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登龙门，欲展宏图

第一节 初涉政坛，卧薪尝胆

庆历二年的这次殿试共取进士839人，这次科举是北宋一朝最著名的科举考试之一，因为本科涌现了大批在此后的北宋政坛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物。最令人的惊奇的是本次科举甲科进士前四名中后来有三人做过大宋朝的宰相，这在此前历代都是闻所未闻的奇事，这三个人分别是王珪、韩绛和王安石，而他们三人的名次也正好是从第二至第四排序下来，不能不让世人惊叹世事的巧合。

进士及第后王安石等人需要在京城做短暂的停留，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要被外放到地方做官，在这段时间里，王安石与同科友人谈古论今，过得好不惬意。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朝廷的任命状下来了，王安石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简称淮南签判。接到任命后，王安石很快打点好行装匆匆踏上了赴任的旅途，开始了他全新的人生历程。

在此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关于宋朝官制的一些情况。

宋沿唐制，官名官品不变，但内容有所不同。

在中央，中书门下主管行政，一把手就是宰相，全称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副宰相称“参知政事”，简称“执政”；枢密院主管军事，一把手称“枢密使”，副手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两府合称“中枢”。理论上，枢密院与中书平级，都算国家领导人。但实际上，很多人把当宰相作为自己为官的最高目标，没有几个人把做枢密使当一回事。

中央另设三司，包括盐铁司、度支司和户部司，主管财政，一把手称“三司使”，职位仅次于宰相，又称“计相”，副手为“三司副使”或“三司判官”。两府三司互不相干，由皇帝直接领导。这是当时中央机构的大致格局，后来神宗自己改过一次，史称元丰改制。

在地方，行路、州、县三级建制。仁宗时全国设十五路，一路相当于现在一省。王安石当时所在的淮南东路就是其中一路。路的主要领导是节度使和观察使，但这两个官职在宋朝基本上是个名义，并不常设。

路的常设职位有：

“转运使”，全面负责，是实际上的一把手；

“经略安抚使”，主管军政；

“提点刑狱使”，则主管司法，王安石就曾做过这个官；

“提举常平使”，主管财政。

四权分立，直接受皇帝领导。

从人口上来说，路下所设的州，只相当于现在的县，而宋时的县，则仅相当于现在的乡。

淮南上任三个月后，王安石请假回乡看望自己尚在老家的祖母，一是为了省亲，还有一件事就是为了成亲。这次回家期间，已经23岁的王安石迎娶了他的表妹吴氏，也就是他舅舅的女儿，这一年吴氏19岁。见到舅舅时，王安石想起了当年的那个神童方仲永，但是舅舅告诉他方仲永已经才华尽失，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王安石无奈地笑了笑，他早已预料到会有这一天，而《伤仲永》一文就是在此之后做出的。

既然回到了老家，王安石就不能不去看另外一个人，就是那个当年与自己在京师相遇后便结成好友，此后书信往来不断的曾巩。曾巩也是抚州人，他第二次科举再次失利，不得不在家中继续等待着下次机会。谁知还未等他前去拜访年长于自己的好友，曾巩听说王安石回乡后就已经等不及找上门来了。好友相见自然是万分高兴，相谈甚欢。曾巩曾作诗《过介甫》记叙他与王安石的这次相见，诗云：

日暮驱马去，停镳叩君门。

颇谙肺腑尽，不闻可否言。

淡尔非外乐，恬然忘世喧。

况值秋节应，清风荡歊烦。

徘徊望星汉，更复坐前轩。

曾巩《局事帖》

两个才子的相见，诗文附和当然是少不了的。王安石这次回来新作了一首名为《还自舅家书所感》，曾巩读后立即附诗一首《酬介甫还自舅家书所感》。王安石在临行前又去回访了曾巩，临别时王安石作《同学一首别子固》赠予曾巩。无论是对曾巩还是王安石，他们之间的诗文附和、往来的数量在他们的一段时期的作品中都占据了相当大的部分，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是异常亲密的。

在家乡的日子里，王安石思考了很多，包括他的过去和未来。在回忆过去时王安石写下了一首长诗《忆昨诗示诸外弟》，诗云：

忆昨此地相逢时，春入穷谷多芳菲。短垣囷囷冠翠岭，踯躅万树红相围。

幽花媚草错杂出，黄蜂白蝶参差飞。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

乘闲弄笔戏春色，脱略不省旁人讥。坐欲持此博轩冕，肯言孔孟犹寒饥。

丙子从亲走京国，浮尘坌并缁人衣。明年亲作建昌吏，四月挽船江上矶。

端居感慨忽自寤，青天闪烁无停晖。男儿少壮不树立，挟此穷老将安归。

吟哦图书谢庆吊，坐室寂寞生伊威。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旼天一朝畀以祸，先子泯没予谁依！精神流离肝肺绝，眦血被面无时曦。

母兄呱呱泣相守，三载厌食钟山薇。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

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身著青衫手持版，奔走卒岁官淮沂。

淮沂无山四封庳，独有庙塔尤峨巍。时时凭高一怅望，想见江南多翠微。

归心动荡不可抑，霍若猛吹翻旌旗。腾书漕府私自列，仁者恻隐从其祈。

暮春三月乱江水，劲橹健帆如转机。还家上堂拜祖母，奉手出涕纵横挥。

出门信马向何许，城郭宛然相识稀。永怀前事不自适，却指舅馆排山扉。

当时髫儿戏我侧，于今冠佩何颀颀。况复丘攀满秋色，蜂蝶摧藏花草腓。

令人感嗟千万绪，不忍苍卒回骖騑。留当开樽强自慰，邀子剧饮毋予违。

这首诗概括了王安石从记事起到现在的十余年的历史，生动地再现了他的成长历程。清朝著名政治活动家、学者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认为：“此乃不啻公（王安石）二十三岁以前自述之小传也。其天性孝友之纯笃，固盎然溢于楮墨间，而所谓欲与稷契遐相希者，盖自弱冠时而所志固已立矣。”这首诗也成为后世研究青少年时期的王安石的最重要的材料之一。

回乡探亲的时间过得很快，王安石辞别祖母，再次踏上了回扬州的路途。淮南签判是王安石入仕后做的第一份工作，他自然想利用这个机会来实现自己远大的抱负。然而签判只是一个掌管文书事务的小官，说白了就是知州的幕僚而已。王安石并不能在这个位置上有什么作为，但是又不能改变什么，只能安心等待机会。于是，王安石除了处理一些日常公务，把他的所有心思都用在了读书上，当然他不是死读书，而是要从中领悟治国之道，这才是他的兴趣所在。

蔡條曾在《铁围山丛谈》里记了一个这样一个故事：

话说在扬州的官衙里，栽着一盆有名的菊花，名为“金腰带”，当时的人都以为是富贵花，可以知人富贵。花开之时，多吐三蕊，但有一天，却有一朵吐了四枝蕊。

正巧，韩琦——字稚圭，相州安阳（今河南省安阳市）人，为北宋名臣，历经三朝。两度拜相，有“宋朝第一相”之称——手拿公文，在官衙的大院当中思考着一些琐事，无意间看到了这朵四蕊菊花，心里十分高兴，就请了当时同在扬州的监郡王珪和王安石一道赏花，为了和“金腰带”里的四蕊对应，韩琦又请了一个客人。但事有凑巧，那位客人却因为临时有事情来不了了，韩琦只好和王安石、王珪三人赏花，谈笑风生之间，突然有人来报，故相吕夷简的儿子吕公著出差路过，前来看望韩琦，四个人便一起赏花，言谈甚欢。

这本是一个普通的记事，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蔡條却偏要故弄玄虚，在故事结尾说：韩琦、王安石、王珪、吕公著四人先后为相，正应了金腰带吐出的四蕊之兆。于是，这则笔记的味道就全变了。

就在扬州任上的第一年，北宋朝廷发生了一件大事，在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的呼吁下，仁宗皇帝最终采用了范仲淹呈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的大部分建议，宣布实施变法，史称“庆历新政”。范仲淹所提出的改革方案是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他希望通过提高官僚队伍素质来缓和阶级矛盾，进而达到克服危机，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一时间大宋朝似乎又重现了建国初期的欣欣向荣之景。王安石对这次改革自然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但是他总觉得改革似乎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因为缺少实际经验，他也不能提出什么更好的办法来，只能时刻注意着这次改革的成效。果然好景不长，由于“新政”针对的是官僚阶层，也就不可避免地触犯了特权阶层的既得利益，这自然招致他们的强烈反对。保守派官僚和受到打击者向皇帝恶意攻击范仲淹等人结朋党、欲叛乱。这些诬告动摇了仁宗皇帝的决心，范仲淹无法再继续正常工作，最终他只能被迫自请调西北前线任职，富弼、韩琦等与变法有关的人也都被贬官罢职。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初，新法皆被废除，全国刚刚有所好转的局面再次陷入了危机之中。

“新政”的失败无疑让王安石深感惋惜，但也更加坚定了他要变法改革的决心。庆历五年，也就是在扬州任上的第三年，韩琦被贬为扬州知州，成了王安石的顶头上司。按照常理，才能卓越、力图革新的韩琦应该会对这个才华横溢、志向远大的下属高看一眼，但是事实却恰好相反，他们之间一直都没有建立起融洽的私人关系、甚至在后来还曾因为政见不同相互攻击过对方。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安石与这个自己结识的第一位名臣的关系不融洽呢？对于这个问题，一些宋人的笔记中都有描述，他们多认为是因为王安石的品格原因造成了二人的不和。但是这些人大多与王安石有利害关系，或是不满其思想，或是沿袭他人观点，对王安石的评价多有不公。因此对于这些人的记录必须详加考证取舍。《名臣言行录·后集》记载了关于韩、王二人的这样一个故事：

司马光

韩琦为扬州知府时，王安石为签判。王经常通宵达旦读书，困的时候随便趴在桌子上就眯一会，经常刚一睡就到了该工作的时候了，于是他就只能急急忙忙地往工作地点跑去，常常都会因此来不及洗漱。韩琦见到王安石这个样子，认为这个年轻人估计是夜里饮酒作乐，才会以这个样子出现的。因此，他有一日找了个机会对王安石说：“你还年轻，需要的是多读书，不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王安石听后，并没有为自己做辩解，只是低头不语。而当他退下的时候曾对人说：“韩公不懂我。”后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韩琦终于认识到了王安石的才能，想要收他为门生，但是王安石却始终都不肯接受。这就是王安石的为人，简单而纯粹，他一直认为，清者自清，不辨亦清，浊者自浊，万辨尤浊。这个故事在许多史料、笔记中都有记载，可信度颇高。

同时，据说王安石经常与韩琦因为政见不一而产生分歧。最终韩琦与王安石这两个北宋时期重要的风云人物在朝夕的相处中却因为诸多误会没有能够结成融洽的私人关系。虽然这两人之间没有能够结成良好的私人关系，甚至一度攻击过对方，但这些攻击都是因为政见的不同，二人也不是那种水火不容的关系。王安石的作品中有数篇都与韩琦有关，而且这些作品几乎都是对韩琦的褒扬，并无半点不敬之意。如他在《先状上韩太尉》中曾说过：“昔者幸以鄙身托于盛府，无博才以参筹策之用，有疏节以累含容之宽。”甚至在后来他还曾批评自己早年对韩琦的偏见，说自己：“久而再惟，滋以自愧。”赞扬韩琦有“忧国爱君之操，任民恤物之方”，所以能够“宾礼贤豪，包收疵贱”。当然，此乃后话。

第二节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王安石已经在扬州任上干了三年，他的任期已满。由于和知州韩琦相处的并不融洽，因此任期一到王安石便立即离开了扬州，回京师述职。按照宋代的制度，进士高第（前五名）后，是可以献文向朝廷请求任馆职的，因为那个时代重文轻武、特别是馆职，能够进入那里的都是被认为文采一流的人物，这也是一条更能快速升迁的道路。但是王安石并没有选择这条路，他认为自己缺少实干的经验，工作阅历也不足，他想先寻找一个地方来试验他的想法，因此主动要求外放至地方。

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王安石被任命为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知县。这一年，王安石28岁。虽然这次他做的不过是一个小县的县令，但这也足以让他很兴奋了，因为他不再是别人的幕僚，而是可以自己做主了。接到任命后，王安石怀着激动的心情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这个沿海的小城。刚一到任，他就迫不及待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鄞县是王安石从政后的第一块试验田，他在治理鄞县的时间里，把自己多年以来积累的想法和抱负统统用在了这里，此地也寄托着他莫大的期望。在鄞县任上时，王安石做出了相当卓越的成绩，他把鄞县治理得井井有条，一派繁荣之景。王安石在鄞县任上做出的成绩最为令人称道是在那里兴修水利。初到鄞县的王安石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发现全县只要一到旱季就极度缺水，尤其是农业用水。按说鄞县是个水源十分充足的地方，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于是，王安石决定要弄清楚事情的原委再决定解决方案。据《王安石全集·鄞县经游记》记载：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辅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

他的这次考察共用了13天，走了数百里路，所到之处王安石都详细记载了当地农田水利的现状。

通过这次走访，他对当地水利建设的总体有了一个客观真实的认识，并得出了结论。王安石认为：

鄞之地邑，跨负江海，水有所去，故人无水忧。而深山长谷之水四面而出，沟渠浍川十百相通。长老言：钱氏时，置营田吏卒，岁浚治之。人无旱忧，恃以丰足。营田之废，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浅塞，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幸而雨降时至，田犹不足于水；方夏历旬不雨，则众川之涸可立而须。故今之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是皆人力不至，而非岁之咎也。

大意是说，鄞在五代时期曾重视兴修水利，还曾设置营田官吏专门负责疏浚河道，因此此地的人民一直没有干旱的烦恼。但是到现在那些原来的设施都已经荒废了几十年，而本地的官员们却都不顾民生，根本不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导致鄞县今天这个状况的不是因为老天而是因为人的不作为。既然找到了事情的原因，王安石就迫不及待地开始解决这一问题。他召集部署制定了一套兴修水利的方案──开渠、筑堤。

就在鄞县任上的第一年，王安石组织全县乡民投入到了兴修水利的工程中去。各地乡民听说新来的知县要兴修水利，都非常高兴，他们纷纷主动报名，干活也十分卖力。他们知道，这是在为自己利益干活，一旦建设好了就再也不用担心旱涝灾害了。经过全县上下的共同努力，一系列的水利工程得以顺利完工。为了纪念王安石的功绩，乡民们把其间修建的一条长达十五公里的海塘命名为“王公塘”。自此之后，鄞县县民再也不用一到旱天就发愁了。

在兴修水利的同时，王安石还施行了青苗法。众人皆知王安石在熙宁年间当政时曾在全国推行过青苗法。就不知早在他担任鄞县知县之时就已经对此有了成熟的想法，并加以实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王安石很早就发现，一到灾荒之年，农民就不得不向地主借粮、借款度日，进而就要忍受地主的重利盘剥，最终只能卖房、卖地、出卖劳力，甚至最终导致家破人亡，农民为此苦不堪言。在鄞县上任后，这种情况时有发生，更让他揪心。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王安石决定在全县推行青苗法。

所谓青苗法，即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由官府开仓把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这样一来，就能有效解决灾荒之年农民的境况。这一方法一方面缓和了日趋紧张的社会局势，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可谓是一举两得。这次成功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也为他在多年以后主持的改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实践经验。

好学的王安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自然毋庸置疑，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要振兴国家，首要在于人才，而人才之兴全在教育。王安石的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曾有过明确的阐述，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王安石作《慈溪县学记》，其中有“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一句。

他打破传统，大胆地把鄞县供人祭拜的孔庙改成县学，并四处找寻名师任教。王安石得知慈溪有一人名为杜醇，字台石，此人在当地道德学问名声颇佳。于是王安石便亲自去见杜醇，与杜醇详谈之后，他认为：“而吾所见其邑（即慈溪）之士……杜君者，越之隐君子，其学行宜为人师者也。”为了请杜醇出山，王安石先后两次亲自写信给他。在《请杜醇先生入县学书》中，他声称：“君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君，臣不得师，则不知所以为臣。……夫谤与誉，非君子所恤也，适于义而己关。不适于义向惟谤是恤，是薄世终无君子也，唯先生图之。”最终他的真心打动了杜醇，杜醇答应了入县学任教。因为王安石的重视以及名师的教导，一时间鄞县县学异常繁荣，人数多达二百余人。县学的开办为鄞县培养了大批人才，教化了风气，对当地的教育事业可谓功德无量。

在醉心于工作的同时，王安石没有忘记一件事：父亲王益还没有正式下葬。于是，就在他上任的第二年，王安石抽出时间回到了江宁把父亲下葬。已经去世九年的王益此时才正式安息于牛首山，据说此地是他生前就已经选定好的。安葬了父亲后，王安石还请挚友曾巩为父亲作了墓志铭。这样，多年萦绕在王安石心头的一件事终于解决了，他可以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自己的事业中去了。

在鄞县任上的三年，王安石兢兢业业，以富民强县为己任，短短数年间鄞县地区的生产、生活面貌已经发生了极大地改观，社会矛盾缓和，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相对提高，在浙江一省一枝独秀，令人赞叹。这时我们在他的身上似乎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王益。王益早年为官之时总是能够做到一心为民，所到之处皆有政绩，这对早年的王安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时的已到而立之年的王安石终于可以对着父亲的灵位问心无愧地说一声：“爹，我终于没有辜负您的期望！”

多年以后，鄞县地区的百姓在鄞县“东八十步”修建了荆公祠，又名实圣庙，以纪念王安石在此地所做出的卓越贡献，祠内一直香火不断，至清朝仍存。鄞县地区现在还有安石乡等与王安石密切相关的一些名称，可见王安石在当地的影响之深。

皇佑二年（公元1050年），王安石在鄞县任期已满，他回乡探亲并等待朝廷的任命。第二年，即皇佑三年（公元1051年），朝廷的任命状下来了，王安石被任命为舒州（今安徽省潜山县）通判，加殿中丞。其实就在这一年，王安石还是有机会任馆职的，但是他仍主动放弃，赴舒州上任去了。

潜山图

舒州，即现在安徽省潜山一带，地理位置相对比较闭塞，但却有种当年陶渊明笔下“世外桃源”的味道。当时王安石坐船而来，上岸以后，漫步走在山间小路上，路两旁的繁花野草争相斗艳，树木郁郁葱葱，蜿蜒立于小路旁。远处雾气迷漫了整座青山，好似进入了仙境一般。虽已初夏，却有丝丝凉意，王安石深深吸了一口山间清气，顿觉沁人心脾。

王安石来舒州时，是以“殿中丞”的头衔来此赴任的，当时，“殿中丞”是从五品。而通判却是正六品，只比县令高一品。当时的舒州知州，有人说是蔡襄，但据记载，蔡襄曾在中央历任一些重要官职，在地方做过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却并没在舒州做过官。

如果说蔡襄做过舒州知州，王安石肯定会在诗文中有所记录，但王安石在给他弟弟王安国的一首诗《到舒州次韵答平甫》中却说：

只愁地僻无宾客，旧学从谁得指南。

如果有蔡襄在，王安石一定不会有此感叹，因为蔡襄当时无论在文学方面还是在书法方面，均属大家风范。

《姑苏志》里的一条史料是这样记载的，在1051年到1053年之间，舒州知州是王琪。

说到王琪，肯定很少有人知道。据记载，当年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写出来以后，自己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下句来，就是王琪，无意间说了一句“似曾相识燕归来”。

三国时的周瑜就是潜山人。王安石一到，便兴高采烈地到处询问：周公瑾故居在哪里？但当地人根本没听说过这个人，都说不认识，只有一个弯腰驼背的老头瞪大了眼睛听王安石问了半天，终于恍然大悟，明白过来了。他急忙拉着王安石衣襟向前指点道：“这里我年龄最大，见识最广，你算是问着了，除了我知道，没别人知道。前面再走三里路，转过山梁，那棵老槐树下面，就是周公井，水好着呢。”

王安石在舒州，毕竟不是一把手，做什么事情总是要请示一下上级，自己不便越职言事，所以，王安石就偶尔抽出时间去山里转一转，写了不少诗，今录其一首《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以旁围。

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

王安石在游玩的同时，还四下走访，了解山中百姓的生活，发现他们都很穷困，王安石曾感慨作《感事》长诗，诗中写道：

丰年不饱食，水旱尚何有？

虽无剽盗起，万一且不久。

这首诗表现了王安石对当时百姓的穷困现状相当担忧，并进一步描写农民的凄惨情况：农民们如此穷困，官吏们却为所欲为，到处敲诈勒索。而农民们田地里的庄稼没有收成，肚子都吃不饱，更拿不出钱来，他们一味地哀诉乞求，得到的却是官吏的鞭打棍敲。冬天天冷少粮之时，许多老弱病残者就会悲惨地死去。但官府的粮仓却紧紧关闭，正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王安石来到这个荒凉落后的州郡为知州的副手，大事不能自己做主，不能替百姓分忧解难，心里常常惭愧内疚。虽然对农民有哀怜同情之心，却又拿不出十分有效的办法。

诗的最后，王安石提出，希望同僚和朋友也与自己一样，为百姓担忧和感伤。尽力为老百姓做一点实事。诗写的平淡朴实，虽然没有“大江东去”狂放与豪迈，但却是王安石内心真情的自然流露。面对农民窘迫的生活情况，王安石向知州王琪提出在舒州放青苗钱救民，但却被一口拒绝。

王安石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官府不愿出面，王安石又想到了另一条途径，就是请民间有能力的富豪大户出面借钱救困。因为各地大户的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良田美地，应该有这个能力。

大宋对土地兼并的政策很明确：“本朝不抑兼并。”在这种情况下，富人越来越富，往往“富有弥望之田”，而穷人则越来越穷，“贫无立锥之地”。

王安石在地方工作多年，对这一现象了解很深刻，曾作《兼并》一诗。王安石在诗中建议必须对兼并之家加以制裁和打击。在《兼并》诗成之后，王安石还写过一首题作《寓言》的诗。

在《寓言》中，王安石说：如果谁家遇到婚丧嫁娶却无钱操办，政府就应该借给他钱以解除其忧愁；如果谁家无钱种地，政府也应借给他粮食种子以帮助其度过危机，等到万物丰盈时，再收回本利，物质缺乏时我再拿出来帮助百姓；如果做官的不明白这些道理，只是空谈抑兼并，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由此可见，王安石抑兼并的本质就是救困、扶危、养民。

为了能向大户借钱救困，王安石到处奔波，但并没取得什么结果。有一首题为《发廪》的诗，记下了王安石所发出的感叹：

驾言发富藏，云以救鳏惸。

崎岖山谷间，百室无一盈。

就是说，我到处请人出钱用来救济鳏寡孤独之家，但却因这里的人都很穷，没有人能出得起钱。

然后王安石继续大发感叹，说看到有人抛弃挨饿的婴儿，怎么能不痛心疾首，究竟怎么做才能解决这些问题呢？就我个人而言，只能是多爱护百姓。

就在王安石为了百姓到处忙碌，鼓励农民多种粮食，让他们自救时，突然有一个人来访，这个人就是后来名声不亚于王安石的沈括。原来沈括回老家钱塘为父亲沈周办丧事，此次是专门来请王安石为父亲写墓志铭的。

当时人写墓志铭，都要请社会名流，这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出，当时的王安石官职虽不显赫，但才情却早已名满天下了。我们没有找到沈括和王安石首次见面的一手资料，但沈括不可能如此冒昧直接找上王安石，所以，极有可能是王安石在游钱塘时，就已与沈家相识地，因为也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娶沈括的表侄女为妻，结果王安石倒比沈括小了一辈。不过这也正说明，王安石与沈家相识已久。

王安石除了四处察访民情外，其余时间也没有闲着，而是忙于整理杜甫诗集，他把自己收集到的一些少为人知的杜诗重新加以编订，编辑为《老杜诗后集》，并亲自作序。这对于杜甫诗的发掘和保存起到了相当有益的作用。

一天，王安石正在书房写字，突然进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地方官员。王安石在各县察访时见过这个人，正是舒州治下丰南县知县陈圣，已经做了十几年知县，曾经因夸大水灾冒领救济款而受过处分，所以一直没能得到升迁，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员任满一届后，就要进行相应的考核，陈圣便花了很多钱，把全州上下的官员们贿赂了个遍，力争能有机会再升一级。

陈圣见到王安石之后，小心翼翼地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王大人，在下见王大人刚到敝地，生活上颇少照料，这是下官的一点心意，还请王大人笑纳。”

王安石当时便对陈圣道：“陈大人，我们为官之人，应当上不辜负皇上，下不辜负黎民百姓，你这样做，如何对得起那些死去的百姓呢？”

陈圣点头笑道：“王大人说哪里去了，王大人整日辛苦，在下表示一下心意，也是应该的。再说，在下这点心意，不单是我一个人的心意，也是我们舒州全州百姓的共同心意啊，请王大人千万笑纳。”

王安石看不惯官员们的这种贪污腐败，对陈圣冷脸相对，把陈圣骂了出去，后来在陈圣的考核评语上写了四个字：“行为有缺。”

陈圣再一次升官梦破灭。从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找王安石开后门。

在王安石科举高中直至任舒州通判的这些年中，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第一件事情是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王安石的好友曾巩虽然两次科举落第，但是他的才华深得朝臣欧阳修的赏识，两人的关系较为亲密。王安石中科举后，曾巩就曾向欧阳修推荐过他，曾巩称：

巩之友友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称其文。虽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诚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今时所急，虽无常人千万，不害也。顾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欧阳修当时的态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据常理分析，欧阳修赞赏曾巩的学问，而曾巩又如此抬高王安石，欧阳修自然不会等闲视之。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欧阳修上书推荐王安石，称其：“学问文章，知名当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

第二件事情，就是当时的有一个叫陈襄的官员本着为国求贤的目的，向朝廷呈上《上荐士书》，书中推荐的人才中就有王安石。陈襄称其：“才性贤明，笃于古学，文辞政事，已著闻于世。”

至和元年，王安石在舒州的任期已满，在即将离开舒州赴京之时，他没有了卸任时的轻松之情，有的只是无限的遗憾与感慨，临别时还赋诗一首：

皖城西去百重山，陈迹今埋杳霭间。

白发行藏空自感，春风江水照衰颜。

不难看出，王安石对舒州一任，是很不满意的，因为自己没有实权，基本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来，所以才会“白发行藏空自感”。

第三节 短暂京官，屡求外任

刚到京城，王安石就接到了朝廷任命，让他任集贤院校理。这是多少文人梦寐以求的“清要”之位，通常要经过大臣推荐，并经过严格考试才能任用。一般人在京城候职往往要等上很长时间，有人等了一年也等不到一个官职，王安石却一进京城就出任此职。其他候职的人看了，难免心生妒忌。更重要的是，一般人担任馆职，需任满一年以后才可以转任他职，换句话说，一年之内还可以升官，这无疑是最大的恩宠了，换作别人早已受宠若惊了。现在朝廷却向王安石许诺，可以不需要干满一年，就可以调任他职。

这就等于暗示王安石，先在集贤院里工作一段时间，马上就会有大用。这无疑使他人的嫉妒心更重了。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王安石却拒绝出任集贤院校理，写了《辞集贤校理状》，说自己“先臣未葬，二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请朝廷收回任命，把他放到地方去工作。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过了一个月，中书再次下发任命，内容与上次相同，仍然要求王安石出任集贤院校理，被王安石再次拒绝。十几天后，中书再下任命，并附了一个附件，要求不得再推辞。此次，众人对王安石的嫉妒之情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也期待着王安石对此会采取何种态度。

王安石却再上一封《辞集贤校理状》。说自己确实是为生活所迫，如果朝廷非要如此任命，“不独伤臣私义，固以上累国体”，就是说，不但让我王安石难办，而且还让政府难办，长此下去，若有人借此机会投机取巧，败坏朝廷，那就是我王安石的罪过了。

但是王安石此举，令天下文人大受刺激，“士大夫恨不识其面，朝廷尝欲授以美官，惟患其不肯就也”。王安石数辞集贤院校理之职，宰相陈执中也为此甚感恼火。

陈执中本来还要下令让王安石就任，但他家里却出了一件事情。一个叫迎儿的丫环被活活打死了。陈执中怕因此事给自己招惹麻烦，于是上书请仁宗派官员来查自己的案子。不久此事就因种种原因不了了之，各种流言蜚语也就销声匿迹了。

所以，受到牵连的陈执中心情原本就十分的烦躁，再加上王安石的屡次辞职，这对陈执中来说无疑就是火上浇油，心里愈发的不痛快，就把王安石的辞职信往桌上一扔：“这个王安石，简直就是倔到家了，别人想进集贤院还进不了，他倒好，一个劲地推辞，晾他几个月再说。”

王安石就这样被晾在京城里了。

恰就在此时，海门县令沈起前来拜会王安石。

沈起是鄞县人，王安石在鄞县工作时兢兢业业，给沈起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所以沈起借进京的机会特来拜见王安石。

沈起告诉王安石，他学习王安石在鄞县兴修水利的做法，正在海门通河疏水筑堤防潮，想请王安石前去指导一下。王安石一向赞成兴修水利，听了沈起的话，十分感兴趣，此时朝廷也没什么新的消息，于是他就随沈起一起到海门去了。

王安石在海门，先参观了沈起修的几处水利工程，又看了看临海大堤，对沈起的工作很满意，特意写了一篇《通州海门兴利记》，表扬沈起，并希望其他地方官员都能向沈起学习，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多了。

从海门回来，王安石顺道去了一趟褒禅山，并写下了名文《游褒禅山记》。褒禅山地处安徽含山县，相传唐代有个叫慧褒的和尚在此修行，死后就葬在山上，可能这个和尚也有点名气，这个山就被命名为褒禅山。

褒禅山华阳洞

《游褒禅山记》原文：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阳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虽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而不至，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余于仆碑，又以悲夫古书之不存，后世之谬其传而莫能名者，何可胜道也哉！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

四人者：庐陵萧君圭君玉，长乐王回深父，余弟安国平父、安上纯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临川王某记。

王安石这种平实的写法，需要人潜下心来去体会，用心去和作者进行一番心灵上的交流，才能从他的文章中，体会到他当时的心境。而且文中一些词句的用法，初看时，平淡无奇，但如果静下心来慢慢体味，才知王安石用字之精妙。王安石在这篇文章里表达的思想是：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即使结果不遂人愿，但只要自己问心无愧，不给自己留下任何遗憾就可以了。

假使以这种观点来衡量王安石变法的结果，那对于王安石本人来说，未必不是一种成功，王安石虽因司马光尽坏新法而郁郁而终，但是王安石已经尽力了，他也没什么好遗憾和后悔的了。

王安石从褒禅山回来，仍在京城待命。这时欧阳修帮了王安石一把，他对陈执中说：“王安石既然不想做集贤院的校理，干脆就再提他一把，让他做群牧司判官吧。”

陈执中一想也好，老把王安石晾在京城也不是个事，于是便再次下命，委任王安石群牧司判官之职。

欧阳修也担心王安石还会拒绝，就亲自给王安石写信，并让王安石的好友韩绛前去劝王安石不要再拒绝朝廷的任命，否则可能会影响到他今后的仕途。

韩绛见了王安石，先拿欧阳修的信给他看，然后对王安石道：“你不要再一味地固执下去了，胸怀天下之人，从不拘泥于小节，凡事都要慢慢积累，你先在这个职位上好好干着，以便等待更大的时机来施展你的抱负。”王安石思索良久，最终默默地点了点头，答应了下来。

群牧司是真宗朝所设，专管全国马政，直属枢密院，一般情况下由枢密院副使任一把手。王安石所担任的群牧司判官是在群牧司下设的判官厅工作，职务比集贤院校理高一级，而且待遇比较优厚，这样就可以帮助王安石解决经济问题了。事已至此，王安石也不好再推辞，只好赴任去了。

但任命刚刚下来，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当时有一位馆阁校勘名叫沈康，在朝廷已经是任职多年了，听说王安石被破格提任群牧司判官，一肚子不高兴，就直接找到宰相陈执中，希望能够任命自己为群牧司判官。

陈执中因之前种种不快而耿耿于怀，恰巧沈康在这时撞到了陈执中的枪口上，陈执中当然不会客气，便指着沈康道：“王安石辞让集贤院校理，故朝廷优与差遣。而且，朝廷设馆阁，为的是优待天下贤才，就当以德为先，你却直接来抢，和王安石比，情何以堪！”

一通话，让沈康惭愧不已，沮丧地退了下去。

王安石到群牧司任职之后，认识了司马光。

司马光，字君实，陕西人。他比王安石大两岁，早两年中进士，也许像是上天特意安排的一样，北宋时代的两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身上有着颇多的相似之处，似乎两人天生就应该是朋友。这两个人都才华横溢，从小都博览群书，文采都相当的出众。当时他们只是觉得相见恨晚，彼此非常欣赏，因此很快成为了挚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赋，讨论国家大事，若有几日不见，彼此都会觉得落寞不已，似乎少了点什么。

虽然有这样的益友为伴，王安石的群牧判官生涯还是十分痛苦。因为这个职务太清闲了，他觉得自己正处在大展宏图的好时光，可以为百姓效力，却不得不在这里蹉跎岁月。而且他感觉和这些京官在很多方面上都格格不入，在官场上有一种被排挤的感觉，远没有自己做地方官时的自在与洒脱。

在任群牧判官期间，王安石也曾于嘉祐元年十二月，任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这个官职也没多大实权，王安石不愿干这些琐事，因此，写了一封《上执政书》，仍然要求到外地去做官，并说自己一直要求外放，希望朝廷能派他到地方去做一点实事，可以“少施其所学”。

就是在这个时期，他作了许多诗来排遣自己的苦闷心情。

寒堂耿不寐，辘辘闻车声。

不知谁家儿，先我霜上行。

叹息夜未央，遽呼置前楹。

推枕欲强起，问知星正明。

昧旦圣所勉，齐诗有鸡鸣。

嗟予以窃食，更觉负平生。

在这首《强起》中，王安石说自己整夜都睡不着，一直想为百姓做些什么，可是他能做什么呢？他有的只是叹息自己在浪费百姓的粮食，碌碌无为。在这个清闲的位置上，即使是满腹经纶，才高八斗，又能怎样呢？

他经常回忆起自己任地方官时的日日夜夜，想起那个时候自己整日忙碌于兴修水利，劝课农桑，虽然很累，但是心里却很充实。他对南方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感情都太深了，他做梦都想回去。

因此，在任群牧判官两年多的时间内，他写了十多封请求信给朝廷，要求外放为官。他不满于在京城无所事事，他觉得应该为老百姓做些实事。至和二年，他在答《钱公辅学士书》中提到，中个科甲，当个京官，只要不傻，谁都可以做到。读书之人，重要的是行道，能够把自己的毕生所学贡献给百姓和国家，这才是读书之根本。如果不能行道，即使贵为天子，拥有天下，亦无所用。

在请求信中，他当然不能写这些内容，他只能继续以家庭为借口，请求朝廷准予外放。过一段时间之后，王安石又说自己身体不好，这在某些程度上来说也是实情。王安石学习时，经常苦思冥想，用脑过度，导致头昏失眠。

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以庚禄赐之入，则进无所逃其罪，退无所托其身，不惟亲之欲有之而已。

在这封信里，他吐露了自己的真实心声，他太盼望着能为老百姓做些实事了。

在十多次请求之后，朝廷终于批准了王安石的请求。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36岁的王安石出任常州知州。朝廷命他五月离京，七月到任。消息传来，王安石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随即赋诗一首：

二年相值喜同声，幷辔尘沙眼亦明。

新诏各从天上得，残樽更向月边倾。

已嗟后会欢难忘，更想前官责尚轻。

黾勉敢忘君所勖，古人忧乐有违行。

第四节 空负报国之志，难遇知音明君

王安石于五月处理完公事，和京城里的几个朋友简单道了别。梅尧臣见王安石仍如此朴素，非常敬佩，曾写过一首《送介甫知毗陵》送给王安石，对王安石简约的作风进行了赞扬。

……每观二千石，结束辞国都。丝鞯加锦缘，银勒以金涂。兵吏拥后队，剑挝盛前驱。君又不若此，革辔陪泥乌；欵行问风俗，低意骑更驽。下情靡不达，略细举其麤。曾肯为众异，亦罔为世趋。学诗闻已熟，爱棠理岂无。

梅尧臣在诗里抨击了那些只知向老百姓逼钱催租的地方官员，讽刺了爱摆架子喜好前呼后拥的庸官俗吏，称赞王安石不随波逐流，一身清风明月，光可照人，实为当世之师表。

王安石在奔赴常州路上生了一场病，有一个儿子也夭折了，一路伤心，走走停停，七月才到常州任所。

到常州以后，王安石还是和在鄞县的时候一样，大力兴修水利，发展当地经济。当时的常州是江南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农民的基本生活还是能得到保障的，所以，王安石并没有在常州推放青苗钱。

王安石了解到，常州地处江南水乡，特点就是水多地低，常州要发展，还是应该大力整顿水利，开挖运河，这样不但可以将多余的水排走，解决一直困扰这里农民的涝灾问题，还可以将大量的洼地腾出来变为良田。

这个想法，应该说，是很合理的，判断也相当科学，所以王安石在稍作准备以后，就立即着手筹备开挖运河的工作。但这一次，王安石算是初步体会到了改革的艰难与阻力。

说干就干，王安石开始立刻筹划建设。但是这条运河很长，要穿越好几个县，工程浩大，如果按照在鄞县时那样，靠老百姓义务出工是行不通的，还需要和各县的官员共同协商。

然而，出乎王安石的意料，大家都不同意这个计划，官员们说，开凿运河是常州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开凿了以后会使一些河流改变原来的流向，是利是害谁也说不清楚。再说，义务征调百姓，牵扯的事情太多，不利于与农民的关系，大家都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王安石并没有以官压人，勒令大家服从，而是做了许多的工作，大部分知县架不住王安石苦劝，同意出工。只有宜兴县知县，也就是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司马光的哥哥司马旦，此人和司马光一样，都是头脑一根筯，出了名的倔，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不管你是何许人，他也绝对不服从。对于王安石这一套，司马旦一直拒绝配合，宜兴县绝不出工。巧合的是，王安石也是个倔脾气，他并没有受到司马旦的影响，也没有再去和他啰嗦，与其做一些无谓的工作，还不如争取时间多做点事，于是他决定立即开工。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工程还是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首先是由于各县的官员动员不力，并没有多少老百姓愿意义务出工，每个县派出的仅仅只有几十名百姓，而且多数还是老弱病残。司马旦做得更绝，干脆一个百姓也不出，恰好在这个时候又赶上了连日下雨，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工程只好暂停了下来。

对于诗人而言，颇有诗情画意的江南绵绵细雨，却着实让王安石忧心忡忡，奈何老天不帮忙，他也只好等待。因此开凿运河的工作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几乎没有进展，待到天气放晴的时候，又到了农忙的季节了。

但王安石并没有放弃，他准备等庄稼收完以后，再行开工。但是天不遂人愿，王安石调任他处的任命很快就下来了。这次的任命是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因此王安石在常州的这项工作只好半途而废了。

这时，王安石接到了刘敞的一封信，说起这个刘敞，他也算是王安石在京城的一个故交。在这封信里，刘敞劝王安石到了地方以后，没必要和自己的上官闹得不愉快，有时清静无为，也未必就不是一个好官。

王安石给刘敞回了一封信，即《与刘原父书》。在信中，王安石首先说明自己当时的心情，对开挖运河失败表示“愧恨无穷”。王安石继续说：“若夫事求遂，功求成，而不量天时人力之可否，此安石所不能，则论安石者之纷纷，岂敢怨哉”。这是王安石深深的自责，他太希望这件事情能够成功，所以没有仔细地考虑到天时人力，以致有此一失，受到大家的批评，但我王安石并无怨言。

但是，王安石对刘敞责备他“初不能无为”，则不以为然。“此非安石之所敢闻也”，王安石指出，“今方万事所以难合而易坏”，也就是说天下的事情，之所以败坏到如此程度，就是因为有些人常常以“无为”自居。应该说，王安石对刘敞观点的辩解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对北宋社会的看法同样是有一定的见解的。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为官之人的一些状态。

宋朝的官员调动频率之快着实让人瞠目结舌。王安石于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七月到常州任职，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二月就调任新职，在常州只干了不到八个月，由于任期的短暂，致使王安石开凿运河的希望化为泡影。尽管王安石心有不甘，亦不想半途而废，但他也无能为力。为此他亲笔给参知政事曾公亮写了一封信，请求能在常州任满一届，但没有获得批准。所以就在嘉祐三年四月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常州。

王安石不愿意离开常州是有众多原因的。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年老多病的母亲。提点刑狱需要他长时间在外奔波，居无定所，他自己对此倒是无所谓，但是却苦了他的老母亲。此时母亲正需要王安石在身边照顾，王安石是个有名的孝子，他实在不愿意看见母亲在风烛残年之际还孤单一人。

但是作为一个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王安石深知自古忠孝难两全，于是又风尘仆仆地就任新职了。

巧的是，这里所提到的沈康，就是前面说的那个跟陈执中要官的沈康，此时他的职位正好和王安石互换了一下。这个沈康，由于他的能言善辩和善于钻营，他升官的速度比王安石还快，在江南东路刑狱任上时，此人断案愚蠢，欺上瞒下，声名狼藉，谏官陈旭直接上书，请求朝廷将沈康与王安石对调。

提点刑狱这个官职，说得直白一点，已经是一路（宋时将全国分为若干路）比较重要的领导人了。凡涉及鸡鸣狗盗，坑蒙劫掠等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都归提点刑狱所管辖。此外还要监察部下官吏，勤政为民的官员，还要负责向朝廷推荐，职权算是相当大了。提点刑狱往往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要在属下各州县四处巡视，看到哪里有冤案错案，立马处理，若碰见有贪赃枉法的官员，提点刑狱也可以将其革职查办。

任命王安石为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并不是因为王安石的文采，而是王安石早有明断慎查的名声。早在鄞县任职时，王安石办案就小有名气。他从来都是秉公执法，严格按照大宋律法办事。由于他的严谨固执，有时还有点钻牛角尖之嫌。然而，他的逻辑思维比较强，对律法也非常熟悉，因此办案的时候，总能让案件水落石出。邻县县令有难案无解的，往往会请王安石帮忙决断。余姚县就有一个疑难案件经过县、州、转运使三级审理，都难以决断，当时的提点刑狱特意请王安石前往裁定，王安石毫不费力，裁决一出，上下皆服其精妙，因此王安石更是名声大振。

古时断案，有一个原则，叫《春秋》决狱，意思就是有什么案子拿不准的，可以把孔子的《春秋》拿过来仔细研读，或者根据董仲舒依《春秋》作出的判例，进行一定的比对，依此来对案件进行宣判。至于法律文书，倒是排到了第二位。这种做法虽然到唐朝就已结束，但宋朝的法律基本上已经做到了“礼法合一”，所以，宋朝仍然受到了春秋决狱的影响，对同一个案子的断决，不同的文化水平和认知水平，往往会给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判决。

王安石断过的好几个案子，都曾引起过巨大的争议，有的直接惊动了朝廷，其中尤以后来的登州阿云案最为有名，说起这个案子，其实也与司马光有很大的关系。

司马光年轻时“砸缸救人”的故事妇孺皆知，但他用“礼教杀人”的故事却鲜为人知。

清朝著名学者沈家本在其名著《历代刑法考》中重点记录了中国古代法理学的重要案例“登州阿云案”。公元1068年，登州妇女阿云因不满未婚夫相貌丑陋，就趁未婚夫在田里休息时，用剪刀连捅未婚夫三十多刀，但未婚夫未死。事后，阿云向官府自首。案情并不复杂，但却因党争的关系，层层上报，最后这么一个普通民女的刑事案件竟然要当朝两位丞相司马光和王安石亲自参与审理，要当朝皇帝宋神宗亲自加以裁决。改革派王安石等人认为阿云谋杀未遂，又有自首情节，应判30年以上有期徒刑。保守派司马光等人忽视客观案情，匪夷所思的将阿云这个平民女子的生死同国家社稷的存亡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不杀阿云，“夫为妻纲”的天道伦常就要崩溃，而伦常的崩溃将直接导致国家的混乱和灭亡。宋神宗最后支持了王安石一派，亲自判决阿云37年有期徒刑。不过，这事还没完，16年后，宋神宗去世，哲宗年幼，高太后启用司马光总理朝政。没想到，多年来司马光竟一直对“阿云案”耿耿于怀，上台后，立刻翻案，将阿云以“大逆”的罪名处死。司马光这么做完全就是挟怨报复，草菅人命。而且，此恶例一开，以后历代，只要是妻子谋杀丈夫，不论动机什么，成功与否，有无自首情节，都几乎必死；相反，丈夫谋杀妻子，则往往被从轻发落（如明大画家徐渭杀了妻子，只被判刑七年）。毫无疑问，阿云和其他数不清的女性便因为司马光的顽固和蛮横，成为了所谓礼教的无辜牺牲品，而此时的司马光也由一个“砸缸救人”的小英雄，蜕变为一个用“礼教杀人”的“魔头”。

令人尤为沉痛的是，司马光的名言虽然为“开卷有益”，但司马光的行为却与这句话南辕北辙。司马光在没有读书前，尚且知道变通，知道应该把缸砸坏，人命更为重要；但他在饱读史书典籍后，却变得如此顽固不化，为了自己一个非常片面的看法，竟一定要将一个柔弱女子置于死地。

再者，司马光虽然饱读史书并编著《资治通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成就杰出的历史学家。但他本人在实际的政治操作中却奉行“亲小人，远君子”的原则。他上台后，立刻重用变节投靠他的蔡京，而疏远此前一直支持他的苏轼。“蔡京、苏轼”谁是小人，谁是君子，饱读史书，深谙事故的司马光，不可能分辨不出，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因为此时他需要的只是卑鄙下流的政治打手，而不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仁人君子。司马光竟然为了达到他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启用奸佞，疏远贤臣。蔡京这个“六贼”之首，直接导致北宋亡国和“靖康之难”的大奸臣，最早竟发迹于司马光这个以严谨闻名的史学家之手。从这个角度上说，动不动就拿国家社稷压人的司马光，实际上却是北宋王朝的掘墓人。

阿云案的判决争议一直持续千年，中国的近代法学启蒙人清朝的沈家本也插手其中，可见其影响之远。但王安石所判的这些案子，如果以现代法律思想来裁决的话，可以说，他的裁决是完全正确的。平心而论，在当时，很少能有人像王安石那样，在鸿博的儒家思想的背景下，还兼有严谨的法家思想，所以，王安石断案，应该说是有理有据，入情入性，情理兼一。

宋时江南属富庶之地，经济发达，人情也较为复杂。王安石在这里就遇到了一些比较难断的案子。其中最有名的当属斗鹑案。

因为风气使然，所以，在当时的城市里极其盛行斗鹑。玩得起这些东西的也多是一些纨绔子弟。如果有谁拿着一只上好的斗鹑从街上走，那应当是一件相当抢眼的事情。

一天，有个富家子弟弄到了一只绝好的斗鹑，于是整天提着斗鹑在街上到处乱晃，见人就说：“此乃上好之斗鹑！”某天正好被他的一个好朋友撞见了，朋友要买这只斗鹑。这个富家子弟对这只斗鹑视如珍宝，说什么也不肯卖。结果，朋友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偷偷拿着跑了。这个富家子弟十分生气，拿着一把刀追到了门外，两个人一时起了口角，由于年少气盛，这个富家子弟当街就把他的这位好朋友给杀死了。

此事发生以后，当地的官府判这个富家子弟故意杀人，依律，杀人偿命，应该斩首示众。被斩之家当然不愿意，就上诉，正好王安石巡回视察，拿到了这个案子。王安石仔细分析了案情，又了解了当时的一些情况，对案子进行了改判。

王安石认为，抢斗鶉之人不经富家子弟的同意，强行拿走别人的东西，“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他的行为已经构成“盗”，而根据律法，“追而杀之，是捕盗也，虽死当勿论”，把富家子弟定名为“捕盗”，依律不应该判死刑。不但如此，王安石还弹劾该案主审官犯“失入罪”，也就是说把无罪错判有罪，或轻罪错判为重罪，需要处分。

王安石的判决一出，立即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常人都认为二人平时是好朋友，这件事的行为只能算是开玩笑过了头，不能算是“盗”，因此主审官也不服，案子遂闹到了开封大理寺，大理寺最后判定以主审官所判为准。这个大理寺的官员就是少有神童之名的大理寺卿韩晋卿，他认定王安石判决有误，要求改回原判，富家子弟的罪名仍为杀人，应将处斩，并且责令王安石写书面检查。要求他承认自己的错误。这本是例行公事，但王安石却拒不认错，声辩到：“我本无罪，故不当谢罪。”于是韩晋卿便指责王安石改判和弹劾官员错误，上书朝廷，说王安石应该受到降级处分，并要求以朝廷名义责令王安石进行检讨。

仁宗作为一国之君本来事情就多，再加上立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所以仁宗也没心思管这些事，就下诏免了王安石的罪。皇帝免罪，官员理应上表谢恩，但王安石却拒不上表谢恩，他对其他官员说：“我本来就没错，为什么要谢恩？”估计在宋朝，拒不上表谢恩的，也就只有王安石一人了吧。

此事最终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王安石在江南路的日子过得并不得意，由于不是主官，他自己又不愿意和当地的官僚同流合污，所以关系处得并不融洽。由此很多人对王安石产生了一些误解，认为王安石做事刚愎自用，听不进意见。这一说法传到了曾巩耳朵里，他还专门写了一封信劝王安石要随俗一些，莫不可太过于独断专行，否则很不利于仕途的发展。王安石看后立即回信道：

江东得毁于流俗之士，吾心不为之变。吾之所存，固无以媚斯而不能合流俗也。

倔强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王安石在提点刑狱任上做得尽心尽责，并且不为流俗所动，但王安石本人对这一工作很不感兴趣，所以，在给好朋友王令的信中，就曾提到他一直在请朝廷调往他地任职。

曾巩曾写信给王安石，劝他先把工作干好再说，不要坚持调动，只有王令支持王安石，让他一再上书请调，“要得郡而后止耳”。就是说，王令鼓励王安石，应该向朝廷申请一个地方长官的官职，而不要在乎官位高下。这不但因为王令和王安石之间确实情谊非同一般，而且王令也十分了解王安石，对同一个问题，他们常常能够不谋而合，达成共识。

说起这个王令，他终其一生，只是一介布衣，而且比王安石小了十一岁，但王安石与王令自相识以后，便书信往来，无话不说，两人的诗书唱和，使得王令的文学和政治见解为更多的人所了解并得以流传后世。王安石后来亲自做媒，把妻妹嫁给了王令。

王令对时政的看法有时甚至比王安石还要激进，他自己终生不仕，并且还力劝王安石也退隐山林，如他的《寄介甫》一诗：

天门廉陛郁巍巍，势利宁无淡泊讥。

谁与跖徒争有道，好思吾党共言归。

古人踽踽今何取，天下滔滔昔已非。

终见乘桴去沧海，好留余地许相依。

明确提醒王安石，“天下滔滔昔已非”，也就是说任何改革都已不可能挽救大宋的命运了，王安石纵然有心济世，但无力回天。

王令此诗被后人誉为“识度之远，又过荆公”，当然，可能言过其实。王安石与王令在性格上却迥然不同，王令选择逃避，王安石则是选择迎激流而上，要击水三千。

所以，王安石在给王令的回信中说：我王安石治学，一是为自己，二是为天下，现在我自己的生活已趋于稳定，现在就要找机会为天下百姓做点事情，至于我能否有机会，则“系吾得志与否耳”。如果我有机会而不去做，则“吾耻之也”；而如果我想去做而没有机会，“吾不恤也，尽吾性而已”。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做是王安石的为官之道，对于官位，王安石并不强求，只愿能为百姓做事，所以，王安石对一些不能做实事的无聊官位的一辞再辞，是有其深刻的心理渊源的。

王安石是个出了名的倔脾气，只要他认准的事情，便会排除万难，义无反顾，也因为他的刚正不阿，很多有求于他的人都不敢直接找王安石，便去找王令做中间人。王令烦不胜烦，在自家门上贴了一个字条：“来则令我烦，去则我不思”。如此一来，再也没人好意思上门求王令引见王安石了。

可惜的是，王令身体一直不好，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便因病去世了，只活了不到三十岁。王安石对王令的英年早逝感到非常痛惜，不但亲自为王令写墓志铭，而且在王令死后一再写诗怀念他，前后计有十多首，即使在退休江宁以后，也没忘了给王令的遗腹女找个好婆家。

王安石在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上只干了半年左右，朝廷又一次下达政令，要求王安石于嘉祐三年十月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在离开江南东路提点刑狱任所饶州时，王安石写下一首《旅思》，其中有两句：

看云心共远，步月影同孤。

在这两句意境幽远、对仗工整漂亮的诗句下，掩藏着王安石一颗孤独而坚毅的心。

接到入京这一消息，王安石喜忧各半，喜得是他可以离开江南东路，不再做这个无聊的提点刑狱了；忧的是，他又得进京，做终日无所事事的京官了。为此，他给富弼写了一封信，要求“裁赐一小州，处幽闲之区，寂寞之滨，其于治民，非敢谓有能也，庶几地闲事少，夙夜尽心力，易以塞责而免于官谤也”。

三司是国家财政总理单位，度支判官是财政部门的官员，尽管王安石一直想在外做官，但王安石明白身处京师，能够对天下利弊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思考，进而探明国家的困弊所在。所以，王安石虽然仍想到外郡任职，却也没有推辞此一任命。

纵观王安石前期为官的历程，此时的他在北宋的政治舞台上，似乎一直都是充当着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尽管他胸怀天下，满腔热忱，却始终未遇到一个真正的伯乐，来给王安石提供一个施展抱负的空间，以至于英雄无用武之地。但王安石依旧在等待，他相信终究有一天他会遇到欣赏自己的伯乐，此时他的境遇不正和当年姜太公的境遇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