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说明

《甲行日注》八卷，明末叶绍袁撰。

叶绍袁，字仲韶，别号天寥，江苏吴江人，生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卒于清顺治四年（1648），为天启进士。历任南京武学教授、国子监助教、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因反对魏忠贤阉党擅权祸国，弃官隐居。他早负才名，妻沈宜修及三女并有文华，多互相唱和之作，后辑为《午梦堂集》十卷，吴中盛称佳话。季女小鸾（琼章）声名尤著，不幸早死，叶氏因有《窈闻》《续窈闻》之作。乙酉（1645）清军进占苏州，地方人士吴易、沈君晦领导的抗清义师失败，他就带了儿子弃家为僧，释名木拂，自号粟庵，暗中仍与义师保持联系，直至在空山荒刹中贫病而死，传世有《叶天寥四种》及诗集《秦斋怨》。

《甲行日注》为《叶天寥四种》之一，是明亡后叶绍袁所写的一部日记，起乙酉秋，止戊子（1648）九月。因作者于乙酉年八月二十五日（甲辰）出行为僧，遂取《楚辞》“甲之朝吾以行”句，名日记曰“甲行”。

这部日记逐日记述了明亡后作者隐迹于苏南、浙西山中三年多的生活，字里行间充满国破家亡的悲痛感情。凡清军进占后的残酷镇压，抗清志士的赴难不屈，地方官绅的屈膝献媚以及流亡生活的贫困凄清，都于日记中清晰可见。同时，它也反映了明末士大夫中流行一时的逃禅风气。

叶绍袁是当时江南的著名文士，文笔很好。《甲行日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的文采，无论记事、写景或抒情，都以简洁清丽的笔墨出之，显得隽永多姿，不愧为晚明小品中的精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甲行日注》现存道光年刊《荆驼逸史》本，光绪石印本，民国三年刘氏校刻《嘉业堂丛书》本，民国二十五年上海《中国文学珍本丛书》本。现据《嘉业堂丛书》本，参校他本，标点付印。对于点校中的讹误，希望读者能予以指正。

毕敏

趁《甲行日注》出版之便，我们把叶绍袁悼念幼女小鸾（琼章）和妻沈宜修（宛君）的三篇文字，以及沈宜修《季女琼章传》一篇一并刊行。《甲行日注》表现的是国恨，其悼念妻女之文表现的则是家愁。自古才人，每多不幸。此固由于他们的神经纤维本来纤弱，易于感伤；亦因有理想主义气质的人，每易和现实脱节，所以穷愁潦倒，别恨离愁也就容易和他们结下不解之缘。但文思才情亦往往因此陶铸以成，则不幸也者，实亦可谓为他们的（也许更应该说是我们的）幸运了。

不同境界的人，自有不同的幸福观。《亡室沈安人传》云：“自赋归来，仅仅征藉数亩之入，君或典钗枇佐之。入既甚罕，典更几何？日且益罄，则挑灯夜坐，共诵鲍明远《愁苦行》，以为笑乐。诸子大者与论文，小者读杜少陵诗，琅琅可听。两女时以韵语作问遗……君语我曰：‘慎勿忧贫，世间福已享尽，暂将贫字与造化藉手作缺陷耳。’”这样的夫妻，恐怕只有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文中所写的，才可以相比，在封建社会里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

然而“造化”却不让他们这样过下去。叶绍袁接下去就写道：“昊天不佣，琼章首殒。浸寻三载，家祸频仍，君亦随以身殉之。嗟乎！安得宛君而更与我语贫也，岂不悲哉！”

叶绍袁在国破之前，即已家亡，所以他后来削发为僧，写《甲行日注》，早有了“思想基础”。

大凡真能爱国家，爱民族，真能为国家民族作出一点牺牲，而不是专门讲大话唱高调的人，于家庭骨肉之间，亦必有真感情，真爱心。我不相信刻薄寡恩的人，能够有民胞物与的胸怀，有对国家民族的真正责任感。“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这两句诗，验之于三百数十年前的叶绍袁，也是对的。

为怀念亡女、亡妻而作的《窈闻》《续窈闻》，所记“走阴差”和“扶乩”，当然都是迷信。写得出如此清词丽句的人，未必竟像普通的愚妇愚夫。叶氏不云乎：“余赋性迂直，不敢欺人，亦不祈人信以为真有，虽群口交羡，无救我女之亡。”但做母亲的却似乎相信女儿确已仙去：“初见儿之死也，惊悼不知所出，肝肠裂尽，血泪成枯。后徐思之，儿岂凡骨，若非瑶岛玉女，必灵鹫之侍者，应是再来人，岂能久居尘世耶？……呜呼！爱女一死，痛肠难尽，泪眼追思，实实写出，岂效才人作小说欺世邪？”

迷信是精神的鸦片。靠麻醉以逃痛苦是可悲的，明知麻醉不能真解脱而亦不得不暂求麻醉就更可悲了。这一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文明”享受，只要有一点能使他们自得其乐的精神生活，便已觉得“世间福已享尽”的知识分子夫妇，逃仙逃佛，终不免家破人亡。三百年后的我们，读其文，想其人，仍不禁对他们产生某种同情之感。聂绀弩诗云：“从来红粉青衫泪，末世官僚地主魂。”其实，真正当官带兵有田有钱的官僚地主，死了老婆还有他的小老婆，换了朝代也还可以做他的“两朝领袖”，他们是不会来写什么《亡室沈安人传》，更不会做和尚写《甲行日注》的，大家说对吗？

钟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