他就能用匈牙利语和斯洛伐克语自由交谈，拉丁语也有了一定基础。

裴多菲自幼生活坎坷，家庭贫困，而他又学业不顺，成绩一般，但爱读书，爱写诗，作品为同学所传诵。1835年12岁的穷孩子有机会到奥赛德求学，3年时间里他尽显聪明才智，在完成了校方规定的课业外又组织起进步的学生团体，阅读和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和匈牙利古典作家的作品。1838年他写下了自己的处女作讽刺诗《告别》，此诗继承发扬了匈牙利古典诗歌的传统，初步体现了他毕生所一直遵循的诗歌语言大众化的特点。为了生计，他当过兵，做过流浪演员，任过编辑，乘驿车和雪橇浪迹全国，到处夜宿，丰富的社会经历更深化了创作的源泉。

1842年裴多菲创作诗歌《酒徒》以后，正式开始写作生涯，采用民歌体写诗，形式上加以发展，语言上加以提炼，写下了许多优秀诗篇，歌颂大自然的美，草原上的牧羊人，多瑙河畔的渔夫和田野里劳动的男女青年。他认为“只有人民的诗才是真正的诗”。早期作品中有《谷子成熟了》、《我走进厨房》、《傍晚》等50多首诗，被李斯特等作曲家谱曲传唱，已经成了匈牙利的民歌。

1844年裴多菲从故乡来到首都佩斯，担任《佩斯时装报》助理编辑，在诗人弗勒斯马尔蒂的资助下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发表《爱德尔卡坟上的柏叶》、《爱情的珍珠》以及散文《旅行札记》等，奠定了他在匈牙利文学中的地位，并受到德国诗人海涅高度评价，说他“出乎意外的健康和单纯”，“富有自然的声籁，有如一只夜莺”；又因发表讽刺诗《农村的大锤》和革命诗歌《爱国者之歌》、《反对国王》而蜚声诗坛，但遭到资产阶级文学家的恶毒攻击。

此后裴多菲在佩斯研究法国革命史，组成匈牙利第一个作家团体“十人协会”，团结进步作家创办文艺刊物《生活场景》，参加和领导激进青年组织“青年匈牙利”，从事革命活动；并在国内进行长途旅行，用革命诗篇号召匈牙利人民反对奥地利的民族压迫。1846年底他整理诗稿，准备出版诗歌全集，并在自序中写下著名的箴言诗《自由与爱情》，成为诗人走向革命的标志，也是他向革命迈进的誓言。

1847年起裴多菲的诗歌创作已涉及当时政事，如《致十九世纪的诗人》、《以人民的名义》等诗篇，抒发了时代的声音。1848年3月他领导了有学生参加的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反抗奥地利统治者的市民起义，在民族宫前举事，向起义者朗诵政治诗篇《民族之歌》，并写下诗篇《大海沸腾了》、《把国王吊上绞架 》，激励人民为争取民族自由和独立而斗争，被誉为“匈牙利自由的第一个吼声”。在1848这一战火纷飞的年份里，裴多菲写下了多达106首抒情诗。

裴多菲的文学贡献主要是在诗歌创作方面，尤其是抒情诗。他在短暂的一生里，除创作了大量革命诗歌外还写有80多万字的政论、戏剧、小说和散文游记等，这样的高产率在整个欧洲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流传至今的约有1000首抒情诗和8部叙事长诗，且有相当部分是在战火中完成，其中最著名的有《农村的大锤》、《雅诺什勇士》(一译《勇敢的约翰》)和《使徒》等，对匈牙利文学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他的长篇小说《绞吏之绳》深受鲁迅喜爱。他的政论文章揭露了敌人，鼓舞了人民，起过积极的作用。

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特殊的政治气氛下，“裴多菲俱乐部”竟一度成了带有不祥意味的名词，实在是滑稽可笑。

亲密爱人裴多菲

裴多菲

1846年9月8日，在佩斯的一次舞会上，23岁的裴多菲邂逅了伊尔诺茨伯爵的女儿森德莱·尤丽娅。这位身材修长、有着浅蓝色眼睛的18岁美丽姑娘的清纯和率真，使年轻诗人一见倾心；尤丽娅也为裴多菲的才华、人品所打动。两人真心相爱，热烈地拥抱在一起，甜蜜亲吻。

当天裴多菲回去后，激情难以抑制，全身发烫，文思泉涌，很快就给这可人儿写下了第一首情诗《给尤丽娅》：

绯红的脸，绯红的唇，棕色鬈发，棕色眼睛，在你的脸上和眼睛里，上帝啊，蕴涵多少灵魂！

啊，我要征服这灵魂，征服这位热情的姑娘！说吧，姑娘，你说吧，爱情尚未触动你的心。

不呀不！你己爱上我，你爱我，倾心爱慕；这话已是我生命中，唯一的新救世主。

我爱你。我的爱情，这无尽头的急湍，恰似洪水冲毁大地，将我的旧日埋葬。

我不知我从前是什么人，不知我将来成为什么人；我依赖你，我愿是暗影，或者成为明亮的阳光。

你拿主意？……你的目光，已经建造起我的天堂；姑娘呀，且不容许你，捣毁这座幸福的天堂。

啊，我在你面前跪下，并向你伸出我的臂膀：你把我搂在怀抱里吧。姑娘，你倒在我身上。

但是，拥有大量土地庄园的伯爵并不肯把宝贝女儿嫁给裴多菲这样的穷诗人。面对阻力，裴多菲对尤丽娅的情感仍不可抵挡，在半年时间里他接连写出了一首首情诗，如《我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你爱的是春天》、《凄凉的秋风在树林中低语》、《一下子给我二十个吻吧》等。

这些抒情诗中的珍品，这些火热的诗句，这些挚切的爱意，鼓动尤丽娅冲破父亲和家庭的桎梏，在一年后(1847年)同裴多菲走进了婚礼的殿堂。裴多菲在和她生活的3年中竟为她写了120多首诗作。至今，在布达佩斯市中心“3月15日广场”旁边的裴多菲文学博物馆里，还摆着尤丽娅美丽的照片和她穿过的一件橘黄色条纹的连衣裙。

此刻欧洲大地已涌起革命洪流，匈牙利人民起义也如涌动的岩浆。蜜月中的裴多菲，欢乐与忧郁交织。他不愿庸碌地沉溺于私家生活，写下了那首著名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其汉文系“左联五烈士”之一殷夫即白莽亦即徐祖华所译；还有一说认为是他哥哥徐培根所译。)不久离开可爱的妻子，再次投入革命。此后百余年间它一直是激励世界进步青年的动人诗句。

英勇战士裴多菲

裴多菲广场

1848年春，欧洲大陆各国先后爆发革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匈牙利，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已达到白热化程度。裴多菲目睹人民遭受侵略和奴役，大声疾呼：“难道我们要世代相传做奴隶吗？难道我们永远没有自由和平等吗？”诗人开始把理想同革命紧紧连在一起，决心依靠贫苦人民来战斗，并写下一系列语言凝练的小诗作为鼓舞人们走向民族民主革命的号角。

3月14日他与其他起义领导者在佩斯一家咖啡馆里议定起义事项，并通过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十二条》，当晚裴多菲便写下檄文《民族之歌》(“起来，匈牙利人，祖国正在召唤！/是时候了，现在干，还不算太晚！/愿意做自由人呢，还是做奴隶？/你们自己选择吧，就是这个问题！/向匈牙利人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翌日清晨，震惊世界的“佩斯三月起义”开始了，1万多名起义者集中在民族博物馆前，裴多菲当众朗诵了他的这首诗，如号角如战鼓，激励着市民们冒雨游行。起义者呼声雷动，迅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使之成为当时的欧洲革命中心。次年4月匈牙利国会通过了独立宣言，建立共和国。恩格斯曾指出：“匈牙利是从三月革命时起在法律上和实际上都完全废除了农民封建义务的唯一国家。”后来，每年3月15日便成了匈牙利人争取自由斗争的纪念日，当地人称为“裴多菲节”。

面对布达佩斯起义，决心维护欧洲旧有秩序的奥地利皇帝斐迪南，马上联合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34万俄奥联军向着人口仅有500万的匈牙利凶狠地压来。科苏特领导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放战争。

在这民族危难的时刻，裴多菲给最善战的国防军总司令贝姆将军去了一封信：“请让我与您一起去战场，当然，我仍将竭力用我的笔为祖国服务……”1848年9月裴多菲加入了革命军队，投身匈牙利民族独立战争。次年1月，他作为贝姆的少校副官同俄奥联军英勇奋战。他写诗的同时，又直接拿起武器参加战斗，冲杀在枪林弹雨里。

1849年夏，匈牙利革命军在强敌压迫下战至最后时刻，他们虽然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而战败。7月裴多菲在战场上创作了生命中最后一首诗歌《恐怖的时刻》。31日晨，贝姆将军将还能战斗的300人组成了一支骑兵队，在战斗打响前又特意叮嘱他留下。诗人却违背将军的命令，跟在骑兵队后面出发了。在瑟什堡大血战中，这些英勇的匈牙利战士与数倍的敌人胶着在一起，很快便被淹没和融化了。

身材削瘦、年仅26岁的诗人，也被两名凶悍的俄国哥萨克骑兵前后围住。一柄弯刀凶狠地向他劈来，诗人闪身躲开，但同时另一把尖利的长矛已刺进他的胸膛，诗人痛苦地倒下了……

裴多菲死亡之谜

此后数十年里，关于裴多菲的是否阵亡，众说纷纭，扑朔迷离。

多数学者认为他已为国捐躯，牺牲在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的瑟什堡战场上，尸体埋葬在1050名英烈的大坟冢中。其身后留下22岁的妻子尤丽娅和1岁半的幼子。

1930年有人在维也纳档案馆发现了一份当年奥地利军队一名联络官写的证明材料，说他在瑟什堡战役后在战场上看到一具身穿黑衣的尸体，根据相貌、胡须和佩戴的勋章，可以断定死者就是裴多菲。

但是也有很多匈牙利人民始终不愿相信他们的民族英雄、爱国诗人已不在人世，他只是失踪了而已，于是传说不断出现：有人说曾在一个农民家里看见过他；有人称自己被俄军俘后在俄国见过他。匈牙利议会还专门进行了调查。但令人失望的是，这个“目睹者”既没当过兵，更未被俘虏过。

据1989年8月路透社报道，也就是裴多菲上战场后140年，由匈牙利私营企业家莫尔毛伊·费伦茨资助的考察团，上个月在前苏联西伯利亚的巴尔古津公墓里找到了裴多菲的遗骨。

当时苏联正推行戈尔巴乔夫的“公开化”，许多历史档案已公开，考察队竟在1849年的被俘名单中找到了裴多菲的名字。后经一个80多岁的莫斯科老人指点，他们在贝加尔湖以南四五十公里的巴尔古津村(这里也是当年中国西汉苏武牧羊的地方，交通闭塞，贫穷落后，大半年风雪交加、天寒地冻)，经当地政府同意，他们挖掘了21座古墓，其中一座墓主的头骨被专家认定就是裴多菲的遗骸。因为诗人生前头颅形状很特殊，并长着很显眼的虎牙；且当地居民一百多年来一直传说这里埋葬着一位“匈牙利诗人”。

这个由美国、苏联、匈牙利人类学家组成的20人考察团指出，裴多菲在1849年被沙俄俘虏，解送西伯利亚，在那里定居，娶妻生子，至今还有后代。1856年他死于血毒症，终年33岁。

消息一出，不但匈牙利举国哗然，而且全欧震动。匈牙利政府对此十分冷淡，学术界指责考察队的结论是“无稽之谈”。为考察出资的莫尔毛伊备受责难，还多次遭到不明身份人的毒打。

裴多菲诗选的译者兴万生曾于1991年6月1日至30日专程来到匈牙利造访裴多菲博物馆，请教了多位专家。彼等表示这纯粹是场闹剧。因为经过鉴定，挖掘出来的骸骨从骨盆判断并非男性而是女性。“一场闹剧终于落下了幕。”兴万生如是说。这不但是他的愿望，全世界亿万裴多菲的读者想必皆同此心。

但是，1999年2月《人民日报》上又发表了一篇文章《裴多菲之谜》(作者黄尚英)，此文对上述事件进一步说明，1989年7月国际考察团宣布，不但找到了裴多菲之墓，并确认墓中有骨灰盒。此文还指出，裴多菲被俘到西伯利亚，随遇而安，后来与当地邮局局长之女结婚，并当上了赤塔的警长，其孙为沙俄骑兵队中校。裴多菲死后，墓上的十字架刻有ASP字样，即亚历山大·山陀尔·彼得罗维奇的缩写。

1996年4月斯洛伐克的《共和国报》指出，裴多菲其实是斯洛伐克人，其祖父和父母皆然，姓彼得罗维奇，1820年前后南迁匈牙利。裴多菲出道后，遵照官方的民族同化政策，将姓名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改为山道尔·裴多菲。被俘后他重新起用原名，直到死去。

2000年春匈牙利媒体又风传一则新闻：一位文史学家声称在西伯利亚一个小村落里发现了裴多菲的坟墓和遗骨，墓碑上的死亡日期要比历史上记载的“在战役中失踪”的日期晚20几年！喜欢起哄的美国科学家闻风而动，立即向匈政府索要诗人后代的基因资料，愿意代做科学验证，但是遭到匈方拒绝。因为裴多菲在今天不单单是一位历史人物，更是匈牙利民族的精神化身，没有一个匈牙利人愿意冒哪怕万分之一风险将神话打破。

裴多菲无论是战死疆场还是被俘后屈辱而死，他都是真英雄，大英雄！因为他尽了一个伟大的爱国诗人、一个英勇战士的“天职”！裴多菲是不死的，他活在匈牙利的山水之间，活在热爱他的人民之间，活在他永存历史的诗篇之中！

被性欲煎熬的文豪托尔斯泰：

曾出入妓院，勾引农妇，终生婚姻很糟糕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永远的托尔斯泰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1910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三大部头”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他以自己一生的辛勤创作，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高峰。他还以自己有力的笔触和卓越的艺术技巧，精心创作了“世界文学中第一流的作品”，被公认是全世界的文学泰斗。

托尔斯泰的思想中充满着矛盾，这种矛盾正是俄国社会错综复杂的矛盾反映，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贵族知识分子在寻求新生活时，清醒与软弱、奋斗与彷徨、呼喊与苦闷的生动写照。托翁的作品中纵然有反动的、空想的东西，但仍不失为世界进步人类的骄傲。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高尔基曾言：“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托尔斯泰出生于距莫斯科不远的图拉省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庄园(俄语意思“明媚的林中空地”，今属图拉省晓金区)。庄园占地380公顷，树木成荫，风景优美，有森林、河流、湖泊、草地等，光苹果园就有30多公顷。这里被人们称为托翁的“摇篮和坟墓”，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之一。

托尔斯泰家是历史悠久的名门贵族，其谱系可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父亲尼古拉伯爵曾参加过1812年卫国战争，以中校衔退役。母亲尼古拉耶夫娜是沃尔康斯基公爵之女。他一岁半丧母，9岁丧父。1841年其监护人姑母去世后，改由住在喀山的另一姑母监护。于是全家迁到喀山。

托尔斯泰自幼接受典型的贵族家庭教育。1844年考入喀山大学东方系，攻读土耳其语、阿拉伯语，准备当外交官。期终考试不及格，次年转到法律系。他不专心学业，迷恋社交生活，同时却对哲学尤其是道德哲学发生兴趣，喜爱卢梭的学说及其为人，并广泛阅读文学作品；受到卢梭、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影响。在大学时代，他已注意到平民出身同学的优越性。1847年退学，回到波利亚纳。这是他母亲的陪嫁产业，在兄弟析产时归他所有，他的曲折、漫长一生，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里度过。

回到庄园后，他企图改善农民生活，还给他们送茅草，因得不到信任而中止。1849年曾到彼得堡应法学士考试，只考了两门课就突然回家。是年秋为农民子弟兴办学校。11月起名义上在图拉省行政管理局任职，次年被提升为14品文官，实际上却周旋于亲友和上流社会之间，甚至还欠下一大笔赌债。

但他渐渐对这种生活和环境感到厌倦，1851年随同服军役的长兄尼古拉赴高加索，开始暗自创作；以志愿兵身份参加袭击山民的战役，后作为“四等炮兵下士”在高加索部队服役两年半。虽表现优异，但也有赖亲戚提携才晋升为准尉。1854年加入多瑙河部队。沙俄与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开始后，自愿调赴塞瓦斯托波尔，曾在最危险的第四号棱堡任炮兵连长，并于次年参加了这个城市著名的最后防御战，英勇善战，屡建战功。在各次战役中，看到平民出身的军官和士兵的英勇精神和优秀品质，加强了他对普通人民的同情和对农奴制的批判态度。

1855年托尔斯泰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作为知名新作家受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等人欢迎，并逐渐结识冈察洛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作家和批评家。其发表于著名的《现代人》杂志的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少年》和《青年》，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自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在彼得堡，托尔斯泰以不谙世故和放荡不羁而被视为怪人，因为他重新投入娱乐圈子，酗酒好赌，浪费天才；他不喜爱荷马、莎士比亚也使大家惊异。不久，他同车尔尼雪夫斯基相识，但不同意后者的文学见解。当时德鲁日宁等人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优美艺术”，反对“教诲艺术”实即暴露文学。托翁倾向于德鲁日宁的观点，但又认为任何艺术不能脱离社会生活。1859年他同《现代人》杂志决裂，1861年又与屠格涅夫开始长达17年的疏远。

1857年托尔斯泰出国，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游历，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但找不到消灭社会罪恶的途径，只好呼吁人们按照“永恒的宗教真理”生活。这些观点反映在其短篇小说《琉森》之中；后又创作了探讨生与死、痛苦与幸福等问题的《三死》、《家庭幸福》。

1860年因长兄尼古拉逝世，托尔斯泰更加深了悲观情绪，1859至1862年间几乎中辍创作。

1860—1861年，为考察欧洲教育，他再度出国，结识赫尔岑、普鲁东，听狄更斯演讲。他认为俄国应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自己的理想社会；农民是最高道德理想的化身，贵族应走向“平民化”。

1962年，托尔斯泰新婚后，革命形势逐渐转入低潮。他也逐渐克服了思想上的危机，脱离社交，安居庄园，购置产业，过着俭朴、宁静、和睦而幸福的生活。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第一个里程碑。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罗曼·罗兰说，《战争与和平》“是我们的时代最伟大的史诗，是近代的《伊利亚特》”。

托尔斯泰心灵的宁静与和谐并没保持多久。1869年他因事途经阿尔扎马斯，深夜在旅馆中突然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和恐怖，这就是所谓“阿尔扎马斯的恐怖”。在此前后，他在致友人书信里也谈到了自己近来等待死亡的阴郁心情。他研读各种哲学和宗教书籍，不能找到答案。他甚至藏起绳子，不带猎枪，生怕为了求得解脱而自杀。

1873～1877年，经12次修改，托尔斯泰完成了其第二部里程碑式长篇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反映普通家庭婚姻问题，擅长心理刻画、文字细腻华美的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分推崇，称“《安娜·卡列尼娜》是欧洲文坛上没有任何一部作品可以与之相媲美的、白璧无瑕的艺术珍品。作者本人是空前绝后的艺术大师”。

70年代末，托尔斯泰的世界观发生巨变，写成《忏悔录》，广泛阐述自己思想转变的过程，对富裕而有教养的阶级的生活及其基础──土地私有制表示强烈否定，对国家和教会进行猛烈抨击；然而，他却反对暴力革命，宣扬基督教的博爱和自我修身，要从宗教、伦理中寻求解决社会矛盾的道路。

从此，托尔斯泰厌弃自己及周围的贵族生活，不时从事体力劳动，自己耕地、缝鞋，为农民盖房子，摒绝奢侈，持斋吃素。他也改变了文艺观，指斥自己过去的艺术作品包括《战争与和平》等巨著为“老爷式的游戏”(陀斯妥耶夫斯基也曾这么说)；并把创作重点转移到论文和政论上去，以直接宣传自己的社会、哲学、宗教观点，揭露地主资产阶级社会的各种罪恶；同时从事广泛的社会活动。

1881全家迁居莫斯科，他访问了贫民窟；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1年声明放弃1881年后自己作品的版权；并多次组织赈灾；1898年决定将稿费资助受官方教会迫害的杜霍包尔教徒移居加拿大。

1889～1899年，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复活》是其长期思想、艺术探索的总结，也是对俄国社会批判最全面、深刻、有力的一部著作，成为世界文学不朽名著之一。

从90年代中期开始，托尔斯泰增强了对社会现实的批判态度，对自己宣传的博爱和不抗恶思想也常常感到怀疑。沙皇政府早就企图将他监禁或流放，但慑于他的声望和社会舆论而中止；《复活》发表后，当局指责他反对上帝，不信来世，于1901年借机革除了他的教籍。

1901年，托尔斯泰强烈抗议沙皇政府镇压学生运动；次年致函尼古拉二世，要求给人民自由并废除土地私有制；1904年撰文反对日俄战争。他同情革命者，也曾对革命的到来表示欢迎，但却不了解并回避1905年革命。而在革命失败后，他又反对沙皇政府残酷杀害革命者。

托翁在世界观激变后，于1882年和1884年曾一再想离家出走。他的信徒托尔斯泰主义者和他的夫人之间的纠纷，更使他深以为苦。他晚年力求过简朴的平民生活。1910年10月从波利亚纳家中秘密出走，途中患上肺炎，11月20日病逝于一个小车站阿斯塔波沃(今列夫·托尔斯泰镇)。

遵照他的遗言，遗体安葬在波利亚纳的森林中，坟上没有立墓碑和十字架。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曾充满感情地赞许托翁的墓地，说那是“人间最美的、感人至深的、最温暖的坟墓”。

据说托尔斯泰5岁时，大哥尼古拉告诉他一个秘密，说只要把这个秘密解开，世界上就不再有贫穷、疾病和仇恨。他又说这个秘密已写在一根小绿棒上，绿棒就埋在小山涧旁的路边。这个小绿棒的故事令小托尔斯泰神往不已，找寻绿棒是他年幼时最热衷的冒险游戏。托翁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传说中的绿棒，死后也是被安葬在这片树林里。

早期的性爱迷狂

托尔斯泰的一生是辉煌的、伟大的，但也是复杂的、孤苦的；包括他的生活、创作和思想、情感。

托尔斯泰多情而软弱，自负而彷徨，无私而自相矛盾。他终生性欲高亢，沉溺于床事之欢，即使在中年皈依后，依然在禁欲与欲望之中挣扎。“我不跟你一起睡觉，无法激起创作灵感……”

托尔斯泰对自己的性欲和性满足有着非常强烈的负罪感。然而在这方面，他的自我谴责也奇怪地有所选择，甚至在纵容自己。托翁认为自已有很强的性欲，他在日记中写道：“必须有一个女人，色欲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可怕的情欲是人体的一种疾病。”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告诉传记作者阿尔默·莫德，自己的欲望太强烈了，以至于他不能没有性生活，直到81岁为止。

青年时期，与女性交往总让他感到非常羞涩，因此他常去妓院；但那地方令他厌恶，并给他带来了通常的结果。他写于1847年的一则日记记录着他因“从通常的渠道染上了淋病”正被迫接受治疗。1852年他在给哥哥的信中提到另一次染病的情况：“性病是治好了，但是水银的副作用让我遭受了说不出的痛苦。”可他仍继续光顾妓院，除了妓女，还有吉普赛女郎、高加索姑娘、当地的少女，以及可以得到的任何俄罗斯乡村姑娘。

其日记的基调是不变的自我谴责，并掺杂着对女性的憎恶：“好像是玫瑰色的什么东西……我打开后门，她进来了。现在看到她我就无法忍受，如此淫荡，可耻，可恨，(她)使我违背了我的准则。”“女人把我引入歧途。”接下来的一天，他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女佣们妨碍了我”。1856年4月的某天，从妓院回来后，他在日记中写道：“太可怕了，但这绝对是最后一次。”1856年另一篇日记写道：“令人作呕。女人。愚蠢的音乐，女人，冲动，雪茄烟雾，女人，女人，女人。”

1856年，屠格涅夫的一段记录让后人从另—侧面了解托尔斯泰。当时，他正把屠翁的住所当旅馆一样住着。“整个晚上都在喝酒比赛，与吉普赛人打牌，然后像死人一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两点。”

当托尔斯泰住在农村、尤其是住在自己庄园里时，他开始物色漂亮的农奴姑娘。就他而言，这也会激起比单纯的情欲更多的东西。若干年后，他写到波利亚纳时说：“我记得在那儿度过的许多个夜晚和年轻美丽的杜尼亚莎……她那强健的、充满女性魅力的身体。”

1856年托尔斯泰去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是逃避来自美丽的女奴杜尼亚莎的诱惑。他知道，他的父亲也曾有过类似的事情。杜尼亚莎后来生下一个男孩，这男孩只是被当做庄园里一名管理马厩的男奴；后来由于行为不端，被降级为守林人。

1856年夏至1857年冬，托尔斯泰曾一度倾心于邻近的可爱的乡村姑娘瓦·弗·阿尔谢尼耶娃，一个21岁的孤儿；此后又为婚事作了多次努力，但都没有成功。她幸运地逃脱了他的追逐。此事反映在他的小说《家庭幸福》里，但也表现了他当时逃避现实、追求与世隔绝的家庭“幸福小天地”的幻想。

托尔斯泰从欧洲回来后，仍然不能控制自己把手伸向女人，尤其是已婚农妇阿克辛雅。1858年5月，他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在古老的大树林里，我是—个傻瓜，一头野兽。她那古铜色的皮肤和她的眼睛。我爱上了她，这是我一生中从未有过的事、头脑中再没有别的东西。那个姑娘‘很整洁，而且相貌不难看，有着黑亮的眼睛和低沉的嗓音、充溢着新鲜而健康的气息，丰满的胸部在围裙之上高高耸起’。”

可能在1859年7月，阿克辛雅生了—个儿子，名叫季莫费·巴济金。托尔斯泰把她带回家中做仆人；而且曾有一段时期，允许那个小男孩待在母亲身边。然而，像易卜生还有他自己父亲一样，他从未承认过那个男孩是他的孩子，也从未给过他丝毫关心。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曾一度公开鼓吹教育农民是完全必要的，并亲自在其庄园里为农民的孩子办学校；但他并未做任何事情让他的私生子学会如何读书和写字。也许，他是担心日后的继承权要求。他似乎并无怜悯之心，从不考虑非婚生子女的各种权利。

而屠格涅夫不仅承认自己的私生女，且想方设法以恰当方式把她教养成人。托尔斯泰对此心怀怨恨，也许是因为屠翁的做法反衬出他自己的行为。

有一次，托尔斯泰含沙射影地提到她的身世，言辞间侮辱了那个可怜的姑娘，从而引起一场他与屠格涅夫的激烈争吵，而且差一点以决斗的方式了结。

托尔斯泰知道，引诱村妇、经常出入妓院都是有罪的行为，并为这些罪过而自责。然而他往往更多地责怪妇女，她们都是夏娃，是诱人的妖妇。

实际上，毋庸讳言，尽管他一生在生理上需要女人并利用了她们，但他并不信任她们，讨厌甚至憎恨她们。从某些方面看，他认为女性性征是令人憎恶的。晚年时他这样说道：“看到一个裸露着胸脯的女人总是让我恶心，甚至我年轻时就有这种感觉。”

从天性来说，托尔斯泰是挑剔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说他自己的性欲让他烦躁不安，那么这发生在别人身上，就会激起他最强烈的反感。

1857年在巴黎时，有段时间，他对女性的追逐达到了高峰。他写道：“我所下榻的带家具的公寓里居住着36户家庭，其中19户是非法的。这真让人作呕。”

耽于色欲就是堕落，而女人则是堕落的根源。1847年6月，当时托尔斯泰才19岁，他写道：“现在，我要给自己制定以下规则，把女人的陪伴看做是无法避免的社会罪恶，要尽可能避开她们：谁是我们身上淫荡、放纵以及其他一切恶习的根源，难道不是女人？谁应当为我们所丧失的勇敢、坚定、理智、公正等天性中的美德承担责任，难道不是女人？”

真正令人沮丧的是，托尔斯泰至死都保持着这些幼稚的、某些方面具有东方色彩的妇女观。与他描述安娜·卡列宁娜时所下的功夫相比，在现实生活中，他似乎从不曾打算认真、深入地考察和理解女性的心灵。他从不承认妇女能成为严肃、成熟和有道德的人。

1898年，70岁的托尔斯泰写道：“一般说来，(女性)都是愚笨的，但是当她为魔鬼服务时，魔鬼会借给她头脑。然后，为了干出什么肮脏的事情来，她能奇迹般地思考，而且眼光长远，意志坚定。”

不幸的婚姻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则各有不同。”这是小说《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一句。但不幸的是，这位文豪的家庭生活正是这多种不幸中的一种。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希勒在研究托尔斯泰和他的妻子索尼亚的日记，及托翁子女写给他的《回忆录》的丰富原始资料后，于1993年写出了揭示托翁婚姻失败原因的专著《爱与恨》。

1862年9月，托尔斯泰同沙皇御医、八品文官别尔斯的女儿索菲亚·安德列耶夫娜结婚。那年，托翁34岁，已度过了放荡的青年期，作为婚配对象，当时他并没有多少资本，一介赌徒，且具有“最平庸的丑陋而粗俗的相貌”；而索菲亚还只有17岁，虽姿色平常，个子矮小，但正当韶华，聪明热情，对爱情充满美妙的狂想。两人曾经度过了一段和睦幸福的生活。

托尔斯泰在给她的求婚信中写道：“我再也无法忍耐下去了。接连3个星期，每天我都对自己说：今天我一定要说出一切。然而我依然怀着惆怅、悔恨、恐惧和幸福的心情离开了。每天夜里，我都和今天一样，总是痛苦地对自己说：我为什么没说呢？我该怎样说，又说些什么呢？

“……假如一个月前有人对我说，一个人会像我现在这样痛苦，我会笑死的。但我现在却正是在为幸福而痛苦着。诚实的人，告诉我，您是否愿做我的妻子？只要是出自内心，您可以大胆地说，‘可以。’倘若您对自己还有丝毫的怀疑，那就说‘不行’好了。

“……听到‘不行’，对我说来是可怕的，我能预见到这一点。但我会找到经受这一切的力量。倘若我做您的丈夫，而您又不能像我爱您那样地爱我，那才更加可怕。”

从这封信中人们知道，当时索菲亚还写过一部中篇小说，说明她是有一定文学才能的。

在托尔斯泰一生中，他的夫人不仅操持家务，生育子女，掌管庄园，治理产业，使其财产收入较前增加4倍，一切都井井有条，婚姻前期大部分时光还是挺美好的，这使得托翁可以将全部时间用于文学作品的精雕细刻，给人类留下了大量传世之作；而且每夜挑灯，不厌其烦地为他誊清和保存文稿，例如《战争与和平》就抄过多次。他们前后育有13个孩子，并加3次流产。

但两人的教育、观念、文化水平差距甚大。而托翁本人又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平时不愿和妻子交流、相处；且不够细心、体贴——他喜欢散步，却不愿陪妻子散步，更不屑于和她聊天；但妻子和别的男人聊天时，他又愤怒、嫉妒。每次托尔斯泰生病，索尼亚都是悉心照料，有一次连续9个月护理在床边；但妻子得病，做丈夫的他却不闻不问。

夫妻之间缺乏交流，使得婚姻生活每况愈下。高尔基说托尔斯泰“非常喜欢谈论女人，但总是带着俄国农民的粗野口气……他对女人的态度是一种顽固的敌意。他最喜欢做的事情莫过于惩罚她们。……这是一个男人对没有得到他应有的幸福而进行的报复”。

大女儿塔妮娅劝她妈妈：“你无微不至地关心他的物质生活，但是你却忽略了他更珍视的东西。如果你同样关心他的精神生活，他会是多么感动，会百倍地报答你的付出。”

索菲亚则未能摆脱世俗偏见，过多为家庭和子女利益着想，不能理解世界观激变后托尔斯泰的思想；而且虚荣，嫉妒心强，刚烈且又神经质。夫妻的不和造成家庭悲剧。两人时常争吵度日，活在地狱般的婚姻里。索菲亚说：“他爱我，但只在夜里，从来不在白天。”她抱怨：“不会有人知道他从来不曾想过要让他的妻子休息片刻，或给生病的孩子倒一杯水！”“我什么都不要，只要他的爱和同情，但他不愿给我。我所有的自尊都被践踏在泥淖里了。我只是一只被压扁了的可怜虫，没有人需要，也没有人爱护，一个挺着大肚子、不断因怀孕而呕吐的无用东西。”

这些情节如果不是他的子女亲笔录，谁也不会相信是写出《复活》等宣扬人性作品的世界级大文豪的所作所为。托尔斯泰不爱索尼亚吗？他的日记里也不乏对妻子充满激情的爱的宣言。但通读全书，人们感觉到他的爱是抽象、苛刻的头脑的爱；而非具体、宽宏的心灵的爱。

托翁的一个特点，认为保守秘密尤其是那些有关性生活的秘密是有害的。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公开”，每一个潘多拉盒子的盖子都必须揭开，丈夫与妻子应该相互告诉对方“所有的一切”。他将记录自己年轻时代行为的日记都交给了妻子，内容记载他婚前曾经赌博、酗酒、乱交，找妓女，甚至感染性病；还与庄园女工阿克辛雅疯狂相爱，陷入情欲，生了一个私生子，种种性生活的细节要言不烦。

这让索菲亚大为恐惧、光火。她在日记中写道：“我真想烧了他的日记和他的过去。”“我梦见了一个巨大的花园，……我抓起她的孩子，撕扯起来。我扯下了他的头颅和双腿——我像疯子一样。”她学安娜·卡列尼娜那样去“卧轨”，甚至服毒自杀，闹得全家不得安宁。她自己也承认：“总有一天我会嫉妒得自杀。”

托翁于是更厌恶这场婚姻。他在日记中写道：索菲亚“成了我痛苦的根源”。“我不知道如何解决这种疯狂，我看不见任何出路。”

其实，托尔斯泰自从和她结合后的48年里，从未有过一次婚外情，虽然他的大名吸引了无数女性崇拜者；即便这样，妻子还是“吃醋”，而且醋意十足，自始至终。时隔40年后，当索尼亚65岁时，仍对阿克辛雅(已80岁)耿耿于怀。她甚至嫉妒自己最喜欢的妹妹，因为妹妹曾和托翁一起到林中打猎。

托尔斯泰后半生几乎不和任何女性来往，但他和男人的交往也让索菲亚嫉妒。他只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这更刺激了索尼亚敏感的神经，她想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式来制服丈夫，结果却适得其反。

真是两个相互折磨的人！索尼亚的日记上经常有“卧床一天，茶饭不思，几乎流了一天泪”的字句；托尔斯泰的日记上则是“睡眠糟糕，非常少。又跟往常一样激动和生气。十分压抑，我一直想哭。”写出《战争与和平》的文豪家里，只有“战争”没有“和平”。

托尔斯泰晚年激进的思想，让夫妻之间产生了更大的隔膜。他憎恨私有财产，同情农民，甚至准备放弃财产和著作版权，过简朴生活，而与妻子发生龃龉。(但他却一直读书写作，致死过着贵族生活；他皈依基督教后宣称要完全戒除淫欲，却一再使妻子怀孕。因此连他哥哥也认为弟弟虚伪，言行不一。)

索菲亚既不理解，更完全不能接受，认为是“整套哲学牵强附会、矫揉造作，完全建筑在虚荣心、名利欲和出风头的基础上。”

晚年的妻子，对丈夫的“败家”举动痛心疾首，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产业，惟恐被丈夫“贡献”了出去。由于担心托尔斯泰日记中有不利她的内容，发表后让自己蒙受羞辱，索菲亚甚至又以服毒和投河来要挟丈夫。而名为托翁信徒、实为伪君子切特科夫的出现，更加剧了他们的家庭争斗。她终于成了一个歇斯底里、精神失常的女人。

争吵与自杀，妒忌与发作，家庭成了不幸的地狱，他们创造了历史上最糟糕(也是记录最完备的)婚姻之一。天才作家托尔斯泰愿把博爱献给全人类，却唯独仇恨了他的妻子。他日渐在家庭纠葛中耗尽精力，疲惫绝望，出走的愿望一次次在脑中酝酿：“像一个印度信徒那样出走！”

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弥留之际，全球各地记者云集这个小车站，他的所有子女也都来到膝下，但托翁临死也不想见妻子一面，可谓悲惨至极。威廉·夏伊勒感叹道：“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天独厚，惟独不具备相互理解的能力。”

至今，在波利亚纳的餐厅内、客厅里，人们仿佛还在揣测着托翁与共同生活了半个世纪的妻子从恩爱到争吵的场景……

终生“钻石王老五”诺贝尔：

诺贝尔奖不设数学项与女人有关？

诺贝尔在巴黎邂逅了一位法国姑娘，并向她倾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相貌难看、动作笨拙、前途渺茫、意志消沉，担心别人会瞧不起他。那女郎非但没有小瞧他，反而一再鼓励他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曾极大地激励了诺贝尔，令他对那女郎产生了恋情。他们之后约会了多次，每次会面都给诺贝尔带来无穷的愉悦。但不久那位姑娘却断绝了与他的来往，这令诺贝尔伤感了许久。

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Alfred Bernhard Nobel，1833～1896年)，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和实业家，世界著名的“炸药大王”，诺贝尔奖金创立人。他一生在死神的威胁下为人类向大自然索取动力，共有各类炸药及人造丝等发明数百项，获355项专利，在世界化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884年加入瑞典皇家科学会、伦敦皇家学会和巴黎土木工程师学会。曾获得瑞典国王颁发的科学勋章和法国大勋章。

诺贝尔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兄弟3人，他居中。他从小体弱多病，但意志顽强，不甘落后。母亲娅赛是发现淋巴系统(1653年)的著名博物学家奥洛夫·鲁德伯克的后裔，一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性格爽朗，聪明善良，乐观而又有自信心，经常带孩子从事劳动。父亲伊曼纽尔·诺贝尔是位发明家，在俄国圣彼得堡拥有大型机械工厂，1840—1859年在俄国从事大规模水雷生产，这些水雷及其他武器曾用于克里米亚战争。他还发明了家用取暖的锅炉系统，设计了一种制造木轮的机器、大锻锤，并改造了工厂设备。1853年沙皇尼古拉一世破例授予他勋章。

诺贝尔始终受到父亲巨大的影响，从他那里学习了工程学基础，也像他一样具有发明才能。他们一家于1842年离开斯德哥尔摩，同当时正在圣彼得堡的父亲团聚。诺贝尔终生未读过大学，从小主要受家庭教师教育，16岁就成了有能力的化学家，能流利地说英、法、德、俄、瑞典等国语言。1850年他离开俄国赴巴黎学习化学，一年后又赴美国在J·埃里克森(铁甲舰“蒙尼陀”号的建造者)的指导下工作了4年。返回圣彼得堡后，他在父亲的工厂里工作，直到1859年该厂破产为止。

重返瑞典以后，诺贝尔和父亲等人在斯德哥尔摩市郊海伦坡建立试验室，首次研制出解决炸药引爆的雷酸汞管，并开始制造由意大利人苏伯莱罗在1847年发明的液体炸药硝化甘油。当然他们受到的家庭和社会压力很大，但百折不挠的诺贝尔还是坚持了下来。在这种炸药投产后不久的1864年，工厂发生爆炸，诺贝尔最小的弟弟埃米尔和另外4人被炸死。由于太过危险，瑞典政府禁止重建这座工厂。被认为是“科学疯子”的诺贝尔，只好在马拉湖里的一只船上进行实验，寻求减小搬动硝化甘油时发生危险的方法。1865年他在温特维根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硝化甘油工厂。

他经过反复的试验后，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硝化甘油可以被干燥的硅藻土所吸附；这种混合物可以安全运输，并据此于1867年制造了安全炸药。上述发现使他得以改进黄色炸药和必要的雷管，成为以后诺贝尔国际性工业集团的基石。黄色炸药在英国和美国取得专利后，诺贝尔进而实验并研制成一种威力更大的同一类型的炸药爆炸胶，于1876年取得专利。大约10年后，他又研制出了最早的硝化甘油无烟火药、弹道炸药。直到今天，在军事工业中普遍使用的火药都属于这一类型。他曾要求弹道炸药的专利权要包括柯达炸药，但遭到法庭否决。

诺贝尔在全世界都有炸药制造业的股份，建造了大型托拉斯，包括至少11个特大工厂，这是现代跨国公司的先驱；加上他在俄国巴库油田的产权，所拥有的财富是巨大的，因此他不得不在世界各地不停地奔波。诺贝尔本质上是一位和平主义者，希望自己发明的破坏性炸药有助于消灭战争，但他对人类和国家的看法又是悲观主义的。

诺贝尔在巴黎工作和生活期间，流传着不少有关他的轶闻趣事。有一次，他聘用作为厨娘的一个法国姑娘要辞职回去结婚，诺贝尔问她要他送点什么结婚礼物。这位聪明而机灵的法国姑娘提出：别的什么都不要，只想要“诺贝尔先生本人一天所挣的钱”。这个请求可难倒了诺贝尔，因为他也不知道自己一天究竟能挣多少钱。然而，诺贝尔是个答应了的事就一定要办的人，于是他经过几天计算之后，算出自己一天大概能挣4万法郎，也就把4万法郎作为结婚礼物赠给了那位姑娘。据说这笔钱在当时的价值，仅靠它的利息就可以让她舒心地过上一辈子。

1890年，由于受法国人迫害，诺贝尔不得不离开居住了18年之久的巴黎，搬到意大利圣利摩的米欧尼德庄园，在当地创立研究所，最后终老于此。

除了炸药发明，诺贝尔知识丰富，兴趣广泛，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他对电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生理学都相当了解，时常把自己的研究和其他学科联系起来加以思索。晚年他还做过人造丝和人造橡胶的试验。

诺贝尔对文学有长期的爱好，文学与科学是他毕生的两大精神支柱。他喜欢文学名著，特别钟爱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青年时代曾用英文写过一些诗，如自传体长诗《一则谜语》，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我只知道专心读书探索大自然，吸取渊博而浩瀚的知识宝泉。”后人还在其遗稿中发现了他写的一部小说的开端，笔调清新，词句优美，独具一格。鲜为人知的是，诺贝尔同时也是位剧作家。但是一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时候，其唯一的一部剧作《复仇的女神》才得以付印。可惜的是，他的作品被认为是“诽谤滋事、亵渎神明”，一迨诺贝尔过世就几乎全都被销毁了，只有区区3份得以幸存。一直到2003年首部幸存版才在瑞典出版。除了世界语外，这部戏剧还没有被翻译成其它语言，包括英语。

诺贝尔对各种人道主义和科学的慈善事业捐款均十分慷慨；他把大部分财产都交付给了信托，其1895年的遗嘱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确定死后将其920万美元遗产作为基金，以年息(当时为每年20万美元)设立了后来成为国际最高荣誉的奖金——诺贝尔奖金。

诺贝尔晚年得了心绞痛和心脏病，并且非常严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医生建议他服用硝化甘油，他却不予理睬直到去世。诺贝尔逝世于意大利的圣利摩。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忍受着疾病的折磨，却为全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他生前有两句名言：“我更关心生者的肚皮，而不是以纪念碑的形式对死者的缅怀”。“我看不出我应得到任何荣誉，我对此也没有兴趣。”他的墓地非常朴素，每一个知道他的人站在这里，都会感到一种心灵的震撼。

诺贝尔的爱情

诺贝尔曾经情人苏特纳夫人

诺贝尔一生未婚，没有子女，甚至没有固定住所。他曾说过：“我在哪里工作，哪里就是我的家。”但他又是位世界级的大富翁，所以堪称终生“钻石王老五”了。在其生前与身后，人们对他常有欧洲“最富有的流浪汉”之说。

诺贝尔事业兴旺，情场失意。他的爱情是悲剧，曾经至少有4个女性进入他的生活，但一个早逝，一个拒绝，一个衷情他人，一个无知而负心，结果都失败了。有人说这是因为他骨子里极浓的自卑情结。

青年时代的那次欧美之旅(1852年他19岁)，情窦初开的诺贝尔曾与一位在药房工作的瑞典姑娘有过短暂的热恋，他把自己炽热的情感都献给了他。不幸的是，正当他们对未来充满幸福的憧憬时，那位姑娘不久便猝然病逝了。突如其来的噩耗给诺贝尔的心灵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他只得怀着悲痛的心情回到了圣彼得堡，郁郁多日。

几年后诺贝尔在巴黎邂逅了一位法国姑娘，并向她倾诉了自己所有的烦恼：相貌难看、动作笨拙、前途渺茫、意志消沉，担心别人会瞧不起他。那女郎非但没有小瞧他，反而一再鼓励他要对未来充满信心。这曾极大地激励了诺贝尔，令他对那女郎产生了恋情。他们之后约会了多次，每次会面都给诺贝尔带来无穷的愉悦。但不久那位姑娘却断绝了与他的来往，这令诺贝尔伤感了许久。失恋的他写诗道：“芸芸众生的欢愉我不再分享，美人的青睐，多情的泪水不再使我动情。”

在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诺贝尔再也无心移情别的女性。他因发明炸药而声誉鹊起、财富积聚，而在生活上、精神上却仍孓然一身。直到1876年43岁时，他终于鼓起勇气，刊出了一则措词相当含蓄的广告：“一位十分富有且受过高等教育、渐近老年的男士欲寻找一位中年女性，条件是能讲多种语言、能胜任秘书业务、能承担家务劳动。”

不久，奥地利大元帅弗兰兹·金斯基伯爵之女贝尔塔(1843～1914年，昵称伯莎，其实就是著名的苏特纳夫人，著有长篇小说《放下武器》，1905年成为第一个女性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来巴黎应聘。诺贝尔对气质卓然不凡、作风干练利落的她一见倾心，无奈伯莎已心有所属，很快便匆匆离去，另嫁他人。这两人虽无缘缔结连理，却结成了永恒的友谊。伯莎后来成了著名女作家、世界和平运动先驱之一。诺贝尔也基于她的原因而开始逐渐热衷于和平运动。

1876年秋诺贝尔在去奥地利进行商业旅行时，在一家花店(一说是巴登疗养院)里结识了比他小20来岁的卖花女索菲·赫斯。她出身于维也纳一个简朴的家庭，继母对她不好，因而从家里跑了出来。此后诺贝尔与索菲维持了近15年的关系，一度希望她成为自己的伴侣，为她在疗养区买了一幢漂亮的别墅，在巴黎富人区购置了一座华丽的公馆。但由于索菲没有文化，缺乏教养，言行举止粗俗浅薄不堪，又不听诺贝尔的劝导，只知道追求生活享受，挥霍放荡，常以“诺贝尔夫人”的身份同诺贝尔的所谓崇拜者鬼混，使渴望有一个气氛轻松、整齐舒适的家庭的他感到忧伤与失望。

1891年春天，早已溜之大吉的索菲来信告诉诺贝尔说，她就要生下一个父亲是一位匈牙利军官和骑手的孩子来。诺贝尔看到这个消息后彻底失望了，但还是写信去安慰和劝告她。从此诺贝尔决定不再与她来往，并通过一位律师为她提供30万匈牙利克朗的养老费(一说是每年给她50万克朗)，这在当时是一笔数目很大的钱。

诺贝尔逝世后，索菲还去找拉格纳·索尔曼(瑞典工程师、诺贝尔的科学实验研究助手、诺贝尔遗嘱的执行人)。她威胁说，如果不给自己比遗嘱规定还多的东西，她就要将诺贝尔给她的216封信的原件出版权出卖掉。这时索尔曼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为了避免可能出现一场丑闻，他有条件地买下了这些信件，这样就保证使他们在将来不致遭受任何讹诈。

诺贝尔奖为什么没有数学奖？

诺贝尔奖章

诺贝尔遗嘱设立诺贝尔奖，曾多年在瑞典国内引起争论纷纷。经过遗嘱执行人索尔曼等人的不懈努力，1898年5月瑞典国王宣布该遗嘱生效，1900年6月瑞典国会通过了诺贝尔基金会章程。章程规定，诺贝尔奖包括金质奖章、证书和奖金支票；该奖颁发给本年底全世界在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经济学(其中经济学是1969年由瑞典国家银行增设的)等6个领域中成就最突出的一人或多人，和平奖还可以颁发给某一组织和机构。从1901年开始，该奖在每年诺贝尔逝世日12月10日颁发。

人们对诺贝尔奖有许多争议点，其中包括不设立重要的数学奖。这是为什么呢？民间有很多说法。其中流传较广的一个是，此事可能与诺贝尔的爱情受挫有关。他的妻子(因为诺贝尔终生未婚，应该是女友，一说就是索菲)曾与一位名叫米泰·莱弗勒的瑞典数学家有外遇，两人频频约会、同居，后来甚至私奔过；而且，他曾多次向此小姐求婚，而她因为莱弗勒的缘故，始终态度暧昧，模棱两可。所以他一直耿耿于怀，临终立遗嘱时强烈要求不设置诺贝尔数学奖。但也有人认为这是无稽之谈。

史学家和科学家们现在更多地相信这样一个事实，即诺贝尔忽视数学是受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科学观的影响。诺贝尔16岁时就终止了公立中学的教育，也没有继续上大学，之后只是从一位俄罗斯有机化学家那里接受了一些私人教育。诺贝尔不愧是19世纪一位典型的、极赋天才的发明家，他的发明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其敏锐的直觉和非凡的创造力，不需要借助任何高等数学知识，其数学知识可能还没超过四则运算和比例率。而在19世纪下半叶，化学领域的研究也一般不需要高等数学，数学在化学中的应用发生在诺贝尔去世以后。他本人根本无法预见或想像到数学在推动科学发展上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因此忽视了设立诺贝尔数学奖也不难理解。

再则，诺贝尔对数学或理论科学没有特殊兴趣，他认为数学不是人类可以直接从中获益的科学。所以他在遗嘱中提到，这些奖项要用于奖励那些对人类具有巨大实现利益的“发明或发现”。

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陈省身教授2002年时说过，诺贝尔奖中没有设立数学奖也许是件好事，它让数学家们能够不为名利所惑，更加专心致志地进行自己的研究工作。

虽然没有人知道诺贝尔不设数学奖的确切原因，虽然没有诺贝尔数学奖，但20世纪以来数学研究和发展的脚步从未停歇过。

悲怆的音乐王子柴可夫斯基：

一个同性恋者，一次失败的婚姻，N种未知的死法

首先，柴可夫斯基惧怕与人交往的天性，和妻子的爱好交际、性情活泼形成鲜明对比。再者，面对妻子病态的狂热情欲，使他更加痛苦万分。婚后两个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甚至走入莫斯科市郊一条齐腰深的河里，祈祷冰冷的河水会给自己带来肺炎，夺走自己生命，可结果他既没得肺炎也没冻死。

柴氏生平与成就

柴科夫斯基

彼得·伊里奇·柴科夫斯基(1840～1893年)，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俄国民族乐派代表人物，也是俄国历史上迄今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作品被称为“俄罗斯之魂”，其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很多后来者。1990年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纪念柴可夫斯基年”。

这是一位多愁善感的、戏剧性的、旋律优美的、悲观的作曲家。他是出色的管弦乐大师、无可辩驳的天才，富于表现力，但的确过于多情。人们将他与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为近代俄罗斯“悲哀殿堂的二大支柱”。柴可夫斯基的音乐真挚、热忱，注重对人心理的细致刻画，充满感人的抒情性，同时又带有强烈、震撼人心的戏剧性。他的旋律具有俄罗斯民族特有的风格，且和声浓重、丰满，显露着作曲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富有难以言传的魅力。100多年来，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容和高度的艺术价值广为世界人民所喜爱，成为人类音乐宝库中的珍品。

柴可夫斯基的作品繁多，体裁广泛。他在歌剧、交响曲、协奏曲、舞剧、音乐会序曲、室内乐以及声乐浪漫曲、钢琴套曲等方面都留下了大量名作。代表作有：11部歌剧，以《叶甫盖尼·奥涅金》和《黑桃皇后》最著名；6部交响曲，以《第五交响曲》和《第六交响曲》(又称《悲怆交响曲》)最著名；4部协奏曲，以《降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最著名；3部芭蕾舞剧，即《天鹅湖》、《睡美人》和《胡桃夹子》；以及幻想序曲《罗密欧与朱丽叶》、《一八一二序曲》、《意大利随想曲》和钢琴套曲《四季》等。

柴科夫斯基出生于沃特金斯克镇一个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官办矿厂的采矿工程师；母亲是父亲3任妻子里的第二任，具有法裔血统，弹得一手好钢琴，且歌喉甜美。在他心目中，妈妈等于音乐，音乐等于妈妈。他从5岁开始就在她教导下学习钢琴，几个月以后就能熟练演奏一些作品了。

童年的柴可夫斯基充满幻想，喜好朗颂诗歌和作文，选的大都是圣经或爱国性题材。同时，他又性格内向而脆弱，感情丰富。一天父亲在家中放歌剧《唐璜》的唱片，他的情绪随着音乐起伏，当听到忧伤处时竟放声大哭。因此，家庭教师送了他一个外号“玻璃男孩”，以后家人总怕伤了他易碎的心。

19世纪是书信文学相当兴盛的时代，柴可夫斯基是个习惯写信的人，一生写了6千多封信。他的第一封信是8岁时写的，最后一封是逝世前1个月写的，仅给自己弟弟就写了1千多封信，无话不谈，涉及自己的理想、兴趣、烦恼、希望等等。

1848年柴家迁往彼得堡。1850年其父被任命为圣彼德堡国立大学校长。于是，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接受了非常好的基础教育，并在音乐系主任指导下继续钢琴学习。他喜欢德国古典音乐，尤其是莫扎特的作品。当柴可夫斯基母亲于1854年死于霍乱后，14岁的他作了一首圆舞曲来纪念她。

后来由于父亲的要求，为他将来生活着想，柴科夫斯基不得不进入法学院学习。1858年离开学校后，进入司法部做部长秘书，不久就加入了司法部合唱团。22岁时柴科夫斯基辞职，进入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跟随扎列姆和安东·鲁宾斯坦等教授学习音乐创作，成绩优异，曾获得银牌奖。1866年毕业后，他很快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尼古拉·鲁宾斯坦(安东·鲁宾斯坦的弟弟)邀请下，担任该校教师。

当时父亲已退休，经济上颇为拮据，因此柴科夫斯基欣然接受教职，接下来的10年都全心投入教学和创作。教书的待遇不是很好，仅能糊口而已，但他从事这份工作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创作，第一年就完成了第一号交响曲《冬之梦》，但听众反应不佳；第二年完成了第一部歌剧《司令官》，随后几年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包括《天鹅湖》、《小提琴协奏曲》、弦乐四重奏《如歌的行板》等。他的作品感动了作家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人。

1868年开始，柴科夫斯基与俄国国民乐派的成员逐渐走得很近。1869年他在巴拉基列夫建议下，写了有名的管弦乐序曲《罗蜜欧与朱丽叶》。但于此后，其作曲风格越来越偏向西欧风，逐渐与强调民族素材及风格的国民乐派渐行渐远。

1877年，柴科夫斯基因压力太大，夫妻不和，又过度工作，精神崩溃，只得离开学校休假。1年后他尝试回到学校继续教书，但是没多久就又放弃了，决定退休，到瑞士休养了一阵子，之后便搬到基辅与妹妹同住。

1884年柴可夫斯基获得沙皇赠勋，1885年出任俄国音乐协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当年7月，他在莫斯科临阵上场，替代指挥自己的歌剧《女妖》，之后便开始常态性地从事指挥工作。克服与生俱来的舞台恐惧症之后，他逐渐开始习惯在舞台上指挥自己的创作，并经常在欧洲各地巡回演出，结识了不少当时的音乐家。

1891年，柴科夫斯基受邀至美国指挥自己的作品，当年5月5日，他在卡内基大厅的开幕仪式上指挥纽约音乐协会交响乐团演出。美国一行中，他也演出了著名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及弦乐小乐曲。这首堪称柴氏最有名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1874年完成之初受到前同事尼古拉教授的恶评，也因此一直束之高阁迟迟未演，未料在美国首演却一炮而红，从此成为柴氏的招牌。

1893年，在首演第六交响曲《悲怆》9天之后，柴科夫斯基死于圣彼得堡街上的家中。有些音乐学家认为，他对死亡早有觉悟，而第六号交响曲正是他写给自己的安魂曲。第一主题之后紧接着快速的弦乐变化旋律以及强而有力的和声，随后出现的常号旋律和前后的旋律都没有关联，此种突兀插入的乐段，一般认为是俄罗斯天主教死者弥撒典型的曲式。

一个同性恋者，一次失败的婚姻

柴可夫斯基与妻子安托妮娜

早在1874年，柴科夫斯基同性恋的倾向就已为人所知。尽管证据都已在苏俄时期被消灭殆尽，但他的性去向对于自身的生活以及作品影响之大是无庸置疑的。有些历史学家仍认为他是异性恋，但是大部分学者根据他的仆人苏佛努夫以及外甥鲍普·大卫朵夫的证词，相信他最亲密的伴侣都是同性。其他证据大多可见于书信、日记及其弟马戴斯特(亦是同性恋)的信件中。

1869年(一说是他早在法学院的学生时期)柴可夫斯基经历了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恋爱事件，爱上了法国籍女歌手(一说歌剧演员)黛西莉·雅尔托，两人曾发展出一段恋情。可是，个性內向、害羞的他一直不敢开口向黛西莉求婚，导致后来黛西莉另觅恋情。在女方结婚之后，这段故事便无疾而终。

1877年，37岁的柴可夫斯基收到一个素不相识女子的情书。此人名叫安托妮娜·伊凡诺夫娜·米留科娃，说是他曾在音乐学院教过的学生，偏激狂、情欲狂的她在信中动情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意，并扬言非他不嫁。其实，柴氏根本不记得自己班上有这个学生，所以起初根本没理会她。但是女学生相当坚持，她的举动使人联想到如今的“追星族”：连篇累牍地向他投寄热情洋溢的情书，并以如不同意见面就自杀相威胁。

当时柴可夫斯基迷上了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正打算将其改编成歌剧。由于作品中的男主角年轻时拒绝了塔琪安娜，以致后来终生活在悔恨当中。入戏太深的他将自己想成奥涅金，认为自己不应回绝这段感情，当然对安托妮娜的痴情多少也有些感动。两人于当年7月18日结婚了。那时安托妮娜28岁，小丈夫9岁。

其实，柴可夫斯基心里十分悲苦，因为他有同性恋的倾向(他曾疯狂地爱着姐姐的儿子也就是他的外甥鲍普)。他很恨自己，也很害怕别人发现了自己的这种毛病。他又14岁丧母，依旧病态般地迷恋着对母亲的回忆。他曾一再劝安托妮娜放弃这个念头，特别是因为自己偏爱男性，无法满足女性的需要；再加上对方又是性欲狂，两者结合必定是悲剧。可安托妮娜患有一种近似的精神变态疾病，始终穷追不舍，直到她用自杀相威胁时，柴氏不得不屈服了。

可这宗从一开始就不完美的婚姻，使这位作曲家经历了恶梦般的遭遇。甚至有人说，这次婚礼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蜜月还没结束，柴科夫斯基就后悔了，开始对妻子心生厌恶，避而远之。两人于7月26日回到莫斯科。婚后才9个礼拜，柴氏就因为极度不能适应婚姻生活而精神濒临崩溃的边沿。周遭的朋友们都看得出来他的状况很不好，但是没有人知道真正的严重性。

首先，柴可夫斯基惧怕与人交往的天性，和妻子的爱好交际、性情活泼形成鲜明对比。再者，面对妻子病态的狂热情欲，使他更加痛苦万分。婚后两个月，在一个寒冷的夜晚，他甚至走入莫斯科市郊一条齐腰深的河里，祈祷冰冷的河水会给自己带来肺炎，夺走自己生命，可结果他既没得肺炎也没冻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