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闯入哲学王国

自从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列宁的著作越来越多地介绍到中国。世界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拥戴列宁，信仰马列，向往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洪流。钱学森是同代青年人中较早接触马列主义的一个，这为他终生成为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钱学森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一切蕴含着深刻哲理的思想都能兼容并蓄，从而，拥有了对历史和现实深透的洞察力。

1930年的暑假，钱学森患了伤寒病，在杭州老家卧床一个多月，后因体弱休学一年。在这一年里，他第一次接触到科学的社会主义。他曾阅读过一位匈牙利社会学家以唯物史观论述的《艺术史》，这本书是用进步观点写成的，读过之后，引起了他对社会科学和哲学的极大兴趣，他想：“既然我是学科学的，那么，对于社会和宇宙的看法，就得有一个正确的科学态度！”接着他读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也认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其中有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又看了一些西洋哲学史，也看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等书。这一阶段，钱学森也读了许多中外历史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

这些著作使钱学森大开眼界。他曾对父亲说：“读了这些书，我看到了另外一个崭新的世界。那里很像我们的西湖，真是美妙极了。”他感到只有唯物史观和辩证唯物主义才是有道理的，经济学也是马克思的有道理，而资产阶级经济学那一套理论则不能自圆其说。他说：“我们科学工作者如果掌握了它，就等于掌握了研究宇宙、人类社会和研究科学的钥匙，就等于我们在人生道路上有了正确的方向。”

1931年9月，钱学森回到上海交大继续他的大学生活。这时的钱学森更加留心于改造旧中国的问题，常常和进步同学一起，讨论关系国家命运的现实问题。

钱学森著作

就在他返校不久，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军国主义制造事端，将魔爪伸向了东北三省。蒋介石政府面对日寇侵略，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在短短的6个月内，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祖国的大好河山破碎了，全国人民发出收复失地的怒吼。学生们纷纷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到学期末，又发生了日寇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件。

当时驻守上海的蔡廷锴、蒋光鼐率领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开始了淞沪抗战。上海的工人、学生和市民全力支持军队抗击行动，因而沉重地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刚回校不久的钱学森也加入到学生运动中去。他虽然不是骨干分子，却也十分活跃。这血与火的洗礼，使钱学森对社会、对民族、对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刻而具体。

当钱均夫得知自己的儿子也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时，并没有劝止，而是写信提醒钱学森要讲究策略，注意安全。母亲章兰娟却放心不下，她担心儿子万一有什么闪失。钱均夫劝慰妻子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应该大胆地让他到社会的风浪中去闯荡，让他晓得当今社会上的一切弊端，好从多方面认识社会，激励自己，努力读书，报效祖国。”

在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暂趋平缓时，钱学森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更加注意学习。他不仅重读了普列汉诺夫、布哈林的有关著作，而且读了更多的西洋哲学史籍。与此同时，他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学习热情越来越高，一个奇妙的哲学世界向他敞开了大门。

就是在这个时候，钱学森开始接触到校内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时常参加小组讨论会。这个小组讨论会的召集人是数学系的乔魁贤，参加小组活动的还有他的同学许邦和、袁轶群和褚应璜。后来，乔魁贤被学校开除学籍，小组活动停止了，钱学森与这个小组的联系也随之中断。

失掉与共产党外围组织联系的钱学森，自然感到茫然。不过，在他周围还有许多好朋友，经常在一起读书、讨论问题。那时，与钱学森很要好的朋友有林津、熊大纪、郑世芬、罗沛霖、茅于恭等。凡是钱学森喜欢的书，他们也都喜欢阅读。于是，一些早期的介绍马列主义的著作，总是在他的朋友们手中辗转传阅。他们除了阅读马列主义哲学著作外，还读了美国哲学家詹姆斯的实用主义哲学，从中吸取丰富的想象力；他们也读了罗素的许多作品，罗素那准确的表现才能，使他们陶醉。

伟大的哲学家兼数学家罗素说：“哲学可以使我们的眼光放宽，思想开阔，并且使我们的思想从世俗的压制下解脱出来。它使我们永远不满足于常人和科学家的知识，而是积极去探求更高的知识。”罗素的这一精辟论述，使钱学森更加懂得了攻读哲学的重要意义。

这年暑假，钱学森回到杭州，与表弟李元庆（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音乐研究所所长）有了较多的接触。李元庆是学习音乐专业的，钱学森也酷爱音乐，二人志趣相投，所以很快就成为好朋友。在与李元庆的接触中，钱学森感到他不仅擅长音乐，而且有广泛的艺术兴趣和很高的政治热忱。他积极拥戴上海左翼文艺运动，敬重鲁迅，对国内的政治时局也十分关注。

这年寒假的一个冬夜，钱学森与李元庆围坐在炭火盆旁，朗诵歌德的《浮士德》，那气势磅礴的诗句和深邃的哲理，使钱学森感奋不已。李元庆很认真地对钱学森说：“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青年，除了懂得李白、杜甫和鲁迅外，还要了解西方的一些优秀文学作品。因为中国总不能这样封闭下去，迟早是要走向世界的。”

在钱学森的印象里，表弟是一位有政治远见的青年，他总是高瞻远瞩地期待中国美好的未来。

1933年暑假，钱学森依旧回到杭州。他几乎天天和表弟李元庆在一起读书，讨论时事，散步漫游。由于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再退让的政策，“一·二八”之后在上海日租界多次发生日本军队枪杀中国居民的事件。东北三省沦陷后，日本侵略军已经将目光转向关内华北大地。然而，正在忙于争权夺利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和各地军阀却对此毫无防范。沉闷的时局，使他们感到窒息，也预感到一种不幸。因此，两人都不免有些心事重重。

杭州市钱学森故居

有一天，钱学森和李元庆在湖边的草地上散步，钱学森突然看到一条比大拇指稍粗一些的小花蛇，正在与一只比它大好多的青蛙相斗。他们停下脚步，静静地观察，只见那条蛇，吐着红信子慢慢迫近青蛙，而那只偌大的青蛙已被吓得动弹不得。花蛇见它已经失去反抗能力，于是便张开大口，一下子咬住青蛙的头部，尽管那青蛙大部分身体、四肢还露在外边，但是，仍看不到它进行最后的挣扎和抗争。再看那花蛇，它得寸进尺，正在一节一节地将青蛙全部吞入腹内，然后，拖着沉重的身躯爬进草丛深处。

这悲惨的一幕结束了。他二人面面相觑，都没有说话。然而，他们都似乎明白了什么。尤其是对于心地善良的钱学森来说，这种残酷的场面给他的刺激太大了。他的心境久久不能平静。他心里反复念叨着一句话：这就是弱肉强食。不斗争，不反抗，就要灭亡；只有强者才能生存。这就是哲学，尽管它是残酷的。

综观钱学森的一生，可以断定，也就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基本形成了他一生把科学、艺术和哲学作为一个整体的三大支柱，从而奠定了他一生学术事业的基础。也就是从此开始，钱学森从未间断过对人类智慧的结晶——哲学的研究探索。

哲学的希腊字意由爱（Phileo）和智慧（Sophia）两个字组成，即爱智慧的意思。我国古代的“哲”译为聪明或智慧。哲学是一切科学最普遍的总结。有人说：“一个科学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一个做粗活的工匠；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哲学思想，便只是一个供玩乐的艺人。”生活中充满着哲理，哲理是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在钱学森的视野里，哲学的世界是一个生动活泼的世界，哲学世界是与现实世界同频共振的世界，哲学源于生活实践，而高于生活实践、指导生活实践。

钱学森经常告诫身边同志，要多读一点有关哲学的书，讲究科学方法，才能在科学研究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自己在一生中确实是从未中断过对哲学的思考。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进程中发生了激烈的思想和文化冲突与辩论。青年学者何新发表过几篇关于经济、政治、文化等问题的研究论文，受到正在关注思维科学发展情况的钱学森的关注和高度评价。何新后来总结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时说，奇怪的是，他的哲学研究并没有引起哲学同行的注意，反而引起了著名科学家的重视……

1982年4月17日钱学森在给何新的信中谈到了“何新树”这个概念。信中说：

四月五日来信和尊作均收到。我对哲学和逻辑学都是外行，有时想想这方面的问题，也只是业余爱好而已。您来信问于我，不敢不答，谨述所见，敬请指正。

（一）黑格尔的东西诚然是倒立的，应把它顺过来，他《逻辑学》的许多内容实际上是人认识客观世界的总结，即人思维的规律。这里面主要是抽象（逻辑）思维，所以叫逻辑学。正如历来承认的，他的逻辑高超之处在于是辩证逻辑。但多少年来，辩证逻辑未能像形式逻辑那样严格整理成数理形式。

（二）科学技术中当然要研究事物发展的过程，当然会涉及辩证法。科学家也有科学家的办法，也就是用微分方程，把形式逻辑用于某一瞬间的关系，即

dx/dt＝fi（X1，X2，……，Xi……，Xn）

i＝1，2……，n

解出这一组方程，就得到Xi（t），即事物随时间的发展过程。全过程就包含了辩证逻辑。所以微积分的应用使科学弥补了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而取得飞跃的发展。

（三）当然辩证逻辑如何数理化的问题仍未解决，您的“历史概念集合”是一个创见，我赞成。

（四）但我认为您应该把集合论的Venn图扩展到三维空间成为“何新树”，也就是把一个时间的Venn图作为“树”的横断面，以时间顺序把横断面一层层架在时间坐标上，再把外表联起来。当然这“树”可能不同于自然生长的树，不同“树”的“树枝”会在“上面”结合起来。这一设想得之于上述（二）之把形式逻辑用于事物的某一瞬间的关系。

（五）有了“树”，数理的辩证逻辑学就可以利用数学中的拓扑学建立起来了。

因此我想您所开创的历史概念集合是有生命力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

又：您研究过Godel定理吗？我想用“树”能解决他的难题，Hibert也将得救。

钱学森对何新的发现评价很高。但是为什么称作“何新树”？在现代数学中，“树”是拓扑学和图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用点和线连通而成的一种像“树”的图形。概念的历史系统发生，可以在二维平面上描述成“树”的模型。认识这种概念系统发生的逻辑基础，我们就可能构造一种新类型的逻辑系统。

何新先生后来介绍说，钱学森指出：1．这种递归性的动态历史类集可以命名为“何新树”。2．吸纳符号逻辑和数学拓扑学的成果，可以使辩证逻辑理论形式化，可以将这种递归动态逻辑建立成一个系统化的新逻辑体系。钱学森当时并不一定完全了解他的全部想法，但是他的洞察力是惊人的。

1982年7月9日钱学森给何新的第二封信：

近接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胡世华同志来信，涉及“何新树”的问题，兹抄录奉告：

何新的文章我没有看。关于您说的：‘把Venn图的概念扩大，加上时间坐标，再用拓扑学研究“树”，是否可以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这是否有道理？’我认为可以，是有道理的。但是实际这样做的人似已有了，只是他们没有说这是‘把黑格尔的辩证逻辑数理化’，应该进行的具体的数学研究也进行得还很不够就是了。……

胡世华同志还指出数理逻辑家R．Carnap的又一本书也有应用逻辑部分，与我们的问题有关。但这部分学问懂的人少，搞不动，也就未受重视。

何新同志：我想胡世华同志的这些意见很有用，看来您要做的工作已经有了开头，问题是吸取这些有用成果，把它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结合起来，再一次把倒立着的东西顺过来！您要办的事是大有希望的！

但我也以为完成这项工作，光您一个人也难，不知您找到了同道没有？总要有几个人的研究小组才行。

钱学森的这封信实际上是转达了中科院院士、数理逻辑学家胡世华先生对何新的这种新逻辑观点所作的评价，这对于一个正在锐意进取的年轻学者来说是何等的珍贵啊！在这样短的时间给何新同志两次去信，同时表明钱学森对这个问题十分重视。何新后来说：可惜我辜负了钱老，直到现在没有把这个课题做完。

1983年3月7日钱学森给何新的第三封信：

二月十八日信及大作《论概念思维与逻辑结构的客观基础》都收读了。您文章的一些内容，前年通信中似已出现，现在是进一步发展了。

我完全同意您关于主观逻辑与客观逻辑的论述，我在前年（见附呈抽印本）也是这么说的。关于主观逻辑，即人的思维规律，核心问题似为数理化。目前只有所谓抽象思维有数理逻辑，而复杂的形象（直觉）思维和辩证法就没有数理化，也就不能上电子计算机。所以我以为现在要攻下形象（直觉）思维和辩证法就没有数理化，您以为如何？

1992年2月10日钱学森给何新的第四封信：

节日前收到您赠的尊作《世纪之交的中国与世界》，十分高兴。在前几天假期中阅读后，更加高兴！大概是十年前吧，我们曾因讨论思维学问题有过通信，我也建议要研究“何新树”。后来就再未联系，原因是我对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有戒心。现在看来，这完全是我的对情况不明之过错。

读了您的书后，我又想起我在1984年曾向宦乡同志建议，请他写一本继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书，讲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书。他未写就离开了我们！现在我要请您考虑写这本非常重要的书。可以吗？

从这封信中我们又看到钱学森始终关心着一个非常重要的现实问题——今天和今后一个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

1956年2月下旬，钱学森接受《中国新闻》记者的提问：“您认为对于一个有作为的科学家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呢？”钱学森回答道：“首先必须有一个科学的人生观、世界观，必须掌握一个研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样，他才能在任何时候，都不致迷失道路。”钱学森深刻地从哲学的层次上指出了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科学家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何新先生认为自己由关注哲学、认识论、方法论即逻辑问题，转向关注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问题，由形而上学走向了现实。对这种新方法、新逻辑工具的掌握，可以说令他毕生受益无穷。他之所以能够经常具有前瞻性地预测一系列历史性事件，应该说正是受益于他所掌握和运用的这种新逻辑工具。另一方面，也深深地得益于他早年所作的哲学研究。真正无限强大的力量，是理性，是智慧（不仅是知识），是精神的力量。智慧实际上能够左右一切，而且可以创造一切。

一个科学家需要哲学，一个民族需要哲学，一个国家需要哲学，一个崛起的大国不能没有哲学、哲学家，不能没有哲学的引领和烛照。事实上，每一种战略的背后都有一种哲学的支撑，在思维方式、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道德境界和人生理想等方面，哲学都有自己独特的贡献。戴高乐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够发现亚里士多德。同样，在拿破仑的行动里，可以发现卢梭和狄德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