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世

我是1918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出生。比我大两岁的三姐及比我小的蒲妹和毓澊弟都是出生在北京宣武门外校场小六条权盛里1号。我们兄弟姊妹一共8人，从长到幼分别是：

毓滋，我的大姐，比我大10岁。在我祖父这一支她行十，故我们称她十姐，但我们经常简称姐姐。她比母亲小20岁，是我们大家(除五哥外)最喜欢的人，母亲叫她滋滋。她出生在杨柳青老家，按照旧俗从小就缠足，从老家来到北京时一只脚患骨结核，有一瘘管，不时流出一点儿脓。可惜的是，那时家里没有送她去医院看看，当然那时也还没有链霉素，而是请中医治疗，最终因此而致命。更不幸的是，她的病还传给了三姐和蒲妹，实在令人遗憾。

毓浔，比我大9岁，排行老五，故我们称为五哥。他后来改名石开，笔名杨柳青。

毓溥，比我大6岁，自幼过继给怀德堂一位伯父。他一直在杨柳青生活，后来上了天津南开中学，直到他1935年来北京上辅仁大学时，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他在大学学的是心理学，毕业后经介绍到协和医院，在神经科做病人的心理分析工作。1939年日本人占领了协和医院，他就回到天津，到天津19中学教初中代数。在1977年因心肌梗死病逝，享年65岁。他为人敦厚诚实，我在天津工作时也常与他见面。

毓涛，比我大3岁，后来改名石挥，我们也戏称他“气哥”。他在大排行中行十，他是我们弟兄中在事业上最成功的一个。

毓，比我大2岁，不知何故我叫她三姐，13岁时因肺结核病逝。

毓澍，我自己，大排行十一。

毓蒲，比我小2岁，我们叫她小蒲，9岁时死于粟粒性肺结核。

毓澊，比我小3岁，小名老诚，大排行十二。

大约在涛兄1岁时，父母亲带着全家从杨柳青迁来北京，住在权盛里。随来的还有父亲的奶妈，我们称呼为乾奶奶，我出生时她已是近六十岁了，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也帮助做些家务。由于她的地位，每当父亲发脾气时，只有她可以制止。乾奶奶是一位典型的慈祥老太太，她的人缘好，邻居都称她乾奶奶。我与她在一个炕上睡觉直到她离开北京，大约有十几年。她睡得早，我们也就睡得早。如果我白天犯了什么错，她在睡前就训我。她好抽烟袋，有气管炎，清晨起床要咳嗽吐痰，我们给她捶背。她七十多岁时我们搬到了校场四条，那时家道衰落，小蒲病故了，她自己也年迈了，最后由气哥(当时在北宁路当车童)送回到杨柳青，她儿子和孙子到车站接回老家，晚年与儿孙一起生活。我至今还怀念她，我把她当我的亲奶奶，她无私地照顾我们，对我一生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应如何对待孩子方面。

我们家世居天津杨柳青，老家中有祖父母，还有我父亲的兄弟姊妹，以及许多本家亲戚、朋友，家中还有一些良田，而父亲为要何独自离开杨柳青来到北京居住？这可能是由于父亲一方面看到大家庭的家境日衰；另一方面他在北京上了几年高等师范后看到了杨柳青以外的天地，眼界大开。所以当祖父母去世后，他认为不必再固守家门，便在北京师范大学找到一份职员的工作，并毅然举家迁到北京。可以想象，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而又明智的举动。

1946年，石毓澍、石毓澊、石挥(毓涛)、石开(毓浔)与母亲在北海的合影

“杨柳青石家”是天津八大家之一，不管是老八大家还是新八大家，石家都“榜上有名”。它的财富主要是田地，据说有好几百顷。最早是如何积累了偌大的财富？说法不一。比较可靠的说法是，我们的先辈来自山东，靠着在运河上运粮生活，最后落脚在杨柳青。杨柳青在金元时期就已是运河边上的漕运码头，名柳口。到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兴盛起来后，这里已发展成为大运河畔的繁华重镇，改名杨柳青。这个小镇距天津只有二十多千米，有运河水路运货，有津浦铁路经过，周围有肥沃的土地，物产丰富，镇子里有南来北往的富商巨贾和各种手艺匠人，是一个好地方。石家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劳动，才积累了大块土地，后来成为大的地主。有传说石家致富，是因为在乾隆年间有一位宫女逃出宫，来到杨柳青得到石家人的救助，并留在石家。她带来很多珠宝，所以石家就富起来了。这是一种没有根据的说法。可以设想，那年月宫女很难逃出宫，即使逃出也没有人敢收留，那是要冒杀头之罪的。

在我记事时，石家就早已经分为四门，即长门、二门、三门和四门，这是在我前四五代的祖先弟兄4人分家时分成的四个独立门户。据说当时是平分的，但后来随着各门的发展，经过多年后，各门在人口、经营能力、人的素质等方面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例如长门人口多，每人所得少，受教育的程度也差，大概没有上大学的。后来土地被卖完，多数人靠做小生意、当小职员为生，我们很少往来接触。四门人少又善于经营，因而家境富裕。

我们属于二门，名为恩德堂。到我祖父(作瑗)时又分出来，成为独立的一支，取名三德堂。我父亲弟兄4人，他最小，大排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