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美国阐释

周刚

在她颇享盛誉的《学科的死亡》一书中，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指出：“美国的区域研究是美国政府为了在冷战中增强实力而建立的；比较文学学科却是起源于欧洲流亡知识分子逃离纳粹独裁。”⁽¹⁾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好像走的是第三条路：她起源于对美国学术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盛行一时的新批评派的回应。一般学者都承认，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夏志清1961年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17—1957》出版后正式初具规模的。根据夏志清的自述⁽²⁾和其他学者的评论，夏志清的著作受到他的导师燕卜逊（William Empson）、布鲁克斯（Cleanth Brooks）和兰色姆（Ransom）三位新批评大师的影响。夏志清在耶鲁大学攻读英语系博士的时候，也有幸接触到英国评论家列维斯（F.R.Leavis）的《伟大的传统》。正如列维斯为英国小说建立一个经典传统，夏志清也为中国现代小说描述了一个传统经典。

夏志清范式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建立后，对以后30年美国学术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接受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有意思的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在美国的创立其实也比较特别，跟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领域的创立就很不同。唐纳·克恩（Donald Keene）在1950年代末期出版了一本《现代日本文学：1868年以来》，是美国日本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某种意义上说，夏志清并不能算是典型的汉学家，他是25岁来美国攻读英国文学博士的留学生出身。唐纳·克恩倒是他们那一代典型的日本学家。他先在美国海军学院学习日语，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太平洋地区的情报军官，退伍后回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日语，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唐纳·克恩的例子可以说很好地证明了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对美国区域研究建立的说明，虽然唐纳·克恩终生热爱日本，晚年曾写《我的一生：一个有着日本心的美国人》的自传。我们可以说夏志清和唐纳·克恩都是从一个特定的接受文化来做跨文化研究，阐释中国和日本现代文学作品，但因为他们有很不同的背景，也着眼于不同的亚文化（新批评和区域研究传统），结果也就很不同，可能这些不同也会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美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和日本现代文学学科不同的发展路径。

上述讨论在两个层面上对本文的中心议题有所帮助。第一，它试图对近年来颇为流行的对西方他者文化描述的批评进行再批评。萨伊德的东方主义的确能帮助学者认真地思考西方在表现“东方”话语中体现出的不平等的权利关系，但在我看来，每个具体的跨文化对话常常蕴含更丰富的，某种意义上说跟权利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第二，中日现代文学在美国不同的接受情况也为我们对美国的现代文学领域中介绍沈从文的那些学者、作家有一个比较性的认识。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每一个具体的对沈从文的美国“阐释”的个案都体现着特有的跨文化想象和创造力。

一、聂华苓和金介甫（Jeffrey Kinkley）

沈从文是夏志清在他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极力推荐的几位作家之一。不满于大多数现代作家对中国政治命运的过分关注，夏志清称颂沈从文作品的优美艺术性和对道德、宗教问题的热诚。某种意义上说，夏志清的发现是沈从文的幸运。夏志清带着他特有的文学品味、新批评派的文学训练和标准来进行他对沈从文的跨文化阐释。虽然沈从文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大陆文坛名声不显，他在美国学术界的“再生”使他一跃成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作家之一。

在接下去的30年中，夏志清的范式在美国的现代文学领域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接下去出版的十几种中国现代作家研究专著中，有两本是有关沈从文的：聂华苓的《沈从文》（1972）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传》（1987）。聂华苓的书是Twayne出版社出版的“世界作家丛书”系列中的一种，所以它针对的读者群是美国的一般读者。与之不同的是，金介甫的专著始于他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按照金介甫的自述，他的博士论文试图用“沈从文的文学和相应的非文学材料来考察湘西和湘西特有的民俗风情”。⁽³⁾改写之后，金介甫的专著很快成为美国学术界沈从文研究的经典之作，对中国大陆、日本和欧洲的沈从文研究都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聂华苓和金介甫都非常仰慕夏志清，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明显地看到他们受夏志清影响的痕迹。比方说，聂华苓和金介甫在书的开始都把鲁迅和沈从文作比较，认为沈从文是可以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伟大作家。另外，聂华苓和金介甫都会把沈从文与西方的著名作家作比较，现在美国现代文学领域中的学者已经很少有人会做这样的评论。金介甫在他的引言中，把沈从文和西方名家像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乔伊斯、莫泊桑、屠格涅夫、契诃夫等一起排名。聂华苓在分析沈从文作品时常常提到D.H.劳伦斯、加缪和狄更斯。聂华苓、金介甫都着重在介绍沈从文的一生，两本书都可以说是传记之作，但他们两个人都用相当篇幅分析沈从文的作品，运用新批评派的术语像人物、主题、意象、风格，等等。

聂华苓和金介甫的书主要的不同处应该是杂家和专家之间的不同，创作家和汉学家之间的不同。正像聂华苓在前言中说的那样，她的写作是在她和她先生保罗·安格尔（Paul Engle）创立的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训练班这样一个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在她写《沈从文》的时候，她也同时创作和完成她自己的小说。金介甫则是在上哈佛大学的一门“中国俗文学作为历史见证”的研究生课程时开始阅读沈从文作品的，可以说很多读区域研究博士的美国汉学家，都是在这样一个人文环境中开始专题研究的。金介甫自身特有的对地理和民俗的兴趣直接引导他对湘西的富有前卫性的研究，对沈从文作为优秀的地域作家的评价研究，和对沈从文和福克纳，沈从文的中国西南文化和福克纳的美国南方文化之间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