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生平与诗

一、石屏人生与诗

在我国历代诸多诗派中,南宋时期的江湖诗派,历史较长,影响亦大,涉及的人最多,仅四库全书本《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就收有一百多人的作品。江湖派诗人出现于高宗、孝宗时期,盛于光宗、宁宗、理宗时期,以至于宋末,与整个南宋历史相始终。江湖诗体,受“四灵”影响,反对“西昆体”和江西派,以在野之身,写江湖之情景,别具一格,成为后世处江湖者标榜之旗帜。江湖派中最有资格的代表当首推戴复古,他布衣终生,而诗作繁富,在南宋诗坛上“负盛名五十年”。同时期的文人学士就称赞他:“其诗清苦而不困于瘦,丰融而不豢于俗,豪健而不役于粗,闲放而不流于漫,古澹而不死于枯,工巧而不露于琢,闻而争传读而亟赏者何啻数百千篇!”“天然不费斧凿处,大似高三十五辈,……晚唐诸子,当让一头。”而他的词在《四库全书》提要称为“豪情壮采,直逼苏轼”。这些似略有过誉,清人评之为“晚宋之冠”,应是比较恰当的。戴复古的诗词能达到如此境界,当自有其渊源。

(一)戴复古的生平

戴复古(1167—1246？),字式之,号石屏,其出生地在今浙江省温岭市塘下镇(宋时称作南塘)。

戴复古的父亲戴敏(？—1168？),号东皋子,不肯应试,但以作诗自乐,至死不悔。他曾写过一首《小园》诗:“小园无事日徘徊,频报家人送酒来。惜树不磨修月斧,爱花须筑避风台。引些渠水添池满,移个柴门傍竹开。多谢有情双白鹭,暂时飞去又飞回。”时人称其“一篇之中,欢适伟丽,清拔闲暇,四体俱备”。戴敏早亡,诗篇零落,戴复古多方搜寻仅存十首,他将父亲诗编在自己诗集的卷首得以流传了下来。戴敏还善于书法,有钟、王笔意,“书名入御定书谱中”,可惜也已散失无存了。戴敏死时,复古“方襁褓中”,他对亲友说:“我的病已无救了,可惜儿子还很小,我的诗就没有传人了吗？”长叹一声而死。

戴复古终生布衣,生平活动,史传缺载,只能从他的诗词序跋和同代人的行踪中钩稽出一些资料,通过排比,勾划出一个梗概。

戴复古的家乡南塘,背山面海,风景秀丽,山名屏山,山脚一村叫屏上,屏山南谷口有一块屏石,拔地而起,高约五米,宽约二米,状如屏风,石上长满了藤蔓、苔藓。复古幼年常在此石下玩耍,后来他就因此自号石屏。这屏石至今还耸立着。

稍长之后,复古听到了父亲惨痛的遗言,就立志学诗,决意“传父业,显父名”,放弃常人走的读书、科举、做官这条道路,另选了一条充满荆棘的艰辛的道路,决心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戴复古幼年失学,常为“胸中无千百字书,强课吟笔,如商贾之乏资本,终不能致奇货也”而自谦,虽然这对于形成自己清新流丽不尚用典的诗风大有裨益,但他年轻时为了学诗,不囿于家学,还是遍访了名师,“雪巢林监庙景思,竹隐徐院渊子(本市温峤镇上珙人),皆丹邱名士,俱从之游,讲明句法,又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通过向林景思、徐渊子和退休赋闲在家的陆游学诗,继承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形成了以后的现实主义的创作风格。

戴复古的早期作品以用乐府旧题创作的五古为多,因为年轻,经历和阅历毕竟太少,诗料也就不多,只能从利用旧题开始,但在老题材中讨生活,终无多大意趣,所以流传下来的不多。现在《石屏诗集》中收留的《饮马长城窟》《罗敷词》等仅有的几首旧题古风当是他这一时期作品。

也许,他最初“以身许诗”只是一种年轻人的冲动,他在儿子周岁时所作一诗中有:“十岁聪明开,二十早奋发。胸蟠三万卷,手握五色笔。策勋文字场,致君以儒术。不然学孙吴,纵横万人敌。为国取中原,辟地玄冥北。”他希望儿子“以身许国”,并不要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也去“继父业”。虽然他自己未入科场,但他并不反对儿子去“策勋文字场”,所以他当时也未必没有过求取功名、衣锦还乡之念。说实话,中国文人“致君以儒术”的思想或者说抱负都是根深蒂固的,要不然他早该隐姓埋名终老林泉,又何必舟车海内、游食江湖呢？

戴复古游食江湖的真正目的,应是“倒餐甘蔗入佳境,昼着锦衣归故乡”。他在《都中书怀呈滕仁秘监》中有:“一饥驱我来,骑驴吟灞桥。通名丞相府,数月不见招。欲登五侯门,非皓齿细腰。”这里说得比较明白,作者到京都,为的就是以诗求进。古时欲求用于世,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走科举的道路,学而优则仕。“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通典》卷十五)。另一条路就是献诗当道,以求提携,这是一条捷径。唐朝杜甫在二试不售之后,曾作诗赠韦济、张垍,希求汲引。李白也曾遍干诸侯,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诗文谀人、自炫之辞充斥,与以后的长揖傲王侯之李白判若两人。这不奇怪,干谒请托是当时风气,李、杜不甘沉沦,总想作一番事业,自不能免俗,我们要看到他们在热衷仕进的追逐中,确乎有一点用世的真忱在焉。当戴复古满怀报国之情却报国无门,碰了几次壁后,才逐渐地看清了官场的腐败,亲身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他又觉得有点不愿与争名趋利者同流合污,于是悟到“平生错做功名梦”,渐渐地冷淡了功名之念,以作诗为唯一寄托,“诗成胜得官”,也就是说作诗的兴趣渐渐地胜过了做官的兴趣,使他从“达则兼济天下”,变到“穷则独善其身”上来,这时才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布衣诗人。

戴复古的游历过程,只散见于诗集中,较难弄清其来龙去脉,同时代的吴子良在1243年作的《石屏诗后集序》中,也只有:“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僻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吴子良只顾了对仗工整,却没有记下前后次序。稍后的贡师泰在《重刻石屏先生诗序》中也犯了这个毛病:“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五老九嶷诸峰,然后放于淮泗,以归老于委羽之下。”只点出了地点,仍无补于考。

据戴复古的《镇江别总领吴道夫侍郎,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甚切》:“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则戴在江湖凡四十年,这四十年中凡三次出游,第一次是“京华作梦十年余”,一无所获而回家,回家后才知道妻子已死。第二次游历二十年后归家。最后一次由其子从镇江接回,年已七十。

1.第一次出游

戴复古在娶妻生子、学诗有成之后,开始满怀信心地仗剑出游,出游的目的地是京城临安。“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与世周旋持酒盏,观人胜败坐棋坊。”他兴高采烈地来到京城,投亲靠友,希望能一举成名。然而现实生活是冷酷的。当时京城之中,诗人为谒客者,已是“什百为群”,他一个无名的青年,怎能出人头地。他空等了几年,大为失望,只能是“真龙不用只画图,猛拍栏杆寄三叹。”这时他初次离家,写了不少怀家的诗:“湖海三年客,妻孥四壁居,饥寒应不免,疾病又何如,日夜思归切,平生作计疏,愁来仍酒醒,不忍读家书。”此时宋金边衅已起,他再向北行,来到鄂州和淮河流域靠近前线的地方。“十年浪迹游淮甸,一枕高眠到鄂州”,想在从军入幕一途找找出路,结果仍是“活计鱼千里,空言水一杯”。

这次前线之行,他亲身领受了“吾国且以小,边疆风正寒”的局势。1206年10月,金分兵九路南下伐宋,破真州、云梦,滁州淮河一带又遭残破。在此之后,他写下了著名的爱国诗篇《频酌淮河水》《淮村兵后》《盱眙北望》等,反映了人民饱受战争苦难,表达诗人热爱祖国、怀念中原失地人民的深沉感情。

这十年外出活动破碎了他的衣锦还乡之梦。“京华作梦十年余,不道南山有敝庐。白发生来美人笑,黄金散尽故交疏。”于是想到“明知弄巧翻成拙,除却谋归总是虚”,他只好失望而归。

“十载身为客,几封书到家。”由于音讯难通,他回来后才发现家中出了变故,就在戴复古浪迹江湖时,结发之妻已一病身亡,病中她还题二句诗于壁:“机番白苧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他见诗触景伤情,续成一律:“伊苦天边望藁砧,天边鱼雁几浮沉。机番白苎和愁结,门掩黄花带恨吟。自古诗人皆浪迹,谁知贤妇有关心。归来却抱双雏哭,碑刻虽深恨更深。”戴复古与发妻一往情深,如今失意而归又逢丧妻,真是祸不单行,他面对亡妻的像不禁唱出:“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梦井诗成增怅恨,鼓盆歌罢转凄凉。情钟我辈那容忍,乳臭诸儿最可伤。拂拭丹青呼不醒,世间谁有返魂香。”那时两个儿子只有十多岁,实是催人泪下。

2.第二次出游

这次离家,大约是从温州、青田一带西上经江山、玉山,至豫章,一路有诗。以豫章为落脚点,他在江西长住了一段时间,并在赣江、袁江、抚河、信江之间走动,后来还到过杭州、福建、湖北、湖南、江苏、安徽。约二十年后回家。这次出游首先是因在家耐不住寂寞,“到底闭门非我事,白鸥心性五湖傍”。当时又闻有不少京官调往江西,江西有了不少熟人,他知道京城米贵,居大不易,于是想得到地方官的帮助。他在江西住了一段时间,结果也很失望。失望之中他很矛盾,感到“山林与朝市,何处着吾身”,政治上是失败了,于是转向第二个目标——即广交诗友,切磋诗艺。这个目标倒是实现了,诗歌创作获得了丰收。“蹭蹬归来,闭门独坐,赢得穷吟诗句清。”在他前十年中渐渐播开了诗名后,到这一阶段,时贤、官吏、文人、游士争着与他结交,像楼钥、乔行简、魏了翁等高官与他时有唱和。与赵汝腾、包恢、吴子良、巩丰、赵蕃、曾景建、高翥、刘克庄、赵以夫、翁卷、孙季蕃等同期诗人,或结诗社,或互相品评诗稿,在文坛中逐步形成了江湖诗派。这期间,他作诗最多,诗集之中,大半作于此时。

就在这一时期,戴复古在江西出了一段感情公案使得后来的史学家讼争不休。

就在1208年左右,戴复古到了武宁,武宁有一个姓金的富翁喜欢他的诗,欣赏他的才华,就把女儿金伯华嫁给了他。就像战国的公子重耳出亡至秦一样,他也不想再走了,就在武宁一住三年,三年后忽然想回家,妻子追问原因,他告诉她曾经结过婚,家有幼子。富翁知道后大怒。妻子赠了一首词给他作为饯别:“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戴复古离开后,妻子就投河而死。此事各书记载的不少,江西的地方府志《豫章书》《南昌府志》和陶宗仪的《辍耕录》均录此事。对此,有的承认,有的否认。《石屏诗集》里还有一戴复古的《木兰花慢》词,据说与此事有关。所以此事未必没有。其词哀婉可传,姑妄听之可也。

浪迹江湖的生活充满酸甜苦辣。作为一个文人,低声下气地求人提携,实出无奈。他在《都下书怀》中写道:“读书增意气,携刺减精神。道路谁推毂,江湖赋采苹。”当时,落魄文人以游士为生涯的不少,“庆元以来诗人为谒客者相率成风,干求一二要路之书,副以诗篇,动获千万缗;往往雌黄士大夫,口吻可畏”。像宋谦父干谒了贾似道,得楮币二十万,造起了一栋华丽的房子。而戴复古则颇知自重,“广座中不谈世事,缙绅以是益多之”。然而流浪生活中常常出现窘态。一次雪中生病,无米可炊,就像孔子厄于陈蔡之间而绝粮,他只好作诗向来访者乞米。《谭俊明雪中见访从而乞米》:“门外雪三尺,窗前梅数枝。野夫饥欲死,谁与办晨炊。”梅不解饥,强颜乞米,可见他客居他乡的困苦。当然这是比较极端的现象,平时总常有人送米送钱,如《谢王使君送旅费》:“黄堂解留客,时送卖诗钱。”他平生好施予,即人有所赠遗,亦缘手尽,所以有时饔飱不继。约在1227年,上半年到江西,在《万安江上》有“不能成佛不能仙,虚度人间六十年”“无奈秋风动归兴,明朝问讯下江船”。动了归兴,于是请倪祖义和赵希迈作了序跋,后经玉山拜访了赵蕃兄弟,然后回家。

3.第三次出游

大约在1229年春,他第三次出游,“白发出门来,三见梅花谢”,“昨夜梦中归,及见老妻哭”。从六十多岁到七十岁这一段游历,足迹较为清楚。他先到福建,再转江西,1234年二次入福建,然后出梅岭,游广州、桂林,再折回衡阳,又经长沙,第三次到鄂州。在1236年后往东游吴门、扬州,1237年被儿子从镇江接回家。这近十年中,主要是访友,并请人为诗集作序,安排付梓。他二至福建,第一次是1229年春请陈昉作诗序。第二次是1234年,在邵武结识了严羽,并在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做了一段时间的军学教授,《邵武县志》已有记载。10月王子文为《石屏集》作了序。

1234年冬,王子文邀严羽和戴复古同登望江楼饮酒作诗留下一段佳话:望江楼在邵武城东的富屯溪畔,楼高十余米,檐牙三重,登之可望十里。这时严羽才20来岁,戴复古已是赫赫有名的诗人,并以学官身份临驻邵武。太守王子文爱诗,但倾向于江西派。严羽参禅理,提倡“妙悟”,力追盛唐,反对风靡一时的江西派。这一天,三人在望江楼饮酒论诗,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戴复古倾向于严羽,反对江西派,但又不同意把诗说得太空灵,太玄妙。后来戴作了《论诗十绝》系统地表达了作诗的见解,统一了一些基本观点,成为诗坛佳话,留传至今。此后戴与严羽结成了忘年之交,后人为纪念这一雅事,把望江楼改称了诗话楼,并塑三人像于楼上供人瞻仰,成了福建一大名胜。(见《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鹭江出版社1987年)

1237年,戴复古终于厌倦了四十年的江湖生涯,辞别故人,踏上归程。“阻风中酒,流落江湖成白首,历尽间关,赢得虚名满世间,浩然归去,忆着石屏茅屋趣,想见山村,树有交柯犊有孙。”这时他的诗名很盛,一路上赵葵、吴渊等故交、地方官馈赠较丰,最后有了一笔安家之费。“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老妻悬望占乌鹊,愚子催归若杜鹃。济世功名付豪杰,野人事业在林泉。难禁别后相思意,或有封书寄雁边。”他终于回归林下。

4.最后十年

戴复古归后,年已七十,自此开始了他的老年生活。“焚香观化,付断简于埃尘,隐几闭关,等一楼于宇宙,离群绝侣,对独影为宾朋。”无求人之累,无奔走之苦,回到江南富庶之地,他的心情十分畅快,儿子新筑了小楼以安老者,他过起了饮酒作诗安乐富足的隐士生活。所以有:“丰年村落家家酒,秋日楼台处处诗。”这一期间,他的侄孙辈已长大,每月与之结社倡和,分韵赋诗,留下了诗词140余首。

戴复古晚年居家,每年的岁旦岁暮总要作几首诗纪念,自75岁至80岁,年年新岁有诗。“七十九岁叟,时吟感寓诗,年高胡不死,身健欲何为。”“我已八十翁,此身宁久绊。诸君才杰出,玉石自有辨。”这里可看出他已年高八十。此后未见再有诗,也许这首就是绝笔诗了。看来,他的卒年大约是淳祐六年(1246)。死后葬于屏山,后人还建了戴相公庙纪念他。

(二)戴复古诗歌的思想内容

戴复古的一生,正处于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代,异族入侵中原,淮河以北大好江山沦入异族统治之下,使人生出“如此江山坐付人”之叹,而逃到南方的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一味追求享乐,广大的人民备受凌辱,痛苦不堪。国耻民难,激起了多少爱国志士心中的巨澜。他们都一致高呼,要用战斗来收复中原,实现国家统一。才华横溢的戴复古,坚定地站在主战派一边,高唱着“直把气吞残虏”,鼓动抗金。他一生未入仕途,奔波于江湖之上,南宋政治的腐败、官场的虚伪和庸俗、郁郁不得志的坎坷经历,给他的诗词创作以深刻的影响。在他的作品中,有伤时忧国的激愤,中原陷落的惨痛,壮志难酬的慨叹和对大好江山的歌咏。在他那色彩斑斓的诗作里,始终贯串着一个爱国主义和关心人民疾苦的重大主题。戴复古诗词的思想内容有五大特点:

1.伤时忧国

戴复古一生布衣,半世江湖,但他未能忘情山水,却常为国事担忧。他在世时,宋朝与金、蒙发生的几次战事,他的诗作中都有反映,使人感受到一颗滚烫的爱国之心。“昨日闻边报,持杯不忍斟。壮杯看宝剑,孤愤裂寒衾。风雨愁人夜,草茅忧国心。因思古豪杰,韩信在淮阴。”1206年开禧北伐失败,金兵九路南侵,形势岌岌可危,他想起了淮阴侯韩信,顿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之慨。因为国无良将,而统治者又不思卧薪尝胆,“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致使草茅之臣长夜难眠,有酒也不忍斟。1221年,金破宋蕲州、黄州,形势再度紧张,诗人作《遇淮人问蕲黄之变,哽噎下不能语,许俊不解围,乃提兵过武昌》记载了此事,并谴责了许俊拥兵自保的行为。1227年楚州军乱,姚翀平定了兵乱,诗人作《寄姚楚州》赞扬他“临机一着妙,入境众心安”。1233年,金乞和于宋被拒,1234年宋、蒙合围灭金,他都有诗作,他以诗的形式记载了史实,可补历史记录的不足,堪称“诗史”。

戴复古一生希望收复中原,恢复故国,他年轻时就期望儿子长大能“为国取中原,辟地玄冥北”。到老还希望老朋友丰有俊能“唤起东山丘壑梦,莫惜风霜老手,要整顿封疆如旧”,可是现实十分令人失望,他在《盱眙北望》中写道:“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面对着“乾坤限南北”的局面,有山而怕上,诗人对朝廷以淮河自守,不图恢复,感到无比痛心和愤慨。这首诗与刘过的《登多景楼》相比,有异曲同工之妙:“壮观东南二百州,景于多处最多愁。江流千古英雄阻,山掩诸公富贵羞。北国怀人频对酒,中原在望莫登楼。西风战舰成何事,空送年年使客舟。”偏安一隅的耻辱,时时啮噬着作者痛苦的心,目击大好河山变成膻腥之地,故国之思更加强烈。“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无主小桃、茫茫烟草、晓鸦绕树,败垣故井,真实地记录下了一片凄凉的景象,构成了引起人们伤感的氛围,使缕缕怀旧之意,升华为忧国忧时之情,把应该是充满生气的桃花、井灶、矮墙等意象与当今满目萧瑟的具象缠绕在一起,更深刻而含蓄地透露出故国山河沦落之恨。此中高超的手法,可与杜甫比拟,所以姚镛指出:“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

2.讽喻朝政

戴复古以在野之身,对时政往往看得更为明白,对局势的剖析也更大胆、犀利,所以王子文在《石屏集序》中评价是:“长篇短章,隐然有江湖廊庙之忧,虽诋时忌,忤达官弗顾也。”

1214年5月,金迁都南京(开封),真德秀上书奏边事,不顾忌讳一疏万言,略言:“今当乘敌之将亡,亟图自立之策,当事变方兴之日,示人以可侮,是堂上召兵,户内延敌。请罢金岁币。”事后,戴复古获见此疏,伏读再三,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他一气呵成三百余言的长篇古风,坦率地写出了对时政的见解:“百年河海行胡朔,恨满东南天一角,夷甫诸人责未酬,志士愁眠剑锋落。……请朝廷,厉精兵,择良将,办多多,策上上,更选人材,老练通达,分守要冲,讲明方略,一贤可作万里城,一人可当百万兵,当令国势九鼎重,所赖君心一点明。”可惜统治集团苟安偷乐,不图恢复,君心未明。于是作者把笔锋直指朝廷:“朝廷为计保万全,往往忘却前朝耻。”身为堂堂大宋皇帝,却向金国小朝廷纳币称臣称侄,真令天下英雄扼腕,所以诗人一针见血地指出是统治者贪生怕死,忘记了国耻家仇。如此大胆直言,实是可敬可佩。

1234年,南宋派孟珙联合蒙古兵灭金后,南宋小朝廷上下兴高采烈,大事宣扬,边臣论功,朝臣颂德,陶醉在虚假的胜利之中。诗人头脑清醒而有远见,他在《闻时事》中写道:“昨报西师奏凯还,近闻北顾一时宽。淮西勋业归裴度,江左声名属谢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风渐老惜花残。事关气数君知否？麦到秋时天又寒。”诗人敏锐地看出今后局势将更危急,蒙古人将更难对付,蒙古取金后又将南进灭宋,“麦到秋时天又寒”一句,既明显又含蓄地指出了在这种虚假的胜利之后接着将像秋时转寒一样,国家更大的危机就在后头。后来事实的变化,果然证实了他的预言,作者的远见卓识于此可见一斑。

还有像“邦计伤虚耗,边民苦乱离。诸公事缄默,三学论安危。灾异天垂戒,修为国可医。传闻上元夜,绝似太平时。”以边民之苦与上元夜对比,以诸公的缄默与三学士人越职论事对比,嘲讽了统治者的醉生梦死,“黄屋见闻远,朱门富贵忙。屠沽思报国,樵牧解谈王”,生动地表现了下层人民心系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诗人关心时局、哀其不争的心情。

3.同情人民疾苦

诗人从小来自乡村,游历江湖,也长久地生活在社会中下层人们中间,对群众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写群众生活,写人民的疾苦也就特别真切感人。如《大热》:“田水沸如汤,背汗湿如泼。农夫方夏耘,安坐吾敢食!”诗中写天气之热和大热中农夫耕作之苦,自己不敢安坐而食,表达了作者对农夫的朴素的感情。南宋战祸不断,苛捐杂税繁多,负担沉重,农夫受耕作之苦,却享受不到丰收之乐,作者在《织妇叹》中运用对比手法,揭示得尤为深刻:“春蚕成丝复成绢,养得夏蚕重剥茧。绢未脱轴拟输官,丝未落车图赎典。一春一夏为蚕忙,织妇布衣仍布裳。有布得着犹自可,今年无麻愁杀我。”诗以织妇自叹的形式,诉说她们的愁苦,一年辛苦,为人作嫁,到头来连筹办麻布衣服御寒都成问题。前朝张俞有《蚕妇》诗:“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试与上诗相比,戴诗更具体,更真切。石屏诗中悯农之作较多,而《嘉熙已亥大旱荒六首》和《庚子荐饥六首》真实地记录了诗人在家乡亲身经历的1239年、1240年大旱灾,堪称为这类诗代表作。作者从“四野萧条甚,百年无此荒”的景象写起,写出了数万饥民嗷嗷待哺,饿殍遍野,而富户却乘时闭粜,官府赈恤,也只是一纸空文,逼得饥民以草木为食,相聚为盗,揭示了官逼民反的过程。同时发出“与人同一饱,安得米千艘”之叹,反映出诗人与人民休戚相关的精神。这二组诗歌,最具有人民性,试举其一:“饿走抛家舍,纵横死路歧。有天不雨粟,无地可埋尸。劫数惨如此,吾曹忍见之。官司行赈恤,不过是文移。”其他还有《江涨见移居者》《刈麦行》等诗也都充满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4.歌咏景物

诗人好游历登览,“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僻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南半个中国,他游历几遍,面对祖国壮丽河山,他总是热情讴歌。但纯乎写景的又不多见,唯《江村晚眺二首》早已脍炙人口:“数点归鸦过别村,隔滩渔笛远相闻。菰蒲断岸潮痕湿,日落空江生白云。”“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舠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江村二首写诗人家乡近海江边的风光,用白描手法,突出归鸦、渔笛、落日、渔船、白鸟等傍晚景象,有声有色,既宁谧又安闲,最后白鸟飞入白芦花,又静中有动,别有妙趣。

戴复古的歌咏景物诗,大多寄寓着家国之思,更见深沉,如《南岳》:“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再如《水调歌头·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由吞云楼触发,直要气吞残虏。登览不仅是为了一饱眼福,而是为了西北望神州,但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不已。

5.吟唱友情

诗人浪迹,交了不少朋友,有姓名可考的就有300多人,这些人都有诗唱和,所以这部分诗特多。多了就难精,但于中也有不少诗写出了真挚的感情,至今读来令人动情。如《别邵武诸故人》:“白发乱纷纷,乡心逐海云。此行堪一哭,无复见诸君。老马寻归路,孤鸿恋旧群。酒阑何处笛,今夜不堪闻。”此诗写离别之际难舍难分之情,诗人以孤鸿、老马自况,更显孤单,正在“醉不成欢惨将别”之时,忽有笛声传来,倍感凄怆,真能催人泪下。这里需要指出来的是戴复古不但敦于友谊,特别对落难、贬官的朋友,他更见亲切,倍加青睐。他自己不是达官贵人,不能助人一臂之力,但能相濡以沫,落难之中见真情,从这些小事中可见一个人的品质、情操,所以在当时江湖之上很有名声。有一年戴复古远在福建,得知青年诗人姚镛因触犯权贵陈子华,被远窜岭南,他不但不避忌,还不远千里特地“度梅岭、涉西江”和他相会于“衡岳之阳”,表示安慰,并作一诗:“寒入疏蓬夜雪深,是非难辩口如喑。一官不幸有奇祸,万事但求无愧心。”姚镛十分感激,还赠一诗:“万里寻迁客,三年见此人。”并对他的“其于朋友故旧之情每倦倦不忘”给予很高评价。观诗集中,像《有议袁蒙斋者》《曾景建得罪道州听读》等诗颇不少,确是难得。

戴复古诗词的内容十分丰富,还有一些感叹身世之诗,思乡怀家之作,也都很有特色,这里不一一列举。然而戴复古又生活在宋儒理学的时期,他与真德秀交往颇深,总或多或少受了影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所以在他的诗里,有时也发一点极迂腐的言论,如《侄孙景文多女贺其得雄》:“阴极一阳转,君家气数回。”《饮中达观》:“人生安分即逍遥,莫向明明叹不遭。赫赫几时还寂寂,闲闲到底胜劳劳。一心似水唯平好,万事如棋不着高。王谢功名有遗恨,争如刘阮醉陶陶!”还有“万事尽从忙里错,一心须向静中安”,等等。这些都表现出了诗人思想上消极守旧的一面。

(三)戴复古诗词的创作风格

宋诗是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又具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宋初西昆体继承了晚唐五代浮靡文风,片面追求声律谐协和词采的华美。至北宋中期,被欧阳修等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所取代。后来宋文长于议论的特点也传染到了诗歌之中,黄庭坚、陈师道等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江西诗派,风靡一代,成为时尚。于是“四灵”诗派、江湖诗人就群起而攻之,他们选择了晚唐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别树一帜。戴复古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氛围之中。

戴复古年轻时学诗于林景思、徐渊子、真德秀、陆放翁,后又游历江湖,广结诗友,“所酬倡谂订,或道义之师,或文词之宗,或勋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钓酒侠之遗,凡以为师友者何啻数十百人。”于是诗艺大进,成为大家。真像清人宋世荦所评:“瓣香于杜老,亲炙于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

戴复古的诗作,受“四灵”和晚唐诗的影响较多,他反对蹈袭古人,反对好奇尚硬,主张自出机杼和音韵天成,具有鲜明的特点。1234年,他在邵武,与王子文、严羽诸家论诗,专门写了《论诗十绝》阐明自己的观点。

在《十绝》中,他主张首先意义贵雅正,要文以载道,反对游戏文章。其次是气象贵雄浑,反对雕锼太过,提倡朴实,避免粗俗。其三是提倡直抒胸臆,反对循习陈言。其四是言之有物,关心国事。其五音节婉畅。其六要善于炼字炼句。这些诗歌主张切中当时诗坛流弊,很有针对性。宗廷辅《古今论诗绝句》:“宋人论诗都见诗话。唯以诗论诗,止此《十绝》,石屏一生得力,略属此《十绝》,即有宋一代诗学,亦略包此《十绝》中,其语直截痛快,度尽初学金针。”以诗论诗的不多见,虽非戴氏一家,而如此系统地论诗,确实是空前的,评价很有道理。戴复古还在词中论诗,如《望江南·石屏老》,也十分难得。

《十绝》是他的诗歌主张,他在创作实践中也是身体力行的,纵观他的诗词,有三个特点比较明显,那就是:意境开阔、风格豪放;不用典或少用典;艺术语言多采多姿。

诗人学陆游,笔触奔放,气度恢宏,在古体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古体格律稍弛,能容纳其横放杰出的诗思,所以他喜作、多作。如《毗陵天庆观画龙呈王使君》:“一龙翻身出云表,口吞八极沧溟小,手弄宝珠珠欲飞,握入掌中拳五爪,一龙排山山为开,头角与石争崔嵬。波涛怒起接云气,不向九霄行雨来。”再如《题岂潜平远图》:“海天龙上下,秋日鹤翱翔。”不但句有气势,并画出海天空阔,烟云变幻景象,非身至其境,不知诗之妙也。还有像《南岳》先写出其气势:“南云飘渺连苍穹,七十二峰朝祝融,凌空栋宇赤帝宅,修廊翼翼生寒风。”诗人展开想象的翅膀,以浪漫主义手法,渲染了南岳的高大伟岸,再笔锋一转:“朝家遣使严祀典,御香当殿开宸封。愿四海,扶九重,干戈永息年屡丰。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山河被占,五岳只留南岳,气象转为沉郁,意象与主题结合得很好,读后觉得十分有感染力。

宋时词作盛行,原来诗中一些柔丽的东西就都撤退到了词里,成为“诗余”,于是宋诗显得枯燥,而宋词越加轻柔,被人视作“小道”。但到了苏轼、辛弃疾、陆游手里,拓宽了词境,创出了豪放一派,戴与辛、陆前后,他的40多首词作里,有一半以上是慷慨激昂的,应该说他在合力开拓词的疆域方面是出过力的,也可算是豪放派中的一位旗手。试看他的“想当时,周郎年少,气吞区宇。万骑临江貔虎噪,千艘列炬鱼龙怒。卷长波,一鼓困曹瞒,今如许”,这一首《赤壁怀古》雄浑天成,其中只三十多字写尽了赤壁鏖兵中波澜壮阔的场面,具体而生动。据说此词写成后,当即受到时人的赞赏。陈复斋每饮中,自按拍歌之。并作大字,刻于庐山之罗汉寺中,可见当时之影响。《四库全书》提要大加赞赏,确是非同一般。

再如《贺新郎·寄丰真州》,这首词在艺术风格上沉郁与豪放,幽怨与雄浑结合,上片沉郁哀伤,下片豪健轻快,气势旺盛雄浑,全词由抑郁转昂扬,由低沉趋奔放,当情感发展至顶点时,戛然而止。这固然与作者的“负奇尚气、慷慨不羁”的个性有关,而更多的则是导源于苏辛词风。作者曾说宋壶山“歌词渐有稼轩风”,其实以此评他自己倒很恰当。

石屏诗词多用白描手法,很少使事用典,通读全集,拗口难懂的几乎没有,他还常用口语、农谚入诗,清新有趣。像《田园吟》:“自古田园活计长,醉敲牛角取宫商。催耕啼后新秧绿,锻磨鸣时大麦黄。桐树著花茶户富,梅林无实秫田荒。狂夫本是农家子,抛却一犁游四方。”题下自注云:“俗谚:茶树发花,茶户大家。又云树无梅,手无杯。”果是田园土气十足,不像有些市井之人强说田园,终隔一层。还有像“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这首词用了不少通俗而清新的口头语,写出客里重阳的景况,生活气息特浓,富有表现力。这在石屏词里,尽至在整个宋词里都是比较新鲜的,所以常被选家挑入选本中,同时也是被后人传诵的全词不用典故的名作。

戴复古诗中也偶有用事的,却用得很自然妥帖,使人不觉其用典。像《寄韩仲止》:“杯举即时酒,诗留后世名。”诗句明白如话,却是从《晋书·张翰传》“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中化出,很是自然。又陈简斋有“客子光阴诗卷里,杏花消息雨声中”,陆放翁有“小楼一夜听风雨,深巷明朝卖杏花”,皆佳丽句也。石屏有“一冬天气如春暖,昨日街头卖杏花”,别有情趣,不觉重复,其意致之佳,也追及前人。

戴复古用字精审,常为同辈人所称道,他自己就说:“作诗不可计迟速,每一得句或经年而成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戴复古尝见夕阳映山得句:“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久未对上,于是提出与朋友探讨,刘叔安以“尘世梦中梦”对,还不惬意,后至都中与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谈诗,鸣道以“春水渡傍渡”相对,当时未觉为奇,后来长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而无路,逐步打渡而行,见此实景,方悟此对之妙。一句五言,与众朋友切磋,见了实景方才放心,其苦心搜索的态度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诗中语言就特别多采多姿。“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黄与白相对,特别醒目,全句白描。黄泥坂写雨中行路之困顿,白板扉写所寄宿田家的贫困,看似不经意,却正是精心描写之处。作者提出要“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要想掌握其中的真谛,他的作品就是很好的例子。

总的来说,戴复古诗词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高度,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原载《石屏诗词三百首》,江西古籍出版社1993年

戴复古《初夏游张园》:“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诗中的张园,在桐乡市石门镇。2002年5月,在该镇民联村南羊庄石门中学基建工地发现了张园遗址。图为遗址中的大片武康石和太湖石。

二、戴复古与严羽

严羽,字仪卿,一字丹邱,自号沧浪逋客,南宋福建邵武人。他是诗歌评论家兼诗人,精于论诗,主张以盛唐为师,强调妙悟和兴趣,批评了诗歌的散文化、议论化倾向,对明清两代诗风的形成和发展有较大影响。

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南宋诗人,江湖诗派里的名家。他反对蹈袭古人,反对好奇尚硬,主张自出机杼和音韵天成,具有鲜明的特点,别创一股清新的诗风。

严羽和戴复古都是南宋后期的著名诗人和独创一说的诗学宗师。

戴复古大约大严羽25岁。在绍定二年(1229)春,62岁的戴复古第三次出门游历,先到福建,再转江西,端平元年(1234)第二次入福建,并在老友——时任邵武太守王子文的邀请下,可能做了一段时间的军学教授(相当于地区教委主任一职),十月份王子文为戴复古的《石屏诗集》作了序。

当时的严羽正值壮年。40岁左右的严羽已逐渐形成了一套对诗歌和诗歌创作的理论,这时他的《沧浪诗话》初成,在福建颇有名气,他和同族的严参、严仁并有才名,人称“三严”。戴复古到了邵武即与严羽相逢订交,一见如故。这时戴复古已是赫赫有名的诗人,并以学官的身份按临邵武,但他对严羽很是推崇,这可从他的长诗《祝二严》里看出:

仆本山野人,渔樵共居处。少年学父诗,用心亦良苦。搜索空虚腹,缀缉艰辛语。糊口走四方,白头无伴侣。前年得严粲,今年得严羽。我自得二严,牛铎谐钟吕。粲也苦吟身,束之以簪组。遍参百家体,终乃师杜甫。羽也天姿高,不肯事科举。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长歌激古风,自立一门户。二严我所敬,二严亦我与。我老归故山,残年能几许？平生五百篇,无人为之主,零落天地间,未必是尘土。再拜祝二严,为我收拾取。

戴复古比严羽年长一辈,诗中戴复古以老前辈的口吻夸奖严羽,并且因为自己残年无几,而把身后代为收拾诗篇的事情托付给了严羽和严粲。诗中论严羽有“风雅与骚些,历历在肺腑。持论伤太高,与世或龃龉”的话,显然是指《沧浪诗话》对“近代诸公”的严厉批评。因此这时大约戴复古已读过了《沧浪诗话》。

严羽与戴复古的生活年代相近,严羽活了50余岁,与戴复古的卒年也相前后(也有人考证同为1248年左右),他们二人的生平经历也很相似,同样不事科举,在战乱之世流离,以诗为业,布衣而终。他们对诗学的见解也有相同的地方:对江西派的以文字为诗、无一字无来历有所批评。但他们各自所推崇的又各不相同。

总体来看,宋诗是在唐诗高度成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又具有着十分鲜明的特色,历来被认为是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中的重要阶段。宋西昆体继承了晚唐五代浮靡的文风,片面追求声律和谐和词采的华美。至北宋中期,被欧阳修等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所取代。后来宋文长于议论的特点也影响到了诗歌之中,黄庭坚、陈师道等变本加厉,形成了“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江西诗派,风靡一代,成为时尚。黄庭坚、陈师道等长期在书斋里生活,脱离了现实生活,他们只能走一条在书本知识上讨生活,在写作技巧上争胜负的创作之路,于是愈来愈走向形式主义。

南宋中叶以后,“四灵”诗派和江湖诗派对江西诗派群起而攻之,他们选择了晚唐贾岛、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别树一帜。

戴复古年轻时学诗于真德秀、陆游,后又游历江湖,广结诗友,“或道义之师,或文词之宗,或勋庸之杰,或表著郡邑之英,或山林井巷之秀,或耕钓酒侠之遗,凡以诗为师友何啻数十百人”。他是旁采百家,于是诗艺大进,像清朝的宋世荦所评的“瓣香于杜老,亲炙于放翁。用能成一家之言,垂千秋之业”。

戴复古的诗,受“四灵”和晚唐诗的影响较多。他反对蹈袭古人,反对好奇尚硬,主张自出机杼和音韵天成,他的诗,意境开阔、风格豪放,不用典,艺术语言多彩多姿,具有鲜明的特色。

严羽一生著有《沧浪诗话》和《沧浪集》。《沧浪诗话》一书系统阐述了古今诗词的艺术风格与诗歌的学习和创作等问题。他首创了以禅喻诗之说,强调“妙悟”与“兴趣”。要求学诗像学禅一样需妙悟,“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也就是通过“熟参”和“酝酿”的办法,去发现诗歌艺术的特殊规律。他批判了诗歌散文化、议论化的倾向,也批评了江湖派的卑琐。他的理论初步接触到了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的区别,但也有脱离现实的唯艺术倾向。他的诗论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但只从印象出发,未能具体分析,同时又说得异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

综上所述,戴复古与严羽一生的诗歌实践与诗歌理论既有相近的地方,又是各树一帜的。

大约在端平元年(1234)冬天,王子文邀严羽和戴复古同登当地的名胜——望江楼饮酒作诗。望江楼在邵武城东的富屯溪畔,楼高十多米,檐牙三重,登之可望十里。这一天三人在楼上饮酒论诗,争论十分激烈。太守王子文也爱诗,倾向于江西派诗人的观点。严羽极力反对,认为以文学为诗,味同嚼蜡,表示绝不当“琴棋诗酒客”,要直取江西诗派的心肝。王子文听了很不高兴,指斥严羽不是文人儒者。戴复古很欣赏严羽勇于探索的品格,又不同意把诗说得太空灵、太玄妙。事后戴复古总结自己的创作实践,写出了《论诗十绝》,系统地表达了自己对诗的见解,统一了一些基本观点,调解了这场诗坛论战,于是望江楼论诗就成历代佳话,留传至今。

到了清代,诗人周亮工以按察使的身份调到福建。他到邵武,特地寻访了严羽的故居,并塑严羽等人的像供奉在望江楼上,为了纪念这次诗坛盛事,就把望江楼改名为诗话楼。该楼后代几度重修,现在还矗立在邵武的富屯溪畔。清代的郡守周揆源有诗:“沧浪高躅杳难寻,但有危楼一水临。溪挟滩催橹声急,鸟含秋意入林深。茫茫云树江天色,渺渺烟波楚客心。解识个中诗趣味,休教往古薄来今。”这首诗也颇有韵味。

原载《戴复古研究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福建邵武市富屯溪畔诗话楼,原名“望江楼”,始建于宋绍定间,是戴复古常与严羽讨论诗词理论的地方,清周亮工为纪念两诗人而改名为诗话楼,为邵武八景之首。

三、旅游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

旅行家徐霞客与戴复古之比较

徐霞客(1587—1641)一生布衣,30多年旅行考察祖国的山川地貌,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撰写出近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是我国公认的旅行家、文学家和爱国主义者。戴复古(1167—1246？)是南宋江湖诗人,比徐霞客早生420年,布衣一生奔走江湖,作诗词2000余首,现存《石屏诗集》,留诗词1000余首。他也是文学家和爱国主义者,但其旅行家的角色至今还未被人们所认识。

(一)旅行家戴复古

戴复古,字式之,号石屏,其出生地在今浙江省温岭市塘下(宋时称作南塘)。戴复古的父亲戴敏(？—1168？),号东皋子,不肯应试,以作诗自娱,至死不悔。戴复古家乡背山面海,风景秀丽,山名屏山,屏山南谷口有一块屏石,拔地而起,后来他就因此自号石屏,这屏石至今还耸立着。戴复古从小就立志学诗,决意“传父业,显父名”,放弃常人走的读书、科举、做官这条道路,另选了一条充满艰辛的道路,决心把诗歌创作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他年轻时为了学诗,走出家门遍访名师,“雪巢林监庙景思,竹隐徐院渊子(本市温峤镇上珙人),皆丹邱名士,俱从之游,讲明句法,又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而诗益进”。通过向林景思、徐渊子和退休赋闲在家的陆游学诗,继承了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形成了以后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

戴复古一生浪迹江湖,也可以说他是一生都在旅行。据戴复古的《镇江别总领吴道夫侍郎,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甚切》:“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江湖凡四十年。据我考证,这四十年中共三次出游,第一次是青壮年时期,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他在娶妻生子、学诗有成之后,开始满怀信心地仗剑出游,先后在京城杭州、抗金前线淮河到武汉一线奔走了十年余。第二次游历大约是四十岁到六十岁,从温州、青田一带过西经江山、玉山,到江西南昌,二十年后归家。以豫章为落脚点,他在江西长住了一段时间,并在赣江、袁江、抚河、信江之间走动,后来还到过杭州、福建、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最后一次是六十多岁到七十岁间,他先到福建,再转江西,又二入福建,南游广州、桂林,再折回衡阳,又经长沙,第三次到鄂州。在1236年后往东游吴门、扬州,1237年被儿子从镇江接回家中,年已古稀。戴复古的游历过程,散见于其诗篇中,同时代的吴子良在1243年作的《石屏诗后集序》中有:“所游历登览,东吴浙西襄汉,北淮南越,凡乔岳巨浸,灵洞珍苑,空迥绝特之观,荒怪古僻之踪,可以拓诗之景,助诗之奇者,周遭何啻数千万里。”稍后的贡师泰在《重刻石屏先生诗序》中也记载着他粗略的行踪:“南游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五老九嶷诸峰,然后放于淮泗,以归老于委羽之下。”从他的《石屏诗集》里,我们可以了解其所到之处相当于现在的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河南、四川等省,曾游览过南岳衡山、广西桂林、绍兴会稽山、杭州天竺山、南京凤凰台、温州雁荡山、台州天台山、江西庐山、苏州虎丘、南昌滕王阁、黄州赤壁、镇江金山、岳阳楼诸名胜。他每到一地,寻幽访胜,交友赋诗,至今存世的有诗1022首和词46首,其中游览景点写下的旅游诗不下100首。他一生布衣,无缘宦游,所以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大旅行家。

(二)徐、戴一生经历之比较

1. 生当末世,家境相似

戴复古生于南宋乾道三年(1167),这是一个偏安一隅积贫积弱的小朝廷统治下的末代之世,因为北方长期的战乱,社会矛盾突出,时世不再太平。幸而戴复古出生在南方未经兵乱之地的黄岩南塘(现在属温岭),一家都能温饱无忧。只是他喜爱作诗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由母亲教其知书识礼。稍长,他听到了父亲遗言,就放弃功名,以诗歌创作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从此成为一个著名的江湖诗人。徐霞客,明万历十四年岁末(公元1587年初)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这时大明王朝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亡国之世,政治的黑暗、朝廷的腐败,使得一些正直的读书人都从官场里抽身而出,另找安身立命之处。也许是徐家藏书楼中,由他的祖父、父亲从四处搜罗而来的许多古今史籍、堪舆地志、山海图经等一些书刊,让他开阔了眼界,使他看到了一个瑰山丽水的新天地。于是立志要像汉代的张骞那样万里远行,去做一个长途跋涉的旅行家。徐家也有一个伟大的母亲, 她在丈夫去世之后,不仅挑起了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免除霞客后顾之忧,而且亲理行装,送儿子踏上漫长的旅游征程。

2. 经历相同,目的不同

徐和戴两位旅行家虽相隔四百多年,但他们都是读书人,都是为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喜爱祖国的大好河山、丰富人生阅历而抛家别子,踏上游历之路的,也都是以一生奔走道路来换取其诗文的成就。徐霞客22岁开始出游,27岁开始书写游记。戴复古也从小出门求学,其友人严粲说他“自小寻诗出”。据张继定先生考证,大约在15岁到18岁之间,他曾就到百里外的临海,拜林宪(字景思)为师以学诗,讲明句法。在24岁到29岁之间,“又登三山陆放翁之门”,这时陆游正在绍兴故里赋闲,经过这段时间的亲聆教诲,他传承了放翁衣钵,接过了陆游高举的爱国主义旗帜,逐步形成了他爱国主义诗词的风骨。他在30岁左右辞家出游,“不能郁郁窟中藏,大笑出门游四方”,从此浪迹江湖以诗为业。可见徐和戴都是从小立志,青壮年出游。然而两人同为出门游历,而其目的却各不相同。戴复古虽然放弃科举,但还是希望求用于世,所以他游历江湖的目的一方面是丰富阅历、访寻诗友,一方面是求上进之道。只是在一次次的碰壁后才认识到世路的艰难,才渐渐冷淡了功名之念,让他从“进则兼济天下”,转变到“退则独善其身”上来,以作诗为唯一的寄托,终于感到“诗成胜得官”。所以戴复古的着眼点一直在于人在于诗,他交友三百,互相唱酬,垂老后才寄情山水。而徐家由于祖辈有过“科场弊案”的污点,“仕途无望”的阴云一直笼罩着这个家族,于是徐霞客从小就断了科场之念,他的游历目的,就是为了探求山水之胜,因此他的着眼点一直在于山水本身。

3.历尽艰难,终成正果

戴复古壮年出游,独闯天下,可谓历尽艰难。一个殷实之家,也供不起长年漂泊在外的浪子,所以他长期依赖的还是朋友之间的资助。但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谁会正眼相看呢,更何况江湖之上这类闯荡江湖的“谒客者”已是“什百为群”。所以他也几次遇到“饔飱不继”的地步,使他的心身都受尽折磨。不过这样的磨难使他更多地接触了下层人民的艰苦生活,成就着他的现实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诗情。直到他第二次出游时渐渐播开了诗名,同时他的一些老朋友都逐渐走上仕途后,他的处境才逐渐好起来,常常会有高官送米送钱。在他积累了四十年成就,成为一位著名诗人后,他才得到了几笔较丰厚的馈赠,有了一笔安家之费,由他的儿子从镇江接回家去,这时他年已七十。但终究还是没有出版诗集的资费,直到他的九世孙在约200年后才得以把诗集整理刊印出来,不过也已散失了一半,当然精品之作是永远不会被埋没的,现在的各种宋诗选本中总会有他的诗入选。

到明代徐霞客出游时,出行的条件就已经好多了,不仅是因为徐家为江阴富户,还因为当时的社会已形成了一种游历的风气,这种风气已成为当时知识阶层的一种时尚,明代纪游文学大盛即可资佐证。他的出行得到了当时许多亲朋好友的认同与支持。有的为他出谋划策拟订游览路线,有的与他一起结伴同行;有的为他修书致函牵线搭桥,恳请远方的友人为徐霞客的远游提供各种帮助。而当时的驿站制度,更为他提供了一些公费旅游。在《粤西游日记三》中,他记载了崇祯十年(1637)秋,在广西的游历,他本无权免费使用公家的驿传系统,但有地方官赠送的马牌(使用驿传的证明信),他动用了七八个夫役,为他和仆人抬轿赶路,还供他吃喝。这在宋代管得较严,戴复古就无缘享受。戴诗《买归舟,篙子请占牌,戏成口号》:“诈称官职不如休,白板无题又可羞。只写江湖散人号,不然书作醉乡侯。”船家请他在船上挂上官牌,可免去路上的一些骚扰和盘查,但他还是实事求是地不打官牌。当然徐霞客用了驿站,路上少了一些艰难,但他因为认真深入地考察边远、岩穴的地形地貌,所以在路上又多了一份艰险,他曾3次遇盗4次绝粮,也曾几次绝路遇险,但都阻挡不了他考察自然的热情,幸而几次遭险均化险为夷,直到56岁因疾病缠身,双脚不能行走,被友人用官船送回了家乡,于第二年年初辞世。不过他的著述当时也未能出版,不久他的手稿又经历了一场灾变,大部分被焚毁。50年后,再由他的后人收集整理出来,至今留存约60万字,成为历史地理学上的名著。

(三)徐、戴游历范围之比较

1.以性灵游,各有千秋

徐霞客一生独游三十年,纵横数万里,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2岁到27岁,他凭兴趣就近浏览了太湖和泰山等地,但并未作记;第二阶段从27岁到47岁,他遍游浙江、福建、黄山、嵩山、华山等名山胜地,作记一卷;第三阶段从50岁到53岁,游历了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名山巨川,共作记九卷。三个阶段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尤其可贵的是他为了细致地考察自然,仅在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还几次深入到人迹罕到之处,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取得了不少地理学上的成就。

戴复古的游历也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30岁前的就近游学,到过临海和绍兴;第二阶段为30岁到70岁间,三次出游,浪迹江湖,大量的诗词都在这一时期写成;第三阶段为70岁到80岁之间,在故乡与子侄辈就近游览作诗。

戴复古以其寿高体健,70多岁了还能登高览胜,其游历时间比徐霞客要长。但南宋是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其势力范围只及淮河南岸,国运衰弱,使他无法涉足北方和西部,永以为憾事,他在《南岳》诗中有“五岳惟今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所以北部和西部的名山大川他无缘得见,半壁河山让他的识见有所局限。当然他也没有刻意去浏览,只是行于其所当行,止于其所当止,因为他还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诗词的创作。所以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更注重人文古迹的考察,历史与时事的对比,他虽然没有地理方面的新发现,但他以诗人的敏感去触摸残山剩水,以细腻的笔触去记录岁月的留痕,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家国之恨,形成了沧桑之感,成为山水诗中的绝唱。

2.徐和戴都游览过雁荡山、天台山和巾子山

戴复古一生在外游历,他常常自称是天台人,曾在几千里外的湖南碰到乐清的翁卷时,作诗称“天台山与雁山邻,中间只隔一片云”。作为台州人,他的家乡距雁荡山最近,甚至比台州的天台山还近,所以他写雁荡的诗较多,至今留下了9首。诗中记载了罗汉寺、灵峰、灵岩、净名、新月、大龙湫等景致。而写天台山的只有2首:《送蒙斋兄长游天台二首》。蒙斋即袁甫,字广微,鄞县(今属宁波)人,1234年任建宁府知府兼福建路转运判官,建宁即现在的建瓯,离江西不远,这时戴复古在江西,他们在江西碰面后,听说袁要去天台,就作诗相送,并以主人身份向之介绍寒山、拾得、丰干、司马承祯等天台僧道名人。天台离南塘仅60公里,由此可见他曾去过天台,可能有些纪游的诗已经散失了。戴复古在浪迹江湖四十年后身心两健,而游兴不减,在已过古稀之年后,仍常与子侄辈在家乡附近的景点徘徊揽胜,他曾两到临海游览,第一次为拜师学艺,没有作品留下,第二次写了一首《巾子山翠微阁》。他还曾到括苍山游览,作《括苍石门瀑布》。他为故乡的风景增添了文化积累,提高了文化品位。

徐霞客一生三次游雁荡,留下了二篇约7000字的游记。他28岁时第一次进入雁荡,五天内游览了灵峰、净名、灵岩、大龙湫等景区,按游程逐日记了日记。47岁时又两次游雁荡,足迹几乎遍及整座雁荡山。他通过实地调查,订正了古书中龙湫之水自雁湖来的错误说法。他还三上天台山,共十九天游览了赤城、桐柏、琼台、明岩、石梁、华顶、桃源、高明诸景,写出了二篇共约5400字的游记。同时三次经过临海,并在好友陈函辉处逗留数天,应游览过巾子山、广文祠等临海名胜,只是游记缺载,可能是散佚了。

(四)徐、戴诗文作品之比较

1. 旅游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

山水旅游文学是我国民族文化遗产中最为丰富的部分,朱光潜先生在《山水诗与自然美》一文中指出:“由唐宋一直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位重要的诗人没有写过大量的山水诗。”以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有一半是旅游文学”。旅游文学是以描绘山川名胜、自然风物为主的写景抒情之作,代表人物有谢灵运、王维、柳宗元、苏轼、徐霞客等人。南宋时期的江湖诗派,历史较长,影响亦大。他们创作的江湖体诗,受“永嘉四灵”影响,上承山水田园诗派,崇尚自然,以在野之身,写江湖之情景,别具一格,更应视作旅游文学创作之旗帜。江湖派中最有资格的代表当首推戴复古,他布衣终生,而诗作繁富,在南宋诗坛上“负盛名五十年”。因而戴复古与徐霞客是我国旅游文学史上的两座丰碑,他们的作品均被编入“旅游文学作品选”,以及各风景点编的当地历代诗文选中。

2.上下求索,各成经典

《徐霞客游记》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比较详细记录所经地理环境的游记,也是世界上最早记述岩溶地貌并详细考证其成因的书籍,是地理学家和考古学家不可多得的研究材料。其文学上的特点有: (1)写景记事,都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2)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3)词汇丰富,语言平实,不因袭套语,不落前人窠臼。(4)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 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所以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戴复古以诗纪游,艺术性更强,品位更高。他游历登览了半个南中国,面对祖国壮丽河山,他总是热情讴歌。像《江村晚眺二首》早已成为经典之作,历来脍炙人口:“数点归鸦过别村,隔滩渔笛远相闻。菰蒲断岸潮痕湿,日落空江生白云。”“江头落日照平沙,潮退渔舠阁岸斜。白鸟一双临水立,见人惊起入芦花。”江村二首写诗人家乡近海江边的风光,用白描手法,突出归鸦、渔笛、落日、渔船、白鸟等傍晚景象,有声有色,既宁谧又安闲,最后白鸟飞入白芦花,逐渐淡出,动中有静,别有妙趣。

戴复古用字精审,常为同辈人所称道。他自己就说:“作诗不可计迟速,每一得句或经年而成篇。”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戴复古尝见夕阳映山得句:“夕阳山外山”,自以为奇,久未对上,于是提出与朋友探讨,刘叔安以“尘世梦中梦”对,还不惬意,后至都中与李好谦、王深道、范鸣道谈诗,鸣道以“春水渡傍渡”相对,当时未觉为奇,后来行村中,春雨方霁,行潦纵横而无路,逐步打渡而行,见此实景,方悟此对之妙。一句五言,与众朋友切磋,见了实景方才放心,其苦心求索的态度可见一斑,所以他的诗中语言就特别多采多姿。“雨行山崦黄泥坂,夜扣田家白板扉。”黄与白相对,特别醒目,全句白描。黄泥坂写雨中行路之困顿,白板扉写所寄宿田家的贫困,看似不经意,却正是精心描写之处。作者提出要“玉经雕琢方成器,句要丰腴字要安”。这里也反映出江湖诗派的创作特点,江湖派诗人身在江湖,观察细致,写景抒情无不精雕细刻。

徐、戴二人游过不少相同的地方,再试以雁荡山的几个景点为例作一具体对比:

徐霞客游记中写灵峰:“由右麓逾谢公岭,渡一涧,循涧西行,即灵峰道也。一转山腋,两壁峭立亘天,危峰乱叠,如削如攒,如骈笋,如挺芝,如笔之卓,如幞之欹。”灵峰是雁荡山的主景点,先写出其方位,再用一系列的比喻,再现山峰的形态,既准确又形象。再写大龙湫的瀑布是:“龙湫之瀑,轰然下捣潭中,岩势开张峭削,水无所着,腾空飘荡,顿令人心目眩怖。潭上有堂,相传为诺讵那观泉之所。堂后层级直上,有亭翼然,面瀑踞坐久之。”这里写出“轰然下捣潭中”实是神来之笔,其中有声音有力度,一个“捣”字,不但写出了水的重量、速度和气势,还写出了灵气,真是活龙活现;接着又以“水无所着”来反衬岩壁的陡峭,既传神又准确,令人过目不忘。

戴复古写雁荡山又是另一派功夫,他以诗人的气质,写山水的神气,像《灵峰灵岩有天柱石屏之胜,自昔号二灵》:“骇见二灵境,山林体势豪。插空天柱壮,障日石屏高。览胜苦不足,登危不惮劳。白云飞动处,绝壁走猿猱。”先虚写,以一个“骇”字,来渲染灵峰之高之奇,通过写人的反应来写景,着墨不多,境界全出,这是妙笔。再实写天柱插空障日,白云绕绝壁走猿猱,再现其险境,写出了气势。还来看《大龙湫》的写法:“百丈云岩上,神龙噀水飞。四时作风雨,万斛泻珠玑。不可形容处,无穷造化机。非他瀑布比,对此欲忘归。”这里抓住“龙湫”二字下笔,以浪漫主义的手法把瀑布写活,用“噀”、“作”、“泻”几个动词,以拟人化来写出动感和精神,一个“作”字描写龙的不可捉摸,只求神似不求形似。忘归者我也,一切景语皆情语,把“我”置身于景中,笔端就有了温度。最后以自己对大自然的感悟作结,深化了主题。

3.乱世中的戴诗更具有人文情怀

对比徐、戴二人的作品,一长于深入观察,科学记录,注重地形地貌的客观描述;一长于诗意的挖掘,注重人文,以情动人,两者各有千秋,要作比较,可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对处于末代王朝的乱世之中,似乎徐霞客的游记过于冷静地沉醉对山川地貌的具体描述,却看不到社会变迁的即将到来。而戴复古却刚好相反,他的诗词对纯景物的描写不多,而大多寄寓着家国之思,更见深沉,有着国之将亡的切肤之痛。如《南岳》:“五岳今惟见南岳,北望乾坤双泪落。”再如《题李季允侍郎鄂州吞云楼》:“轮奂半天上,胜概压南楼。筹边独坐,岂欲登览快双眸。浪说胸吞云梦,直把气吞残虏,西北望神州。百载一机会,人事恨悠悠。”由吞云楼触发,直要气吞残虏。他的登览不仅是为了一饱眼福,更是为了西北望神州,但壮志未酬,令人感慨不已,在诗中真切地倾注着他的爱国感情。他在《盱眙北望》中写道:“北望茫茫渺渺间,鸟飞不尽又飞还。难禁满目中原泪,莫上都梁第一山。”面对着“乾坤限南北”的局面,有山而怕上,诗人对朝廷以淮河自守,不图恢复,感到无比痛心和愤慨。偏安一隅的耻辱,时时啮噬着作者痛苦的心,目击大好河山变成异族之地,故国之思更加强烈。《淮村兵后》有“小桃无主自开花,烟草茫茫带晓鸦,几处败垣围故井,向来一一是人家。”无主小桃、茫茫烟草、晓鸦绕树,败垣故井,真实地记录下了一片凄凉的景象,构成了引起人们伤感的氛围,使缕缕怀旧之意,升华为忧国忧时之情,把应该是充满生气的桃花,井栏、矮墙等意象与当今满目萧瑟的具象缠绕在一起,更深刻而含蓄地透露出山河沦落之恨。此中高超的手法,可与杜甫比拟,所以当时的评论家姚镛指出:“至于伤时忧国,耿耿寸心甚矣,其似少陵也。”

综上所述,对比徐、戴两家旅游文学上的经典之作,戴复古的作品具有更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特别在现实中出现民族危机的时候,往往更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其作品对后世的影响力更大。所以如果一定要在两位大家之间分出高下的话,以我浅薄之见,应该说戴复古更具有人文情怀,也因而可以说是更胜一筹。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

卷二　家世、籍贯、生卒年考

一、戴复古家世考

戴复古(1167-？),字式之,号石屏,南宋诗人,其出生地是在今浙江省温岭市塘下镇。他曾向陆游学诗,诗风豪放,是“江湖诗派”里的名家。他的诗被同时代的真德秀评为“高处不减孟浩然”,诗篇在当时就被选入《千家诗》中。他的词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为“豪情壮采,不减苏轼”。直至现在,每个宋诗宋词选本里总少不了他的作品。不过遗憾的是选本上的作者介绍总是很少几句话,而对于他的卒年,总还是带着问号。

笔者与戴复古为同一乡里。戴氏是一个大族,我在童年就曾唱着:“塘下戴,好种菜,菜开花,好种茶”的歌谣(此歌已被清梁绍壬收入《两般秋雨庵笔记》),长大后才知道这歌谣还连带着一个戴氏的悲惨的故事。此后又零星地读了他的几首诗,喜其豪迈,平时也就注意收集了一点资料,但每恨不能找到系统讨论其人的文章。后查《全国报刊资料索引》《词学研究1949-1979年论文索引》,里面竟全无论戴之文,甚至跟他沾边的也没有,倒是地方杂志上还有一两篇通俗读物,也仅是泛泛之谈,因此这里几乎是一片处女地,很需要人去做理残补缺的工作。而要论其诗,就更须先知其人,为此,我不揣固陋,整理出一部分资料,先写成家世考一文,以公诸同好,聊为论世知人之助,并就正于诸方家。

(一)籍贯

戴复古的祖籍不是在浙江而是在福建。戴氏的明代后裔戴豪在《赘言录》中说:“始祖镒,五季时避闽乱,徙台黄岩,择地,得南塘焉,久之,益蕃以大。”戴氏的家世只能追溯到戴良镒,更远的已不可考。据史籍记载:唐朝末年,由于节度使拥兵自重,边疆各府州军阀混战,在后梁开平元年到后晋开运二年(909-945),相当于在福建省的区域出现了一个叫“闽”的割据政权,王审知自称闽王,是五代十国之一。这个政权生存37年却换了六个主人,真可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旧五代史》卷九八)。由于战乱频仍,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很多地区田无禾麦,邑无烟火,百姓只能饿死或被迫流亡。大约就在灾害较严重的公元943年左右,这个戴氏祖先戴良镒也背景离乡,流落到了东海边上,在一个叫南塘的小地方住下来。戴氏的籍贯于是也就变成了南塘。

另据《嘉靖太平县志·人物》记载,还有一个叫黄绪的人,他的祖先也是闽人,还曾做过邵武镇都监,后晋时避王审知兄弟乱,也迁至这里的洞山。可见当时由闽逃来的人并非一家,由此也可证明《赘言录》所记是可信的。

戴氏来到了南塘,但南塘又属什么县、戴氏又是哪县人呢？

各家有各家的说法。商务印书馆版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和《中国文学家辞典》、唐圭璋编的《全宋词》都作“天台人”,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和新版《辞海》作“黄岩人”,新版《辞源》第二册作“天台黄岩人”,湖南师范学院中文系编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作“天台黄岩人(今浙江黄岩)”,而华东师大编的《千家诗评注》却直接注作“今浙江黄岩人”。

查宋陈耆卿(临海人)的《嘉定赤城志》里边载有:“屏山,在黄岩县东南八十里,其东西二石耸立为屏,故云。东屏挺立无倚,有古藤缠络之,冬寒不凋。西屏因风雨,仆为二矣。”又明代《嘉靖太平县志·古迹》:“南塘戴氏故居在石屏山之阳,俗名塘下,地东南并海,旧有海塘,故名。”又清《嘉庆太平县志·正祀》:“戴相公庙在七都屏山,石屏既死,有神灵,乡人祀之。”又清黄濬(号壶舟,太平凤山人,道光进士)的《梅初录》有云:“石屏,南塘其故居,今太邑之塘下。”这里太邑指的是太平县。

考戴氏遗址在今温岭塘下。那里有座山叫屏山,山脚一村叫屏上。屏上南谷口还有一块屏石,高约5米,宽约2米,状如屏风,石上长满了藤蔓、苔藓。当时诗人常在这石下徘徊、吟诗,其《登楼绝句》云:“劳生百计不如闲,合把人间比梦间。天与老夫供享用,一楼风月两屏山。”诗人因自号石屏。屏石至今还耸立着,距屏石约300步,有一座戴祠,是后人祭祀诗人的地方,俗称戴相公庙,现已改作小学校舍。从以上的记载和现实的遗址对照是相合的。但南塘所在的地名说法有点不同,有的说黄岩,有的说太平,而笔者则说温岭。其实这些并不矛盾,这就要说到历史地理的沿革了:原来黄岩和温岭在唐初合在一起,叫永宁县;并以临海县置台州,下管永宁。武后时改永宁为黄岩,属台州。宋因唐制,仍称黄岩县。元改成台州路黄岩州。明初称台州府黄岩县。到明成化五年(1469)分出黄岩的太平乡、繁昌乡、方岩乡设立太平县。南塘原属太平乡七都,所以也划作太平了。后又划乐清的山门乡、玉环乡至太平,于是太平有五乡,管都二十七。到民国三年(1914)因全国有数地均称太平,诸多不便,于是又称太平为温岭县,直至现在。

至此我们可以清楚:南塘,现在属于温岭,宋时属黄岩。那么戴复古籍贯正确的说法是:宋黄岩南塘(今浙江温岭塘下)人。下面我们再对各书的说法澄清一下:《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文学家辞典》《全宋词》作“天台人”是不对的。台州以天台山著称,历史上曾有人以天台代称台州。黄岩属台州,而不是天台。新版《辞海》《宋诗选注》作南宋“黄岩人”是正确的,不过容易引起误解。新版《辞海》作“天台黄岩人”有点不伦不类,黄岩从未归属过天台。而湖南师院的《中国历代作家小传》和华东师大的《千家诗评注》直接作“今浙江黄岩人”,那是不明历史沿革而错了。

(二)铜马、猎神辨

戴氏祖先来到南塘后生活是较困难的,没有比从外地逃亡过来的人更贫穷的了。他们默默无闻地过了一代又一代。直到北宋后期,由一个偶然的事件才发了家。《嘉靖太平县志·外志》上记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南塘戴氏祖初甚贫窭,操小舡取蛎灰海上。夜半泊浦溆门,见有鼓乐舡自海上来。比近岸,闻哭声,灯烛荧煌,就视之,乃空舟也。戴怪之,束火入舟中检视,金银货物以巨万计,中有香火祀铜马神,盖劫海贼舡为敌兵剿杀,堕水死,独遗其舟在尔。戴取之,立族南塘,子孙富盛,世世祀铜马神,俗呼为铜马神戴云。

“操小舡取蛎灰海上”这个职业现在还有,土语叫做“踩壳”(捞取海边砺壳),是非常辛苦的生涯,戴氏干这种活,足见其贫穷。但到后来子孙却出了一代代的读书人,这是要有点经济基础的,这一则所记的发家事件,于情理较合。况且《嘉靖太平县志》修于明代嘉靖十九年(1540),这时戴氏正出一个个大官,像戴豪就曾任广东参政,对于他们祖先的传说当不会向壁虚造的。

在宋时太平乡姓戴的非止铜马戴一家,同时较有名的还有一家叫猎神戴,这里也有一个故事:

故老相传:泉溪戴氏祖,由猎至泉溪。有李姓,亦大家,死亡殆尽,独孀妇丁氏在室。尸棺暴露,戴氏祖为之营葬,遂赘居焉。后子孙富盛,岁岁祀猎神及李廿一郎,俗呼为猎神戴云。(《嘉靖太平县志》卷八)

这里戴氏将李氏取而代之也成为大家,但不知道是从哪里来打猎的。猎神戴后来出了一个文学家叫戴良齐。良齐字彦肃,宋嘉熙二年(1238)进士,累官至秘书少监,以古文鸣,尤精性理之学,有《中说辨妄》《通鉴前纪》《曾子遗书》《论语外书》《孔子年谱》等著作。他在咸淳元年(1265)编了《戴氏宗谱》,并在序中说了祖先来源:“窃惟我先祖分派,自平阳金洲迁居泉溪,今三百余岁,继绪萧索,意未有能大此族者,而世次亦几于无传,是以谱而列之。”这个谱当然是猎神戴的族谱,从来源看猎神戴和铜马戴毫不相干,而后人往往以其居黄岩混而同之。其实,泉溪在今温岭城关镇,与南塘相距20多公里,风马牛不相及的,所以不可不辨。属猎神戴的还有戴岩肖,是良齐之父,咸淳四年(1268)赠朝仪大夫。到了明朝还有戴岳及弟戴友南等。

(三)先辈

如果说戴良镒是戴氏的远祖,那么谁是戴氏的近祖呢？

铜马戴发家之后,家境富裕,家族“益蕃以大”,但由于资料缺乏,复古之前辈有姓名可考的仅有七人:戴洵曦、戴舜文、戴舜钦、戴敏、戴秉中、戴秉器、戴秉智。

这几个人之间的关系,可从宋叶适写的《戴佛墓志铭》《竹洲戴君墓志铭》(见《叶适集》第499页和第461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及《嘉靖太平县志》中看出:

嘉定中,黄岩戴木以诗集句见,爱其意正,留与寀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敛身降首,惟书之徇。以父丁年七十二矣,有上气疾,归。疾已,复至。俄又疾作,芒履夜发,及门而丁没,十四年(1221)四月丁巳也。

木之先高祖洵曦,曾祖舜文,及祖秉器,关市调直,铢龠必平,不平宁弃与。里人同辞赞重曰:佛。嘻,者佛也。先人继之,无改其度,亦曰:嘻,此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极称也。(均见《戴佛墓志铭》)

以上是戴舜文、戴秉器、戴丁、戴木一线。

君戴姓,名龟朋,字叔宪,台州黄岩人。祖舜钦,宣和中进士,上书危言,天子不怒,赐同进士出身,南康军司户。父秉中亦有材气,补进义校尉,不仕。尝自赞其像,为时所称。君生六十二,开禧三年(1207)五月某日卒。

自君父、祖皆知名,而君及叔秉器,尤为邑里所敬,有巨人长者之德。(均见《竹洲戴君墓志铭》)

以上是戴舜钦、戴秉中、戴龟朋一线。

戴敏,字敏才,舜钦从子。博学强记,以诗自适,号东皋子。

戴式之,名复古,字式之,以字行,别号石屏,东皋敏才之子。(均见《嘉靖太平县志》)

以上是戴敏、戴复古一线。

以上所引叶适两文中均提及秉器。秉器为戴木之祖父,又是戴龟朋的从叔。从叔就是父亲的同祖兄弟,也就是说龟朋之父秉中与秉器是同祖兄弟,既然是同祖,那么其各自的父亲舜钦和舜文一定是亲兄弟。

又戴敏又是舜钦的从子(即侄儿),那么戴敏的父亲也一定是舜钦、舜文的亲兄弟,只是不知其名罢了。由此可见戴洵曦当然也是戴敏的祖父,戴复古的曾祖父了(这些关系见下面戴氏世系表当直观些)。

再从年代看,戴秉中生戴龟朋是绍兴十六年(1146),戴秉器生戴丁是绍兴二十年(1150)(由叶适两篇墓志铭可推出)。戴敏生戴复古是乾道三年(1167)(复古诗:“生自前丁亥”),三个堂兄弟得子时间相近(只有戴敏得子迟一点,也许其父是小兄弟),也可从旁说明其相互关系,证明以上推论是合理的。

从以上看戴良镒既是戴氏远祖,那么戴洵曦就是戴氏的近祖了。这两个人中间相隔约130年,大约传了四代。这可以从戴奎的诗“我家迁居自闽土,传世于今十有五”推出。(详见下面戴氏世系表)

现在我们就可以按戴复古身份给其前辈七人以适当的称呼了:曾祖父戴洵曦,从祖父戴舜钦、戴舜文,从伯父戴秉中、戴秉器、父戴敏,还有戴秉智,只知其绍兴元年(1131)曾授从义郎(武阶官名,系三班小使臣),见《嘉靖太平县志·人物》,观其名字与年代,当也是秉中的兄弟了。

以上几人几乎都没有什么事迹留下,只知戴舜钦做过官,官至南康军司户。南康是府名,在今赣州市附近。司户也叫司户参军,是州府里掌户籍、赋税的官。查明代《正德南康府志》历代官员中没有戴舜钦的名字,可见他的名气不大,官位不高。

戴敏是戴复古的父亲,他一生做过些什么也已无法知道,他的志行事状被楼钥撮其要者写进了《石屏诗集·序》里:

黄岩戴君敏才,独能以诗自适,号东皋子,不肯作举子业,终穷而不悔。且死,一子方襁褓中,语亲友曰:“吾之病革矣,而子甚幼,诗遂无传乎!”为之太息,语不及他,与世异好乃如此。子既长,名曰复古,字式之。或告以遗言,收拾残编,仅存一二,深切痛之,遂笃意古律,……且言:“吾以此传父业,然亦以此而穷。”

戴敏的生年无可考,其卒年从上文看:“一子方襁褓中”,戴复古是1167年生,那么戴敏当在1168年左右卒。再从上文还可以看出戴敏的遗言对戴复古一生生活道路的影响。

戴敏的诗经戴复古多方搜索仅得10首,被复古编于自己的《石屏诗集》卷首,流传了下来。后人也有把这10首诗另成一卷的,称《东皋集》或《东皋诗抄》。现查浙江图书馆古籍目录卡及《中国丛书综录》子目中,这个一卷本已被收入《宋诗抄》《宋诗抄补》中,其中《宋诗抄》中《东皋诗抄》已抄全10首,而《宋诗抄补》中《东皋集补抄》仅一首一联而已。戴敏还善书法,有钟王笔意,“书名入御定书谱中”,惜当时已散失,无从考见了。(见《光绪黄岩县志·古迹》)

又据戚学标(号鹤泉,太平泽国人,乾隆进士)的《嘉庆太平县志》载,戴复古还有个老祖母,知书能诗,他的依据是《石屏诗集》中的一首七律(已失其题)。但依我看这诗里说的应是他的妻子而不是祖母,不能算作先辈,详说见下节。

(四)戴复古及其妻子

戴复古的卒年到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他的生年在吴子良作于淳祐三年(1243)的《石屏诗集·序》里倒可以推算出来:

……虽然,此旧日石屏也,今则不类,行年七十七矣,焚香观化,付断简于埃尘,隐几闭关,等一楼于宇宙。

戴复古在自己的诗里也说得很清楚:

圣朝开宝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亥,今逢两甲辰。黄粱一梦觉,青镜二毛新。七十八岁叟,乾坤有几人。(《新年自唱自和》)

衰年百病身,淳祐五年春,尘世自多事,风光又一新。……七十九岁叟,时吟感寓诗。年高胡不死,身健欲何为。(《新岁书怀》)

丁亥是1167年,淳祐三年是1243年,正是77岁,淳祐四年(1244),是78岁;淳祐五年(1245),是79岁。戴复古生于1167年是无疑的了。

卒年还不能准确推出,但可见其大概。

他晚年居家,每年在岁旦或岁暮总要作几首诗纪念:

《辛丑岁暮三首》作于1241年,年当75岁。

《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壬寅除夜》作于1242年,年当76岁。

《癸卯岁旦》作于1243年,年当77岁。

《新年自唱自和》作于1244年(有“淳祐四年春”句),年当78岁。

《新岁书怀》作于1245年有(有“淳祐五年春”句),年当79岁。

此后过年再未见有诗,只有《和郑润甫提举见寄》诗中有两联:“长身如病鹤,吟苦如蟋蟀,顾此憔悴姿,痴生年八秩。”又在《懒不作书,急口令寄朝士》中有两联:“我已八十翁,此身宁久绊。诸君才杰出,玉石自有辨。”只有在这里可看出已到80岁。再以后的已找不出证据了。一般来说,一贯勤于写作的诗人在断气之前是不会中断吟笔的。也许这几首就是绝笔诗了。

又查武衍《适安藏拙乙稿》中有一首七律《悼戴式之》,但看不出年代,故无补于考。

迄今再没有发现戴复古80岁以后尚活着的证据。

综上所述,戴复古的卒年,依我的推算,以淳祐六年(1246)卒,年80为是。

戴复古自己是诗人,他有两个妻子也会作诗。

一个是原配结发之妻,她临终曾题诗二句于壁。但对她的题诗是有争议的。还是先看看各家的说法。明刻《石屏诗集》卷六里诗与题是这样的:

石屏久游湖海,祖妣遂题二句于壁云:“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后石屏归,祖妣已亡矣,续成一律。

伊昔天边望藳砧,天边鱼雁几浮沉。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自古诗人皆浪迹,谁知贤妇有关心。归来却抱双雏哭,碑刻虽深恨更深。

可是《嘉靖太平县志·人物》的说法不同:“比石屏归而前妻已亡,临终题二句于壁曰:‘机番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石屏大哭,为续成一律云。”《石屏诗集》所载的诗题点出了祖妣题诗。据此应该是其祖母作。所以到了清代,戚学标修《嘉庆太平县志》时就说:“戴石屏祖母失其姓,知书史,能诗。”还特为辨误云:“‘机番白苎’二语祖母题壁,本集小叙甚明,而以祖母诗为亡室诗,尤不经之甚也。”这又是一种说法。

后来黄濬在《梅初录》里就诗意对戚说加以反驳,其说有三:

(一)此诗明云:“望藳砧”,藳砧者,夫也。又云“诗人浪迹”,“贤妇关心”,其为客归妇没,石屏所续无疑。证以《题亡室真像》诗云:“梦景诗成”。即指妇题壁两句也。云“鼓盆歌”,即指自续六句也。云“乳臭诸儿”,即诗中言双雏也。

(二)是诗大约不在集中,故亦无题,抄诗者遂妄为补题。

(三)石屏寄家书诗云:“欲归归未得,妻子定何如？”安有祖妣尚存,不一置念,但顾虑妻子何如者？

黄濬此说是较有说服力的。藳砧在古诗文中历来是作为丈夫代称的。再“谁知贤妇有关心”分明是指妻子而言的,当然不能称祖母为贤妇。其《题亡室真像》诗全篇是这样的:“求名求利两茫茫,千里归来赋悼亡。梦景诗成增怅恨,鼓盆歌罢转凄凉。情钟我辈能容忍,乳臭诸儿最可伤。拂试丹青呼不醒,世间谁有返魂香。”这首与上一首可以看成是姐妹篇,所以黄濬怀疑到那个长长的“补题”了。

到王棻(字子庄,黄岩人,同治举人)修《光绪太平续志》,对黄说有了补充,他认为:“盖此诗本不在集中,乃其孙编诗时所增入,题即其孙所加,故称石屏妻为祖妣,而不称石屏为祖父者,盖此集本其祖父所著,子思作中庸以明祖德,直称其祖为仲尼,无足怪也。”这个说法如果成立,那么这个诗题问题当算圆满解决,但他没有提出有力的证据来。

对这个问题,我同意黄濬和王棻的观点,并提出三条证明来作为补充。

第一,《嘉靖太平县志》修于明嘉靖十九年(1540)冬,《石屏诗集》是石屏十世孙戴镛重新编定于明正德二年(1507),两者相差不久,仅据新编的“诗集”来否定“县志”是无力的,所以戚学标之说欠加考核,不足为据。

第二,这个长题不是真正的诗题,而是编者戴镛后加的说明、补注。

《石屏诗集》是按体裁编排的,卷一为五言古诗,卷六为七言律诗,卷七为绝句。此诗是卷六七律的最后一篇,这样就可能是戴镛临时搜到加在卷后的。而此诗无题目,他就作了个说明在上面。这种外加的说明在集中并非仅见:在卷二的一首《建昌道上》题边就注有:“此篇误写在高九万集中”,如果诗人自己在诗旁注出误入别家集中,岂非笑话!再有卷一中间有一篇《毗陵太平寺画水呈王君保使君》。题旁注有“画龙篇在后”。查卷一五言古诗,篇末果有《毗陵天庆观画龙诗呈王君保寺丞使君》。因这两篇是姐妹篇,当编者在搜集到《画龙篇》并加到卷一末尾后,有必要先在卷中《画水篇》上说明另有姐妹篇在。因此这旁注不是诗人写的,这《画龙篇》也是编者加的。这篇五古和七律末篇上的说明就是后人加诗的痕迹,由此,王棻的假说得到了证明。

所以这联诗的作者决不是石屏祖母,而应是亡妻,这续诗也就为亡室而续。

由于这两句诗较有名,至今许多老人还会背诵,而大家所见到的又都是明编本《石屏诗集》,以致大多数人还以为这两句诗是其祖母所作,所以在此特加辨明,免得再以讹传讹。

戴复古另有一个妻子是浪迹江湖时所配,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卷四中就记载着这样一则事情:

戴石屏先生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妻白之父,父怒,妻婉曲解释,尽以奁具赠夫,仍饯以词云:“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揉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抵不住一分愁绪。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已。

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30卷素称严谨,史学文学研究者常以为据。他又是黄岩人,所记当不罔也。再说这也不是陶宗仪的独家新闻,《嘉靖太平县志·人物》中也有这么一段,并且还说出此女名叫金伯华。这则事情和词作后来又被清张宗收入《词林记事》,《丹铅录》《续文献通考》也都收载此事,可见大家是承认其事的。但也有人怕石屏背上始乱终弃的罪名而不予承认,像清戚学标在《台州外书》中就以为石屏常有诗给发妻,两情深厚,且和朱熹交往,有德行,必不会停妻再娶的。这样的辩解是无力的,在一夫多妻制的社会里,这样再娶一个妻子是算不上于德行有亏的,何况这类事是文人经常发生的,所以我们也不必为诗人讳。

戴复古曾数度浪迹江湖,看上面引过的无题诗:“归来却抱双雏哭”,及《题亡室真像》:“乳臭诸儿最可伤”,可见二子尚幼,复古也还年轻;但在《镇江别总领吴道夫侍郎,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尽切》诗中有:“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老妻悬望占乌鹊,愚子催归若杜鹃。”这时石屏年过七十,儿子也已四十多岁了,而这里又说到“老妻悬望”,可见这个“老妻”当是在前妻亡故后所娶的续弦。

(五)平辈、晚辈及明代传人

戴复古的平辈有事迹可考的四人:戴龟朋、戴丁、戴澹、戴溥。

戴龟朋(1146—1207),字叔宪,号竹洲,叶适写的墓志铭中称他“少好学、性介特”。两个儿子早死,收戴温的儿子大本过继来为儿子。他和复古有诗唱和。

戴丁(1150—1221),字华父,疏才好义,里人尊称为佛。弟戴澹,一岁即死。戴溥,字伯远,号菊轩,与戴复古常唱和。

戴复古有子二人,一个叫奇(也写作琦),一个叫浒,而仅此二子。戴复古在阿奇周岁的日子写过一首十六韵的五言古风《阿奇晬日》:“胸蟠三万卷,手握五色笔。策勋文字场,致君以儒术”。“为国取中原,辟地玄冥北。他年汝成就,料我头已白”。这时他还年轻,初生贵子,尚未出游,这些诗句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和希望,从中可见他并不反对“学而优则仕”,作为爱国诗人,他也未忘记“为国取中原”。阿奇在父亲年老倦游的时候到了镇江去接他回家。

另一个儿子浒,生平也不可考,只在《石屏诗集》中有一首《浒以秋兰一盆为供》:“吾儿来侍侧,供我一秋兰。萧然出尘姿,能禁风露寒。移根自岩壑,归我几案间。养之以水石,副之以小山。俨如对益友,朝夕共盘桓。清香可呼吸,薰我老肺肝。不过十数根,当作九畹看。”

他的孙儿也不知有几个,五律《出门有感》前有小序说:“吾之一派,衰落殆尽,诸孙一两人而已,其势不绝如线。”

复古子侄辈较有出息的要算戴丁之子戴木。

戴木字子荣,号渔村,是叶适的朋友、学生,虽没有什么功名,也可算得上是个学者,著有《渔村集》《事类蒙求》,常被后人所称道。他还有个好儿子:神童颜老。

戴颜老,《嘉靖太平县志》说他是“生而秀骨奇姿”。满周岁的时候,其父按习俗让他“抓周”,他在满席玩具、果肴之中,独抓起一本《礼记》翻着,好像在诵读,这时就似乎显示出与众不同之处。稍长,能每天记住数千百言,七岁就能暗诵“五经”,举止应对,俨然像个大人。十岁就能写文章,王懋卿试着给他几个题目,他拿起笔一挥而就。嘉熙元年(1237),“参政危公嘉其俊异,举神童第一,后省中敕,赐免解进士,朝廷以其能文永免。年十三卒。”可惜他如此短命,不然前途未可限量。当时的宰相杜范(黄岩人)还为他的文稿写了跋。戴复古也写了三首律诗来悼念他,题为《族侄孙,子荣之子神童颜老,不幸短命而死,哭之不足,三诗以悼之》。

由于戴复古的长期出游,就食四方至老方归,族中并辈的人大多死去,所以与之有往来的不多。倒是他的侄孙辈刚长成,尚未出仕,有几个还较亲近,只是他们是属哪一房的子孙已无法考明了。

戴昺,字景明,号东野,嘉定乙卯(1219)发解于州,终赣州法曹参军。有《东野农歌》正续二集传世。其中有和复古诗16首。其他还有几个侄孙也都会作诗,如戴槃,字子渊;戴服,字岂潜;戴汝白,字君玉;戴昺弟亦龙、仲晦等。这几个人和复古经常会聚在一起喝酒作诗,也算极一时之盛。至此,戴氏由复古一个诗人发展而为诗的家族了。

复古的曾侄孙辈也都是诗坛老手,而以戴奎最为著名。

戴奎,字文祥,号介轩,元末为钱塘录事,明初徙濠上(也就是谪迁安徽凤阳),荐起为齐河主簿。《石屏诗集》里附录了他的诗54首,他在《别弟文益》一诗中曾自报家门,姑摘篇首数联:“我家迁居自闽土,传世于今十有五。渊源始从五季来,子姓咸知立门户。儒贤术业每升堂,云路登跻亦联武。石屏先生曾叔祖、锦绣轮囷作肝腑。平生踪迹半江湖,只把文章傲圭组。”这里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点有关戴氏家世的内容。应该指出这里戴奎称石屏为曾叔祖,并不是说他与石屏实差三代,这里的“曾祖”只是统称,正像曾孙是孙以下的统称一样(见《辞源》“曾孙”条),这里的“曾祖”是祖父以上的统称。这可从年代关系上看出:石屏的侄孙辈与石屏有诗唱和,其时当在1242年左右,而戴奎一代生活在元末明初的1370年左右,两者相距约120年,所以中间不可能只差三代而应该差六代,这可以从戴镛自称石屏十世孙中排出。因此戴奎应是石屏的七世孙。他有二个儿子:碧泉,字孟韶;怡泉,字孟甡。二人都有诗附录在《石屏诗集》中。

戴奎又有二个弟弟:文信、文益。其中文信曾任监察御史、四川按察司佥事,也是为戴氏争气的子孙了。

还有一个戴子英,字文,号闲懒,他在元至正戊戌(1358)将《石屏诗集》重新刊印,并请宣城人贡师泰写了序文。但其生平已不可稽核,《石屏诗集》中附有他的一首诗《游澄照寺》。只知道他官至江浙行枢,不知道属哪一房的子孙。

南塘戴氏大族传到明代忽然受到了灭族之祸。

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还无法考清,戴氏后人著作中没有人敢记载此事,只有复古的六代孙戴宗涣在《洪武壬戌春吾族颠沛,避地方还,见景伤怀》一诗中透露了一些消息:

无人到此不心灰,况我亲情更可哀。悄悄悲风生网榇,悠悠恨水绕楼台。垣墙积雨生青草,石壁逢春上绿苔。满眼凄凉禁不得,惟望天道有阳回。

题中有“避地方还”,可见他是个虎口余生的幸存者了。壬戌年是1382年。这里只写了事后的荒凉景象,而未交代祸事的由来。

清戚学标在《台州外书》中推测说:

时太祖用法严峻,有司阿旨诛求。邑内江氏,及白山蔡氏皆无故被抄。泉溪丰城令王瑜家几亦不免。况戴氏系国珍之姻,富盛累叶,固日处危地。

过后几年,戚学标大约又收集了一些资料,编成了《三台诗录》,收录了戴宗涣的诗,并作小跋于下:

壬戌为洪武十五年,时太祖政尚严峻,士民家动被抄没。南塘自宋元来名人辈出,富盛累世,未免侈汰逾制,然非有不法事,为客胡应巾、叶得中等乘机告讦,姻戚瞿某证成之,遂至戴氏一门无遗。相传未抄时童谣云:“老鸦叫,相公到,到何方,到南塘,塘下戴,好种菜。”盖亦有数存,怨夫,宁氏九世之卿族,一朝而尽也。

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戴氏之罪不过骄奢淫逸,侈汰逾制,照理也不致灭族。依我看戚学标“况戴氏系国珍之姻”的说法倒值得注意。方国珍,黄岩县方家人(距南塘仅25里),方戴结亲《嘉靖太平县志·外志》里曾有记载:

元至正戊子年,杨屿方国珍兵起。先是童谣云:“杨屿青,出贼精。”已而国珍生……一日侵晨,诣南塘戴氏借大桅木造舡,将入海货鱼盐。戴世宦,屋有厅事。时主人尚卧未起,梦厅事廊柱有黑龙蟠绕,屋为震撼,惊寤视之,乃国珍,遂以女妻其子。

元至正戊子年,即1348年,文中“黑龙蟠绕”云云,有点玄乎,除去这点,戴方结亲当可信。再考方国珍史实:国珍在元至正戊子年起事,与朱元璋同为草莽英雄。后20年中朱元璋强大,方氏在元王朝与朱明王朝间依违不定,常同时得到双方的封官。直到洪武元年(1368),大势已定,朱元璋建号洪武,方国珍才被迫朝于明。洪武七年(1374),方国珍死。“洪武戊午,国珍已没,明谦受剥肤之刑,举族受祸。”(见袁珙《古今识鉴》)洪武戊午是1378年。明谦为方国珍子。方氏受祸在1378年至1382年,戴氏以奢靡被人告发,方氏案还在目前,所以“方氏姻亲”的罪名倒很容易攀上,再加上洪武帝正行严刑峻法,戴氏也就倒了霉了。

戴氏这一下是搞得够惨的,仅一、二人得以幸免,南塘戴从此一蹶不振了。幸在灭族之前已迁出一支在温岭(今称温岭街,为一小集镇),才使戴氏绵延未绝。而到了明朝中叶,竟又兴盛起来。

戴豪在《先祖慎斋府君行状》里有这样一段记载:

公讳圭,字尚恒,以字行。别号慎斋……公曾祖伯善仕元,累官至浙江行省经历。洪武初,以元之故官例谪凤阳为民,更赦还乡里,再徙温岭,今分隶太平,遂为太平人。

据文可知这迁居之户主叫戴伯善。他的孙子叫温五,曾孙叫圭(1411—1486),也就是戴豪的祖父。这中间几代也只读读书,无甚出名,至戴豪的父亲戴通才得个举人,从父镛等也稍有成就,直到出了戴豪,才算光大了温岭戴氏的门楣。

戴豪(1458—1494)字师文,明成化十年(1474)领乡荐时只有17岁。成化戊戌中了进士,时年仅21岁。这年秋天请假回家娶妇钟氏,不久回京授兵部武库司主事,又迁员外郎,擢职方郎中,真是少年得志。不久又升广东右参政,他在广东更加“殚志虑思,有以救弊拯困”。可是没多久就得病而亡,年仅37岁,所著有《赘言录》行世。(据谢铎《戴师文墓志铭》和《赘言录序》)。

戴豪有一从父戴镛,字允大,授六安州学正,不久由御史荐升南京国子助教,又升为监丞。戴镛最大的功绩在于整理重印了《石屏诗集》,使我们现在还能较完整地读到戴复古的诗。

戴豪有一个从弟叫戴特,字师唐,弘治戊午(1498)中进士,授鹤庆推官,调武昌府致仕,所著有《萃同集》。

另外还有一个从弟叫戴颙,字师观,中浙江乡试第一,登进士第,入翰林为庶吉士,拜吏科给事中,直声闻于朝,不久卒于官,所著有《倦歌集》《筠溪杂稿》。

温岭戴氏到了明代中叶又达到了无比繁盛的时代,乡里谣又有“积谷钟、金、赵,诗书戴、李、林”。戴氏又成为诗书礼乐之家,蔚为大族矣。那里温岭满街都是牌坊,而这牌坊又都属于戴家。计有:桂香坊,为举人戴通立;进士坊,为戴驳立;解元坊,为戴颙立;内翰坊,为翰林庶吉士戴颙立;攀桂坊,为举人戴镛立;巍科坊,为进士戴豪立。那么多的举人、进士,那么多的牌坊,也算极一时之盛了。

(六)戴氏世系表

据《叶适集》《嘉靖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赘言录》《光绪太平续志》及《温峤戴氏宗谱》,现将戴氏世系列表如下:

1984年初稿,原载《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温峤镇戴豪故居

二、温岭戴氏来历考

戴姓是中国的大姓,当前全国戴姓人口约468万,名列前54位,占全国总人口的0.39%。宋朝时期戴姓有11万余人,35%的戴姓在浙江,浙江为戴姓第一大省。明朝时期约有37万,浙江仍占28%。目前主要集中于江苏,占全国戴姓的17%。

温岭市2010年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市户籍人口119.1万人,其中戴氏有6927人,总量也不少,占全市人口比例为0.58%,高于全国水平。

考温岭戴氏的来历,据《嘉靖太平县志·杂志》记载有两大主要来源:

戴氏始基祖:吾邑在宋时有二戴氏,皆富盛,代有闻人。故老相传,泉溪戴氏祖,初由猎至泉溪,有李姓亦大家,死亡殆尽,独孀妇丁氏在室,尸棺暴露,戴氏祖为之营葬,遂赘居焉,后子孙富盛,犹世世祀猎神及李廿一郎,俗呼为猎神戴云。南塘戴氏祖初甚贫窭,操小舡取蛎灰海上,夜半泊浦溆门,见有鼓乐舡自海上来,比近岸,闻哭声,灯烛荧煌,就视之,乃空舟也,戴怪之,束火入舟中检视,金银货物以巨万计,中有香火祀铜马神,盖劫海贼舡为敌兵剿杀堕水死,独遗其舡在尔。戴取之,立族南塘,子孙富盛过于泉溪,亦世世祀铜马神,俗呼铜马神戴云。(《太平县古志三种》119页)

这里记载了戴氏的两个发家故事,泉溪即是现太平街道一带,南塘是新河镇塘下一带。可见温岭在宋时有两个戴氏聚居地,一是太平(泉溪),一是塘下(南塘),但这里没有交代是从哪里迁来。

(一)南塘的铜马戴

铜马戴世居南塘,其代表人物是南宋诗人戴复古。关于南塘的铜马戴,《嘉靖太平县志·宅墓》有记载:

南塘戴氏故居,在石屏山之阳,俗名塘下。地东南并海,旧有海塘,故名。五季时戴镒避闽乱徙黄岩,择地得南塘家焉。历宋及元,子孙益蕃以大,代有闻人。蔡滂曰:戴氏居南塘下,山易材,海易渔,田易稼,聚族数十,富乐累世。大参敬斋先生尝言:戴氏在宋有曰舜钦者,上书危言,赐同进士出身;有曰逸卿,曰觉民,曰霆晨者,皆为显官。其时东皋子以诗鸣,至子石屏益著,同时子姓则有若竹洲,有若兰谷,有若渔村,有若神童,更唱迭和,金石交奏,隐然声震东南,遂为诗礼望族云。(《太平县古志三种》110页)

《嘉庆太平县志》还有:

铜马,南塘戴氏物也。《赤城新志》称:其先操舟取蛎,夜泊浦溆,隐隐闻鼓乐,船自海上来。比近岸,灯火荧煌,就视寂无人,入舟,金银货物以巨万计,有香火祀一铜马,遂取以归,子孙富盛,世祀铜马神,俗号为铜马神戴。《叶志》略同,以船为盗劫所遗。汉末有铜马贼,铜马亦盗祀也。宋林逋《戴良镒传》则云:“良镒游海上,遇飓风,吹泊黄岩之盘马。近岸窥有七异人,巾服策蹇,倏然不见,惟黑棺在焉。棺中十七铜人马及玉上真炉、琴、缎帕,并兔雀二画,余皆金宝,光怪陆离。夜复梦神示所居地,以此发族致富。”则其获不止一铜马。(《太平县古志三种》548页)

戴良镒,号晋泉。父文明,世居泉州蛙湖里。及晋泉,善诗文,耽游。一日舟行海滨,遇飓风大作,泊邑之盘马岸侧,见异人,又梦神示所居地,遂舍于南塘。折节下士,时周人急。闽人黄子亢、郡人徐经臣、黄朝宗皆与论交。尝入郡借书,有“骑驴到郡郭,冒雪渡溪桥”之句。郡守毕仁叟、通府夏子乔为之绘图。子鸿,监徽州酒税;蒙,丹徒令。惟孙上舍博、宣教郎夐随侍。晚境益恬,咸谓得天之佑。林处士逋为之传。(《太平县古志三种》358页)

以上三则都提到戴良镒,可见南塘戴氏由戴良镒于唐末五代时由福建迁来。盘马现属温岭市箬横镇,是沿海的一个小山,唐宋时当是小岛。郡守毕仁叟,名士安(938—1005年),代州云中人,宋乾德四年(967)举进士,太平兴国初为大理寺丞,三年(978)吴越钱俶纳土,选知台州,是宋代第一任台州知州,《嘉定赤城志·卷九》有其名。林逋的《戴良镒传》现在已无法找到,《全宋文》收其文八篇,无此篇。《全宋诗》收其诗328首,没有提及。而成书于嘉庆十六年(1812)的《嘉庆太平县志》里提到世居泉州,不知是何所本。据查,现在泉州没有蛙湖里的地名,泉州离温岭颇远,约500公里,海上乘木船远距离游历可能性不大,也许其父居泉州,到镒一代已居赤岸(今霞浦)一带,距温岭约200公里,这样出来游历,遇风避入温岭海岸,且与台州郡守交往都有可能。从上文看来戴家祖先并不富有,“操舟取蛎”,也就是捞取海中的蛎壳,是个辛苦活。后来一次偶然发了财,于是到戴良镒一代就成读书人家。戴氏的明代后裔戴豪位居广东参政,他在《赘言录》中写道:“始祖镒,五季时避闽乱,徙台黄岩,择地,得南塘焉,久之,益蕃以大。”民国丁丑(1937)重修之《温峤戴氏宗谱》内有《序》:“温峤戴氏其先世晋泉公,本闽人,五季之乱无地不兵,独宦游四方,可以避祸,因家于吾邑之南塘焉。迨十五世伯善公迁温峤,是为始迁祖,有旧谱可征,系豪公父州守公手修。”这和上面几则资料也是对应的。

温峤戴氏是南塘的明代后裔,因在明初,南塘戴氏被人向官府告发有不法之事而被灭族,从此一蹶不振,幸而此前已有一支迁出至温岭(今温峤镇),才使戴氏绵延未绝,此后这一支脉又兴盛起来,还出了广东参政戴豪等大官。至今镇里还有小地名:戴家,还有戴家祠堂,为温岭市文保单位。

(二)泉溪的猎神戴

猎神戴世居泉溪,其代表人物是南宋理学家戴良齐。猎神戴除上面引到的发家传说外,《嘉庆太平县志·旧家》《仕进》《艺文志》和《第宅》上还有几则相关记载:

秘监良齐族,来自温州平阳,与南塘异派。相传其祖由猎至泉溪,有李姓亦大家,死亡殆尽,独孀妇丁氏在,遂赘居其家,为营葬数丧。子孙世祀猎神及李念一郎,俗呼猎神戴,以别于铜马神戴。其宗至秘监始显。先未立城时,百千山下皆戴姓所居,南小泉村潘姓居,迤西凤翔山近溪,则金氏聚族于此,里人有“南潘北戴泉溪金”之语。立城后,戴宗已微,转以邱、林、金、高四姓为盛。(《太平县古志三种》558页)

戴良齐,字彦肃,泉溪人。嘉熙二年进士,累官秘书少监,赐爵临海子。景定初,转对,奏祈天永命四事:一曰惩奸,二曰劝贤,三曰保民,四曰理财。已,又进君臣交修之说,言词剀直,帝嘉纳之。以古文名,尤精性理之学,所著有《中说辨妄》《通鉴前纪》《曾子遗书》《论语外书》《孔子年谱》《七十子说》。明林公辅《答徐始丰书》曰:“当今经书虽皆完具,而《礼经》独为残缺,加以汉儒之记有不纯者,乡先哲戴少监尝力为之辨。元草庐吴文正公师之,得其说,于今未大行也。”观此,则其学源委可见。今从祀乡贤祠。从子应发、应雷,皆为显官。(《太平县古志三种》364页)

《宗谱叙》(宋戴良齐):我戴氏子姓,出于宋戴公之后。降及末世,支派分散,类居东南为多。广陵、剡溪,盖尝号为江左之望族矣。乱离迁徙,谱系罔问。然而于台之南著籍者亦数四焉。所在相望,乃至于不相往来。每念到此,欲考其所自出而无从。然遂置之,不可也。窃惟我先祖分派,自平阳金乡洲迁居泉溪,今三百有余岁。继绪萧条,竟未有能大此族者,而世次亦几于无传。是以谱而列之。呜呼!本根之远,可不念与!枝干之弱,可不畏与!《传》曰:“夫氏姓之不振,岂繄无宠,皆炎黄之后也。”又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呜呼!尚监兹哉。咸淳元年七月望后。(《太平县古志三种》482页)

戴少监彦肃故居在县治南五百步。先世自平阳金乡洲来迁,与南塘异派,称“坊下戴”。所居有宅前街、走马弄。《太平县古志三种》431页)

以上资料表明,戴良齐的祖先从平阳金洲乡迁来,平阳离温岭百余公里,打猎过来也有可能,至宋已有300年,一直住泉溪的坊下街,此街至今尚存。咸淳元年是公元1265年,300多年前也是残唐五代,与铜马戴迁居时间不相上下,也是为避五季之乱而北迁。戴良齐自己中了进士,官至秘书少监。这一派也曾兴旺过,也有中过功名,附近至今还有一些戴姓居住,但人丁比不过温峤的戴氏。

(三)戴姓源流

戴姓起源于河南省境内,主要在商丘、民权、兰考一带。《元和姓纂》有:“宋戴公之后,以谥为姓。”戴原为商朝后裔,周克商,周公封纣王的庶兄微子启于宋(河南商丘县城东南),建立宋国以管理商之遗民。传10代到宋惠公的孙子,史佚其名,周宣王赐谥曰戴公,史称宋戴公,(福建莆田戴氏源流研究会2000年11月出版的《戴氏联谱》记载为宋撝,又名申)这是公元前799年的事情。他是宋国代国君,到公元前765年,戴公传位给儿子宋武公,他的小儿子文为宋国大夫,便以祖父的谥号“戴”为氏,是为戴氏始祖,后世遂以谥为姓,在春秋时期就有宋大夫名叫戴恶。宋人邓名世的《古今姓氏书辨证》:“戴姓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后,以谥为氏。”当时还有一个姬姓的戴国,在民权、兰考一带,由于处于郑国和宋国两强之间,常受欺凌,到隐公十年被郑国所灭。亡国后的戴国公族就以原国名为氏,称为戴氏,这样又形成一支戴姓居民。宋人郑樵的《通志·氏族略》也有记载:“戴氏,开封封丘县戴城是其国,隐十年,郑人伐取之。”

戴公后十八代传至戴剔,被弟戴偃所攻,弃位奔田齐,由宋国迁居不远处的谯县,于是子孙定居谯县(今安徽亳县),以谯国为郡望。(谯国是曹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置,治所在谯县,西晋时改谯郡)两晋时期,戴姓中的一支避乱南迁,渡江至广陵,子孙居扬州者以广陵为郡望。另一支子孙居山东齐州者以济阴为郡望,居临清者以清河为郡望。谯国后裔、61世戴胄相唐太宗,居河南相州(今安阳),天宝“安史之乱”,胄之玄孙戴翔(65世)因避乱弃家南奔入闽,自河南安阳南迁到福建长溪(今霞浦县),成为福建戴氏一派。唐时入闽的戴氏非此一家,据《漳州府志》记载,唐高宗时(669)陈政率府兵3600人入闽平定泉州的啸乱,并落籍定居,其中就有戴姓。唐宣宗咸通间,70世戴由福建泉州迁温州永嘉。

(四)温岭戴姓源出福建戴天裕

查《福建省赤岸县戴家山谯国戴氏宗谱》,上有林洪坤作于大清康熙五年(1711)辛卯岁腊月的《原序》(见第26页):

……传至太益公,徙居楚之谯国地,则谯郡其始基也,又传至希周公,生梁公,梁生让公,复徙于沛县砀山之下,号曰砀阳。……相传至三十三世,有万灵公授许真君秘传,没后显迹,护唐灭巢,敕封安抚昭应侯王,立祠享祀,葬于山之北,即今州城东隅,亦祀之。其弟万硕公,仕唐,为礼部尚书,万寿公为翰林学士,厥后避唐之乱,奔入浙江蒲门而居焉。而万灵公之子澄清公,在梁为翰林学士,赍诏入闽,见闽地之山川佳秀,至龙德二年(922),遂避乱而徙于闽,迨周开元二年(952),复避刀兵之扰而迁于赤岸江滨,与金、詹氏各择地而居焉。……三十八世有庆公于宋祥符六年(1013),抽选农民充户科吏役,后罢役归。宝元二年(1039)复迁于北峰之下,名曰利洋……四十三世以利洋土瘠田硗,非久居之地,乃与詹公登眺,迁创于倪洋,改其名曰沂洋,然以其地遭巢兵剽劫,卜居不吉,于绍兴十年(1140)大郎公乃移创于戴峰。

《谯国戴氏世裔源流考》(见第59页):

第一世祖:梁公。第二世祖:让公。……三十二世祖:天裕公、天赐公。三十三世祖:万灵公、万硕公、万寿公。三十四世祖:澄节公、澄清公……

赤岸是唐以及唐以前的地名,到元朝称长溪,现在称霞浦。这本谯国的宗谱,以迁到沛县后出生的梁公为一世祖。而从此算起则这个一世祖是得姓后的第三十七世,而三十二世的天裕公则应该是六十九世了。从上面两则看出,是戴天裕生万灵、万硕、万寿。万灵之子澄清曾出官差到过福建,就避乱徙闽,后人迁到赤岸,南宋的戴大郎再迁戴家山,这一派就一直在福建发展。戴万寿则在避唐末之乱迁居浙江蒲门(今苍南马站镇,距苍南金乡二十多公里)。

再看瑞安《鲍田戴氏西祠宗谱》中,始祖罗巘太公福建赤岸派上四代外支图:

第二世:万硕,字谡,唐懿宗朝为礼部尚书,迁砀阳谯郡,妣卢浦应氏,生子一,继妣林氏,生子一,避黄巢作乱,同长子分散。改名荆华,隐居江南白沙欧廿五都珠明里河西西堡居焉。

第三世:承范,字翼明,生于咸通戊子(868),妣龚氏。因巢乱,在叔处同父子分散,后于龙德二年(922)同堂弟承规入闽隐居兴化莆田县,才知父弟消息,卒于长兴年壬辰(932)。

第四世:绪绳,妣晁氏,于后唐同光二年(924)甲申避闽王之乱,徙居赤岸之滨。

第五世:钰,字云田,妣蔡氏,避闽王叛宋乱,迁黄峰泉溪。生于后晋天福二年(937),三十岁。镒,字方镇,妣盛氏,避闽王叛宋乱,迁台州黄岩。生于后晋天福四年(939)廿八岁。鑛,字罗巘,生于后晋开运元年(944),宋建隆二年(961)闽王叛宋屠城,避乱迁温州百里街,乾德五年(967)卜迁瑞邑四都鲍田之境。时年廿三岁。

这一本宗谱承上启下,把几处的戴氏都联接上了。戴万灵的后代922年已迁闽,952年迁赤岸。戴万硕、万寿迁浙江蒲门(今苍南马站),后万硕在唐末从谯郡避黄巢乱与次子承可到江南白沙欧(今浙江苍南金乡戴家堡)。子承范因乱与父万硕分散,于922年54岁与堂弟入闽莆田。孙绪绳避闽乱迁赤岸。曾孙有三,钰在闽于967年30岁避闽乱迁黄峰泉溪,这里的黄峰应是浙江的黄岩泉溪,就是现在的温岭市区。镒967年28岁迁台州黄岩,可见兄弟俩同一年迁到黄岩,一定居泉溪,一定居南塘。鑛967年迁瑞安鲍田。先是鑛961年17岁避乱迁温州,也许这时就与兄弟几人先到温州了,钰与镒再由温州分别迁百余里外的泉溪和南塘,这样泉溪的后人就认为迁自平阳金洲(今苍南金乡)。

还有平阳金乡的《谯国郡戴氏宗谱》,其世系图纪:

第一世,荆华,字万硕,唐僖宗时公自福建赤岸迁江南白沙欧西沙角,二人分派,南楼公移来廿二都珠明里河西西堡居焉(即原平阳金洲,今苍南金乡镇)配芦浦应氏,生子一,合葬金镇南门外廿三都湖里杨府岭东首土名田鸡山脚。第二世,承可,配东门垟杨氏,生三子。第三世,逢顺、逢显、逢颖……

荆华是万硕避乱江南而改的名字,他与次子承可迁平阳,遂为平阳金洲始迁祖。

综上所述,大致可以确定其世系和源流:在中原的六十九世戴天裕,生三子:万灵、万硕、万寿,万灵生澄清,迁福建,其后代在福建赤岸发展。万寿迁浙江蒲门,也就是后来平阳(今苍南马站)戴家堡一派。万硕与次子承可迁浙江平阳金乡(今苍南金乡),长子承范迁福建莆田。孙绪绳迁福建赤岸,七十三世的曾孙三人:钰迁泉溪,即是温岭戴良齐一族之始迁祖;镒迁黄岩南塘,是温岭塘下戴复古一族之始迁祖;鑛迁瑞安,是鲍田一族的始迁祖。

(五)各地家谱的记载

永嘉《戴氏统谱》第146页世系表载戴敏才系出自温州九曲,由戴四传至戴天休(74世)始迁至九曲。天休(1031—1113),字伯祥,北宋人。子戴临有五子,戴述、戴迅、戴廷、戴适、戴通。戴通配蒋氏,迁黄岩,卒葬竹岙山。有子二:戴启、戴敏才。戴启有子二:戴演之,分兰溪派;戴泯之,为直阁学士。戴敏才号东皋子,妣蒋氏,继妣蒋氏,三妣任氏。有子二,戴阜之,分苏州派;式之(78世),号复古,生子二,长子琦,次子玭。下无记载。这一世系给出了戴敏才、戴复古一派,不知是哪一本老谱里抄下的,可惜下代没有记载。而对比《石屏集》之内容,戴复古与族人唱和颇多,而未有兄弟之记载。且复古之子为浒与琦,未见有玭。这个体系还需考证,目前别无其他资料,先转录于此,聊备一说。

又第259页载:

绪公之子镒(74世),字方镇,妣盛氏,后周朝显德三世避王建屠城之乱,迁台州。子二,叨(75世)字元正,妣盛氏,生子一,为人纯谨聪敏,笃志诗书,毫无外慕,诚哉纯良之君子也,与盛氏合葬宋溪。加,善丹青,生一子名通,迁居罗京子孙其昌。叨子弼(76世)字敬上,妣鲍氏,自幼怀奇负气,七岁能诗,为其舅父山明所生吕行仁作传,亦与其列焉。子洵羲(77世),字锡训,妣骆氏,初甚贫窭,操小舡……子舜钦(78世),子秉智(79世),子戴温(80世),子枝阴(81世),弟大本,迁居杭州。枝阴子戴秄(82世),字玄果,妣凌氏,从事杭都书吏迁居杭都。子冕(83世),字玄服,号冠魏,杭都太祖,原妣盛氏,侧室陶氏,公率性明敏,笃好古典,从父官,游浙中途受于罗凌先生门下,学博理精,官为提举清要。子普塍(84世),字行仲,迁居东嘉。弟普胜,字韫奇,生元朝顺帝元统一年癸酉,于洪武六年癸丑迁居上戴。

以上记载中绪公之子戴镒迁台州与瑞安鲍田宗谱相合,其下镒子叨与加,叨子弼,诸本没有,可作补充。但弼子即洵曦,不知何所本。据2010年7月底出土的戴忱等六块和重新发现的戴钟墓志铭,与以上记载有所不同,戴钟生于绍兴己未(1139),曾祖父怀,祖父曦,父舜文,子四:翰、渭、澹、湛。曦之父应该是戴怀,现也无法证明怀即是弼。并且戴忱之曾祖父怀,祖父暐,父舜钦,忱子应辰、勋、温,这一线,也与上文的曦——舜钦——秉智——温——大本这一线不合,当以墓志为准。

2010年初稿,原载中华书局出版《台学研究》

戴氏统谱

说明:1.表中横线表示亲兄弟关系,直线表示父子关系,虚线表示同宗关系。

2.此外尚有较多戴姓子孙因辈分不明而不能列出。

3.据戴文祥诗“传世于今十有五”,戴镒至戴文祥当有15代。戴镛于石屏自称十世孙,两者当差10代。

三、戴复古之原籍是否在江西

南宋江湖派诗人戴复古(号石屏)的原籍,史书上均记载为黄岩,也有作天台的,也有作太平的。这是因为历史地理的原因,在宋时只有黄岩县,至明朝方分出太平县,至民国改为温岭县,1994年改作温岭市。黄岩属台州,台州以天台山著称,历史上往往以天台山代称台州。所以戴复古之原籍的准确说法是:今浙江省温岭市塘下。这个说法已经基本得到学术界的公认。其籍贯之考证详见拙作《戴复古家世考》(原载《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

然而,在江西省修水县的人们,却又有自己的看法。该县志办主任梅中生和上杭乡的中学教师戴作模通过考证,撰文认为戴复古之原籍应为江西修水。为此,笔者于1998年11月专程至江西修水考察,发现修水的戴氏后裔(今尚有万余人)百年来无不认为其祖先戴复古石屏就是修水人,其故里是修水县水源乡。水源乡及附近乡村仍是戴氏后裔聚居地,且在水源乡的鹅嘴山腰有戴石屏之墓(笔者也亲到墓前),至今每到清明节,戴氏子孙仍年年要来祭拜祖墓。于是,江西有了戴复古原籍在修水的一种说法,使戴复古原籍在今温岭市之说受到严重质疑。为此,我不揣固陋,作此文探讨,以就正于诸方家。

据《修水报》1998年10月载戴作模、梅中生所作《戴复古籍里考》考证,戴复古实为修水人氏,其理由有四:

1.戴复古世居修水

据民国癸丑(1913)《重修戴氏宗谱》记载:戴复古(十九世)以上直系十三世戴朝宗,早在宋天禧四年(1020)就领全家由小流(今修水新湾境内)迁居分宁仁乡水源,即今修水水源。从此,戴朝宗以下十四至十八世均居此地。戴朝宗长孙戴廷贵(十五世)曾为官流寓浙江台州,后卒于官署。至十八世,即戴复古之父戴元邦,于宋熙宁二年(1069)携家包括复古,由浙江台州返回分宁仁乡水源梓里居住。同时,将祖父祖母及父母四柩,自台州运回分宁,葬于金窖山。归里时,戴复古年仅五岁。上述资料可以证明三个问题:第一,戴元邦的侍祖戴廷贵是世居台州;第二,戴元邦不是迁居他乡异地,而是回归梓里;第三,戴复古生于台州,五岁起随父戴元邦迁回祖籍分宁(今修水),在仁乡水源长大成人。

2.复古的子孙繁衍在修水

戴复古共有4个儿子,均出生于水源,未曾离开修水,他直系以下的第四代、第五代开始,从水源迁居修水各地,至今仍有不少后裔。迁居白岭的延明支竟达2000多人,迁居马坳的省公支有1000人,迁居复源雅洋的庚公支不下300人,三都、山口、程坊、上奉等地仍有不少戴复古的后嗣。

3.戴复古上下辈及本人均殁葬在修水

戴复古的太侍祖朝宗夫妇,殁葬在水源街口。侍祖元杰夫妇和祖父祖母殁葬在金窖山,父母殁葬在面岸山,戴复古殁葬水源鹅嘴山腰,道光十三年(1833)重修墓碑,上书:“宋兵部尚书戴公石屏之墓”。其夫人邓氏殁葬在古藤源,续娶王氏殁葬在花园。胞弟玉屏夫妇殁葬在黄沙源,长子天逸夫妇殁葬在黎岭下,二子天铭夫妇殁葬戚洞冷水塘,三子天锡夫妇殁葬彭源洞梅树垅,四子天爵夫妇殁葬尖山岭陈源锦堂。

4.戴复古有许多遗址、遗迹在修水

新编《修水县志》和《重修戴氏宗谱》载,戴复古在水源建有东西枇杷园、乳鸭塘、九曲流觞池、夏岭石刻、尚书碑等。《历代名人名胜录》记载,戴家大屋(现叫朱家大屋)前有乳鸭塘,西侧有东西枇杷园。九曲流觞池已被九曲池水所淹。又载石屏墓除墓前柱牌已倒,其余均保存完整。还有建在上杭西源凤嘴上的“尚书祠”遗址。戴复古在水源留有“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时节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这样的名篇佳句。

观戴、梅两位先生的论证,有文献,有实物,似可以称言之成理。

根据上述材料,则有三种可能:一是如上文所述,戴复古世居修水,高祖宦游台州,复古幼年回归梓里,在修水长大,后官至兵部尚书。二是修水的戴石屏另有其人,因其年代、字号相近而被戴氏后人混淆。第三种可能就是:戴复古“未遇时,流寓江右武宁,有富家翁爱其才,以女妻之。居二三年,忽欲作归计,妻问其故,告以曾娶。……夫既别,遂赴水死,可谓贤烈也已。”(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修水宋时称分宁,系武宁之邻县,或许戴复古武宁之妻,已留有后嗣,富翁丧女后,心有不甘,后杜撰来历和官爵,误导后人,而戴氏后人在武宁、分宁逐渐繁育,蔚为大族,也未可知。

上述三种假设,可以把它概括成:一为原籍修水说;二为烈女修水留后嗣说;三为修水、温岭两石屏说。这三种说法应该是何者符合原貌呢？笔者认为当时应该有两个石屏,自成体系,因仅仅差百余年而被后人混为一谈了。现在不妨先对三种说法进行探讨。

(一)原籍修水说的探讨

持此说者为江西戴氏后裔的学者及当地的戴姓群众,所依据的是《戴氏宗谱》、当地传说、墓葬和遗址,其论点已在上文详述。持此说者大都未见过戴复古的《石屏诗集》,应该说要知人论世,最重要的资料是他自己的作品和同代人的著作,读这些作品能发现有大量的证据可以否定掉修水说。

1.生卒年份不合

戴复古生于1167年,这可从其所作《新年自唱自和》诗中看出:“生自前丁亥,今逢两甲辰。”丁亥年正是1167年,这是无疑的了。卒年虽然还不十分准确,但能推出大致年限,其作于1245年的《新年书怀》中有“淳祐五年春”之句,时年79岁,那么,他卒于1246年或稍后是很有可能的,也是学术界基本公认的。(详见拙作《戴复古家世考》)

现在看修水戴石屏,据《戴氏宗谱》记载是:生于北宋英宗治平元年,殁于南宋高宗绍兴三十年,即1064年至1160年,享年96岁,比温岭的戴石屏早生了103年。

2.史事与生活年代不合

细读《石屏诗集》中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无论从《闻李将军至建康》中“来依汉日月,思复晋山河”记录了1218年红袄军李全附宋;在《题处士黄公山居》中“边头又报真消息,鞑使来朝乞讲和”,记录了1233年金乞和于宋的史实;在《嘉熙己亥大旱荒》中“濒海数千里,饥民几万家”,记录了诗人回到家乡后,1239年发生的浙东大灾荒,这些史事都是发生在南宋嘉定之后,而决无绍兴年间及以前之事。而修水的石屏却生活于北宋末至南宋初南渡变乱时期。

3.亲朋好友均不合

先考其家事:温岭市的塘下戴氏,五代时避闽王之乱从福建迁来,在温岭发家,传至第六代,即戴复古的祖父辈,才出了个戴舜钦,中了进士,官至南康军司户,也就是在今赣州作个州府里掌户口、赋税的官。复古之父戴敏,喜欢写诗,不考功名,死时复古还是襁褓中的婴儿,长大后,多方搜寻父亲之诗,仅存10首,编于自己的《石屏诗集》卷首,可见一直是诗书传家。复古无兄弟,仅两子,名戴浒、戴琦。自云:“吾之一派,衰落殆尽,诸孙一两人而已,其势不绝如线。”可见孙儿也不多。而他的同辈有戴龟朋、戴溥,侄儿辈有戴木、戴昺等都是诗人,与复古有诗唱和,有的还有诗集传世。

修水戴石屏(十九世),世居修水,十五世戴廷贵为官流寓浙江台州,后卒于官署,至十八世,即石屏之父戴元邦在1069年携家返回修水。石屏还有4个儿子,8个孙子,这些均与《石屏诗集》所载大向径庭。

复古青少年时学诗于里人林景思、徐似道,还曾到绍兴鹅湖“亲炙于放翁”,决不如修水《戴氏宗谱》所说的5岁即由台州返回修水,且在年龄上大于放翁陆游61岁!《石屏诗集》中,其他诗友如真德秀、魏了翁、乔行简、楼钥、赵汝腾、王子文、姚镛、刘克庄、严羽、翁卷、孙季蕃等有姓名可考的就有300多人,他们或前或后,总生活在南宋孝宗至理宗一段时期,而不至于早到北宋时期的。

4.墓葬与遗址不合

戴复古于1237年,终于厌倦了40余年的江湖生涯,辞别故人,踏上了回乡之路,《镇江别总领吴道夫侍郎,时愚子琦来迎侍,朝夕催归甚切》及《久客还乡》,记录了70岁时儿子迎候回乡的喜悦心情。此后他过起了饮酒赋诗安乐富足的隐士生活,从《挽温岭丁竹坡》《屏上怀黄伯高》诸诗中的温岭一些小地名,可以看出他晚年均在温岭活动,特别是《诸侄孙登白峰观海上一景》诗,写到离家乡10余里的白峰山观海,恐怕江西是无海可观的。又查《石屏诗集》中没有一句写分宁的诗,诗人要是修水人,却在诗集中只字不提分宁,这也是无论如何说不过去的。诗人在1246年前后停了诗笔,死后葬于附近的屏山,后人还建了戴相公庙纪念他,该庙至今尚在,历代的《太平县志》均有记载,戴复古墓于1995年被列为温岭市文物保护单位。

因为到明朝戴氏曾遭灭族之祸,所以戴复古的遗迹留下的不多,除墓、庙外,还有诗人常在其下徘徊吟诗,并引以为号的石屏石,此石高5米、宽2米,壁立如屏障,至今耸立在屏山南谷口。

戴复古写有《初夏游张园》诗:“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晴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枇杷一树金。”张园之所在,据浙江的《嘉兴府志》载:“宋张子修监石门(今浙江青田)酒税,因家焉,与邑人张汝昌并擅园林之胜,内有流杯亭、遂初亭、乳鸭池,所云东西张氏园也。”那么,东园西园应该在浙江青田,而戴复古也确实到过青田。诗中的诗人只是在张氏的东西园里醉酒,并摘了一树枇杷,而根本没有说戴氏也有枇杷园,所以要是把东西园作为戴复古的遗迹已是大错了。再看修水为何也有乳鸭池和东西枇杷园？这个问题比较简单,戴复古成为名人后,后人因人造景、附庸风雅的也很多。即便不是后人附会,乳鸭池、枇杷园也不是稀罕物,达官贵人要造一个也不难。不过清朝修水有个诗人叫朱之麟的,也误以为此诗是戴复古写修水的东西园,于是他也作了一首《东西园》:“川原瞭历满苍烟,为溯芳型思渺然。半亩清池留古迹,两园胜事到今传。花茵鸟语呈欢会,云影山光入锦筵。载酒高歌人已往,不堪愁绝夕阳前。”诗中景仰之情跃然纸上,然而却弄错了对象,所以不可不辨。

综上所述,修水《戴氏宗谱》所载的戴石屏,与《石屏诗集》中的戴复古相差太大。《石屏诗集》历代相传,世所公认为戴复古撰。而宗谱乃一家之言,张冠李戴,牵强附会的不少,以宗谱作孤证不足为凭。诗人以诗名天下,当以诗集为准。

(二)烈女修水留后嗣说的探讨

陶宗仪生活于元末,元末离南宋不远,他又是黄岩人,《南村辍耕录》30卷素称严谨,所记戴复古武宁娶妻一事当不罔也。又《嘉靖太平县志·人物》中也有记载,还说此女名金伯华。当地的《豫章书》《嘉靖武宁县志》也记此事,可见两地均认可了的。又《乾隆武宁县志·山川》载:“节妇潭,县南一里,相传戴复古妻投水处。”这里已成为古迹,当地人都能言之凿凿,20世纪70年代这里修成一个大水库,将此古迹淹没于水下了。至于她结婚三年,是否留下子嗣,则史书未载。论理,如有子嗣,小儿在家嗷嗷待哺,则不会抛子别夫而投水,可见子嗣是不大会有的了。

再看修水的《戴氏宗谱》中还保留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辛未九月望日石屏写的《宋谱旧序》,内云:“及我盛朝,国运诞兴,人文蔚起,凡世家旧谱,莫不重新。予尝念切乎此,而此身膺简命,自任太守,历游部职,事冗责重,日夜勤劬,瞬息少暇,故有志而未逮也。今以衰老归宁,爰取家谱而重编之,时皇上绍兴二十一年辛未春,三阳月兴,秋九月,奉旨钦选秩备兵部尚书,适吾家谱已告成矣,仰沐圣恩,拜命田野……”奉旨钦选之事不可儿戏,从这里可看出,这个石屏也决非向壁虚造的。

有人说,可能复古就未到过武宁,《南村辍耕录》所云“居二三年”,而《石屏诗集》中并无一句道及武宁的山川景物,令人生疑。又复古终老布衣,终生不仕,不存在未遇时。那么,这个石屏是否会是修水石屏？笔者认为《石屏诗集》只是作者的自选本,并非全集,无武宁诗,只可存疑,不能据此断定就未到过武宁。“未遇”一词,可作未遇伯乐,也可作未遇知音、诗名未著解。至于修水石屏,由武备将军至于兵部尚书,均属武职,恐怕作不出《木兰花慢·怀旧》这样的一流诗词的。如果他的老家只在邻县修水,那么石屏也不会一住三年不回家,富家翁也早会派人到其老家探明婚姻状况,而不至出此悲剧了。

(三)修水温岭两石屏说之探讨

从以上可以看出,修水和温岭两个石屏通过比较,无论从生卒年、生活年代、诗文中反映的史事、亲朋好友及墓葬均无重合之处,而且各人自成体系,除其祖、父曾流寓台州,与台州略有点瓜葛而待考外,应该是两个完全不相干的人。

那么修水石屏到底是何许人也,何以会出现与温岭戴复古名号相同呢？

考察修水戴石屏的墓葬,气魄较大,据说附近原有几十个疑冢,还有仙鹅抱蛋等十八景,确有官家气象。现存者系清道光十三年(1833)重修,墓碑为:“宋兵部尚书戴公石屏之墓”。上面的戴公石屏应该是大名,墓前石碑不会以字号出现。胞弟大名玉屏,正好可以证明。问及当地戴氏后裔,但知戴石屏而不知戴复古,但知兵部尚书而不知江湖诗人,可见修水只有戴石屏,而没有戴复古。那么综合戴石屏的有关资料,就可以较清晰地了解戴石屏其人:

戴石屏(1064—1160),号麓公,江西分宁(今修水)人,四世祖戴廷贵曾为官流寓浙江台州,后卒于官。父戴元邦,敕封千户,加武备将军,于1069年携家返回修水,时石屏年仅5岁。石屏于1131年初任郡守,历任部职,以衰老致仕归宁。1151年,奉旨钦选,秩备兵部尚书。1160年谢世,享年96。葬水源乡鹅嘴山腰。夫人邓氏殁葬古藤原,续娶王氏殁葬花园。有4子8孙。至今繁衍成上万人的大族。遗址尚有东花园、西花园、九曲流杯池、乳鸭塘、夏吟石刻、尚书庙。附近的绣墩村曾为其供绣品,马家庄曾是养马场,齐家塘原为管家管理田产处。

按理说兵部尚书在历史上应该留有记载,但查遍《宋史》里的人物传和本纪,没有找到此人。看来他仅是历任部职,兵部尚书只是退休后的荣誉头衔。

那么怎么会和温岭戴复古搞混了呢？名号相近、年代相近是一个方面,但更主要的恐怕是清道光年间,修水戴氏书生开始把他们混淆起来的。

在明清的江西志书中,戴复古一直是作为寓贤收入志中,可见那时从未把他作为江西人。至清咸丰十一年(1861),裔孙宝三写了一篇《石屏公墓记》,记载了一事:“道光二十七年,有水源生员卢水生与予偶谈曰:吾乡先贤戴石屏者,足下若何祖也？予曰:此吾十九世祖也。水生又曰:未知其墓在何地。予曰:墓在金窖山,奈祀缺年久,不敢妄为寻获。予闻此语,日侦诸其里父老。道光三十年孟夏,有曰:予先人墓故在焉。其人遂同榨下湾为贵等往水源,潜掘三晚,果然获内碑,大矿烛之,载‘宋兵部尚书戴石屏公之墓’。比掩之,次日插牌于墓上,回报予曰:坟已得矣,内碑大矿朗然。予即奔启各支,订五月十七日祭扫,届期合族云集,并将内碑刷出,委系宋时人之字法。查州志,误载我祖于寓贤中,因请州牧叶公枚生为之墓表,予特以清冢之颠末略为之记。”(见《戴氏宗谱》)

读书人总喜欢找一个文化名人为祖先,得墓碑后,又未慎重考证布衣诗人与兵部尚书是怎么回事,以名号相同,立刻将不相干的两位混在一起,于是重修了祖墓,重刻碑文,自我作古,并修入谱中。可见把两者混为一谈的,戴宝三是始作俑者。从此之后,江西的戴氏后代无不认为两者为同一人,以讹传讹,流传了几百年,现在要是不予澄清,恐怕还要误传下去,所以不可不考证明白。

至此,我们可以较清楚地了断“为什么布衣诗人会戴上尚书帽”这场公案了。

原载《台州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

图为作者参加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读论文。

四、新出土戴氏家族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

(一)新出土的戴氏家族八方墓志铭

2010年7月底,浙江省温岭市新河镇河头梁村湖湾山麓因开山修路,挖土机挖出一方石板,当地书法爱好者梁鹏骞觉其书法颇佳,就清洗并制成拓片,送给温岭市书法家协会主席毛孝弢过目,毛先生见是南宋戴氏墓志,即转交笔者。笔者仔细研读后,确认是戴复古族人戴温夫人墓志,即于8月1日赶至现场察看。只见现场尚散落着带有文字之墓砖,于是初步判断是一处宋墓,次日即报温岭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心人员到场察看后又报浙江省文物局。随后浙江省考古队组织人员进行发掘,始知为宋代墓葬群,共有六所墓穴。因墓群早已被盗,仅收获六只祭祀用的陶器与六方墓志铭。六方墓志铭为:戴忱及夫人林氏、戴勋及夫人林氏、戴温及夫人车氏。

戴忱墓志铭

宋故府君姓戴氏,讳忱,字棐之。其先闽人,五季乱,徙家于台之黄岩南塘。曾祖怀,祖暐,俱潜晦。父舜钦,宣和中上书言时政,上嘉其忠,授迪功郎,监宣州合同茶场,任满转修职郎、南康军户掾。先君生于绍兴丁巳十二月甲子,卒于淳熙丙午十月己亥,享年五十,己酉十二月壬寅,葬于太平乡湖湾之原。娶林氏,生三男:应辰、渐、温;二女:适进士陈蒙、车似参。孙男曰櫄,女一人,尚幼。先君宽静简重,状貌奇伟,读书力慕古人,不汲汲为进取计,声利无所动,以修善自乐。天性孝友,事父兄克尽其礼。尤重气义,周急纾患,若甚于关身。口不言人之过,足迹不践公庭,乡闾称善人君子者,必先之。火尝延居舍,呼天引咎,火乃顿灭。葬母孺人之夕,阴雨不止,仰天号泣,晨即开霁,众皆谓纯诚之感。晚岁隐居自适,聚书教诸子,每励以孝悌忠信为先务。应辰祗奉遗训,惟恐不逮。独念所学未进,未能显先君之有后,惧后千载湮没无考,姑叙大略以藏诸圹。应辰拜手稽首泣血谨书。郡下王之才刊。(原为竖20行,每行17字)

戴忱夫人林氏墓志铭

先妣孺人,林公士卿之女,世居台之黄岩。生于绍兴甲寅之良月,年二十有二归于先君。戴姓,讳忱,字棐之。生男三人,长曰应辰,早卒;曰勋,曰温;女二人,长适进士陈蒙,次适进士车似参,已嫁而卒。孙男:椿、权、崧、籀、栞,孙女四人尚幼。绍熙二年该遇圣天子奉觞前殿,锡类海内,得封孺人。先妣性纯孝,逮事祖母,寒暑视温清之宜,饮食烹饪,必躬必亲,侍疾尝药不解带。既没,若不胜其哀,岁时霜露之戚必涕泗交颐。敬事二伯父及母,周旋回护,惟恐有忤意,遂相先君始终于孝悌。先君性乐闲静,族里称善人,先妣分忧家政,井井有条,洁蠲萍藻,肃给宾豆,嫁婚及时,助先君之志为多。晚年一意佛书,炉熏宴坐,玉雪其躬,读至圆觉,似有所解。游天台雁荡,乐于施舍,建桥以度涉,治路以便行旅,曾不惮费。至于周人之急,尤见慈祥。忽一岁得足疾,因自治棺槨衣衾,至疾革,语言脱洒,怡然而逝,实嘉泰壬戌八月二十八日。今卜以嘉泰甲子十二月壬寅安厝于太平乡湖湾之原,附先君再卜之兆,亦先妣志也。呜呼,先妣淑德世不多有,勋等蒙延置师友教督甚至,又俾从学远方而不孝不肖,不能有所显扬,故未敢求铭文于当世之贤,谨茹哀泣血,敬书此石,天地无穷,此痛罔极,勋等谨书。(原为竖23行,行19字)

戴勋墓志铭

宋故府君戴氏幽堂记

公讳勋,字巽叔。上世自闽徙台,家于黄岩之南塘。曾祖暐,不仕。祖舜钦,宣和中以进士上书言事,补迪功郎,循修职郎,南康军司户。父忱,不仕。母林氏特封孺人。公生于乾道丙戌正月七日,卒于嘉定戊寅三月八日,享年五十有三。嘉定辛巳十月庚午,祔葬于太平乡湖湾先茔之原。娶林氏,无子,命弟温之子樵为后。女一人,许嫁进士郑复孙。公资性静重,履行端谨,少好学,至壮,常如不及。聚书一室,翻阅无倦,时有会心处,曰:古人地位,直可超诣。由是忠信诚悫,有父祖风,事亲孝,处兄弟宗族,无闲言。族有疑议弗能决,公从容一语,自能折衷,群疑释然。晚岁优游里闬,不妄交接,介然自守,以终其身,亦可谓有常德之士矣。樵尚幼,未能乞铭于世之君子,姑述其大概,以诏诸幽。从子椿谨书。许褱信男羛孙刊。(原为竖20行,行14字)

戴勋夫人林氏墓志铭

先妣姓林氏,父讳瑛,台州黄岩人。乾道丁亥闰月九日生,年二十有三归先君。戴姓,讳勋,字巽叔。遇寿明庆典封孺人,终于绍定壬辰之章日,以端平丙申腊月乙酉,安祔于太平乡湖湾之原。男樵叟,女适进士郑复,孙女二。呜呼,先妣淑德懿范,樵叟何忍拟述敬俟丐铭于立言君子。樵叟泣血谨志,婿郑复填讳。林巨英刊。(原为竖12行,行10字)

戴温墓志铭

宋故府君戴氏幽堂记

先君姓戴氏,讳温,字南叔。上世自闽徙台,家于黄岩南塘。曾大父舜钦,宣和中上书极言时政,天子直之,赐同进士出身,调南康军户椽,循修职郎。大父忱,不仕。先君生于乾道丁亥十月丙午,卒于嘉定甲戌八月初十日,越五年,祔葬于太平乡湖湾祖茔之右,实己卯闰三月辛卯。娶同邑车氏,男四人:焕、焘、大本、樵。大本为从伯龟朋之后,樵为伯氏勋之后,女一人,许嫁进士林谔孙。先君天性纯孝,恨事父日浅,奉祖妣孺人,敬顺弥笃,处二伯氏至死无闲言,抚二孤侄,均于己子。自少刻苦问学,从名师友,最为孙先生元卿所知。祖妣即世,始厌场屋,潜心理学,不事表襮,故罕有知者。平居寡言,不喜闻人之故,延师教子,必严所择。呜呼,此先君行己大概实录也,忍死书以纳诸圹,隐德显行,尚图披诉于立言之君子,焕弗敢侈。焕等泣血敬书。侄椿填讳。许褱信刊。(原为竖18行,行18字)

戴温夫人车氏墓志铭

太孺人世家台之黄岩讴韶,迪功郎车公讳申之子,提刑郑公讳槐之甥。年二十五,归我先考东斋府君。戴氏讳温,字南叔,居邑之南塘。男焕、焘、大本、服,大本后伯父讳龟朋,服乡贡进士,后伯父讳勋。女嫁进士林谔孙,孙男进,孙女四。绍定壬辰拜。

东朝庆寿,恩封孺人。性端介,事姑以孝,称用敬顺,相先君用古人之学勉诸孤,寿止七十一。晚抱永疾,竟以不起,天乎痛哉!实嘉熙庚子三月二十九日也。明年十一月己酉,祗奉魂舆,祔堋于太平乡湖湾山先府君之墓。呜呼,枌槚鬱然,体魄永安,痛隔泉壤,摧裂肺肝。孤哀子焕,泣血谨志,婿林谔孙谨填讳。丹谷金寔刊。(原为竖16行,行16字)

除以上六方墓志外,在戴复古故里附近的晋岙,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期间还曾出土戴钟墓志铭和戴复古所撰戴丁夫人毛氏墓志铭,近来也被重新发现,内容如下:

戴钟墓志铭

有宋校尉戴公幽堂记

先君讳钟,字深之,世居台之黄岩。曾大父怀,大父曦,父舜文,进义校尉。先君生于绍兴己未十二月辛酉,卒于绍熙甲寅二月丁未,享年五十有六。以是岁十二月辛酉,葬于太平乡晋山之原。绍兴□输粟助边,补进武校尉。娶蔡氏,承奉郎蔡瑞女。男四人,瀚、渭、澹、湛。女七人,嫁进士杨万镒、任端仁、蔡□,一学浮屠,余未行。先君性诚悫,处心谨畏,尤重然诺。少孤,事母孺人尽孝,事伯氏以敬,治家有执范,耻徇流俗,守分务本,不改先世之质素。联宗族以和,处乡党以义,乐赒人之艰急,成人之善美。平时尚志自守,不苟阿附,榜其燕居之所曰“直节”。延师儒以教瀚等,治命之日,尤谆谆以力学励行为训。瀚等不孝,遽罹酷罚而未能显扬,苍天罔极,谨志无穷之痛,刻于坚石。绍熙五年十二月初五日,嗣子瀚等泣血谨书。王之才刊(原为竖23行,行13字)

戴丁夫人毛氏墓志铭

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

余族侄丁,字华父。之妃曰毛氏,名仁静,家黄岩之丹崖。其父廷佐,以儒学望于里,故孺人习闻其训,陶染与性成。既归,克尽妇道,以贤淑称。仪止山立,节操玉洁,是非不涉于言,喜怒不形于色,动循礼法,闇合女诫。赢衣羡镪,衹以振贫,一毫不费于释氏,非介然有守者莫能。华父自少与余为忘年交,相见必倾倒。尝为余言:妇人之所难克者,妒为大。山妻赋性不妒,比之传记所载谢安、王导、任瑰、裴谈之徒之妻,制勒其夫如束湿者,殆霄壤。叔处吾族,曾闻其有指尖妒悍声出房闼呼？繇是人益多之。乌呼!其他可能也,其不妒为难能也。能为其难,岂非贤妇也哉!年八十七,逢国锡类,恩封孺人。生于绍兴甲戌九月壬子,卒于嘉熙庚子十二月甲午。子男四:楷、木、栝、栩。栩先孺人六年卒。女三,嫁其侄从政郎前绍兴府嵊县主簿仁厚,进士曾建大、王脩。孙男八:宜老、双老、大老、翀老、君锡敕赐童科免解进士,颜老、宗凭、伟老,大、锡、颜、伟俱蚤夭。女十,郑蕃、陈观光、郑居礼、陈应梦其婿也,余在室。曾孙女三。以淳祐六年十一月壬申袝葬于戴奥华父兆。前事楷等款门乞铭,余虽不任载笔,谊不得辞,况又平时所乐道者。铭曰:自《小星》之诗绝响,为妇者类以妒相师,甚至专房擅宠,祸移彼姝,宁灭祀而不悔。闻孺人之风,可以愧死矣!族叔祖石屏樵隐戴复古撰。玉山林琼夫刻。(原为竖行27行,行19字)

(二)墓志铭的解读

新出土和新发现的八方墓志铭,均为戴氏族亲。而且该墓群都是夫妻合葬墓,入葬时间不相上下。戴氏墓志的墓主有戴忱、戴勋、戴温、戴钟。

戴忱(1137—1186),享年50,1189年12月葬。字棐之,家南塘。曾祖怀、祖暐,均平民。父舜钦。妻林氏(1134—1202),享年69,1204年12月葬。有三子:应辰、渐、温。二女,嫁进士陈蒙、车似参。长孙名櫄。从其妻林氏铭文可知其妻大于夫三岁。而夫妻墓志铭中称呼不一者有次子或称渐,或称勋,且其孙之名亦不一致,乃是由于林氏过世晚了16年。古人出生后,必先据家谱顺序起一谱名,用统一的部首以为标志,戴渐为谱名,用的都是水字旁,后改用大名勋。16年中孙男已增至五人:椿、权、崧、籀、栞,这些均是谱名。也许櫄已早死,并未列名。又因应辰曾撰戴忱墓志,虽已早死,也有了几个儿子。戴勋无子,那么为戴勋写墓志之从子戴椿,即是应辰之子,而櫄是长孙,也是应辰之子。而其余权、崧、籀、栞则都是戴温之子。

戴勋(1166—1218),享年53,1221年10月葬。字巽叔,家于南塘。曾祖暐,未曾做官。祖父舜钦,宣和中以进士上书言事,曾为迪功郎、修职郎等小官,1220年左右为南康军司户。父忱,不仕,母林氏。勋妻林氏(1167—1232),享年66,1236年12月葬。无子,命弟温之子樵为后。女一人,许嫁进士郑复孙。戴勋为戴忱之次子,这里叙述祖上名字,与戴忱墓相同,只因樵是戴温幼子,出生较迟,过继给了勋,因而戴忱墓志铭中未及。

戴温(1167—1214),享年48,1219年闰3月葬。字南叔,家于南塘。祖父舜钦,父忱,不仕。温妻车氏(1170—1240),享年71,1241年归葬。男四人:焕、焘、大本、樵,大本过继于从伯父龟朋,樵过继于伯父勋。女一人,许嫁进士林谔孙。戴温为戴忱三子,勋之弟。从戴忱墓志看,他应有五个儿子,权、崧、籀、栞、樵,这些都是他们的谱名,这一辈是木字旁,只是他们如何对应到焕、焘、大本这些大名上去,还有待于今后考古的再发现。但车氏铭中只出现四人,可能有一位已早夭。车氏铭中称樵为服,服为大名,字岂潜,与戴复古有诗唱和,被收录在《戴复古诗集》和《戴复古全集校注》中。

戴钟(1139—1194),享年56,当年12月安葬。字深之,曾祖父怀,祖父曦,父舜文,进义校尉。钟输粟助边,补进武校尉,娶蔡氏。子四人,瀚、渭、澹、湛,女七人,一学浮屠。学浮屠即是削发为尼。戴钟死时尚未有孙。

将戴钟与戴忱墓志对读,其述祖上名字,曾祖父同为怀,故戴钟祖父曦与戴忱祖父暐是亲兄弟,因不知其生年,故不能确定其兄弟的次序。戴钟父舜文与戴忱父舜钦是亲叔伯兄弟,钟与忱是同辈,是堂兄弟。

戴复古所撰墓志铭的主人是戴丁之妻毛氏,这就要联系到戴丁的墓志。戴丁墓志为叶适所撰,题为《戴佛墓志铭》,收入了《太平县古志三种》中。其中记载:

嘉定中,黄岩戴木以诗集句见,爱其意正,留与寀居。目不流盼,足不窘步,敛身降首,惟书之徇。以父丁年七十二,有上气疾,归,疾已,复至,俄又疾作,芒屦夜发,及门而丁殁,十四年四月丁巳也。哭既卒,摄衰复至,明年犹未行。余累趣之,木曰:“二月壬寅,葬日也;繁昌乡戴岙,葬地也;必得铭行矣。”又言:“人未有不渔猎贫弱以求富强者,怨谤近而易感,故业不永,命不长。虽暂永长,终不谓是也。木之先高祖洵曦、曾祖舜文,及祖秉器,关市调直,铢龠必平,不平,宁弃与。里人同辞赞重曰:‘佛,嘻者佛也。’先人继之,无改其度,亦曰:‘嘻者佛也。’佛者,里人尊敬之极称也……娶毛氏。子楷、木、栝、栩。女嫁内舍毛仁厚、曾建大,幼未行。孙宜老、双老、大老、冲老。孙女二……

从戴丁和其妻毛氏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戴丁(1150—1221)享年72,1222年2月葬。字华父,为乡里所敬,人呼为戴佛。曾祖洵曦、祖舜文,父秉器。丁妻毛仁静(1154—1240),子四:楷、木、栝、栩,婿毛仁厚、曾建大、王修。孙宜老、双老、大老、冲老、君锡、颜老、宗凭、伟老等八人,大、锡、颜、伟均早死,孙女十。

这一世系同为舜文一脉,可见戴洵曦即为戴曦,戴钟与戴秉器是亲兄弟,戴丁与戴钟之子戴瀚是同辈。因未见戴钟妻之墓志,不知戴钟是否就是戴秉器,如果是这样,那么戴丁就是戴渭,不过现在还难以确定。

《太平县古志三种》还收入一篇《竹洲戴君墓志铭》,其中记载:

君戴姓,名龟朋,字叔宪,台州黄岩人。祖舜钦,宣和中进士,上书危言,天子不怒,赐同进士出身,南康军司户。父秉中,亦有才气,补进义校尉,不仕,尝自赞其像,为时所称。君生六十二,开禧三年五月某日卒。娶蔡氏,子曰枞、曰周孙,皆先死,以从弟温之子大本为子,一女嫁林珍。嘉定十三年二月某日,葬太平乡黄仙山……

从戴龟朋的墓志铭可以看出:戴龟朋(1146—1207),年62,1220年2月葬。字叔献,号竹洲,娶蔡氏。儿子枞、周孙,均早死,过继了温之子大本为子,一女嫁林珍。龟朋与戴复古也有诗唱和,被收录在《戴复古诗集》中。

戴龟朋是舜钦一脉,可见戴忱和戴秉中是亲兄弟,龟朋与应辰、勋、温是亲叔伯兄弟,其子早死后,温之子大本过继进来,与戴服成了堂兄弟。

我们可以根据以上材料将其世系排列如下:戴怀——戴暐——戴舜钦——戴秉中、戴忱——戴龟朋、戴应辰、戴勋、戴温——戴大本、戴櫄、戴椿、戴服、戴焕、戴焘。这是戴暐一线。

戴怀——戴曦——戴舜文——戴秉器、戴钟——戴丁、戴瀚、戴渭、戴澹、戴湛——戴楷、戴木、戴栝、戴栩。这是戴曦一线。

(三)对拙作《戴复古家世考》和其世系表的订正

原刊登于《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的拙作《戴复古家世考》,根据《戴佛墓志铭》和《竹洲戴君墓志铭》,理出了戴舜文、戴秉器、戴丁、戴木一线,和戴舜钦、戴秉中、戴龟朋一线,是准确的。再根据《嘉靖太平县志》理出戴敏、戴复古一线,并根据县志中“戴敏,字敏才,舜钦从子”这一句,判断出“戴敏又是舜钦的从子,那么,戴敏的父亲也一定是舜钦、舜文的亲兄弟,只不知其名罢了。由此可见戴洵曦当然也是戴敏的祖父,戴复古的曾祖父了”。这个判断有点过于相信古籍的记载。虽然《嘉靖太平县志》历来被学界认为是一部成书较早的良志,可信可用,但毕竟明嘉靖十九年(1540)距戴复古生活的南宋淳祐(1241)年间已有300来年,且书中也未交代出处,而其实这是错误的。

据戴复古的《族侄孙子荣之子神童颜老,不幸短命而死,哭之不足,三诗以悼之》一诗,看这个题目,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子荣(即戴木)是诗人的族侄孙,二是族侄孙神童颜老(子荣之子),但由于过于相信县志的记载,于是笔者作了后者的解释,以为此族侄孙是指颜老,而仍相信戴敏是舜钦的侄儿。对照新发现的戴复古所撰戴丁夫人《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余族侄丁,字华父之妃曰毛氏,名仁静,家黄岩之丹崖。”知戴丁是复古的族侄确凿无疑。那么,戴丁之子戴木,就是戴复古的族侄孙。而戴敏也不是舜钦的侄儿,而是与舜钦并辈。戴复古与戴秉中、戴忱、戴秉器、戴钟并辈,而不是与戴丁、戴龟朋并辈,所以应该将戴复古在原来世系表中向上提高一辈。据此也可判定,戴敏的父亲与戴舜钦也不是亲兄弟关系,而只是同族关系。这方实物墓志铭的发现,不仅纠正了讹传470余年的《嘉靖太平县志》记载的错误,而且也纠正了笔者以前对戴复古家世的判断。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将戴氏世系重新梳理如下(曾孙以下从略):

综上所述,新发现和出土的墓志铭,为我们研究戴复古的世系提供了一些新的认识:1.修正了古代方志记载的一些错误。戴敏与舜钦不是亲叔侄,应是并辈,戴复古这一线来自哪一房,目前还不清楚。而戴复古与戴忱是族兄弟,与戴温、戴勋则是族叔侄。2.据戴钟和戴忱的墓志铭,舜钦、舜文不是亲兄弟,独自成系,而戴曦与戴暐是亲兄弟。3.戴忱墓志铭中有其高祖戴怀,世系由此可以向上拓展一代。4.搞清了十篇墓志铭中四对夫妇六个家庭间之关系,丰富了家族成员,也清晰了其家族体系,这是这次戴氏墓葬群发现的最大收获。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

图为戴温墓志铭拓片。

五、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

宁波天一阁藏《四明桃源戴氏家乘》修于民国36年(1947),木活字本,共分十二卷,卷首收录历代谱序,卷一有宋南塘谱系和南塘谱实,其后是明代宁波戴氏三房的世系、世传、祠堂、宅第、坟茔及艺文。值得重视的是,这部家谱明确记载了南宋著名诗人戴复古的世系和生卒年,是新发现的有关戴复古研究的重要文献。

(一)关于戴氏家谱

四明桃源,就是现在的宁波市鄞州区横街镇,《四明桃源戴氏家乘》就是该地戴氏族人修的家谱。该谱中李懋作于明成化十一年(1476)9月之谱序记载:

吾四明桃源戴氏为后汉信都太傅戴德之胄,几叶孙讳溢,自闽徙台家黄岩之南塘,历赵宋间,盛有五派,嘉定时八世孙讳阳者复由台徙四明,居桃源,其后子孙蕃衍,袍笏蝉联。

又宁波知府张账撰于明成化十一年十月之谱序有:

在宋则石屏复古氏又以诗名海内,而世居黄岩南塘,若石屏之从弟阳,则自南塘徙居于鄞,而鄞西之戴自阳始。十传为默庵公浩,领永乐庚子乡荐,授东昌府判,历守雷永、巩昌,引年而归,家值郁攸(火灾),凡先世重器尽遭煨烬,盖不特家乘然也。予于政暇时过访焉,公以告曰:重器不足惜,族谱之亡,罪莫大焉,将若之何？于是乃与一二宿儒,若李子懋、宋子恢续修之。复遣人往南塘访其分派之由,自阳而上,凡得八世,自阳而下,及于公凡得十世,自公之子若孙,又累累然数世矣,汇而纂之,都成一编,名曰《四明桃源戴氏家乘》。

又吏部尚书闻渊撰之谱序有:

迨宋石屏复古氏,又以诗鸣,至今讽咏不已,鄞西之戴实其后裔。盖五代时有讳溢者,来自莆闽,徙台岩之南塘,宋宁宗朝溢八世孙讳阳,从石屏以诗游四明,遂于桃源乡石马里择高岗居焉。迄今十七世矣。

宁波桃源戴氏是戴溢由福建迁到黄岩南塘,传八代后到宋朝从南塘迁来宁波,桃源始祖就是与戴复古一起饮酒作诗的堂兄弟戴阳。某日他与戴复古一起至宁波桃源游玩,发现这里风景不错,就住了下来,后来戴阳竟把家也搬了过来,于是就成了宁波人。到了明代,宁波戴氏开始修谱,为了记载家族来历,专门回到南塘访问,把宋代的南塘谱也抄了回去,在卷首收录了非常难得的宋代的《南塘戴氏族谱序》两篇,还在卷一专门设立了《南塘谱系》和《南塘谱实》两章,使南塘体系得以流传下来,所以这个南塘族谱传承有序,是比较可靠的。我们知道,家谱的修纂有不断因袭、重修和续补的过程,这部家谱虽然重修于民国36年,但据谱前的各种序跋,知其源于南宋时期所修的戴氏家族,因而对于戴复古的家世、生卒年诸方面的研究,就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二)戴复古家世

考查戴复古家世,戴氏的明代后裔戴豪在其诗文集《赘言录》中记载:“始祖镒,五季时避闽乱,徙台黄岩,择地,得南塘焉,久之,益蕃以大。”南塘戴氏的确是在五代时由福建迁来,这在《嘉靖太平县志》里也有记载,由此我曾写成《戴复古家世考》一文,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上。

《四明桃源戴氏家乘》一书中收录最早的谱序是俞端礼作于宋绍熙四年(1193)的《南塘戴氏族谱序》:

戴氏系出闽地信都太傅德之允后,徙台岩居南塘十二叶,家传其书,士探其理,群聚百余灶,缌服袒免,情相通也,婚遣丧葬,费多均也,而朝散大夫雪溪戴羲辈,更虑后来者不能循途守辙,或至轻变先世之旧章,会予京邸,请序其谱。

以上告诉我们,在宋绍熙间,也就是和戴复古同时代的南塘十二代孙戴羲号雪溪者已在修谱,那时,南塘已有戴姓百余户了。

接着有南塘十世孙戴木号渔村作于淳祐乙巳(1245)元月之序:

戴氏出自子姓宋戴公之后,以祖父谥为氏,厥后信都太傅德,世居魏都斤邱,裔孙景玺仕后魏为司马从事,支分派别何代无人,而名贤之赫赫者则史不绝书。台岩之戴有四:一曰南塘,一曰方山下,一曰佛陇,一曰泉村,大抵各据谱系以示所来。而南塘之戴,上世实自五季时由闽徙台,居黄岩之南塘,溯流寻源,盖阅世十有二,历年三百有奇。而元旦之会,上下二百位,尊卑五十人,见于石屏父祖之赋咏,尤可考也。于戏,盛矣。……遂与一二同志整顿之,仍取成图,分为五派,敬于淳祐乙巳履新之始,族属会拜之日,揭之堂,俾少长皆得见而知之,继当锓梓以广其传,庶几家有其书,人安其分,于睦族之道有所补云。

戴木是戴复古的族侄孙,两人曾有诗唱和。查《石屏诗集》卷三,有《岁旦族党会拜》诗:“衣冠拜元日,樽俎对芳辰。上下二百位,尊卑五世人。”(本序误作“尊卑五十人”不通,应改)可见当时已有五代并存,族人数百了。据谱序记载,当时黄岩戴氏有四处聚居地,一在南塘,一在方山下,一在佛陇,一在泉村。方山下、佛陇在今温岭市大溪镇,泉村在温岭市区,南塘在温岭市新河镇。这里将该谱与《石屏诗集》对照,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四明桃源戴氏家乘》卷一《南塘谱实》记载其世系:

一世,十一处士讳溢,字维谦,娶郑氏,生卒俱无考,合葬前屏山大路下平坡,墓碑久剥蚀,九世孙鸿重立。子一镐。

二世,廿一处士讳镐,字大京,娶陈氏,继娶郭氏、张氏,生卒俱无考,合葬象狮山南岙坑边。子一景宗。

三世,三三处士讳景宗,字继先,娶李氏,继娶徐氏、姚氏,生卒俱无考,合葬前屏山祖茔之右。子二:居荣、居简。

四世,八处士讳居荣,字仁之,生天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卒绍圣元年三月五日,年七十二。娶朱氏,生卒无考,合葬前屏山祖茔之左。子四:仁拱、仁瑀、仁通、仁贽。

十处士讳居简字敬之,生天圣八年二月四日,卒元丰八年十月二日,年五十六。娶杜氏,生卒无考,合葬前屏山大庵南。子一仁德。

五世:一处士讳仁拱,又讳怀,字子向,生皇祐元年三月十五日,卒政和元年八月二十日,年六十三。娶于氏,生卒无考,合葬前屏山大庵西南。子一公弼。

九处士讳仁通,生卒娶葬俱无考。

十处士讳仁贽,字子见,生嘉祐元年十月十三日,卒政和四年十月十九日,年五十九。娶毛氏,生卒无考,合葬前屏山大庵东。

二处士讳仁德,字子怀,生皇祐二年六月九日,卒元丰七年四月十七日,年三十五。娶洪氏,生卒无考,合葬前屏山大庵东南。

六世:十一处士讳公弼,字清臣,生熙宁元年二月十七日,卒建炎三年四月十三日,年六十二。娶周氏,继娶黄氏,生卒俱无考,合葬前屏山大庵东。子三:志捷、志操、志揆。

七世:三六学谕讳志捷,又讳敏,字敏才,别号东皋子,生靖国元年七月二日,卒乾道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年七十一。娶何氏,继娶黄氏、杨氏,生卒俱无考,合葬三丫坑,平生酷好吟咏,身后遗稿不存。……子石屏遍加搜访,止得诗十首录于其所著集前,使人复见一斑,《小园》诗见遗文录。子二:翼、复古。

四十处士讳志操,字存中,生政和三年十月五日,卒绍兴二十六年四月十三日,年四十四。娶丁氏,生卒葬无考,子一秉均。

五十处士讳志揆,字从圣,生宣和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卒淳熙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年六十六。娶赵氏,生卒无考,合葬三丫坑先茔之左。子一阳。

八世　八十宣教讳翼,字振之,生绍兴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九日,卒开禧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年五十。娶蔡氏,生卒无考,合葬三丫坑祖茔之右。

八三抚属讳复古,原讳珪,字式之,别号石屏,生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卒淳祐七年三月十三日,年八十一。娶吴氏,继娶楼氏,生卒无考,合葬屏山白岩下……

七八宣义讳秉均,又讳垕,字成之,又字瞻之,别号蒙斋,生绍兴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卒嘉定八年六月二十六日,年七十。娶洪氏,生卒无考,合葬屏山白岩下。

又《宗元图》记载:

一世讳阳,字乾之,宋嘉定戊辰始居鄞。

以上记载第一世戴溢(《太平县志》写作镒)从福建迁来,至第三世分为两派:居荣、居简,居荣一分为四派:仁珙、仁瑀、仁通、仁贽,加上居简的仁德,第四世共有五派,所以戴木称“分为五派”。到第五代名怀,字子向,生于1049年,卒于1111年,子公弼。公弼字清臣,生于1068年,卒于1129年,子三:志捷、志操、志揆。长房志捷又名敏,字敏才,号东皋子,生于1101年七月二日,卒于1171年十一月十三日,娶何氏,继娶黄氏、杨氏,子二:翼、复古。二房志操字存中,生于1113年,卒于1156年,子秉均。三房志揆字从圣,生于1124年,卒于1189年,子阳,这个戴阳于1208年迁居宁波。戴翼字振之,生于1156年,卒于1205年,为戴复古的长兄。戴复古谱名珪,字式之,号石屏,生于乾道三年(1167)十二月四日,卒于淳祐七年(1247)三月十三日,年81,娶吴氏,继娶楼氏,合葬屏山白岩下。戴秉均,又名垕,字成之,号蒙斋,生于1146年,卒于1215年。

从以上这些资料看,与戴复古诗集中的记载及2010年新出土墓志铭中的记载比较是相合的,是可信的,理由有六;一是去年出土的戴忱墓志铭中戴怀与以上记载的戴怀,辈份与年代相合。二是与戴复古生于1167年冬,卒于1246年左右的推断相合。三是其父敏才卒时子尚在襁褓中,这里记载当时戴复古才出生四岁,也是相合的。四是敏才先娶何氏,后娶黄氏。戴敏才有《约黄董二亲与桂堂诸侄避暑》,戴复古诗集第一首就是《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从题中可知舅家姓黄,其父敏才果然有妻黄氏,因而也是准确的。五是从戴溢(镒)到戴木的世系排列正好十世,这与戴木自称十世孙也是准确的(详见文末世系表)。六是从他们的代际关系看,一代相差二三十岁,也都比较合理。

南塘戴氏经明初的打击曾一蹶不振,到明中叶,迁至温峤的一支开始发达起来,又成为富盛的大家族,还出了广东参政戴豪。而迁到宁波的一支,经过几代人的拼搏,也成为官宦之家。宁波戴氏到明代也读书做官成为一大家族,宗谱所载顺治十一年(1654)巡抚高斗福所撰之谱序有:

入明默庵公浩始以科目显,为时良二千石,历守雷永、巩昌三府,所至尸祝俎豆馨香,不特光家乘已也。自后一母五乳,而四人成进士,长静山,作牧滇甸;次南江,参藩闽省;次东石,开府西蜀而分曹徐淇;其季少山也,当是时膺辟荐、领乡书、登贡籍、沐君宠而列仕版者指不胜屈,其余子姓瓜瓞亦绵延不绝,此谱牒之修不容不加之意也。

(三)戴复古生卒年

南宋诗人戴复古是江湖诗派代表人物,也是浙江省温岭市的历史文化名人,1985年笔者曾根据戴复古《石屏诗集》中《新年自唱自和》的诗句“圣朝开宝历,淳祐四年春。生自前丁亥,今逢两甲辰”的记载,推导出其出生于乾道三年(1167),但不知其月份和日期。后来看到其《生朝对雪,张子善有词为寿》诗中有“腊月雪三尺”,可见其生日在寒冬腊月,但一直未能找到其准确的生卒日期。现在从以上宗谱中对第八世复古的记载,可以明确:生于乾道三年十二月四日。乾道三年是公元1167年,但由于其生日是农历的十二月,而转换成阳历就跨越了这一年份,这一年的阴历十一月十九日已是阳历元旦,那么十二月四日也就是次年的1月15日,所以戴复古的生日准确说法应是阳历1168年1月15日。但古人还没有公元纪年法,故推算古人的年龄惯例仍用阴历。

戴复古的卒年历来缺乏明确的记载,武衍的《适安藏拙乙稿》有《悼戴式之》诗,但看不出年代。当代的文学史和戴复古研究著作往往是众说纷纭,歧义间出,如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1963)标的是戴复古(1167—1250？)。北大中国语言文学系中国古典文学教研室编的《中国文学史纲要》、上海辞书出版社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1984)、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修订本《辞源》(2002)标的都是戴复古(1167—？)。我曾根据戴复古作的《懒不作书,急口令寄朝士》诗:“我已八十翁,此身宁久绊”而推导出大约在1246年。于是在《戴复古家世考》中考其生卒年认为是1167—1246年。现在根据该宗谱,可以认定为卒于淳祐七年(1247)三月十三日,年81。戴复古的生卒年可以由此而确定是公元1167—1247年。

值得重视的是,《四明桃源戴氏家乘》还提供了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以外的重要信息:其一是戴复古之母系影响。戴母黄氏出生于读书人家。《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中有“君家图书府,墨色照青嶂”。可见黄氏也受过不少的文化熏陶,那么戴复古四岁丧父之后,黄氏就是戴复古的启蒙老师。其二是戴复古夫妇的合葬之地。他们卒后合葬于屏山白岩下,并不是以前流传的葬于委羽山下。其三是戴复古《岁旦族党会拜》一诗的作年可以确定在1245年。其四是可以确定戴复古之妻为吴氏,颇有诗才,戴复古在第一次游历回家时妻子已经亡故,留有壁上题诗两句:“机翻白苎和愁织,门掩黄花带恨吟。”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图为《四明桃源戴氏家乘》中有关戴复古生卒年的记载。

附录:结合2010年出土的几块戴氏墓志铭,可以重新排出从戴镒到戴颜老的南塘戴氏十一世世系表如下:

六、戴复古诗中的慧力寺非指本地惠力寺辨

戴复古《石屏诗集》中有《慧力寺避暑》一律诗,太平(今温岭)人常认为是指本地小塘岭(今大溪镇塔岙村)之惠力寺,清《嘉庆太平县志》卷六记为:“惠力禅寺,在小塘岭。咸通三年建。宋戴复古《同刘兴伯、黄希宗、苏希亮惠力避暑》。”于是历代引以为据,温岭县志办也将其选入《温岭历代风光诗词录》(1994)中。其实非也,戴诗所指慧力寺在江西清江县,特为之辨:

(一)与三位江西清江人同游慧力寺,当在江西

查《石屏诗集》卷二原诗如下:

刘兴伯、黄希宋、苏希亮慧力寺避暑

何处避炎热,相期过宝坊。万松深处坐,六月午时凉。钟磬出深屋,江山界短墙。醉来归兴懒,留宿赞公房。

诗中刘兴伯,名昌诗,清江(今江西樟树西南)人,1205年进士,曾为六合县令,著有《芦浦笔记》。黄希宋,名祁,字希宋,清江人。早岁以能赋称,郡博士延入学宫,累举对策入高等,调高安主簿。有《德庵类稿》30卷等,已佚。明隆庆《临江府志》有传。苏希亮也是清江人,理宗(1224—1264)时以画名。与三位清江人到慧力寺避暑,应当就在清江。古时交通不便,要是三人舟车跋涉同到浙江温岭,那是比较少有的,各人当另有诗以记之,查《石屏诗集》及《芦浦笔记》都没有记载。

(二)慧力寺是江西名刹,由三位当地诗友陪同避暑较合情理

慧力是佛家语,谓智慧之力,能证明法性者也。也就是说佛的智慧有祛除烦恼的力量。慧力寺在江西清江,是一座历史悠久的著名寺院,清赵汝明著的《慧力寺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有:“慧力寺故址在今江西省清江县,初为南唐梁武帝祠堂,名慧波禅寺,开山祖师为绍珍禅师。后因寺僧治愈唐僖宗异疮,遂敕赐慧力禅寺。历经唐、宋、元、明,至清初尚存,咸丰年间毁于太平天国兵火。庚申年素云上人开始重修。”寺内有苏东坡的写经台,曾藏有苏东坡手书《金刚经》碑,此碑与供奉在慈化寺的血书《金刚经》,都是江西境内极负盛名的佛寺镇寺之宝。宋邹登龙有《上慧力寺》诗:“今代空王宅,前朝处士家。牛车回象藏,鹿苑发龙华。松密风生树,江空月在沙。阇黎饭钟后,邀我试新茶。”宋康伯可有《题慧力寺招风亭》诗:“天涯芳草尽绿,路旁柳絮争飞。啼鸟一声春晚,落花满坐人归。”明奸相严嵩也有《慧力寺》诗,可见慧力寺在当时颇有名气。而温岭惠力禅寺全无名气,只见于当地县志。

(三)从诗人行踪来看,当在江西

《石屏诗集》经明代戴氏后人按诗体分类编排,虽未按写作日期编排,但其中同一时段同一区域的诗往往还是有次序可循的。《慧力寺避暑》在《石屏诗集》卷二,其上几首有:《访杨伯子监丞自白沙问路而去》《临江军新岁呈王幼学监簿》《江村何宏甫载酒过清江》,下有《题萍乡何叔万云山》。以上标题中的白沙在江西鄱阳西,临江军和清江均在今江西清江,萍乡也在江西省,与清江同饮一条袁水,所以诗人当时应当在江西。戴复古几次在江西长住,结交了不少当地的文人墨客。1229年春,他第三次出游,先到福建,再到江西。1232年,他的老朋友王伯大在临江军作监簿,这一年的新年他是在临江过的,并作了一首《临江军新岁呈王幼学监簿》,所以《慧力寺避暑》一诗当作于1233年前后,地点是在江西临江军的慧力寺。

(四)清代太平县志误将本地惠力寺与江西慧力寺相混淆

查历代《太平县志》,太平只有惠力禅寺,而没有慧力寺。明《嘉靖太平县志》卷八《寺院》:“惠力禅寺,在小塘岭,唐咸通三年建。”一点也没有提到戴复古的诗。

到清《嘉庆太平县志》卷六《寺院》记为:“惠力禅寺,在小塘岭。咸通三年建。宋戴复古《同刘兴伯、黄希宗、苏希亮惠力避暑》:何处避炎热,相期过宝坊。万松深处坐,六月午时凉。钟磬出深屋,江山界短墙。醉来归兴懒,留宿赞公房。”县志编纂者戚学标将戴诗系于《惠力禅寺》条之下,表明该诗即写本地小塘岭之惠力禅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一是编纂者没有准确引用其标题,前加“同”字,后少“寺”字,中间将黄希宋误作黄希宗。二是直接把慧力改作惠力。“慧”字与“惠”字,仅在“聪明”一义上是相通用的,但作为名词,一般是不能通用的。就像南北朝的诗人谢惠连不能写成谢慧连,福建的惠安女不能写作慧安女。可见戚氏未加深入考证,将两者混为一谈,他是始作俑者。

综上所述,戴复古避暑的慧力寺为江西清江的慧力寺,与太平的惠力禅寺无关。特予澄清,以免误传。

原载《台州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

卷三　版本考

一、石屏诗词版本略述

戴复古一生作诗近2000首 (《石屏小集》130首,《续集》从400首中选出百首,《三稿》亦当百数,《四稿》上下卷也有百余首,《后集》千余首,《五稿》上下卷不详,也当百余,其中可能有重复,具体见后) ,作词46篇左右,文章未见。他的诗词版本较多,现根据其编定先后,分述如下:

戴复古在庆元三年(1197)出游之后,诗作渐多。嘉定三年(1210)已结而成集,位居参知政事的楼钥第一个为之品题,这时集无定名,但称大编。戴觅得父诗,仅一篇一联,录于此大编之前。后来此编又经真德秀、巩丰等多人品题,评价较高。

庆元六年(1200)左右,赵汝谠作湘漕时,为戴复古选出130首诗,编成《石屏小集》,有嘉定十六年(1223)作者自序和绍定二年(1229)赵汝腾的序,刊于湖南,这是第一部编定出版的选集。

绍定五年(1232),戴复古收拾散稿,又有了400多篇,袁甫就中摘取百首,附于“小集”之后,戴作了自序,这是《石屏续集》。后来萧泰来又选了《石屏三稿》。

端平元年(1234)左右,戴复古在邵武,与当地的李贾结为诗友,李贾选其近作成《石屏四稿》上卷;端平三年(1236),姚镛另选得60首,成《石屏四稿》下卷。同年九月,戴复古归家途中,路经江西,到渝江尉舍与李贾话别,李贾将上下卷一并入梓,以全其璧。

淳祐三年(1243),吴子良为新编的《石屏后集》作序,戴复古的侄孙戴东野为此作诗《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中有“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可见此集有诗千首。

当时书商陈起等收江湖诗人之诗,随收随刻,总称《江湖集》,内有石屏之诗,惜后散佚。仅有宋抄本《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当是《江湖集》中之一),60家中有《石屏续集》4卷,收诗111首,词40篇。观其内容,已与严羽订交,当是嘉熙元年(1237)归家前几年所编。又《南宋群贤小集》中有《中兴群公吟稿》戊集卷一至三,收戴诗103题。篇目及编排次序与《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中的4卷不同,诗篇略有重复。

明《永乐大典》所收江湖各集被《四库全书》编者合并为《江湖小集》和《江湖后集》,《江湖小集》收《石屏续集》4卷,《江湖后集》仅载《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未收的《求先人墨迹呈表兄黄季文》等6首。

以上几种为宋编本。

石屏诗稿传至元代,其七世孙戴子英,字文璝号闲懒者,校家藏旧本,以图新刻,还请贡师泰在至正十八年(1358)作了一篇序文,书名为《石屏集》。这个元刊本今已不见,大约收诗较全。明《诗渊》据此本录入大量戴诗,有些为诸本未见。这个元刊本是以后明清选刻本的祖本。

明天顺初(约1457),石屏九世孙戴恬隐重录《石屏小集》并《续集》为一帙,从子潜勉检故箧复得刻本《后集》《第四稿》下卷并《第五稿》上下卷(当是石屏归家后作),潜勉之兄戴镛也于藏书家抄得律诗数十篇。成化十五年(1479)侄戴豪携京求完本。豪又取《南塘遗翰》所载戴东野诸人诗附后将刻以传世,不久豪卒于官,而志未果。

弘治十七年(1504),庐州通判马金以其家所得抄本,与石屏十世孙六安学正戴镛家藏板本校对异同,以选家眼光,选出诗900篇,计近古体1卷98首,五言律4卷452首,七言律1卷220首,绝句1卷130首。重加编次,按体裁分为7卷,词25篇,另立1卷,戴敏诗10首仍录集首,又取镛所藏戴东野诗133首为1卷,其他戴氏诸孙诗97首,计27人,另立1卷,附载于后,合为10卷,定名为《石屏集》。六安州守宋鉴为之刊校,谢铎作序,马金书后,成为定本,通称明弘治本。

明代还流传下不少抄本:山阴祁氏抄本8卷,大约用的是上面的弘治本。路小洲也有抄本。潘是仁编的《宋元名家诗集》内收石屏诗6卷。

清代,《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收录了《石屏集》,根据的是浙江鲍士恭藏本。与弘治本比较,已将戴氏裔孙之作另立单行,石屏之词也另立一部,删除了明代的序跋,并将7卷并为6卷,其中诗篇也略漏一二。

清吴之振编的《宋诗抄》也收了《石屏诗抄》,计506首,编次与弘治本同,而诗已少了许多。后《宋诗抄补》中《石屏集补录》又补了16首并6联。

当今《石屏集》较为常见的本子当是嘉庆二十二年(1817)临海宋世荦刊的《台州丛书甲集》本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四部丛刊》本。二书都据弘治本,仍为10卷,二书区别仅在于前者有宋世荦重刊序,后者保存了1504年、1507年十世孙戴镛作的二篇跋文,还增加了荛圃主人黄丕烈于1802年书的跋,并将书名定为《石屏诗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重新印行了《戴复古诗集》,据的就是《四部丛刊》本。

戴复古不但是诗人,还有不少词作。《石屏词》早期大都作为《石屏集》中的1卷,弘治本中的卷八即为词卷,收词25首。接着的《台州丛书》和《四部丛刊》也都是依样葫芦。

《石屏词》1卷单行的抄本不少,有唐宋名贤百家词抄本,宋元名家词抄本,天一阁抄本,明抄宋五家词本。汲古阁刊本,载《六十四家词》中。又有毛斧季校本,书名为《石屏长短句》(1卷),武进董氏有刊本。《四库全书》里用的是安徽巡抚采进本,也就是毛本,毛本里有《石屏集》中的25篇,又加《花庵词选》所录8首汇集付梓。《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中的《宋六十名家词》录《石屏词》1卷。《四部备要》中的《宋六十名家词》中也有此1卷。

今人唐圭璋所编之《全宋词》,收戴词46篇,其中最后的《沁园春·送姚雪篷之贬所》仅存半篇,这是目前最完备的本子。但他的4首古风《渔父词》也作为词收入,还是不妥,查《中华词律辞典》,无“渔父”之词牌。

《石屏新语》2卷,旧题戴复古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编以石屏新语为名,则当为复古所手著,乃编中惟录张洵古《五代新说》、陈郁藏《一话腴》二种,而多所删节,当是后人依托其名,抄撮成帙了。”《石屏新语》不常见,四库仅作存目,其论断当不妄也。

戴复古的文章很少,只有《嘉庆太平县志》载有戴的《跋丁梅岩集》一文,百余字,作于嘉熙四年(1240)重九后三日。丁氏名希亮(1146—1192),字少詹,温峤人,有《梅岩集》传世。这个跋当是为丁氏后人付梓时所作。近几年发现的《宋故淑妇太孺人毛氏墓志铭》,是戴复古为其族侄妇毛氏所作,未见典籍记载。戴文其余也就是几篇自序,没有洋洋大文。

1985年初稿

原载1993年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石屏诗词三百首》

二、潘是仁本《石屏诗集》研究

(一)《石屏诗集》简介

《石屏诗集》是南宋江湖派代表戴复古(1167—1247)的诗词集。戴復古在庆元三年(1197)出游之后,诗作渐多。嘉定三年(1210)已结而成集,请位居参知政事的楼钥第一个为之品题,这时集无定名,但称大编。嘉定间(1215)左右,赵汝谠任湖南转运使时,为戴复古选出130首诗,编成《石屏小集》,刊于湖南,这是第一部编定出版的选集。绍定五年(1232),戴复古收拾散稿,又有了400多篇,袁甫就中摘取百首,附于“小集”之后,戴作了自序,这是《石屏续集》。接着萧泰来又选了《石屏三稿》。后李贾选其近作成《石屏四稿》上卷;端平三年(1236),姚镛另选得60首,成《石屏四稿》下卷。同年九月,戴复古归家途中,路经江西,到渝江尉舍与李贾话別,李贾将上下卷一并入梓,以全其璧。淳祐三年(1243),吴子良为新编的《石屏后集》作序,戴复古的侄孙戴东野为此作诗《石屏后集锓梓敬呈屏翁》,中有“新刊后稿又千首,近日江湖谁有之”。可见此集有诗千首。

综上所述:《石屏小集》130首,《续集》从400首中选出百首,《三稿》亦当百数,《四稿》上下卷也有百余首,《后集》千余首,《五稿》上下卷不详,也当百余,可知戴复古一生作诗近2000首。

石屏诗集传至明弘治十七年(1504),庐州通判马金以其家所得抄本,与石屏十世孙六安学正戴镛家藏板本校对异同,以选家眼光,选出诗918篇,计近古体1卷98首,五言律4卷468首,七言律1卷219首,绝句1卷133首。重加编次,按体裁分为7卷,词25篇,另立1卷,戴敏诗10首录集首,又取镛所藏戴东野诗133首为1卷,其他戴氏诸孙诗97首,计27人,另立1卷,附载于后,合为10卷,定名为《石屏集》。六安州守宋鉴为之刊校,谢铎作序,马金书后,成为定本,通称明弘治本。这个版本是以后明清刻本的祖本。

(二)潘是仁本《四屏诗集》简介

距弘治本出版之百余年后,万历年间潘是仁也编刻了一部《石屏诗集》。

潘是仁字讱叔,新安人,生平无考,只知是明万历间人(万历年号有47年:1573—1619)。他编刻过多种宋元诗歌总集,就在他编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宋元诗四十二种》中就有《石屏诗集》六卷,国家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均有收藏。国图和浙图所藏为丛书本,仅为目录和六卷诗,大体上为一个体裁选作1卷,计372题、453首诗。其中第一卷五言古诗,有诗34题,58首;第二卷七言古诗,有诗28题,29首;第三卷五言律诗,有诗163题,194首;第四卷七言律诗,有诗77题,86首;第五卷有五言绝句4题7首,六言诗1题2首;第六卷七言绝句,有诗65题,79首。没有词作和序跋;北大图书馆藏的为单行本,前有《戴石屏先生小序》,说是“是集得之于贺氏家藏旧本”。该本与弘治十卷本的诗918首相比,收诗仅只一半不到。

(三)弘治本与潘刻本之比较

北大王岚先生(《全宋诗》中戴复古诗整理者)曾将弘治本与潘刻本比较,并推测:“潘刻本不是直接根据弘治本来编选的,不过与弘治本有一定渊源关系,也许潘是仁所得贺氏家藏旧本就是辗转出自弘治本的。但是它作为一个新出的明人选本,尽管编校质量不高,因与弘治本有较大差异,还应当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见《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戴复古集》)其差异处有:“(一)分卷、收诗数量及序次不同,潘刻本卷三五言律诗的编次较弘治本全部错乱。(二)弘治本为同题组诗,而潘刻本仅选录其一。(三)弘治本诗注、原校,有多处不见于潘刻本。(四)经校对潘刻本六卷文字,其异文、缺字多同弘治本,但偶有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以上四者之外笔者还可以补充两点差异:(五)异文不同者有时难分正误。(六)弘治本目录对原诗长题都是摘取其关键词来做成目录,目录上的诗题可以简约地反映出诗篇的内容,而潘刻本则只是简单地摘取诗题的开头几字而不管内容。

现对以上差异处进行分析:

石屏一生作诗二千首,弘治本《石屏诗集》也不是全集,本来也是一个宋明选本,潘刻本作为稍晚的一个选本,他是以自家的眼光和更高的要求来选录诗篇。石屏身在江湖,应酬之作是不少的,现在考察其所选内容,大量削减了应酬之作。如弘治本卷五的一批挽诗,多谀词;迎送之作,如送某某赴某官,都没有实在的内容,删减可以更精炼。也许编者出于控制篇幅的考虑,甚至将原卷五全部删节,戴复古所作五律特别多,达468首,要删除一半,就只能忍痛割爱,而一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基本得到保留,应该说所选详略得当。笔者曾于1993年与人合作选编了一本《石屏诗词三百首》(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当时未见过潘刻本,现在粗略一翻,古风部分所选四十四首,只有七首不一样,竟有百分之八十多重合,可见好诗是不会被错过的。因为是选本,并且作为丛书中的一种,收诗数量减少是必然的,不能算作差异,就是组诗只选录其中一二也是应该的。而潘刻本按体裁分卷也比较合理。就是原诗注、原校多处不见(在入选诗中有戴复古原注34条,还有79条底本校对者作的注,被潘是仁删除原注和底本校注各15条)也只能证明潘是仁选编不够规范,诗注和原校中有许多有用的信息,部分丢失了确实可惜,但也不能以此证明版本差异。考察两者是否同一体系,主要还是看诗篇的排列序次和异文。看潘刻本的序次,各卷各篇均与弘治本几乎完全一样,略有不同处在于A.将弘治本卷一近古体中,切块分出五古和七古,将七古列作卷二,这样体例更严正。而卷中篇序排列两者仍然相同。B.潘刻本卷三五言律中的次序确实不同。但仔细分析其排列次序,还是有规律可循:如果将它先切成五块,从《岁旦族党会拜》到《题新淦》止为A块,对应的是弘治本整个卷三。从《清明感伤》到《黄道士出爻》止为B块,对应的是弘治本卷二。从《寄镇江王子文》到《燕》止为C块,对应弘治本卷四末段。从《泉难》到《湖上》止为D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中段。从《赵端行杜子野》到《访陈复斋》止为E块,对应弘治本卷四上段。这里仅《夜吟呈赵东岩》《感寓二首》《新岁书怀》《侄孙亦龙》这四首不守规律外,其他块中的次序仍是不乱的,不过是将弘治本的块序排列成BAEDC,所以篇序也基本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还是看异文情况。笔者在经过实际逐篇参校后,觉得这两者的异文还是相差不大的,理由有三:一是潘刻本与各本相比一共有异文一143条,其中与弘治本一样而相异于《台州丛书》本的有54条,占三分之一。二是其中弘治本错了而潘刻本也错的就有7条。三是两者都缺字的有3条。可见是错同错、缺同缺、异同异。当然两者不同却俱可通的也有23条,但分析这23条,有三种不同情况:一是同义词异文,像“攀”:潘刻本作“扳”; “竺”:潘刻本作“竹”; “宴集”:潘刻本作“燕集”。二是字形相似错成异文,像“时”:潘刻本作“诗”; “舒”:潘刻本作“野”;“往”:潘刻本作“住”。“晓烟”:潘刻本作“烧烟”。三是差错形成异文,只是两者俱可说通,所以无法直接辨明何正何误,像“黄落”:潘刻本作“黄叶”; “泉南”:潘刻本作“泉难”。因此这些异文是并不能证明其各有出处、自成体系的。而其中有一条是弘治本缺字,潘刻本可补者,这倒是证明两者体系不同的有力证据,但只有孤例,现在也无法考证潘刻本所据来自何处,也许只是来自潘是仁自己作为诗人和出版家的灵感来补字。至于目录的差异也不能证明就是版本的不同,潘刻本改摘其题头数字,可能不仅只图省事而已,使用起来还是按字序摘录比按关键词摘录方便,比如卷三有《壬寅岁旦景明、子渊、君玉携酒与诗为寿,次韵》,弘治本摘为《岁旦谢送酒》,内容是准确反映了,但很难让人觉得这一题目就是那一题,还不如潘刻本直接摘成《壬寅岁旦》,校对时一目了然,不会出错。

综上所述,潘刻本还是应该认定是源自弘治本,两者没有多少差异,不能视为新出的自成系统的刻本。

(四)潘刻本之评价

潘刻本作为明刻本具有一定的版本价值,其中有几点可取之处:一是弘治本没有的缺字而潘刻本有,这是最大的贡献,而且该字四库本也有,可见四库本是参校过潘刻本的。二是潘以选家的眼光,选出了一部分精品,且对一些同题组诗也挑选出其中一两首,这样更有利于广泛的流传。三是在编排上将近古体分为五古和七古,将绝句分为五绝和七绝,并将其单列一卷,又将六言诗单独列为一节,这是可取的,更见严谨。而潘刻本遗憾之处是校对不精,错字有20处。王岚先生认为它“编校质量不高”,的确是如此。再是把底本校注和原注各删除了十五条,十分可惜,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对正确理解诗意很有好处。综观其利弊得失,可以说是瑕瑜互见,所以还是有其存在价值的。

2012年11月作

原载《台州文化学刊》2013第1、2期合刊

卷四　年谱

南宋诗人戴复古年谱

(一)前言

戴复古,南宋江湖诗派名家,一生奔走江湖,结交诗朋酒友,与严羽、刘克庄、方岳、赵师秀等有密切交往,其诗歌在当时受到了很高的评价。要研究南宋诗歌,要研究江西派之后的诗坛,江湖诗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流派,而戴复古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几十年来,学界研究戴复古的生平者不多,1987年发表于《成都大学学报》的拙作《戴复古家世考》是至今能找到的最早论文,后来有张继定先生刊于《浙江学刊》1994年第2期的《戴复古及其作品考辨三题》、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的《新发现的戴复古重要史料及其考证》、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的《戴复古师承陆游考》、刊于《南昌大学学报》2001年第10期的《严羽和戴复古身世行迹诸问题考辨》、刊于《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的《石屏诗编选者及序跋作者考述》,还有我与张继定合作的《戴复古的籍贯是江西修水吗》(见《湛江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龙建春2001年刊于《台州师范学院学报》第1期的《戴复古词部分交游材料补正》,和池太宁2003年刊于《台州师范学院学报》第2期的《戴复古生平与创作》。2003年,四川大学刘丽玲做了硕士论文《戴复古年谱》,对其生平、诗作的年代做了考察。2006年,安徽师大的王开春做了硕士论文《戴复古研究》,主要研究其诗歌理论和文本的解读,其中第三章也简单地做了《戴复古年谱》。

三十年前,书籍稀少,笔者于1985年到杭州孤山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抄了一部《石屏集》回来之后,为了写作毕业论文,我就对戴复古的诗做了系年,想以此来探索他无序的行踪,因为资料太少,只有根据其中的序跋和有年份的诗词作了记录,但已有了基本的框架,据此我写成了《戴复古家世考》一文发表。此后一直跟踪这个课题,陆续积累了不少资料,也写了十几篇论文发表。后来决心做《戴复古全集校注》,开始对每一首诗词都作了考察,使其生平行迹渐趋明晰。后又做了浙江省课题“戴复古集整理点校”,对戴复古的诗词再作深入研究,如此整理了几轮,对原来的诗系年作了大量补充,但还一直未作定稿和发表,主要还是因为不确定的东西太多。近几年,在戴复古故里,陆续发现了一些戴氏的墓志和家谱,于是我又陆续写出并发表了《新出土戴氏家庭墓志与戴复古家世新考》《温岭戴氏来历考》《新发现(戴氏家乘)中戴复古家世和生卒年》等几篇论文,2010年又编出了《戴复古交游人物索引》和《戴氏名录索引》,基础资料的准备已较为丰富。鉴于前人取得的成果中,本人有一些不同看法,因此我在上述这些研究的基础上,从2012年着手重新梳理了相关资料,开始《戴复古年谱》的编撰,对其生平、行迹、诗歌创作年代提出一些自己的观点,希望能为深入研究戴复古的生平作出一点微薄的努力。同时在对戴诗的逐首注释之时发现,《石屏诗集》原编者在结集分卷过程中,并未对谱主按时收录中形成的次序刻意打乱,而是在按体裁区分的基础上,内中还存在着一些同时同体裁排列在一起的团、组,这就为其诗词按时间分年入谱提供了一个新的小小的依据,因此本谱在参考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以一首能确定时、地之诗为中心,考察相邻上下几首,如同地所作,则也视作同时所作收录,以“紧邻”也作为判断年份的一个次要依据。

通观谱主行迹,本谱认为其生平应分为四个阶段:少年居家求学阶段,附近游学娶妻生子阶段,外出漫游阶段,回乡终老阶段。(一)少年居家求学阶段,大约在15岁以前,在家中跟母亲、老师学识字,学诗文的基本知识。(二)大约15岁至31岁,听到先父遗言,立志学诗,至邻县的临海和本县的上珙游学,跟先父之老诗友林宪和徐似道学作诗,讲明句法。并娶妻生子,完成了家庭的组建。(三)外出漫游时期,这一阶段又可分为三次出游。年过三十的谱主,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第一次满怀信心地外出寻师访友,先是至山阴寻访大诗人陆游,学习其爱国主义诗风,使其诗作大有长进。再到文人学士聚居之地临安求发展。但谱主一无功名,二无荫封,辗转数年,不得要领,大约36岁时离开京城,到江西浪游,遇富翁女,留宿三年。或因长兄的去世,他闻讯辞别富翁回乡,而发现发妻已亡。他在家住了半年,娶了续弦。但他不安于居家耕读,于是40岁又外出作二次出游,目的开始转向江淮、镇江前线寻求出路,这时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面对大好河山沦于敌手,激起了他无限的悲愤,于是创作出了一批爱国诗词。同时,在漫游期间与诸多诗人结社唱酬,逐渐播出了诗名。在嘉定十四年他55岁时,诗坛名人赵汝谠为其选诗,编出了一本《石屏小集》,万口称好,于是奠定了他在江湖诗派中的重要地位。接着他以江西为落脚点,长住了一段时间,同时到湖南、湖北、安徽、江苏之间走动,与新朋旧友切磋诗艺,编出了不同阶段的诗集,也得到诗友的品评题跋。直到宝庆三年“江湖诗祸”案发,《江湖集》遭劈板,曾极听读道县,朝廷禁诗,谱主怕诗祸连累及身,绍定元年就回乡避祸,谱主时年62岁。到绍定二年诗禁渐弛,谱主又开始了第三次出游,是年冬,谱主来到福建,再到江西、临安、广东、广西,再折回衡阳,经潭州,再到鄂州,又往东游吴门、扬州,与众多的诗朋酒友交往唱酬,写出大量脍炙人口的诗歌,并与严粲、严羽订交,探讨了诗歌创作理论问题,以《论诗十绝》的形式记录下了他对诗歌创作的经验和主张。至嘉熙二年,年已七十,再由儿子从扬州接回家乡,从而结束了四十年的漫游生涯。(四)最后十年是回乡终老阶段,由于得到了一笔安家之资,他过起了安乐富足的晚年生活,日与侄、孙辈登山临水、饮酒赋诗,诗笔仍健,留下了百余首诗词。纵观其一生,足迹遍及南半个中国,饱览了神州大地的壮丽河山,也亲历了政治腐败、官场虚伪,和人情的冷暖,丰富多采的生活经历给他的诗词创作带来了丰富的养料,最终使他成为南宋江湖诗派中杰出的代表。

本谱着重对谱主的生平事迹、交游状况和创作年代作了考察。为区别于前人之年谱,本谱特冠名为《南宋诗人戴复古年谱》。谱中对刘丽玲之年谱资料多有引用,因年谱体例所限,不便一一注出,谨此致谢。因研究资料的缺乏和本人学识所限,本谱当存在不少缺点和疏漏,也难免有“郢书燕说”之处,望各大方家有以正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