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创伤

一、创伤研究

“创伤”一词可以追溯至古希腊，在希腊语里意为身体上的伤口。在医学上，其原始意义仍然主要指身体的伤口。19世纪下半叶，对于创伤的研究开始从外在身体方面转向内在心理方面。19世纪后期，随着工业化的大发展，工厂里机器生产造成的事故和铁路发展带来的交通事故催生了铁路事故性脊柱神经损伤，这种创伤不仅导致了身体的伤害，还可以引起神经系统的“震惊”。因此，工业化所带来的“暴力”拓展了创伤的内涵，使得创伤研究向心理方面转变，创伤与创伤的心理影响包括恐惧、焦虑、记忆、身份、感觉等诸多方面。1893年，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约瑟夫·布鲁尔(Joseph Breuer)的论文《论歇斯底里现象的心理机制》(On the Psychical Mechanism of Hysterical Phenomena)对当时把歇斯底里看作是身体退化所致的观点发起挑战，认为歇斯底里症的发作主要是因为遭受了各种创伤性记忆，如恐惧、焦虑、羞愧、身体疼痛等。创伤症状源自“创伤的记忆而非创伤事件本身，身体症状是对隐藏在内心深处的创伤性记忆的谜语般的标识。”到20世纪，更多的灾难性历史事件如两次世界大战、冷战、越战和大屠杀等带给人们沉痛的创伤记忆，其社会意义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创伤本质及其作用的看法。综观整个创伤历史，其概念的关键是暴力事件能引起身体与心理的伤害，同时激发身体机能致力于生存和康复。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把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作为一项正式的医学疾病列入学术研究领域。创伤后应激障碍的个体反应是害怕、无助、恐惧，由此引发“难以入睡，过度的震惊反应，愤怒的突然喷发，高度警觉，注意力难以集中，严重的情绪低落”等症状。此外，受创者会持续地警觉性增高或回避与创伤相联系的刺激物。创伤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被理论家进一步阐发，并应用到了文化理论与文学研究上。文学性创伤的研究一般是跨学科的研究，即与心理学、历史学和哲学结合的角度。论述文学性创伤的著作有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的《不言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Unclaimed Experience:Trauma,Narrative,and History，1996)和《创伤:记忆的探索》(Trauma Explorations in Memory，1995)，美国历史学家多米尼克·拉开普拉(Dominick LaCapra)的《写历史，写创伤》(Writing History,Writing Trauma,2000)。此后对心理、文化、历史、种族等创伤的文化书写、社会关注和学术研究蔚然成风，创伤一跃成为左右西方公共政治话语、人文批判关怀乃至历史文化认知的流行范式。其当代核心内涵是：它是人对自然灾难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心理反应，影响受创主体的幻觉、梦境、思想和行为，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使受创主体无力建构正常的个体和集体文化身份。

二、创伤理论

(一)创伤记忆

现代创伤理论一般认为，弗洛伊德思想是创伤研究方法论的基础。弗洛伊德学说关注创伤类型，并建构创伤知识话语，批判了创伤征兆的现代性暴力。弗洛伊德思想是理解、阐释并运用创伤理论的前提和基础。弗洛伊德的思想，在创伤记忆和创伤的心理影响方面，可谓意义深远。弗洛伊德首先强调创伤性记忆，分别为童年早期经历的事件的记忆，青春期后经历的事件的记忆及后期经历事件触发的对早年事件的记忆。弗洛伊德认为歇斯底里症状是童年期性虐待创伤所导致的后果。歇斯底里者忍受的主要是往事回忆，创伤导致了心灵的伤害，自我的分裂。他说:“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意识不能全部吸收或者接受突发性事件，这样的突发事件以后可以化为强迫的、重复的行为重新返回人的意识。弗洛伊德认为创伤体验下的记忆往往充满压抑感，并且其中还可能含有神经症。创伤记忆遭到压抑而无法进入意识，然而与其关联的情绪却一直持续影响着个体的心灵世界，从而给个体带来极大的精神痛苦。他指出“创伤病人的症状并不产生于意识的心理历程，只要帮助患者把含有症状意义的潜意识引入意识，把潜意识的心理历程变成有意识的历程，症状必然随着消失。”此外，弗洛伦还指出“病人的所有的记忆缺失都必须加以补充”，换句话说，帮助创伤病人康复必须设法消除他的健忘症。弗洛伊德关于如何将“内隐”的创伤记忆外化为意识层面的陈述性记忆的研究为其后的创伤康复研究做出巨大的贡献。

法国精神病学家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与弗洛伊德一样撰写了大量关于创伤后症状的文献，就创伤记忆对意识的影响这一方面形成了一套理论。他认为人类的记忆分为叙述记忆(narrative memory)和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两种，前者是人们用以对经历赋予意义的，但在极端情况下，现有的意义机制会失灵，对于恐怖事件完全无法适应，从而使得关于那些事件的记忆以不同的方式保存，这种创伤记忆与普通记忆不同，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回忆，不受意识的主动控制。受创后个体对于所发生事件的记忆是固定的，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种记忆不能称之为“记忆”，之所以称之为“创伤性记忆”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在让内看来，正常记忆和创伤记忆的区别在于主体能够复述前者，而无法复述后者。由此，尽管受创者意识到自己陷入一种困境，却对现状无能为力，因为创伤破坏了他的适应能力。让内的理论意味着在大脑中创伤和普通记忆存储的位置不一样，创伤记忆固定不变，而且会反复回来困扰纠缠个体。他强调受创者有必要回忆过去，将创伤经历转换为叙述，从而使创伤经历融入正常记忆中。让内关于创伤性记忆的理论引发了之后学者对于记忆问题的探讨。

(二)创伤心理

在创伤心理影响方面，弗洛伊德在《悲悼与抑郁症》中分别探讨了两种心理创伤：悲悼与抑郁症。创伤对受创的悲悼主体和受创的抑郁主体影响是不同的。受创的悲悼主体经过一段时间的悲伤，将爱从失去的客体转移到新的客体，顺利实现移情。受创的抑郁主体却拒绝承认爱的客体的丧失，拒绝恢复与外在现实正常的认同关系，长时间陷入自责、沮丧、冷漠等心理情感，排斥甚至拒绝心理移情。因此在抑郁主体分裂的心理空间中，自我的一部分对另一部分不断进行道德审判和惩罚，将对外在的客体的憎恨和惩罚以逆转的方式发泄到自我心理空间中被对象化的自我上。内在自我心理空间的分裂和对自我持续的心理惩罚，还有从爱畸变成的憎恨，都是抑郁创伤的典型特征。弗洛伊德在其后著作《超越快乐原则》中把这种强迫的、重复的行为提炼为“死亡冲动”。他认为，现代工业和战争创伤揭示了人的超越快乐原则，以及与生命本能对立的死亡本能。《文明及其不满》见证了弗洛伊德创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从个体心理创伤转向文化创伤。该书认为，现代文明进程中充满了爱欲与死亡本能的对立冲突。现代人自诩有能力驾驭自然，也掌握了毁灭部分乃至整个人类的技术，这恰恰是我们倍感焦虑、不快乐的根源，同时也充分论证了文明固有的死亡冲动和深度创伤。他在《摩西与唯一神教》中从现代文明转向了古代文明——犹太教文明。他认为犹太教历史实为一部创伤史：一方面，犹太教否认摩西的埃及人身份；另一方面，犹太教又沿袭遵守源于古埃及宗教的割礼，唯一神信仰和摩西戒律。犹太教的兴起与摩西所遭遇的杀戮发展成为了创伤的独特征兆——遗忘和记忆、抑制和恐惧并存的图景。最终，在《摩西与唯一神教》中，弗洛伊德尝试用创伤理论去概括西方文化发展的整个历史历程。弗洛伊德创伤理论集中在个体心理创伤、客体关系心理和文化创伤三个方面。其研究重心经历了三次位移:从受压制的个体无意识转到自我心理空间，再转到创伤自我与认同客体的扭曲关系，又转到文明、宗教、历史中隐匿的暴力和创伤。他对创伤的类型、社会根源、心理症候和心理机制的研究分析，为此后的创伤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创伤的延迟性

凯西·卡鲁斯总结了创伤的定义:“病理学仅仅存在于它的经验结构或感受中。事件在当时没有被充分吸收或体验，而是被延迟，表现在对某个经历过此事的人的反复侵袭之中。因此，蒙受精神创伤准确地说就是被一种形或事件控制。”由创伤的定义可以看出，创伤对其主体的影响并不是创伤事件本身，而是主体在遭遇创伤后的反应。不同于身体上的容易愈合的伤口，创伤事件太过于突然、激烈、迅速、出乎意料，以至于不能被意识立刻接受，充分理解。这样的事件会一再地重复出现在梦魇中，表现为对受创伤者的重复影响。事件的猛烈性和突然性使得创伤受害人的大脑没能够准备好这些令人震惊的经历，发生的当时也没能够感到痛苦或是焦虑。这种延迟的反应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当‘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定义被争执时，很多人都提及对于强大的事件的这种延迟的反应，这些事件以重复性侵入的幻觉、噩梦，以及与此事相关的思想和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还有经历过程中或者事后的麻木感，或者是愈来愈强的记忆的刺激或者是有意避开的行为。”创伤除了导致心理上的痛苦，该经历还意味着某种看似矛盾而且复杂的现象，即创伤事件的直接经历者当时可能对于创伤不能完全理解，该影响可能是滞后的。创伤的特点是在事件发生时，没有觉察，因为事件的不可预料性，大脑没能立刻处理这个打击，因此在创伤发生和个体的完全理解认识之间就形成了断裂。而且，创伤事件反复再现，可能是无意识的但却是经常的。由于创伤在发生的瞬间并没有被完全领会，因此不受创伤主体的控制，而是作为一种萦绕不去的魅影在发挥作用。这种魅影式的影响不仅不断地侵袭创伤主体，而且只有在延迟的重复中才能被真正经历。卡鲁斯认为，“以创伤最普通的意义来看，创伤描述的是对突发的灾难性的难以承受的事件的经验。人们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反应常常是滞后的、控制不住的幻觉或其他形式的困扰。”卡鲁斯的创伤概念吸收了弗洛伊德的核心词汇“事后”，“事后”描述了一种深刻的记忆和创伤的关系，挑战了绝对的线性时间观念。在弗洛伊德看来，创伤在发生后并没有被创伤主体吸收和领会，但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被某个刺激性事件激化进而成为危机。卡鲁斯把“事后”一词改编成了“延迟性”(belatedness)，认为正是因为创伤的延迟性，因此记忆或叙述是很难获得的，但也只有通过记忆或叙述创伤主体才能接近事件真相，从而获得拯救。“延迟性”由此牵扯出创伤研究的另一个核心问题，即创伤对创伤主体侵袭持续的时间问题，即创伤的延迟性在创伤主体或其后代身上维持多久。在卡鲁斯看来，创伤代表着一种深刻的个人经验与历史的关系:“如果创伤后应激障碍必须被理解为病理学上的症状，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无意识的症状，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的症状。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说，受创者在自身携带着一种不可能的历史，或者说他们自身成为一种不能被完全控制的历史症状。”

弗洛伊德在《摩西与唯一神教》(Moses and Monotheism，1939)中解释了这种潜在性，“在列车撞击发生时，有的人可能当时并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周，他会有一系列的明显的身体和行动的症状，起初这很难让人理解，也令人感到新奇，实际上这是由于他受惊吓或者因为事故的发生引发的。他患上了“创伤性神经症”，弗洛伊德把事故发生和症状出现的间隔时期称为“发酵期”，该术语用来描述这种病的病理现象，可以称之为潜伏期。”弗洛伊德把创伤描述称为事件发生之后抑制，最终又返回的继续。卡鲁斯用该观点来解释为什么某些创伤经历似乎没有影响受害人，表面上受害人的大脑没有抑制或是已经忘记创伤，好像该事件在个体的意识里没有留下痕迹。“这种创伤经历，以潜伏的事实存在，并非忘记没有被全然理解的现实，而是存在于内在的潜伏与经历本身”。卡鲁斯认为受害人无法忘记，但他起初没能够充分经历，这是因为“解离”(dissociation)的原因。这种现象有时被描述成多重人格失调(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受害人看整个事件好像隔着一段距离甚至是在某个高度俯瞰整个事件，好像该事件是发生在别人身上。只有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受害人才能认识到他自己不仅亲身涉足其中，而且身受创伤。这时创伤表现才更加明显，不仅是事件本身困扰着受害人，而且该事件令人震惊和不曾预料的结果也会让受害人目瞪口呆。由此可见，一般意义上的创伤被定义为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事件的反应。

事故或灾难中的幸存者表现出的两面性也是创伤的显著特点。从可怕的灾难性创伤事件中幸存，受害人从身体和心理伤害中恢复，可能会感到高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凯西·卡鲁斯提及，“弗洛伊德提及的创伤性神经症并不是仅仅指对于可怕事件的反应，而是幸存者的独特的令人困惑的经历。”弗洛伊德研究了战场上回来的士兵，发现了创伤和生存之间的神秘关系。很多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即创伤受害人并不能满足于幸存者的光荣称号，“对于经历过创伤的人，并不仅仅是事件本身发生的那一刻，而是创伤过去之后，幸存本身却成了危机。”事实上，经历了战争中战友的阵亡，事故中家人的离去，以及大灾难中数千人的死去，幸存者对于自己不可思议的幸存会有负罪感。因此，很多叙事人在创伤和幸存的叙述中谈到这种矛盾性，提出对于创伤问题的讨论，“创伤是遭遇死亡？还是幸存者的接下来的经历？”幸存者不能接受很多人死去但是自己幸存的现实，有很多人觉得能够解决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杀，因为他们不能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偏偏是他们而不是我？”已经有一些研究表明，这些重复性的创伤不仅可以损毁大脑，影响个体的死亡动机，并与创伤受害者的自杀数目相关。痛苦的创伤情景的重复和创伤的内在潜伏性的结合，使得幸存者不得不继续面对不曾完全理解的事实。卡鲁斯认为，“因为大脑不能够直接面对死亡的可能性，在矛盾中，幸存就成为活着不可能的无止境的证词。”对于幸存者来说，可怕的并不是创伤病人在梦中的时候，反而是在醒来之后，因为正是这个睡梦状态和清醒意识的边界是创伤受害人的关键点。在睡眠和梦的过程中，无意识在起作用，醒来后，意识开始接管，创伤就开始全力反击。通过记忆的闪回，创伤受害人面临不可思议的幸存状态和濒临死亡的难以理解。“重复，并不仅仅是去理解死亡，最基本和最神秘莫测的是努力声明自己的幸存。”弗洛伊德在《超越快乐原则》中曾举出塔索(Tasso)在《解放了的耶路撒冷》里的一个例子来说明创伤的重复性。在英雄唐克雷德(Tancred)的故事里面，重复的创伤似乎可以超越个人愿望或掌控。唐克雷德和克罗琳达(Clorinda)相爱，但在一次决斗中，他误杀了女扮男装的心上人。举行完她的葬礼后，唐克雷德穿越一片魔法树林，他边走边用剑砍伐开路。突然，一棵大树在他的剑下流出了鲜血，一个凄婉的声音质问他为什么再次伤害了她——原来克罗琳达的灵魂寄居于这棵大树中，唐克雷德无意中再次伤害了他的爱人。弗洛伊德将这种过去的本义的回归作为普遍意义上重复行为的模式，认为正是这种创伤性的重复，而不是神经官能症的意识分裂，定义了个人的生活。卡鲁斯在《不言的经历：创伤、叙事和历史》中提到，如果将上述故事中的几个因素并置，即唐克雷德的无知，伤害的重复，见证人哭泣的声音，这些因素放在一起就可以代表弗洛伊德对于创伤经历的解释。卡鲁斯认为，创伤破坏了大脑中关于时间、自我和世界的经验。如同唐克雷德第一次刺死了心上人一样，创伤对于个体经验来说，最初是一件难以承受、难以理解，因此也是无法进入意识的事件，直到再次出现。因此创伤并不位于个体过去的一件事件中，而是位于创伤开始时的无法理解，之后又返回来不断追逐创伤幸存者的过程中。创伤的核心，存在双重讲述(double telling)。唐克雷德作为幸存者，并没有逃脱死亡的追逐，事实上，他目睹了克罗琳达的两次死亡。创伤既是遭遇死亡的威胁，也是不断幸免于难的经历。

三、创伤治疗

(一)叙述疗伤

在创伤研究不断深入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关切个体受创后康复与救赎的路径。弗洛伊德提出了“话疗”(talking cure)一说，认为“话疗”可以使歇斯底里患者去重复、认可并克服创伤事件。创伤主体可以通过说出创伤、外化创伤，使痛苦的心灵得到纾解并最终走出创伤。这一针对创伤的治疗模式甚至后来包括了写作，遭受创伤的作家的写作过程变成了一种治愈创伤的方式。拉卡普拉(Lacapra)在其创伤研究中关注叙述对于创伤主体的心理康复所起到的重大作用。拉卡普拉认为，对于创伤主体来说，将极力抑制的创伤记忆用语言表述出来是从创伤中康复的必要途径。拉卡普拉的观点是建立在创伤本身是一个“悖论”(paradox)的基础之上的。对于创伤主体来说，创伤具有矛盾的两重性：一方面，创伤受害者的思想深处在努力压制创伤事件的出现，有意识地极力回避创伤事件，无法真正面对创伤；另一方面，尽管创伤主体努力压制创伤事件的出现，但是对创伤事件的记忆却通过梦幻、闪回等非理性方式时常侵袭受创者，使他们一直生活在创伤的阴影中。拉卡普拉同时还指出：对于创伤主体来说，创伤症状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只有承认和接受创伤对创伤主体造成的伤害，才有可能寻求到走出创伤的有效途径。回避或否认创伤只会使创伤主体处于更加无能为力的处境，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罗伯塔·卡伯特森(Roberta Culbertson)对拉卡普拉的观点表示认同，因为“要想完全地回归到社会所规定的完整的自我，要想与世界重新建立起联系，创伤主体必须要将所发生的事情讲述出来，这是叙述的功能”。

(二)重建关系

创伤研究学者朱蒂斯·赫曼(Judith Herman)认为创伤的复原需要三个阶段:重建安全感、追忆创伤事件及融入社会。创伤会破坏基本的人际关系，导致创伤主体自我孤立，远离人群。根据治疗创伤幸存者的大量临床经验，他认为创伤主体不能独自面对自己的创伤，如果想要摆脱创伤，就必须努力建立与他人或者外部世界的关系。赫曼认为创伤主体如果能在一个自感安全的环境中向他认为可信任的人分享创伤经历，外化自己的创伤记忆，而倾听者在倾听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帮助创伤主体重新外化创伤事件并重新评价创伤经历，引导创伤主体对自己做出公正判断，将会有效地帮助其重新建构正面的自我观念，从创伤中逐渐复原。创伤主体处在一种对危险异常敏感的状态，会产生面对威胁的无力感和生活无意义感。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罗洛·梅(Rollo May)强调在治疗中要帮助病人增强自我存在的意识，认识和体验到自身存在感的重要性。他还强调突出焦虑的积极面，强调明确焦虑与自由的因果关系，强调鼓励创伤主体敢于面对一切困难与阻碍、选择与焦虑，从而走出困境和自我实现。

(三)创伤展演和创伤应对

在研究弗洛伊德后，拉卡普拉在其著作《再现大屠杀》(Representing the Holocaust)中也总结了三种应对创伤的方式:规避(denial)、复现或展演(acting-out)及克服或应对(working-through)。规避又称推卸(disavowal)，指“摒弃创伤事件或把创伤事件边缘化，从而建构一种救赎式或拜物式的叙事，并含沙射影地表达一些有可能实现的价值观和愿望。”复现(展演)指受创者“纠缠于过去并倾向于强迫性的重复，好像(创伤)发生在当下。”而克服(应对)的含义较为复杂，它可以是康复，即“(受创)主体可以接受特定的压抑元素，进而从机械重复机制中解脱”，或是“有限与超越的互动”，也可以是对“意识形态的批判”。对于拉卡普拉来说，他“试图把救赎的概念从狭隘的理疗学的角度延伸至伦理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学者们对于克服的路径可能存在众多意见，但有一点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的，即“只有当创伤能够把自己的经验糅合成一个有顺序的、具体的并且置于时间与历史的大背景中的叙述，创伤受害者才能够从创伤记忆中恢复”。

1.创伤展演(acting-out)

创伤展演的表现形式较多，大多数情况下，创伤受害人在噩梦的无意识中回到创伤场景，但是完全醒来之后，受害人仍可以感到创伤事件的复现。拉卡普拉解释为，“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被过去的事情困扰或者束缚，总是表现为一种创伤场景的强制性重复……在创伤展演中，这种感觉更加明显，好似受害人正在重新经历创伤场景。”“创伤噩梦”不断入侵受害人，即使是从梦中醒来，受害人也不得不面对无数噩梦的困扰。创伤受害人遭遇到的情景是“过去的重新复活，好似就发生在当下，而不是在记忆中或者是记录中。”创伤受害人不能分辨梦境和现实，常常是因为这种困扰不断出现。此外，除了噩梦的不断困扰，创伤展演还表现为强迫性行为、健忘症，有时甚至表现为记忆增强。因为这种记忆里某些东西的缺失，创伤受害者感到有必要通过重复性的行为忆起。弗洛伊德认为：“病人没能够记住他已经忘记的或是压抑的，而是展演出来。他把这当作某种行为，而不是记忆。他在重复，但是他并没觉察到自己在重复。”此外，强迫性的行为也不能表达创伤受害人的思想，或是从该行为中得出相关结论。创伤受害人在碎片化的记忆中，总是在不断重复中想要记住些什么，尤其经历一些重大的历史性创伤(如“9·11”或大屠杀的灾难)，语言惨白到不足以描述整个经历的时候。福尔斯莱斯(Versluys)认为，“9·11”事件基本上可以说是符号学语言事件，包括生成意义系统的全面崩溃。这种无意识地记住，尤其是重复，是判断创伤展演的重要行为，也是通往“创伤应对”的主要途径。只有在创伤展演中，创伤受害人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然而，当记忆中的东西是令人恐惧或令人痛苦时，抵制回忆的趋向也越来越强。弗洛伊德重视抵制的重要性，他认为抵制越强，创伤展演(重复)就越广泛地替代记忆。当创伤受害人在治疗中拒绝谈论他们的情感，或是拒绝认识这个事件，治疗师的任务反而变得更加艰难，但同时治疗师也获得了关于该治疗者的信息，这有助于打破抵制循环。治疗师必须先帮助病人深入他们的大脑，帮助他们能够直面大灾难或自然灾害的记忆，因为缺失的信息需要被包括在现存的精神机制中才能获得意义。卡鲁斯认为“创伤重现”不仅仅是记忆。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也提及叙事记忆和创伤记忆之间的不同。因为创伤事件依然生动、清晰、准确，如同真的一样，但“实际上难以回忆也难以控制”。这意味着创伤受害人不能完全靠意志回忆起令人困扰的意象，他们总是在不经意时冒出来。可能会是晚上当受害人想要睡觉却被噩梦困扰，或者当受害人非常清醒时，这些意象却出现并干扰正常生活。因此，创伤受害人的这些令人痛苦的经历必须在他人的帮助下才能够应付，而且这些人也不应该是事件外的人。

2.创伤应对(working-through)

从创伤展演到创伤应对的关键点是受害人为打破暂时的困惑和重复循环，能够开始谈论自己对于创伤的感觉。皮埃尔·让内(Pierre Janet)认为在回忆中通过把创伤记忆转成叙事记忆是给创伤腾出一块地方。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进行按照时间先后的叙事，因此听众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在创伤受害人接受专业治疗时，治疗师“像一块空白屏幕等待着事件被首次写入”。治疗师的任务就是能够使得创伤受害人知道自己那些未被觉察的、重复的行为，将创伤转变成为自我内在的一部分。“叙述性地讲出来，就是去填补记忆的空白，动态性地讲出来，就是克服因为压抑而导致的抵制。”只有通过见证，才能使受害人变成目击者，同时聆听者变成间接目击者。这种见证对于聆听者也许存在危险，因为某些创伤也会侵入聆听者本身。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和多利·罗布(Dori Laub)二位学者均认为，聆听者会有两种不同程度的移情来聆听幸存者的叙述：一种是当聆听者聆听证词时，他能够理解幸存者的创伤和症结，这种反应叫作“移情动摇”(empathic unsettlement)，是有益的人性化反应；而另一种拙劣而缺乏批判意识的移情只能篡改他者的经历，迫使它符合常规的参照标准，因而磨灭其独特性。对于创伤叙述的恰当而适宜地反应会涉及移情式的认同，这种移情应该受到控制和限制。拉卡普拉创造出术语“移情动摇”来规约恰当合理的情感参与，并且与自我的、主观的和同化的认同相区别。“移情动摇”指的是在同情他者的时候没有忘记和忽略他者和自我间的差异，“它涉及虚拟的而非替代的经历，我们需要设身处地地为他者着想，但是并非试图代替他者，并非要成为模仿受害者的声音和苦难的受害替代者。”当聆听者联系的太远或者对创伤没有真正感同身受，拉卡普拉称之为“替代性经验”(vicarious experience)，这与有益的“虚拟体验”(virtual experience)反应相反。当聆听目击人的经历是替代性的(vicarious)时，聆听者必须确定自己能否区分缺失(absence)和丧失(loss)，因为两者的不同常常被目击者忘记。当一个人在证实自己失去了挚爱，另一个人表示出过度同情，有可能这个人也在经历这种失去挚爱的感觉。因此，充当间接见证人时，保持必要的客观性很重要。如果采访人合并了缺失和丧失(absence and loss)，最初的创伤目击者以后就仍然处于迷惑中，那时他们身上可能出现抑郁或者是狂躁激动，这会更加导致创伤的广泛化，导致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人。此外，“移情是理解的情感成分”，难以控制。如果创伤是丧失性的，自我能够逐渐通过哀悼来释放创伤的能量；如果意识无法回忆起事件本身，自我就无法进行哀悼，从而产生“抑郁”。在对大屠杀幸存者的研究中，多利·罗布(Dori Laub)得出结论：“幸存者不仅要幸存下来讲故事，他们也需要讲故事来得以幸存。”因此，额外的任务就压在了幸存者的肩上。作为幸存者，他们有着作为事件的目击者的使命感，见证他人的死亡基本上就是成为定义幸存者的标签。卡鲁斯说：“创伤不仅仅是毁灭的结果，而且，最基本的是，创伤是幸存者的困惑。只有认识到创伤经历是存在于毁灭和幸存之间的悖论，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在大灾难遗留下的不可理解性的传承。”当然，创伤受害人不能自己创造证词，聆听者通过让受害人谈论自己的经历，只是在必要时解释或者鼓励受害人去讲述，而使得本来不可理解的事情有意义，这就解释了聆听者的重要性，因为他反而成为目击者的故事的“目击者”。拉卡普拉提到：“在做证词时，作为目击者的幸存者常常重新经历创伤事件，因此容易被过去所困扰，这是对于幸存者、采访者和证词的目击者最难的部分。”在最难的部分，采访者的反应对于受害人非常重要，尽管对于没有亲身经历的采访人来说对创伤证词做出恰当的反应很难。尽管如此，应对创伤的阶段并非能够容易进行，因为“受到极端事件创伤的受害人和移情于他们的人，可能会抵制创伤应对，也许是因为一种对创伤的执着，或是因为必须忠实于它的情感”。考虑到像大屠杀和“9·11”事件的极端性，创伤成为受害人的身份，受害人可能难于离开。在经历中，受害人失去了亲人和爱人，这个事件本身就成为一种纪念活动或者仪式，这就使得受害人很难去把创伤归为过去，正如他很难把死者归为过去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像“9·11”事件一样的可怕事件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是某人身份的一部分。拉卡普拉说：“经历创伤，人可以变得更强。”总之，当一个人能够有效应对创伤经历时，这个人能够“同时回到过去，又活在当下，而且能够分辨二者，而不是将二者对立”。简言之，受害人回忆起过去的创伤，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被困扰，但是他没有失去和当下的联系。受害人知道当下是非常重要的，过去和现在不同就在于那只是他的有益的回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