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研究在中国

袁一月⁽¹⁾

关于沈从文的研究情况，很难说得面面俱到。与沈从文自身的生命历程和创作生涯相仿，对于沈从文的研究自20世纪初开始至今，已绵延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历经波折、一路坎坷。由于研究视角与时代密切相连，从而对文学的认识和评判标准也在时代演进中不断调整、深化，对于沈从文这样一位持续在文学的土地上耕耘、作品数量众多的作家而言，其研究状况的或热闹或寂寥，种种变动，各执一词，这也是无可避免的。粗略看来，沈从文研究大约可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之前的研究，主要是对作家创作的即时评论，当中不乏精辟的论点，但整体集中的研究较少，对沈从文的认识也未见得充分；1949年之后的30年间，沈从文研究几乎停滞，由于其审美追求和创作思想的复杂，很难被当时国家的意识形态所容纳，因此被排除在文学研究的视野之外；20世纪8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逐渐兴起并形成热潮，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著作和作者传记，文学史层面也对沈从文给出了重新评价，并对其作品的文学价值和地位给予充分肯定，沈从文研究从此逐步趋向成熟，并形成了更为开阔、深入的研究格局。

早期沈从文研究中较为突出的首先是刘西渭（李健吾），刘西渭的批评风格一向清新、明快，属于印象一派，关注个体的阅读感受，语言活泼生动，脱离了一般批评文章的枯燥模型。这样的批评风格对于沈从文的作品而言似乎是十分合适和体贴的，也难怪沈从文曾亲自对刘的批评做出回应。刘西渭在《〈边城〉与〈八骏图〉》⁽²⁾中敏锐地指出了沈从文创作美学的抒情特点：“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他不分析，他画画。”他同时特别强调了沈从文卓越的艺术感：“他有美的感觉，可以从乱石堆发现可能的美丽”“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沈从文先生便是这样一个渐渐走向自觉艺术的小说家”。除此以外，刘氏还凭借对文本细致体贴的阅读，指出了沈从文作品的“全部良善”的内里所隐藏的“悲剧成分”，在平静的自然中生活着的人们，“一个更大的命运影罩住他们的生存”。刘西渭对沈从文创作中诗意之美和命运悲剧气质的发现，以及其对沈从文艺术感觉的高度肯定，在当时的沈从文评论中是相当新颖的，也成为以后沈从文研究中着重突出的关键。苏雪林的《沈从文论》⁽³⁾同样是早期沈从文研究文献中的佼佼者，她将沈从文的作品分为四类，分别作出评价，论及作品数量较多、视角的整体性更强，是早期沈从文研究中甚为全面的一篇。论者特别对沈从文的创作思想给予关注，指出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就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同样从事文学创作，苏氏能够细致分析沈从文的创作艺术、发现沈从文文学风格的价值所在，“沈氏作品艺术好处第一是能够创造一种特殊的风格……永远新鲜活泼，永远表现自己”“句法短峭简练，富有单纯的美”“造语新奇，有时想入非非，令人发笑”，并能同时客观指出沈从文的缺点，包括写作的“过于随笔化”“描写烦冗拖沓”以及“想象力的滥用”等。苏雪林的批评较为客观全面，当中不乏精彩敏锐的论点，其不少观点都为后来的沈从文研究者所借鉴。

早期沈从文研究还包括针对沈从文某部作品的一些即时短评，但所论都比较简单，抵不过上述刘苏二人的精到和体贴。而1949年以前的这一时期，沈从文批评占主要地位的实际上是左翼批评的观点，他们对沈从文的创作基本持否定的态度，认为沈从文是一个没有思想的作家，作品中只有一点浅薄的低级趣味，并且内容上也十分空虚。这一时期沈从文曾陷入“京海派之争”“差不多问题之争”“与抗战无关论”等一系列风波，更使得其不断遭到左翼批评的排斥。1948年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⁴⁾将左翼对沈从文的批评推向极端，认为沈从文的文学乃是“桃红色文学”，沈从文是“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的”“存心要做一个摩登文素臣”。随着时代转变带来的意识形态变动，左翼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其文学标准的不断提纯和固化，使得被贬斥为走“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创作根本难以为继，沈从文曾选择过自杀，但未遂。新中国成立后，他退出文坛，开始一头埋进文物研究中，而关于沈从文文学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内也自然是停滞不前，尽管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⁵⁾中专辟一章研究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也点明了其小说中的湘西元素以及一种原始的力，但主要仍是将沈氏作为反面对象进行否定，认为其小说“脱离了它的社会性质”，多“空虚浮泛之病”，同一时期的其他文学史如丁易的《中国新文学史略》（1955）、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1956）同样对沈从文持否定态度。囿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影响，沈氏尽管受到文学史的关注，但其文学地位远没有达到准确的定位。

对沈从文文学价值最早的发掘实际是在海外，这一发掘也激发了“文革”结束后国内学界对沈氏的重新评价。当沈从文在国内文学界被否定时，美籍学者夏志清则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⁶⁾中用大篇幅的讨论文字，对沈氏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最大的印象主义者”，并采用比较文学的视角将沈从文的作品与福克纳、华兹华斯等西方作家进行对照，尤其对沈氏“丰富的想象力和对艺术的虔诚”致以敬意。另一位美籍学者金介甫对沈从文的专门研究更是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掀起的“沈从文热”提供了强大助力，严家炎先生曾将金介甫为沈从文立传一事称作为“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事”，⁽⁷⁾因这传记内容的丰富与引人入胜。金氏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⁸⁾这一研究成果使其于1977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随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完善而成的《沈从文传》，更成为国内外沈从文研究的重要范本，从而确立了沈从文在文学史上较高的地位。早在1972年国外就有了聂华苓的《沈从文评传》，⁽⁹⁾但影响力却远不如后来居上的金氏研究，究其原因大抵在于金氏研究方法的独特性。与聂氏单纯从文本出发点不同，金介甫原本在历史学上有所专攻，擅长于广泛详实地搜集处理资料，将历史学的严谨与社会学的相关方法运用在文学研究之中，把沈从文的创作与湘西当地的社会文化氛围和军阀主义史实紧密联系，并曾多次赴中国当面访问沈从文，由此保证了其研究更为宏大深刻的中国视角以及更为精准全面的实据论证。其后创作的论文《沈从文论》⁽¹⁰⁾《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¹¹⁾更从文学的角度出发采用比较的手法探寻沈从文在地方文学创作层面的重要价值，将沈从文奉为“中国最杰出的乡土文学作家”，从他的作品中发现了另一种“对中国道德和文化财富的见解”、一个由沈从文“浪漫的和理想主义的笔调塑造出的少年中国形象”。金氏独特的研究视角加上热情而又严谨的研究态度，使得他的沈从文研究得以独树一帜、备受瞩目。

海外沈从文研究的成果对1980年以来国内学者重新认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和价值产生了相当的推动作用。“文革”结束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思想解放的潜流开始涌出，曾经确立的权威趋于崩溃，反省和质询的要求不断凸显，西方现代派文论的大量引进也影响着国内文学界对文学的再认识，文学的评价标准缘此由之前“一元化”的僵硬和单一逐渐转为重新评价的迫切，对“人性”“艺术性”“审美”的重视成为这一时期文学研究的基本立场。以此为背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沈从文研究开始呈现出不同的图景，沈从文携带着他的美丽的湘西，重新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与早期沈从文研究多从单篇作品出发点不同，新时期以来的研究则从更高的、整体性的角度关注沈从文作品的思想文化价值、人性观念以及创作方法等，赋予了沈从文极高的文学地位。

新时期以来的沈从文研究最早的成果是凌宇的一系列研究。凌宇毫无疑问是新时期对于沈从文研究具有开创性的前辈学者，同时也对这一研究持续地倾注着热情。他较早的论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¹²⁾即指出：对下层人民生活的不幸和悲凉的描写，对上层社会的厌恶和批判构成了沈从文创作基本倾向的两个方面，同时说明了沈氏创作风格的一大要素，“最能体现他的创作风格的，是写‘实’与‘梦’二者的结合”，对沈从文的创作有了整体性的概括；之后出版的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¹³⁾用五章的篇幅详细而清晰地勾勒出沈从文完整的肖像，对沈从文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做出了国内研究界最早的最全面的评价，与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一样成为沈从文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专著；在此之后，凌宇的研究视角不断延伸拓展，《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¹⁴⁾发现了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湘西苗族文化、汉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三条文化线索的交织”，指出了沈氏作品内部“植根于两百多年来湘西社会从原始形态朝向现代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孤独”，地域民族文化的角度又为沈从文研究增添了新的切入点；直到近年来，凌宇依旧在持续着对沈从文的关注，《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¹⁵⁾将沈从文看作“具有自觉的少数民族意识的作家”，指出沈从文对“湘西世界原始的生命”的描写根本目的乃是达成“民族文化的重构”，“沈从文的创作并不止于对乡下人现代生存方式的反思。从整体看，他的创作最终指向对民族未来生存方式的终极关怀”。凌宇的研究对沈从文的创作给予高度肯定，从审美和文化的多个层面进入，并且越发地强调民族文化意义上沈氏创作的价值，一方面显示出研究者持续的耕耘，同时也透视出新时期到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重点由审美向文化的逐渐倾斜。

同样在新时期初期即对沈从文给予关注的有吴立昌，他在《沈从文的“沉浮”与现代文学的研究》⁽¹⁶⁾一文中即指出了阶级分析法对沈从文研究的不适宜。吴氏自己则选择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将“人性问题”视为“解开沈从文创作内容的一把钥匙”，对沈从文作品中的人性美和人性恶进行了探讨。他在《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¹⁷⁾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异化和人性恶》⁽¹⁸⁾两篇文章中对沈从文作品中人性所反映的具体社会内容、历史真实进行了分析，认为沈从文那座供奉“人性”的小庙，“一方面是对人性美的赞扬和讴歌，另一方面是对摧残破坏人性美的种种社会罪恶势力的揭露和鞭挞”。吴立昌分析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具有十分具体的内涵，包括了对“农人士兵朴素人性美的温爱”“对原始生命力的赞扬”等，并认为沈从文对人性的这些认识体现了他的“反封建思想及人道主义精神”，具有进步意义。与此同时，吴氏也指出了沈从文笔下人性的描述中所犯有的“抽象化的毛病”，因为沈的创作在很多时候往往“离开了具体阶级标准，无视人的本性的社会属性”。从人性的角度进入沈从文的研究是吴立昌提供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途径，他的分析也十分具体和翔实，并兼顾了客观原则。只是，吴氏的批评话语还是多少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早期批评氛围的影响，因而其批评偶尔也稍嫌生硬。之后，吴氏还曾在《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¹⁹⁾中进一步分析了沈从文从人性出发，信仰生命、探索生命的创作主旨。

这一时期沈从文研究的佼佼者还包括赵园和王晓明两位学者。赵园在长文《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²⁰⁾中指出沈从文带给她的兴趣乃在于其“以独特的方式呼应了世界文学中的共同思考”并“体现了中国现代作家某种共同的风格”，她认为沈从文所建构的城市文化与湘西文化的对照，不能仅归结于怀旧，而是“人类经历过且正在经历着的精神矛盾的反应”，即一直纠缠着沈从文的“审美理想”与“道德秩序”间的现实冲突。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她发现“沈从文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在文化意识中找到了统一”，她将沈从文和老舍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始终“关心着现代文明进程的文化后果”的两位作家并予以肯定，同时也指出了沈从文身上所缺乏的“一种彻底的现代民主思想生活感受、艺术表现的现代特征”。最终，赵园对沈从文文化思想价值所在做出了判断：沈从文“关于人的改造的思想，他在湘西世界中所寄寓的，经由城市世界与湘西世界的反复对照而显示的改造民族性格的思想，正属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重大命题”。而赵园所要求的要读懂沈从文必须读出其作品中的“现实感、现代文学思想魅力所在的使命感”，也存在显示出研究者本身的思想高度。王晓明的《“乡下人”的文体与“土绅士”的思想——论沈从文的小说文体》⁽²¹⁾则从文化心理的缺失与补偿出发，通过对沈从文小说文体的成型和解体过程进行探讨，分析了沈从文创作心理的变化。王氏认为当沈从文有意识地开始文体制作后，他的文体经历了由牧歌情调向现实阴影的转变，沈从文一方面“顽强地想要把握住那种‘乡下人’的混沌感受，自己却又一步步地努力要当一个城市里的绅士”，世俗理想与审美情感发生了不可调和的误解，并最终导致了沈从文文体的丧失。王晓明从创作者的现实心理变化出发考察其文体的变迁，揭露了中国现代文人世俗理想与诗意敏感的矛盾，论述有力，视角独特。

另外，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对老师的创作评价也颇有见地，在《沈从文的寂寞》⁽²²⁾中汪曾祺将沈从文看作“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个不老的抒情诗人，一个顽强的不知疲倦的语言文字的工艺大师”，并指出“他的散文不是晋人的山水诗，不是要引人消沉出世，而是要使人振奋进取”，强调了沈从文现代“散文圣手”的地位。《沈从文和他的〈边城〉》⁽²³⁾中汪曾祺又用“思无邪”来概括这个美丽的爱情故事，指出沈从文善于描写女性性格美丽的特点，“沈从文画少女，主要是画她的神情，并把她安置在一个颜色美丽的背景上，一些动人的声音当中”，他还点明了沈从文对人物的重视：“笔要紧紧靠近人物的感情、情绪，不要游离开，不要置身在人物之外，要和人物同呼吸，共哀乐。”身为沈从文的学生，同时也是中国著名的文学创作者，汪曾祺能格外体贴沈从文为人为文的特点，其评论也能提供给我们更为生动的认识。

20世纪80年代的沈从文研究已经确立了沈氏在现代文学研究中不能回避的重要地位，并开拓了一系列创新视角，当然，80年代因其时代对于政治一元化的反叛特点，沈从文的被重视更多是因其审美性和非政治的立场。90年代至今，一方面大量研究者涌入使得对沈从文的认识混杂着参差的意见，盲目的“沈从文热”一定程度上难以避免地呈现出鱼龙混杂的乱象，另一方面，研究视角和方法的拓展同样也大大深化了对沈氏文学价值的理解，沈从文在世界范围的文学意义、沈从文整体人生与时代的关系、沈从文的转变与现代性的关联、沈从文1949年以后的思想研究等，一系列新的视角使得我们对于沈从文的认识更为完整和全面。

借鉴了凌宇论传结合的方式，贺兴安和王继志两位学者分别创作了《楚天凤凰不死鸟——沈从文评论》⁽²⁴⁾和《沈从文论》⁽²⁵⁾两部专著。贺氏通过对沈从文这样一个“艺术型乡下人”具体作品和实绩（包括后期文物研究）的考察，凸显了沈从文“在文学上建造的一个湘西世界”和他“用湘西乡下人的眼光描绘的层层面面”；王氏首先考察了沈从文的生平经历对其思想和创作的影响，接下来集中笔墨对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和艺术风格分别进行了详尽的论述。这两部评传对沈从文的研究都作出了新的贡献。

赵学勇的专著《沈从文与东西方文化》⁽²⁶⁾采用了文化心理视角，同时运用比较文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将沈从文放在世界大文化的背景下去审视，认为“构成沈从文文化性格、思想意识、心灵品质的内在机制的核体仍然是对我们这个民族由农业文化向现代化过渡时期，在走向全面衰弱和崛起解放历程中的恐慌感和忧患意识”，其研究着重凸显沈从文思想中的生命哲学、审美选择、人性道德伦理与文化重构等四个方面，同时引入了尼采、柏格森等西方哲学思想以及中国儒释道哲学思想作为参照，提示了沈从文作为与鲁迅相同的以思想革命为方法探索中国道路的现代作家的重要意义。韩立群的《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²⁷⁾同样从文化心理的角度出发，将沈从文视作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者，凸显了沈从文“从人生体验中感悟人生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以生活事实取证的方法鉴别文化思想的学术品格”，将其视为沈氏区别于众多现代作家的独特之处，并作为沈从文得以超越新文化思潮并对其进行反思批判的原因。

乡土是沈从文研究以来一贯的视角，自金介甫、凌宇始，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便是无法绕开的话题。90年代以来比较集中的专注这个视角的有向成国、刘一友等人。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²⁸⁾从回归自然的共时考察与追寻历史的历时研究两个方面进入，对沈从文创作的审美时空特质进行分析，并对沈从文“美在生命”的美学观点给予了高度评价；刘一友《沈从文与湘西》⁽²⁹⁾特别重视文化学上所要求的在个体研究时要“高度注意审视它文化状态的各个方面及其整合所形成的模式”，用诸多笔墨讨论“凤凰人”和“凤凰文化”，提出了颇有见地的观点，以此为根基使得沈从文与湘西的关系变得更为具体和深刻。另外，范家进的《现代乡土小说三家论》⁽³⁰⁾中选取了鲁迅、沈从文、赵树理三名代表，以“现代绅士的乡村挽歌”为题对沈从文作专章论述，通过对沈从文乡土小说的产生、发展和渐次衰歇进行分析，揭示了沈氏“在表现乡土社会地方风俗及现实变迁时所承受的矛盾以及某种程度上的进退失据和认同匮乏”。

刘洪涛撰写的《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³¹⁾也采用了地域研究的视角，将沈从文看作“湖南乡土文学的开拓者和主师”，凸显沈从文创作的地域文化色彩，阐述了沈从文文学风格对湖南后代作家不同程度的影响。之后，刘氏的研究切入点有所转变，《〈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³²⁾中，刘洪涛首先采用点评的方法，对这篇小说进行了十分详尽的文本细读，接下来从《边城》的牧歌图示的建构逻辑入手，对其艺术独创性和内涵做出了深刻的阐释，刘洪涛认为《边城》的独创性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提供了重要的现代小说诗学范畴——牧歌”，其二则是“继《阿Q正传》后重塑了中国形象”，“牧歌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凸显了沈从文立足的“文化守成姿态”所产生的“主体民族对自我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从文学中的民族想象这一视点进入《边城》，较之前对《边城》的认识角度更加新颖，内涵也愈发深刻。2004年刘洪涛出版《沈从文小说新论》，⁽³³⁾在其早年博士论文（《沈从文小说研究》）基础上对增加了新的见解，进一步深化和补充了研究者之前对沈从文的非理性和原始性、民族想象和国家认同的分析，对沈从文小说中的时间形式、叙事手法、故事形态也提供了有新意的论述。从国族想象和现代性角度切入的还有吴晓东，他的论文《〈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³⁴⁾要求在重视沈从文本土性的同时，也必须关注他的复杂性，在《长河》的传媒符码中，吴晓东看到了“在回应现代性和国家问题”的过程中那个充满了“文化关怀和政治热情的沈从文”。从《长河》中大量出现的《申报》《创造》《解放》《中央日报》等传媒出发，研究者发现了存在于湘西的两种舆论空间——“乡土传闻和现代传媒”，并得出“《长河》最终体现的是国家主义与地域话语之间的张力”的结论。从此，从《边城》到《长河》，沈从文的湘西世界完成了从前史到现代史的跨越。

采用比较的视野进行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不少单篇论文成果，比如殷国明《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和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³⁵⁾程光炜、王丽丽《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³⁶⁾凌宇《从苗族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中看沈从文》⁽³⁷⁾，韩立群《论〈猎人手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1991），⁽³⁸⁾赵学勇、卢建红《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³⁹⁾等。对这一方法使用较为集中者有杨瑞仁，他在专著《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⁴⁰⁾中将三位作家置入相同的母题背景下，提炼出“乡下人”“乡巴佬”“乡土”“乡土变迁”“乡土重建”“乡土叙事”六个话题，杨瑞仁将沈从文、哈代、福克纳作为全球语境下的乡土作家进行比较研究，具有创新的意义。

2000年以来沈从文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当属张新颖的专著《沈从文精读》。⁽⁴¹⁾该著试图为读者勾勒出沈从文一生三个阶段的三种形象：“得其自”的文学家、痛苦的思想者和处在时代边缘却进入历史深处的实践者。张新颖指出：这是一个变化过渡的生命历程，但三种形象却无法割裂，内中有贯穿始终的线索。以往我们的理解，并不重视思想者的形象，甚至忽略实践者；即便在沈从文的文学中，又往往以“纯文学”的名义只拈出《边城》；而对《边城》的理解，又舍弃那个不息流转的世界，单单看作一曲唯美、静止的田园牧歌——这是一道日益偏狭的轨迹、一个逐渐缩小的过程。而伴随着这一轨迹、过程而发生的，是我们把自己“变小”了。对沈从文的转型作“截断”式的理解，从所谓文学的眼光出发看轻他后半生的文物研究，其实是无视文学创作与文物研究中流淌出的对人类历史文化长河的深沉爱恋，无视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如何“在精神的严酷磨砺过程”中追求意义和价值，在天翻地覆的时代中如何找寻安身立命的位置；在知识和心智的范围内小觑沈从文的文化结构，似乎是为了日后文学大师的“横空出世”作先抑后扬的张本，仰视他为天才，其实舍弃了一个人在生命起步时所领受的自然现象的浸染和人事经验的习得。更重要的是，“知识和心智发展出‘机心’，就是‘文化’走向狭隘的标志”，“说一个‘自然人’没有‘文化’，那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概念太小了，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和判断”；同样，将沈从文凝固在对抗现代性或固守乡土性的范围里讨论，也就将自我陷足于人为制造的牢笼而难以自拔甚至不自知。张新颖的研究，还注重通过沈从文的文学，反思“五四”新文化的容纳与限度，沈从文对于20世纪中国的意义，正可以由此展开。比如，“五四”新文学担当了文化启蒙的责任，在“人的文学”的规划中，“先觉者、已经完成启蒙或正在接受启蒙过程中的人、蒙昧的人，似乎处在不同的文化等级序列中。特别是蒙昧的人，占大多数。新文化要改变甚至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状况，这蒙昧的民众就成为新文学的文化批判、启蒙、救治的对象”。“沈从文也不是有意去颠倒启蒙和被启蒙的关系，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观念。……现代思想、现代理论当然不仅仅是启蒙的话语，其他的理论也一样，如果带着理论的预设去看人，看世界，就把人、把世界框在一个框子里了，同时也把自己框在了框子里。沈从文不是一个把自己用理论武装起来的人，而是一个把根扎在自己的实感经验中的人，并且带着实感经验的历史和累积的感情来看人、看世界。”⁽⁴²⁾

长期以来沈从文研究多集中在其创作高峰期的20世纪30、40年代，近年来，沈从文的后半生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生活和思想变化也不断被纳入研究者的视野。张新颖认为，对沈从文这个人尤其不能做“截断式”的理解，截断的后果，比如感慨时代的风云骤变和压力吞噬了才华横溢的作家，比如在研究作为文学家的沈从文时把他1949年以后的经历一笔带过甚或忽略不计，都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沈从文精读》第八讲《文物研究：后半生与历史文化的长河》就是“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去看他的经历，他的思想和他的工作”；“每一件文物，都保存着丰富的信息，打开这些信息，就有可能会看到生动活泼之态；而文物和文物，也都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东西，它们各自保存的信息打开之后，能够连接、交流、沟通、融会，最终汇合成历史文化的长河，显现人类、劳动和创造能量的生生不息。”如果我们把文学看作生命流通灌注的体现，那么沈从文“文物研究的着眼点，其实也是他的文学的着眼点”，这个“水边的抒情诗人”，确然没有离开他所钟爱的历史文化长河。刘志荣的“潜在写作”研究⁽⁴³⁾将沈从文“文革”时期的书信作为有价值材料，辟专章《狂人康复的精神历程：1949年后沈从文的精神线索》讨论沈从文在自杀未遂之后的转变，以《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一辑为切入点，指出沈从文的“狂”与鲁迅《狂人日记》中“狂人”的相通之处，这一来自沈从文自身“内部的迷乱”，更充分地显示着“时代变换与文学家命运的症结所在”，同时刘志荣也在沈从文后期的书信中揭示了其在舍弃公开层面的承担后，于私人的日常生活和个人心灵内部所寻找到的另一种生命体悟。贺桂梅的在转折时期作家研究中⁽⁴⁴⁾，将沈从文作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一个例证，提出要“打破冷战式的思维，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来讨论沈从文处境的复杂性”，通过分析沈从文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创作和心路历程，指出沈从文从之前对文学作为“民族品德重造”之工具的绝对信任，逐渐后退为将文学只看作“情绪的调节与抒发，对外（社会、政治）并不产生多少作用”，并将沈氏的这一“后撤”视为其“20世纪40年代整个思想探索最终告败的核心缘由”。

除了具体的批评和专著，在文学史层面，受到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的影响，加之对沈从文的研究不断凸显出其较高的文学价值，新时期以来对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也有新的评价，比较重要的包括：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⁴⁵⁾对沈从文进行了专门论述，特别突出了沈从文对人性的刻画、对湘西风土人情的描绘以及其艺术风格的“清澈空灵和仪态多端”，充分肯定了沈从文的文学史地位：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⁴⁶⁾特别在1987年的旧版基础上增加了沈从文专章，视沈从文为“边地湘西的叙述者和歌者”，认为沈从文最主要的文学贡献是“用小说、散文建造起他特异的湘西世界”，强调了沈从文文化立场的独特性“他处于左翼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由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来批判现代文明在其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所显露的全部丑陋”，并认为沈从文的叙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多样、多元特性”。

将近一个世纪关于沈从文的研究，不断翻新和深化着我们对于沈从文文学创作和审美文化思想的理解。经历了评价的曲折起落乃至排斥尘封，沈从文最终得到评论界的肯定和认可，这不仅显示了真正的文学艺术所具有的超越性的力量，也凸显出文学批评和研究在时代的流转中不断做出的自我调整和纠正。不预设先入为主的僵硬标准，真诚地对待文学、尊重作家作为独立个体的审美文化选择，尽最大的努力在深度和广度的双重层面不断发现和扩展文学评价的可能性，与文学创作一起向着艺术更为深入的内核掘进。唯其如此，研究和批评才能真正生成价值和力量。

(1)　袁一月，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硕士。

(2)　刘西渭：《〈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第3期。

(3)　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第3期。

(4)　郭沫若：《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期。

(5)　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4年重版。

(6)　汉译版由友联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出版，英文原版于1961年由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7)　严家炎：《为谜样的传主解读》，《读书》1993年第5期。

(8)　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出版，虞建华、邵华强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版。

(9)　美国Twayne出版社1972年出版。

(10)　杨苡译：《沈从文论》，《钟山》1980年第4期。

(11)　虞建华，邵华强译：《沈从文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地域色彩》，《联合文学》1987年第3期。

(12)　凌宇：《沈从文小说的倾向性和艺术特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3期。

(13)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14)　凌宇：《从苗汉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15)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写在沈从文百年诞辰之际》，《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16)　吴立昌：《沈从文的“沉浮”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17)　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文艺论丛》1983年第17期。

(18)　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异化和人性恶》，《文艺论丛》1984年第19期。

(19)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　赵园：《沈从文构筑的“湘西世界”》，《文学评论》1986年第6期。

(21)　王晓明：《潜流与漩涡：论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家的创作心理障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22)　汪曾祺：《沈从文的寂寞》，《读书》1984年第8期。

(23)　汪曾祺：《沈从文和他的〈边城〉》，《芙蓉》1981年第2期。

(24)　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

(25)　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26)　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

(27)　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8)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出版。

(29)　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　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出版。

(31)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

(32)　广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3)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34)　吴晓东：《〈长河〉中的传媒符码：沈从文的国家想象和现代想象》，《视界》2013年第12期。

(35)　殷国明：《在不同的地平线上——梅里美和沈从文小说创作比较》，《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年第3期。

(36)　程光炜，王丽丽：《沈从文与福克纳创作视角比较》，《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

(37)　凌宇：《从苗族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击中看沈从文》，《文艺研究》1986年第2期。

(38)　韩立群：《论〈猎人手记〉对沈从文小说创作的影响》，《聊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2期。

(39)　赵学勇、卢建红：《人与文化：“乡下人”的思索——沈从文与福克纳的比较研究》，《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3期。

(40)　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出版。

(41)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2)　张新颖：《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当代作家评论》2012年第6期。

(43)　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4)　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

(45)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

(46)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