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小传

丁茜菡⁽¹⁾

一、凤凰沈家

1902年12月28日，即清光绪二十八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南省境内一个清波环绕、山脉连绵的偏远小城里，沈岳焕出生了。这个地方旧称镇筸，今为凤凰县。沱江穿城而过，沈岳焕在这里长大，后改名从文。

镇筸，地处湘西，近贵州。这个在中央集权力量干预下逐渐形成的清代屯戍重镇，至民国仍然保留着绿营兵设制度。几百年中血染此地的暴政和反抗，到沈从文长大后基本归于平静，虽然汉族与苗族等少数民族混居于此，但是身份地位上，汉族在过去占有很大优势。然无论汉苗，当地人皆尚武，年轻人的主要出路是当兵，以成为将军为家族荣耀。

沈从文的祖父沈宏富是汉人，曾参加曾国藩统领的湘军部队，官至云南昭通镇守史和贵州提督，为沈家留下家产和地位，妻子亦是汉人。未及有子嗣，沈宏富便去世了，只好由妻子做主，从弟弟沈宏芳处过继来一个男孩——沈从文的父亲沈宗嗣。沈宗嗣的生母本是位苗族姑娘，身份低微，当了二房生完两子后又被远嫁。于是，沈宗嗣的苗族血统被悄悄隐瞒，沈从文也是直到二十岁才得知自己身上的苗族血统的。

作为沈宏富的继子，沈宗嗣身上有传宗接代和光耀沈家的两大期待。光耀沈家的方法，自然还是在做将军上。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大沽失守时，沈宗嗣是天津总兵罗荣光的一员裨将。然而庚子拳乱使得他随身携带的一大半沈家家财散失，也迫使他回家中去。此时，男丁方面，已有两岁的长子。又过了两年多，沈宏富的妻子去世时，新添的男婴已过百天——正是沈从文。沈宗嗣在家乡持续参与地方势力更迭，成为当地要人，却竞选省议会代表失败，出走北京。在北京谋划刺杀袁世凯，事情败露，沈宗嗣又逃至热河等地，多年关外生活后才回湘西，终在沈从文28岁这年病死家乡。两年后，沈从文在自传中感念父亲赐予生命，并给予自己骄傲与勇气。

沈从文的外祖父黄河清是当地最早的贡生，在文庙和书院工作。这户人家思想开放、与时俱进，曾办起当地第一所照相馆和第一所邮政局，沈从文的舅舅黄镜铭后来去了北京帮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做房产上的打理。受家庭影响，沈从文的母亲黄英读书和见识上都不输于当地从武的男子。沈从文认为是母亲担负起了小孩们的教育工作，自己作为男子极不可缺的思考与决断能力，也是从母亲那里学会的。

沈从文在沈家男孩中排行第二，因此称“二哥”，长大成人的兄弟姐妹各一位，分别是大哥沈云麓（即沈岳霖）、大姐沈岳琨、六弟沈荃（即沈岳荃）和九妹沈岳萌。沈家长子云麓，大从文4岁，上过美术学校，18岁只身赴关外寻父多年，同时以为人画像谋生。他视力很差、身体不好却见识不凡，一生中无子女、产业，却为当地文化事业的保护发展和青年才俊的扶持培养做出了很大贡献，是家乡的知名人士。与沈从文长期保持着书信联系，他是沈从文心理上和家乡后方的重要支柱。大姐沈岳琨，嫁与了熊希龄的外甥田真逸，是小学教员，有子嗣。年少时的关怀，令沈从文几十年后想起仍十分温暖，并在1957年时将新版旧作选集寄予她表达感激。六弟沈荃曾是国民党抗日军官，多次在对日激战中负伤，勇猛善战但不打内战，促进了凤凰的和平解放。1951年底，他在初期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执行死刑，1983年获平反。遗孤沈朝慧由两位伯伯照顾，波折中长大。九妹沈岳萌出生于沈宗嗣出走前两年，比沈从文小10岁，多年庇护在沈从文的文人生活圈子，可爱的少女形象也常常出现在沈从文笔下。可是，20世纪40年代九妹终因性格原因和现实刺激而精神失常，从昆明送回家乡，死于新中国的饥荒。六弟和九妹，成为沈从文心中不能提及的隐痛。

二、从顽童到小兵

沈从文自小聪慧过人，曾是全家人疼爱的对象，被父亲寄予厚望。6岁时，因出疹子持续高热，家里已备好小小的棺材，终是康复了。他开始读私塾，又先后进入城内和城外的小学读书。学校的功课未能引起沈从文的兴趣，他格外亲近大千世界。他去山间玩耍，去水中嬉戏，看豆绿色的河水倒映美丽的吊脚楼，听“鬼桂红，鬼桂红”的杜鹃声离碾坊远去。他对店铺和集市里的织竹簟、磨针、打铁、杀牛均有兴趣，尚没有真正死亡意识之时，对河边处决了的犯人的头颅和衙门前割下的血淋淋的人耳也感到好奇。逃学、撒谎、赌博……受到狠狠地体罚却屡教不改，家中人渐渐对这孩子的前途失了望，可自然与新鲜人事就在这期间给予了他丰厚的营养。

1916年，代替父亲管束他的大哥已经寻父去了，母亲同意沈从文到地方新开的军事技术班去受训。家人对八个月训练的结果感到满意。次年，二女儿的死亡和家境的日益衰落，使母亲终于下定决心，让沈从文随亲戚去当补充兵，驻防辰州。据沈从文回忆，那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他泡在水中玩，回去只见母亲对他哭。第二天，细雨绵绵中，背着母亲准备的齐全而沉重的行李，这个15岁的小小人儿被茫然推进新鲜而残酷的世界。

湘西水系四通八达，行船是普遍的交通方式。1917年当兵至1923年离开湘西以前，沈从文的行踪基本在沅江及其支流酉水、辰水一带。

从高村乘船到辰州，沈从文被编入张学济管辖下的靖国联军第二军游击第一支队。随后，部队赴芷江清乡四个月，再移防到怀化，沈从文因能做写字工作被任命为司书，兼自愿为大家焖狗肉吃。过了约一年时间，部队在本身问题和第一军压力下回到辰州，又开过川东就食，在被当地“神兵”的突袭中几乎全军覆没。当时沈从文因年纪较小，被派留守辰州，侥幸逃过这一劫，被遣散回家。两年间，杀戮的恐怖、制度的腐败、人生的愚昧在他心里生出否定来；自然界的河溪草木、街市的日常生活与偶见人性的温暖光明处，一同慰藉了他。在一位文姓秘书官影响下，沈从文始对文化产生兴趣。

三个月后，为谋生沈从文再次离家。冰天雪地中，他用生棕衣包住脚，跟着亲戚的轿子走了四天到达芷江，投靠任警察局长的舅舅黄巨川，其后成为局中一名抄条子的小小办事员。舅舅和姨夫熊捷三吟唱往来，沈从文也学起旧体诗来。母亲因卖掉了家乡老屋只好来同住，剩下的钱交由沈从文保管。舅舅忽然病死，沈从文做了税收员，成天想着用作诗的本领去讨女孩的欢心，手中母亲的钱便被一对兄妹骗走了。内心羞愧和情感受伤使他悄悄离开，出走到常德时，遇到表兄黄玉书，便停留下来。在这里，沈从文见证和帮助了黄玉书和杨光惠的爱情——这二人后来做了夫妻，生了当代画家黄永玉。

当时，和这位沉浸于甜蜜爱情的表兄同住客栈中，眼见着似乎除抢劫和自杀以外别无出路，沈从文越发不能忍受。四个月后，他和表弟聂清随同乡曾芹轩坐船，四十天中历尽艰险，又过辰州，终抵保靖。沈从文投宿到另一个表弟处，开始“打流”的生活。半年后，他终于在陈渠珍的部队中谋得司书一职，更加勤快地练习自己的吃饭本领——书法。又随张云龙军队移防四川龙潭，途经的茶峒后来被沈从文用作小说《边城》中故事的发生地，军队生涯中遇到的趣人险事，也被沈从文写到之后的作品之中。

回保靖后，沈从文终于达成心愿，在自己仰慕的统领官陈渠珍身边做起书记，并在协助整理陈渠珍的治学收藏时，从古籍、字画中逐渐领略到历史的光辉，却愈发寂寞，模模糊糊期盼一份事业。半年后，沈从文被借调到陈渠珍所办报馆做校对工作，接触到新文化。调回部队后，他大病四十天险些丢了性命，又因擅长游水的好友淹死而去收尸受到触动，认真思考人生，当年决定去北京读书，得到统领官陈渠珍的支持。

这是1923年，离家六年，沈从文21岁。

三、职业作家

初来乍到，现实的教育就开始了。这个乡下年轻人提着一卷行李，坐上货运板车，由车夫送进北京西河沿一家偏僻的小旅馆。他探望大姐一家，才发现和自己“寻找理想，读点书”的打算相反，姐夫田真逸大学毕业后找不着工作，正准备举家先回湘西去。^{（13；374）(2)}在农业大学读书的表弟黄村生带沈从文投宿到当年沈宗嗣住过的酉西会馆，经济，看书和闲逛也便利。沈从文结识了一帮农大青年，次年搬到北大附近的庆华公寓居住，很快与同在北大旁听的陈翔鹤等年轻人熟悉起来，又在姐夫帮助下结交了张采真等燕京大学学生。

可是，现实的打击仍在继续，考上大学的希望过于渺茫，陈渠珍的资助也出现问题，衣袋中的铜圆已“不能再因相撞而发响”。^{（1；355）}饿着肚皮不停投稿，一再碰壁，也没有女子垂青，如“一粒灰尘”^（13；5）；住处透着风，且避不开房东的热讽；冷夜里委屈而羞辱，蜷在暗处淌泪——这就是郁达夫大雪中赶到“窄而霉小斋”时看到的诉苦青年。1924年底，沈从文开始发表作品，此后多种文体陆续发表在《晨报副刊》上。

1925年5月，因所写文章被北大教授林宰平误会，他向其解释并表明心志，后者推荐他去了熊希龄香山慈幼院任图书管理员。⁽³⁾在这里，他发表了讽刺慈幼院人事的《用A字记下的事》和《棉鞋》，拜访了喜爱的作家徐志摩，还结识了胡也频和丁玲这对也在写作的恋人。爱才的徐志摩向沈约稿并公开做“多余的”赞美。^{（11；49）}第二年，沈从文辞去工作，专事写作，同时他也在新月社和《现代评论》的朋友间耳濡目染。

才华初露便产量极高。据《沈从文年谱》统计，1925年至1928年四年间沈从文分别发表作品60余篇、70余篇、近40篇和40余篇。1926年即由北新书局出了第一部多文体合集《鸭子》；1927年由新月书店出了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蜜柑》；1928年，不仅有得意短篇《柏子》出现，还有长篇小说《旧梦》和长篇童话《阿丽思中国游记》连载，后者当年便出版，此外还有十余种单行本、小说集问世。

出产作品数量之多，不仅因为才华横溢、经历特别，还应看到职业作家生计上的压力。1927年夏天，母亲和九妹也到达北京和沈从文共同生活。因出版社南迁，沈从文转往上海，不久将二人接去，次年夏又陪母亲返京看病。穷困之中流着鼻血拼命写作，但因书店常常拖欠稿费，沈从文的经济状况仍然堪忧，甚至到了与母亲病中一起挨饿的地步。

沈从文生自己的气，描写哀怨与挣扎的《不死日记》发表在《红黑》——由胡也频主编、丁玲和沈从文实际参与的《中央日报》新副刊上，到1928年年底停刊。第二年，他们三人办起红黑出版社，开始出自己的《红黑》月刊，同时为人间书店编《人间》月刊。“红黑”是湖南湘西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⁴⁾对这个词的切身感受中，有三人的文学态度，也显现了当时巨大的经济压力。不迎合时代趣味，不屑做商业竞卖，自己出作品也约稿，沈从文自认为这是“最勤快的工作的年份”。^{（13；30）}不过，出版社到底还是因资金问题破产了，因此《红黑》只出到第8期。

四、大学教师

经徐志摩推荐，1929年9月起，沈从文到胡适任校长的淞沪中国公学教书，讲授“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和“中国小说史”并编写教材，一面继续创作。与教学相关，沈从文开始颇有见地地品评新文学作家创作，第二年发表《论冯文炳》《论郭沫若》等一批评论文章。成熟的湘西题材短篇小说《萧萧》《丈夫》也在这期间出现了。除了继续有新的文学作品集面世，还出版了教材《中国小说史讲义》。他将一切在信中讲给一见如故而很快赴美的新朋友王际真听。

教学之余，沈从文对本校外语系二年级女生张兆和生出爱慕之心。认可作品易，勉强心意难，女生拿情书找到胡校长评理。母亲已接回乡，九妹入了学，这个可怜人想“重新来做人”。^{（18；74）}教满两学期，带着被爱情折磨得快要发疯的心，又经徐志摩帮助，他转到武汉大学陈西滢任院长的文学院，讲授新文学。此时武大的政治、人事与自然环境，实不容乐观。

1931年，以死亡的消息开始。年初，沈从文得知父亲已于先一年年底病逝，好友张采真已被国民党杀害，伙伴满振先死于家乡打仗。紧接着胡也频被捕，沈从文三次从上海去南京求助，未果。胡也频死时，身上还穿着他的长袍。之后，他千里护送丁玲母子回老家，返回时错过武大的开学日期。

沈从文索性放弃教职，留在上海写作。他受邀写了胡也频的传记《诗人和小说家》（后改为《记胡也频》），在《时报》连载，用长文《论中国创作小说》回顾了新文学以来的发展，对出现的社团和作家进行梳理，以发现文学上的可能与必然。此时，沈从文也梳理着自己创作上的可能性，在《甲辰闲话一》中，他列下30～50岁二十年中的写作计划。

失去武大的教职，他又在徐志摩介绍下去了杨振声为校长的青岛大学开小说史和作文课，九妹也随去青大读书。这座海滨城市气候适宜，他的学习情绪也格外旺盛。11月13日，沈从文给徐志摩写信，计划按徐志摩等人的鼓励，“写苗公苗婆恋爱、流泪、唱歌、杀人的故事”。^{（18；150）}全年，沈从文发表《虎雏》《黔小景》等作品40余篇，出版《沈从文子集》《石子船》《龙珠》等文集。如信中所言，他正有意识地挖掘着湘西经验。然而，11月19日，徐志摩突因飞机失事而亡，这一消息在4天后由一急电传到青岛，沈从文连夜赶赴济南。这一年，是在死亡的伤痛和后事的打理中告终的。

对海独坐，梳理心绪，乌云渐渐散去，更从海的脉搏中觉出人生短暂。1932年，沈从文又发表作品近40篇，并继续有《虎雏》等多部作品集出版，暑假中只用三周时间便完成了邵洵美约稿的《从文自传》，也在内心完成了对自己的确立⁽⁵⁾。这年，沈从文三十岁。

1933年初，沈从文与张兆和订婚。2月，《月下小景》发表了，这是前一年写完自传后去苏州看望已毕业的张兆和及其家人时，答应为张兆和五弟写的故事之一。张兆和来到青大图书馆工作，二人在崂山北九水游玩时，沈从文又许诺将所见写成故事，即后来的《边城》。这年，又一位好友险遭不测——做左翼工作的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沈从文一面请求胡适等人帮助，一面发表《丁玲女士被捕》《丁玲女士失踪》以求舆论关注。不顾为此受到中伤，在传闻丁玲遇害之后，他又写了小说《三个女性》，并开始边写边连载传记《记丁玲女士》。

五、不止编辑

1933年8月，沈从文从更名山东大学的青大辞去教职，接受原校长杨振声的邀请，回北京参与中小学教科书的编写，并一起主持起《大公报》新辟的《文艺副刊》，共事的还有朱自清等人。9月完婚，《边城》在创作中，一面交替着继续写完连载的《记丁玲女士》。秋天时，前一年认识的友人巴金来新婚家中做客两月。这年，《阿黑小史》《凤子》《月下小景》等作品集出版了。因为编副刊，文人、学者间密集地交流聚会。他比以往更加注意对年轻作者的扶持培养，并一如既往地重视文坛的健康状况，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一文，引发了“京派”与“海派”文学之争。

1934年，百感交集。年初，《边城》在创作和连载中，沈从文也在新婚的甜蜜之中，母亲病重，他独自回湘西探望，路上用了近一个月。小船在熟悉的沅水中走着，他把水上的见闻和思念记在信中一点点告诉妻子，写得很是柔软。⁽⁶⁾以这几十封家书为基础写成的散文在1936年结集为《湘行散记》，翠色逼人。这一年，早先的文学评论收入《沫沫集》，代表作《从文自传》《边城》出版并受到好评。母亲很快病逝，儿子沈龙朱降生，沈从文的身份发生了变化。

1935年年初，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从文小说习作选》，沈从文在序中回顾了十年来的写作状态，回应了对自己文学的批评，重申了文学方面的态度——要造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而不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高阁”。^（9；2）在序的最后，他感谢了徐志摩、胡适、林宰平、郁达夫、陈通伯和杨振声，并表示应从人类的历史来看待自己的工作。这一年，沈从文发表评论《论读经》《尽责》、小说《新与旧》，作品中对国家建设和政治时局的忧心较往年更为直白。在青岛写作的讽刺小说《八骏图》这时发表，又出版同名短篇小说集，给沈从文带来误解。1936年，沈从文在《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中主张来一场文学上的“反差不多运动”，针对“国防文学”这一口号的争论，又发表《文坛的“团结”与“联合”》。1937年，《文学杂志》创刊，由朱光潜任主编，沈从文与杨振声、俞平伯、朱自清、周作人、林徽因任编委，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只四期便停刊，十年后才复刊。这年，他编辑生涯的往来书信等结集为《废邮存底》出版。

8月接教育部秘密通知，沈从文随北大、清华教师撤离北京。辗转到达武汉后，他与杨振声、萧乾等人利用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资料继续编教科书，直到12月武大停办。沈从文热心抗战工作。教材编写组决定向后方转移，他安置办事处的人到湘西老家大哥沈云麓的新家“芸庐”居住了三个月。其间，沈从文还通过大哥在沅陵接待、帮助向后方转移的人士，并在“芸庐”招待朋友们。沈从文在长沙见了曾经的统领官、当时已是水利委员的陈渠珍，还将“桐乡文武大佬”们请到沅陵家中来，希望他们支持抗战。^{（16；392）}六弟沈荃从惨烈淞沪抗战的前线回来养伤，沈从文请他在临走前为文教界朋友讲解战事。

1938年4月底，沈从文才经贵阳艰难到达昆明，与杨振声、萧乾等平安会合，继续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先一年，因次子虎雏出生不久，张兆和等滞留北京。北平沦陷，妻子撑起这个只有女人和孩子的家，迟迟未能出发。他在信中亲吻妻孩，也写了多封信催促启程，不安、牢骚乃至猜疑。1938年11月，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和九妹，经上海、香港、越南终于也到达昆明。

后撤西南过程中，对湘西的新认识和长久以来的思考催生了《湘西》和《长河》的写作，沈从文还发表了《怎样从抗战中训练自己》等文章，希望重振家乡精神，安定团结来抗战——这是他此时未应邀去延安的原因之一。这一年，日本东京改造社出版了松枝茂夫翻译的日文版小说集《边城》，是沈从文作品的外文译本初次在海外出版。此后，虽然国内战争和运动不停，沈从文的作品不断在日、英、美、瑞典等国家被翻译、收录、出版。

六、内外困境

1939年，在中国的西南部，《今日评论》周刊创刊了，沈从文主编文艺部分，在此推出一批文学新人。《一般或特殊》中，他不愿将文学创作等同于“宣传”，并认为此时沉默埋头于历史和科学中，当与上前线打仗一样被尊重——这样的观点被归入“与抗战无关论”。他还推荐西南联大学生程应镠为《中央日报·平明》的编辑，亲自撰稿并为青年作家改稿和推荐发表。事情忙碌而琐碎。国文教科书的编辑工作基本结束，他被西南联大聘请，继续教授新文学和写作，入门弟子中就有汪曾祺。

1940年，在陈铨等人主持的《战国策》任编委——之后沈从文因此被归入“战国策派”。他发表了《文运的重建》等文章，指出二十年来商业和政治对文运的伤害，痛心于曾经作家的天真和勇敢被油滑与狡诈代替。此外，沈从文还对妇女运动发表见解，对抗战期间发“国难财”的现象加以指责。而他飘忽的思绪、跳跃的思维，体现在散文中。昆明乡下的自然环境让沈从文觉得亲切而与世隔离。他在自然中发现美，发现永恒，感受生命，也体会自我，缩小自我去更深地了解宇宙万物，又由这更深的了解而获得自我的扩充。1941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烛虚》收集了这段时间的两类文章。此外，抗战期间，沈从文还借古论今，犀利地指出社会上的问题。

一面在现实的困境中挣扎，一面在疑惑中走向美的抽象，虽然1944年他焚毁了自己的日记，这一状态还是在作品上有明显反映。《长河》和《芸庐纪事》在政治审查上均遇到困难，《看虹录》《摘星录》被指责为色情文学，《水云》被金介甫认为是沈从文的“心理自传”。1943年末《绿·黑·灰》（后改为《绿魇》）开始连载。“魇”是噩梦中惊叫的意思，从这时到1946年，沈从文共有六篇“魇”，自析是写身边琐事却关切着未来。1943年发表在重庆《大公报·战线》的《〈长河〉题记》中，沈从文这样写：“横在我们面前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10；9）这年，桂林开明书店开始出经沈从文修订过的作品集。

这些年中，先是张兆和携次子住到滇池附近的呈贡以躲避敌机频繁轰炸，后一家人和朋友们都搬来居住。风景优美而生活艰苦，孩子们野如小猴，沈从文把湘西讲给他们听。沈从文曾有在昆明贩售雨伞和家乡的手工艺品，以帮助乡村工业发展、增强抗战力量的想法。为筹集学生特别救济金，他写条幅义卖。张兆和到育侨中学等校教过英文。沈从文对西南漆器有了持续兴趣。1941年，九妹岳萌在西南联大图书馆任职期间受到刺激，精神逐渐失常并持续恶化，1945年不得已请人护送回乡，由大哥照料。

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7月西南联大结束，全家从昆明飞上海，至苏州。因北大续聘沈从文为文学院教授，8月，他一人先飞往北京。1947年新年后，张兆和携二子与之团圆。

七、思考者的“隐遁”

八年抗日战争终于结束，国家和个人层面损失巨大，抗战后期的不良风气还在社会上蔓延，内战更不利于国家的恢复，种种使他“痛在心上”。^{（18；480）}

1946年，《新烛虚》（后改名为《北平的印象和感想》）中，沈从文表达了对内战的厌恶。他沿用借古论今的方法表现着当下社会的滑稽。此外，1946年10月10日，上海和天津的《大公报》上都刊载了他的《谈苦闷——聂清遗文引言》。文中感慨这些年中付出万千生命、理想、财富和岁月的代价，认为幸存者应当化苦闷和伤痛为力量，重造国家。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的《编者言》中，沈从文希望编者读者都能够沉默思索，而不是活跃于热闹之中，希望文学的力量能够起消毒、免疫的作用——不至于被政治简单催眠，“却明白一个国家真正的进步，实奠基于吃政治饭的越来越少，而知识和理性的完全抬头”。^{（16；450）}

这样的态度使得沈从文面临更多的外界压力。1946年11月刊发的《从现实学习》，是对民盟等外界舆论中指责他脱离现实、追求抽象的回应，文中他回顾了二十多年来自己与现实的关系，指出这些年来社会环境的恶劣，直言“国家既落在被一群富有童心的伟人玩火情形中，大烧小烧都在人意料中”，作家可贵之处是“取同一沉默谦逊态度，从事工作，而又能将这个忠于求知敬重知识的观念特别阐扬”。^{（13；390，396）}这回应无疑使沈从文在当时遭受左翼作家的更多攻击，上海《侨声报》等发表诋毁沈从文的文章。

“我工作也成为一种无益之业了。国家不好，人孤立，……形成一种隐遁状态。……事到末后，寂寞死去。”^{（18；451）}但他仍坚持自己的态度，反对文学成为热闹政治的附庸。他以纪念“五四”和“北平通信”的文章方式继续表达从文学上恢复人的信仰、抵制不正之风以重造国家的期待，对国家建设提出大胆设想、建议。1947年10月发表《一种新希望》，他提出的三种新的发展中“政治上第三方面的尝试”，被左翼邵荃麟等人理解为鼓吹“中间路线”，受激烈批判。1948年1月发表的《芷江县的熊公馆》也被左翼冯乃超等人理解为“新第三方面运动”的反动文艺。3月香港生活书店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同时刊出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等三篇左翼作家的文章，猛烈批判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在《斥反动文艺》中，沈从文被作为桃红色作家的典型代表，被批评“写文字上的春宫”“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有“进行其和革命‘游离’的新第三方面”的企图。与沈从文交往密切的朱自清则被作为国民党作家的蓝色代表。郭沫若动员大家与这些“敌对阵营”的人“绝缘”。

1948年暑假，应杨振声之邀，沈从文等人在颐和园霁清轩消暑。这将他从舆论中暂时解脱出来。从《霁清轩杂记》可知，清雅环境舒缓了沈从文的情绪，童真的孩子和风雅的朋友使生活简单，自然中的山水、鸟鸣又带给他静默与启迪。但他不能“魏晋下去”，思绪还是会往中国的前途去。^{（18；508）}9月《“中国往何处去”》一文发表，沈从文认为由于为下一代准备着的是“集权”，明天也和今日一样没有了希望。沈从文心情沉重，时代巨变中，他不能够由“思”转“信”，他认为政治不应该对文学进行完全的“红绿灯”控制。他也感到自己在此处的不适宜，和大哥信中表示想回老家住住。12月，校改1928年的《阿丽思中国游记》时，他再次感到自己的文章对当下意义全无。

文学创作渐疏，文物研究却渐密。1947年初，沈从文悉心为人做艺术史论上的指导，年中写了考据文章《读春游图有感》（后改名《读展子虔〈游春图〉》）。文物方面的关注不仅是个人兴趣使然，1948年，他认为和平尚需要时间，个人可以努力做文物保卫工作，并提出四点当前能力范围内可做的事。实际上他已开始去做，这年北大博物馆新建，他将自己在云南收藏的文物、资料捐借给博物馆，讲授“陶瓷史”课程，并开始写《中国陶瓷史》和《漆工艺问题》。他指出必须这样做的理由——为下一代做点事。他相信这是一种情感教育，“直接影响到艺术，决不下于文学革命。间接影响到社会，由于爱，广泛浸润于政治哲学或实际生活，民族命运亦必转入一种新机……”^{（31；304）}

八、“一种新生”

1949年1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被重新以大字报形式转抄在北大校园里，教学楼出现了“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沈从文感到政治清算就要来了。此时，内在探寻的神经也疲乏至极。身边的妻子、朋友都无法理解他的痛苦，想帮助他。但他处于极度的隔绝中，无法改变自己去适应时代，也就无法从适应时代者处获得外界救援。

2月，沈从文在重造自己，但“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19；16）}从《一个人的自白》和《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来看，这挣扎极顽强、极勇敢、极认真也极疲惫。一次次搜寻、梳理自我，希望在回顾中获得解决的方法和继续工作的力量，可是，对照朋友们的情形，他始终是孤立在时代之群外那一个，如孤零零的星子，“四周广漠而无边”，如塔，“即已圮坍”而无人能识会。⁽⁷⁾他似乎完成了能够做的工作，只剩下标本意义。写于3月6日的《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一章自传——一点幻想的发展》是从容的，末页后注：“解放前最后一个文件”，预示着一个终结。^{（27；37）}3月28日，沈从文用剃刀自杀，并喝了一些煤油。幸而发现及时，他被救了过来，并送入精神病院。

4月6日沈从文的四页日记，以“七时”“八时”“十时”“十一点过”分成四块，可见思想的挣扎还未结束。他感受到游离于世界之常。在自己和社会的关系上，他因想到万千人为新国家牺牲死亡，而觉得不能参与新国家建设很是可惜。为此，他想结束个人问题上的缠绕，去除个人的特殊性，“终于明澈单一，得回一种新生”。^{（19；27）}可该如何去做？“希望”既暂时无可寄托，就先“等待”吧。随之，《五月卅下十点北平宿舍》中，是又一次混乱和梳理。7月给多年前在青岛时雪夜畅谈的刘子衡写信，认为与群游离必然毁废，他关心自己是否还可以重造。——这是在问老友，更是在自问中挖掘可能。8月，经另一老友郑振铎介绍，沈从文自北大转历史博物馆，做一些文物清点登记工作，并在北大和辅仁大学兼课。《中国陶瓷史》和《中国漆器工艺》在病中写完。

这只船终于还是努力调转了船头。他9月致信丁玲，向这位共产党代表表明为下一代人重造自己的态度。他要为社会发展而在美术方面贡献力量，唯一请求即革命不拆散他的家庭——5月时，张兆和已被安排去华北大学学习。吃力掉头时，音乐给了沈从文帮助，9月中旬，诗作《生命的重铸》（后改名《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透露了因爱接受一切、重新开始的意愿。不但自己这样做，沈从文还写信劝身在香港的表侄黄永玉回来奉献。11月，沈从文觉得应该努力学习“忘我”，冬天，他开始中国玉工艺领域的研究。

1950年，经组织决定，沈从文进入华北大学进行政治学习。在去之前，沈从文写了政治规定的自传文件，12月毕业又写毕业总结文件。在学习期间，引起沈从文注意的是树枝间的鸦雀，引发他感动的是天上的孤星——皆在很早时起身散步所见。他为这里无益于国家的空谈学习方式和训话教育方式而操心，甚至将这一看法写在了思想总结里。在革命大学，沈从文意识到，自己“反报之以爱”的特点与《旧约》和《史记》中转化爱的思想是相通的，愿意“积极忘我”。他有了再写小说的想法，也为国家具体方面的建设操心。

1951年，沈从文回到历史博物馆中做起讲解员，他在为普通人的讲解中获得满足。他在信中勉励大哥为下一代人工作，“个人不足念”。^{（19；102）}《凡事从理解和爱出发》中，他再次说到自己是为年轻人活下来的。

这几年，沈从文写下不少政治感想。

九、“只是想多做事”

1951年10月25日，沈从文主动离京赴四川参加土改，他希望自己能够在群众中学习。11月，修改完的检讨《我的学习》在《光明日报》上刊登。12月在四川内江，他感受到历史的行进。相对于人事的动，自然却十分沉静，他不免思考起“有情”与“事功”的关系。他还想恢复用笔，次年1月，在革命大学起意的《老同志》已写到七稿。

1952年3月，沈从文回到北京，被抽调参加“五反”运动清点古董铺问题时，看了许多文物，意识到文物文化史研究应当从文物制度上来做。因参加土改错过了“三反”，沈从文去辅仁大学兼课时做了思想检查。院系调整，沈从文决定不再专职教书，而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沈从文收购文物不以名家而以历史和艺术价值为标准，时常自己出钱买下不符合馆中需要的文物。工资还需支付房租，捉襟见肘之时，沈从文甚至写信向丁玲借钱。这年他注完清代寂园叟的《陶雅》，又被聘为“建国瓷艺术设计委员会”的顾问。在香港，《边城》被拍成了电影《翠翠》。

1953年沈从文进入历史博物馆新成立的出版组，工作繁重。新安排的宿舍位置极差，与茅坑为邻。家中不大，张兆和因病需卧床，次年才转好任《人民文学》编辑。接曾计划给他出30集子的开明书店通知，因作品过时均奉命销毁。沈从文受到打击，一番思考后，他拒绝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胡乔木对他重新做专业作家的期待，还是留在历史博物馆从事研究和讲解工作。后来主持修复全国首件出土金缕玉衣的著名考古学家王陙，便是这年7月初次听他讲解，之后在他指导下从事文物研究的。除此以外，沈从文还在中央美院兼课讲授中国染织美术史等课程，提供参考图文，出差向沪宁同行学习。1953年10月，沈从文认为：“国家事事需人，……私人小小挫折自然就不在意了。”^{（19；365）}《沈从文年表简编》中认为这时的沈从文视野上已从工艺历史的单一关注向相互关系的拓展，“为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扩展到服饰、制度，及物质文化史的广阔领域，已实现重要的跨越”。⁽⁸⁾这年，沈从文发表了《中国织金锦缎的历史发展》等论文、主编了一些图书，提出许多别人未研究过的新问题，包括对“金缕玉衣”的推断，在1968年得到证实。

1954年，沈从文继续发表文物研究的论文，主编相关图书，到年末也有些怨言——工作琐碎沉闷，意义不被人注意，热心其中实在消耗自己。但他仍然为国家、为下一代人一刻不敢松懈，1955年，为《红楼梦》注释，配合编选《明锦》图录，以单位署名的图书也继续出版……沈从文在信中说“我们这里只是想多做事”。（19；402）

尽管时间和精力上都没有能让沈从文像写《湘行散记》那样写出《川行散记》，又被现实否定着，用笔恢复写作能力的愿望一直没有停歇。1955年，在工作之余，沈从文以土改经历为素材写作小说《财主宋人瑞和他的儿子》。这年末，沈从文向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周扬间接表达了从事文学创作和工艺美术史研究的希望，有了去作协写作或在故宫织绣服饰馆做研究的选择。⁽⁹⁾第二年初，沈从文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这年沈从文既有文物研究成果，也发表了文学作品。杨振声于这年病逝，沈从文觉得身上背负着的从死去熟人那儿继承的责任更重了。

工作节奏很快。10月，沈从文开始去济南、南京、苏州、上海的博物馆参观学习，一路兼看地方的新奇热闹、新风旧俗，与感慨、回忆、点评及“瞎想”一并写在信中与张兆和分享，还见了老友巴金。^{（20；20）}“没有人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我自己倒知道。”^{（20；19）}热闹是外在的，这时他感受到自己生命里“谦逊”和“自信”一同生长，这为他安置自我和为国家、他人奉献提供了内在能量。11月，他又赴长沙参加政协活动，生病住院，病中评读《三里湾》，又去吉首、回凤凰，照例是为怎样有益于国家和地方的建设操心，也为一些变化和不足而惋惜。本年，在历史博物馆的“反浪费展览”中，沈从文收购的文物被作为了浪费的典型。

十、“捞那小小的虾子”

1957年，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人民出版社准备为沈从文出作品集。3月他向中国作协提交本年创作计划。4月，沈从文又出发了，到南京、苏州、上海、杭州考察，为筹建丝绸博物馆做准备，一边写些文章和家书。在上海，又和巴金会面。住在上海大厦十楼，沈从文敏感于外白渡桥上的热闹和黄浦江面及艒艒船中的沉静，速写并配文。《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中认为图文中隐喻了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不妨就把沈从文看作那个小小的艒艒船里的人，‘总而言之不醒’，醒来后也并不加入到‘一个群’的‘动’中去，只是自顾自地捞那小小的虾子。”⁽¹⁰⁾

8月，反右运动正激烈，沈从文因身体原因去青岛修养一个月，觉得恢复了精力，仿佛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他写作起来，曾有一篇批评知识分子打扑克的小说给张兆和看，“小题大做”中透露出知识分子应当抓紧时间为国家建设作出贡献的想法。这年，他旧时的一些小说被编选为《沈从文小说选集》出版。文物工作方面也并不放松，与王家树合编的《中国丝绸图案》也出版了。沈从文对政治形势有所警觉，意料之外的是已划清了界限的长子沈龙朱，在反右运动中竟从领导小组成员迅速沦落到被划为右派分子。⁽¹¹⁾

1958年“大跃进”开始，沈从文推辞了周扬对他接任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的希望。这年，沈从文照常忙碌着文物工作，也写散文作品，在由文联安排的城郊休养时间中也没有闲着，写了散文《春游颐和园》《管木材场的几个青年》等，但束缚较多，笔力未恢复。还写了论文《龙凤图案的应用和发展》（后改为《龙凤艺术》）——两年后收入他的第一本物质文化史论文集《龙凤艺术》。沈从文参加了故宫和历史博物馆馆藏丝绣在杭州等地的联展，又参与设计了武汉的明清文物展，还编辑出版了《唐宋铜镜》，担任起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装饰》杂志的编委。1959年，沈从文还在不被人理解的事业中以不被人理解的热情努力着，“个人觉得未免太渺小了！一定还得努一把力，来把工作做好”。^{（20；286－287）}

1960年，沈从文首次以作家身份出席第三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先一年，沈从文将“反革命”亡弟沈荃的孤女沈朝慧从老家接到北京，当作自己的孩子抚养、教育，这一年初，已办好中学读书手续。沈从文开始写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烈士及其女儿的小说，为了写好这部作品，沈从文做了多年准备，仍然在抽空为搜集资料而奔走。这里除了对烈士的尊重、对国家的愿景，也有对自己文学生命的眷顾。此外，沈从文还准备开始服装史领域的研究，并为历史剧提供起服务和咨询。

沈从文明显感受到精力不足，高血压和心脏病成为他抓紧时间工作的障碍。1961年年初至2月中旬，他在医生建议下住院治疗，出院后协助编写工艺美术、陶瓷、漆工艺、染织纹样方面的院校教材。6月底，中国作协安排沈从文去青岛修养两个月，以便写作。在青岛，除继续文物方面工作外，沈从文写下了《抽象的抒情》《青岛游记》，对自己和国家的发展进行梳理。沈从文保持着学习的能力和热情，11月底随作家协会到江西参观访问，他写起了改造过的旧体诗。

1962年初，沈从文六十岁，生日在睡眠极差的出差中度过，“一个人在房中过了六十大庆，吃了一个小小橘子”，回想起个人和社会的发展变迁，他觉得用来给下一代写回忆录，“将是一大部头好书”。^{（21；143）}5月4日这天，沈从文在给大哥信中回顾自己十年来“用五四精神闷干，苦干”，为下一代打基础，却被人忘记。^{（21；198）}7月，到大连修养一个月，沈从文感受到与当下人们生活的隔膜。不过，他并不消沉，反复叮嘱摘了右派帽子、正在做史学研究的程应镠：“不宜为任何个人小小挫折而放在心上”；“需要千百倍多人，能够十分踏实的、沉默无声的努力。”^{（21；245，254）}——沈从文如此鼓励自己，也勉励自己所认识的人们，在缺乏理解和公平的情况下，为国家发展努力。

十一、“妄参末议”“愚不可及”

1963年，沈从文在政协安排下去广州等地做工艺美术品生产的考察。这年，他不甘于写作生命“未成熟即夭折”，甚至想回乡与一切隔绝，以试着恢复写作能力。^{（21；348）}这种“隔离”疗法，他在抗战时的昆明、新中国成立初的北京都曾使用过，但现在手头有太多无法也不愿割舍的工作。

这也是沈从文准备服装史研究的第四个年头，恰巧周恩来总理正希望编印一本历代服装图录赠送给国宾。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因对沈从文的事业有所了解，便向周总理推荐他。12月，编撰工作开始，沈从文担任主编，配有助手。次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为《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提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序。6月，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审查，指示争取国庆前出版。9月，书稿的浩大工程已完成，包括200幅历代服饰图片和20万字说明已交付出版社。可是政治形势突变，需要对全书进行修改以符合政治要求。然而，“四清”运动开始，编辑工作暂停。“文革”中出版社被解散，本书的画稿只剩被工人师傅保护住的依据原稿制成的玻璃板，文稿也差一点就送去造纸厂作废品处理——凝结着沈从文心血和愿望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险些毁去！

1965年，给张兆和弟弟张宗和信中，沈从文自觉要为国家而保护身体。——这时候，他的血压收缩压在190～200间。沈从文担心的是，目前工作方式靠记忆，人死之后一切都没有了，对这个迫切需要建设的国家而言“不经济”。^{（21；436）}他还写信给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建议抢救性保护《大藏经》。他希望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够发挥更多作用——多教年轻人。这些年里老熟人们依旧是名作家，对比自己的文物工作，沈从文难免觉得孤立，又觉得生命离奇。日本汉学家松枝茂夫来信，想翻译沈从文的全集，沈从文未予回应。第二年初，沈从文托程应镠到上海的旧书店中买自己的文学旧作。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沈从文被批斗亦陪斗，家中被抄三次，养女沈朝慧被注销户口，沈从文被安排打扫历史馆内男女厕所。最始料未及的是，沈从文多年来爱护有加的学生范曾，竟成为大字报中揭发自己罪状火力最猛之人，且多为编造之辞。沈从文非常气愤，写下大字报作为反驳。另一张大字报中，沈从文表达了珍惜有限生命时间继续工作的希望。“文革”前一年写出而未发表的论文被查抄，沈从文只好在签条上写下微弱而恳切的请求：“这个问题有用，盼望莫毁去。”^{（28；231）}经专案组调查，沈从文是“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共老手”。十余年来的文物工作和之前已有的创作及政治态度，均成为历史罪行，费心费力而未能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即为其中一棵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大毒草”。被台湾当局当作帮助共产党的“反动文人”，又在“文革”中成了“反共老手”，沈从文哭笑不得。

三间住房被分出两间给工人，多年来累积的图书资料散失。沈从文为国家文物工作的暂停而可惜，平生回忆中也感慨自己竟在创作和文物研究上两次学习，而两次都突然报废！写检查已成为家常便饭，又被抄家几次，拼命尽义务却被批评有野心，到1969年他才被“正式解放”。虽然身体不好，心中不平，政治上也面临问题，沈从文仍然感觉到自己生命中积存着需要消耗的能量。他认为自己有再一次改业的能力，萌生出再写新短篇的念头，可是信件、作品等都被历史博物馆“代为消毒”，自然规律上体力和心脏功能的缺陷又制约着自己，沈从文觉得这一希望被连根拔除。没有重新寻找希望的喘息时间，这年，张兆和与沈从文先后被下放咸宁五七干校。没有商讨的余地，沈从文离开北京前做了死于他乡的准备。

1970年，大哥沈云麓在老家病逝。此时，沈从文已几经折腾，转到环境更为恶劣的湖北双溪。四十几度的酷暑和湖边常年的潮湿对这位近七十岁的老人很不利，“近血压还是二百”，“心脏一醒后即痛”，医生认为他“不宜劳动”，但他并不停歇，认为自己还可以将经验转到新工作中去，并希望能够争取时间，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二十万字说明清样抄出，“对国家有个交代”。^{（22；365）}在缺乏资料的境况下，沈从文凭着记忆继续着物质文化史研究，并尝试着苦中作乐写具有时代气息的新五言诗。1971年，沈从文、张兆和又迁往丹江，冬天，沈从文在小纸片上写下杂记《从针刺麻醉中得到一点启发》，回忆每每“沙上建屋，随潮必毁”，评价自己作为小小说明员“妄参末议”“愚不可及”。^{（27；385，386）}年底，他在咸宁医院住院二十天。

十二、“交付于天”

1972年沈从文七十岁。2月，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信，希望回京做研究工作。由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出版需做准备，他在返京治病后以不断续假方式留下。他希望七十岁以后还可用有限生命完成《工艺美术史》《简明陶瓷史》《漆工艺史》《丝绸美术史》，并写些论文。4月，接有关部门要求，要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20万字文稿压缩至5万，因为需用的图书和卡片都毁于“文革”，一切需凭记忆，沈从文感到效率低下。而居住空间的狭窄也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他痛苦于当前局势——知识、力量、责任感、壮志和雄心“各在相似而不同消耗等待中，矛盾重重中，还在继续消耗。……或许还有更大的痛苦，在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趋势中而存在，而发展？”^{（23；175）}他勉励妻子张兆和不要悲观，而用积极的爱国热忱影响周围人；鼓励儿子沈虎雏要对国家有长远信心，为国家未来而沉心学习一二十年。他告诫程应镠要爱本业，不要陷入小小个人得失。这年，他与还处在政治敏感中的巴金、陈蕴珍通信，使巴金夫妇获得极大安慰。此时，美国已出现华裔女作家聂华苓用英文写的《沈从文评传》，是第一部沈从文评传。

1973年，沈从文分析形势，认为自己这块“垫脚石”可能被作为人事上的“绊脚石”被踢开，决定必要时进行第三次改业，绝不荒废时间。此时，因为工作学习的热情而恢复了精神上的年轻，体力也因此得到改善，他认为自己可以在工艺生产方面“古为今用”。这种年轻支持着他，次年7月，这位七十二岁兼有心脏病和高血压的老人竟爬黄山而不觉累，反觉得应用文学感染“以百十万计的情绪在消沉衰退中的青年”。^{（24；152）}

1975年初，经人介绍，王亚蓉成为他的助手。由于单位不支持，沈从文给予个人资助，半年后帮她调入中科院考古所工作，业余来家中协助绘图。王亚蓉初到他家，发现“十二三平方米的小屋，架上是书，桌上是书，地上堆的还是书。四壁凡手能够到的地方全贴满图片和字条，……床上堆的也全是书”。⁽¹²⁾协助沈从文的，还有1953年在历史博物馆听讲解的那位王陙。夏天，沈从文在馆中又见到范曾，指出画中的错误，不料竟当场被范言语羞辱。秋天，在20世纪40年代批判过沈从文的许杰与他取得联系，沈从文对当初的事情不以为意，热情相待。他正在忘我、无我地奉献给工作。

1976年，周总理去世，沈从文责怪自己未能在总理有生之年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正式出版。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正在改变和消耗人们的生命，他只能拼命忘我工作来压制内心的痛楚。他感到自己几十年来的努力又将在运动中毁去，但即使毁去，不能再从事文物方面事业，他还是要改业，回到文学。同时，他痛心于年轻人世故而不努力求知的普遍特点，这种把心用在人事关系上的投机取巧，与他一贯的态度相左。结合这点，沈从文希望在不能再进行文物研究时，为启发教育年轻人仍旧要写那本回忆录，要五十万字！他的身体在心情和工作的消耗中，又变差了。唐山地震后，为避震和养身体，举家回苏州张家。

十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沈从文受到鼓舞。1977年，他不顾亲友挽留，终于在地震的威胁中回到北京工作，健康水平下降。由于房子过小，五年间多与张兆和分居两处。为方便查阅资料和家人的照料，沈从文写信给中央统战部部长乌兰夫，希望解决住房困难，未果。1978年，在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帮助下，沈从文由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往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狭窄的宿舍中常常有人请教问题，1979年，张兆和曾以“内有病人，谢绝来客”的纸条贴于门上，甚至写“主人患严重传染病”，也不能阻挡。^{（25；440）}胡乔木要给沈从文让房，沈从文的住房问题得到了多人关注。尽管丁玲等人居住着宽敞高级的房子，但中国社科院能配给沈从文的一套新宿舍，还是只有36平方米，无法满足工作需求。10月起，社科院只好在友谊宾馆包房做临时工作室，《中国古代服饰资料》就在这里完成整理补充。更名《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定稿后第二次交付出版社，等待印刷出版。在沈从文坚持下，书中保留了“文革”前周总理审阅时的体例，新材料以插图形式补充进去，沈从文以此纪念总理。

沈从文在信中对虎雏说，书的出版和房子的事，都“交付于天”。^{（25；440）}实际上，书的出版果然又经历了一番波折。沈从文希望此书由中国的出版社独立出版，坚决不与国外出版商洽谈。这个理所当然的简单愿望，实现起来却并不易，两次从与日本合作的出版社撤回书稿，1981年《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才终于转由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成功出版。一出版即轰动海内外学界，当年台湾即出现了此书的盗印本，外国出版社也来多次寻求翻译本的出版机会。这时，周总理已去世五年，离总理提出此事已过去十七年，恐怕当初没有人会预料到这部书竟如此命运多舛。沈从文签名给总理遗孀邓颖超送去一本。而住房，在1986年才得到解决，彼时84岁的沈从文已因病失去在房中摊开资料的行动能力。

十三、“回到故乡”

文学史上，虽然美国华裔学者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沈从文有很高评价，但国内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皆持否定态度，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沈从文才重受国内研究者的关注，夏志清的小说史被翻译成中文在香港出版，香港司马长风新写的《中国新文学史》也认可了沈从文。这时虽然北大等九院校所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对沈从文的评判仍然有失公允，但新一代学人中，北大中文系硕士生凌宇正撰写研究沈从文的论文，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邵华强也编出《沈从文研究资料汇编》。

可是，沈从文的态度是犹豫的，多年来的政治风波使他担心着为自己说话的人，怕这会在以后给他们带来灾难。1980年3月，丁玲突然在《诗刊》上严厉批判沈从文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记丁玲》中的内容和动机。即便如此，国内的“沈从文热”还在继续，5月，《花城》上发表“沈从文专辑”，《从文自传》《一个传奇的本事》也重新校改刊载。这年，一些外国研究者慕名前来拜访，其中便有三年前以《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取得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金介甫。

10月起，沈从文受邀赴美，到次年2月间，在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15所美国大学作了23次演讲，并参观博物馆，会见老友。演讲主题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的文坛，另一个是文物研究。比起新中国运动中旧识的遭遇，沈从文认为自己“在适应环境上，至少作了一个健康的选择”。^{（12；389）}

回国后，他仍然在狭小得只有一个座椅的房间克服困难接受海内外访问。1982年，沈从文去湖北考察了马山楚墓新出土的丝织物等，还在黄永玉夫妇等人陪同下重回湘西凤凰老家，将《沈从文文集》的1万元稿费捐给母校文昌阁小学用于教学环境的改善。

1983年2月，沈从文为《边城》剧本题写改评意见，他想夏末秋初间再回一次老家，坐上小船，为凌子风这部抒情诗般的电影出点主意，并记录将因水利大坝建设而失去的湘西风景。他的路线设想是，从茶峒坐船到酉水中流王村，越过凤滩大水坝，走完酉水，还下沅水，到桃源为止。可是3月他即出现脑血栓前兆，此后因病情加重而住院，出现偏瘫。

1984年，国内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已对沈从文持肯定态度。德、美、日、荷兰及国内的艺术家和学者前来拜访，也有书信上的往来请教。他因供血不足入院治疗三个月。1985年，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出版。外国的采访、出版还在继续，沈从文得知社科院考古所的好友夏鼐突发脑溢血去世，感到时间的紧迫，病中急电王陙回京嘱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增补。1986年，吉首大学成立沈从文研究室。他已不能执笔，改由口述方式工作，因肺炎住院。1987年，他再次因肺炎住院。美国出版了金介甫的《沈从文史诗》（后中译本改名《沈从文传》）。1988年，沈从文劝阻凌宇等人为他办学术会议，不希望被宣扬。

1988年5月10日，心脏痛、好冷，沈从文停止了工作，享年86岁。回到凤凰，沱江之畔、听涛山下，黄永玉在沈从文墓旁立碑：“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2002年后，《沈从文全集》在多人共同努力之下出版，将一个人三十年文学创作、四十年文物研究的信念和能量留给世界。他的学生、古丝绸修复专家王亚蓉针对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建设，提出“中国需要更多的沈从文”。⁽¹³⁾

世界上只有一个沈从文。近三十年过去了，中国的确需要更多的沈从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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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沈从文遗稿、沈虎雏整理. 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J]. 新文学史料，2014 （4）：4－12.

[3] 王亚蓉. 沈从文晚年口述[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4] 王亚蓉. 章服之实：从沈从文先生晚年说起[M].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5] 吴世勇. 沈从文年谱[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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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张新颖. 沈从文九讲[M]. 北京：中华书局，2015.

[13] 李辉. 沈从文图传[M].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

[14] 黄永玉. 沈从文与我[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

[15] 张新颖. 生命流转，长河不尽：沈从文纪念集[M].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

(1)　丁茜菡，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

(2)　文中引用《沈从文全集》（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二版）的文字，采取文中夹注形式，标出卷数和页码起止。

(3)　林宰平（署名唯刚）错将《遥夜》作者当成一个无病呻吟的大学生加以批评，沈从文为此写《致唯刚先生》一文。此后，林宰平约见他，从此师生相待。

(4)　《释名》，《红黑》1929年第1期。

(5)　张新颖：《沈从文九讲》，中华书局，2015，第80—82页。

(6)　这些家书在沈从文生前未公开发表，后经整理以“湘行书简”为名结集。

(7)　沈从文遗稿，沈虎雏整理：《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新文学史料》2014年第4期。

(8)　沈虎雏：《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全集》（附卷，资料·检索），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第47—48页。

(9)　结合家属意见，沈从文最后接到的是调往故宫织绣馆主持工作的调令，但可能由于编写《中国历史图说》，沈从文并没有调往故宫而是在故宫兼职。

(10)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第118—119页。

(11)　父子之间微妙地沉默着，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刘祖春被沈从文请来开导儿子。沈龙朱的“右派”问题，到1979年才得以纠正。

(12)　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194页。

(13)　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