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近十多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提高，探讨中国文化和文学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也日益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前沿课题，它不仅吸引了比较文学学者的注意力，同时也更是引发了翻译学和传播学学者的兴趣。于是以此作为选题的博士学位论文也多了起来，在这方面，陈向红的这部《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传播与接受研究：以杨宪益英译作品为个案》就是根据她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的。也许广大读者会问，我们为什么今天要将比较文学和翻译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海外的翻译和传播呢？我的回答是：这方面确实有许多尚未尘封的历史记载等待我们的研究者去探索和揭示，进而进行分析研究。当然最终的目的是要向世人说明，历史上，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通过翻译大量介绍西学，而在今天已经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的中国，人文学术研究的重点也应该逐步转向探讨和研究中国文化是如何在海外翻译、接受和传播的。在这方面，本书的写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作者通过仔细研读历史档案、分析各种数据，得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中国的翻译家照样能够在推进中国文化和文学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做得很好，杨宪益夫妇的鲁迅小说翻译可以说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成功个案。

我记得二十多年前，已故的季羡林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叹道，“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追，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我开始觉得他这话是否有点言过其实，但后来我有幸在季先生的母校哥廷根大学讲学三个月时才切身地感受到情况确实如此。季羡林这位在中国当代学界如雷贯耳的国学大师和外国语言文学学者竟也和鲁迅一样在国外学界受到冷遇，即使在哥廷根大学也只有少数人因为有幸读了他的回忆录《留德十年》的德文译本后才知道季羡林这个名字，而他的《糖史》等体现他深厚学术造诣的许多著作却至今却连英译本和德译本都没有，更不用说那些二流的作家和学者的著述了。

所以，我受到季先生的启发，决心发奋用英文著述，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在一些西方主流人文学术刊物上编辑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主题专辑，借以发表更多中国学者的论文。另一方面，作为一位研究生导师，我也决心指导我的博士研究生以此为题撰写博士论文，以弥补长期以来这方面研究的缺憾。经过多年的实践，我深深地认识到，推进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仅仅靠我们少数学者用英文著述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不断地培养我们的学生，使他们在精通本国学问的同时，也能掌握一两门外语的写作技能，尤其是英语的写作技能，这样便能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讲述中国的故事。但在这样做之前，至少要对中国文化和文学在海外的译介和传播现状有所了解，这样才能在别人止步的地方继续探索和前行。于是几年前，我和陈向红反复商讨，最后确定了她的博士论文选题，以已故翻译大家杨宪益的《红楼梦》翻译和鲁迅小说翻译的成败得失的比较为个案，探讨一条推进中国文学外译和传播的途径。可以说，历经几年的打磨，向红的论文顺利地通过了答辩，然后又是两年左右的修改和完善，这部专著即将呈现在广大读者眼前。

确实，就杨译鲁迅小说而言，作者几乎穷尽了现有的所有中英文资料，并通过各方面的数据显示，杨译《鲁迅小说选》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是外文社图书中最受欢迎、销量最好的文学类图书之一。《鲁迅小说选》是当时国际书店最畅销图书中唯一的文学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书店里被摆放在最显眼位置，60年代美国的中国书刊社就重印了该译文集，70年代之后，美国又有多家出版社重印，英语世界的再版重印带动了杨译鲁迅小说的传播。这就以事实为依据，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只要各种传播途径通畅并给力，由高水平的中国翻译家来承担中国文学外译是完全可以做到并做得很好的。可以说，杨宪益夫妇在鲁迅小说英译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而相比之下，他们夫妇的《红楼梦》翻译则略逊于英国译者霍克斯的译本。当然这也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

作者经过仔细研读，认为杨译鲁迅小说精确可靠、可读性强。尽管译介主体是译介活动的主要行动者，但译者的个体特征如双语能力、知识素养和翻译风格是决定译作成败的关键因素。但另一方面，由于种种客观的原因，杨译鲁迅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途径不够畅通。虽然杨译鲁迅小说总体接受度较好，但就具体类型的读者而言，作者通过考察书评、文集收录和学界征引情况等发现，杨译鲁迅小说很早就引起了专业读者的重视和推崇，并且一直被视作经典译本。这些基于事实和客观数据得出的结论无疑是具有说服力的，同时也证明我长期以来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学术走向世界，不能仅仅指望国外汉学家的发现和翻译，我们自己也应该从主观上去努力。

我们都知道，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对中国的了解远远比不上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了解。即使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里，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著述的被引次数也远远少于国外的同行汉学家，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长期以来，这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不仅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看法和研究，主宰着国际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而且也旅行到中国，对中国国内的同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在本国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汉学家竟然在中国被奉为人文学术大师，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一流人文学者却鲜有机会受邀去世界一流大学演讲或在国际权威刊物和出版社发表自己的著述。

更有甚者，迄今国内学界仍有部分学者，仅仅满足于做自己的某个狭窄领域的学术研究，或在国内的某个学科领域内发挥有限的影响，至于这一研究成果能否推进该学科的发展则与己无关，更遑论去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了。我认为这显然是不妥的，至少与中国这个人文社会科学大国的地位不相符合，更与我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所以我认为，我们现在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推进中国的人文学术国际化。目前，国内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学术“走出去”仅仅依靠国内学者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主要靠国外的汉学家，只有他们才能把中国文学和文化典籍译成道地的外语并在国外发表。这当然不无一定的道理，尤其是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是成了这方面最有说服力的例子。试想，如果没有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汉学家的无与伦比的英文和瑞典文翻译，欧美的读书界和评论界是很难接受莫言的作品的，更无法打动诺奖的那些评委了。但是我马上又可以拿出另外两个反向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论断的不可靠和不现实：其一，像葛浩文和陈安娜这样的优秀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他们除了花费大量时间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外，他们自己也需要著书立说。而且就他们所翻译的数量和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与我们国内学者译成汉语的西方作品的数量相比，反差确实是极大的。

由此可见，本书对杨译个案的研究分析表明：①学界公认的只有汉学家更适合担任中国文学外译工作的观点并非完全属实，译者的身份归属并非决定译作成败的最关键因素。②译作传播效果不单单取决于译作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原作，过分拘泥于语言层面上的忠实反而会适得其反。③原语系统推出的译作对外传播过程中通常受制于国内政治因素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出版社的知名度会影响到译作的传播与接受。④专业读者是中国文学在域外的主要受众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学的评判会影响到普通读者的阅读选择。⑤杨译鲁迅小说之所以能够成为英语世界的译作“经典”，主要得益于以下三点：翻译水准高；英语世界出版社的不断再版重印；以及英语世界学术界和批评界的持续关注和推介。作者通过分析还表明，汉学家译介模式并非中国文学外译唯一可行的理想模式。鉴于优秀汉学家数量有限的现实窘境以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的限制，不能指望汉学家完全承担中国文学外译的大任，根本上还要依赖中国译者自己的努力，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与汉学家合作的方式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这些观点都是作者基于大量的数据分析和理论概括得出的，具有一定的说服力。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中外文化学术交流处于一个不平衡的状态，要打破译入和译出的这种不平衡状态靠谁？显然依靠一些屈指可数的汉学家是不可能的。这就对我们外语学科的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不仅要能够将外国的著作译成汉语，更要有能力将中国的著作译成合格可读的外语。其次，对所要翻译的著作的挑选，西方学界与我们的标准也是大相径庭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掌控。因而就造成了一些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和学者的作品由于其取悦西方读者之特色而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而一些严肃的一流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则鲜有人问津或推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的过程中掌握应有的主动权，也即由我们联合国外汉学界挑选真正优秀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则邀请那些对中国态度友好且中国文化素养深厚的译者来承担翻译或审校的重任，完成译著后将其交给有着良好学术声誉和通畅的流通渠道的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有效地传播到国外。就译入和译出而言，在中国现代历史上，林纾、严复、鲁迅等在译介国外著述方面成就斐然，他们的努力为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样，辜鸿铭、林语堂、杨宪益在译介中国文化典籍和中国文学方面也作出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我们今天在推进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走向世界的进程中，更需要这样的翻译大师，尤其是在推进中国人文学术的国际化方面更应该如此。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完全可以从这五个方面入手作出自己的努力。

首先，就一些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提出中国的观点和方法，使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声音并掌握一定的话语权。其次，不遗余力地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外语表述出来，在国际学界发表，从而使得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文化和文学精髓有一定的了解。再者，组织精干的翻译队伍，最好是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将中国当代优秀学者的著作译成外文，在国际著名的出版社出版。第四，和国际著名的学术机构合作，主办高规格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双边研讨会，推进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的直接交流和对话。第五，组织外语好且学术造诣深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学者撰写书评在国际权威刊物上推介已经译出并在国外出版的著作，这样便可以使这些著作引起更多的人关注。

当然，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走向世界并产生较大的影响非一日之举，需要更多的人的不懈努力，在这方面，我寄希望于新一点青年学者和译者的努力。不知广大读者以为然否？

王宁

2019年6月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