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领导人

一年以来，党和工会在改善工人生活，领导工人的经济斗争中，提高了工人群众的积极性。

——陈云：《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1933年4月25日）

1932年3月14日，正当陈云领导中央特科逐步走上正轨之时，“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临时中央错误地批评工运领袖刘少奇“表现了机会主义的消极”，并召开政治局会议，撤销刘少奇的中共中央职工部部长和卢福坦的中华全国总工会（简称“全总”）党团书记的职务，由陈云接任全总党团书记，并参加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自此，陈云离开特科工作岗位，主持全总党团工作，开始领导上海地区和全国范围的工人运动。

这时，沪西工人的罢工斗争成为全总党团面对的首要问题。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各界掀起抗日救亡的新高潮。沪西是上海日商纱厂最集中的地方，纱厂工人长期受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沪西17家日商纱厂3万多工人，为反对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声援抗战，在中共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总罢工，并成立了上海各业工人反日救国联合会。罢工沉重打击了日商资本家和反动派，但由于局势的变化，罢工此时出现了诸多不利的因素，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4月23日，陈云主持召开全总党团会议，听取上海工联负责人的汇报。陈云尊重实际，正视工作中的不足，仔细分析了这次罢工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总结，为此后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经验。

与此同时，陈云用很大精力来指导时事新报馆的斗争。4月初，时事新报馆的工人因拒绝无偿延长劳动时间，被资本家勾结警察驱逐出厂。工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组织“被迫离厂委员会”，提出恢复4月以前的状态，保证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条件。陈云敏锐地把握住了深入群众、争取工人的时机。4月19日，全总党团召开会议，陈云提出应动员全体员工坚持斗争，要尽量利用公开工作路线，并着重说明了对报馆黄色工会应该采取的策略。

黄色工会是国民党承认并控制的合法工会，它的领袖通常同国民党政府及资本家有较密切的关系，但有的也为争取工人的合法利益做过一些事。在各工厂里，都有相当数量的工人参加这类工会。如何对待这些黄色工会，是工人运动中无法避开的大问题。陈云虽然总体上还没有完全突破临时中央“左”倾思想的束缚，但在实践中他反对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同黄色工会进行接触，明确指出“在群众自己还未完全了解黄色（工会）领袖欺骗时，还未了解黄色工会欺骗实质和饱尝痛苦经验时”，“过早的放弃与黄色（工会）领袖的斗争，于斗争是有损无益”，从而使上海地区乃至全国的工人运动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组织上把上海红色工会会员从200余人发展到1100人左右，恢复了几年来失去的阵地。从一步步实际工作中，陈云在政治上日渐成熟起来。他虽然只有二十七八岁，却举止沉稳，作风深入，富有卓见，成为一名资深干练而又年轻的职业革命家。

位于汀州的福建省工人联合会旧址

1933年1月13日，由于上海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中共临时中央决定将党中央机关迁往中央苏区。17日，陈云和博古秘密离开上海，1月下旬到达中央苏区。中华全国总工会机关也由上海迁往苏区，同全总苏区执行局合并，改称“全总中央执行局”，刘少奇任委员长，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国民党的封锁，中央苏区的经济以农业为主，工业落后，生产力水平总体低下。然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却脱离实际，机械地照搬苏共的一些做法，实行过左的劳动政策。1931年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规定和实行了许多过高的劳动条件、工资待遇和福利要求，没有处理好既有利于改善工人的政治地位、经济生活又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系，致使根据地经济每况愈下，日趋萧条，也妨碍了苏维埃政权的巩固。陈云到达中央苏区以后，首先遇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为更好地指导工会组织认真检查并改进工作，在实践中解决问题、积累经验，陈云亲自到汀州（今福建省长汀县）京果业深入调查研究，解决工人与雇主合同中存在的千篇一律照抄《劳动法》的问题，直接指导劳动合同的重新签订。京果业是当时经营南北土特产的杂食店，在闽西较有特色和影响，它的发展情况对了解当地工商业和主要行业工会的情况更有代表性。陈云这次深入群众进行说服工作，先后召开了3次党的支部会议和1次工会全体会员的会议，“把每个党员与工人的任何细小的怀疑与不满，统统解释了与实际的解决了，才一致的通过了我的报告与他们自己提出的新的合同的每个条文”。通过这一次实地考察和细致复杂的群众工作，陈云更加明确“我们非但不能命令而且要善于去了解群众每个细小的不满意不同意的情绪”，通过耐心诚恳的解释，使其充分理解，达成一致。

位于瑞金县（今瑞金市）沙洲坝乡胡岭背村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

陈云在深入了解苏区工人运动的状况中总结出一系列经验。1933年4月25日，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上发表《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批评了苏区工人经济斗争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倾向，要求苏区党组织和工会纠正官僚主义，依靠实际情况规定适合于企业的经济要求。6月28日，陈云撰写了《在纠正工人经济斗争“左”的倾向中我们所作的错误》，强调各级工会在纠正“左”倾错误时，不能空讲原则，要具体领导工人解决他们认为已经行不通的合同条文。7月25日，陈云又撰写了《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提出支部的领导方式是做好工作的关键。8月22日，陈云在《斗争》上发表《克服工会工作的落后》一文，批评工会工作中没有很好发挥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与苏维埃政府对立、忽视保护工人日常利益和脱离下层群众等问题。

由于陈云同张闻天、刘少奇等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结合实际深刻剖析过左的劳动政策给苏区经济带来的危害，最终促成《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的修订，并于1933年10月15日重新颁布实施。重新颁布的《劳动法》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劳动政策所造成的错误，保护、促进了根据地经济的迅速恢复和稳定发展，对苏区经济建设和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中央苏区不到两年时间里，陈云深入实际，开展调查研究。陈云和刘少奇花大力气抓了工会的组织建设，发展会员，加强对地方工会工作的指导。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宁都会议上决定扩大红军100万。此后，陈云同刘少奇向中央局提出，以全总名义号召工人带头参加红军，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成立，有力地支持了苏区反“围剿”斗争。工会组织成为苏维埃组织建设的重要柱石。

陈云：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

陈云在《这个巡视员的领导方式好不好？》一文中说：提出群众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关键。这好比锁着的两扇大门，我们要进屋子去，一定要个钥匙来开那把铁锁。这个钥匙就是拿住工人愿意做的那个工作做起，而不是呆板地照我们自己所想的去做。因为只有工人愿意做，从他们需要做的工作做起，才能把他们推动起来。只要他们积极起来工作了，加上我们及时地活泼地领导，许多任务都可以逐渐完成。所以，我们要善于找到提高群众积极性的环子，抓住这个环子来推动支部工作，推动全盘工作。领导的艺术在于了解群众的心理，甚至一个会议的议事日程的排列，哪个先，哪个后，都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