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小说中的『闲人』群体

“砭锢弊常取类型”，这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一大特色。笔者以鲁迅笔下经常出现的“闲人”一词，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环绕主要人物活动的其他人物类型，并将这一大的人物类型命名为“闲人”群体。通过梳理和归纳“闲人”群体的具体范围和精神特质，来阐释“闲人”群体的塑造与鲁迅“立人”思想的表达之间存在的互证关系。

众所周知，改造国民性，这是鲁迅前期的基本指导思想。这种思想，既表现在他的小说中，也反映在他的杂文里。就小说而言，既体现在主要人物身上，也体现在环绕着主要人物活动的次要人物身上。许多研究者在探讨鲁迅小说中关于改造国民性这一深刻思想内涵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一点，即鲁迅小说中许多看来不大重要的人物，对表现主人公性格，反映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却把太多的精力用在对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的分析、评论上。虽然某一孤立、单个的、有名的甚至无名的次要人物形象，看起来似乎无足轻重，无关紧要，但作为一个群体看待，其类型意义、背景作用就很难忽视。比如围绕阿Q活动的假洋鬼子、地保、小D、王胡以及其他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作为群体背景，对暴露国民性弱点同样不可或缺，不厘清这些人物群体，单靠孤立地分析和解读阿Q这一典型性格，所得出的结论是有偏颇的。只要稍加留心即会发现，鲁迅是很重视这些次要人物群体在作品中的地位的，他的小说中的主要篇目里都勾勒了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群体的面相。如《祝福》里鲁迅塑造了祥林嫂这一典型人物，也写了构成祥林嫂活动的背景、环境的一些次要人物柳妈、魏老婆子等。《孔乙己》中既写了孔乙己，也写了和孔乙己悲剧性格有关的酒店里的其他一些人。《阿Q正传》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在这部作品中，鲁迅用“闲人”这样的字眼来称谓活动在阿Q周围的一些次要人物，告诉人们在未庄闲人多，未庄是个闲人社会。用“闲人”一词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这些次要人物，是再合适不过的。这样，这个大的次要人物群体即可称为“闲人”群体。那么“闲人”群体的具体范围、精神特质以及在鲁迅小说中所处的地位，所表露的思想意义是什么呢？这正是笔者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 “闲人”群体的划分

综合考察鲁迅小说中的“闲人”群体就会发现，鲁迅经常称之为“吃人的人”“听着的人”“说话的人”“看客”“喝采的人”等，这无疑是从他们的动作行为、活动规律来说的。从“闲人”群体的活动场所和范围来看，他们大都是在未庄、鲁镇、S城等地的酒店、茶馆、赌摊、刑场、街上或临河的土场出入；从“闲人”的年龄结构来看，则有老年人、中年人、二十多岁的人，还有小孩子；从“闲人”的职业和身份看，有识字的人，有帮工、农民，有狱卒、刽子手，有小市民，也不乏游手好闲之徒。据此可以大概看出“闲人”群体的范围和类型。鲁迅小说中除主要人物外，凡与主要人物有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构成主要人物活动的社会环境和舆论背景的次要人物，均可划在“闲人”范围之内。在这个范围内，无论身份如何不同，经历怎样互异，均可分作两种类型，即帮闲和庸众。

二 “闲人”群体的形象特质

“闲人”，单从字面上讲，即无所事事的人或游手好闲之徒，这样理解显然有点望文生义，失之肤浅，虽然“闲人”里不乏游手好闲之徒。对“闲人”形象特质的更深层的理解、更总体的把握，笔者认为应该是这样的：无论有名个体，还是无名群体，只要能够深刻反映当时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状态（不相通，不相爱，幸灾乐祸，冷酷无情等），体现当时国民共有的劣根性（愚昧、麻木、奴性等），就具备“闲人”群体的共同特质。当然不同类型的闲人有其不同的个性特质。

（一）帮闲

鲁迅小说中，写了许多封建统治者的基层代表人物（赵太爷、鲁四等）；也写了一些依附于统治者的帮闲人物如康大叔、夏三爷（《药》），赵贵翁，二十左右的人（《狂人日记》），假洋鬼子、地保（《阿Q正传》），方头，阔亭（《长明灯》）等。对于帮闲，鲁迅曾有论述，他说：“帮闲，在忙的时候就是帮忙，倘若主子忙于行凶作恶，那自然也就是帮凶，可是他的帮法，是在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的。”^[1]这段话，很能说明帮闲的特征，即帮闲具有帮忙和帮凶两种职能。有时帮凶，充当统治者的“屠户”；有时帮忙，“将屠户的凶残化为一笑”。^[2]在行动上帮凶，充当维持治安的“刽子手和皂隶”；^[3]在理论上帮忙，为其帮凶行为辩护，掩盖其血腥气。

《狂人日记》中的大哥、赵贵翁、二十岁左右的人都参与了吃人的阴谋，但却竭力掩饰并为其罪恶行为找根据。当狂人问“二十左右的人”“吃人的事，对么？”他狡辩说：“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并极力否认：“没有的事。”当狂人举出狼子村吃人的例子时，他又说：“从来如此。”狂人进一步问：“从来如此便对么？”他理屈词穷，反问狂人“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即不能揭露吃人事实，揭露就是错误。康大叔（《药》）竟以出卖人血馒头当众自傲，并咒骂革命者夏瑜：“这小子也真不成东西，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这句话活画出一幅统治者的鹰犬、奴才的嘴脸。红眼睛阿义和夏三爷没有出场，但从康大叔的谈话里知道，夏三爷为了不使自家“满门抄斩”，充当了“乖角儿”去告密，致使夏瑜被捕，牢头阿义为了私利去盘问底细，无利可图便毒打夏瑜。一个暗中“告官”，一个明火执仗，其行为方式不同，但凶残狡诈的帮闲性格一样。《阿Q正传》里，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并打他，地保非但不同情，反训斥阿Q一番并盘剥了二百文酒钱。阿Q与吴妈事发遭打，又是地保找到阿Q，进门先教训一通：“阿Q，你的妈妈的……简直是造反……”并要阿Q向赵府赔罪，又加倍要了阿Q四百文酒钱。这种帮凶行为，确如鲁迅所说，是一种“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4]的叭儿狗性格。至于假洋鬼子与封建旧绅“咸与维新”不准阿Q革命，并把阿Q送上断头台，虽然“在血案中没有血迹，也没有血腥气”，但起到了助其封建主子肆虐的作用。阔亭、方头（《长明灯》）们，则是反动保守势力的卫护者。他们配合其主子，或帮忙，或帮凶，千方百计阻挠“疯子”吹灭象征封建统治的长明灯。鲁迅对于这些统治阶级的帮闲人物是深恶痛绝的。他说：“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们的意志和使命，叭儿狗往往比他的主子更严厉。”^[5]由此可见，媚上压下，这是帮闲的行为准则和处世态度；凶残狡诈，是其性格特征；卑鄙无耻，是其心理世界。他们有着“狮子似的凶心，兔子似的怯弱，狐狸的狡猾”。^[6]

（二）庸众（看客、论客、听者）

这是一个比帮闲们庞大得多的群体，是“闲人”群体的主要部分。鲁迅小说的主要篇目里几乎都有一些看热闹、看打斗、看杀头的无聊看客，总是有一些无聊论客的评论，一些无聊的听众瘟头瘟脑地去听。看客、论客、听众，构成庸众的全体。

鲁迅怀着沉痛愤激的心情，写了这许许多多“病态社会中的不幸的人们”。^[7]通过典型的概括，形象地指出，在封建专制统治下，他们不仅肉体已经“萎黄、枯死了，象压在大石底下地草一样”，^[8]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共同被“压在大石底下”的人们之间“各有一道高墙将各个分离，使大家的心无从相印”，“使一个人不会感到别人精神上的痛苦”，^[9]而导致了精神上的枯萎。他们已经形成了愚昧麻木、冷漠奴性的病态心理结构。鲁迅通过对这些庸众的病态心理的描绘和麻木灵魂的剖析，完整地反映了中国人的奴隶生活史和奴性心态史。

在咸亨酒店，孔乙己的窃书、落第、挨打、惨死常被看客、论客们嘲笑。在未庄，闲人们不放过一次取笑、耍弄阿Q的机会，直到阿Q被游街杀头时，连吴妈也毫无怜悯地夹在人群中看热闹。在鲁镇，祥林嫂的遭遇竟被人们带着“又冷又尖”的“笑影”“咀嚼鉴赏了许多天”。他们都是不幸者，却对与自己相同命运的人袖手旁观、幸灾乐祸，这是怎样的冷漠无情。鲁迅说：“暴君的臣民，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头上，他却看着高兴，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痛苦做赏玩，做安慰”，^[10]正道中了这些闲人论客们的心理特质。

由于这种互不相通，冷漠无情，使得这些庸众精神极其空虚，只要有热闹，马上就看；只要有新闻，马上去听；看了听了之后，作为饭后的谈资，以无聊的行为填补空虚的灵魂。未庄的闲人看阿Q调戏小尼姑，看阿Q与小D斗殴，听阿Q讲杀头好看，听假洋鬼子讲“No”；甚至在阿Q被绑赴刑场的路上，许多“蚂蚁似的”“张着嘴的看客”还跟着叫好喝彩。看完后又“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药》里，许多人在看革命者就义时“颈部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向上提着”。看过之后，无知的论客竟毫无感触地在茶馆里谈笑风生，这是怎样的愚昧麻木。《孤独者》里“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并准备“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使他们有戏可看。《肥皂》中，一些全无心肝的人对女乞不但“毫无敬意”，“反倒去打趣”。《示众》里，“首善之区”的“一条马路上”，早“围满了大半圈看客”，“伸长脖子”，嘴张得像死鲈鱼一样等着看杀人；秃头连“电杆上贴着的红牌上的四个白字”也觉得很有趣；胖大汉竟以看“狗肚皮的一起一伏”为享受，这又是怎样的空虚无聊。鲁迅曾说，连猴子“耍一通刀枪，骑羊跑几圈”那样无聊的把戏，“也总有人看”，戏法完了，“看客们也就呆头呆脑的走散”。^[11]这正是庸众们空虚麻木的灵魂世界的活写真。

俗话说，会看戏的看门道，不会看戏的看热闹。这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庸众，是只会看热闹而不会看门道的。愈看不出门道，就愈愚昧麻木，空虚无聊。本想看别人的好看，“自己的本领只是幸免”，^[12]最后也终将被示众，成为别人好看的材料。“死的说啊呀，活的高兴着”^[13]的悲剧不断重复着。

在这种病态的心理支配下，平凡百姓的心灵被严重扭曲、毒化。上面说过，他们一味看、听、谈、笑，很少思考，即使思考，也像阿Q一样“样样合于圣经贤传”，即在某种程度上自觉不自觉地接受封建正统观念，有意无意地帮助统治者说话，把他们看得高人一筹，对他们盲目服从，无端恐惧。在行动上，为求不开罪于统治者就事事小心，明哲保身，必要时牺牲别人，自己幸免。因此，就形成了崇尚强权，野蛮，怕官畏上，巧滑势利的奴性心理和顺民思想，这是庸众的另一特质。

孔乙己被举人打断了腿，一个喝彩的人却说他“自己发昏，竟偷到举人家里去了”。八一嫂说了几句真话，被赵七爷一顿“丈八蛇矛”的胡扯吓跑了，众人却“怪八一嫂多事”。统治者害怕吹灭象征其威仪的长明灯，无知的群众竟也害怕且跟着嚷嚷。真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不仅如此，顺民思想还造成国人崇尚强权，唯统治者马首是瞻的奴性心理。赵太爷不许阿Q姓赵，并打了阿Q，而“知道的人都说阿Q太荒唐，自己去招打；他大约未必真姓赵，即使真姓赵，有赵太爷在这里，也不该如此胡说的”，“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康大叔说夏瑜“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一个二十多岁的人很现出气愤模样，说：“啊呀，那还了得。”谈到阿义打夏瑜时驼背忽然高兴起来：“义哥是一手好拳棒，这两下子一定够他受用了。”花白胡子竟说：“打了这东西，有什么可怜呢？”当康大叔解释说是“阿义可怜”时，听的人的眼光忽然有些板滞，半天花白胡子等人才恍然大悟似的说：“阿义可怜，疯话，简直是疯了。”这真是彻头彻尾驯服于统治者的奴才主义逻辑。在顺民思想支配下，庸众们又是巧滑势利的，未庄人在不同场合对阿Q的不同态度即是证明。几个旁听者因阿Q说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而“肃然起敬”；及至阿Q挨了赵太爷的耳光，人们却说阿Q“自己招打”，“不该胡说”。阿Q和吴妈事发，未庄的女人大都小瞧他，不理他，连“将近五十岁的邹七嫂也跟着别人乱钻”。但当阿Q从城里回来，显得有点阔了，人们马上又“疑而且敬”，使阿Q得了“新敬畏”。昔日欺侮他的王胡和别的闲人在听阿Q讲杀头好看后，竟“瘟头瘟脑的许多日，并且再不敢去近阿Q身边”。不消说闺中人见了不躲，邹七嫂还买了阿Q的绸裙呢。革命时，阿Q的一声“造反了”的叫喊，使包括赵太爷在内的未庄人都用“惊惧的，可怜的眼光”看着他。不准革命时，阿Q又备受冷落。又如对七斤的态度，当赵七爷声色俱厉地说没有辫子就犯皇法就将杀头时，七斤嫂骂他，村人们回避他；当皇帝不做龙庭时，七斤嫂又都给他以“相当的尊敬，相当的待遇了”。这种巧滑势利，正是奴性心理的一个表现形式。

由上分析，可以看出这些庸众们心理的愚昧麻木，灵魂的空虚无聊，性格的冷漠无情，处世的滑巧势利，奴性十足。

三 “闲人”群体在鲁迅小说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闲人群体的塑造体现了鲁迅的创作意图和一贯思想即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它是鲁迅研究、探索国民弱点的一个重要轨迹。众所周知，早在日本留学时，鲁迅看到了“体质和精神都已硬化了的人民”^[14]都“显出麻木的神情”去“赏鉴这示众的盛举”，^[15]就痛感到“必须改变他们的精神”，否则，尽管他们“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16]他认为文艺最能改变精神，所以在小说中他试图解答这样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17]当然，在作品中，鲁迅并没有也不必要回答什么是理想的人性，但他通过“闲人”群体的塑造，揭示了国民劣根性的众多侧面（愚昧、冷漠、空虚、奴性等），指出了造成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告诉人们，国民弱点害人害己为理想人性所不取，不揭露并肃清之，是不可能出现理想的人性的。正因如此，鲁迅剖析了“闲人”群体共有的病态心理和畸形性格。他指出，阿Q的被杀固然可悲，更可悲可怕的是看客们围观时的“狼的眼睛”，是吴妈无动于衷、欣羡出神地望着洋枪洋炮的麻木神情；夏瑜的就义固然可悲，更可悲的是华老栓买人血馒头，是茶客们的谈笑风生；祥林嫂的遭遇固然可悲，更可悲的是幸灾乐祸的人们。他们都是办人肉酒席的厨师的砧上鱼肉，已属可悲，更可悲的是他们毫无感触，愚昧麻木，有时竟附和为虎作伥的帮闲及其主子。所以鲁迅认为，要改造国民性必须首先“要除去世上害人害己的昏迷和强暴……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18]这就是鲁迅塑造“闲人”群体的意图。当然，鲁迅的这种意图，取决于他对“闲人”群体所持的态度。

对帮闲的痛恨、憎恶，对庸众的态度可联系鲁迅当时的思想来说明。鲁迅前期的主导思想是进化论，主张“任个人而排众数”，^[19]“对庸众宣战”。^[20]认为唤醒庸众要靠英哲、超人的启蒙。鲁迅的创作是“听将令”，^[21]“与前驱者取同一步调的”。^[22]前驱者（英哲、超人）“寄意寒星荃不察”，^[23]反被庸众嘲讽，不理解，不同情，肯定要产生激愤、痛心、怒其不争的心情。为了“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24]鲁迅肯定会采取与觉醒者同样的态度。不仅小说这样，就是在他的前期杂文中，也是同样的态度。针对群众的麻木不醒，冷漠无情，他说：“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毂，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办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25]同年写的《复仇》（一）就是因为痛心社会上旁观者之多而写的。其他杂文也时有流露。当然，鲁迅也看到了他们身上的优点，他暴露其弱点，不只是怒其不争，也有促其猛醒，“引起疗救的注意”^[26]的意思。只不过由于进化论思想的局限，他过分夸大了群众的落后面，而愤激地称之为“庸众”。到了鲁迅思想有了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以后，对庸众的麻木根性仍然痛心而愤激。不过此时他已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优点，而称赞他们是“中国的脊梁”。^[27]

第二，“闲人”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活动方式及场所构成了鲁迅小说中典型人物赖以存在、活动的典型环境和时代背景。鲁迅深知典型环境尤其是典型的社会环境对表现典型人物的重要作用，所以他把主要人物置于这些由帮闲和庸众等构成的阴森冷酷、保守凝滞的大的社会关系网中，突现了觉醒和不幸的主人公与麻木、冷酷的环境的严重对立以及最终为这个环境所淹没、吞噬的残酷现实和悲剧性格。这个环境是一个大酱缸，“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28]里面是帮闲、庸众、赵家的狗，充满了愚昧麻木、冷酷无情等霉菌，“难见真的人”，^[29]也容不得“真的人”。“真的人”只能成为《在酒楼上》的《孤独者》，一旦落入这个酱缸，就会被这些酱缸蛆们扼制、攻击而窒息，或成为“疯子”“狂人”。这种环境窒息人的历史越长，国民劣根性的积淀越深，革命者和人民群众的悲剧就越多。鲁迅先生指出，“闲人”群体所构成的令人窒息的社会环境，不仅使不幸者更不幸，觉醒者愈孤立，从而失去“真的猛士”，^[30]更可怕的是，没有“真的猛士”之后，这麻木的国度依然麻木，这吃人的现实依然存在，这正是国民劣根性的顽固性、危害性。所以，要改造国民性，必须首先改变这环境，即启迪人们，唤醒庸众，扫除吃人者及帮凶。

第三，在近现代小说史上，全面系统、有目的有意识地在众多小说中描绘了这样一个大的社会群体并具有如此深刻的思想意义和艺术功力，鲁迅是第一次，也是成就最高的一个。

近代小说，单就以暴露清政府官场黑暗的小说而言，描写帮闲人物的有之，描写庸众的小说有之。如《文明小史》（李伯元）中在茶馆里高谈阔论“妇女解放”的刘学深、魏榜贤等一群所谓维新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吴趼人）中的胸无点墨却到处卖弄炫耀的洋场才子，斗方名士，以及医卜星象，三教九流；《孽海花》中的卑劣腐朽的官僚名士，等等。

这些人物与鲁迅笔下的“闲人”群体相比，有许多不可企及的地方。一是作者没有把他们当作一个大的人物群体来描写。二是描述时的艺术功力不够，“失之张皇，时或伤于溢恶，言违真实……”^[31]三是没有表现出积极深刻的主题。虽然这些小说家想以“新小说”而“新民”，“开民智”，^[32]但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立场，使得他们的“开民智”只不过是为封建社会补残。梁启超说：“即今日欲开民智，开绅智，而假于官力者，尚不知凡几也。故开官智又为万事之起点。”^[33]刘鹗的《老残游记》有一章即是明证。他把当时的中国比作一只在惊涛骇浪中行驶的破船，船上的人有四类：管帆掌舵者（清朝统治者）、水手（下级官吏）、演说者（宣传民族革命的民主革命者）、乘客（一般庸众）。他虽然批判了水手的搜刮钱财，但对演说者鼓动乘客大加诬蔑，称之为叫别人流血的“英雄”，是翻船的“罪魁”；对乘客则指责他们赞成革命为“不懂事”，被人“利用”；而认为“掌舵者”是诚心诚意，并没有错。表明其寄希望于统治者的反动一面。鲁迅塑造“闲人”群体的主旨是“立人”，是通过先哲唤醒庸众起来推翻统治者，摆脱奴隶地位。与他们的寄希望君主、好官，仇视革命根本对立。当然，鲁迅对“闲人”的成分的认识不甚清晰，如他说：“……外人不足责，而本国的别的灰冷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也都于事后嘲笑，实在是无耻而且昏庸。”这里的民众，有权者、袖手旁观者，包括各色人等，是从民族性角度来说，忽视了其具体的阶层和阶级成分。尽管如此，在近现代小说史上，鲁迅仍然是运用进化论的思想武器解剖国民性取得成就最高的人。从这一点上说，鲁迅是近代小说的彻底变革者。鲁迅对“闲人”群体的塑造，其成就远远高于同时代塑造同类人物的小说家，并对后来小说家影响很大。这已被现代文学发展史所证明，许多评论家对此都有精彩评估。从这一点上说，鲁迅又不愧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不仅如此，“闲人”群体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生态，所反映出来的世道人心，即使在当代中国，也没有绝迹，不仅没有绝迹，而且惊人相似，不仅惊人相似，而且变本加厉。“闲人”是不是还“闲”，“立人”是不是已“立”，仍然是一个困扰着我们的严峻问题。

[1] 鲁迅：《准风月谈·帮闲法发隐》，《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72页。

[2] 鲁迅：《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67页。

[3] 鲁迅：《三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59页。

[4] 鲁迅：《二心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46页。

[5] 鲁迅：《而已集·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32页。

[6]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27页。

[7] 鲁迅：《南腔北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2页。

[8] 鲁迅：《集中集·俄文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传》，《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2页。

[9] 鲁迅：《集中集·俄文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传》，《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81页。

[10] 鲁迅：《热风·随感录·暴君的臣民》，《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11] 鲁迅：《伪自由书·现代史》，《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90页。

[12]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13] 鲁迅：《热风·随感录六十五》，《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66页。

[14] 鲁迅：《二心集·习惯与改革》，《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23页。

[15]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6页。

[16]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7页。

[17] 鲁迅：《怀亡友鲁迅》，《我所认识的鲁迅》，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第8页。

[18] 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25页。

[19] 鲁迅：《坟·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6页。

[20] 鲁迅：《热风·三十八》，《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311页。

[2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

[22] 鲁迅：《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55页。

[23] 鲁迅：《自题小像》，《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23页。

[24]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19页。

[25] 鲁迅：《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63页。

[26] 鲁迅：《南腔北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512页。

[27] 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18页。

[28]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27页。

[29] 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432页。

[30] 鲁迅：《华盖集续编·纪念刘和珍君》，《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74页。

[31]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286页。

[32] 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载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图光社，1953，第551～558页。

[33] 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载翦伯赞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2册，神州图光社，1953，第556页。