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天地人和 范蠡之初

春秋：一个自由任性的时代

春秋：为政者太任性的“奖品”

孔老夫子之鲁国编年史《春秋》记事，从周平王四十九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前722～前481年），计242年，史称春秋时代。今多以周平王东迁至韩、赵、魏三家分晋（前770～前476年），共295年，为春秋时期。

春秋这个时代的隆重揭幕，其实来源于一场看似美丽的“焰火晚会”。

公元前781年，周宣王之子幽王即位。这位西周的最后一任君主有个爱好，那就是喜欢美女。爱美之心嘛，人皆有之，这本无可厚非，但你爱美女、宠美女到了极端的心理状态，丧失了君王掌握天下公器的神圣性和治理天下的原则性时，这大问题也就产生了。

俗话说，人有无道之心，必有昏庸之行。昏庸无道的周幽王为了博取冷若冰霜的“冷美人”褒姒灿若桃李一笑，听信佞臣虢石父之言，在骊山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这下，美人倒是笑了，可是周幽王“倾城又倾国”的噩梦也开始上演了。

冷美人褒姒终于开颜一笑，这让周幽王心里乐开了花，于是大方地以千两黄金为“项目策划费”，重赏给了为他“策划”出这场闹剧的总导演——馊主意创意大师虢石父。如果说，幽王仅止于此，偶尔逗美人一笑，倒也情有可原。关键问题是，幽王被成功的喜悦冲昏了头脑，激动之下更忘记了自己是谁。《史记》载：“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看到美人笑了，幽王后来又玩了几次火。假如我们拿“政治是一场游戏”来评说历史的话，这样的游戏就太丧失道德底线了。

骊山上接二连三上演的“焰火晚会”让各路诸侯心存不满。但为了进一步讨好褒姒，周幽王罔顾老祖宗的规矩和王室的反对，废黜王后申氏和太子宜臼，册封褒姒为后，立褒姒生的儿子伯服为太子，并下令废去王后的父亲申侯的爵位，还准备出兵攻伐他。

为政者不可任性！周幽王的“废嫡立庶”主张一下子捅了大窟窿！太史伯阳感慨：“祸成矣，无可奈何！”果然，幽王的老丈人申侯得到这个消息，决定先发制人。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缯侯及西北夷族犬戎之兵，进攻镐京。周幽王听到犬戎进攻的消息，惊慌失措，急忙命令烽火台点燃烽火。烽火倒是点起来了，可惜诸侯们因前几次受了愚弄，这次都不再理会。在内乱外患的双重打击下，醉生梦死的周幽王带领褒姒、伯服等人携王室珍宝逃往骊山，最终落得个身首异处、命丧黄泉的悲惨下场。至此，西周终于断送在周幽王的手上了。

有人说，幽王之错，错就错在爱错了一个女人，放错了一把火。女人也好，烽火也罢，不过都是遁词。一个女人一把火，哪里有那么大“倾国倾城”的威力。但是，有一个道理我们必须明白，那就是玩火者必将自焚。《史记》载：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周幽王的败局祸根，源于自身的“炼己”不纯。身为一国之君、天下之主，周幽王终日沉溺酒色、不理政事，在各种社会矛盾急剧尖锐化、政局不稳、天灾频发的特殊时期，不但不知存恤百姓，反而变本加厉地剥削，并任用奸佞之臣虢石父之流主持朝政，引发内外怨愤。尤其是烽火戏弄诸侯，天子失信天下，盲目废嫡立庶，更直接触犯了申侯等人的根本利益。

人失信，天失序。最终，周幽王未能逃脱宿命的预言，就像他的谥号一样，成为了刀下幽魂。他的死，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公元前770年，周幽王原来的太子宜臼在申侯的拥戴下继天子位，延续周祀，是为周平王。面对着被战火毁坏得一塌糊涂，国库被犬戎抢掠一空的镐京，更为了避免熟门熟路的犬戎在不打招呼的前提下突然“造访”，平王萌生了东迁到东都洛邑（洛阳）的想法。于是，在一场声势浩大的东迁工程中，历史迈进了春秋时代。

周平王是幸运的。

当命运冷不丁对他开起了玩笑，当太子的桂冠险些滑落并酿成杀身之祸时，他起于乱军之中，受命于危难之际，借助了申侯和缯国、犬戎的势力而重获尊位。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史记》所谓平王避犬戎东迁倒真值得考量。犬戎助平王杀父，实乃友而非敌，是大大的好人嘛。

周平王也是不幸的。

公元前770年，当周平王在秦襄公、晋文侯、郑武公、卫武公的带兵护送下东迁洛邑时，携王在虢公的支持下也称王，形成分裂之势。一山不容二虎，一国不容二主，周王室二王并立，诸侯们互相侵伐。在东周这一剧烈变动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严重动荡不安，各类社会矛盾错综交织，各种社会势力都在不断地分化，并在不同时期按照各自的利益寻求新的伙伴关系。伴随着周平王的东迁，西周灭亡，王室迅速衰微，不仅无力中兴，而且原先“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盛周景观不复存在。

平王东迁作为诱因，看似“择善地而居”，其实也直接导致了周王室国力的进一步衰微。周平王虽然位居天子之尊，其继位的合法性却受到了诸侯的普遍质疑。虽然到了“二王并立”后期，社会形势发生了剧变，以晋文侯为首的诸侯竟杀废携王，转而拥立平王。但是，天下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王室盛气不复重现，丧失了实际控制能力的周天子虽名为天下共主，实际上已沦落到还不如一个诸侯国君的地步。

就此而论，范蠡的成功，也不是偶然，而是这个特殊时代造就的必然。

范蠡是不幸的。因为他生逢乱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王权旁落、礼崩乐坏、战乱纷起、诸侯争霸、道德沦丧、人心不古。人们该相信谁？人们该坚持什么？一切都呈现出急速动荡的变数，未来呈现给人们的更多是迷茫与无知。在乱世之中，许多人都分不清方向，认不清自我，随波逐流，心无所归，到头来祸福无常、身不由己。

范蠡又是幸运的。因为世乱时变，新旧交替，必有天赐良机出现。在这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当四海独尊的天子从高高在上的王权神座上无情跌落时，旧制度、旧统治秩序、旧等级阶层也随之而被打破和颠覆，新制度、新统治秩序、新道德标准正在确立，新生代的阶级力量正在慢慢凸显和逐步壮大。落魄文人可以走向朝堂，荣登尊位；奴隶死囚可以绝境逢生，指点江山；少年童子可以临危受命，官拜上卿；白发老翁可以重出江湖，再振雄风。

孟子有句名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在这动荡不安却又自由任性的岁月里，上天也极其公平地赋予了范蠡绝佳的成功机会，使他不但获得了接受学习教育和思想成长的历史性机遇，成为了“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这场“文化下移运动”的最大获益者，还拥有了草根翻身的人才竞争机会。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春秋，是乱世不假。但是，春秋的乱中藏福、动中藏机。在这个战火横飞、竞争不绝的特殊时代，对于人才的需求和重视被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正因为有了强大的外敌和急剧的动荡，以论资排辈来封官定爵的旧体制才会被打破，出人头地、竖子成名的历史机遇也才会神奇般地降临在范蠡这样的平民身上。

这就是春秋！这就是机遇！

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当机遇来临时，我们有没有真正地准备好呢？

好名字，是父母留给我们的财产

范蠡，字少伯，曾化名为鸱夷子皮、陶朱公。他是春秋这段历史时期诞生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智谋家和经济学家，也是老子道学思想体系的第三代正宗传人，为中国道商之鼻祖，被后世尊为“商圣”“财神”。

《史记正义》曰：“范蠡，字少伯，越之上将军也。本是楚宛三户人，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为宛令，遣吏谒奉。”

《吕氏春秋·当染》高诱注：“范蠡，楚三户人，字少伯。”

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多历史文献中，对于范蠡的生卒年份皆未作准确记载。关于这段涉及范蠡“生死”的千古之谜，我个人所持的观点是：范蠡的出生年，应以公元前520年之说较靠谱。

在范蠡自幼的成长环境中，他是“官二代”“富二代”还是“贫二代”？他的父母给予了他什么样的支持和期盼？他的至亲在他的生命中为他提供了怎样的帮助？他的人生大成是得益于他人的安排还是来源于自我的提升？

《越绝书·越绝外传记范伯第八》曰：“昔者，范蠡其始居楚，曰范伯。自谓衰贱，未尝世禄，故自菲薄。饮食则甘天下之无味，居则安天下之贱位。复被发佯狂，不与于世。”

范蠡的成功是父母给予了优厚的先天基础条件吗？从上述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范蠡是出生于贫苦农家的子弟，属于典型的“贫下中农”“穷二代”。

然而，我们不得不说：范蠡的成功，首先必须感谢他的好父母。

身为“贫下中农”的范蠡父母，虽然没有让我们未来的财神一出生就拥有显赫耀眼的身份、衣食丰足的生活，却赐予了他一份无可估量的财产，那就是一个好名字。

蠡音lí，其字本意就是用葫芦做的瓠瓢，也有人说是用大贝壳做的“舀水瓢”。此后，还衍生为蠡勺、蠡见、蠡酌管窥等词语。

据部分资料记载，范蠡在后来做了越国大将军时，曾发明了一种防矢石的军队盔帽，因其形似瓠瓢，又名蠡帽。在经商时，范蠡还发明过一种容量为一升的瓢，被命名为蠡升。至唐宋时期，把螺号也常称为“蠡”“大蠡”“蠡角”，如《旧唐书·音乐志二》载：“贝，蠡也。容可数升，并吹之以节乐，亦出南蛮。”（南蛮，泛指长江以南的地域，而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国和吴、越曾被中原诸国称为南蛮。）“蠡角”此物，似乎和中国历史上那场最紧张、精彩的吴越争霸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我们不妨来了解一下“范蠡”这个名字隐藏至深的内在含义。

范蠡的父母为什么要给他取名叫“蠡”？或许，当一个小生命呱呱落地，来到这个纷繁动乱的人世间时，他的父亲正在用家中大贝壳做的“舀水瓢”取水；闻听家中添丁，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和欣喜之情，应景而命名。或许，是父母希望这个小生命的未来人生，能够像蠡勺一样，宽容虚怀，成为有用之才。

其实，“蠡”还有更深层次的意思，那就是从中国汉字独有的意蕴结构上来理解。蠡，从彖，从双虫。什么是“彖”呢？《说文解字》上说：“玉篇作豕走悦也。恐是许书古本如此。周易卦辞谓之彖。爻辞谓之象。辞传曰：彖也者，才也。虞翻曰：八卦以象告。彖说三才。彖者，言乎象者也。”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晚年非常喜好《易经》，曾序彖系象而说卦文言。“彖辞”，就是《易经》六十四卦中每一卦开头的卦辞，是对卦象的吉凶断定，与“爻辞”相对而言。所谓“彖说三才”是指天、地、人三才，这是告诉我们，先仰观天，以知道天文及天时、天子的信息；次俯察地，以知道地户、地势及地理的信息；再综观于人，以知道天下大众民心向背等人心、人文、人事的信息，然后把这三种信息综合在一起分析、判断就能决断事情。故《周易正义》讲：“彖，断也。”断一卦之义，断一事之动，断一战之决，断一国之谋。皆名为彖。

这是彖的第一层意思。从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范蠡父母对儿子的期待，希望他能够观天地人三才八卦之象，悟吉凶祸福进退显隐之机，而成为一个可以谋断大事的人。作为中国春秋时期第一谋士，范蠡果不负此名。

“彖”，我们还可以理解为半包边的猪嘴，取其拙意。我们可以猜测范蠡的父母在对儿子寄予成才的期望后，也希望他能够慎用智慧，守拙示愚。范蠡在兴越灭吴后，能够主动放弃功名富贵而急流勇退，同时选择了当时最为卑贱的商业存身创业，苦力戮身以治产，诚信公平而经商，这在很多人眼里看似愚蠢的举动，实乃深得“面带猪相，心头瞭亮”的大智若愚境界。

“蠡”，“彖”字下面有双“虫”。虫在古代一是指蛇（喻小龙），二是指老虎（大虫）。能把龙与虎都镇压其下的，想必定是天神降世、智冠群伦，忠正善慈、雄霸天下之人吧。

我们再来看看范蠡的字。范蠡，字少伯。在古代，伯同霸，是诸侯联盟的首领。或许，降龙伏虎，霸领诸侯，这才是父母对范蠡的真正期望与要求吧。

范蠡，果然没有让自己的父母和天下人失望。在那样一个风云激荡、道德沦丧的时代背景下，少年范蠡并没有因为贫穷而自暴自弃，也没有因为卑微而怨天尤人，更没有因为父母早逝而失去信念。在他幼小的心灵中，一颗智慧的种子正在开始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文子》曰：“所谓圣人者，因时而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静则与阴合德，动则与阳同波。”父母的期盼与祝愿、认定与赐封，这才是我们人生中最不可估量的真正财富。而子女对父母的尽孝，则是开启这座财富宝库大门的金钥匙。一旦父慈子孝，地天交泰，源源不断的祖宗福德与天地机运，便如泉涌而至，不竭于人生。

“静与阴合德”，这是黄老道学中不可告知与示秘的真正枢机所在。

有时候，我们实在是百思不解而又窥测不透。这究竟是一对怎样的农民父母，他们隐遁于红尘俗世，有着极高的文化素养与智慧见解，却甘心专务农耕，乐享清贫。他们将满腔的抱负、一生的智慧倾注“加持”于二子范蠡身上，寄予厚望与重托，希望他能承担起匡扶天地、一展雄才的历史使命。

惟楚有才：精彩绝艳的楚文化使范蠡独具匠心

圣智之人降诞于世，必占天时，得地利。范蠡是哪里人呢？在成长过程中，地理环境及地方文化对于范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史记集解》引《太史公素王妙论》曰：“蠡本南阳人。”

《越绝外传纪策考第七》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橐，或五户之虚。”

楚国在哪里？宛又在哪里呢？这是一片怎样的神奇土地，竟然孕育了中国道商的始祖范蠡？

我们先来说说楚国。

楚国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南方最大的诸侯国，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湖北全部及湖南、重庆、广东、安徽、江苏、河南、江西部分地方。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其先祖出自黄帝，国君为熊氏，这在我国古代重要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

《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后来，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山丹阳，为楚子，标志着楚国历史的开始。起初，楚国在诸侯国中等级较低，控制地域也非常小。西周后期，楚国通过不断的战争逐渐控制了长江中游地区，遂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在政治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南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楚国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无论是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精彩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楚文化富矿，并最终汇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为了传播自家学派的思想以达到扩大自身影响的目的，各个学派的学者都去各诸侯国游说、到各地讲学。相应的，每一个学派都有自己的学术影响地。出于史官的道家对楚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有深刻的影响，道家的清静、平等、宽容、思考精神深刻地影响着楚文化。

司马迁说：“蠡，本南阳人。”南阳“宛”，三皇时代就读“yuān”。宋代语言学家陈彭年、丘雍合著的语音专著《广韵·元韵》篇对“宛”的注释：“宛，於袁切，古县名，宛、宛县，在南阳。”

范蠡，在楚国这片底蕴深厚、文化浓郁、教育发达、贤智辈出的土地上生活成长，自然也就求学有路、成功在望了。

独立思想，让你成为“被精神病”者

范蠡的成功绝非偶然，他是在天地人时空演变中“独占其机”的宠儿。他的成功既有天道时运的契合，也有环境地理的暗助，更有家庭教育和社会资源等人和要素的推动。春秋时期的混乱时局，吴越争霸的强弱势变，为范蠡天赐了需求机遇；楚国的社会风气，南阳的人杰地灵，为范蠡提供了人文机遇；殷切期望的父母、默默奉献的兄嫂、慧眼识人的文种、言听计从的勾践、齐心合谋的同僚、无怨无悔的西施……这一切都在为范蠡的“证圣封神”之路，默默付出，全程支持。

当然，以上这些条件都是“外缘”。

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道德虽广，不度无缘之人。生命的真正力量，其实来自我们的内心。真正让范蠡变得智慧而强大的，则在于他通过身与心的不断修炼，让自己的人生获得螺旋式的上升与进化。

或许，在2500年前的春秋时期，范蠡就已经懂得一个深刻的人生道理。那就是：知识改变命运，勤奋培育天才，逆境造就英雄，思考成就圣哲。

作为一名农村待业青年，范蠡在少年时代即聪明颖悟，博闻强识，精通“六艺”，抱负远大。在“生”“养”自我内势的过程中，他苦读了《书》《易》《诗》等大量的书籍，学到了许多历史知识和治国安邦的理论。不仅弄通了风后的《握奇经》，还潜心钻研了姜太公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策略。当时著名的道学思想家、经济学家文子计然到南阳云游时，范蠡还拜他为师，学习经济知识和阴阳哲学。

范蠡的成功更在于他从小就拥有与众不同的好思维。

《越绝书》记载：“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复被发佯狂，不与于世。”

在春秋那个时代，范蠡还没有受到学术“独尊”造成的思想禁锢，显然不属于“固化”教育的受害者。范蠡的性格中，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孤独、异俗反常的反叛、匪夷所思的创新这些难能可贵的自然天性。

少年时代的范蠡，自父母去世后，便跟随哥嫂生活。虽家境贫寒，出身卑微，却从不用为日常生计操心，而是读书游学，不事耕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众乡邻实在无法理解这个出身底层而行为怪异的年轻人，更对他的人生战略和远大抱负嗤之以鼻，认为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在其他族人的眼里，这样的人简直就是个傻子、疯子、神经病。

由此看来，有着“小疯子”绰号的范蠡，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首例被载入史册的“被精神病”者。

装傻是一门学问，是人生的艺术课。一个人要真傻，并无难度，难就难在装傻。所以郑板桥说，“由糊涂变聪明易，由聪明转糊涂难”。装傻而非傻，示拙而存真，这绝对是拥有大境界的高人。

“一痴一醒”这个词很值得考量。这并不是说范蠡的精神病反复发作，备受折磨。“痴”的意思绝非傻，亦非呆，更非笨。

“痴”的第一层意思是“痴心”。

当一个人高谈阔论其人生理想、未来愿景，且又脱离实际时，我们通常笑斥为“痴心妄想”。但是真理往往无声地告诉我们：朝菌不知晦朔，秋蝉不知经年，鸿鹄壮志，燕雀怎知？当我们的人生战略和抱负超越了表象的束缚，超前于大众的认知，窥其先机、目透未来时，无法理解的常人只能站在自己狭隘的立场视之为“痴”。

范蠡从小就表现出来的远大志向，让许多安于现状的地方前辈们指指点点——这小子疯了！这小子脑子烧糊涂了！

在那个想象力严重缺失的年代，当社会中鼓励想象力、回报想象力的“土壤”流失时，绝大多数人只能不断压缩自己的生存空间，禁锢自己的思维，挤压自己的幸福，长此以往，也就真的逐渐变得呆板、无趣了。

“痴”的第二层意思是“痴迷”。

一个人对于知识学问的热爱程度，对哲理的研究深度，对生活万事的领悟广度，对技能工艺的思考力度，都可以用痴迷、执着来形容。道家醉心于对自然的研究，尤其对循环的现象感兴趣，如四季的往复和生死的交替，以及宇宙和生物现象中一切周而复始的变化，所以他们更容易被变化的问题所困扰。就像庄子那句震撼世俗的发问：“天之苍苍，其正色邪？”我们普通人看到天色深蓝，就理所当然地以为这就是天的本色。但事实上是吗？或是因为天太远太高，我们看不到它的边际和本色呢？

道家认识自然，不仅仅是通过“清静内守”的“静观论”来认识大道本体，获得“感而遂通”的唯心认识，还善于把握“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的逆向思维法则，通过“玄览论”来认识大道的变易，从而了解变化、顺应变化。老子认为，宇宙是逝逝不已、无穷往复的历程。自然万物，一切都在变动流转之中，无一刻停息。所以，我们认识宇宙总规律和认识一般事物的方法应该不同，不但要通过“静观”向心灵深处悟道，获得灵感和智慧，更要掌握“反者道之动”的演变规律，与变化同变化。

人一旦有了“观天之道”的想象力和愿景，就必须具备“执天之行”的脚踏实地精神，否则难免留下好高骛远、不切实际的诟病。思想的解放与开悟、学问的广博与透彻，显然不是朝夕之功可以成就的，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就可以实现的。而必须有铁杵磨针、磨石为镜的勤奋精神，像春蚕吐丝一样绵绵不绝，像啄木鸟一样勤奋，炼心如金石之坚，不为外物所动。

老子讲：“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亡若存；下士闻道，大笑之。”范蠡对自然天道的无限痴迷，和对那种足以改变突破人力本身限制的技术创新的热爱与琢磨，也让身边的人想不通了。

“痴”的第三层意思是“痴傻”。

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去假存真、完善自我，把人从私欲之海解脱出来、走向精神自由王国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学会的就是放弃与割舍。一个真正强大的人，是不会把太多的心思花在取悦和依附别人上面，所谓的圈子、人脉都是衍生品，最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内功修为。只有自己修炼好了，才会有别人前来依附；只有自己是梧桐树，凤凰才会来栖息；只有自己是大海，百川才会来汇聚。你只有到了那个层次，才会有相应的圈子，而不是倒过来搞关系求捷径。故而摒弃私念，清静身心，严格自律，恪谨修为，超越现象，感悟无形，求人之所不求，为人之所不为，行人之所不行，以自胜之心求自强之道，是道家人士的重要功课。

独立的思想有时是一件奢侈品。如果你恰巧是一个有独立思想的人，那么就要小心了，因为绝大多数没有思想的人，会固执地认为有思想的你是一种奇怪而可怕的怪物。人们有责任，有信心，有耐力，有手段，有时间，通过大量口水来说教你、解救你，直到你也成为没有独立思想的人。

作为一个“士”，我们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这是人生的大方向。人一旦太聪明，太有心，就会被私欲蒙蔽智慧，被妄念左右道德，陷入无休无止的利益争夺中，戕害身心，荼毒精神，颠倒是非，丧失真性。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与科技研发中，人们到底该坚持什么？该放弃什么？该追求什么？该减损什么？一定要保持清醒认识并身体力行。

我们这个时代，显然需要更多的“痴儿”。

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

有“独见之明”的范蠡，面对着族人乡邻异样的目光，眼见“俗人察察”“俗人昭昭”，却始终保持着智慧淡定的微笑，不偏激，不浮躁，守柔弱，能示愚，“处众人之所恶”，不予争辩，任人评价。他反复咀嚼思考着楚庄王韬光养晦、一鸣惊人的故事，回味感悟着老子提出的“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的精彩言论，八风不动、目光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人生态度——“我独昏昏”“我独闷闷”。

发现自己，正视自己，磨砺自己，坚持自己。“炼己”功夫若纯，成就自己，只在当下。

《道德经》：“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道德经》：“众人皆有馀，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飂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道学引路者老子

时代的风气影响个人的思维

作为道商始祖，范蠡的思维方式首先是来自于“道”。在那样一个年代，他的思维与那些“大佬”们肯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那也是一个虚心向学的年代，而翘楚，就是老子！至于“大佬”们如何问学，让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就在范蠡苦读诗书、勤研经典、周游列国、四处求师参学的过程中，这个时代还有位鼎鼎有名的大人物，也孜孜不倦地走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求师访道进程中。这个人就是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天纵之圣”，拥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影响至深、至大、至广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

作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的思想已经渗透于我们的血液里，其影响常常从我们不经意的一言一行当中折射出来。但孔子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在兄弟中排行第二，所以也有人称之为“孔老二”。其头有异骨，相貌雄伟，身材高大，“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先秦时代，一尺约合今天的0.66尺，按此折算，孔子身高约2.112米了。武艺非凡、臂力过人的孔子，绝非后世某些人认为的文弱书生形象。

跟范蠡近似，3岁丧父，17岁丧母的孔子，其身世可谓不幸。然而，“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正是缘于家庭的变故，使得孔子坠落到社会的最底层，不得不自幼奋斗，以求发展。孔子自述：“吾十有五有志于学”；“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聪明好学的孔子，在二十岁的时候，学识就已经非常渊博，被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

贯五经、通六艺的孔子，他的导师是谁？他是如何从一个学生变成老师的？是谁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是谁助他成就了“文圣”之名？

相传，孔子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而老聃，就是我们常说的“老子”。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聃，诞生于春秋时期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作为我国春秋时期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曾在周王朝担任守藏室史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周天子的“中央政府”高级顾问兼国家档案文献馆馆长。

由于古代学在官府，再加上老子的学问渊博、声名远播，天下学子争相宗之为师，或受业其门，或辗转相传。据史料记载，孔子曾五次去周朝的国都，向老子问道。关于“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的故事，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礼记·曾子问》及《庄子》的《知北游》《天道》《天运》等古籍中均有明确记载，言之凿凿，具体细腻。从文献透露的信息看，孔子与老子相见绝不止一次，如《史记·孔子世家》称孔子问礼于老子时，仅有十七岁至二十岁，而《庄子·天运》中却说孔子问礼于老子时已年五十有一了。

或许，问礼年龄记述的差异，从另外一个角度反证了孔子向老子求学的次数之多吧。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在太史公的记载中，我们得知当年的孔子，作为一名适逢乱世的热血青年，看到周礼的废弃，世道的衰落，礼义道德，荡然无存，尔虞我诈，民不聊生。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君不仁，臣不义，社会风气每况愈下。于是孔子胸怀文艺复兴的宏伟目标，千里迢迢地从鲁国赶去远在洛邑的“中央政府”，拜见了老子并咨询：该如何才能恢复周朝的“礼制”，而回复昔日的盛世。

老子接见了孔子。但是他站在宏观的角度，用发展的眼光明确地告诉孔子：周礼的衰落，是社会发展时代变迁的必然结果。现在，连那些制定“礼制”的人都不复存在了，我们还停留、倒退回去，逆天下潮流而动，又能产生什么实际的意义和价值呢？

同时，老子针对当前孔子的状态，给出了几条真诚的建议：首先，我们应该顺应时机，时机来了，就要把握和发展，积极有为；时机不到，就应该稍息与等待，甚至隐藏无为，卑微低调做人，而不能不遵循规则的强行和冒进。其次，“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要学会隐藏自己的实力，韬光自己的智慧。最后，还应当把自身修养中的不利因素去掉，如“骄气、多欲、态色、淫志”，这些都不利于自己未来的发展。

当孔子离开洛邑时，老子特意为他送行。老子对孔子说：“我听说，富贵者赠送人以财物，仁人者赠送人以格言。我不能富贵，所以只有赠送你以嘉言。”老子告诫孔子：“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家语·观周》）。一个聪明深察的人而走近于失败者，就是因为他喜好议论别人的是非；一个博辩广大的人而危害其本身者，就是因为他喜好揭发别人的罪过。为人子者不要只知有己，为人臣者不要只知有己。

孔子西行洛邑拜见老子，对自己人生境界的提升及中华文化的传承具有非凡意义。中国历史上两位思想巨人的相会，是仁者的沟通、智者的激荡、圣者的交流。老子“因应变化于无为”的深远妙道，对孔子内心深处产生了真正的撼动。也曾周游列国、见多识广的孔子，面对着博古通今、不可窥测的掌握天下学术思想的老子，恍惚之中，似乎看到了传说中那变化无穷、“乘风云而上天”的神龙，让他连续三天“神错而不知其所居也”，并由衷地发出了赞美老子的“犹龙”之叹。

孔子回去后，不但虚心接受老子的教诲“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也在自己的人生中领悟深思，积极践行。他从老子“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的教诲中，悟到了“聪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振世，守之以法；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并称这是“损之又损之道”。

当孔子被困于陈、蔡两国之间，七日无火食。子路认为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尚无好报，那我们坚持道德理想还有什么意义。面对弟子因为所处困窘环境而对信念产生怀疑，孔子阐述了他的智慧见解：“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

在孔子看来，品德、学识、努力并不是最终赢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一个人是否成功，能否在人生的道路上一帆风顺、如鱼得水，除了必须具备上述这些基础条件之外，更需要候“时”得“机”，才有机遇与幸运的青睐。所以圣人常顺时而动，智者必因机而发。而事实上，“不遇世者众”，唯有“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才能候得云开见月明，实现人生的辉煌。

从“伟大首都”回来之后，孔子见识增长了、学问广博了、境界提高了、智慧通达了。作为天下第一学问大家老子的真传弟子和朋友，孔子的命运也改变了。

《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

《孔子家语·观周》说：孔子“自周反鲁，道弥尊矣。远方弟子之进，盖三千焉。”

“镀金”归来后的孔子，一时间迅速成为广受尊重的学问家。前来求学的人络绎不绝，甚至包括此前不愿意屈尊前来的卿大夫的子弟们。面对着三千之众的弟子，孔子发自内心地为自己的老师打出了这样一句广告语——朝闻道，夕死可矣！

范蠡会亲自聆听道学始祖老子的教诲吗

在中国思想史上，谁具有“神龙”般的莫测智慧呢？那就是道学文化的创始人老子。

作为中国春秋战国时代最具创造性的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在综合继承中国殷商以前文化传统的基础上，以“道”为核心概念，以“尊道贵德、清静无为、道法自然”为基本原则，创建了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系统探讨世界存在始源问题的哲学理论体系。

水有源，树有根。老子也是有老师的。

《文子·上德篇》曰：“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守柔。”常枞，也有学者认为就是商容。因为《淮南子》说：“老子学商容，见舌而知守柔矣。”老子曾经跟他学得和悟出什么“道”呢？那就是保持柔弱的生存之道。

据说，有一次常枞病重了，年轻的老子前去探望他。好学的老子不放过任何一个求学的机会，他对常枞说：“先生病得如此重，有什么可以告诉弟子的吗？”常枞看到老子如此虚心好学，很开心：“就是你不问，我也要说了。”

常枞对老子说：“经过故乡要下车，你记住了吗？”老子回答：“经过故乡下车，就是要我们不忘旧。”常枞说：“对呀。”又说：“看到乔木就迎上前去，你懂吗？”老子回答：“看到乔木迎上去，就是让我们要够老。”常枞说：“是这样的。”然后，常枞又张开嘴给老子看了看，问道：“我的舌头还在吗？”老子说：“当然还在。”常枞又问：“我的牙齿还在吗？”老子笑了：“早就没有了。”常枞紧接着问老子：“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老子回答：“那舌头之所以存在，是不是因为它很柔软得以生存？牙齿不存在，是不是因为它太刚硬从而丧失？”常枞听了老子的回答，非常满意地说：“回答得太好了！是这样的。世界上的事情都已包容尽了，我还有什么可以再告诉你的呢？”

常枞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让老子从小就掌握了知返、知反的规律，明白了“舌存齿亡”的道理，“齿坚于舌而先蔽，舌柔于齿而常存”。后来老子在《道德经》中，写下了“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这样的感悟。

老子的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创立了一种影响千古、享誉全球的道学思想体系，更在于他善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打破学在官府，创办私学的应该是老子。身为周王朝中央政府史官的老子，不但掌握和管理着王室的天文历法、地理地图、历史文献、礼制王法等知识，同时还担任为王室、诸侯国培养高级人才的教育培训任务。老子自己也承认：吾将以为教父。

孔子是老子的学生，这不容置疑。然而，孔子并不是老子培养成才的唯一学生。

司马迁在《史记》中说：老子“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

那一年，学问广博、闻名天下的王室顾问老子将要退休归隐的消息传开后，极大地轰动了教育很不发达的春秋时代。一些无缘接受老子教化，困惑人生方向，渴望求道开智的中下层贵族及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布衣百姓，自然不会放过这样好的学习机会。

首先抓住这次历史大机遇的是周王朝一位贤大夫尹喜。

尹喜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能识星象，据说能知前古而见未来。周昭王二十三年，尹喜通过观察天上星斗的运行轨迹，知道有圣人将要经过函谷关。于是，他便辞去朝官职务，主动请求到函谷关去当关令，并在关旁结草为楼，称之为楼观，每天在上面观察天象。

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东方紫云聚集，长达三万里，形状犹如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十分惊喜，自语道：“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行经此地，青牛驾车载老翁，藏形匿迹混元气。”于是立刻召见守关兵卒说：“若有老翁从东来，乘青牛，切勿放行，立即禀报。”同时，尹喜自己也天天沐浴，日日斋戒，净身等待，并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

某一天，果然见一老者，天庭饱满，鹤发童颜，两耳垂肩，眉长三寸，目光炯炯射人。青牛迈着有节奏的步伐，老者坐在牛背上，逍遥自在，悠然自得。尹喜看见后，惊喜地发现，那不正是声名远播天下的老子吗？于是赶紧迎上前去．再三稽首参拜：“圣人来矣，有请！”

老子在函谷关住下后，尹喜在老子前执以弟子之礼，不时请问道要。尊师好学的尹喜，很担心以后难以见到归隐故里的老子，便言：“子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一个“强”字，可知尹喜与老子的关系已经熟而不拘了。老子通过这几天的观察，也见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清，并鉴于他的诚意恳请，便将自己一生修道的心得和古代流传下来的修道经验，以及我国历代盛衰存亡、世人祸福寿夭的经验教训，对照当时已掌握的科学文化，以人之道比较天之道，综合考察，进行总结，为尹喜著书上下篇五千余言后，飘然而去。

对于老子和尹喜之间的师承关系，始见于东汉末年高诱注《吕氏春秋·审己》：“子列子，贤人，体道者，请问其射所以中于关尹喜，关尹喜师老子也。”唐时成玄英在《庄子·达生》中也认为：“关令尹真人，是老子弟子。”由此可见，曾任函谷关令的尹喜，是老子道学的第二代传人，而尹喜又将老子的道学思想授传给了列子。“老聃贵柔，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在学术传承的同时，又有所侧重、有所发展。

退而不休的“古之博大真人”老子在回归楚国故里后，一方面继续潜心研学，乐道修道，另一方面又把自己一生悟道的心得体会及在周王室所掌握的历史经验、学术思想广为传播，开创了民间弘道、广收门徒的新局面。

根据《文子》、《列子》和《庄子》等书的相关记载，老子收授的弟子有：孔子、尹喜、文子、杨朱、阳子居、崔瞿、士成绮、庚桑楚、南荣赶、柏矩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弟子大多是在朝廷之外受教于老子，他们拜老子为师时，老子已经归隐还乡了。

老子不但有上述这些名载史册的正传弟子，也有不记名的隐传弟子。在春秋时期，受老子影响至深却不为外界所知的，则非兵家代表人物孙武莫属了。孙武是军事家，却特别告诫不要随便动刀兵。他觉得兵事不祥，于是提出了一个“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用兵原则，希望能够尽量用政治解决问题。孙武的军事哲学思想及所著《兵法》十三篇，处处体现了道家的哲学。

老子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为事天下。”孙武继承了老子这个观点，提出了“以正合，以奇胜”的主张。老子认为：“上善若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孙子兵法·虚实第六》也阐述了“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等观点。孙武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帮助吴王阖闾，击败强楚，称霸诸侯，充分显示了道家思想在事功上的伟大。

《东周列国志》载：“孙子之才，彰于伍员，法行二嫔，威振三军，御众如一，料敌若神，大伸于楚，小挫于秦。智非偏拙，谋不尽行，不受爵禄，知亡知存。身出道显，身去名成。书十三篇，兵家所尊。”

能在二十多岁写出影响千秋的兵书，孙武肯定是受过高人的指点。那么在当世能够指点孙子的高人会是谁呢？想来只有老子可以成全孙武之功与名。为什么史书上没有明确的记载呢？因为老子道学思想本来就强调“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无为之功。“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一代兵圣孙武子功成身退，世莫知其所踪，这俨然一派老子遗风。

不但孙武得到过老子的悉心教诲，甚至连孙武的好朋友伍子胥也曾面见老子受他指点。《吴越春秋》一书中，曾多次记录伍子胥引用老子的名言劝谏阖闾、夫差父子。如《阖闾内传》中的“伍子胥谏曰：‘臣闻：兵者，凶事，不可空试。’”《勾践阴谋外传》中的“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遗憾的是伍子胥并没有得到“曲则全，枉则直”的忠告，或者他并没有掌握好老子那句“自知者明”的教诲，最后因为性格的强势酿成大祸。

有时候，老子的弟子们去拜见他、请教他，也会顺道把自己的弟子和随从带上，而这些年轻的后学们能够亲自聆听圣人的教诲，无疑是人生最大的收获。

《庄子·天运篇》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孔子拜见老子回去后，整整三天不讲话。弟子们好奇地问道：“先生见到老子，对他作了什么诲劝吗？”孔子说：“我直到今天才发现老子的思想才是真正的龙呀！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云气而养乎阴阳，我只有张开嘴巴表示惊诧并仰望的份，哪里敢对他作出诲劝呢！”

龙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异动物，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传人”是一个至高无上、血脉相连的符号名词。传说中的“龙”，能隐能显，能大能小，春分时登天，秋分时潜渊，又能兴云致雨，具有主宰和操控自然万物的无穷神力，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底蕴。

然而，孔子的这番真情告白，却让无限崇拜自己的弟子子贡很不服气。他对老师表现出对老子的折服非常不满，说道：“这么说，这个世界上居然有安居不动而精神显扬如腾龙见于天，缄默不语却能感人至深如疾雷震耳，发生和运动犹如天地运动变化的情况吗？我可以去看看他吗？”

于是子贡以孔子的名义拜访了老子，这是一场充满了火药味的相会。

子贡问：“远古时代三皇五帝治理天下各不相同，然而却都有好的名声。唯独听说先生您认为他们不是圣人，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老子说：“年轻人，你稍稍近前些！你凭什么说他们各自有所不同？”

子贡回答：“尧传给舜，舜传给禹，大禹用力治水而汤用力征伐，文王顺从商纣不敢有所背逆，武王背逆商纣而不顺服，所以我说他们治天下的方法不同。”

老子看着眼前这个有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耐心地对他说：“年轻人，你再稍微靠前些！我给你说说三皇五帝治理天下的事。黄帝治理天下，使人民心地淳厚保持本真，天下大同，人民团结。尧治理社会，使民心亲爱，尚可，就是让老百姓爱自己的亲人，爱父母、爱兄弟、爱子女甚于爱其他的人，有了区别，有了等级。舜治理天下，使百姓心存竞争，怀孕的妇女十个月生下孩子，孩子生下五个月就张口学话，不等长到两三岁就开始识人问事，于是开始出现夭折短命的现象。夏禹治理天下，使百姓心怀变诈，人人存有机变之心因而动刀动枪成了理所当然之事，杀死盗贼不算杀人，人们各自结成团伙而肆意于天下，钩心斗角，尔虞我诈，所以天下大受惊扰。三皇依仗他们的心智，上而不见日月的光明，下而违反山川的精华，中而破坏四时的运行。由此可见，他们的心智毒如蝎子的尾端，就连小小的兽类也不可能使本性和真情获得安宁，却还自以为是圣人，不是可耻吗？”

“失道而后有德，失德而后有仁，失仁而后有义，失义而后有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的这一番惊世骇俗言论，是子贡闻所未闻的。我们的人生到底该追求什么？该坚持什么？该放弃什么？如何才能保持清醒的认识，处其厚，不处其薄，居其实，不居其华？老子的一番追问，听得子贡坐立不安、惊慌失措。

既然孔子可以携带自己的弟子，委派自己的弟子去拜望和求教于老子，那么同为老子门人的文子计然，是否也曾经派出自己的弟子范蠡，去向老子虚心请教，聆听教诲呢？

这完全是可能的。

范蠡是计然的学生，计然是老子的门人，他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种关联浸入了范蠡一生为人处世的思维之中。

明师难得，贤徒亦难得。

文子计然，绝对是幸运的。他的幸运在于，不但投拜和拥有了老子这样伟大的明师，还培养和成就了范蠡这样难得的贤徒。

《道德经》：“天下有始，可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

《道德经》：“人之所以教我，亦我之所以教人。强梁者不得其死，吾将以为教父。”

入门之师：低调而神秘的计然

计然：身兼七国顾问的“流亡者”

我们要解读范蠡的一生，计然是一个不得不讲的人物。因为他是范蠡的老师，与范蠡的一生息息相关。下面我们先了解他的这位入门之师。

《北史》萧大圜云：“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

汉初三杰之一的留侯张良在功成之后，以追随赤松子之游的名义而归隐身退，陶朱公范蠡之所以能够走向成功，固然离不开自身的天赋与不懈的努力这些内势根基，但又何尝不是得益于自己的导师——文子计然呢。且让我们对计然的个人履历做一个简单介绍吧。

《太平御览》中关于“计然子传”是这样记载的。

计然者，姓辛氏，名文子。其先，晋国亡公子也，博学无所不通。为人有内无外，形状似不及人，少而明，学阴阳，见微而知着。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诸侯，阴所利者七国，天下莫知，故称曰计然。时遨游海泽，号曰“渔父”，尝南游越，范蠡请见越王，计然曰：“越王为人鸟喙，不可与同利也。”范蠡知其贤，卑身事之，请受道，藏于石室，乃刑白鹬而盟焉。

计然是春秋时期葵丘濮上（今河南民权、兰考一带）人。据说，他曾经拥有一个显赫的家族，是晋国“亡公子”，有的版本也称“三公子”，恐为传抄之误。在春秋那段战乱频繁的岁月里，大国忙于争霸天下，小国则时刻面临着被吞噬的危险。动荡纷争的社会局势，不但没让这位晋国的“公子”养尊享福，反而逼着他从此踏上了永无归期的流亡之路。

《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

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

计然学道早通，以老子道学思想为总纲，又游学各地，糅合他言。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遂别生新义，甚至超过了自己的老师，故而在老子门下众弟子中得道尤高。王充在《论衡·自然》中极尽赞誉之词：“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对他大加赞赏，推崇备至。

作为一个流亡者，避祸保命的最佳方式，就是自己定期或不定期改名换姓。所以，我们很惊奇地看到了计然在不同场合使用的不同名字：辛研、文子、计然、渔父……

本名辛研的文子计然，为什么要用“计然”二字作为自己的化名呢？有人认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经济学家和理财家，“计然”体现着计划使然、谋划未然、计合自然的思想。也有人认为，计然者，寂然也。《周易·系辞下》：“《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代表着自己的内心世界寂寥独立，静若深渊。纷纷扰扰的外物变化，虽无穷无尽，我不为所动，则如镜中显影，不见而明，不行而知。

这，似乎更加符合老子的道学思想。

计然与计倪是同一人吗？在很多文献资料与学者的观点中，作为范蠡之师的计然与越国大夫计倪被视为同一人。我们也看到，在《越绝书》中，留下了大量有关计倪向勾践陈述如何以“农业、经济”复兴越国的进言，其“习源流、重积蓄、通历法、明治岁、利农商、知阴阳”的思想主张，不但与范蠡的富国战略保持高度一致，也与传说中的计然有着不可剥离的内在联系。而在《吴越春秋》中，这个计倪被写成了计研。

笔者认为，作为范蠡之师的计然与越国大夫计倪，二人之间虽然思想体系保持着高度的一致，但还是有区别的。

其一，计然与计倪的年龄不符。班固《汉志》对文子计然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计然的年龄应该是与孔子年龄相仿的；同时，计然还曾经被楚平王召请过去问政，楚平王在公元前516年已经离开人世了，对于楚平王这样一位既昏庸又英明的君主，哪怕他在临死前召请了计然，那时候的计然也绝非未成年少年，而那一年，范蠡和勾践都刚刚满5岁。如果我们相信计然就是越国大夫计倪，那么该如何解释后来计倪的“年少官卑”？

《越绝书·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曰：“计倪官卑年少，其居在后。”

《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曰：“於是计研年少官卑，列坐於后。”

勾践向计倪问策的时候，是勾践十年（公元前485年），那时候33岁的范蠡已经是越国相国了。如果计倪是范蠡之师，仍然“年少官卑”，于情于理都似乎说不过去。

其二，计然与计倪的风格不符。计然的风格是“其行浩浩，其志泛泛，不肯自显于诸侯”。就这样一个天生不受任何拘束和管制的闲散人，怎么可能在越国埋头苦干二三十年呢？计然早就劝告过范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这位先知的智者，又怎么会在范蠡离开越国之后才“计研佯狂”。

笔者倒觉得，越国这位年少官卑的大夫计倪，很可能就是计然的儿子。这位“阴所利者七国”的计然，为了帮助自己的弟子范蠡成就经世之功名，也为了天下的和平与稳定，暗中将自己的孩子送去了越国协助范蠡开展工作。

这样的猜测有根据吗？除了学术思想体系的高度一致外，我们不要忘了《越绝书·越绝计倪内经第五》还有这样一段对话。

“越王曰：‘善。子何年少，于物之长也？’计倪对曰：‘人固不同。慧种生圣，痴种生狂。桂实生桂，桐实生桐。先生者未必能知，后生者未必不能明。是故圣主置臣不以年少，有道则进，无道则退。’”

勾践问计倪：“你年纪这么轻，怎么对事物的研究如此透彻呢？太让我震撼了。”计倪回答：“人与人之间能一样吗？我的能力来源于我的家族遗传基因和家道传承。智慧的父母就会培养出圣明的孩子，痴呆的父母则容易教育出愚狂的孩子。桂树的种子发芽成桂树，梧桐树的种子自然成长为梧桐。大王你不要看我年轻，我们家族世代学道悟道的，有道则进，无道则退，家庭教育好，比什么都强！”

这段文字赤裸裸地泄露了天机。

至于另外有说法称文子计然就是文种，这就更加不可能了。计然早就提醒自己的弟子，勾践之人不可共富贵。怎么可能在范蠡离开越国并留下书信发出警示的时候，文种还犯糊涂舍不得走，并最终酿成杀身之祸。这完全就是两种思想风格的人。

这个世界真的有天才存在吗？

相比于“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的孔子而言，“少而明”的计然从小就已经显露出了他非凡的天赋。他自幼就刻苦好学，通览群书，再加上特殊的流亡生涯，让他学会了时常观察学习大自然，善于从事物刚开始发生露出端倪时，就能知道事物的发展规律，知道别人的想法。而漂浮不定、居无定处的生活方式，让计然比常人更有机会访求明师，结交高人。人常说，苦难是人生的一笔宝贵财富。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由于这种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才锤炼、铸就了计然的博学多才，培养、激发了计然的见微知著，使得他对天文地理无所不通、阴阳四时无所不晓。

上天是公平的。天才嘛，总得带有那么一丝丝缺陷和遗憾。

不知道是在流亡生涯中的人为整容，还是我们通常说的大智若愚，计然那看似愚钝、平庸的形象仪容，总不能做到让人赏心悦目，顿生亲近之感。计然那“有内而无外”的相貌无情地背叛了他，严重地颠覆了他本身固有的内在才学与高超智慧，也挡住了众多只求其表的狂热粉丝。

文子计然作为老子门下最具代表性的弟子之一，他的人生风格与专业成就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其一，计然好“隐”。他继承了老子“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行事风格，不求名不求利，喜欢偷偷帮助人、成就人。“阴所利者七国。”暗中帮助和辅导了不少国家的君主，偷偷培养和发掘了不少国家的人才，他是中国最早的地下战线工作者，也是春秋时代最让人尊敬的“活雷锋”。计然的身上完美体现了“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功成而不居”的精神风貌。

其二，计然好“谋”。满腹经纶、喜好思考的计然继承了老子“婵然而善谋”的智慧，他通晓富民强国之道，精于“天文历法、农业地理、管理之道、谋略兵法”，善于出谋划策，尤其在经济方面更是独树一帜，闻名天下。计然也是中国的咨询业祖师，“阴所利者七国”就是他不为人知的业绩。

据说，当计然周游天下行至楚国期间，楚平王熊弃疾听说他对治理国家的策略极有研究，便专程接见了他。楚平王问计然：“吾闻子得道于老聃，今贤人虽有道，而遭淫乱之世，以一人之权，而欲化久乱之民，其庸能乎？”我听说先生您是老子的真传弟子，请问在这个乱世之中，该如何治国安民呢？

计然的回答很有高度，他并没有从自己所擅长的经济学角度来谈治国方略，而是真诚告诫眼前这位看起来谦卑求道的“楚国一哥”：“用高尚的道德纠正邪恶，就能使国家安宁。要使人人都注意道德修养，使天下安定，关键在于君主一人。君主对百姓恩德深厚，国家就会兴旺；暴虐积怨，国家就要灭亡。唐尧、虞舜以仁德治天下，百姓拥戴，国家昌盛；夏桀、商纣虐待百姓，众叛亲离，国破家亡。”

楚平王马上接话过去，说：“我知道如何才能使国家安定富强了。”

遗憾的是，楚平王不但欺骗了计然，也欺骗了自己，他压根儿就没听进去计然的忠言相告。这个顶替了自己儿子入洞房的一国之君，既不能依计然之言修“正身之道”，也不能“谨左右”，而是错误地宠信了费无忌这样的佞臣。最后的结局嘛，不但差点酿成了亡国之祸，自己也被仇恨冲天的伍子胥掘墓鞭尸，遭受了生罪死受的奇耻大辱。

要是楚平王识人，重用计然，历史必将改写。

其三，计然好“色”。这个“色”，不是美色女色，而是善于察言观色，精通相人之术。在辅佐勾践复国期间，范蠡曾经想将自己的恩师计然推荐给越王。但是阅人无数、见微知著的计然，一眼看出脖子细长、嘴尖如鸟的勾践将来一定会过河拆桥。于是他忠告范蠡：“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荣乐。”后来，果真如此。

其四，计然好“游”。一个人的想法往往可以决定他的生活，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有什么样的未来。品性刚直、热爱自然的计然，虽然才华盖世，冠绝古今，却不肯主动游说而自荐于诸侯。他怀着“大丈夫恬然无思，淡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车，以四时为马，以阴阳为御，行乎无路，游乎无怠，出乎无门”的泛泛大志，经常遨游于山海湖泽，自号“渔父”，不为天下所知。

在《庄子·杂篇》中，记载了一则不知真伪的“渔父”故事。故事中的渔父，是道家学派隐世高人的写照，更有可能是文子计然的一段经历。

故事说，孔子有次来到一个名叫缁帷的树林，坐在杏坛上休息。弟子们在一旁读书，孔子在弹琴吟唱，好一派学习型组织的融洽氛围。就在曲子还未奏完一半的时候，有个须发皆白的渔父下船而来，只见他披着头发扬起衣袖，沿着河岸而上，来到一处高而平的地方便停下脚步，左手抱着膝盖，右手托起下巴听孔子弹琴吟唱。

曲终，渔父用手招唤子贡、子路两个人过去，问弹琴的是何人。子路回答：“他是鲁国的君子，姓孔。”渔父又问：“孔老师钻研并精通什么学问？”这时候子贡抢答：“我们的孔老师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选人伦，上以忠于世主，下以化于齐民，将以利天下。”渔父听罢，笑着背转身去边走边说道：“孔老师虽然讲仁奉行仁，但他还是解决不了自身祸患问题，苦心劳形以危其真。唉，他离大道还是太远了！”

子贡把跟渔父的谈话汇报给孔子后，孔子当即走下杏坛寻找渔父。他来到湖岸边对着渔父行礼，说：“刚才先生留下话尾而去，我实在是不聪明，不能领受其中的意思，希望能有幸听到您的谈吐以便有助于我！”渔父赞扬了孔子的好学精神，对他说：“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自古以来，天子、诸侯、大夫、庶民，这四种人能够各自摆正自己的位置，也就是社会治理的美好境界，四者倘若偏离了自己的位置，社会动乱也就没有比这再大的了。官吏处理好各自的职权，人民安排好各自的事情，就不会出现混乱和侵扰。如今你上无君侯主管的地位，而下无大臣经办的官职，却擅自修治礼乐，排定人伦关系，从而教化百姓，不是太多事了吗！”

渔父对孔子“不在其位而谋其政”的行为提出了直接批评，同时也给他指出了“八疵”“四患”的行为。他劝告孔子先要清除自身“摠[zǒng]”“佞”“谄”“谀”“谗”“贼”“慝[tè]”“险”这八种毛病，同时要改掉“叨”“贪”“很”“矜”四种祸患，方才可以教育。他认为孔子一生仔细推究仁义的道理，考察事物同异的区别，观察动静的变化，掌握取舍的分寸，疏通好恶的情感，调谐喜怒的节度，却几乎不能免于灾祸。这由其自身修养身心的功夫不够，没有谨慎地保持自己的真性，颠倒了本末所致。

如何修养自己的真性呢？渔父告诉孔子：“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所谓真，就是因循自然的规律，内心精诚到极点。真正的悲痛没有哭声而哀伤，真正的怒气未曾发作而威严，真正的亲热未曾含笑而和善。与天地相通的真心在身内，虽然含而不露，但是人心感应天地后，却可以获得自然造化的神机，从而凭借自然无为而有助于自己的成功。在渔父看来，最大的成功，首先要修好我们每个人自己的真性，要善于跟天地沟通。

孔子听完渔父的教诲，又一次深深行礼后站起身来，说：“如今我孔丘有幸能遇上先生，好像苍天特别宠幸于我。我冒昧地打听先生的住处，请求借此受业于门下而最终学完大道。”渔父却缓缓地顺着芦苇丛中的水道，划船而去。

渔父的言论是否符合文子计然的思想观呢？我们看《文子》一书是怎么说的。文子告诉我们“圣人妄乎治人，而在乎自理。”一切的改变首先要从自我管理做起。又说“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真人者，通于灵府，与造化为人，执玄德于心，而化驰如神。”无论这位渔父是杜撰中的虚拟人物，还是其他具有道家思想的隐者，以“渔父”的名义深藏功与名的文子计然，观水悟道堪为他人生中最大的乐趣。

然而，计然终还是为人所知、为人所学、为人所爱了。

唐天宝元年（742），文子计然被崇道的玄宗皇帝赐封为“通玄真人”，与文始真人尹喜、冲虚真人列御寇、南华真人庄周并称道教四大真人，其著作《文子》也被尊为《通玄真经》。1973年，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出土《文子》残简。该墓位于河北省定州城关西南4千米八角廊村，称“八角廊竹简《文子》”，墓主被确定为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八角廊竹简《文子》与今本《文子》相同处有六章，可见它并非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把《文子》带到棺材里的中山怀王刘修，对于《文子》和计然，那可真算得上是“死了都要爱”呀！

阴阳两利：道商经济学家的宏观视野

人类社会的竞争，表面上纷乱复杂，各为其主，千变万化，莫衷一是。在道家看来，究其深层，还是无形制约有形，一道化生万术。如《文子》所言：“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万物变化，合于一道。如果我们能够循其根源，执其精要，“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即可化复杂为简单。那么，这个合万物变化而为“一”的道，究竟是什么呢？

《系辞》曰：“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语道破红尘滚滚的本质——唯利是图。在残酷的人类社会竞争中，其背后都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实质内容，那就是利益。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小到一个个体，大到一个国家，所谓的生命、生存、生活、生意、生态……都是为了“趋利”而“谋生”，都是在朝着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合理流动、奔腾不息。

何谓经济学？今人的定义是：“经济学是研究价值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的规律的理论。”学经济学的最大作用就是揭示规律、解释现象。道学本为重生、贵生之学。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富有日新，并且生生不息，才是发展的气象。谁能够将这套理论悟透，就可以“上富其国，下富其家，内正其身，外治天下”，建功立业，不争而胜。

作为中国传统经济学的鼻祖，计然是老子道学的正宗传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了不起的经济思想巨匠与商业哲学大师，也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中“计然家”的形象代言人。

计然家，又叫轻重家。所谓轻重，就是钱的问题。计然家主要研究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并以此为治国之道。通过对天人、本末、农商、轻重、国民、虚实的分析研究和动态调控，来实现商业的成功、经济的腾飞、国民的富强、社会的发展。所谓“富上而足下”，成就圣王之圣事也。

老子有没有经商？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知晓。以老子当时中央档案文献馆馆长兼周天子顾问的政治身份，从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老子绝对研究过商业。孔子适周问礼于老子时，老子说：“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若愚。”如果老子没有研究过商业，没有研究过商人，自然不会对“良贾深藏若虚”这个结论如此认同。

老子要是真正从事经商活动的话，相信凭借他的道学智慧，一定可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商业天才和营销大师。“无为自化”的老子，在《道德经》书稿创作完成后，任何看似有效的宣传工作都没有进行。然而，从《道德经》问世一直到现在，它却拥有过数以千计的注释者，以及400多个不同的版本，并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影响遍及世界，高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的世界图书发行量排行榜前列。其传播之广、影响之深，让人叹为神奇！仅就图书发行版税收入这一项，老子完全可以做到高居全球富豪排行前列。

然而，无为不争的老子，作为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学者，却把成为天下富豪的机会让给了自己的徒子徒孙——计然、范蠡。

计然，不但深得老子信任，也深得老子真传。他将老子道学的思想，巧妙地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天道、人事相结合，在2500年前就清楚地为世人揭示了经济发展规律，阐述了商业经营本质；并且通过亲身实践，帮弟子范蠡助越王勾践复国成功，切实检验了这套道商经济学的正确性，实在是一位了不起的经济学家。

作为老子门下最具代表性的弟子，文子计然与其他同门师友相比，其学术体系有何独特之处？

老子的观点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学阴阳，见微而知著”的计然，学的是什么阴阳呢？是算命吗？是看相吗？是看风水吗？不，这些都不是文子计然的研究方向。他学的“阴阳”是指老子道学中深蕴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史记·货殖列传》说范蠡拜计然为师，而计然教会范蠡的是什么呢？除了老子所研究的“祸福成败存亡之道”外，他还教给范蠡计然七策，即经世济民之道。后来，范蠡仅仅用了其中五策，便使越国强盛，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学阴阳，其一要掌握好“不易”与“变易”的总体认识。

老子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无形的存在，具有“独立而不改”的永恒本性；是“周行而不殆”的运动实体，可以成为天地的产生者。老子通过观天之道与执古之道，看到了一切事物都是在川流不息的变化中，相互激荡、相互制约，既相反又相成，还相返。鉴于此，老子提出了他的六字真言——“道，可道，非常道。”在万事万物的“变易”（可道）之中，我们既要把握其“不易”（道）的本质，又要正视和接受其“交易”（非常道）的事实，同时还要严格遵循并主动把握其“变易”的规律和法则。老子认为，这是“自古及今，其名不去”的伟大存在。

在老子看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的，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一切事物都是变动转化的。所谓祸福、尊卑、曲直、强弱、否泰、善恶等对立现象，都是辩证统一、相互依存的。“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先后之相随”。但同时又周行循环，相互转化，“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少则多，多则惑”。这个既相互生成又相互克制，既相互促进又相互破坏的规律，就是“道”，故“恒也”。日月循环、寒暑更替，四时的生长化收藏，即万物的生长规律，无不包含于阴阳交替之中。这其中，自然也免不了经济学的发展。

学阴阳，其二要掌握好“有欲”与“不欲”的研究工具。

经济学的核心思想是物质稀缺性和有效利用资源。经济学者们通过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对它们在不同的个体之间进行分配。但很多资源都具有稀缺性，所以人类的经济活动就面临选择。而老子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早就提出了“有欲”和“无欲”的两种价值认识观。

老子站在人生的边缘，以带着超越现实的“不欲”眼光，审视着人生理想与现实的荒谬和矛盾，批判人类自身理智的浅薄和愚蠢；以“道”的观点来看世界，得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无为”的结论。自然无为，就是让事物依照自身的状况去自由发展，而不要以外在的力量去干预它、约束它。这是道家思想的本质，也是老子提供给统治者为政方略的基本原则，留给社会大众人生处世的基本方法。

道家智慧最鲜明的特点就在于对人世间一切利害关系转化的深刻洞察。老子指出：“反者道之动。”“反”就是事物运动的总规律。所谓“将欲翕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我们只有在“有欲”的主动认识和把握下，在“知其雄，守其雌”的兼顾原则下，才能实现以弱胜强、以柔克刚、以少胜多。这对于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和商业竞争而言，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学阴阳，其三要掌握好“天道”与“人道”的对应关系。

老子通过对天道月满则亏、水满则溢这些自然现象的综合观察和成熟思考，得出了“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的整体认识。

计然把老子的这种天道思想具体应用在了经济学领域。在计然看来，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一定要掌握“平粜法”，做到阴阳平衡、农商两利。他举例分析说，用一石二十的极低价格向百姓收买粮食，就会伤害农民的积极性；用一石九十的极高价钱卖粮食给商人，就会伤害经商的动力。农民没有了积极性，稻田里的农作物就没有人管理；商人没有了动力，就不买卖货物。所以，粮食出售价不宜高过八十，收购价不宜低于三十。这样对农民和商人都有利。这种思想，完全就是老子道学中“守中”理念的应用体系。

《文子》中说：“凡举百事，必顺天地四时，参以阴阳，用之不审，举事有殃。”成败、利害、取予、得失的关键，就在于顺应天时，掌握天时的变化而制定方案，确定动静。计然根据天体星象的变化规律，提出了“十二周期循环理论”。他认为：“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故岁在金穰、水毁、木饥、火旱。”当岁星处于金星的三年中，大地就丰收；处于水星的三年中，就会遭遇灾祸；处于木星的三年中，就会收获平平；处于火星的三年中，就会遇到旱灾。所以，能帮我们安然度过灾祸的，是对自然规律的客观认识及在和平时充足的准备。

后世杜道坚认为：“文子归本老子之言，历陈天人之道、时变之宜，卒万古于一遍，诚经世之枢要也。”

学阴阳，其四要掌握好“买进”与“卖出”的对应关系。

作为中国春秋时期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理财专家，计然告诉他的弟子范蠡：你看，要成为高明的商人，必须懂得按照自然变化及市场缺乏的多寡来预备货物，等待时机。根据市场经济的变化规律，来决定是买进还是卖出。当市场需求还没有来时，买入价格就低；当需求时机来临时，就可以赚取几倍、十几倍的厚利。所以，只有先于别人，才能很快聚集起财富。

根据市面上货物流通量的多与少，就可以预测出价格的贵与贱，这就是经济学原理中最为朴素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价格”的最早论述。如何将阴阳学说中的“动静”思维运用到商业与经济领域呢？计然提出了“贵上极而反贱，贱下极而反贵”的观点。这体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阴阳转变，是符合自然规律的唯物主义价值观。在商品的价格波动中，贵了就要把它像粪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珠宝一样买进，这反映的是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原理。在经济学家的眼里，所有财富的使命都是用来流通的，只有利用经济规律如同流水一样快速流通周转，才能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学阴阳，其五要掌握好“实体”与“虚拟”的对应关系。

老子是哲学思想家，但是他的真知来源于生活实践。他不但研究了商业与商人，还进行了诸如制造业、加工业、建筑业等跨行业研究。

《道德经》第十一章言：“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对车辆制造、陶器加工、居室建筑等诸多实业制造有着研究认知的智者老子。而后来的计然、范蠡所提出的“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理论，以及范蠡在实体经营中的巨大成就，也是得益于这种有无相生、虚实相合的思想观念。

学阴阳，其六要掌握好“有余”与“不及”的对应关系。

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春秋乱世，是天运更是人祸。这种人祸的酿成和放大，源于人心的贪婪和不公，是殷、周之时“嗜欲达于物，聪明诱于外，性命失其真”的恶果。老子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社会经济的不健康发展，贫富差距的拉大失衡，就在于统治者与民夺利，过分地剥夺和伤害了社会大众的利益，以及太多的人为干预，限制和左右了社会发展规律和经济演变规律，社会从而出现动荡不安。

统治者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要“去甚、去奢、去泰”，减损自己的欲望；其次要保持“以其无私，故能成其私”的良好心态，摆正自己的位置；最后要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的原则，降低政府对于市场过分的人为干预，不轻易发号施令，以免破坏和影响“微观”市场的自发自律。在这个过程中，还需要用好“中和”的原理，进行贫富与有无的宏观调控，“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只有在“天之道，利而不害”最高原则的指导下，万物才会因为得到“利”这个“一”而得以蓬勃发展，呈现出生生不息之新意。在老子看来，如果侯王能够谨守和把握好上述原则，天下将自宾，万物将自化，五湖四海的财源将会滚滚而来，自动归顺臣服；社会亦将和谐稳定，人民也会“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老子一方面对“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物质资源开发利用提出批评，另一方面又抛出了吸引消费需求的“乐与饵，过客之”策略。对于稀缺性的转化和价格波动规律，老子认为“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并提出了“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的逆向思维观点。为了防止阴阳矛盾走向反面，背道而驰，老子告诫世人应该“欲不欲，不贵难得之货”。

计然深刻感悟到：一朝一国之兴，往往兴于为公而衰于自私，兴于利而误于害，兴于让而废于夺。所以，计然把他对“无为”的理解告诉了范蠡，那就是“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他秉承了老子“慈”“俭”“自然”“守中”的思想教诲，倡导低碳、环保生活。他提出了“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于山林；昆虫未蛰，不得以火田；育孕不牧，卵不探，鱼不长尺不得取，犬豕不期年不得食”的主张。对自然资源采取了有节制的利用和开采，对正处于生长期的幼小生灵发起了爱心保护的呼吁，这种讲究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的态度，才是富国利民之道。

学阴阳，其七要掌握好“财货”与“生命”的对应关系。

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称：“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阴阳之道的自然规律告诉我们，阴阳是转化变易的，一切现象界的事物都是不长久的。“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宇宙万物皆平衡，凡事不可走极端。

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问我们：“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到底是虚名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到底是身体值钱还是财货值钱？到底是拥有后产生的问题隐患多，还是失去后产生的麻烦问题多？过分地贵重爱惜名利地位者，必有无辜的耻辱和大破费；过多地收集珍藏资金财物者，必有惨重的损失和大灾难。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算账后，就自然会明白“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就会“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并最终恍然大悟——“知足之足，常足矣！”唯有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只有懂得知足知止者，身体生命和事业才会长久平安。

在文子计然的悉心栽培下，范蠡深刻地认识到，“圣人不耻身之贱，恶道之不行也；不忧命之短，忧百姓之穷也”。而真正的富国强兵之道，则是“广兮其若谷者，不敢盛盈也。进不敢行者，退不敢先也”。“视民所不足及其有余，为之命以利之，而来诸侯，守法度，任贤使能，偿其成事，传其验而已。如此则邦富兵强而不衰矣”。无论是以道治国还是经商，都要以百姓心为心，以天下公心为心，不要自满自持。根据百姓的缺乏和盈余，帮助和诱导他们进行生产，积累财富。这样一来，天下诸侯将争相学习。要强调国家的法律纲纪，任用有才能的人，帮助他们各自成就一番事业。帮人就是帮己，利人就是利己，我们可以凭借所“投资”之人的功业而成就自己，长盛不衰。

从某种意义上讲，计然的这番高论显然属于人才投资和期货投资。

作为“经世济民”的缩写，中国传统经济学派（轻重家、计然家）的诞生不但早于西方传统经济学千年以上，更由于其尊道贵德、富民让利的理念高度，对于经济运作过程中的道德归属问题、利益分配问题有着独到而卓越的解决方案。梁启超甚至认为，在中国传统的各门学问中，“经济学”尤为发达，完全可以媲美乃至超越古代的希腊。

千经万典，不如名师指点。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计然用几句简单的格言，便把自己的弟子培养成天下“祭祀不辍”的财神爷。试问古今中外，谁能望其项背？

而范蠡，也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他的一生，都遵循“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的准则，追求着唯道是从、大道为公的大成境界。

陶朱公，无公岂称陶朱？

只可惜，后世的商人往往追求留恋于“富比陶朱”的财富积累，却不知无公、失公久矣！

道商之学，遂隐而不行。

《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夫唯不可识，故强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犹兮若畏四邻；俨兮其若客；涣兮若冰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敝而新成。”

《道德经》：“故：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音声之相和，前后之相随。恒也！”

范蠡的转运

君子在野，如何扭转势能

作为“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的老子道学门下第三代传人，虽然文子计然智冠当世，可惜他老人家自己都“不肯自显诸侯”，自然不会帮助范蠡开具“就业推荐信”了。这一切，只能依靠自己的努力与机运。

所幸的是，在这份还不算漫长的等待中，范蠡终于遇见了他生命中的贵人——文种。

大约是在楚昭王十八年，即公元前506年，范蠡迎来了他人生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一年里，孤独、寂寞的天才少年范蠡，因为其户籍所在地的楚国宛邑被新委派了一位县长大人而开始转运了。

这位县长大人就是文种，也是后来与范蠡一起完成霸越灭吴计划的亲密战友，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战略家、谋略家。

文种，字会、少禽，一作子禽，春秋末期楚国郢人，后定居越国。当时，楚国的都城就是郢，也就是今天湖北省荆州市江陵县的西北部。文种志向远大，才能出众，是一个真正具备战略眼光的政治家，也是一个潜心思考如何强国富民的思想者。甚至可以说，文种是一个很厉害的政治人物，他擅长系统思考、整体布局，是不可多得的治国良才。

然而，政治家与政客是有本质区别的。楚王需要的不是政治家，而是溜须拍马、同腐同乐的政客。作为满腹才学的京都人氏，文种并没有得到楚平王、楚昭王的另眼垂青和委以重任。有经世之才的文种，便鬼使神差地受命来到偏远的宛邑上任，做了宛邑这边的地方基层官员。

君子不会害怕在野和遭贬，因为“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孰知其极？”离开郢都，对文种来讲是一种无奈，但更是一种机遇。眼见着忠臣被诛，小人得势，深感国家前途渺茫，衰败加剧。文种离开了郢都，也就远离了“伴君如伴虎”的旋涡中心，远离了朝臣之间钩心斗角、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他迫切地需要换一片清静的天地，好好思考下国家的前途、个人的命运，以及自己能够为这个“想说爱你并不是太容易”的国家做些什么……

身处天涯，心忧国家。文种被“发配”到边陲小邑来做了一个县令后，并没有一蹶不振、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性情大变，更没有搜刮民财、卖官营私；而是静下心来，不骄不躁，以积极的心态、饱满的姿态，满腔热忱地投入到为地方民众服务的工作中去，把宛邑治理得井然有序，在社会经济与社会治安等方面表现十分出色。文种在治政爱民的同时，还在基层发动开展了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民间访贤。

天地间真滋味，唯静者能尝得出；天地间真机栝，唯静者能看得透；天地间真情景，唯静者能题得破。文种内心的这份静定，对他的人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使得他和闻名宛邑的“小疯子”范蠡有了遇合的机缘。

《越绝书》载：“范蠡其始居楚地，生于宛橐，或伍户之虚。其为结僮之时，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以内视若盲，反听若聋。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求邑中，不得其邑人，以为狂夫多贤士，众贱有君子，泛求之焉。而蠡得悦。乃从官属，问治之术。蠡修衣冠，有顷而出，进退揖让，君子之容。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性格决定命运。从《越绝书》的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较为客观地认识到文种的非凡智慧，清晰感受到文种身上所独具的“明”“智”这两项优势。

首先来说说文种的“独见之明”。

范蠡之所以让人觉得他“一痴一醒”，成为“被精神病”的代表，为周围人所诟病，除了深受老子、文子道学一脉追求真实、崇尚自然的思想风格影响之外，恐怕这也是他制造机遇、考察人心的一大高招。一方面通过佯狂的行为，来有效缓解和谢绝俗人俗事的干扰，自得其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他为自己怀才不遇的一种宣泄，期待引起社会的关注，能被高人发现。

眼见着大夫文种入宛邑主政，亲自挂帅成立了“民间访贤工作领导小组”，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规模访贤普查工作。这是表面的政绩形象工程，还是真心实意的访贤行为呢？范蠡心里也没谱。但是，能够不为“狂夫”“贱民”“疯子”等名相所迷惑和左右，对待这类社会特殊群体都可以做到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最起码可以说明一个问题——这个搞选贤运动的宛邑大人是玩真格的。

文种在发起全民普选贤才的同时，范蠡也偷偷地对文种的选贤行为进行了考察试探。

当然，文种也是个明白人。

第一，他的选贤工作是经过充分的调查论证的。“大夫种入其县，知有贤者，未睹所在。”这句话明白地告诉我们，文种在上任之后，清楚地了解和掌握了宛邑这地方有贤人隐居的情报。

第二，文种选贤是为了什么？他也很明白。一方面需要一个志趣相投、共同进步，可以无话不谈的知音好友，以实现智慧的交流和升华；另一方面需要发掘、团结和聚集民间的贤能智士，为改变这个国家和社会混乱无序的现状而努力。伟大的事业从来都不是靠单打独斗、逞个人英雄之能可以实现的，成功需要借助外势之力。

范蠡那特立独行的性格，不与俗共的狂放，早已狂名远扬，传到了文种的耳朵里。具有敏锐眼光和政治直觉的文种，断定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而且对他怪异的个性充满了好奇。当即，文种派人速去三户调查了解范蠡，请他前来一叙。

万千人中，你知闻了我，我等待着你。这不是缘分是什么？

俗话说，明人不说暗话。对范蠡而言，考察明人只能借助暗话和假象。

派出去的邑吏很快回来向文种复话了：没有见到范蠡本人。但是，据村里人说，范蠡这个人行为怪异，疯疯癫癫，是远近闻名的小疯子。我看大人您就不必召见他了吧。

《史记》中记载：吏还曰：“范蠡本国狂人，生有此病。”种笑曰：“吾闻士有贤俊之姿，必有佯狂之讥，内怀独见之明，外有不知之毁，此固非二三子之所知也。”驾车而往，蠡避之。后知种之必来谒，谓兄嫂曰：“今日有客，愿假衣冠。”有顷种至，抵掌而谈，旁人观者耸耳听之矣。

所幸，文种具有“独见之明”。他听了邑吏的工作汇报后，并没有轻信这份连人都没有见着的调研报告，而是陷入了沉思中。文种对手下人说：“我听说贤能饱学、有独特见解的人，往往表现出大智若愚的样子，因而被人诋毁为狂妄之徒。这是因为他们对于世事总有独到非凡的见解，自身具备常人无法企及的智慧高度，社会上的一般人很难认识他的真面目。”

犬吠试人：人生无处不考验

范蠡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这个像谜一样的“小疯子”激起了文种更浓厚的兴趣。他决定，亲自登门拜访范蠡，一探真假。

第二天，文种洗漱完毕，准备妥当，叫上几名随从相伴左右，朝着范蠡所居住的村庄出发了。宛令大人亲自驾临，小村庄顿时沸腾了，男女老少都赶紧出来迎接。却只有范蠡家大门紧闭，竟无一人迎接，也无一丝动静。

这是怎么一回事？思索迟疑的文种，正欲下马车察看究竟。突然间，一阵“汪汪汪”的犬吠声响起。文种一看，只见一个衣衫褴褛的少年男子，正蹲在范蠡家墙根下的破洞里，身披狗皮对着他学狗叫呢。

《吴越春秋》载：“范蠡从犬窦蹲而吠之。”

看热闹的乡邻哈哈大笑，并七嘴八舌地告诉文种：这就是范蠡！

这种离奇的“不以礼待人”的做法，要是换了一般人，不被吓一跳，也得雷霆大怒。“我身为一方父母官长，折节屈尊，礼贤下士，你居然仍旧装疯卖傻，如此不给面子。”估计拂袖而去的概率甚高。

文种的“智”此时完美地体现出来了。只见他一摆手，让正待发作的手下人退下，还极其真诚、满心欢喜地对范蠡说道：“你知我，我亦知你！不要再演戏了，我已经认出你来了。这里不是一般人住的地方，而是圣人居住之地。为了寻求德高望重的人，我们才翻山越岭来到这里。我听说狗只对人叫，你现在对我学狗叫，真是抬举我呀！”

鉴于范蠡如此的“给面子”，文种说完便整整衣冠向范蠡施礼。而此时狂傲的范蠡竟然扭头望向别处，“蠡不为礼”。对文种的谦卑毫不理睬，只把自己骄傲的背影留给了文种。求贤若渴的文种见此情景仍然面带微笑，向范蠡作揖后打道回府。

君子待人以诚，交人以礼。范蠡用狗吠迎接和试探文种，也只有他这样不循常规的“小疯子”才能想得出来。邑吏来召见，他故意避而不见，是为了试探文种是否真诚。钻墙洞披狗皮吠叫迎接，是为了试探文种是否真心、是否谦卑。狗者，贱也、忠也、义也。范蠡以“犬吠”之计，不但一箭多雕地测试了文种处乱遇惊的定力、贵贱平等的心量，也向文种无声地表达了“明主未遇，忠义坚守”的内心诉求。

士君子做人，事事时时都要用心。如果一件事不认真留心，便会轻举妄动；一刻不加以用心，就会成为一个没有思想的空躯壳。老子曾说：“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深受道家“玄之又玄”之学的熏陶，范蠡的这份“不言之教”，可谓深得老子道学真传啊。

经过此番试探，自信而又会察言观色的范蠡已知：文种有着过人的智慧，是个爱才的明白人，也是想真诚与自己交往；他们二人已经会心达意，惺惺相惜。倘若有缘，你知我知，肝胆相照，文种明日必定还会再来。还需要考验和试探吗？不能了。一而再，再而三，机不可失，“试”不过三。试探是有底线的，一旦逾越了底线，超越了极限，则好事变坏，事与愿违。这份超脱佯狂的智慧火候，便会适得其反，成为见好不收、不识事理的真疯实傻了。

第二日早起后，范蠡对其哥嫂说：“今日有贤人前来拜访我，请借我一套干净衣帽，代我准备一些酒菜，我要会会他。”

范蠡的哥嫂没有任何反对意见和怨言，而是对于这个不循事理近乎于狂的弟弟表现出了难得的宽容与爱，总是默默地支持着他的成长。待范蠡洗漱完毕，穿戴齐整，便开始静候文种。不久，文种果然驾车来到他家门口。这一次，范蠡完全收起了“佯狂”之态。只见他抢先迎上，向文种大礼拜上，第一次在世人面前露出谦谦君子的风采。眼前这位被称作“小疯子”的英俊少年，今日衣冠整齐、仪表堂堂，礼节周到，声如洪钟，“进退揖让，君子之容”。文种大喜过望，不由赞道：“种闻蠡有旷世之才，得见颜面，实乃三生有幸。”

两人分宾主落座，一边喝酒，一边交谈。从天文到地理，从治国到齐家，从时政到山野，从自然到社会……两人越谈越投机，不觉云霞漫天，红日西坠。经过一番长谈，文种越发为范蠡渊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独到的见解、高超的智慧所打动折服，认定与此人联手日后必将成就一番伟业。而韬光养晦潜龙勿用的范蠡，也终于迎来了一位饱读经书，知人识人，智谋超凡，心怀苍生，有着共同语言，内心畅达无碍的真朋友、好兄长。

文种之“明”与“智”，让范蠡平生第一次有了相见恨晚的感觉。

文种与范蠡，一官一布衣。他们的遇合，是天意的安排、是造化的成全、是等待的结果、是坚守的花开。

扺掌而谈，促膝而论，志合意同，终日而语……人生得一知己，夫复何求！

《道德经》：“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

《道德经》：“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无知，是以不我知也。知我者希，则我贵矣。是以圣人披褐怀玉。”

敢问路在何方

改变个人命运要依靠团队

所谓“酒逢知己饮，诗向会人吟”。范蠡和文种之间的“终日而语”，究竟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话题呢？这些交流话题对于二人的命运转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笔者认为，范蠡与文种之间终日畅谈的是这样三个话题：个人话题、国家话题、天下（社会）话题。在这三个话题中围绕的核心就是“疾陈霸王之道”，即如何以符合天道的智慧思想，凭借各自所学，整合双方优势，来实现个人价值，解救国家危机，承担天下责任。

我们先来说说“个人问题”。在世俗的眼中，范蠡和文种这两个人的交往几无可能：一个是出身贫寒、自谓衰贱的佯狂草民，一个是主政一方、高高在上的宛令老爷。身份的悬殊，并没有拉开两人心灵的距离。范蠡和文种之间的“扺掌促膝，志合意同”，是彼此的认可，优势的互补，思想的激荡，智慧的碰撞。

所以，范蠡和文种相处相谈的第一步，应该是两个人之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交流、相互发现、相互磨合、相互弥补的过程。

范蠡与文种，出身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才学不一样，性格不一样，处事方法也不一样。文种是楚国邹部落的贵族。邹国本属中原南方的国家，春秋末年时成为楚国的附庸国。在强敌夹缝中求生存的小国，一向比较注重谋略。文种虽不是强悍善战的武将，但在以少击众、以弱抑强的策略表现上颇为突出。

《吴越春秋》卷四记载：“大夫文种者，国之栋梁，君之爪牙，夫骥不可与匹驰，日月不可并照，君王委国于种，则万纲千纪无不举者。”谁能够真正地赏识、启用文种，那真的是君主之福、社稷之福。他的智慧才学，是骐骥这样的千里马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可以与日月这样的大光明相互参光的。君王把国政托付给他治理，没有不遂心如意的。

范蠡是一介平民，虽然出身草根，但是勤奋好学，更兼明师高人指点。在计然的悉心栽培下，范蠡掌握了用兵之策、治国之法、致富之术，还有为医之道，学到了道家因任自然、不循常规、以小博大、长于应变的智谋，以及形成了虚实互换、祸福相生的辩证思维。所以他能够安于贫困，善于等待机会，尤其是奇思怪想不绝，创新能力超强。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由于在农村长大，范蠡算得上是一个田野学者。他对于自然山川、天象气候、草木作物、农田水利的熟悉程度及其重要性的认知，肯定要优于贵族出身并一直做官的文种。

从性格和所擅长的领域来讲，“种善图始，蠡能虑终。”“兵甲之事，种不如蠡；镇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文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者与管理者，他善于把握细节，着眼今天，注重程序，强调纲纪，以正治国，奋进有为，是儒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范蠡则是一个很好的策划者和经营者，他善于掌控战略，放眼未来，擅长创新，超越规则，以奇用兵，退守无为，是道家文化的形象代言人。

《道德经》曰：“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如何知人而自知？如何成人而成己？这就需要强强联手。高明的人，总是善于识外缘、借外势而壮实自我，以求内外合谋，傲视天下。所谓“贤臣择明主而事，飞鸟择良木而栖”正是此理。

遗憾的是，尽管文种很想帮范蠡成就大业，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是明人，而非明主。文种与范蠡式的遇合，在中国文化中属于十分典型的案例。但是它跟姜太公渭水独钓，周文王愿者上钩的故事不同，也跟诸葛亮躬耕南亩，刘皇叔折节三顾的故事有别。周文王和刘备都是老板的命，文种却没有这个先天优势。

春秋时期，人才竞争异常激烈，人才流动也非常普遍。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产生的人才猎头服务、人才鉴定评估也风生水起。文种来到宛邑南阳，或许就是一种历史的使命与巧合。他如同伯乐那样善于甄别人才，在“时人尽以为狂”的纷乱假象中，慧眼独具地发现了范蠡。

作为中国春秋时期的知名猎头，文种与鲍叔牙荐管仲、伍子胥荐孙武相比，也不能等同而论。跟这两位鼎鼎有名的大猎头相比，文种具备什么优势呢？贬职边陲的楚国公务员，蹉跎岁月的地方县太爷，怎么帮范蠡？怎么荐人才？说得难听点，位卑言轻，自身尚难成全。

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关键，认识自己是成就自己的枢机。解决个人问题要靠团队，解决底层问题要正高层，解决眼前问题要谋长远，解决局部问题要看战略，解决小我问题要入大我。“大我”是谁呢？就是邦国天下。

改变国家命运要面向实际

所以，范蠡和文种交流探讨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问题。

国家的概念起源于中国的先秦时代。熟悉西周和春秋典籍的人应该知道，“国”与“家”是存在等差之分的。《尚书》曾提出了“天子建国，诸侯立家”说法。在那个时代，诸侯的封地称国，大夫的封地称家，而作为当时周天子脚下唯一有受地治民权利的两种人——诸侯和卿大夫，他们封地的结合体就是周天子的天下。

楚国作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是先秦最具特立独行个性的诸侯国；大约诞生于周成王时期（公元前11世纪），正式立国于公元前1042年。在成王、庄王时期，通过励精图治，楚国开始走向强盛与繁荣，开始称霸中原。据史料记载，作为春秋五霸霸主之一的楚庄王，“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不但率领军队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甚至还率军开赴伊水和洛水之间，向周天子耀武扬威。

盈极而虚，盛极而衰。当楚国的强盛顶点出现后，也就开始了它的下坡路厄运。在范蠡出生前的公元前541年，楚灵王杀掉自己的哥哥，登上了楚国国君的宝座。自恃风光无限的楚灵王，守着老祖宗留下的这份家业，可谓骄横跋扈、为所欲为。对内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享乐纵欲，极尽奢华，失去民心，荒废国事；对外连年征伐，广惹祸端，坐吃积蓄，消耗国力。正所谓上行下效，在这样的政治风气影响下，楚国国内政局紊乱，不堪收拾，权贵专权，贪赃枉法，哪里有贤能之才的容身之处！

楚灵王制造的这份“烂摊子”，并没有随着楚平王、楚昭王的继任而得到遏制和缓解。撕裂的窟窿伴随着浩浩荡荡的天下大势，呈现出“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的衰败之势。

期间，楚国还得应付自己的宿敌晋国及晋国所扶持的代理国——吴国不断发起的军事骚扰。由于缺乏治国统军人才，在长期消极防御的军事策略中，楚国的国防实力大为削弱。就在文种与范蠡遇合的这一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在逃难吴国的楚国大将伍子胥的唆使策划下，由一代兵圣孙武出任大将军，兵分三路远征楚国，攻陷了楚都郢城。楚昭王逃亡随国（今湖北随州），于是吴军蹂躏郢都达十月之久。

在文种和范蠡“终日而语”的岁月里，他们的交流有激情，也有无奈，有得知己的喜悦，也有忧家国的伤悲……眼看着在南方诸侯霸主地位争夺战中，几乎被淘汰出局的楚国，以及那残破不堪的郢都，心情可想而知。一官一民，一文种一范蠡，他们谈论的话题中必不可少的就是国家。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能承担什么责任呢？该如何帮助自己的国家救亡图存呢？假如文种有能力和渠道推荐范蠡在楚国为官，在国内这种政治氛围下，满腹韬略的范蠡能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吗？布衣出身的范蠡，在楚国这个“烂摊子”中会有大的作为吗？

“疾陈霸王之道”。一个疾字，道出了风雨之疾烈、内心之急迫、智谋之激荡。

如何解楚国之危难，逞干世之雄智呢？那就必须放眼天下，跳出楚国救楚国；窥破天机，把握大势弄风云。既然为楚王出谋划策的理想不太现实，那就遵循“以曲就直”的原则，走民间救国、迂回救国、外部救国之路，进而实现放眼救天下的人生战略使命。

《越绝书》曰：“谓大夫种曰：‘三王则三皇之苗裔也，五伯乃五帝之末世也。天运历纪，千岁一至。黄帝之元，执辰破巳。霸王之气，见于地户。”

《越绝书》：“俱见霸兆出于东南，捐其官位，相要而往臣。”

道家奇书《黄帝阴符经》认为，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成功其实很简单，就是要观测天道运行的轨迹，掌握天道盛衰生杀的变化规律，从而顺势而谋、顺天而行。倘若能够知行合一，则永无败事。范蠡对于天道与时势的认识如何呢？

《越绝书》中范蠡对文种说，夏禹、商汤、周武王这三王，是燧人氏、伏羲、神农这三皇的余泽，是他们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我们现在此起彼伏的春秋霸主，是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这五帝的延续。天道运势的规律，以一千年为一个循环往复的周期，周而复始，万世不穷。黄帝为何能够成为天下的共主呢？这是因为他发现了王气的奥秘。

执辰破巳。辰就是土，巳就是火。当初，神农氏秉承火德而王，经过十多世后，德衰而不能驾驭天下，以至于天下诸侯相侵伐，才有蚩尤等野心勃勃的阴谋家导致的混乱和杀戮。黄帝有土德之瑞，顺天应命，以德治兵，播五谷，艺五种，以给养人民，受众诸侯的拥戴。后来，黄帝在自己的领地涿鹿之野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打败了蚩尤部族大军的野蛮进攻，一举统一了古老的华夏。神农氏遂禅位于黄帝，黄帝以土德而王天下。

范蠡告诉文种，根据我对天象的观测和对天运的推算，“俱见霸兆出于东南”，在东南方位有王气出现，是真正可以称霸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地户。东南方位刚好有吴、越二国坐落，目前的状态是吴国强而越国弱。你看我们楚国的伍子胥、伯嚭，齐国的孙武这样的人才，都纷纷去投奔吴国，这难道不是王气霸兆的感召吗？我们要想成就大事，就一定要去吴国仔细考察一番。

《越绝书》称：“于是要大夫种入吴。”

《越绝外传本事》又说：“种见蠡之时，相与谋道：‘东南有霸兆，不如往仕。相要东游，入越而止。”

到底是范蠡鼓动文种离开楚国，还是文种邀约范蠡东游呢？这都难以具体考证了。身为楚国地方政府行政长官的文种，与所辖地不安分的老百姓范蠡离楚，在春秋时期被允许吗？这属不属于一种“叛国”行为呢？

在先秦时代，诸侯和大夫都是“有国有家者”，而士人是贵族的最低等，他们没有封地，是自由职业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有靠出卖自己的知识和才能来谋生。他们可以自由出入各诸侯国和大夫的家，这在道德和制度上都没有问题，只要能被用就行。

说来有趣，后来中国历史上最精彩、最惊心动魄的吴越争霸，其实原本是一场大国博弈之下被挟持操纵的代理人战争。吴楚结仇，这既得益于楚国的老对头晋国大力扶持的结果，也跟楚国人才外流有着莫大的关系。当年，中原霸主晋国和南方霸主楚国为了相互之间的利益争霸，战事绵延不绝，长达百年不休。自楚庄王称霸中原后，晋国由于长期对外用兵，使得手握军权的晋国六卿的力量凌驾于晋王室之上，范氏、中行氏、智氏、赵氏、韩氏、魏氏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大大牵制了晋国的整体作战力，把晋国的综合国力拉入了历史新低。后来，因为和楚国大夫公子反争风吃醋失败的楚国权臣申公巫臣，在逃亡晋国后为了一报“夺美之仇”，极力鼓动晋王室开辟第二战场，联合其他国家对楚国进行战略牵制。而地处东南地区，尚属部落小国的吴国，就这样被选中而成为春秋末期新的战争增长点。通过晋国的经济扶持和军事援助，吴国不但有效地完成了牵制楚国的战略任务，并且开始霸气外露，差点导致了楚国的亡国。

既然晋国可以选择吴国来制衡克害楚国，那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我们可不可以从外围入手，选择吴国的敌对势力来进行牵引、转化，扭转强弱势能，以太极之巧劲拨去楚国肩负的不堪承受之痛呢？

同样地处东南霸兆之地，曾经身为吴国附属国的越国，在范蠡和文种终日“疾陈霸王之道”的讨论中，羞答答地走上了春秋争霸赛的擂台。

如何判断越国是否具有风险投资价值呢？

面对着当前强悍霸道、盛气凌人的吴国，越国真的能够帮助楚国进行战略牵制，从吴国背后进行消耗分化、攻击撕裂，转移吴楚战争矛盾的焦点吗？

在霸兆出于东南之地的特殊时期，越国具备泄放强吴之霸气，而盗夺天机、自养称霸的时运与机缘吗？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解决上述的疑虑，成功实现“扶越救楚”的战略计划，不但要去越国进行战略指导，更要先去吴国探探虚实。

如果说，出身于贵族的文种对于楚国还有不可割舍的感情，抱着为楚王室复仇的外出目的；那么，学悟“阴阳盈虚”之道多年的范蠡，早就对“物壮则老，是谓不道”的道家自然演变规律烂熟于胸。对范蠡而言，“因循天道，择时机而有为，实现自我，展抱负于天下”才是让他激动和心动的真正原因。

家国大事，救亡图存，扶弱抑强，天下为任。这种事，大丈夫当挺身独任，让不得人。

我们不做，谁去做？

以战止战，扬名四海，济世救民，吞吐天下的英雄成就、神仙事业，在文种与范蠡这份肝胆相照的兄弟遇合中，正式拉开了帷幕。

《道德经》：“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

《道德经》：“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朴散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吴国强盛的前世今生

没有调查权，就没有被选择权

公元前502年左右，也就是在范蠡、文种二人相遇的四年之后，蠡种二人自感外缘条件成熟，彼此性格磨合已经适应，认同感加深，待文种将手头的地方政府工作交接后，便相邀往东南霸兆之地而行。

他们东南之行的第一站，并不是越国，而是吴国。

范蠡和文种之所以先进入吴国境内，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一份送给越王的见面礼。

人人都具备选择权，选择权赋予了我们可选也可不选的权利。上至天子侯王，下至士人庶民，都必须认识这个客观问题，尊重对方选择。强人所难，强己所为，皆为不美。

如果说范蠡与文种之间的“搭班子”选择出于志同道合，那么如何让千里之外那陌生而高高在上的越王选择自己、重用自己，甚至依赖自己呢？又凭什么许以自己高官厚禄？

也许我们会说，文种出身贵族，又兼在南方大国楚国工作多年，具备丰富的从政经验，这样的高级管理人才“空降”到当时偏僻而落后的越国，这是越王之幸与越国之福，就业与谋职肯定不是问题。而范蠡却不然，越国再弱小落后，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官职授予一个无名无分、无任何工作经历与经验的布衣百姓；更何况，这还是一个被社会鉴定评判为“小疯子”的年轻人。

要想在越国谋取官职，实现一展雄才大略、匡扶天下的远大理想，范蠡和文种给越王的可选择权利却有天壤之别。

我们永远不要怀疑这个社会有没有所谓的明主贤君。即使真的有，那也是贤臣智士培养的结果。“蠡种组合”要实现命运捆绑，完美出击，这需要谋略，更需要条件。他们需要给越王献上一份独特的“见面礼”，让他彻底失去拒绝的理由。

要打败对手，首先你要认识对手、了解对手、尊重对手、学习对手，以达取长补短、避实击虚之效。面对着未来职业生涯中不可避免的“假想”强敌，范蠡和文种此次入吴，需要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将以什么样的身份进入吴国，并顺利完成调查任务呢？

范蠡和文种入吴，是抱着调查打探吴国重要军政情报的目的而去的。他们需要一份详尽可靠的《吴国调查报告》，从吴国的“山川地理、风土人情、君主作风、臣僚能力、军事实力、民心向背”等几大方面入手，以作为献给越王并拿得出手的见面礼。

《吴国调查报告》

第一，吴国具有高贵的王室血统和美好的故事传说。

《左传·昭公三十年》曰：“吴，周之胄裔也，而弃在海滨，不与姬通。”

《汉书·地理志》：“梅里上有吴国，周武王封太伯之后于此，是为虞公，即周章之弟虞仲，盖仲雍之曾孙也。”

吴国属于周王室的分支，也就是说跟周天子同姓（都姓姬）。据史书记载，周太王生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和小儿子季历。季历的儿子昌聪明早慧，深受太王宠爱。周太王想传位于昌，但根据当时的传统应传位于长子，因此郁郁寡欢。太伯明白父亲的意思后，就和二弟仲雍借为父采药的机会一起逃到荒凉的江南，定居于梅里（今无锡梅村），在无锡苏州附近自创基业，建立了勾吴古国。武王灭纣之后实行分封制，大力封赏有功大臣和王亲贵族，太伯第三世孙周章被周武王封为侯，遂改国号为吴。

第二，吴国具有独特的地形地理和生活习性。

吴国国境位于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后扩张到苏皖两省全境及赣东北部分地区。由于它起初受封的国土偏远荒凉，又和王室关系比较疏远，更兼紧邻戎狄蛮夷等落后民族，屡受其侵扰，战事不断。《吴越春秋·阖闾内传》中阖闾曾自我评价其国：“吾国僻远，险阻润湿，又有江海之害，君无守御，民无所依，仓库不设，田畴不垦。”当时，吴国所在的太湖流域，气候温热润湿，在广阔的平原和丘陵地带覆盖着茂密的原始森林，水网交织，湖沼密布，属于荆莽丛生之地，虫蛇鳄鱼之类时时处处威胁着人们的生存和安全。

据《史记》记载，当时长江中下游江南地区“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又有《博物志》言：“东南之人，食水产鱼蚌螺蛤以为珍味，不觉其腥。”与中原地带的华夏诸邦相比，吴地的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长期处于原始落后的状态。他们以稻米为主食，鱼羹为副食。种植的农作物属于劳动力花费多，生产技术要求高的水稻，加上经常性的水灾，生产力水平难以提高，农业经济远远落后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直到春秋中叶尚未得到充分治理。

在群雄争霸的春秋时期，江河很快成为陆地的延伸，当时较大的水战已不下10余次。在地形、水文等自然防御条件上，有“三江五湖之难”的吴国，地处太湖流域水网地带，北有淮夷、南有百越、西有荆蛮，东方直面大海，是一个水运发达的国家。在这样一个水网交错、丛林遍野，以船为车、以楫为马的水乡，运河与江河湖泊构成的水路交通具有防御方面的天然独特优势，地理形势利于守险，退可以保国土不失，进则能蚕食邻邦，足以傲视诸侯。

第三，吴国具有彪悍好利的民风及尚武轻死的观念。

《史记·天官书》认为：“秦、楚、吴、越，夷狄也，为强伯。”

在春秋时期，吴人彪悍好斗、尚武好勇的民风引人注目。他们深受被中原华夏诸侯所斥责、鄙视的夷狄风俗制度影响，相比于中原民风的保守、俭啬和拘谨，保留了当时落后民族的野蛮精神：贪而好利，漠视礼教信义，对财富、土地、权力有着强烈的欲望。当然，这种民风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源于吴地贫乏的物质财富，和中原地区的文明富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和强烈的落差。安逸的生活削弱了中原人们的勇气和智慧，而落后的经济条件则大大激发了吴人贪婪好胜、崇尚掠夺的轻死精神。

《汉书·地理志》称：“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吴越相邻，风俗接近。“吴王好剑，而国士轻死”。领袖的魅力是无穷的，由于君主好剑尚武，老百姓自然上行下效，跟风追随。同时，吴国统治阶层极力鼓吹“父母之仇不与戴天履地，兄弟之仇不可同城接壤，朋友之仇不与邻乡共里”。经过这样的“洗脑”后，吴人勇猛善战，具有浓重的血族复仇观念，多豪侠壮士，视死如归，甚至以剑自刭之风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

第四，吴国具有好强的君王和贤能的群臣。

吴国虽然和周王室及中原诸侯关系交往也算密切，但是由于其地理位置处于当时的天下边缘，所以很少受到各诸侯国的正眼相待。传至第19代君王寿梦接位后，吴国开始日益强大并称王，被诸侯各国尊为盟主。

随着吴国与晋国交好，开始与中原交流，引进中原文化，经济、文化也得到发展，国势强盛，颇具新兴气象。寿梦时，吴国也开始有了年号和文字记载。经过数十年的励精图治，勾吴从这个时候开始酝酿起其辉煌而短暂的爆发，成为拥有今江苏、上海、浙江、安徽等地的“泱泱大国”，并开始进攻亲楚的小邦巢、徐。史籍载“吴始大”。

阖闾：吴国“政改”的破坏者

寿梦有四个儿子，分别是：诸樊、余祭、夷昧（也称余昧）、季札。跟自己的远祖周太王一样，寿梦也患上了喜欢小儿子的毛病。他认为四个儿子中，季札最贤，便想立他为世子，将来好把王位传给他。但这样做，一来不合周礼规定，二来季札总以有兄长而拒绝接受。于是寿梦采取了迂回策略，在临终之前发明了“轮值主席制”。先传位于长子，并要求兄终弟及，轮流坐班，诸子依次传位，直到传给季札为止。

遵照着父亲的遗嘱，长子、次子均严格执行，后传至三子余昧。刚当了四年吴王就不幸得了重病的余昧，临终前重申寿梦遗命，要传位给季札。季札感到再也无法推托，索性一走了之，逃到延陵躲了起来。于是，余昧将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僚。规则一旦被打破，祸患也就发生了。轮值主席传位制被打乱后，引起诸樊之子公子光的严重不满，最终引发了专诸刺王僚、鱼肠剑夺位的系列传奇故事。

采取血腥暴力的非道德手段夺取吴国王位的公子光，就是后来的阖闾。

公元前514年，吴王阖闾即位。“阖”，即合家、全部的意思；“闾”，是单位名词，当时25户为一个闾。“阖闾”意思是全国人民的城，由此可见当时吴王具有包揽天下、称霸列国的政治野心。

也许，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注定。虽然阖闾采用了非道德的手段夺取王位，成为了吴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破坏者；但是事实证明他确实是一个治国理政的优秀人才，且天生具有成为王霸的领袖潜质。

阖闾上台后，为了稳定政权，便开始励精图治。阖闾从“改作风、任贤能、重经济、强国防、定战略”抓起，在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全面入手，实施强国富民的振兴计划。

首先，阖闾从自我做起，率先垂范，转变领导作风，改变政治风气。《国语·楚语下》记载，阖闾“口不贪嘉味，耳不乐逸声，目不淫于色，身不怀于安，朝夕勤志，恤民不羸，闻一善若惊，得一士若赏，有过必悛，有不善必惧。”因而大得民心，使吴国在各方面出现欣欣向荣的气象。

其次阖闾注重广泛搜罗人才，任贤使能，采纳良策，听取民声。他任用了楚国旧臣伍子胥，听取其振兴吴国的建议。并召伍子胥为行人，参与兴国大计；以伯嚭、华登为大夫，共谋国事。经伍子胥七次力荐，阖闾亲自召见了时为罗浮山下一个无名种菜人的军事家孙武。他在被孙武献上的兵法中博大精深的谋略思想折服的同时，也对这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是否具备统军作战的实战能力产生质疑，便提出让孙武训练后宫妇人以作为严格的人才测试。最后的结果是，阖闾在付出了痛失两位爱姬，连续六日食不甘味、夜不安眠的沉重代价后，终于抛却杀姬之恨，拜孙武为将军。

由此可见，阖闾在“任贤能”上虽然不拘一格，但也不是徒好虚名、用而不察。

阖闾当政之时，虽然吴国也在逐步走向强盛，但仍有不少困难：譬如常受江河海水的侵害，军事防御设施尚不完备，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没有保障；国家粮仓还未建立，荒地也未充分开垦。而此时，西边的楚国已成为雄踞中南的“泱泱大国”，南边的越国也正在开始崛起，并对吴国构成威胁。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具有政治胆识的阖闾在吴国推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重经济”政策。经过几年的努力，吴国不断发展壮大，百姓丰衣足食，乐于为国家而献身。他让伍子胥主持修建的阖闾大城，就是今天的苏州古城，其规模位置迄今基本未变，为世界罕见。

具有了强大的经济实力后，阖闾开始把重点转向军事上的发展，以“强国防”。他在“军神”孙武的帮助下，加紧训练吴国士卒，提高战术素养，以适应与中原诸侯国作战的需要；同时训练舟师，制造战船，加紧制作锋利的宝剑，以供战争之用。《吕氏春秋·上德》谓：“阖闾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由于治军“申明军纪，赏罚必信”，吴国建立了一支齐勇如一、士气高昂，能同时进行水陆灵活作战的“海军陆战队”。吴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逐渐得到加强，于是开始崛起，首先把矛头指向了强大的楚国。

为了给楚国点颜色看，他一举灭亡了楚的附庸——徐国。楚国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在徐国称王。吴国随后一举出兵，五战败楚，攻破楚国郢都，掠楚地近千里。楚国几近灭亡，诸侯震惊，至此吴国的声威达到顶峰。

在范蠡和文种进入吴国秘密调研期间，正是阖闾当政的黄金时期。

面对着如日中天、几近完美的强大吴国，“蠡种”组合是考虑放弃对楚国的信念，留任吴国谋求霸业？还是不改初衷，坚持走“扶越抑吴”之路，选择一次前程未卜的挑战之旅呢？

在反复权衡中，范蠡不由自主想起了自己的师爷老子所留下的几句话——“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是呀，满遭损，谦受益，洼则盈，敝则新。

对于范蠡而言，吴国已经太强大、太饱满了。就算二人留在吴国得到任用，也只不过是依照先期谋划好的吴国“国家战略”进行执行而已，没有太大的发展空间，难以施展自我的真正才华。更何况，“君子逢时，不入仇邦”，就算楚国再不爱我们，我们也不能不爱自己的祖国呀，不能因为一份工作而失去了“故国之亲”。还是去越国吧，它是一个一切都是未知数的国家，一个如同一张白纸般可以任由我们随意施展、自在驰骋、全程谋划、倾情付出的国家，也是一个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迂回救楚的国家。

以小博大，以弱胜强，这正是检验范蠡所学道学智慧的绝佳机会呀！

《道德经》：“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

《道德经》：“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

伍子胥：强大的对手砥砺出人生的光明

不弃小义：活下去才能解决问题

《左传》曾有一句话：“虽楚有材，晋实用之。”大国之间的综合实力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济济的楚国，由于未能建立有效的人才选拔与激励机制，对体制内人才也不加重视并多方排挤，最终导致了严重的人才外流现象，为晋、吴这样的“敌国”培养了大批高级领导干部，最终自食恶果，得不偿失。

历史常常让人尴尬。吴国的臣僚班子中，处于核心领导岗位的伍子胥、伯嚭等后来在吴越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关键人物，都是曾经的楚国人。

范蠡确实很幸运。他不但拥有文种这样志同道合的知己，还不可避免地为自己选择了当时最强大最具实力的团队对手。这让身为历史旁观者的我们，在这场棋逢对手惊心动魄的吴越战争中，获得了既紧张屏息却又酣畅淋漓的观感。

没有伍子胥就没有范蠡那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对手有时候就是最好的老师。我们了解伍子胥，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范蠡。

作为“蠡种组合”最强劲的对手，伍子胥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是什么样的经历促使他背楚而奔吴？他对吴国的强大做出过哪些贡献？强盛者易折，皎洁者易污，看似强大的伍子胥，其性情的缺陷和人生的“死穴”在哪里？

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在遇到对手时，我们不应群情激昂，而应首先认清他。范蠡就是这样做的。

范蠡与文种二人经过了解，总结出伍子胥身上所具有的“七大”特征。哪“七大”呢？那就是：有大智、历大难、怀大仇、效大忠、建大功、尽大孝、惹大非。

第一个方面是“有大智”。在历史上，伍子胥与孙武一样，也是有军事著作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伍子胥》十篇、图一卷，虽已失传，但足以证明伍子胥生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伍子胥的大智，体现在生死关头的决策力，以及对潜在事件洞若观火的预见力。

伍子胥，名员[yún]，字子胥，本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伍子胥的父亲叫伍奢，爷爷叫伍举。这个伍举，因为侍奉楚庄王时刚直谏诤而显贵，所以后代子孙在楚国很有名望。伍举死后，楚平王为嘉奖伍举敢于直谏的美德，封伍奢于连，号为连公。由于家庭的背景关系，伍子胥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史书称他“少好于文，长习于武”，有“文治邦国，武定天下”之才。

满门忠直的伍氏家族，为何到了伍子胥这里，却叛楚而投吴，甚至还引领吴军攻打楚国，险些导致楚国灭亡呢？这要从那不听文子计然苦口规劝的楚平王惹下的大祸说起。

当初楚平王在蔡国的时候，蔡国有个边境官员的女儿私奔到他那里，生下了太子建。平王即位后，便派伍奢当太子建的首席老师，即太子太傅。而费无极则位居副职，做了太子少傅。

当“老二”需要一份胸怀，当老师更需要一份胸怀，身为“老二级别”的费无极老师偏偏严重缺乏胸怀。由于太子建尊重伍奢而嫌恶费无极，得不到学生信任的费老师不仅不深刻检讨反思自身存在问题，反而在自己学生和同事身上打起了鬼主意。

费无极得不到宠信，便想要诬陷太子。他向楚平王建议：“太子建可以娶妻了。”男大当婚，这是天经地义之事。公元前527年，“好爸爸”楚平王为时年十五岁的儿子太子建娶亲，选中了秦国秦景公之女孟嬴，遂昭告天下一切备绪，并派遣大臣费无极专程前往秦国迎娶。费无极见秦国嫁给太子建的女子长得非常姣美，再加上自己对太子建非常忌恨，就动了邪念，认为这么漂亮的姑娘不应该为太子建拥有。

费无极当然无法染指美丽的孟嬴，但深谙“美女经济”之道的小政客，于是从孟嬴身上看到了可以兑换的政治利益。既然太子建不该得到美女，那这个美女谁才配真正拥有呢？那当然只有楚平王了。

于是，费无极不顾一切快马回宫对楚平王细述姑娘之美，那可是倾国倾城、绝世无双；并向楚平王真诚建议：“机会难得，美女难求呀，君王您完全可以自己娶之为妻子，给太子另外找一位女子做妻子。”男人对于美色的诱惑往往难以抗拒，尤其是被费无极独家广告渲染下的美女。楚平王被巧舌如簧的费无极说动了心，本该属于制片人角色的他雄心勃勃地当起了主演。转眼间，这位本该成为太子夫人的秦国姑娘，便成了公爹楚平王的妃子。

费无极用“调包计”办妥此事，更深得楚平王的赏识了。然而，做贼心虚的费无极却寝食不安忧心忡忡，他知道太子迟早也会成为君王的，于是又萌生了“调人”之计。费无极对楚平王说：“晋国之所以能够称霸，是因为近中原；而楚国偏狭小，所以不能同晋国争雄。如果扩大城父的城墙，把太子安排在那里，以便和北方各诸侯国交往，就可以取得天下。”正为父子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尴尬而伤透脑筋的楚平王很高兴，再一次听从了费无极的建议。

楚平王六年（公元前523年），楚平王让太子熊建离开国都，去镇守城父。作为太子太傅，伍奢父子也陪同情场官场双失意的太子到了楚国北疆的城堡驻守。

来到城父，是伍子胥的一个命运转折点。今天的城父故城，西北距安徽亳州市三十多千米，东南距涡阳县城二十多千米。而涡阳，则是道学始祖老子的诞生地。”修改为：“今天的城父故城，西北距安徽亳州市三十多千米，距河南鹿邑六十多千米，东南距涡阳县城二十多千米。而涡阳和鹿邑二地，直到今天都在为谁是道学始祖老子的诞生地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伍氏父子镇守城父之时，学问渊博名动天下的老子已经告老还乡，开授私学。与高人为邻，如此机遇伍子胥自然不会错过。虽然史无明载，但是相信在城父的一年多时间内，伍子胥一定向老子请教过道学，并蒙授一二。

多年以后的伍子胥，因为越国贡西施、郑旦给吴王而进谏劝说夫差。他是怎么说的呢？《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第九》有记载：“不可，王勿受也。臣闻：‘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伍子胥闻传的这句话，是老子传付尹喜的五千言中的原文。伍子胥从何处闻？于何人闻？在传播方式处于原始落后状态的春秋时期，唯有耳闻目睹、当面聆听，才能一字不差，记忆犹新。

到城父后的第二年（公元前522年），小人得志利令智昏的费无极，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再次施行“调命”之计，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外交诸侯，将入为乱”。费无极的目的，是通过诬陷太子建谋反，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彻底清除后顾之忧；同时通过改立孟嬴的儿子轸当太子，换取自己的官禄晋升。“子不教，师之过”。信以为真的楚平王，立刻召见太子建的老师伍奢，严加诘问。三代以刚直谏诤著称的伍氏家族，这个时候当然不会出卖自己的原则。伍奢借此规劝平王：“大王受到佞臣蒙蔽，已经夺去了儿媳，又要谋杀儿子，于心何忍？”打人莫打脸，揭人莫揭短，伍奢的话使楚平王丧失了最后一点理智。他下令立即把伍奢囚禁，并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死太子建。奋扬情知太子建无辜，便暗中派人先去向太子建告密，才使太子建得以奔宋国而逃亡。

费无极深知伍奢两个儿子伍尚、伍子胥相当了得，不杀他们，恐日后为患。在费无极的唆使下，楚平王一面派人去追杀太子建，一面又逼伍奢写信给他的两个儿子，以营救父亲的高尚名义诱骗他们回来，以便一起除掉。

《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

使人召二子曰：“来，吾生汝父；不来，今杀奢也。”伍尚欲往，员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脱者后生患，故以父为质，诈召二子。二子到，则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雠不得报耳。不如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俱灭，无为也。”

楚平王派人去召伍子胥兄弟二人回来，说：“只要回来，我就赦免你们的父亲。”棠邑大夫伍尚看到信就要动身，伍子胥警告他：“这是阴谋，楚王忌惮我们的威名，不敢伤害父亲。他们把父亲扣作人质，就是要把我们一网打尽。你先不要去，我来设法救出父亲。”伍尚对弟弟伍子胥说：“你到吴国去，我准备回去送死。我的才智比不上你，我能为父亲而死，你能为父亲报仇。听到可以赦免父亲的命令，不能不赶快回去；亲人被杀戮，不能没有人报仇。赴死而使父亲得到赦免，这是孝顺；掂量成功的可能性而行动，这是仁义；选择重任而前往，这是明智；明知必死而不躲避，这是勇气。父亲不可以抛弃，名誉不可以毁掉，你努力而为吧！这样总比两个人跟在一起好。”子胥说：“既然如此，我们兄弟只好就此别过。”

伍子胥头脑清醒，看问题尖锐，在父亲与兄长的生死关头，毅然选择了逃走。这并不是懦弱，而是他深知：在这场“水很深”的政治阴谋中，应父之召必然父子俱死；而不回，或许平王还有顾忌；即使再不济，也还有报仇雪恨的机会。退一步海阔天空，忍辱逃走，不是为了苟且偷生，而是怕“俱灭，无为也”。所以伍子胥不得不弃小义而雪大耻，走上了一条“奔他国，借力以雪父之耻”的复仇之路。

伍子胥这份高智商的洞察力，在后来的吴越战争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他总是不厌其烦永不言弃地重申“伐越”战略，并一次次地识破了范蠡和文种隐藏至深的谋略，将这次各为其主的智力争霸赛推向了波澜壮阔、惊心动魄的高潮。

仇恨之火：是动力也是阻力

第二个方面是“历大难”。对于伍子胥，不能仅仅用贵族子弟来评价。家庭的变故，父兄的血仇，让他不得不保存实力，亡命天涯。他有张弓拒捕、反叛独立的一面，也有忍辱负重、含辛茹苦的一面。作为一个有丰富人生经历和阅历的男人，伍子胥绝对是一个吃得起苦受得了罪的可怕对手。

离开楚国，伍子胥便开始了他传奇而又悲惨的逃难历程。他先是追随楚国太子建到宋国，后来因为宋国“华氏之乱”又辗转来到郑国。太子建和晋国君王私通，要做晋国攻打郑国的内应，伍子胥劝说无果。后来郑国国君知道了，就把太子建杀了。伍子胥又带着建的儿子公子胜逃出郑国奔吴而去。就这样白天躲藏，晚上赶路，终于来到吴楚两国交界的昭关（在今安徽含山县北）。面对着铺天盖地的全国通缉令和诱人的赏银，昭关的官吏盘查工作开展得紧张而又细密。如何才能顺利过关，“越狱”成功呢？期间，伍子胥生命中的贵人接二连三地开始出现。其悲惨经历引发了扁鹊弟子东皋公的恻隐之心，深谙医道的东皋公准备出手搭救，他把伍子胥二人带进自己的居所，一连七日好心招待，却丝毫不谈过关之事。

物极必反，情急必乱，内心急迫至极的伍子胥彻夜翻覆，寝不能寐。他想告别东皋公而去，又担心过不了关，反而惹祸；若是不走，又不知还要等多久。真可谓“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如此翻来覆去，其身心如在芒刺之中，卧而复起，绕屋而转，不觉捱到天亮。

俗话说，命由心改，相随心移，愁从心生。几天工夫一耗下来，曾经那年轻帅气英雄少年的伍子胥突然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须发俱白，整个一“白头翁”了。

相貌全变的伍子胥，这才因祸得福，蒙混过关。

第三个方面是“怀大仇”。仇恨对于人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以自己的力量去报复君王的逃亡者，伍子胥背负血海深仇一路狂奔。他的眼早已被仇恨的血光所充斥，他的心早已被仇恨的念头所炙烤。父兄的死如同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的心头，让他食不甘味，度日如年。

《史记》中称：“伍胥未至吴而疾，止中道，乞食。”

很短的一句话，却给我们勾勒出了报仇心切忍辱负重的伍子胥的形象。我们不难想象：不管是在长江边经历困顿窘迫，还是在道路上乞讨糊口，只有父兄被弑的深仇大恨，才能支撑染疾的他即使止于中道乞食为生，也要活下去为他们报仇的信念。

为了复仇，伍子胥不再简单和透彻。他可以极其敏感而智慧超人，也可以异常迟钝而迷昧不清，他的性格和历史身影变得复杂起来。

当伍子胥到达吴国时，正值吴王僚当政，公子光为将军。但是，伍子胥很快就发现，吴国当时的大环境根本不适合他报仇，吴王僚也没有真正对自己加以重用的意思。后来，伍子胥慢慢了解到，竟然是公子光在吴王僚左右屡进谗言的缘故。因为每当伍子胥向吴王僚陈述伐楚的益处，提议吴国攻打楚国的时候，公子光总是冷冷地说：“那个伍员，父亲、哥哥都是被楚国杀死的，所以才讲攻打楚国。他这是为了报自己的私仇，并不是替吴国打算。”就这样，伍子胥的报仇愿望被吴公子光给彻底搅黄了。

作为吴国政坛的实力派人物，公子光为何要屡次进言反对伐楚，和伍子胥过不去呢？

史书上记载：“知公子光有内志，欲杀王而自立，未可说以外事，乃进专诸于公子光，退而与太子建之子胜耕于野。”伍子胥顿时醒悟过来，公子光反对伐楚，是因为不想伍子胥为吴王僚所用，是在敲打暗示自己要站对队伍，是想拉拢自己而排除异己，让伍子胥依靠自己复仇。这个公子光有篡位之谋！

伍子胥敏锐地洞察到公子光的心思。为了自己的复仇目标，伍子胥和公子光开诚布公地谈判：“只要你答应将来为我发兵楚国，我可以帮助你顺利夺取王位。”公子光一口答应了。于是伍子胥为他策划夺权的一系列行动，首先给他介绍了一位名叫专诸的勇士。公子光十分高兴，把伍子胥作宾客对待。伍子胥退居郊野耕作，等待专诸成功。后来，在吴王僚因楚平王大丧伐楚、国内空虚之际，令专诸杀王僚，而拥立公子光为吴王。

伍子胥的风险投资终于大功告成，复仇的梦想似乎不再遥不可及了。

然而，由于复仇的心火太过熊烈，伍子胥也为自己深埋下了祸根。

这就要说到吴越战争中另外一个关键人物伯嚭了。伯嚭本是楚国名臣伯州犁之孙。父亲郤宛，是楚王左尹，为人耿直，贤明有能，深受百姓爱戴，因此受到了少傅费无极的忌恨进谗。后郤宛被楚国令尹（国相）子常所杀，并株连全族，但伯嚭竟得侥幸逃离。他听说另一位遭楚迫害的伍子胥在吴国受到重用，便孤身一人逃到吴国投靠伍子胥。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伍子胥与伯嚭虽无私交，但是因为遭遇相似，同病相怜，就将他举荐给吴王阖闾。阖闾高兴地接见了这位满怀深仇大恨的青年。在盛大的宫宴上，当时陪宴在场的吴大夫被离对伯嚭很不放心，轻声询问伍子胥：“您以为伯嚭可以信任吗？”伍子胥坦然以答：“我与伯嚭有相同的怨仇。您没听过《河上歌》所唱的‘同病相怜，同忧相救’吗？就好比惊飞的鸟儿，追逐着聚集到一块，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被离提醒伍子胥道：“您只见其表，不见其内。我看伯嚭为人，鹰视虎步，本性贪佞，专功而擅杀。如果重用他，恐怕您日后定会受到牵累。”伍子胥则不以为然。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被仇恨之心扰乱了心智的伍子胥，终未能听进去被离的忠告。他太需要战友了！最后，在伍子胥的大力举荐下，阖闾收留了伯嚭，并任命他为大夫，让他与伍子胥一起图谋国事。谁也无法料到，眼前这位穷途末路的可怜老乡伯嚭，会成为伍子胥的克星。

史上最狠毒的“掘墓人”

第四个方面是“效大忠”。伍子胥的忠，也要一分为二地看待。站在吴国和吴王的立场，伍子胥是千秋可鉴的大忠之臣；站在楚国和楚王的立场，那伍子胥则又变成了大不忠之人。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伍子胥是一个叛国者。但是，他的是非功过却得到了时人和历代史书作者们的广泛理解。如庄子评价他为：“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楚国人屈原也认为：“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晚明思想家李贽更是认为：“伍子胥绝孝纯忠，惊天震地，楚之烈也。”为何他们对于伍子胥背叛楚国的行为如此宽容呢？

前面我们讲过了，在春秋时代，国家的意义与我们现在并不相同，诸侯们共奉一个周天子，共属华夏民族，其实都是出自一家。时人的价值观虽然也宣扬忠于自己的诸侯国，但最主要的还是忠于周王朝。所以，诸侯列国称霸的时候都还免不了打着周王室的旗号。而且当时人才的流动都是自由和自愿的，转换国家如同跳槽一样的人相当普遍，楚国人跑到敌国入仕的事情太多了，即使他们为其他诸侯效忠，也通常会被认为是忠臣。

成功的人生贵在选择，千秋的功名在于遇合。刘向《新序》中说：“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吴阖庐用之而霸。”昏庸的楚平王无德无识，未能选择伍子胥强国辅政；宋国、郑国也无缘无分，最终与流亡客寄的伍子胥失之交臂；即使到了吴国之后，吴王僚也未能慧眼独具地发现伍子胥的真正价值，而独为公子光（阖闾）重用。

伍子胥对于吴王阖闾的感情，有“士为知己者死”的简单纯粹，也有全力付出竭诚尽忠的股东心态和合伙人情结。对伍子胥来讲，唯一的红利就是“借力以雪父之耻”。所以，只要阖闾有需求有指示，伍子胥绝对可以披肝沥血，使命必达，即使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为了刺杀吴王僚，伍子胥找到了史上最具创意的刺客专诸；为了除掉吴王僚逃亡在卫国的儿子庆忌，伍子胥又成功物色了东海勇士要离来断绝后患。伍子胥请求阖闾发兵攻楚，阖闾推却说：“不行，我现在还缺少一个领兵的大将。”伍子胥马上又七荐孙武，献上兵法十三篇。

万能的伍子胥，简直就像一个有求必应的阿拉丁神灯，或如那百宝袋里藏着无尽宝贝的哆啦A梦。

第五个方面是“建大功”。吴国的兴衰成败，伍子胥的作用可谓举足轻重。吴王阖闾在其执政期间，任用伍子胥进行改革。他举荐贤才，加强操练，严明军纪，务实为用。《越绝书》称：“值吴伍子胥教化，天下从之，从未有死亡之失。”足见其治国用兵，深具远见卓识，实乃谋略不凡！

为了达到“安君治民”“兴王成霸”的目的，顺应吴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破楚伐越的需要，阖闾接受伍子胥的建议，奖农商以实仓廪，治城郭以设守备。几年之后，“东宫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宫在长秋，周一里二十六步”；“禾稼登熟，兵革利坚”。伍子胥根据吴与周边各诸侯国的强弱形势及利害关系，与孙武等制定了先西破强楚以解除对吴之最大威胁，继南服越国以除心腹之患的争霸方略。

周敬王八年（公元前512年），伍子胥针对楚国执政者众而不和且互相推诿的弱点，提出分吴军为三部轮番击楚，以诱楚全军出战，彼出则归，彼归则出。“亟肆以罢（疲）之，多方以误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待楚军疲敝，再大举进攻。此后数年间，吴军连年扰楚，迫楚军被动应战，疲于奔命，实力大为削弱。吴随即展开大举攻楚的准备，争取与楚有矛盾的蔡、唐两国作为自己的盟国，使楚北方门户洞开，为而后避开楚军防守正面实施突袭创造了条件；又出兵攻越，给楚造成吴不会大举攻楚的假象，并施反间于楚，使楚不用知兵善战的子期，而用贪鄙无能的子常为帅。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应子胥、伯嚭复仇伐楚的请求，重用孙武为大将，子胥、伯嚭为副将，大举攻楚。伍子胥与孙武等佐阖闾统领大军沿淮水西进，由楚防备薄弱的东北部实施大纵深战略突袭，直捣楚腹地，以灵活机动的战法，击败楚军主力于柏举。接着展开追击，五战五捷，长驱攻入楚国都城郢都，终成破楚之功。

太史公在《史记》中评价道：“当是时，吴以伍子胥、孙武之谋，西破彊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这是怎样的丰功伟绩啊！

第六个方面是“尽大孝”。几千年来，人们把忠孝视为天性，甚至作为区别人与禽兽的标志。事实上，中国人家族观念都很强，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细胞是家庭，忠孝二者相较，孝比忠更基本。所以古代通常把家放在国前面称“家国”，正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而，春秋时期人们的价值观里对复仇尽孝的概念，是高于对诸侯国主的忠诚的。

伍子胥堪称孝子的典范，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报杀父兄之仇。但是以个人之智和力，要向一个国家的君主及他身后代表的国家寻仇，哪怕是再厉害的英雄豪杰，也犹如天方夜谭，谈何容易！

伍子胥最担心和害怕的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生死，不是千辛万苦，而是报不了仇。所以在公元前516年，伍子胥得到楚平王死讯后，放声大哭。当时的公子光劝道：“楚平王无道，你何必为他伤心？”伍子胥说：“我并不是为他伤心，而是伤心无法为父亲兄长报仇啊。”

为了复仇尽孝，伍子胥不宽恕别人，也不宽恕自己。以至于司马迁也说伍子胥是舍小义雪大耻，并感慨：“所以说克制忍耐成就功名，不是抱负远大的壮士又有谁能做得到呢？”

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里在讲到伍子胥这一段的时候也评价道：“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意思是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可以复仇；如果父亲有罪被杀，儿子为父亲复仇就会形成“推刃之道”，即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后者不被赞赏。伍子胥当年为报父仇的行为，得到了时人的充分理解和接受。

报仇雪恨虽说没错，但是为了报一己私仇而让一国之人都痛苦，这就有些过了。所以，对于伍子胥评价分析的第七个方面就是“惹大非”。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一个人死了，那一切仇怨似乎也该一笔勾销了。但是伍子胥做不到，他心中积蓄了十几年的仇恨需要宣泄，因此控制不住自己的心魔。熊熊的仇恨之火，转瞬间把这位悲情英雄变成了白发恶魔。

就在伍子胥五战五捷，攻入郢都后，楚昭王逃跑。伍子胥做出了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报父仇。”

《史记·伍子胥列传》曰：“及吴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后已。”

伍子胥为解心头之恨，请求吴王准许自己掘楚平王之墓并鞭尸。他“手持九节铜鞭，肉烂骨折”，犹不解恨，此后更是“左足践其腹，右手抉其目”，并骂道：“汝生时枉有目珠，听信谗言，不辨忠良，杀吾父兄，岂不冤哉！”又割下平王的头，把衣物棺木全部销毁，连同尸骨弃于荒野。这种“重口味”的复仇手段，和那足以抵消他一生功业的三百鞭，似乎可以证明他是有史以来最狠毒的一位掘墓者。

按理说，冤有头债有主，伍子胥找楚平王报杀父兄之仇倒也情有可原。可他仍不善罢甘休，又让吴兵拆楚宗室庙，妻宫室女，寝大夫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断发文身的吴军进入历代楚王经营了二百多年的楚都，目睹其繁华富丽，见楚国宫室之富、姬妾之美，立刻暴露出豺狼本性。于是，吴国君臣经过公开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按照官职等级住进楚王宫室和大臣府邸，霸占其财产和妻女。“君居其君之寝，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寝，而妻其大夫之妻。”一时间郢都内乱作一团，从吴王到士卒无不趁机发泄私愤，大肆掠夺和破坏，抢钱、抢房、抢女人。他们“烧高府之粟，破九龙之钟，鞭荆平王之墓，舍昭王之宫”，大肆洗劫、捣毁。虽然孙武极力劝阻，但在伍子胥的坚持下，吴王根本不听。

进入郢都的吴军，失去了继续作战的雄心和计划，对外没有联盟诸侯，取得道义的支持，对内没有抚恤百姓，反而不断制造和扩大战争暴行，给楚人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被逼上绝境的楚人自发组织起来，举国上下同仇敌忾，鱼死网破与吴军拼死相搏，竟一夜而三败吴人，将吴军赶出国境，使得楚国成功复兴。为泄一己私愤，伍子胥劝吴攻楚，不仅让吴楚两国生灵涂炭，无辜百姓遭殃，也让吴国多年战争准备所取得的成果丧失殆尽。对此，后人有诗这样评价道：“知否申胥本楚人，引吴攻楚有私因。可怜祖国好儿女，半作伍家偿命身。”甚至连司马迁也觉得伍子胥的行为过分了，称“怨毒之于人甚哉”。

也正是因为看到了阖闾、伍子胥、伯嚭等人胜利攻入楚国后所表现出来的忘乎所以的极端行为，才让兵圣孙武与伍子胥产生了鲜明的价值观分歧。清人魏源指出：“呜呼！吴，泽国文身封豕之蛮耳，一朝灭郢，气溢于顶，主骜臣骄，据宫而寝，子胥之智不能争，季札之亲且贤不能禁。（孙武）一羁旅臣能已之乎！”孙武虽然受命为将，但毕竟是为客的羁旅之臣。吴王求胜时能够对他言听计从，得胜之后就不一定有言必听了。

在孙武的价值观里，“主孰有道”是考核选择老板的首选项，既然吴国君臣在破楚后的所作所为与他内心坚持的标准差距太大，“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公元前503年，也就是范蠡和文种进入吴国开展调研工作的前一年，一代兵圣孙武以回国探亲为由，功成身退，隐遁山林。《东周列国志》载：“孙武不愿居官，固请还山……遂飘然而去。”从此史无所记。

彪悍的人生需要强大的对手

身具“七大”之征的吴国政坛核心人物伍子胥，真的智勇无敌、不可战胜吗？占据东南霸兆之地的吴国，真的如日中天、坚不可摧吗？其实未必。

道学思想认为：“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伍子胥那偏激执着、正直无曲、锋芒太露、刚强躁烈的强势性格，将是他自己无法战胜的天然敌人。

其一，伍子胥只知进而不知退，只知保国而不知保身，只善于图敌而不善于避祸。伍子胥的性格是有严重缺陷的，他的整个人生状态其实就是一个孤立的“有极图”，而非阴阳平衡统一的“太极图”。伍子胥的头脑里始终被仇恨的阴影，忠孝的概念，事业的追求，称霸的目标填充饱满，缺乏人性化、柔性化的一面。他给人的感觉始终是操劳奔波的，是板着脸的，是悲情的，是苦口婆心据理力争的。他没有心思来思考人生，无暇追求快乐，难以适应未来，未曾想过放下。吴王阖闾信任他，是因为欠他一个天大的人情。但是，伍子胥有没有想过，老爹买账，儿子上台以后还会买账吗？自己的信用额度是否会面临提前透支的危机呢？

对于一个着眼今天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假以时日，打持久战。天运一转，盛极必衰。

其二，伍子胥性格暴烈急躁，没有清静之心。为过昭关而一夜白头，足以证明在伍子胥表面的强大下，深藏着一颗对失败的恐惧之心，不敢坦然面对失败。伍子胥虽然很善于识别和抓住机会，但是他更害怕失去机会，也就做不到去留无意、宠辱不惊。可以说，他的隐忍是一种很可怕的强行压抑性隐忍。

对于一个内心躁动急迫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他持续冲动，而自己则以“静胜躁，弱胜强，曲就直，柔克刚”。

其三，伍子胥虽然谋略高超，但是刚直强势，善谋而不善言。他习惯于“一根筋”式直来直去的说话方式，不懂迂回，不知示弱，不会圆滑，不善美言。他既不会思考自己的言行会伤害谁，也不会在乎谁会因为自己的言行来伤害自己。忠正刚直，难道就幸遇明主吗？一心为公，难道就不遭泼污吗？

对于一个忠正刚直，从不设防的对手，战胜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发现矛盾，制造矛盾，利用矛盾。用矛盾来蒙蔽他的君主，夸大他的功绩来扩大矛盾，造成功高盖主的紧张局势。

其四，吴国的臣僚团队看似强势组合，但是表面和谐，内在真的表里如一吗？伍子胥没有意识到，早年因为“同病相怜”而被自己举荐并获重用的伯嚭家族，已经在吴国形成庞大的势力了。因善于理财，精于逢迎，伯嚭家资殷盛，却又与疾恶如仇、常挟功自傲的伍子胥势成水火，互不相容。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团队不合，二虎相斗，吴国还牢不可破吗？

天有宝，日月星辰；国有宝，忠臣良将。范蠡和文种敏锐地认识到，“守其一，万事毕”。战胜吴国的实质内容就是战胜伍子胥，战胜伍子胥有伯嚭，战胜伯嚭有金钱、美女、宝器……大道的演变规律，周而复始，循环互生，生克制衡，正复为奇，一阴一阳，动荡起伏，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抓住了主要矛盾和核心人物，所谓的乱象纷纭，自然简单明了、无欲自静了。此时当谨守其一，执其要妙，以处其和，以应其变。

虽然伍子胥当初随父兄在镇守楚国城父之时，也因机缘而拜访老子，求学而闻道。但他毕竟不是老子的真传弟子，后来因为仇恨冲昏头脑更是无暇领悟老子道学中“尊道贵德，以德报怨，清静无为，功成身退”的思想精髓，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最大遗憾。

作为老子道学一脉的第三代正宗传人，范蠡难道还战胜不了“旁听生”伍子胥吗？

通过对吴国综合国情的考察调研，以及对吴王阖闾和伍子胥、伯嚭等人的综合分析，范蠡和文种对于吴国的强大有了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也对“扶越抑吴”战略充满了信心。

如果自己的对手太强，无一丝破绽，无一线生机，则不可谋。如果自己的对手太弱，无一处挑战，无一毫功用，同样不值得深谋。其实，真正的对手是我们自己，是我们内心的影子。与对手比肩，就是要与自己的内心同行，不断超越今天，创造未来。

然而，范蠡、文种二人这段日子以来在吴国的神秘行径，已经引起了吴国“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作为曾任“敌对势力”楚国官员的文种，在吴国四处走访多方打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为了给自己找一个看似合法的正当理由，“人才交流找工作”可谓最恰当不过的了。为什么又不找了呢？伍子胥太强势了，没有我们的个人发展空间……

《越绝书》称：“二人以为胥在，无所共其辞。”

但是，如果我们细细回顾下伍子胥当年对专诸、孙武、伯嚭等人的大力举荐，其用心之诚、度量之大，就会恍然大悟。更何况，对伍子胥这样一个已经上了一定年纪的人来说，大力培养年轻后备领导干部，随时接班跟进，以济济人才而富国兴邦雄霸天下，这是他很乐意效劳的一件事。

反正在历史上，大智大迷、大忠大恶、大功大过的“善恶交织体”伍子胥，已经不在乎这些琐碎细节了。就让我们再借势他一回吧。

《道德经》：“故兵者非君子之器。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

《道德经》：“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轻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