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我的家庭

爷爷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男孩

1937年10月14日（农历九月十一日），我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罗口町镇清公祠村。

祁东县的地势是从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为四明山，中部为祁山，东南就是湘江了。我的家乡还不能算是山区，有介绍说祁东“重岗复岭，田畴阡陌，溪流纵横，泉井遍布”，有点儿丘陵地貌，但往西就是大山区了。

我爷爷有三个儿子、五个女儿。父亲在兄弟三人中排行老三。

父辈几家的第一个孩子都是女儿，我是爷爷家族第三代的第一个男孩，所以从小有点儿娇生惯养，全家都宠着我，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叔伯、婶母、姑姑都拿我当宝贝一样，谁家里有好吃的东西都给我送点儿过来，我幼小的心里觉得美滋滋的。农村的观念，生男孩最重要的是传宗接代，那时我们家境还可以，并不是要我做养老送终的依靠。

四世同堂（2010年2月春节，母亲时年92岁）

我原来叫刘大晑，是爷爷取的名字。这个“晑”字，读音为“xiǎng”，词典中只有一个字的释义，就是“明”，小时候大家都叫我“明徕”。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都用的这个字。很多老师不认识，碰到课堂上点名或提问，有些老师叫我刘大咼（guō）或者刘大昌（chāng），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念，有的老师干脆就问，你叫刘大什么呀？弄得同学们哄堂大笑。我不愿意名字中有一个大家不认识的生僻字，于是自己就把名字改了，把日字从上面挪下来变成偏旁，就是“晌午”的“晌”字，但我不是中午生的，而且这个字读音为“shǎng”，与我原来名字的读音也不同，所以后来改为“响亮”的“响”，这就成了我现在的名字。

小时候生长在农村的我是玩泥巴长大的。和大宅院及其他院子的小朋友一起玩耍，我们不分大小亲疏，也不分贫富贵贱，捉迷藏、骑竹马、烤家雀、打铜板，有时还会结伴走家串巷，见大人就问候几句，说点吉利话，讨些东西吃，好不快活。稍大一点儿就跟着一些小哥哥、小姐姐们去两里之外的“把关口”看大戏，看木偶、拉洋片。最大的兴趣当属捏泥人了，还有“打泥炮”，就是把泥巴做成一个窝形，使劲往地上摔，看谁摔得最响。

小时候我挺淘气，经常同小伙伴一起爬树，掏鸟窝、抓知了，还时常去拣蝉蜕，到开中药铺的七伯家换甘草吃。有时也背着大人偷偷下河洗澡，到小水沟中捉鱼。我们把一个小河沟上下游都堵上，将水戽干，抓里面的鱼，弄得满身湿泥巴，只好在外面把衣服洗净、晒干才敢回家。大人们怕小孩儿出事，只要知道就不让我去，但有时我能抓几条鱼回来，他们也很高兴，虽然要数落几句，鱼还是做来吃了。

祁阳罗口町刘氏家族渊源

我的曾祖父曾经中过举，有五个儿子。族中老人记得，家里过去还保存着他的“顶戴花翎”。我问过一位堂兄，他回忆，儿时还戴过曾祖父的官帽玩耍，就放在老家的阁楼上。堂兄说，你叫他们去找找。我说现在哪里还会有呢？

堂兄名叫刘金铠，今年已经88岁了，退休前在沈阳冶炼厂工作，是中心实验室主任、高级工程师。他的文章写得好，字也很漂亮。父母把他树为我的榜样，经常说我要像他那样，他们就很满意了。

与堂兄刘金铠在北航绿园（2009年）

后来，我从侄孙刘军（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博士生，毕业后赴澳大利亚工作，现在中南大学当教授）那里得到1993年出版的《刘氏六修族谱》，经过仔细研读，才搞清楚湖南祁阳（现归祁东县管辖）罗口町刘氏家族的一些演化情况。

按族谱记载：刘姓一族，始于传说中的尧帝时期，世居彭城（今徐州，汉高祖刘邦故乡）。纪元（注1）前，沛公提三尺^[1]剑斩白蛇于茫荡，以大德立帝业于咸阳，传两汉开四百余年基业，故前曾立著尧典一篇昭垂祖训，汉书两部具载宗功于祁阳刘氏总祠，昭示我刘氏族姓，既居于炎黄子孙之林，却又有出类拔萃之功，业绩辉煌。

祁阳刘姓一支的先祖应三公，公讳应行三郎，元至元四年（公元1338年）戊寅五月十一日午时生于江西南昌之梓溪里。明洪武八年（1376年）奉诏携男德成公徒迁祁西罗口町匍居。七世祖廷辉公出仕邑驾北平有功，圣恩赐坊祁城北门为罗口门，德昭功著，誉享衡湘。

到我这个“大”字辈，已是祁阳刘姓这一支家族的第二十一代了。从族谱中还了解到：十七世高祖父刘纠堂，号箕畴行满，在清朝曾被授州司马加三级诰授奉政大夫，又由长男厚铮以总镇请一品，诰封荣禄大夫，官印天锡。十八世曾祖父刘厚铣为刘纠堂次子，号丽川行十五，例授同知，官印芳晖。自十七世至廿六世，家族辈分按“堂厚家声大，诗书绍桂香”为序。

祖父刘家湘，字扬清，号恒丰，例授从九品，当地著名中医。

父亲刘韶声，字维琪，号木生，学名飞鸿，广西大学毕业。

母亲曾冰清，1918年（民国七年）农历（戊午年）三月十一日申时生，乡村医生，2012年逝世，享年95岁。

大伯父金声，号集成，清光绪卅三年丁末三月廿八日亥时生，15岁殁。

二伯父有声，字维焕，1964年去世。

我们家住的是一个大宅院，大概有二十几户，都是刘氏的家族成员。我爷爷和爷爷的三个兄弟、我们家、伯父家都住在那里。老一辈中女的都嫁出去了。

罗口町属罗口町镇，南北走向，岔垄最多，呈不规则状向四周延伸，北至崩塘冲，南至黄坡桥，西至元珠山，东至峦塘园，是县西部最大垄。町内地势起伏变化不大，自然条件较好，农产以水稻为主。一般年景都风调雨顺，旱涝保收。

1995年，罗口町镇和三口湾、紫云桥三个乡镇合并为现今的太和堂镇。

爷爷

爷爷刘家湘是位中医，最擅长的是治妇科病。他长期靠医病谋生，赚了钱就买地，自己不能种，就出租给人家。租地种的都是较贫困的族中晚辈，田地长期包给了他们，每年交点儿租子就行，多点儿、少点儿，爷爷都不计较。

我能记得的，就是外面来找爷爷看病的人很多，经常有用轿子从很远的地方抬过来的病人。解放后我听说，还有从长沙、昆明来看病的，说明爷爷的名声传得很远。有些人来的时候病得很重，经爷爷治疗后就好了。爷爷看病收费不多，有钱就给一点儿，没钱也就算了。有些从远处来看病的人没住处，就住在爷爷家里。

爷爷刘家湘（1963年）

爷爷很喜欢我。我小时候淘气，拔他的胡子，有时把他的胡须编成辫子，他也不生气。爷爷一有好吃的，就把我叫到他屋里去。爷爷家中只有爷爷、奶奶两个人。奶奶是续弦的。我的亲奶奶、就是我父亲的生母去世很早，我没见过。这个后奶奶对我挺好，记得她做的菜特别好吃，我小时候经常到爷爷家去吃饭，对他们的感情很深。

大概是1965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父亲发来的电报，说爷爷去世了。因离家太远无法回去奔丧，我心中很难过。但那次爷爷却没有死，据说是在入棺的时候，爷爷突然动了一下，不知道什么原因，奇迹般地又醒过来了，于是大家赶快扶他起来，结果他又活了两年多。

爷爷死而复生后的两年多，双眼几近失明，有时大小便失禁，完全靠我母亲和弟弟照顾，几乎每天都要给他洗呀、擦呀。有时弟弟出工，就由母亲一个人干。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在爷爷卧床两年多的日日夜夜中，作为儿媳妇——我的母亲天天要为大小便失禁的公公擦身，换洗弄脏的被褥和衣服，实在难能可贵。

爷爷一辈子为人忠厚，性格随和，一生行医，救死扶伤，深受群众的厚爱和尊崇。在爷爷死而复生的这段时期，还是有很多人前来看病，他凭自己的记忆指导母亲处方施治。爷爷把他一生购买、抄录所积累的所有医书、药方和资料，都给了我母亲，还悉心教她如何诊治疑难病症，并传授给她一些特效秘方。母亲传承了爷爷的医术和秘方，后来也成为当地有名的乡村妇科医师。

1967年爷爷与世长辞，享年86岁。

母亲

母亲曾冰清，出身富裕家庭，小时没缠过脚。她性格温柔而又倔强，念过书，受过良好的教育，记忆力很好，毛笔字写得不错，还能写点儿诗，后来当了乡村医师，开药方，为百姓治病，为不能生孩子的妇女造福。

母亲曾冰清（1951年）

旧社会重男轻女，认为女孩儿长大了要嫁人，书念多了没有用。母亲坚持要念书，认为没有文化不行，最终读到初中毕业。17岁嫁到刘家，由于家道殷实，有好几亩^[2]田地陪嫁，在当地算是很体面的。

母亲是典型的贤妻良母，一心相夫教子。解放后曾不止一次对我说，她一辈子有三大心愿：一是送我父亲念书；二是要修建一栋房子；三是要儿孙都读上大学。爷爷分家后我父亲只有7亩5分^[3]地，因他在外读书，没有劳力，就租给人家耕种，每年收点儿地租，虽不算富裕，却衣食无忧，但要念高中、读大学就困难了。母亲执意要供我父亲念完大学，这算是她最大的一个心愿，于是她省吃俭用，攒下钱供父亲读书。

母亲多次去找我舅外公，跟他说，一定要送丈夫去读书，请他给找一个好学校。舅外公是我外婆的亲哥哥，叫雷声溢，号云浦，祁阳小坪西子村（今属祁东县）人，自幼聪慧，学习勤勉。1922年秋，他借其长兄中学毕业文凭考入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4年毕业。朝阳大学资送学生赴日本留学，在甄别考试中，名列第一。赴日前先回家探亲，其时北伐军已打到湖北，局势已变，他认为北洋时代的公费留学或不可靠，遂逗留在家。1927年4月，经友人舒大祯介绍，赴汉口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部文书股长。三个月后，国民党清党，政治部解散，他回到衡阳，受衡阳船山中学聘任国文教员。11月，同乡高炳垓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商民部长，邀他任秘书。在此期间，他目睹官场尔虞我诈，钩心斗角，认为不可久居，决心献身教育事业。1928年秋，仍应船山中学聘请，兼任衡阳第五中学及成章中学教员，后出任衡阳船山中学校长。

因拗不过母亲的反复求情，舅外公就把我父亲介绍到船山中学念书。但学费很贵，交不起。外婆看到这个情况，就又拨给我母亲13亩8分地，这些地算是刘家的，母亲就用每年收的地租供父亲读书，直到父亲从广西大学毕业。

母亲结婚后共生育七个孩子，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不幸很小就夭折了。再下面有一个弟弟，名叫刘大旭，退休后在家照顾母亲，还有三个妹妹，即刘丽华、刘丽君、刘丽满（后改名刘湘华）。

1957年全家福（前排右为二妹刘丽君、左为三妹刘湘华；第二排右1为父亲、右2为外婆、右3为母亲；后排左为段兰芳、右为弟弟刘大旭）

母亲第二大心愿就是要建一栋两层楼的房子。她虽然是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但不娇气。为供我父亲读书，又要攒钱建房子，所以持家用度非常节俭，吃饭时掉一粒米也要拣起来，衣服破了就打补丁。记得家里晚上这一餐常常喝稀饭、吃地瓜，就是为了省钱。

不过我是例外，她总是单独做点儿好的给我吃。

外婆知道我母亲要建房子，雪中送炭，又送给她许多建房和打家具用的木料。那时父亲在广西大学读书，母亲一个人在家操劳，忙里忙外，千辛万苦，终于把一栋两排两层楼的大房子建了起来，在刘氏大宅院中首屈一指，令人羡慕。但建后刚三年多当地就解放了，房子分给了贫下中农，母亲曾惋惜地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外婆与三妹刘湘华（1955年）

母亲的第三大心愿就是要送儿孙读大学。我是她的长子，当然就成了他的第一个目标和最大的精神寄托。母亲对我疼爱有加，但从不放松对我的教育，三岁多就开始教我背“三字经”“百家姓”，逐段给我讲解“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的含义。稍大一点还给我讲述“岳母刺字”“悬梁刺股”“孔融让梨”“孟母择邻，断杼教子”等典故。再大一点又教我背诵“床前明月光……”“锄禾日当午……”“春眠不觉晓……”等唐宋诗词。她常常教我要“尊敬长辈，尊敬老师，爱护同学，为人诚实，不说假话，勤奋努力，好好学习”“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讲仁义，重名节”等儒家伦理道德。每当有长辈、客人来家时，她就要我在他们面前背诵一段，大人们对我的夸奖，自然使她十分高兴。

母亲笃信佛教，记得小时候常常带我去寺庙，烧香拜佛，十分虔诚。常常给我灌输要“与人为善，慈悲为怀”“人生有轮回，今生做好事，来生变好人”及“温、良、恭、俭、让”之类的思想。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简单而朴素的东西，对我的成长还是起了一些潜移默化的作用。

母亲70岁以后，又多了一个心愿：死后一定要“土葬”，不要火化。她自己在刘氏祖坟的山坡上，早就买好了一块不大的地方，并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的5万多元钱存入银行。她多次给我打招呼，说“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得清白在人间”，说她百年之时，不要铺张浪费，一切从简，只花她自己存下的钱就足够了，这样她在九泉之下才能安心。

母亲她老人家这一辈子享过福，也吃过苦。几经变迁，解放时家中六口人，土地17亩半，土改中全家只母亲一人被划为地主，挨过批判，受过管制，但当地父老乡亲对她是比较温和的，当地政府和领导，对她也是关心和照顾的。1950年，我在祁阳读书时患病，乡政府一位洪乡长特批，准许母亲去学校护理我，并表示“如果我去信有事你就回来，不写信你就在校住着，不要回来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的那段最困难时期，乡政府还特许她给老百姓治病，开一个药方可以收取2角钱，后来加到5角、1元、5元、10元不等，也允许她按爷爷的秘方自制一些特效药卖给病人。

母亲对政府和父老乡亲心存感激，尽心尽力为百姓治病，还努力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每当有病人来家诊病，她边看病、边聊天，了解病人家庭情况，帮助解除思想包袱。对比较贫困的危重病人，她一般都不收费用，有时甚至将我们孝敬她的西洋参、东北人参、三七、北黄芪（她认为南方黄芪药力不好，每年我们都从北京同仁堂买一些上等北黄芪寄回去给她配药）等补品，无偿赠送给那些最困难、最需要的病人。因此，“曾医师”在当地有较大的名气，也有不少人从云南、四川等地慕名前来治病。人们来看病时，按当地习俗捉只鸡、提只鸭、拿包糖果或点心是常有的事儿，但病人走时母亲总要回赠她们一些礼品，否则她决不收取人家的东西。对那些没有钱抓药的病妇，有时她送50、100元抓药钱的也不在少数。我几次在家看到，特意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不能乱收别人的东西，送点钱给别人是积阴德，自己心情愉快，来世可以变好人，也保佑你们大家在外工作万事如意，一切顺利。”

1979年党中央宣布给土改时划为地主的人摘掉帽子，重新享有平等的公民权。母亲对此特别高兴，还给我写来一封信，其中特别提到“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邓小平，英明伟大，给我摘了帽子，让子孙后代不再受我的牵连和影响。”

母亲关心家乡建设，爱做善事。1986年她给我写信，说刘家宅院正前方的白花江原有的木桥被大水冲走了，乡亲们希望能建一座以石为墩、钢筋水泥为面的桥。她说这样使老百姓出行方便，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但自己没有能力捐这么多钱，问我能否捐资1万元将桥建好。当时我每月工资不多，但这是母亲的美好心愿，又对老百姓有利，

1986年捐资建桥，百姓立碑纪念

便欣然同意汇去1万元。村里很快便将桥修好，落成之日举行了典礼，放了不少鞭炮。桥头还立有白花桥碑一块，碑文为：德留千秋通一路，功在万代建大桥。横幅为：功德永存。这本是一件应该做的小事，没想到父老乡亲们却郑重地立碑留念，令我十分感动。

2010年，母亲年届92岁高龄，趁春节之际我回到家乡，这是我离家60年来第一次携妻儿老小一起回家陪她过大年，老人家十分高兴。我在得知家乡要修建乡村公路尚缺部分资金时，与母亲、家人商议，捐资5万元，后因当地政府筹资不足，我再捐资6万元，共计11万元人民币。母亲对我此举大加赞许。这条路现已修好，2010年12月18日全村和邻村老小齐出动，参加了村民委员会举行的隆重通车典礼。

2005年，与87岁高龄的老母亲合影（后排左为儿子刘英杰，右为女儿刘玉娟）

唐代诗人孟郊的《游子吟》写道：“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诗句字里行间饱含着母亲对游子的关爱和思念，情深意切，十分感人。在人世间，母亲是最可爱的人，她总是默默无闻，无私奉献，维系着芸芸众生的生命，终有了文明的诞生和延续。从自己亲身的经历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母爱是人类最纯洁、最珍贵的情感，是只知道给予而不企求回报的。为了儿女，母亲总是心甘情愿地牺牲一切。正像一首歌词中写道：“母爱是一针一线的亲情，母爱是无休无尽的牵挂，母爱是无怨无悔的付出，从不奢求儿女的报答。母爱最无私，母爱最伟大。”而我们做儿女的，对母亲的回报又能有多少呢？我常常想，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无不享受过母亲所给予的生命、关爱、幸福和快乐，这恐怕正是我们人类能够繁衍生息的无尽源泉，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温柔、美丽而伟大的力量吧。

母亲老人家辛苦劳累了一生，于2012年4月15日5时10分无疾而终，安详乘鹤西去，享年95岁。

父亲

父亲刘韶声，字维琪，号木生，学名飞鸿，生于1918年。

1939年，父亲在衡阳船山中学读书时，因与国民党训导教官吵架（训导教官要求学生剃光头，他不服从），被“勒令退学”。1940年初，他赴湖南宁县报考广益高中，因为没有证书，就找到同学刘鸿，借用他的证书，在刘鸿的名字中间加了一个“飞”，以后就一直叫刘飞鸿了。

解放前父亲有个坏毛病，爱打牌赌钱，因此常与母亲吵架。有时一吵起来，母亲就赌气回到外婆家，所以我小时候经常被母亲带去外婆家住。

父母合影（1952年）

父亲从广益中学毕业之后，考进了广西大学。开始学的是经济，后来他感到学经济没出息，就转学农业系。其间日军侵犯广西，学校停办一年，因此他在广西大学实际上读了6年。那时年幼，我记事不很清楚，只记得父亲每年从广西回来时，总要带一些金橘给我们吃。

1947年，父亲从广西大学毕业。父亲有过很多照片，我小时候常拿出来翻看。其中有一张大学毕业时穿戴学位服饰的，可惜“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时被抄走了。

父亲在读书求学期间，还断断续续在永安小学教过两年书，之后，他受聘到祁阳刘氏私立崇汉中学当教师。

刘氏私立崇汉中学的校长叫刘兴，号铁夫，湖南祁阳县人。刘兴是保定陆军学校第一期毕业的，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36军军长。抗日战争中，刘兴由陆军中将晋升为上将，连任第16军团的军团长、第26集团军总司令、江防总司令等要职，后兼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副司令长官，协助唐生智，以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策划了守备南京的计划。从南京撤退后，蒋介石令刘兴回任江防总司令，但他却辞职回原籍休养。1942年秋，刘兴在家乡天马山下创办了刘氏私立崇汉中学，自任校长。

1949年5月，应程潜邀请商议举行湖南和平起义事，刘兴到长沙面见程潜和唐生智，接受任务并会见了中共湖南省工委负责人。解放后程潜任湖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后来还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58年7月任湖南省省长。解放后唐生智担任过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湖南省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刘兴则在1950年2月返回长沙，被任命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兼参事室副主任，后兼湖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3年病逝。

刘兴校长礼贤下士，听说我父亲是大学毕业生，于是托刘德操先生介绍，于1948年亲自到罗口町家中与我父亲见面，诚聘父亲为崇汉中学教师，双方签了合同。那时教师的薪水不发钱，而是发谷票，大概一个学年80担^[4]谷。有了谷票就可以买米，也可以换成银元或钞票。

崇汉中学师资力量很强，教师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生，念过洋书的。父亲主要讲授生物课程。他讲课绘声绘色，十分生动，学生很爱听。同时，父亲还在重华中学和祁阳县中兼授高中生物课。他为人比较讲义气，特别喜欢会读书的学生。在崇汉教书期间，先后给十几位家境困难的同乡学生代交过学费。父亲曾代授英语课，还当过学校的教导主任。他为人耿直，性子急躁，脾气不太好，不会拐弯抹角，有些老师对他安排的课有意见，相互争吵，他一气之下干脆辞职不干了，说我还是当我的老师吧。

1952年4月，祁东与祁阳分治，县城设在湘桂线上的洪桥镇，位于祁阳之东，故名祁东。当年父亲从崇汉中学调入祁东中学教书，我初中毕业，考上该校高中。

祁东中学位于风景秀丽的县城鼎山南坡，校内绿树成荫，环境幽静。该校前身是湖南私立达孝中学，创建于1941年8月。周斓先生是第一任校长，他曾任国民革命军第17军军长。1948年由雷声溢（我的舅外公）代行校长职务。

1955年改为祁东县第一中学。但祁东中学高中只办了一年即奉命停办。1953年8月我们高一班同学全部转入祁阳中学读书。父亲因系高中部教师，也奉调到祁阳中学任教。

2007年与夫人回到母校祁阳一中

祁阳中学创办于1912年，中间因战乱几次更名和停办，现已有近百年的悠久历史。它位于祁阳县城东天马山麓，湘江之滨，依山傍水，风景秀丽。祁阳文昌塔在祁阳中学西侧，矗立在“万卷书岩”之上，与浯溪碑林遥相呼应，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

祁阳中学校内古樟参天，芳草如茵，风景秀美宜人。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学校萃集了一批学有专长、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优秀教师，教育质量位于全省中学先进行列，1955年被评为湖南省重点中学，现为全国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之一。

陶铸（注2）同志也是祁阳人，他的家离祁阳县城不远，也是一个大户。他有一个族侄叫陶钧，与我父亲是广西大学的同窗好友，又同为崇汉中学的教师。解放后陶钧家划成地主，当地土改要交钱，交够了钱就可以不受批斗。当时他家一下子拿不出那么多钱来，父亲还曾借给了他一笔钱。

父亲在祁阳中学仍主讲生物课，并担任班主任，还负责学校的绿化工作，因父亲的建议，1953年学校从衡山购回了一批柏树树苗种在校园内，现在一中的许多参天大树都是父亲带着老师和学生们亲手栽种的。

除讲课之外，父亲常常自备材料或自己掏钱购买实验材料，尽可能多开一些生物实验课，他常带领学生优选水稻良种，搞试验田，以提高水稻单位产量。

父亲因工作积极，成绩优异，1955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教育工作者，出席了湖南省第一届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会上又被选为在武汉召开的中南区先进教育工作者大会代表。后来父亲告诉我，在祁阳一中工作期间，省里曾两次要调他到湖南某大学任教，均因县里和学校不同意而未能实现。

1959年6月，我在北京航空学院（简称北航）加入中国共产党，父亲十分高兴。我多次写信给他，动员他争取加入党组织。以后父亲成为入党积极分子，是学校党支部的重点培养对象，但因家庭出身问题影响，审查和培养的时间较长，还没能够入党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还被诬蔑为“逃亡地主分子”。父亲脾气急躁，对“造反派”说：“你们这几顶帽子我都不接受。”“造反派”就给他搞“喷气式”、关“牛棚”，下放到观音滩煤矿当会计、做管账之类的工作。之后又被下放到农村，在老家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父亲患有高血压病，因长期受批判、接受改造，未能得到很好的治疗，病情逐渐加重。1985年9月突患脑血栓，虽经抢救脱险，仍成半身不遂，后瘫痪在床长达两年之久。因妹妹刘湘华在祁东一中任教，瘫痪在床的父亲主要由母亲和弟弟刘大旭、妹妹刘丽君在家照顾。1987年，父亲病情再度恶化，终因医治无效，于当年农历九月十九日去世，享年70岁。

父亲在世时，对我十分关心，要求严格。整个中学期间，我们始终同在一个学校，虽然我住集体宿舍，但他仍抽空经常检查我的作业，指正错误，找我谈话，沟通交流。我在北航读书期间，他经常来信，鼓励我努力学习，跟上社会和时代的潮流，做好社会工作，争取进步。因家里人口多，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主要靠他微薄的工资支撑全家人的生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生活简朴，注意节省每一分钱，彻底改变了大手大脚的生活习气，与解放前判若两人。

“四人帮”垮台后，党中央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给父亲平了反，恢复名誉，补发了工资，他重返祁阳一中教书。“文化大革命”中虽然受到严重冲击和批斗，但父亲能正确对待，仍一如既往地积极工作。为了支持弟弟出来工作，他申请提前退休，又回到农村老家落叶归根，帮助母亲抄录并整理药方、给人治病，闲暇时与大宅院四邻老乡聊天、下棋，每逢年节又忙着给家家户户写对联，享受晚年的恬适生活。虽不算富裕，但心情舒畅，直到因病逝世，走完了他平淡而又丰富多彩的人生之旅。

注释：

1.纪元：指中国历史上自汉武帝开始的帝王年号。《汉书·武帝纪》上记载：“武帝建元元年，师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号，始起于此。”汉武帝把自己即位的第一年（公元前140年）追订为建元元年，“建元”就是建为元年之意，表示年号纪元开始使用。因此，史学家把建元元年作为中国史上的第一个年号纪年的开始。

2.陶铸（1908.1.16—1969.11.30），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湖南省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村）。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1945年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区党委常委。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代理省委书记。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60年10月—1966年8月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1967年1月遭到江青、陈伯达等人的陷害和打击。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和《松树的风格》等。

[1] 1尺=0.333米。

[2] 1亩=666.6米²。

[3] 1分=66.6米²。

[4] 1担=50千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