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七十年前，时年四岁的我第一次爱上了诗歌。虽然出生在纽约的布朗克斯区，但我在童年时期读、写都用意第绪语，所接触到的诗人也是后来到了美国的那最好的几个，比如摩西·L.哈尔彭、曼尼·雷柏、H.雷维克、雅各布·格莱斯坦因。要感谢布朗克斯图书馆梅尔罗斯分馆，在那里我很快就通过大量阅读英美诗歌自学了英语。早年的爱好，譬如对维奇·林赛的偏好还徘徊在我黯淡的记忆中。我逐渐用自己的方法读了各类诗歌。到了大约十岁与十二岁之间，我已强烈地爱上了威廉·布莱克和哈特·克莱恩。我反复阅读他们的诗，毫不困难地熟记下来，而且我开始对这些诗产生了一种隐含的理解，这种理解直到多年以后才渐渐显形。

有时我会被我的诗人密友问及，为什么我自己不写诗，其实从一开始，诗歌对我来说就是神秘莫测的艺术。进入诗歌之门，除了成为一名享受阅读乐趣的读者外，也意味着涉足神圣之开端。我持续地阅读布莱克和克莱恩，他们也引导我走向雪莱、华莱士·史蒂文斯、叶芝、弥尔顿，最后到达莎士比亚。

我已经不能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对我重读的那些诗歌有了更多的领会。自学有它的不利之处（直到现在我的英语发音仍有些古怪），但它是对抗单调性的有效武器，包括政治的、宗教的、哲学的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批评时尚的单调。T.S.艾略特的诗让我着迷，他那教条化十足的散文却不让我喜欢。在十五岁左右我读过了《圣林》和《拜异教神》，我不喜欢后一本，前一本也让我读得丧气，不过它至少将我引向D.H.劳伦斯，艾略特对他异常猛烈的抨击反而让我受到他的吸引。

我的诗歌批评家初恋是G.威尔逊·奈特，很久之后，我与他有了私交，非常倾慕于他。刚刚十七岁时，我成为康奈尔大学的新生，当时购买并逐页细读了诺思洛普·弗莱研究布莱克的优秀著作《可怕的对称》。我差不多做了弗莱二十年的门徒，直到1967年一个夏天的早晨，那天是我的生日，我从一场噩梦中醒来，开始动手写作一篇奇妙的狂想文章《遮护天使，或诗学的影响》。经过多次修改以后，这本书在1973年以《影响的焦虑》为书名出版了，但弗莱之前已经批评过这本书，因为我在1967年9月就将一个版本呈他阅读，而从那时起我们就达成一致：将我们在评价诗歌层面的不一致永远保持下去。

我已到了七十四岁的年龄，我依然记诵着几乎所有我爱过的诗歌。也许记诵过度决定了我的批评视野（但没有记诵，阅读和思考都是不可想象的）。假如你对莎士比亚、弥尔顿、华兹华斯、济慈、丁尼生、惠特曼、艾米莉·狄金森难以忘怀，那么，你将很难同意那些“憎恨学派”——他们宣布某些不足为道的诗人按照性别、性向、种族、肤色或其他类似标准就值得研究。

英美诗歌传统是一笔惊人的财富，本卷收录的限于那些以抒情和冥想为主的作品，因为这笔财富在这套六卷本丛书里，已较多地出现在《史诗》和《剧作家与戏剧》两卷之中。我遗憾的是没有选入像亨利·科尔这样的年轻诗人，他必将成为经典，还有哈特·克莱恩的一些同时代诗人，比如约翰·布鲁克斯·威尔莱特、莱奥妮·亚当斯，他们也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华莱士·史蒂文斯认为诗歌能够帮助我们找到人生之路。我倾向于把此话修改一下，变成弗洛伊德所说的“现实检验”问题：诗歌的功能在于让我们学会承受必将来临的死亡。在我面临危险以及来势凶猛的疾病之时，我常常大声地为自己朗诵诗歌，或者在心中默念它们，从中获得了极大的安慰。算不上是海滩迷的我，去海滩只是为了诵读惠特曼、哈特·克莱恩、史蒂文斯的诗歌，通常在孤寂之中，向着海风与海浪大声诵告。诗歌无法根治社会中有组织的暴力，但它可以疗救自我。史蒂文斯称诗歌为内心暴力，正可以用它来抵御外部世界的暴力。他也提醒我们，心灵是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我们只有运用它才能抵挡它自身的侵袭。哈特·克莱恩有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愿望：诗歌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改良的幼年”。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带给我们这些，或者把我们深爱的逝者交还给我们。在悼亡之后，哀悼诗能给我们中的一些人带来安慰。就像威廉·詹姆斯和亨利·詹姆斯兄弟一样，每当我自己吟诵起，或者听到别人吟诵惠特曼的诗歌《当紫丁香上次在庭园中绽放》，就感到内心境界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或者，当我听到约翰·吉尔古德朗读弥尔顿《利西达斯》的录音，以及拉尔夫·理查德森播送柯勒律治的《古舟子咏》时，我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行文至此，我已经想立即结束这篇导言，去听听华莱士·史蒂文斯自诵《秋日极光》的另一个录音。在人生的黄昏时分，这一经验的宝贵价值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