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准备阶段”

一九二七年，周有光于光华大学毕业，蒙张寿镛校长垂爱留校任教，在大学部和中学部教英语。因受欧美影响，周有光一直有“语言只是工具，不是学问”的思想，他不甘心一辈子教外语。

一九二九年，著名教育家、哲学家孟宪承先生在无锡社桥创办江苏民众教育实验学校，后改名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孟先生找周有光和圣约翰大学另一名校友阎敦建同去无锡。阎敦建所学专业是生物学。周有光在民众教育学院教书，同时兼任江苏民众教育实验区指导。

孟宪承，武进人。一九一六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九月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一九一九年孟先生出国留学，入美国华盛顿大学，主修教育，副修哲学，师从著名学者杜威，仅用一年时间修满学分毕业。一九二○年十一月赴英国，在伦敦大学研究所继续深造。一九二一年学成回国，任东南大学教授。一九二三年被母校圣约翰大学聘为教授，兼国文部主任。恰是这一年，周有光考入圣约翰大学，成为孟先生的高足。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日本军国主义的血腥杀戮，激起圣约翰大学华人师生的爱国热潮。六月一日，孟宪承先生以国文部主任身份召开“约大”教授会议。他说：“假如做一个学生，只知自己是‘约大’学生，而不知是中华国民。看到同胞为外人屠杀漠不关心，这对我们平日所讲的国民自觉教育将无法自圆其说。今后，我们也无颜再以学问、文章与学生相见于讲台。”

六月三日，“约大”五百多名华人师生，在孟先生等人带领下走出学校，宣布与圣约翰大学脱离关系。圣约翰大学的离校师生，旋即联合上海社会有识之士筹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光华大学。孟先生是光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十二名筹委之一。孟先生为创建光华大学功不可没。但光华大学正式开学，他却离开上海，同时也拒绝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聘其出任华人教育总管一职。为了避嫌，也为了平衡各方关系，孟先生选择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

孟宪承先生一辈子在教育领域辛勤耕耘，桃李满天下。新中国成立后，孟先生出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对于恩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和离世，他不止一次对我念叨，“想不到孟先生也被搞死。”

周有光先生说：“孟先生走教育救国的道路对我影响很大。到民众教育学院后，我看了许多外国有关民众教育的书。通过这些，深刻认识教育可以为社会做大事情。民众教育开始于欧洲工业化时代，它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新的教育思潮。资本主义文化是让大多数人受教育，而封建主义文化只服务于少数人。”

十九世纪英国工业化革命后，对农副产品需求大大增加。许多东西要从丹麦进口，丹麦成为英国的农村。为改变农村的落后状况，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欧洲兴起民众教育的浪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丹麦著名教育家格隆维。他深入农村，向农民传授生活常识和社会历史等基本知识。他认为人有了基本知识，就会自动学习科学技术，掌握生产技能。周先生说，教育不单要教会一加一等于几，教会算术，还要进行思想教育，提高思想水平。一个人既要有自然科学知识，又要有社会科学知识。这样的人，才是一个人格完备的人。人格完备了，才能促进社会进步。江苏民众教育学院的办学方针，有别于格隆维直接面对农民，而是为提高国民文化水平培养师资，相当于现在的师范院校。学校的办学经费，由江苏省教育厅拨款。新中国成立后，江苏民众教育学院合并到苏州大学。

一年后，孟宪承先生应朋友邀请又去杭州办浙江民众教育学院，周有光随其前往。周有光到杭州不但教书，还协助孟先生编辑《民众教育》杂志。他常常在上面发表文章，介绍国内外教育动态，宣传教育的重要性。这本刊物很受欢迎，发行量很大。

浙江民众教育学院校址在西湖边上的大方伯路，环境优美。当时，西湖周边仍然叫“旗下”。旗下，就是清朝八旗兵驻扎的地方。当年，汉人是不能随便靠近的。周有光先生说，在孟先生身边工作虽然繁忙，却轻松愉快。不知不觉中患了一两年的忧郁症，不治而愈。

孟宪承先生选贤任能，办学思想开放。浙江民众教育学院不仅聘请留学美国的教育博士尚仲衣、日本留学归来的“国歌”曲作者程与松，也放手起用崭露头角的年轻人，如周有光、阎敦建、钟敬文等。

说起程与松为“国歌”谱曲，还有一段小插曲。当初，国民党文宣部门以孙中山“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作为党歌歌词，向社会征集谱曲。程与松按规定谱写完成，但自己不满意，就将它丢进字纸篓。他的夫人在一旁说，既然写好，不妨试试。听了夫人的话，他捡起曲稿用手抚平，装进信封，贴三分钱邮票，寄给有关征集部门。幸运之神降临了，他的曲子不但雀屏中选，还获一千块奖金。后来“三民主义”歌，又被定为“国歌”。

浙江民众教育学院移风易俗，男女同校。学校里不但有女老师，也有女学生。周有光先生温文尔雅，一表人才，是众多女孩子倾慕的对象。周先生坦言：“我在杭州真是交桃花运，许多女孩子追求我。当中有两个女学生不仅读书好，人也漂亮。但当时我只想留学，所以非常谨慎，不敢和追求我的女同事或女学生拉手，从不和她们出去玩，也不随便到西湖边上散步，只在房里用功。那时糊涂一点，就麻烦了。”

一九三一年底或一九三二年初，孟宪承先生辞职他往，把学校交给尚仲衣。尚仲衣，河南人。在美国读教育博士，毕业论文写得精彩，孟宪承欣赏其才华。尚仲衣接手学校，在高年级开设新闻学。周先生说：“新闻报道是外国来的，有五要素，有点像八股文的破题。主要讲什么是新闻，怎样做新闻记者。这在当时，算是一门新学科。”因为周有光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一些新闻类的文章，尚仲衣让他讲授这门选修课。

一九三二年底，进行学期终了考试。周先生出好考题却临时生病，遂请另外一位同事代为监考。没想到，考堂上有人挑头闹事。他们以题目太难为由，拒绝答卷，许多人交了白卷。拒考事件发生后，有人告诉周有光，国民党认为尚仲衣领导下的民众教育学院越来越左倾，所以，部署他们秘密党员学生反对左倾教员。国民党视周有光为左倾教师之一，加以反对。

周先生说：“此说不知真假，但也并非空穴来风。当时，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很厉害。国民党不但要武力消灭共产党，也要在思想上肃清共产党的影响。而杭州又聚集许多思想活跃的年轻人。比如，经常给《浙江日报》副刊写文章的聂绀弩。他非常有才华，我们是文友，时有往来。杭州是国民党严格控制的地方。不管‘拒考’有无政治背景，我都决心出国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