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科风云

特科是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下的党的战斗堡垒。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

——陈云：在接见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代表时的回忆（1981年11月8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包括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彭湃、杨殷等在内的中国共产党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先后被捕牺牲，党的事业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保证中共中央及领导人的安全，是党面临的一个严峻的任务。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建立中央特科。一年以后，中央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的中共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中央特科共分四科：一科即总务科，负责中共中央机关的庶务工作；二科即情报科，负责搜集敌人情报；三科即行动科，也称红队，负责肃清内奸，营救被捕同志；四科即交通通讯科，负责中共中央同各地党组织的电台联系。

1981年11月，陈云接见当年中央特科工作人员。右起：陈云、李强、陈养山、李一氓、刘鼎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顾顺章对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很熟悉，中共中央面临着被一网打尽的危险。幸好，这一机密情报被潜伏在国民党内部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截获。钱壮飞派自己的女婿连夜赶往上海找到李克农，请他向中共中央紧急报告。然而这一天并不是李克农与接头人会面的日子，李克农竟也一时无法把这份重要情报报告中央。情急之下，李克农想到了同周恩来有着工作联系的江苏省委书记陈云。很快，陈云联系到了周恩来。

由于事态紧急，周恩来把陈云调来中央特科，协助处理后续事宜。陈云临危受命，协同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陈赓、李强等，商定对策，采取应变措施：立即改变接头地点、接头暗号，销毁机要文件，中央领导人赶快转移。

鉴于党内众多同志并不认识顾顺章，为加强防范，陈云派人连夜找了一个印刷所，花了4倍的价钱，在两小时内印刷了100多张顾顺章的照片分发到上海各级党的组织，让大家及时采取应对措施，避免更大的损失。

中央特科所属中央电台学习班所在地（今上海市巨鹿路391弄12号）

周恩来、陈云等组织人员，仅仅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把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得国民党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完全破产。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两三天里面，我们紧张极了，夜以继日地战斗，终于把一切该做的工作都做完了。等敌人动手的时候，我们都已转移，结果，他们一一扑空，什么也没有捞着。”

陈云在处理顾顺章叛变的过程中所表现的坚定勇敢、果断冷静、沉稳干练的杰出领导才能获得了党中央的认可。

顾顺章的叛变使中共许多重要机关和地下工作人员身份暴露，已经建立的情报网遭到严重破坏。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等重新组成中央特别工作委员会，领导中央特科的工作。6月21日，党的总书记向忠发又因擅自在外过夜被捕叛变。由于他供出了周恩来的住处，周恩来不得不迅速撤离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在危难之际，陈云成为新的中央特科负责人，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在陈云刚刚接手特科之际，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活动异常艰难，甚至连陈云自己都面临被捕的危险。如何使特科工作尽快开辟新的局面，这是陈云面临的急迫问题。

过去特科组织与工作人员在党内并没有严格隔离，陈云主持特科工作后，首先改变这种状况。他根据少而精的原则，调整内部组织，将已有一定程度暴露、不宜继续做秘密工作的主要干部李强、李克农、陈赓等调离上海；同时撤销第四科，将通讯电台的工作移交中央秘书处，其余3个科进行精简缩编。陈云兼一科科长，潘汉年兼二科科长，康生兼三科科长。他又改变特科的活动方式，要求一切工作人员的社会职业必须是真实的，有着落的，从而能够深入社会活动，通过社会活动建立起各种社会关系，以这些社会关系掩护特科的工作。同时采取更严密的防范措施，强调单线联系，严格限制相互之间的往来。

在陈云的谋划下，由一些同情革命的可靠人士出面，办了一二十个小铺子，散布在上海各个地区，以做买卖的形式掩护特科人员的往来接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中央经常要根据形势的变化，设立或撤销某个机关。陈云在上海红庙路派人开了一个木器家具店，机关搬家的时候，东西都放到店里，要成立机关，又可搬来使用，非常方便。当年从事过特科工作的李士英在1981年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上回忆：“我和陈云同志会面时，他穿一件长褂子，外面套一件短背心，戴一顶红帽子，俨然一个账房先生。”“开铺子做买卖”使中央特科有了比较可靠的社会根基，更利于开展隐蔽斗争。

陈云戴过的帽子

陈云在地下活动中，很注意利用敌人的弱点。有一次，一位重要的干部被关进巡捕房，但幸好身份没有暴露。当时，党组织有要紧的工作与他联系。陈云决定亲自去巡捕房与他接触。特科的其他人都为陈云的安全担忧，陈云却胸有成竹。他巧作安排，用钱打通了巡捕房的关系，顺利地见到了那位干部，完成了任务。事后，陈云对大家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钱的作用不可小觑，应该善于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只要把钱花得恰当，我们在敌人堡垒里进出是完全可能的。”

除了隐匿自身身份，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人员积极打入敌人的内部，建立新的情报网。

陈云的同乡沈寿亚在大革命时期是跨国共两党的党员，曾在陈云的领导下工作，此时，沈寿亚在上海国民党市党部做文书。陈云找到沈寿亚，同他谈话，要他长期潜伏起来为党工作。

沈寿亚在陈云的指示下，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组织部负责人建议，中共党员自首的登记表应该与一般党员登记表分别处理保存，并建议自首登记者应有相片存底。这一建议得到了采纳，并调沈寿亚专管自首登记表。从此，沈寿亚定期向组织报告中共党员和革命团体成员去国民党组织部秘密自首登记者的姓名、职务、年龄等情况，必要时还向组织提供自首者的相片。这一工作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特科可以及时掌握自首党员的相关情况，避免了党的损失。

原中央特科工作人员陈养山回忆说：“在陈云同志亲自筹划下，集中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利用社会关系，终于在（上海）警备司令部、法英巡捕房等机构重新建起反间情报关系。这个阶段虽仅一年时间，但各项工作很快恢复，成效很显著。”

在陈云的领导下，中央特科在白色恐怖严重的上海苦撑危局，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81年11月8日，陈云接见了参加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的代表，谈起众多默默无闻战斗在敌人内部的特科工作人员时深情地指出：“特科是一个有战斗力的白区党的地下组织。特科出过若干个有名的或者党内大多数人不知名的有功绩的同志。”

陈云回忆在中央特科的经历

一九三一年顾顺章叛变以后，我是特科主任，康生叫老板，潘汉年叫小开，我叫先生。一直到一九三二年我去搞工会工作，康生接任。康生后来走了，以后就是潘汉年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