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華世奎（一八六四至一九四二），字璧臣，一作壁臣、弼臣，天津人。自署天津華七、思闇居士、北海逸民等。父華承彦，字屏周，號屈齋、無須子，營鹽爲業，富藏書且精於易學。華世奎幼承庭訓，一生學業，尤其是書學造詣，得於家教者甚多。後又師從津門詩學大家楊光儀，並奉手於晚清名士張佩綸。受他們影響，華世奎不僅工書法，而且擅詩文。

清光緒十九年（一八九三），華世奎中恩科舉人，升翰林院編修，自此踏入仕途。次年任内閣中書，後選爲軍機處章京，旋升軍機章京領班。溥儀即位，華世奎頗受隆裕太后倚重，常被召問事。及「皇族内閣」成立，任閣丞。後袁世凱入内閣，爲内閣總理大臣，華世奎出任閣丞，並被擢爲軍機處章京領袖，同時兼政治官報局局長。清帝退位，華世奎在謄寫退位詔書後，便遁隱津門，自此以遺民自居，而愈加肆力於書法與詩作。著有《祖父母遺事存略》、《先考屏周府君、先妣田太夫人行述》以及《思闇詩集》等。其次子華澤傳在《思闇詩集跋》中曾叙及《思闇詩集》的結集出版經過：華世奎在晚年手自删定，後經門人王文光編次，並由齊燮元石印以傳世。

現檢覽《思闇詩集》可知，其中收録諸體詩作凡三百一十五首。以七律最多，達二百○八首；七絶次之，共七十一首；其他依次爲：五律三十二首，歌行九首，五絶三首。筆者又輯得集外佚詩十七首，多爲五律。究其内容，以壽詩最多，和詩次之，自述詩（包括感時詩）與題畫詩復次之。就其風格來説，其不墨守盛唐，以師法江西詩派爲主，講求錘煉，意藴曲折，盡管不乏寫閑適之情者，但更多的是以鏘金之句寫遺民之思，故往往言語悲壯而風旨微渺。

華世奎雖自幼學詩，但集中之詩均作於清亡之後，是他五十歲後的作品。現經考證，華世奎在清光緒年間曾與孟廣慧等組織過詩星閣詩社，並結集刻印有《詩星閣同人試律鈔》。此外，筆者又輯得華世奎佚詩數十首。可見，《思闇詩集》是由華氏汰選删定而成，所收僅爲其在清亡後的部分詩作，並非其全部創作。值得一提的是，高毓浵在《思闇詩集序》中提到這部詩集有一大獨特之處，即華世奎既爲書學大家，詩集則均經其親自以精楷謄録，可謂書詩合璧。

一

華世奎的社會交際網絡比較廣泛。現查檢那桐、賀葆真、許寶蘅、徐世昌、袁世凱、馮國璋等政治要人的日記或著作之後，可以發現華世奎在其中頻繁出現。這可以稱爲華世奎的政治「朋友圈」。它的形成與華世奎一度位居晚清朝廷中樞部門有關，不過，在其晚年的詩集中，這些人物除嚴修等數人外，大多没有出現，故可推測，他們在詩歌方面的交往唱和不多。此外，在《思闇詩集》中，華世奎也曾前後與百餘人有過詩歌酬答，往來與之吟詠最多者爲長蘆鹽綱總鄒廷廉，達八次，其次爲同僚凌福彭，復次爲同年高凌雯等。這百餘人，就文學創作而言，往往文章師桐城派，詩作效同光體；就身份來看，他們大多爲全國各地寓居或退隱在天津的商紳與書畫家；若就政治態度來説，他們中有相當一部分人具有較强的遺民傾向。這百餘人通過家族血緣、姻戚網絡、師弟授受、同年交誼、同僚往來、會社組織等方式，以華世奎爲核心，共同構成了一個規模可觀的詩人「朋友圈」。

中國士人的婚姻向來注重門第，講求門當户對與人物相當，婚姻與仕宦往往相輔相成。華世奎子女的婚姻偶配亦是如此。華世奎與妻浦氏育有二子四女。其中，長子華澤宣娶嚴修次女嚴智舒，三女嫁晚清兵部尚書孫毓汶之孫，四女嫁北洋政府總理錢能訓次子。在華世奎的交游對象中，作爲姻親的嚴修與錢能訓占據了重要的位置。華世奎寫給嚴修者，如《壽嚴範孫親家六十》云「少小知交老更親」；寫給錢能訓者，如《輓錢幹臣同年親家五首並序》嘗叙「昔余與幹臣一見如故，既結鄰而居，益稔其學識才力足與有爲，而緩急可倚仗，遂訂生死之交，又重以兒女婚姻之好」。

天地君親師。在儒家倫理中，師生關係與君臣、父子並列，相當重要。在士人社會交往中，師生交往可謂最基本也最經久的一環。華世奎自家塾而縣學，由府學再到中舉，在其問學生涯中，結交了衆多情誼深厚的師長與同學。師輩中，除楊光儀、張佩綸等外，還有祁世長、翁同龢、孫毓汶等座師。與之相關的就是同門與同年。清代，優貢、拔貢及鄉試、會試等同時中式者亦皆稱同年。正如王夫之《宋論》所説，座主與同年之間「揄揚名目，至於終身，敦尚恩記，子孫不替」。座師與同年構成了華世奎朋友圈的重要基礎，並且，這些同年往往又是同僚，故他的詩集中，與師友同年的唱和之作占有很大比重。

晚清民國時期，天津出現了很多會社。宋藴璞《天津志略》嘗云：「天津之會社，所在多有，其性質雖有不同，然爲意趣相同人士之組合則一也。」其中關於學術者，有崇化學會、國文觀摩社；而關於文藝者，有城南詩社、九老會等。華世奎均曾參與，並是其中重要分子。會社的目的一般有二：一是，集興趣相同的人士，作學問上之研究；二是，合志同道合的朋友，興情感之聯絡。同樣，出於這樣的目的，華世奎跟會社成員多有唱和應答，因此他的《思闇詩集》中存有大量的次韻、步韻、和韻、疊韻、分韻、依韻等賡酬之作。

華世奎與他的詩人「朋友圈」，彼此之間，往往壽以詩賀，病以詩慰，臨節以詩慶，出游以詩告，雅集以詩興，亡則以詩挽悼。因此，不僅創作了大量的詩歌，並且形成了一個不容忽視的詩人群體。

華世奎作詩有著較强的自寫心迹與感時存史意識，所以在他的詩集中存有不少自題與感時之作。除此之外，他還作有大量與友朋唱酬應答詩類的詩歌。尤其是後者，可以説是華世奎與其朋友圈詩歌群體的活動的直接産物。究其大端，他們之間的群體性詩歌活動主要有以下幾方面。

其一，賡和迭唱。他們借助詩歌唱和來進行對話，既是爲了切磋詩藝，提高作詩水平，又爲了傳遞信息，增進感情。這從一些詩題中便可見出，如與高凌雯臨别時作有《贈别彤皆步仲佳韻》，屬於以一詩呈多人，即分别的對象有高凌雯與另一位好友張克家。不僅如此，他隨後又作一首《疊前韻寄彤皆》，則屬於以多詩贈一人。再如《偕朱經田凌潤台同游京西岫雲寺次潤台韻並爲經田壽》與《自岫岩歸潤台又以紀游詩見示即席依韻和之》，也是華世奎與朱家寶、凌福彭等好友就一事而往復唱和之作。

其二，游園聯詩。晚清尤其是辛亥革命之後，作爲通商口岸與京畿門户的天津，成爲不少政治要人和文化名士的寓居之地。他們在天津興建園邸，招徠友朋，又往往以詩酒唱酬。華世奎也經常與志同道合者，在這些園林府邸之中賞花宴飲，聯詩吟詠。他與曾任天津府知府的凌福彭既是同年又是同僚，之前曾在軍機處共事，後來又比鄰而居。凌福彭幾乎年年都會在重陽節邀請華世奎等人同來賞菊。華世奎《戊辰九月潤台約賞菊與潤台馨庵仲遠韻唱和》曾紀云：「又來賞菊小園中，此會年年總不空。」此外，《王懋宣園中觀牡丹歌》、《周孝懷善培約中原公司六樓登高賞菊設酒讌作重九即席唱和步孝懷韻》、《戊寅上巳潘園修禊分得先韻》等，則是在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川省勸業道總辦周善培、國務院總理兼交通總長潘復之父潘守廉等人的府邸花園的唱和之作。

其三，結社賦詩。華世奎一生曾加入多個文藝會社。辛亥革命之前，曾入天津的詩星閣詩社，並與朱家寶等人經常參與北京宣南的詩社活動，後來則入嚴修主持的城南詩社與喬保衡牽頭的九老會等。他曾在《輓朱經田同年四首》序中道自己入社的經歷：「初京朝僚友，聯同志結酒社宣南。余與經田與焉。賓主莘莘，頗極一時之盛。至是又與同社諸子隱於津者重起消寒社，身閑而迹益密，人少而情愈親，然强作達觀，無復當年興趣矣。」其中，他與城南詩社諸友詩歌往來最多，如《乙亥重陽李琴湘金藻招飲水西莊爲風所阻步山字韻却寄》、《丙子重九水西莊雅集因病未赴分韻得黄字》等堪爲其中代表。

其四，題詠「雙烈女」。一九一六年天津發生了轟動全國的「雙烈女案」。南皮張紹庭客居天津，以賃車拉夫爲業，與妻金氏育有二女，長名立姑，次名春姑。無賴戴富有蓄妓爲業，趁危誘騙春姑許於其長子，並在張紹庭死後，强留金氏母女在家，時常加以凌辱。後金氏與立姑逃歸，戴富有於是僞造婚契，詭稱張家二女均許配於戴家。當時法院據僞契而判，兩女誓不相從，同時服毒身亡。消息傳出，輿論嘩然。華世奎等人對此感憤不已，與他詩人朋友圈中的徐世昌、嚴修、劉嘉琛、韓蔭楨、喬保衡、高凌雯、張克家、趙元禮、林兆翰、劉道原等人，聯合社會力量極力爲二女申冤，最終迫使員警廳改判，並厚葬張氏姐妹。華世奎就此專門作《雙烈女一百韻並序》，並爲徐世昌所撰《南皮張氏兩烈女碑》書丹。此外，林兆翰（墨青）、王國維、朱家寶、章梫、胡思敬、勞乃宣、張人駿等，也紛紛爲此撰作詩文聯等呼籲詠嘆。影響之下，此事被編成新劇、評劇、歌謡等公開上演。

二

在歷史上，華世奎的政治生涯在清末的最後數年達到巔峰，他以漢人身份先後出任清廷「皇族内閣」與「完全内閣」的内閣閣丞，直接聽命於總理大臣奕劻與袁世凱，又戛然而止於清帝退位。之後，華世奎便隱遁天津，以遺民自居，他將種種思緒、時時慨嘆與遭際的處處悲感等，宣之以詩，最後經汰選而結集爲《思闇詩集》。可以説，他的詩作就是他心路歷程的真實寫照。通過他的這三百餘首詩，可以窺見華世奎以及以他爲代表的一代士人的心靈世界，從而也會對中國的近現代歷史有更爲深刻、真切的把握和體認。

辛亥革命爆發後不久，飄摇已久的清王朝終至覆亡。與此同時，華世奎由京退居天津，並委托許寶蘅向袁世凱辭職，從此自號北海逸民。辛亥鼎革對華世奎而言，不啻於一場狂飆驟雨。他的《思闇詩集》開篇第一首爲《驟雨》，應是有意安排。詩云：「大雨來何驟，須臾溝澮盈。風狂無定向，雷啞不聞聲。驚走檐前雀，深藏樹底鶯。」他借驟雨、狂風以及驚飛之雀與遁藏之鶯，象徵性地抒寫了當時政治的劇變及其對包括自己在内的時人的震動。第二首爲《病足》，詩云：「千秋高士陶元亮，一代詩人陸放翁。愧我望塵都弗及，胡天降沴與相同。坦途盡化荆榛域，上藥難收尺寸功。斯世料無容足地，閉門藉此隱墻東。」他借陶淵明與陸游的遭遇來寫自己的人生之變，即故國淪亡而空懷圖存之志，最後則表明心志：既然自己難以見容於世，於是學漢代王君公，決心隱居於市井。

退隱天津後，華世奎肆力於詩，而字裏行間往往充盈著窮愁困苦。「愁」、「憂」、「窮」、「痛」、「牢騷」等詞語，頻頻出現在他的筆下。他還曾在《壽渠母喬太夫人八十四首》詩中自注稱：「昔人云『詩筆窮而後工』，今余所處之境窮之極矣。」造成其詩多窮愁困苦之氣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國家政局使然。作爲晚清朝廷位高權重的内閣閣臣，清亡君退後，自然不免遭受社會的譏諷與鄙夷。政治前途自此斷送，而社會權威也不復往昔。二是個人性格促成。華世奎人如其字、詩如其人。其字專宗顔真卿，端方硬直而少變化，他爲人也是如此，在他的不少同僚好友在清亡後很快轉爲再仕新朝或興辦實業之時，他則貧賤不移，專守不改，寧爲「縛繭可憐蠶」。也正如他在《和趙楚江毓南八十述懷原韻》中所言「陵谷屢遷心不老，寸丹總是向楓宸」，甘願窮苦。郭則澐在序中亦曾提到：華世奎「嘗與先太保同掌内制，國變後完發遁居。當道雖摯交莫能落網致之。」

不過，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内，息影津門的華世奎依然對清朝存有幻想，心有所待。溥儀在他的《我的前半生》中曾寫道，復辟活動「可以説從頒布退位詔起到『滿洲國』成立止，没有一天停頓過」。我們現在無法確證華世奎是否參與了這一系列的復辟活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一直在爲維護清廷而努力。他隱退天津後，不僅多次返回京城覲見溥儀，他的《甲寅九月入都有感》、《壬戌三月自京返津早起登車途中作》等，都記寫了入都之事，而且還直接參與了多起有關清室的事件。一九一四年徐世昌應袁世凱之邀出任國務卿，華世奎便借宴請之際在席間勸説徐世昌不要辜負清室。在張勛復辟鬧劇結束之後，華世奎與徐世昌同到北京，爲開脱溥儀復辟罪責以及保住清室優待條件等事宜，積極充當説客。溥儀大婚時，華世奎再次入都，並接受封賞，而且在溥儀賜其「望閥高華」時更是興奮不已，連作數詩以記之。及溥儀被驅逐出宫，華世奎聞訊後垂涕號哭。溥儀到天津後，華世奎每逢朔望必定到張園去恭請聖安，並接受溥儀之聘以教授楷書。

在溥儀被驅逐出京以及中華民國政府成立之後，華世奎的心態出現改變。他在《自遣》詩中曾自道心迹變化：「前觀後顧兩茫茫，猿鶴蟲沙枉自傷。爲問何時天雨粟，慣看變態海成桑。讀書自有千秋想，飲酒能教萬事忘。除却達觀無一可，早將身命付穹蒼。」世事不可爲，只能强作達觀，而將命運委任於大化之中。從這時起，他的人生逐漸開始從以下兩大方面著力。

一方面，以遺民之高節不斷自勉並與好友相互砥礪。他幾乎在生辰與除夕或元旦之日都有詩作，而每次下筆，必然以遺民自警，以志不忘。如一九二八年除夕，他作《和潤台戊辰除夕偶成四首律即次其韻》其四云：「無根小草隨風糜，有節孤松守歲寒。莫怪陳咸遵漢臘，都由新莽壞周官。傷心十七年前日，神武門頭正桂冠。」詩中提及清亡之痛，並對隨風而倒的無根之草加以嘲諷，而對挺立嚴寒之中的孤松守節不屈予以褒揚。他的《壽陳筱石制軍夔龍七十四首》則表彰陳夔龍，詩云：「名教綱常委劫塵，古稀世界古稀人。東山望峻崧維嶽，南極輝長星拱辰。時遇疾風知勁草，天留一發繫千鈞。」

另一方面，在政治上不得已做出妥協之際，在傳統文化上則更多堅守，從某種程度上來説，華世奎在這一時期，已逐漸由政治遺民變爲文化遺民。與陳三立、梁鼎芬、沈曾植、康有爲、王國維等清遺民一樣，華世奎在内心深處認爲清朝被民國推翻，「民國乃敵國也」，再加上蔣介石曾主導「天津五綱總被綁事件」直接侵害了華世奎家族營鹽事業的經濟利益等，故他對中華民國政府懷有難以消除的抵觸情緒。華世奎一生終其所執，歷久不變其宗，心有必不去者，口有必不言者，而去留之標準，就是對清廷的態度如何。但是，在大勢所趨之下，華世奎從民族利益考量，也做了一些妥協。最具代表性者就是他曾作詩痛悼並頌揚隸屬於南京國民政府的東北陸軍殉國將領韓光第。韓光第，字斗瞻，任東北陸軍第十七旅旅長。一九二九年「中東路事件」爆發後，他率部與蘇聯軍隊作戰，最後中彈陣亡，全軍覆没。次年，南京國民政府於雙城爲其舉行國葬，蔣介石與張學良等有題詞。華世奎則作長詩《讀韓君斗瞻遺墨並附小傳有感而作八十韻》，不僅滿含深情追記了韓光第抗禦外敵的英雄事迹，認爲其捐軀爲國，足以炳耀史册，稱「事已筆於書，名亦垂諸竹。是否後之人，列入正史讀」，表達了他對東北軍維護國家利益行爲的肯定。

這一時期，由官而紳的華世奎在維護傳統文化和社會公益等方面積極擔當。他致力於興辦國學教育，重建傳統倫理秩序和維持地方社會穩定。先後參與興辦崇化學會與國學觀摩社，還持續舉辦數届天津縣「周濟文貧」活動以奬掖好學的貧困青年，並捐助多所貧民學校；還在「長蘆五綱總事件」、「禁舞風波」、「復建水西莊」、「公祭黎元洪」、「請求天津土草房免捐」、「張自忠訪日」等多個曾引起全國震動的大事件中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天津前後遭奉系軍閥、閻錫山部隊、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九軍等占領和控制，每次更代必然伴隨著天津社會的動蕩，幾乎每次交際板蕩之時，華世奎都會參與善後維持，他奔走於軍閥與平民之間，爲維護社會秩序而不辭苦勞。

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不久平津淪陷，華世奎的生活自此陷入了更大的困苦與危難之中。他與大多數國人一樣，直接承受著民族淪亡與自身存活的逼迫。在病足、耳聾之後，華世奎風痹舊症又犯，手足作痛不已。髮妻也别他而去，其他好友諸如嚴修、林兆翰、嚴智怡、王守恂、張志譚、陳寶泉、趙元禮等，都先他而亡。悲傷痛苦之餘，華世奎每每作挽詩以追悼親友，《哭遠伯》等詩可謂其中代表。精神悲痛之外，在經濟上，華世奎也越來越窘迫。但是，華世奎對社會民生、國家前途與斯文傳承等却始終關念，心懷悲憫。

在爲趙元禮所作的壽詩中，他寫道「中原之亂亂成絲，烽火連年羽檄馳」，抒發了對亂世征戰的極大不滿。甚至在友朋雅集的修禊宴會上也抑制不住對世事艱難的感慨，如《戊寅上巳潘園修禊分得先韻》云：「蘭亭修禊永和年，嘉會敢云今勝前。論世迥非太平日，感時又到暮春天。勉循故事聯觴詠，安有歡情寄管弦？」在中日關係日趨緊張、戰争一觸即發之際，華世奎依然爲維護傳統文化盡心竭力。尤其是，自一九三八年起，天津日僞政權通令學校徹底取締舊教科書，改用修改課本。不僅不准使用舊版中國地圖，還改用東京時間作息，添授日語課，派日本教官到中學任教。這使得華世奎更加擔心儒家斯文與天津文脉就此而絶，所以，他不僅極力維持崇化學會的運行，而且誓死抵抗各路軍閥勢力對天津文廟等地的侵占。如果説前者是他晚年的心血所在，後者則是他的精神信仰。他在《己卯三月重游泮水感賦十首》詩中就曾注云：「丁祭廢後，屢聞有毁廟改作他用之議，經誓死力争乃止。」

淪陷之後的天津，偏又遭逢兩次罕見的大水灾。整個天津，物價飛漲，瘟疫流行，民衆病餓交加，浮尸漂蕩。同樣遭灾的華世奎，却心憂黎民，不顧年邁病痛，與陳夔龍、章梫等人，積極籌備捐款以賑灾。他的《和庸庵尚書天津水灾感賦韻並謝寄賑款千元》、《章一山梫交來庸庵尚書賑款千元並以寄詩見示依韻和之》詩，即作於此時。前者云：「憫我灾黎禍降天，仁漿義絮媵詩篇。遠紓飢溺千重浪，上繼謳歌廿八年。米少端資舟泛粟，粥多只惜竈分煙。」尤其是「米少端資舟泛粟，粥多只惜竈分煙」兩句，真切寫出了當時民衆受灾的嚴重，以及賑灾情况的複雜。

華世奎心態的轉變必然投射於他的詩作上，進而影響他詩歌的整體風格。對於華世奎詩歌的風格，郭則澐曾指出：華世奎「其詩如高峰出雲，舒卷成綺，閑適之致，雅近泉明」。高毓浵則認爲，華世奎由於辛亥鼎革而遂多鏘金之句，既有如屈原《涉江》諸詩的故國之嘆，也有如梁鴻《五噫》等詩的黍離之悲。不過，他們兩人也只是分别道出了華世奎詩的一個方面。除此之外，因爲身罹困惡而心懷悲憫，所以華世奎的詩歌還充盈著一種超越政治與文化的悲憫情懷。他曾解釋過這種詩風的成因。在《壽渠母喬太夫人八十四首》詩自注中，他説：「余不喜諛人，又值時勢泯焚，偷生視息，故罕粉飾升平、導揚盛美之作。每一舉筆不覺悲憫窮愁之意自然流露。」

清亡後的華世奎，甘作遺民，固窮自守，不僅保留長辮，而且在詩集中絶不以民國紀年，文字上也均避清帝諱，且凡提及清廷處必平抬提行或挪抬空格，以示尊敬。再加上他詩名爲書名所掩，所以，在後世人眼中，華世奎極具「標籤化」：近代學顔的宗師和冥頑不化的遺老。實際上，就心路歷程而言，華世奎在歷經北洋、民國、天津淪陷等時期後，出現了變化：由屬於一家一姓的政治遺民逐漸變成爲國家民族的知識分子。他拒絶出仕僞滿，堅辭日人聘請，而積極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和竭力於傳統文化的傳承。華世奎其實代表著當時一大批所謂舊時代知分子。他們對傳統政治、古典文化以及道德倫理終生信仰並堅守，這本身是一種值得學習的人格精神。

三

華氏之詩具有一個突出的特徵，即以陶淵明爲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華世奎詩歌對陶淵明的接受，既不同於以往，也不同於時人，形成了陶淵明接受史上的三大「别調」，分别爲：一是重陶詩精神而輕陶詩形式；二是重遺民高節而輕田園逸興；三是東籬之趣中寓有東山之志。

郭則澐在《〈思闇詩集〉序言》中一語道出華世奎詩作的整體風格：「其詩如高峰出雲，舒卷成綺，閑適之致，雅近泉明。」確實，華世奎盡管没有專門的擬陶和陶之作，却在不同層面對陶淵明的詩學精神予以承繼。

辛亥革命之後，甘爲遺民的華世奎常以陶淵明自比：一方面，他在詩文中直接以陶淵明代指自身；另一方面，在生活方式上則經常擬效陶淵明詩意化的行爲。其《賀喬亦香保衡重葺廳事落成四首》其四云「安得工詩有高適，可憐止酒到淵明」，把好友高凌雯比作高適，而徑以陶淵明指代自身。陶淵明嗜好飲酒，甚至愛酒成癖，似乎一日不可無酒，且常形諸詩文，幾至於篇篇見酒，更有《飲酒》組詩，動輒云「漉我新熟酒」，「有酒斟酌之」，「揮杯勸孤影」。華世奎也常耽於酒，不僅家裏多備有好酒以自斟自酌，還每每有同好招飲，必一招即去，而一飲輒醉，一醉則歌哭，並往往有詩作焉。郭則澐於此感會最深，曾在《思闇詩集序》中道：「公嗜飲，於泉明爲近。每中酒縱談興廢事，輒痛哭不能自制。」他的三百餘首詩中，約有八十首提到了「酒」。除嗜酒之外，華世奎與陶淵明一樣也喜愛賞菊。在華世奎眼中，菊已非僅僅爲庭院之花木，也並非重陽登高之需，而更多是一種高潔之士、忠貞之節的象徵。如其《潤台約賞菊即席以詩間示依韻和之》云：「縱然花比人還瘦，晚節常存鐵石心。」借詠花而褒揚人之高節。再如《和李惺園封翁重游泮水四首即次其韻》云：「秋園晚菊霜中艷，冬嶺孤松物外春。」將松菊並舉，贊其孤倔的精神。陶淵明自謂羲皇上人，其《與子儼等疏》曾自道：「少學琴書，偶愛閑静，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華世奎也愛高卧遲起。據華世奎之侄華澤咸回憶，退隱之後的華世奎每天幾乎都是近午才起床，求字訪問者都被安排在午後。其《次韻和芰洲長夏感懷》也曾自道北窗高卧的逸致：「坐隱閑棋度日長，丁丁餘韻繞空梁。静垂粗竹簾三尺，倦卧輕藤蕈一方。座上論文今李白，枕旁試扇女黄香。」再如《壽高彤皆同年凌雯六十》，不僅贊揚高凌雯「静卧雲壑閲人世，山中歲月何逍遥」，更求與其同享羲皇之樂，「但聞有無酒與肉，請君早餉我一饕。兀然共醉窮檐下，羲皇之樂樂陶陶。」

除此之外，就是華世奎在詩中大量且頻繁借用、化用、引用與陶淵明有關的典故，或以此來表達對陶淵明的欽慕，或藉以書寫自身的感受、情緒與意志。尤其是，他將桃花源意象賦予新的意藴。陶淵明在其《桃花源記》中虚構了一個與世隔絶的樂土，之後形成了中國文學史上影響深遠的桃花源意象。後世往往以桃花源喻指隱居勝境或仙境。華世奎詩集中直接提及「桃花源（桃源）」者近二十處，但是，在華世奎筆下，「桃源」不僅是躲避兵禍之地，而且是亡國遺民理想的精神家園。清帝退位，華世奎堅定決心不仕二朝，但是，與華世奎同仕清廷者大多復出成爲北洋政府或民國政府官員，正所謂「君如來去盤空鶴，我似浮沉貼水鷗」。華世奎對此雖不反對，在内心深處却還是希望他們最好能隱退不仕。段書雲是華世奎平生三知己之一，兩人曾同任軍機處章京，但段書雲後來又任民國北京安福國會參議院議員。華世奎《贈别段少滄同年書雲歸徐州四首》其四就委婉規勸段書雲：「好將謝墅安排定，早向桃源來問津。」希望他能早日作回逸民。

讀華世奎的詩，很容易感受到，在他的詩集中形成了一個相對密集的「陶淵明意象群」。這一意象群以陶淵明爲中心，將飛鳥意象、菊意象、田園意象、酒意象、羲皇意象以及桃源意象等凝聚在一起。在中國文學史上，這些意象群寓意著田園之樂、和平之地、自由之境。不過，在華世奎的詩裏，更多是藉陶淵明意象群來張揚遺民不仕二朝的忠貞之節。《宋書·陶淵明傳》載：陶淵明「自以曾祖晋世宰輔，耻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肯復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晋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在華世奎看來，陶淵明「不仕二姓」與「唯云甲子」的行爲，直可爲遺民的楷則。感於此，他終其一生奉之爲自己爲人與爲文的底線。

究其生平出處，華世奎在選擇做遺民之後，堅拒出仕中華民國政府，此外，也絶不肯接受僞滿與日僞的聘請。在天津淪陷日人之手後，曾有人以維持地方局面爲名，邀華世奎出面事之，却遭其當面拒絶。其作於五十一歲時的《甲寅冬十一月自題小照二首》其二曾云：「田園株守作閑人，文物衣冠付劫塵。惟此弁髦難割愛，留同彩服壽雙親。」不僅如此，他還勸好友保留辮髮，其《馬景含家桐三十一歲小像二首》其二即云：「弁髦到老休輕弃，同向荒山作逸民。」

究其詩歌，凡紀年月處，華世奎都不用民國紀年，而「唯云甲子」，又凡「玄」字皆缺筆以避康熙諱。於此，足可見出華世奎乃誠以陶淵明爲典範，不僅托文字以見遺民之志，而且有意向世人展示其惓惓故朝的孤臣之情。在華世奎六十歲時，清朝已亡多年，但是太平之世却遲遲不見，相反，北洋諸軍閥連年混戰，民不聊生。感於時局，他作有《六十生日述懷四首》，其四云：「一年睡夢一年酣，六十年來百不堪。心似喪家無主犬，身如縛繭可憐蠶。撫松元亮空三徑，刻木丁蘭剩一龕。忠孝我今都已矣，泣題齋額曰思闇。」全詩語句悲凉，華世奎更是自比喪家之犬與縛繭之蠶，但是，他却借陶淵明「三徑就荒，松竹猶存」之典，向世人標明自己一直未曾愧負忠孝大義。他在寫給張之洞之孫張豫駿的《題張翼桐豫駿遜盧詩思圖》詩中，也題道：「太尉有孫羞仕宋，不圖並代遇淵明。」以陶淵明耻於仕宋的事迹，來褒揚並勉勵自己的好友。

陶淵明在他的《飲酒》其五中寫道：「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自此，「東籬」不僅成爲菊花和種菊之處的代名詞，並具有了重要的文化内涵，即喻指隱士的莊園，而「采菊東籬」則喻隱士高尚的情趣，是爲東籬之趣。華世奎詩集中「東籬」或與之相關的「籬」出現了十餘處。其中，不少是藉此書寫其遺民隱逸閑適之趣。如其《周孝懷善培約中原公司六樓登高賞菊設酒讌作重九即席唱和步孝懷韻》云：「有酒不妨籬下醉，尋詩端向個中宜。」

不過，與陶淵明的悠然自得、不問世事的東籬之趣不盡相同，華世奎並非甘心退隱，而是不得已而爲之。他曾在日記序言中寫道：「當國變突起，既無力撥亂反正，又不甘憂辱以死面見先顔，以至於今。今世何世？所與並世者何人？必履清道潔，堅堅然獨尊其身……雖古道存亡，匹夫有責，向爲世所迫，必不得已然後出此最下之途。」退隱天津後，他與溥儀保持著密切聯繫。他爲吕海寰所作有《吕鏡宇尚書海寰丁卯重逢鄉舉賀詩四首》，其三云：「南内月沉天寶曲，東籬花醉義熙觴。莫論畫餅充飢否，數典猶能祖不忘。」道出了他對張勛復辟一事的支持態度。張勛復辟時，吕海寰曾出任弼德院顧問大臣。華世奎心裏清楚，大清不可能再生，復辟之舉不過是畫餅充飢罷了，但是，在他看來，張勛與吕海寰這種知其不可而爲之的態度仍值得褒揚。

華世奎還頗用心於社會事業，堪爲天津士紳的代表。在文學方面，他曾爲天津影響一時的城南詩社的重要成員，與當時的朝野名流、息影遺老或其他地方縉紳詩酒酬唱頗多；在文化教育方面，他又是當時崇化學會的主講人員，嚴修死後，則由華世奎主持學會事務，在提倡國故與研究講授經史方面貢獻甚大，他還主持天津每年的文廟祭祀；在社會事務方面，他積極捐資賑濟受灾民衆，上書政府請求免除百姓土房與草房的税捐。此外，有兩件事也可見他在當時社會上的影響力。一是，積極參與天津「雙烈女事件」，並最終迫使當局改判，一時間轟動全國。二是，他參與了天津的「禁舞風波」，造成了全國性的大争論。華世奎如此的經歷和心態，體現在詩歌中，就是他的東籬之趣時時伴隨著東山再起之志和務有爲於世之心。如其《壬申十月初十日遠伯生日次日又爲其長子夷介完婚賀以四律》所云：「籬邊送酒親元亮，座上圍棋伴謝公。」此外，《次韻和張協卿鄂中見寄之作》也道：「北海無文舉，東山有謝安。」這兩首詩中，遠伯爲張志譚，段祺瑞執政時，曾任國務院秘書長，一直對國民政府持反對態度，甚至不惜參與策劃建立華北僞政權；協卿爲張克一，光緒間舉人，曾任直隸固安縣教諭，現在無法確考他赴湖北所爲何事。但是，華世奎的態度很明顯，即勸其不做直接反對曹操而被殺的孔融，而做暫時隱居而日後東山起事的謝安。而他的《秋夜述懷》一詩云：「未必陶潛真愛酒，亦非商皓樂投冠。早知闇淡能藏拙，免被人呼亡國官。」則更是認爲，陶淵明愛酒是因爲面對晋亡而不能有所作爲的消遣。於此也可以見出，華世奎確實飽含有所作爲的用心，只是時勢不容，不免如失水蛟龍。

晋唐以來，歷代尊陶者共同構建了一部豐富綿長的陶淵明接受史。袁行霈曾將陶淵明詩歌的主題歸納爲五類：徘徊回歸、飲酒、固窮安樂、農耕、生死。這也成爲後世詩人中以陶爲尊者予以繼承的主要方面。華世奎對陶淵明的接受，也包括了這幾方面，但同時也形成了他的獨特性。要之：一是，對陶淵明的接受同時體現在人格與詩歌兩個方面；二是，尤其推揚陶淵明作爲遺民的忠貞之節；三是，跟多數的易代之際的尊陶者不同，華世奎存有東山再起之心，因此他在詩中常將「陶謝」並用，不過這個「謝」不是池塘春草的謝靈運而是東山再起的謝安。

一九四九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史，在不同程度上忽視了當時傳統詩文大量存在的歷史事實，再加上華世奎詩名爲書名所掩，故其詩歌方面很少有人關注。而經過對華世奎的詩歌創作加以重新審視，很容易發現當前近代文學史類著作中存在的缺憾，並體認到華世奎在文學史方面的重要意義。可以説，一方面，盡管胡適在一九二二年冬發表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宣稱：「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産了。從此以後，完全是新文學的創造時期。」但是，實際上傳統詩詞並未斷絶，相反其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華世奎以及他「朋友圈」中的詩人，大多終生從事傳統詩文創作，不僅在當時社會有著很大影響，而且留下爲數可觀的著作。這些詩人與詩作，本身就是近代文壇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面對西方文化的强勢東進，包括詩文在内的傳統文化遭到了猛烈衝擊，華世奎等人依然堅持傳統詩歌創作，無疑具有不乏悲壯的堅守意義。而且，尤其是在日本入侵，平津等地淪陷之後，日僞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他們的詩歌更是成爲對抗侵略的武器。在這樣的語境之下，華世奎的詩作，在很大程度上可謂淪陷時期天津傳統文化傳承的主要形式，並且承擔著凝聚中國文化認同的重要角色。

此外，華世奎之父華承彦，營鹽業爲生，而好詩書，工書法，富收藏，又精通易學。他與詩學大家楊光儀等過從甚密，又同劉錫九等結爲九九消寒社，雅集唱酬。在易學方面，他强調以誠爲本，以實用爲歸，著有《學庸述易》、《衛道編》、《讀易隨筆》等。晚清社會面臨劇變，而華氏家道亦自盛而至於敗落，華承彦感於此，遂究心易道，一方面廣搜諸家之說以考辨，同時又施之於家事以驗證，因此其爲學帶有强烈的致用色彩。晚年，他更以《大學》、《中庸》與《周易》互證，由之反對朱熹從《禮記》中析出《大學》、《中庸》的做法，提出《大學》、《中庸》皆出自《周易》，並「節節疏通而證明之」。華承彦的易學，代表了清代學術的一種新趨向，即反對程朱理學對儒家經典的割裂，而通過科學考據在復古還原的同時，進一步尋求融會貫通和經世致用。這種思想和做法，在今天依然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